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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明的源头——希腊文化

[日期: 2008-01-31 ] 来源: 天涯   作者: 务虚真人 [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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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爱 琴 文 明 
                        早期居民和向文明的过渡
  
    希腊爱琴地区很早就有人类活动。在北希腊的卡尔息狄斯地区曾发现早期人类头骨,有的学者认为属于尼人类型。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散见于希腊半岛。南希腊阿哥利斯地区的弗朗克提洞穴中有约公元前7000年的中石器时代遗址,居民捕捉海鱼,并使用黑曜石制作的石器。新石器时代的居住地分布于希腊本土和爱琴海诸岛,最早的时间可推至公元前6000年前,著名的遗址有马其顿的新尼可米底亚、色萨利的塞斯克罗和克里特的克诺索斯等。新石器时代各处居民的生活方式大致相同,种植大麦、小麦和豆类作物,驯养绵羊、山羊、猪等家畜,崇拜象征丰产的泥塑女神像。农业技术大概从西亚通过小亚半岛由海陆两方面传来,可能伴以农业移民。值得注意的是,希腊缺乏坚硬的燧石,新石器文化各处居民多以黑曜石制造具有较锋利边缘的石器,而黑曜石只产于基克拉迪斯群岛的米洛斯岛。这说明早在公元前6000—7000年间,爱琴海上就开始了互通有无的往来。
    公元前3000年代初,希腊爱琴地区进入早期青铜时代。公元前2000年代则为中、晚期青铜时代,先在克里特、后在希腊半岛出现了最早的文明和国家,统称爱琴文明。自此,古代希腊的历史大致分为五个阶段:(1)爱琴文明或克里特、迈锡尼文明时代(公元前20—12世纪);(2)荷马时代(公元前11世纪—9世纪);(3)古风时代(公元前8—6世纪);(4)古典时代(公元前5—4世纪中期);(5)希腊化时代(公元前4世纪晚期—公元前34年)。
    爱琴地区的早期青铜时代最初实际上为铜石并用时代,铜器并不多。金属冶炼技术大概与农业种植一样,来自东方。公元前2500—2200年间,爱琴地区的社会面貌发生较大变化。金属器逐渐增多,人口明显增长,爱琴海上贸易交通较前更为频繁,靠近海的地方出现了较大的建筑物和城防设施。这一切反映出物质财富正在增加,社会分工和社会结构开始复杂起来,出现了向文明过渡的迹象。基克拉迪斯群岛是由小亚运铜等金属原料通往希腊半岛的要道,其早期青铜文化在爱琴地区居领先地位。那里出土的大理石“大地母神”偶像和奏琴吹笛者人像古朴传神,开后来希腊大理石雕刻艺术的先河。
    希腊爱琴地区的早期居民不是希腊人,古代希腊作家称他们为皮拉斯吉人、勒勒吉人和卡利亚人。爱琴地区有不少地名以nth、ss为词尾,如希腊半岛的科林斯、克里特岛的克诺索斯和小亚西岸的哈利卡纳苏斯等。从语言学来说,这种词尾非希腊语所有,从而说明爱琴地区的原先居民不是希腊人。学者们称之为地中海民族,他们与小亚细亚半岛的居民大概有较多的关系。公元前2500年后,一批属于印欧语系的操希腊语的人大约从多瑙河流域来到马其顿等地,其中一部分在公元前3000年代末分批进入中、南希腊,与当地居民混合而成为希腊人。
  克里特城市国家的兴起 克里特最早的新石器文化遗址约始于公元前6000年,以后发展较平稳,居民多居洞穴中。公元前2500年后,铜器、青铜器逐渐增多,匕首占很大比重。冶金术大概由小亚和基克拉迪斯群岛传来。石瓶、印章、黄金饰物的制作引人注目。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导致进一步的劳动分工、商品交换和社会分化。从大量的私人印章、豪华的金银首饰和东克里特发现的大型L形建筑来看,在公元前3000年代末,私有制和贫富分化已相当发展。
    克里特文化深受西亚的薰陶,也有埃及的影响。公元前2500年左右,有来自北非的移民迁至南克里特,与当地居民相混合。从埃及输入了蓝釉陶珠、彩瓶、象牙和装饰品。但克里特文化从一开始就不是对外来文化的复制和模仿,而是加以吸收改造,逐步形成自己的风格。
    约公元前2000年,克里特出现了最初的国家。克里特文明的最大特征是宫殿的修筑,每个城市国家多围绕王宫而形成,宫廷是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克里特易发生地震,由于天灾人祸,各地王宫多遭到过破坏和进行重建。学者们根据这一特点将克里特文化的发展分成前王宫时期(约公元前3000年代)、古王宫时期(约公元前2000—1700年)、新王宫时期(约公元前1700—1450或1380年)和后王宫时期(约公元前1450或1380—1100年)。
    古王宫时期是克里特文明的形成和初步发展期。从发现的遗址看,最初的国家主要兴起于克里特岛的中部和东部地区,有克诺索斯、法埃斯特、马里亚、古尔尼亚、菲拉卡斯特罗和札克罗等。其中以克里特岛中部北岸的克诺索斯和中部南岸的法埃斯特最强盛,各为较大的城市,并拥有海港。两者之间有道路相通,纵贯克里特岛。在古王宫末期,大概克诺索斯已统一全岛。按希腊神话克里特岛有米诺斯王的传说,学者们遂称克诺索斯的王朝为米诺斯王朝,克里特文化亦名米诺斯文明。克里特此时出现了欧洲地区最早的文字,初呈图形,后字体逐渐简化为线形,向音节符号演进,人称线形文字A,至今仍未被释读,大概非希腊语。
    克里特岛林木茂密,东部平原适于农耕,农业以种植谷物、橄榄、葡萄为主,粮食而外,橄榄油和葡萄酒也是出产的大宗,王宫皆特置贮藏室以巨瓮存储油和酒,往往库房连接成行,瓮缸数以千百计,可见油、酒在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克里特在经济发展方面的主要成就还有工商业和航海贸易。它的手工产品以精巧秀丽著称,铜器和金银制作的日用品和工艺品皆相当精美。陶器尤为杰出,古王宫时期生产的一种称为卡马雷斯的彩陶,秀巧可爱,彩绘优雅,被公认为古代世界最精美的彩陶。它的造船业也很发达,商船来往地中海各地,还有相当数量的海军舰只,成为各城市的主要防卫力量,因此克里特的城市和王宫都不设置厚墙高垒,与其他古代文明之重视城防建筑完全异趣。克里特以其农工产品和地中海各地广作贸易,和埃及的联系尤为密切,所用黄金、象牙、皂石印章和高级奢侈品大都得自埃及。在古王宫时期,埃及中王国第12王朝的文物曾流传于克里特,埃及影响亦普见于爱琴文明的各方面。工商业和海运的发达进一步促进城市的兴旺,这是和日后的希腊文明共有的特色。但克里特一开始便以王宫为政治中心,统一后王权更有加强,王宫建筑越来越富丽豪华,表明它的城市是王朝统治的中心,这是它和日后希腊奉行共和政治的城市国家的一个最大的差别。
  
    克里特文明的繁荣 新王宫时期是克里特文明的繁荣期。此时克诺索斯的米诺斯王朝不仅统治克里特岛,还包括基克拉迪斯群岛,米诺斯的商站和殖民点则遍及整个爱琴海地区,东可达罗德斯岛和小亚的米利都,西北及于希腊本土的迈锡尼、雅典和底比斯,最西可达意大利的利巴拉群岛。此外,克里特和埃及的联系也更为密切,埃及第18王朝宰相列赫米拉墓中有壁画表现克里特使节奉献方物,题词称“海中诸岛及克夫提乌大君和平抵达”,表明克里特已和埃及建立友好关系,商业交往更趋频繁。海外商业的发达和海军的强大使米诺斯王朝建立了海上霸权,被日后的希腊人传为美谈。古希腊史家希罗多德在《历史》中称米诺斯为海上统治者,说他“是一个征服了许多土地并且是一个在战争中经常取得成功的国王”。修昔的底斯则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指出:“根据传说,米诺斯是第一个组织海军的人,他控制现在希腊海的大部份。”米诺斯海上霸权的意义就在于它控制了东部地中海的海运贸易网,它的势力范围形成了一个以克里特为中心,东达罗德斯岛、西连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环形带,这些地区和更远的欧洲内陆作为待发展地区都迫切需要和地中海东岸的文明古国、特别是当时最富裕的埃及进行交往,而克里特控制的环形带正好处于两者之间,各方海运皆受其节制,从而使它得以撷取欧、亚、非三大洲的资源。
    克里特首都克诺索斯这时已有8万人口,加上海港,当在10万以上,足可称为地中海上最大城市。它的王宫是克里特文明最伟大的创造,这里不仅是米诺斯王朝的政治、宗教和文化中心,也是经济中心,因为宫中有众多的库房、作坊、存放经济档案的办公室和征收税款的机关。实际上,目前所知有关克里特文明的考古资料,有一半以上都来自这座王宫。新王宫时期,此宫曾多次遭到破坏(可能和地震有关),但每次破坏后都修造得更为宏伟富丽,最后落成的王宫是一组围绕中央庭院的多层楼房建筑群,面积达2.2万平方米,宫内厅堂房间总数在1500间以上,楼层密接,梯道走廊曲折复杂,厅堂错落,天井众多,布置不求对称,出奇制巧,外人难觅其究竟,因此古希腊神话传说中誉之为“迷宫”。现在王宫遗址已得到充分发掘和部份复原,其建筑总体呈长方形,按米诺斯宫室的通例,四周不设围墙望楼,全宫以长方形中央庭院为中心(长60、宽30米),倚山而建,地势西高东低,因此庭院以西楼房有两三层,以东楼房则有四五层,从东麓远望王宫,但见层楼高耸,门窗敝廊参差罗列,其景观为古代王宫所罕见。庭院西面楼房主要用于办公集会、祭祀和库存财物,东面楼房则是寝宫、客厅、学校与作坊。各层各处都有楼梯相连,尤以庭院东面的中央大楼梯最为宏伟,它有天井取光,三面构成柱廊,梯道宽阔,彩绘艳丽,被誉为王宫建筑最杰出的纪念物。其旁之双斧大厅分内外两室,以折叠门扇相隔,冬可保暖夏可通风,显示米诺斯建筑的灵巧。厅旁的王后寝宫则是一套典型的米诺斯豪华住房,内壁绘有海豚戏水的壁画,优美雅致,相连小间有浴室和冲水厕所,这种卫生设备在古代是独一无二的。和建筑的高度水平相仿,王宫各处的壁画也是古代艺术的上乘之作,显示了克里特文明注重灵巧秀逸的特色,和东方各国的威严沉重有别。
    由于克里特的线形文字A犹未释读成功,我们对其政治历史和社会结构知之不多,但可肯定克里特文明的创造者和日后的希腊人不是同一种族;此外,米诺斯王朝统治无疑奴役大量奴隶和农民,与古代东方各国相似。近年还发现克里特保留着以人作牺牲祭神的习俗,反映其社会的奴隶制实质。公元前1450年左右,操希腊语的人占领了克诺索斯王宫,标志克里特文明的衰落。从此以后,爱琴文明的中心便转移到希腊本土的迈锡尼地区了。
  
    迈锡尼文明的兴起和繁荣 迈锡尼人和克里特的米诺斯人不是同一民族,他们的语言属印欧语系,是从欧洲内陆由北而南进入希腊的。迈锡尼人是希腊人中最早到来的一支,约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定居于伯罗奔尼撒半岛。此时克里特已建立米诺斯文明,希腊本土的迈锡尼人则比较落后,虽已进入铜器时代,犹未建立国家,因此他们是在克里特直接影响下逐渐向文明过渡,到公元前1600年才称王立国。这时的王朝按考古发掘的资料而称之为竖井墓王朝,约持续百余年,到公元前1500年后为圆顶墓王朝取代。
    竖井墓王朝的主要文物是发现于迈锡尼城堡内外的两座墓园。园内有众多王族墓葬,内藏丰富的金银陪葬品,其数量之多为世所罕见(仅其中一墓穴即有870件之多)。工艺水平也很高,其中大多数为克里特产品,也有来自埃及和小亚、叙利亚等地的。这说明迈锡尼王族和贵族可能曾以雇佣兵头领的身份服务于克里特和埃及等地。随着与海外先进文明地区交往的密切,迈锡尼的经济与文化迅速发展起来,国力日强。到圆顶墓王朝时期,它便从尾随于克里特之后而转为可与之抗衡的强国了。圆顶墓不像竖井墓那样只在地下构筑简单的竖穴墓室,而是在地面凿岩和砌石筑成圆形墓室,前有墓道,上覆高冢,室内以叠涩法砌成圆锥状屋顶,形如蜂巢,故又称蜂巢墓。构筑这类陵墓需要较高的石砌工程技术,它的形制虽源自克里特,在迈锡尼却规模益趋宏大。现存最大的一座圆顶墓内高13.2米,墓门高10米,门内过道以一块重达120吨的巨石为盖,可见其工程的艰巨。
    迈锡尼文明在充分吸收克里特文明的同时,也具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如城堡坚固、陆战力强,喜用马拉战车,尚武精神突出等等。它作为爱琴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蒸蒸日上,有取代克里特而后来居上之势。到公元前1450年,迈锡尼人可能通过联姻继承等和平方式,得以入主克诺索斯王宫,这是迈锡尼文明发展的关键一步。迈锡尼统治克里特后,既承袭了克里特掌握的爱琴海商业贸易网的控制权,也全面吸收了克里特文明的遗产。克里特原有的线形文字,现在被用来书写迈锡尼语言,形成了迈锡尼线形文字(学术界通称前者为线形文A,后者为线形文B)。此后从公元前1400—1200年,迈锡尼达到其文明的盛期。 
  
    迈锡尼城是迈锡尼文明的中心,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北部。附近还有梯林斯城,是直属于迈锡尼的一个军事要塞。它们构成迈锡尼王国,在希腊诸国中最称强大。其他王国著名的还有伯罗奔尼撒中部的斯巴达和西部的派罗斯,以及中希腊的雅典、底比斯等,它们有时组成一个军事同盟以联合作战,奉迈锡尼为盟主。考古发现的迈锡尼遗址主要是国王居住的城堡,它的城墙用巨石环山建成,厚达5米,高8米,和克里特王宫建筑全无防御设施迥然有别。城堡有宏伟壮观的“狮门”(以刻有双狮拱卫一柱的浮雕得名),城内建豪华王宫。城堡下面平川地带有广阔的市区,富商大贾和百业工匠居住其间,其繁荣富庶当不下于克里特的克诺索斯。在海外贸易方面,迈锡尼较克里特也是有过之无不及。埃及、叙利亚、腓尼基、塞浦路斯以及意大利南部、利巴拉群岛等地都有迈锡尼陶器出土,数量皆超过各地曾发现的克里特陶器。在爱琴地区和希腊本土,迈锡尼文明的分布也较克里特文明为广泛、众多,现已发现的当地大大小小的迈锡尼文明遗址在1000以上。
    迈锡尼的线形文B自1952年已被释读成功,证明迈锡尼语言是古希腊语的一支。现存的线形文B的材料绝大多数都是王室经济文书,对政治历史揭示不多,却提供了经济方面的珍贵信息。这些材料充分说明迈锡尼社会是奴隶制社会。线形文B中已专有男奴女奴之词,其读音与日后希腊语中奴隶一词相近。在派罗斯的文书中,有关奴隶数目的一类计有妇女631人,女童376人,男童261人;另一类则计有女奴370人,男女童奴各149、190人。总合两类计数则分别为1268及709人。这里虽未提男奴,但从其他材料看男奴也不在少数。按派罗斯小国的规模和文书反映的个案情况,可知当时奴隶数目之多是惊人的。此外,文书中还反映了国王贵族占地甚多、农民占地甚少的情况,农民也受到统治者残酷剥削。这些情况说明迈锡尼社会和克里特一样,近似于东方的奴隶制王国。
    多利亚人的迁徙与迈锡尼文明的灭亡 迈锡尼文明从公元前1200年以后渐呈衰败之势。古希腊的神话传说曾模糊提及此时王朝更迭频繁,战乱相继;考古材料也反映陶器质量下降,生产萎缩,而“海上诸族”的骚扰更使国际贸易大受打击。经济衰落可能迫使统治者依靠武力掠夺,于是各国各城之间的战争也愈演愈烈,其中最著名的一次大战便是希腊同盟与小亚富裕城市特洛耶的战争。此战打了十年之久,最后希腊联军虽攻下特洛耶城,实际上却是两败俱伤。得胜的希腊各国(以迈锡尼为首)无不疲惫不堪,元气大伤,终于摆脱不了“黄雀在后”的厄运:希腊各国一直难以恢复,便为北方的多利亚人提供可乘之机。他们纷纷南下,攻城掠地,逐步征服了雅典而外的中希腊和伯罗奔尼撒各国,宣告了迈锡尼文明的灭亡。
  
  
  
  荷马时代 
    在约公元前十二世纪前后入侵希腊半岛的多利亚人在民族上和迈锡尼人同属希腊族,但他们居住于北部内陆山区,社会发展较落后,犹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军事民主制阶段。据希腊神话传说,多利亚人的南下是与著名英雄赫拉克利斯的后裔为伴,并以帮助他们夺回原来属于赫氏的伯罗奔尼撒王位为入侵的借口,这多少反映了多利亚人的入侵是和迈锡尼诸国内部的纷争相结合的。据说,多利亚人曾多次兴兵,终于在特洛耶战后60年入侵成功。从考古发掘上看,特洛耶毁灭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200前后,而迈锡尼各城市的毁灭则在公元前1150年之后,和古代传说大体相符。由于处在军事民主制阶段的多利亚人毁灭迈锡尼各国之后并未建立自己的国家,希腊的文明传统断绝了两三百年。从公元前1100到800年间,希腊各地又退回到原始社会时代,这是一个相对落后的黑暗时代,反映它的历史情况的文献主要是荷马史诗,因而又称为“荷马时代”。
    荷马史诗 荷马史诗包括两部作品:《伊里亚特》和《奥德赛》,传为盲诗人荷马所著,实际上是特洛耶战争以来数百年希腊民间文学的结晶。两诗题材都和特洛耶战争有关。《伊里亚特》记述希腊最英勇的将领阿喀琉斯因迈锡尼王阿伽门农夺其女奴而愤然退出战场,使希腊联军连遭失败,待他最亲密的战友也阵亡后,他才投入战斗,击毙特洛耶主将赫克托。《奥德赛》则介绍希腊军中智勇双全的英雄奥德修斯战后回国时漂泊十年、历经艰险的故事。
    显而易见,史诗采用的特洛耶战争故事,以及有关豪华宫廷、宏伟城池、精美工艺之类的描述,只能与迈锡尼时代有关,可说是在史诗中保存的一些对于已毁灭的迈锡尼文明的模糊记忆。但由于史诗是特洛耶战后和迈锡尼灭亡后数百年间口头文学的累积,它讲得比较具体、生动的现实生活事例,如铁器的使用(迈锡尼时期无铁器)、氏族部落的组织、军事民主制的社会风习等等,则都是荷马时代的内容了。正因为如此,有关荷马时代的信息,除了从考古发掘中获得而外,便主要求之于荷马史诗。然而,史诗经常出现两个时代杂然并存于同一事物描述中的情况,就需要多作分析。例如《伊里亚特》提到阿喀琉斯重返战场时,其母(是一位女神)特请工艺之神为他打制一件特别精美的盾牌,就诗中夸耀金银镶嵌工艺雕琢之美的情况看,只能是迈锡尼文明的事例,但其中描写盾上浮雕表现的农田耕作的细节,又完全属于荷马时代的内容。只有通过细致分析和深入研究,并与考古发现相配合,才能从荷马史诗的字里行间看到荷马时代的历史画面。
    荷马史诗不仅为后人提供了解荷马时代的主要文献材料,它本身也是这一时代希腊民族在精神文化方面的伟大创树。就其形成过程看,两部史诗作为口头文学创作,最早是在特洛耶战后的迈锡尼宫廷和民间歌手中流传,后来迈锡尼文明毁灭,便成为纯粹的民间口头传诵的文学,因此史诗的躯干是经荷马时代的民间歌手千锤百炼而成。近年有些学者对史诗中不断重复出现的短语、词组、诗句和句组作了细致分析,发现它有一套广泛复杂而又经济有效的民间口头文学语句,例如“飞毛腿阿喀琉斯”、“智多星奥德修斯”之类。说来神采飞扬,用时琅琅上口,词语的鲜明通俗和句法的固定易记相配合,形成了史诗博大精深却不脱民间规范的特色,再加上几百年来各代诗人的修改润色,经过文学的想象、夸张和典型的塑造,就变成了一座包罗万象、珠玑满目的希腊民族文学的宝库。以后再经过象荷马那样伟大的诗人提炼琢磨,编成定本,它遂成为世界文学的瑰宝。因此,正如荷马时代孕育着日后的希腊民族那样,荷马史诗也为希腊文明奠定了一块最重要的基石。
    史诗时代的社会经济生活 一般而言,荷马时代的希腊不再存在奴隶制国家,人们生活在军事民主制阶段的氏族部落组织中。多利亚人入侵时,伯罗奔尼撒和中希腊的许多城池市镇悉遭破毁。商旅断绝,文化没落,此后两三百年间再也未见宫室城郭的修筑和金银珠宝的流通,文字的使用亦告绝迹。因此,荷马时代亦有“黑暗时代”之称。
  
  多利亚人和其他入侵部族的军事民主制社会组织比较严密,代替了迈锡尼的国家体制而普遍流行于希腊全境。此时的氏族已是父系氏族,若干亲缘氏族组成一个胞族,若干胞族再组成一个部落,若干邻近部落还可组成一个部落联盟。在部落和部落联盟内,皆设以下三种机构:(1)议事会,原由氏族长组成,现在则成为氏族贵族或部落上层分子的会议。它有广泛的权力,部落内务外交大事皆须由它讨论通过。它还是常设机构,成员终身任职,平时代表整个部落。(2)民众会,部落全体成年男子(也是全体战士)参加,与会者皆可参与发言并表决。它原则上是最高权力机关,在战争紧要关头常开此会以动员全体战士,但实际上已被贵族掌握,普通战士发言若敢反对贵族和议事会便难免遭到打击报复。③军事首长,希腊语称“巴赛勒斯”,与日后的国王同义,但此时尚无国王的专制权力,由选举产生,实际上往往为某一贵族家族(王族)世袭。他的主要职责是统率军队作战,也掌管宗教祭祀。史诗中的著名英雄都属军事首长性质,如阿喀琉斯、奥德修斯等人。只是带有明显迈锡尼文明烙印的阿伽门农和特洛耶王不在此例。
    在氏族内部,普通成员靠小块份地为生,贵族王族则占有大片良田。不少氏族成员已陷入贫困之境,甚至失去份地,被迫去做雇工,有的且沦为乞丐。氏族贵族和部落首领则拥有大批牲畜和其他财物,并在自家田地中使用雇工和奴隶劳动。奴隶作为一个牲口般的劳力已被普遍接受,其来源主要是战俘和海盗劫夺拐卖。氏族贵族和王族家中都有奴隶。史诗提到奥德修斯家中有女奴50人,还有许多男奴,女奴任家务及纺织,男奴则从事农耕与放牧。主人视奴隶若牲口,任意驱使打杀,奥德修斯回家时认为女奴对他不忠,就残酷处死她们。可是,在军事民主制之下,这些军事首领和贵族虽已是奴隶主,却仍未完全脱离生产劳动,奥德修斯曾夸口他结婚时用的床是自己亲手制作,还敢同人比赛割草犁田的本领。可能正是这些原始社会的素朴气息,才使史诗英雄的艺术形象日后长期为人民喜爱。 
  
    荷马时代相对于迈锡尼文明说来,确有回复到原始社会的倒退的一面,但另一方面,它也有一个很重要的积极因素,那就是铁的使用。铁器是随多利亚人的入侵而由北到南传遍希腊的。原来地中海地区最早使用铁的是小亚的赫梯人,时间约在公元前16—15世纪左右,但赫梯把冶铁术垄断起来,秘而不宣,铁的外流极少,所以它在古代东方文明诸国中没起什么作用。赫梯在公元前13世纪瓦解后,冶铁术才在小亚流传开来,但也以山区的落后部落用之为多。因此,迈锡尼文明末期犹未知铁器,而北希腊一带的多利亚人却因陆路可通小亚山区而学会冶铁。他们侵入希腊,遂使希腊地区进入铁器时代。
    公元前10—9世纪时,希腊各地用铁已较普遍,雅典且成为一大冶铁中心。铁器不仅意味着生产力的更高水平,在希腊的具体条件下,它给予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影响之大更是难以估量。象希腊那种山多地薄的情况,只有铁器才能使农业生产出现一大突破。当时农业生产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耕地的开垦,不仅迈锡尼文明原有的平川耕地多半荒芜,需重新开垦;更多的是随着大规模的移民浪潮而遍布希腊各地的新村新居需要伐树开荒,辟丘陵山坡为田亩。无论生熟荒地,盘根错节的灌木丛和土石相杂的坚硬坡地,非有铁斧铁锄不能见效,这也正是青铜时代希腊耕地开发还受较大限制的一个原因。现在有铁斧砍伐林莽,铁锄破土挖掘树根,荒地得以开垦,希腊农业生产就取得了超过青铜时代的进展。因此,在农业工具中,当时最常用也最受重视的是铁斧和铁锄,铁犁尚在其次。雅典等地考古发掘所见最普遍的农具也是斧锄两类。荷马史诗也有几处生动反映了农业使用铁器的情况。在《伊里亚特》中,描写阿喀琉斯为阵亡的战友举行盛大葬礼时开了一个竞技会,其中发给掷铁饼优胜者的奖品就是一大块圆形的生铁。诗人夸耀地说:“即令他有很多肥沃的土地,这块铁也足够他用五个整年。他的耕夫牧人都不会因缺铁而进城去,因为家中将有足够的铁用了。”铁最好用作斧头,因此诗中接着说发给射鸽冠军的奖品是铁斧:“他把黑铁给予射手以作奖品,用它制十把双刃斧头和十把单刃斧头。”有了铁斧铁锄(鹤咀锄),配合着史诗羡称的以两头壮牛牵引进行深耕的犁具,希腊的农业生产就可在山多土薄的条件下取得较好的收成。恩格斯说:“铁使更大面积的农田耕作,开垦广阔的森林地区,成为可能”。这句话可以说最适用于希腊。
  
    虽然荷马时代初期曾有生产衰退、人烟稀少的情况,那主要是就迈锡尼文明的城市而言。从希腊全局看,这些城市仍只是一些孤立的点,而铁器在农业生产上的作用却是由点及面,使希腊全境较普遍地出现农耕经济。到荷马时代后期,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皆呈上升趋势,而且速度加快;到荷马时代结束时,希腊便能够在各地普遍建立古典城邦。铁器不仅对希腊农业生产功效卓著,对手工业生产也有同样作用,恩格斯说的另一句话:铁器“给手工业工人提供了一种其坚固和锐利非石头或当时所知道的其他金属所能抵挡的工具”。显然也非常适用于荷马时代的希腊手工业。例如造船业,由于有了铁斧铁锯铁锤之类的工具,荷马时代就有了超过迈锡尼的进展,龙骨技术这时益见完善,把龙骨前端作成冲角,为日后希腊战船结构奠定基础。由此可见,荷马时代作为铁器时代的开始,较之迈锡尼的青铜文明仍有其进步意义,尽管社会暂时倒退,希腊文明的恢复和加速发展却已在孕育之中。  
  蓝田玉09.06.2004, 11:29 
  古 风 时 代 
                     城邦的形成和殖民
  
    希西阿德时期 公元前8世纪是希腊地区在爱琴文明灭亡后重新普遍出现国家的时期,此时的国家皆以一个城市或市镇为中心,结合周围农村而成,一城一邦,独立自主,故称希腊城邦。留传至今有关这一时期的文献史料较多集中于诗人希西阿德(约生活于公元前750—700年间)的诗篇中,史学界遂称之为希西阿德时期,这是希腊城邦最初形成的时期。
    在荷马时代之末,随着铁器的普遍使用,希腊社会发展速度加快。从公元前9世纪晚期到8世纪初,雅典和希腊中部的优卑亚岛已有贵族(甚至称为“王族”)的豪华墓葬,铁器和青铜生产大有发展,优卑亚岛的勒夫康迪且在叙利亚的阿尔·米纳建立商站,恢复了和东方的海运贸易与文化联系。在希腊社会内部,阶级分化明显,奴隶逐渐增多,终于达到建立城邦——早期的奴隶制国家的程度。首先建立城邦的是邻近东方文明的小亚沿岸和爱琴海诸岛,以及希腊本土的雅典、优卑亚岛等文化最发达地区,继之而有多利亚人占据的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克里特岛等地,中希腊和北希腊也迅速赶上,纷纷建城立国。因此,在公元前750到700年间,众多的城邦涌现于希腊世界,如满天星斗般闪现文明的光辉。
    这时,希腊各地生产力有新的增长。铁制工具普遍使用,农业中有装铁铧的重犁及铁锄铁斧铁锹施展威力,希腊多山而贫瘠的土地因之成片地得到开垦与深耕。各地除种植葡萄橄榄两大经济作物外,粮食生产也有较大增长,而手工业中制陶、造船、冶金业的发展尤为明显。对希腊城邦的形成具有特殊意义的因素则是和东方的联系。这时希腊和东方的商业联系已恢复甚至超过爱琴文明时的水平,小亚各邦和优卑亚岛最为活跃。希腊本土和东方交往并不限于商业,希腊对东方文明先进遗产的吸收也硕果累累,希腊这个后起的文明很快就利用了东方文明历经数千年才取得的丰盛成果。这些发展表明希腊城邦形成之际已站在较高的历史起点上,和数千年前古代东方文明最早建立国家时不可同日而语。
    在希西阿德时期,与城邦建立同时,希腊世界出现了标志希腊文明光辉的一系列重大发展:希腊人袭用腓尼基字母,创造了自己的文字;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于公元前776年举行,使希腊各邦有了共同的传统节日和历史纪年;继荷马之后,希西阿德这位农民诗人开展了诗歌创作,不仅为希腊文学揭开了新的篇章,也为世界文学宝库留下了不朽的典范作品。
    希西阿德出生于希腊中部的彼奥提亚,有《神谱》和《田功农时》等诗篇传世,前者记述了希腊的神话传说,后者则抒写农业劳作和农村生活,是了解当时社会状况主要的、最生动的材料。他以农民的朴质和真诚描述小农的辛苦劳累,也揭露社会的贫富分化和土地兼并。诗中以鹰隼欺凌夜莺的寓言揭露贵族对小农的残酷压榨,他说当时“强权就是公理”,揭示了文明社会阶级压迫的本质。他以告诫兄弟的形式劝谕世人务农要勤苦操作,最好设法弄到一头耕牛和一两个作为助手的奴隶,必要时还须出海做点生意,表明了这时希腊的小农经济和奴隶制以及商品经济的联系。由此可见,希西阿德虽是土生土长的农民诗人,他的视野却很广阔,具有很高的文化水平。这反映希腊城邦形成初期文化普及已有较好成效,一般公民素质不低。这和希腊海运方便、人员往来较易、信息传播较快有关,也和当时使用的字母文字简单易学、城邦公民生活相对自由宽松有关。因此,希西阿德的诗篇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希腊城邦体制自有其不同于其他古代文明的特点。
    一般而言,世界各民族从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最早建立的国家都是城邦类型的小国,再由小国演变为大国以至帝国。希腊文明的特点却是,它保留城邦小国纷立的局面远较其他文明为长,而且是在城邦体制下达到其文明的繁荣昌盛的高峰。那么,希腊城邦体制又有什么特点呢?应该说,这种形式上小国寡民的城邦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其公民政治获得了较充分的发展,乃至建立起了奴隶制民主政治。从军事民主制转变为阶级国家,最早的小国通常都有国王(由军事首领或宗教首领变为国王)。希腊城邦亦不例外,各邦最早都有传说中的国王与王朝;另外还有贵族会议和公民大会。但在发展过程中,王权却不象东方各国那样日益强大,反而逐渐衰微;绝大多数城邦终于废弃君主而实行共和;而后又限制贵族的权力,乃至在一些城邦中推翻贵族统治,建立了古代公民权利最发达的民主政治。因此,城邦建立数百年后,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斯多德在《政治学》中总结城邦公民政治说:“(一)凡有权参加议事或审判职能的人,我们就可以说他是那一城的公民;(二)城邦的一般涵义,就是为了要维持自给生活而具有足够人数的一个公民集团。”“城邦不论是哪种类型,它的最高治权一定寄托于‘公民团体’,公民团体实际上就是城邦制度。”“凡享有政治权利的公民的多数决议,无论在寡头、贵族或平民政体中,总是最后的裁判,具有最高的权威。”城邦公民政治的这个本质特征有助于希腊奴隶制经济形成以小规模的私有制为主和商品经济较发达的特点,更对希腊文化能取得优秀成就影响巨大。
    海外殖民 希腊城邦建立以后,便有海外殖民运动的开展,前述最早在叙利亚建商站的优卑亚岛,在公元前750年左右又向西远航,来到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的皮提库萨岛建立了殖民点,组成一个最早的殖民城邦,其后不久又在此岛对面的意大利土地上建丘米城。这些殖民活动已为近年的考古发掘证实。从此直到公元前6世纪的200多年间,希腊殖民者开疆立国多取扬帆渡海之路,在地中海区域广泛开展殖民活动。除了在东面因有东方各国存在仅于埃及、叙利亚建立少许商站外,他们在南面达到非洲利比亚至突尼斯沿岸,在西面进入意大利,伊利里亚(今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西班牙和法国南部沿岸,在北面进入色雷斯,并通过赫勒斯滂海峡而入普罗朋提斯海,又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而入黑海广大地区(包括今土耳其、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乌克兰、俄罗斯及高加索等地),在这些比希腊本土不知大多少倍的海岸地带建立了众多的殖民城邦。据统计,在此期间参加殖民的希腊城邦(包括殖民城邦又进行新殖民者)共有44个,在上述各地共建殖民城邦至少在139座以上。用希腊人自己的比喻说,这些新邦为数众多地分布于地中海、黑海地区,犹如雨后池塘周围此呼彼应的青蛙一样。这种海外殖民活动,其范围之广泛与影响之深远在古代是没有先例的。
    希腊的海外殖民不仅和古代一般的民族迁移不同,更与近现代的资本主义殖民侵略有别。从过程上看,海外殖民通常是由某一城邦发起,它就称为母邦;母邦把部分公民迁移到海外某地另立家园,它就是子邦——殖民城邦。因此,这种殖民活动是城邦(母邦)为解决自身发展问题而采取的措施,也可说是古风时代希腊国家形成和扩散过程的一种表现形式。参加殖民的是母邦公民团体的一分子,殖民后便是新邦公民团体的成员,而殖民城邦和母邦在政治经济关系上都是平等的。所有子邦都是希腊世界的新成员,它们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和希腊本土诸邦相类似,殖民城邦最集中的海外地区——意大利南部且有“大希腊”之称。
    海外殖民不仅缓解了希腊城邦发展过程中的内在矛盾,还大大促进了整个希腊世界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发展。殖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常见的是由于人口增加、耕地有限而到海外寻找土地,也有因土地兼并破产失地而到海外另谋生路;经济上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商业发展谋求原料和开辟市场,它在早期不太明显,愈到后期便愈为重要。也有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而被遣送出国或安插于外者;在遇到严重灾荒时,也有殖民海外以求渡过难关者。因此,总的说来,海外殖民是为了解决城邦内部的困难,但它是城邦有组织的活动,移民往往由母邦提供领袖、船只和所需各项生产资料,这样到殖民点后可较顺利地进行农工商业活动。于是子邦和母邦、殖民地区和希腊本土之间展开频繁的经济往来,希腊的商业贸易受惠良多。希腊本土可从殖民地区获得粮食及铜铁锡等原料,同时以本土所产工业品和油酒之类相互交换,双方皆获利而使希腊世界的奴隶制商品经济获得较充分的发展,这可说是海外殖民为希腊文明作出的最大贡献。
    广泛密切的贸易联系还进一步扩大了海外市场,使希腊世界向东连接埃及、叙利亚、巴比伦等东方文明地区,更南通非洲,北出黑海,西及中欧西欧内陆,构成了一个海洋与大陆交错、东方与西方联结的前所未有的地中海最大贸易圈和经济圈,远远超过爱琴文明的规模。这个更大的活动天地在政治和文化方面对希腊城邦的影响也是很积极的。它有助于公民集体的稳定和城邦制度的巩固,而随着经济发展而出现的工商业奴隶主阶层的壮大,也加强了平民阵营的力量,有助于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和民主政治的建立。几乎和殖民运动同步发展的文化交流对希腊吸收东方文明成果大有促进,不仅使殖民兴盛的公元前7世纪在希腊史上有“东方化时期”之称,而且扩大了希腊人的眼界,丰富了他们对世界和历史的认识,有助于他们探索到一条通过比较分析而获得智慧的科学之路。
    早期僭主政治 随着海外殖民的开展,希腊城邦形成初期普遍存在的贵族专权的局面受到挑战,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渐趋激烈。这时的贵族多靠古老的氏族关系而确立其特权,他们的主要工具是从氏族部落议事会演变而来的贵族会议,凭此而掌握城邦的军政财权,公民大会形同虚设。他们拥有众多奴隶和大片土地,还通过土地兼并和高利贷剥削压迫以小农为主的平民群众。当时债务奴隶盛行,负债和破产的公民往往沦为债奴,甚或被卖到国外。由此可见,平民反对贵族压迫是城邦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何况殖民引起的经济发展还使少数经营工商业的平民致富而成为新兴的工商业奴隶主,他们一般不能参加贵族会议,政治地位比较低下,对贵族专权也很不满,故在政治斗争中往往接近平民而反对贵族。但是,在当时具体条件下,这种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尚不能直接导致平民当政的民主政治,却使那些利用平民力量建立个人统治的僭主得到了机会。
    僭主一词来自小亚,本与君王同义,这时被希腊人用来专指城邦政治中依恃武力和非法的手段僭越夺权的专制头领。他们把公民大会抛在一边,不经过公民选举而握有终身独裁之权,还可将僭主之位传于儿孙。这些僭主为了取得群众支持以巩固统治,往往奉行打击贵族、争取平民的政策,重视殖民活动并推动工商业发展,因而受到工商业奴隶主阶层的欢迎。当然,僭主独裁终究与城邦公民政治的原则背道而驰,何况后代僭主多属骄奢残暴之徒,更遭人民唾弃,所以僭主统治皆不能持久。但在它的早期阶段,僭主政治客观上还有一定的进步作用。从公元前7世纪中期到公元6世纪中期,是这类早期僭主政治比较盛行之时,建立了僭主统治并使国力强盛的城邦有阿哥斯、科林斯、麦加拉、西息温、那克索斯和萨莫斯等等。
    阿哥斯的斐冬被称为最早的僭主(约公元前670—660年),他是王族后裔,夺得政权后立意重振阿哥斯在伯罗奔尼撒的霸权,挥兵西进控制了奥林匹亚所在的依利斯地区,成为第28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公元前668年)的幕后主持人,从而使阿哥斯的国际声誉大为提高。但斐冬的活动主要是在军政方面把阿哥斯变成强国,尚未能多注意于经济。
    得到斐冬支持的居普赛洛斯在科林斯建立的僭主统治,却有青胜于蓝的发展,使科林斯一跃而居希腊最大工商业城市之列。居普赛洛斯(约公元前657—625年)据说与一直统治科林斯的氏族贵族巴其阿代家有亲缘关系,但他却自居为巴奇阿代的克星,当权后结束了这一贵族家族的统治,其首领被杀,许多人被放逐,所拥有的土地被没收分配于支持僭主的平民群众。居普赛洛斯常以平民头领自诩,注意争取民心;同时扶持工商业的发展,先后组建三个殖民城市,为科林斯提供丰富的银铜矿产和优质木材,也为科林斯的工农业产品开辟了广阔的市场。他也大力资助奥林匹亚和德尔菲的神庙、神像的建造,热心于奥林匹克运动会,提高科林斯的国际声誉。
    居普赛洛斯之子皮里安德当政时(公元前625—585年),科林斯工商业达于极盛。他做的一件大事是修建了横跨科林斯地峡的石造拖运船舶专线,古称“曳道”(迪奥尔科斯)。它长约6.5公里,石砌路面刻有凹槽专供拖车行驶,起着类似铁轨的作用,在科林斯地峡两边的船舶连同货物都可在这条平直宽的曳道上“陆地行舟”,极大地方便了两岸之间的通航。有了这条曳道,东边的爱琴海便和西边的科林斯湾连接起来,为扼守其间的科林斯带来滚滚财源,大大促进科林斯工商业的繁荣。这时科林斯已发展为希腊海运商业和陶器、纺织、金属加工与造船业的主要中心。皮里安德也组建两个殖民城邦,一个在西边的爱奥尼亚海北岸,另一个在东边爱琴海的北端,这说明科林斯已从传统的面向西方转入东面的爱琴海甚至黑海。皮里安德又设立地区法庭以取代贵族法庭,进一步打击贵族势力。他还提倡文艺、延揽诗人学者,他本人曾被誉为希腊七贤之一。但僭主宫廷的豪华已引起人民不满,他死后由侄子继位,不到三年便被人民推翻,家族房舍全被夷为平地,连尸骨也被挖出抛弃,可见群众对僭主独裁仇恨之深。
    其他城邦僭主的作为与结果也和科林斯大体相仿。总的说来,早期僭主统治促成氏族贵族衰微并推动了工商业的发展。在麦加拉建立僭主统治后,它的贵族诗人色奥格尼斯曾哀叹道:“城市依然如故,人却换了面目,换成旧时此辈,不知法为何物,身披破烂羊皮,野居宛如麋鹿,此辈今成高门,高门于今为庶!”倒是很生动地反映了僭主政治造成的新形势。
  
  斯巴达城邦及其强盛 
    斯巴达来库古改革的传说 斯巴达是领土面积最大的希腊城邦之一,它的国家制度也很有特色。早在荷马时代之初,南侵的多利亚人便把伯罗奔尼撒南部的斯巴达作为他们盘据的重要地区,他们经过很长时期才完全征服了原有居民,到公元前9世纪末开始建立国家。据说,建国之初斯巴达由于有一位名叫来库古的伟人主持国政、定立法制,才逐渐形成了其特有的国家制度,这就是传说中的来库古改革。对于来库古是否确有其人,古代作家和现代学者都争论颇多。目前较流行的看法是:斯巴达制度完整严密,似应在其立国之初确有象来库古这样的立法者为之规划;但又要看到,所谓来库古改革中包含的各种制度是植根于多利亚族固有的传统,因此它们也或多或少见于其他多利亚人的城邦;而且它们在来库古之后数百年间不断得到加强和补充,后人托古改制,把不少较晚时期才有的东西也归于来库古名下,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按这种观点,来库古大约在公元前825—800年间推行了他的改革。
    来库古宣称他是从德尔菲的阿波罗神谕中获得有关改革的基本思想的,从而为改革披上了神圣的光彩。这个神谕就是后人称为《大瑞特拉》的文件,它主要包括以下几句话:要为宙斯神和雅典娜女神建立神殿;要组成新的部落和选区,建立包括两位国王在内的30人的议事会,并按季节召开民众大会;议事会向大会提建议并宣布休会;公民们皆参加大会并有决定之权。实际上从这几句古朴的话衍生出来的改革措施要完备得多。
    首先,组成了新的部落和选区。这意味着用国家组织的户籍原则取代氏族组织的血缘原则,标志着来库古改革宣告了斯巴达国家的建立。接着,就国家的政治制度做出了各项规定。这是具有立宪意义的斯巴达国家的根本法,是很有特点的。例如,把两位国王(双王制是斯巴达特有的传统)“包括”在议事会内,实际上等于剥夺了王权,因为包括之意是把国王也看成议事会的成员而非领袖,他们也同其他成员一样每人只有一票之权,而议事会本身则变成了氏族贵族的会议。除两位国王职位世袭以外,其余28名议事会成员分别由各个胞族推举,由民众会(亦称公民大会)以欢呼方式通过,只有60岁以上的公民(实为贵族)才能当选,任期终身。只有议事会才能向民众会提出议案及解散大会。参加民众会的公民表面上说有“决定之权”,其实只能对议事会提出的候选人和各项议案以欢呼表示赞同,不能发表异议和讨论,更不能自己提出议案,民众会形同虚设。斯巴达的议事会叫吉罗西亚,还有另一官方名称叫“国王和长老”(中文亦译称元老院),因为它的成员除国王外都是长老。它实际上是掌握城邦实权的贵族会议。
    来库古还设立了5名监察官,均由吉罗西亚提名、民众会欢呼选出,当然金属贵族及其亲信之流。这时的监察官还不象以后那样重要,其职责只是监督公民“刮净胡须、遵守法律”,即在保证执行来库古立法的同时,特别注意青年公民的风纪与体质锻炼。为此,来库古搞了一套最具特色的制度:要求青年公民一律过军营般的集体生活,整日操练,随时听命出征。
    为了让斯巴达公民完全脱离生产专搞军事操练,国家遂在经济方面提供一些保证,把全国土地按户分给公民,世袭占有,但不得买卖;土地上的劳动者由被征服居民变成的国家奴隶担任。据说斯巴达最初是在征服拉哥尼亚地区、攻陷希洛斯城后使所有被征服者沦为农业奴隶的,这些国有奴隶就以希洛特为名。这样一来,斯巴达人就可以全力从事军事活动了。由此可见,这套制度的目的是为了保持斯巴达奴隶制国家的武力,以便对内镇压对外作战,而斯巴达人却美其名曰“平等人公社”,每个剥削希洛特的斯巴达公民都自居为平等人。应该说,这套制度在来库古立法中只具雏形,它日后由于镇压希洛特的需要而进一步强化甚至僵化起来,遂使斯巴达在希腊各邦中独具一格。
    美塞尼亚战争和制度的强化 公元前8世纪中期到7世纪中期,斯巴达对其邻邦美塞尼亚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战争,终于完全征服其地,将其居民变为希洛特。美塞尼亚和斯巴达同属多利亚人,据说其最初之王与斯巴达双王之祖原是亲兄弟。它位于斯巴达西面,土地肥沃,大约也和斯巴达同时建立国家,只是不象斯巴达那样推行严格军训的“平等人公社”。可是,正需要大量土地和奴隶的斯巴达却把兄弟邻邦当作猎物,必欲灭之而后快。
    第一次美塞尼亚战争进行于约公元前740—720年间。斯巴达人借口发生边境冲突而突然兴兵入侵,美塞尼亚奋起应战,坚持达十余年,最后终因饥荒流行、国力耗尽、国王自杀而败。少数美塞尼亚人远走国外,大片国土则被斯巴达侵占。但美塞尼亚人不甘屈服,公元前7世纪中叶后又举行武装起义,遂演变为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领导起义军的阿里斯托明尼是位杰出统帅,多次重创敌军,斯巴达人伤亡惨重,士气低落,几乎无心恋战。后来,阿里斯托明尼因盟友背叛,才率众退入山区,继续坚持斗争达十余年。斯巴达人终于平息起义而结束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之后,当地所有肥田沃土皆被作为斯巴达国有土地而归其“平等人”公民分享。美塞尼亚人则沦为希洛特,作为国有奴隶备受奴役。只有少数边远山区和沿海地区的居民变成了没有政治权利但可经营工商业的庇里阿西人。
    由于需要重兵劲旅以巩固对美塞尼亚的占领和对希洛特的镇压,斯巴达原有的那套制度得到进一步强化。土地国有和奴隶国有制度成为斯巴达经济生活的基础,也决定了斯巴达特殊的阶级结构。以平等人自称的斯巴达公民是居于统治地位的奴隶主阶级,他们约有9000户,每户从国家领得一份土地以及若干耕种此地的希洛特,但土地和希洛特的所有权属于国家,各户只能世代相传,不得买卖。耕种土地的希洛特则是主要的被剥削阶级,也可说是奴隶群众的主要类型,他们生活在自己的村落里,按户(或数户)各自耕种斯巴达人的份地,每年向份地主人交纳82麦斗大麦以及一定数量的油和酒,大约等于田地产量的一半。虽然希洛特身属国家而不能被其份地主人变卖,交纳量亦不按主人需求变动,但作为奴隶他们的身家性命却完全在“平等人公社”的掌握之中,斯巴达政府可以任意杀害希洛特,其受虐待迫害之残酷,较之其他城邦的奴隶有过之无不及。
    希洛特而外,庇里阿西人构成斯巴达国家的第三阶级,他们没有公民权却有人身自由,有自己的土地、作坊和店铺,从事农工商业。由于国家规定斯巴达人不能经商做工,所以在斯巴达国内从事工商业的主要就是庇里阿西人(其他工商业者则属外邦侨民)。庇里阿西人不得参与任何“平等人公社”的政治活动和政治会议,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却需纳税和服兵役。由此可见,斯巴达国内的阶级压迫和阶级矛盾是极其尖锐的,斯巴达的国家制度和生活习俗便始终以镇压希洛特为首务。
    政治制度与社会风尚 斯巴达的政治制度基本按来库古改革确定的体制发展,双王制和吉罗西亚会议继续保持,监察官的权力则大为加强。两位国王分别由两个王族家族世袭,权位均等,平时只能作为贵族会议一员活动,战时则由其一人统军出征。当监察官权力扩大以后,国王出征时往往有监察官随军监督,他们还可以审判国王并在两王族中决定王位继承人。吉罗西亚会议作为贵族会议总揽军政大权,国家大事都由它讨论决定,再交民众会通过,它还是最高司法机关,并协助一些主要官员处理政务。监察官权力加强后,吉罗西亚会议也归他们主持。民众会——斯巴达的公民大会由所有年满30岁的男性公民参加,名义上监察官和贵族会议成员都由它选出、决议也由它通过,但在欢呼表决法限制之下它实际上没有任何权力,一切听监察官和贵族会议操纵,也由监察官主持召开。由此可见,五位一年一选的监察官此时成了斯巴达国家的真正主宰,他们掌握了城邦的主要实权,不仅国王贵族都在其监督之下,对普通公民更可随时以违犯风纪的罪名逮捕直至处死,而强化斯巴达那套特殊制度的重任也主要由他们承担。
    在社会风习方面,自称“平等人”的斯巴达男性公民必须按国家要求终生过着严格的军事生活,其全民皆兵、重武轻文的程度在世界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每个斯巴达男性公民从小就受严格到不近人情的体育和军事训练,甚至婴儿出生时体质不合要求即被抛弃。少年时要历经缺衣少食日夜操练等艰苦生活的考验。成年后,则始终生活在军营中,除了行军作战就是反复操练,回家会见亲人只能偷偷进行。精神上,也以培养绝对服从视死如归的军人气质为首义。这样,直到60岁才能卸甲归田过平民生活。由于这套制度执行得非常彻底,斯巴达的公民社会确实有如军营,历史上流传不少形容少年军训执法如山、斯巴达战士赴汤蹈火的佳话。这样一来,确实使斯巴达拥有一支希腊世界实力最强、纪律最严的军队。但其他文化建设则完全被忽视了,以至于在辉煌的希腊古典文明中,所有重大文化创树皆与斯巴达人无缘。
    另一方面,斯巴达人对希洛特的残酷迫害,却始终在古代历史上保持着最高记录。不论有无过失,希洛特每人每年都要按时挨打,为的是要他们“牢记”自己的奴隶身份。斯巴达政府常令青年公民组成小队到希洛特居住的村庄明查暗访,白天探查寻觅希洛特中壮实勇敢或露不满反抗者,夜晚就突然袭击把他们活活打死。每年新当选的监察官上任,首先必履行一个向希洛特“宣战”的仪式,既经宣战希洛特便成为法定的公敌,任意屠杀都合理合法并不受宗教忌讳约束。严酷的军训制度和对希洛特的无情镇压充分反映了斯巴达社会的阶级实质,它不仅是一个奴隶社会,而且是一个贵族专权的奴隶社会。斯巴达公民内部仍有贵贱之分,监察官、王族和贵族不仅垄断官职、指挥一切,还拥有远较普通公民为多的土地、希洛特奴隶和个人财产。因此,连古希腊人也承认,斯巴达实行的是最为彻底的贵族寡头统治的政体。
    伯罗奔尼撒同盟 在国际关系方面,斯巴达凭靠其号称无敌的陆军,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也以霸主自居。原来可和斯巴达分庭抗礼的伯罗奔尼撒大邦只有阿哥斯。它在斐冬僭主统治时一度强大,但斐冬之后无以为继,逐渐降为二流城邦,虽与斯巴达有仇却无力挑战。科林斯和西息温等在僭主统治时强盛起来的多利亚城邦,僭主政治结束后也落入斯巴达的控制。到公元前6世纪后期,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各个城邦,除阿哥斯和西北部阿卡亚少数小邦外,都被斯巴达纠集起来组成了伯罗奔尼撒同盟。所谓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实际应称斯巴达同盟,是由斯巴达分别与盟邦签订双边盟约组成,因此斯巴达是同盟当然的核心和领袖。
    斯巴达利用伯罗奔尼撒同盟作为控制入盟各邦的工具。同盟是军事性质的,决策依斯巴达利害为准。斯巴达的军队占绝对优势,召集会议之权也归斯巴达,所以入盟各邦实际上皆听斯巴达指挥。一般而言,入盟城邦仍保持自己的独立,只在外交、军事问题上按同盟决议一致行动,若个别盟邦自行作战,不经斯巴达同意便得不到同盟的支持。盟约还特别规定,若斯巴达国内希洛特起义,入盟各邦就必须派兵援助斯巴达并受其指挥,充分体现了这个同盟的奴隶制国家同盟的阶级实质。有了这个同盟,斯巴达不仅可以称霸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在整个希腊世界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斯巴达还利用同盟影响各邦的发展,使它们也建立和斯巴达类似的贵族寡头的统治。
  
  雅典城邦的形成 
    早期雅典及其贵族统治 雅典是唯一可和斯巴达相比的领土面积最大的一个希腊城邦。它在荷马时代已是铁器文化和几何形风格陶器生产的大中心,但对海外殖民运动雅典却以其国大地广而始终未积极参与,因此早期雅典的历史比较沉寂,有关资料也较贫乏。一般认为雅典国家大约是与斯巴达同时建立的,但标志其建国立邦的古代传说却比较含糊,因为后世按托古改制的惯例把雅典城邦建立放在一位传说中的英雄身上,编造出“提秀斯改革”的故事,遂使问题复杂化了。按古代神话,提秀斯是属于迈锡尼时代的人,距离建立城邦的公元前9世纪末有好几百年,显然名不符实。但若把改革看作城邦建立的一种活动,则有其历史内容。因此,可以说所谓提秀斯改革是指当时雅典某位头领和民众共同进行的创建城邦宪制的活动,它的中心内容是联合境内各村社建立中央议事会和行政机构。这一过程希腊人称之为“塞诺西辛”,意为联合一统。雅典是以协议方式建立国家,和斯巴达之通过征服立国不同。通过塞诺西辛而建立的中央议事会和行政机构,便是城邦国家的雏形。
    提秀斯改革的另一重要内容是把国内公民分为贵族、农民和手工业者三个等级,规定贵族充任官职、执行法律,农民和手工业者只在公民大会中有一席之地,绝不能当官掌权。这样一来,公民中贵族和平民(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划分便很明显,为日后雅典的贵族政治奠定基础。当时雅典的国家首脑,显然仍是国王,古史传说也提到雅典曾有一个王朝,只是具体情况不很清楚。以后的演变则是王权逐渐衰落,贵族大权独揽。到公元前8世纪间,雅典城邦的首脑已不是国王而是执政官(或称“名年执政官,因公元前683年后以其名纪年),但国王(巴赛勒斯)之名仍保留在行政官名中,它是位于名年执政官之下的一个执政官的称号,可译为王者执政官或祭仪执政官。从王名保留的情况看,王权的取消似乎未经过暴力废黜。此时中央议事会已成为贵族会议,只有贵族才能参加,各执政官由它从贵族中选定,交公民大会形式上通过。执政官最初是终身职,后改为十年一任,到公元前683年改为一年一任,雅典的贵族政治至此达其顶峰。
    这时雅典的执政官多达9人:首席或名年执政官是国家元首,执掌内政;王者执政官主持节日庆典、宗教仪式并管理氏族事务;军事执政官统理军务;最后6名司法执政官管理司法和整编法令。九执政之制使贵族对国家政治的垄断无孔不入,他们包揽官职,自订法律,在政治上压迫平民群众,经济上则通过高利贷、土地兼并和债务奴隶制使贫苦的农民、手工业者破产流离,甚至卖儿卖女,无以为生。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充分揭露当时贵族统治的黑暗,他在《雅典政制》中指出:
    “贫民本身以及他们的妻子儿女事实上都成为富人的奴隶,他们被称为保护民和六一汉(因为他们为富人耕田,按此比率纳租,而全国土地都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如果他们交不起地租,那么他们自身和他们的子女便要被捕,所有借款都用债务人的人身为担保,这样的习惯一直流行到梭伦的时候才改变。”“这时雅典的政治完全是贵族寡头的统治,在民众眼中,宪法上最残酷最苛虐的部份就是他们的奴隶地位。”
    梭伦改革 正如亚里斯多德上文所提,贵族统治的改变是从梭伦之时开始的,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梭伦改革。梭伦也出身贵族,所以他有资格当选首席执政,但他不是那些作威作福的贵族显贵。他的家境中平,早年曾兼营贸易,与商旅为伍,并且周游海外,成为饱学之士,被时人誉为“七贤”之一。他常在诗中抨击贵族,同情平民,又曾在雅典与邻邦麦加拉的战斗中勇立军功,率众攻克应属雅典的萨拉米岛,因此他在群众中很有威望,既是英雄诗人,又是一位体察民情的革新派政治家。当时雅典的阶级矛盾异常尖锐,政局动荡。不满的平民群众已准备铤而走险,武装起义一触即发;贵族统治阶级依然顽固不化。但社会上却有了一批靠经营工商业致富的奴隶主,他们多出身平民,有钱而无势,也对贵族统治不满,政治上逐渐站到平民一边。应该说,梭伦以整个城邦公社的利益为重,主张不偏不倚的立场,在阶级阵营中实际上是这批工商业奴隶主的代表。他既痛恨贵族的顽劣,也不愿引发平民的暴动,主张以改革方式解决平民备受压迫的各类问题,搞一个带有立宪意义的改革运动。他的立场得到大多数公民的支持,遂在公元前594年选举他为“执政兼仲裁”,全权进行宪政改革。
    梭伦改革的第一个重大措施是颁布《解负令》,即解除债务及由于负债而遭受的奴役。这是一个解放平民的伟大法令,根据这个法令,平民所欠公私债务一律废除,雅典公民沦为债奴者一律解放,同时永远禁止放债时以债务人的人身作担保,也就是在公民中取消债务奴隶制。不仅国内因负债被奴役的公民立即获得自由,国家还负责赎回那些被卖到国外的人。与此有关的是,那些因负债而押出土地变为“六一汉”的人,现在也把田地上的债权标志一扫而光,重新成为自己土地的主人。
    《解负令》不仅使雅典公民中的贫苦大众解除了最沉重的负担,而且由于它取消了债务奴隶制,还对雅典和希腊的奴隶社会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不过,这种取消只是指公民而言,并不阻碍奴隶制本身的发展。以后雅典的奴隶便全由外邦人充当,由于公民不再受债务奴役,城邦体制更为巩固,民主政治也发展起来,遂使希腊奴隶制经济走向繁荣。因此,从辩证角度看,《解负令》实际上代表着促进希腊奴隶社会发展的进步方向。出于同样精神,梭伦还规定了公民个人占有土地的最高限额,防止土地过分集中,通过保护小农而使城邦体制获得健康发展。
    第二项重大改革措施是按土地收入的财产资格划分公民等级,取消以前的贵族、农民、手工业者三级之分。这个政治改革自然使工商业奴隶主大得其利,因为他们按财产必居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同时,对贵族也并非彻底打击,因为贵族以其财产仍可列第一和第二等级,只是他们的特权受到削弱,不能再独占政权了。具体细则是第一等级的财产资格为每年收入按谷物、油、酒等总计达500麦斗以上(每麦斗约合52公升),称“五百麦斗级”;第二等级是收入300麦斗以上者,称“骑士级”;第三等级的标准则是200麦斗以上,称“牛轭级”(有牛耕田者);其余收入不及200麦斗者统归入第四等级,他们靠打工为生,故称“日佣级”。分等级的目的是为了分配政治权利:第一级可任执政、司库及其他一切官职;第二级与第一级同,惟不得任司库;第三级可任低级官职,对执政官等高官则无缘;第四级则依旧不得担任一切官职,但可和其他等级一样充当陪审法庭的陪审员。由此可见,梭伦使工商业奴隶主以第一和第二级而获得掌握政权的机会,把他们上升为统治阶级。他给予平民的政治权利却有一定限度,反映他的改革始终保持着他自以为荣的“中间路线”。
    第三项重大改革是设立新的政权机构,贵族会议大受限制。新机构中最重要的是四百人会议,由4部落各选100人组成,除第四级外,其他公民都可当选。四百人会议获得原属贵族会议的众多权力,如为公民大会拟订议程,提出议案,成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等等。贵族会议虽然保存,却没有原先的威风与实权了。对比于贵族会议权力地位的降低,公民大会却从原先的形同虚设逐渐恢复了它作为城邦最高权力机关的威严,因为选举梭伦和通过各项改革法令都必须在公民大会进行,公民群众参加大会的积极性空前提高。梭伦建立的另一新机构是陪审法庭,它不仅参与例行审判还接受上诉案件,等于雅典的最高法院。梭伦规定每一公民都有上诉之权,而陪审法庭是以陪审员当法官,人数在数十甚至百名左右,各级公民都可通过抽签任职,审案时投票作出判决,因此比较民主,打破了贵族垄断司法的积弊。梭伦还制定一些较进步的法律,规定除杀人罪外其他罪犯不得处死、任何公民皆有权提出控告、禁止买卖婚姻、保护孤寡妇孺等等。
    第四项改革措施则包括那些促进工商业的法规,例如奖励国外技工迁居雅典,对携眷移民给予公民权;雅典公民必须让儿子学一门手艺,否则儿子可拒绝赡养其父;禁止除橄榄油以外的其他粮食出口;对度量衡和币制进行改革,使雅典更好地开展对外贸易。这一系列发展工商业的措施突出体现了工商业奴隶主的要求。
    综观梭伦的各项改革,可见它在解救人民疾苦、消除贵族特权方面迈了很大的一步,同时也为工商业奴隶主掌握政权准备了条件。总的说来,它是把雅典引上了建立奴隶制民主政治和发展奴隶制工商业的道路,这也是符合当时希腊城邦发展要求的康庄大道。亚里斯多德说梭伦“采取曾是最优秀的立法,拯救国家,”是很正确的评价。在梭伦改革后的百余年间,雅典始终遵循着他开辟的这条道路,继续进行一些民主改革,终于使雅典成为一个经济繁荣、国力强大、政治民主、文化昌盛的居领导地位的希腊城邦。
    庇西特拉图僭主政治 梭伦肩负仲裁制宪大任的执政任期只有一年,届满后便飘然离任,出国远行,此后始终未入政坛,直到公元前560年去世。据说改革后期曾有人建议他搞僭主政治,被他婉言拒绝,以示他对城邦政治的忠诚,反对个人独裁。但是,梭伦以后雅典公民内部派别斗争又趋激烈,出现了平原、山地、海岸三派相持不下的局面。从阶级背景看,大体可说平原派代表贵族,山地派代表农民,海岸派代表工商业者。按希腊城邦的惯例,派别斗争激烈时,往往有利于执政者加强权力,走上僭主政治的道路,而僭主政治一般有反贵族的倾向。何况,在雅典梭伦改革已为反贵族阵营奠定了基础。因此,长期斗争的结果,是山地派的领袖、曾为梭伦之友的庇西特拉图在雅典成功地建立了僭主统治。他依靠农民支持以武力夺取政权,给贵族一定打击,从公元前541年开始牢固统治雅典。他于527年逝世后,其子又继而统治了18年,直到510年被人民推翻。将近半个世纪的庇西特拉图僭主政治在雅典历史上也写下重要的一章。
    庇西特拉图的统治总的说来对农民比较关怀,也支持平民势力而反对贵族。他继续执行梭伦的立法,使雅典仍然按梭伦改革确定的路线发展。公民大会和执政官的选举照常进行,只是担任官职的人皆属他的党羽。他帮助农民发展生产,提高其政治地位,以低利贷款支持农民种植葡萄。在把司法权集中于城邦政府的同时,又设立乡村巡回法庭,就地解决纠纷,削弱贵族对地方司法的干扰。他还经常四处视察,解决僻远山区农民提出的问题。尽管他组建私人卫队并过着豪华的生活,平民对他的僭主政治犹有好感,他掌权期间雅典的经济和文化都有较大发展。因此亚里斯多德评述说:“庇西特拉图处理国政是温和的、而且是宪法形式的;他每事仁慈温厚,对待犯法的人尤其宽大……在他统治时期,从不与大众为难,总是致力和平,保持安靖;所以人们常说庇西特拉图的僭主政治有如黄金时代。”
    在僭主统治的公元前6世纪后半期,雅典工商业有显著发展。雅典陶器生产在希腊世界位居前列,畅销于地中海东西各地,也深入黑海沿岸,随着精美陶器外销的还有酒与油,这两项农产品也居雅典外贸的大宗。由于庇西特拉图与邻邦和小亚、黑海一带国家皆保持友好关系,雅典对外联络方便、商路畅通,它铸造的钱币在国际市场上开始受到重视。庇西特拉图特别注意控制雅典通往黑海的商路,在小亚西北角建立了雅典殖民地西吉昂,并支持雅典商人开发色雷斯的金矿。他在雅典大兴土木,既促进了建筑业和有关行业的发展,也使雅典开始成为希腊建筑和雕刻艺术的中心。他还注意提倡文艺,出资组织隆重壮观的节日庆典,把许多诗人请到雅典,礼遇优渥,荷马史诗的整理写定便在雅典进行。因此,总的说来雅典在僭主统治之下仍是按梭伦期望的那样繁荣起来了。
    庇西特拉图之子希庇亚斯却未能继续其父的“仁政”,专制的黑暗、奢侈、傲慢引起人民越来越大的不满,终于在公元前510年被群众推翻,被逐的希庇亚斯最后跑到波斯,叛国求荣。雅典人民获得自由后继续奋斗,赶跑了乘机和流亡贵族勾结而一度进入雅典的斯巴达军队,并促成了公元前508—507年的克利斯提尼改革,把雅典民主政治推进了一大步。
    克利斯提尼改革 克利斯提尼也是象梭伦那样出身贵族却支持平民的民主政治家,他针对梭伦改革犹未深入触动的雅典选举体制和血缘团体作了较彻底的改革。其内容之一是废除传统的4个血缘部落而代之以10个新的地区部落,按新部落体制进行选举。实际上这些新部落就是城邦的选举区,仅袭用部落之名而已。由于雅典政坛上早有平原、山地、海岸三派之分,新部落的组成就注意到在消除氏族贵族影响的同时,也注意揉合三派,因而组成比较复杂。其办法是每一地区部落都包括三个位于上述三种地区的“三一区”,例如新组成的名为潘迪奥尼斯的地区部落就包括位于海岸的三一区米里诺斯,位于山地的三一区派阿尼亚,位于平原的三一区古达特内昂,三地合一而成新区。这个办法巧妙地利用了原来血缘部落也分三个三一区的传统,只是旧三一区是按胞族划分,现在则按地区户籍组成,而且兼容平原山地海岸三部分。正是在彻底按地区组成这一点上,克利斯提尼改革沉重打击了氏族贵族,使他们依靠旧的氏族血缘关系影响选举成为不可能,雅典的国家组织也由于摆脱氏族关系的残余而完全形成了。
    在组成新的选区之后,克利斯提尼便以10个部落各选50人组成新的五百人会议,取代梭伦的四百人会议。五百人会议的成员是所有公民不分等级皆可担任,比四百人会议更民主。选举办法也有新创:各选区基层单位(相当于村庄的德莫斯)按人口比例确定的名额在合格候选人中抽签产生。这样一来,每个身体健康并关心政治的雅典公民,原则上都有当选五百人会议成员的权利,实际上在他一生中也总有一两次获选的机会。五百人会议的权力也更为扩大,除了为公民大会准备议案、所有议题均先由它讨论并由它主持公民大会外,它又在公民大会闭会期间负责处理国家日常政务,由其500成员按部落分为10组,在一年内轮流值班,称为“主席团”,每组50人内部也是轮流抽签值班,而在每人值班那天,他便是雅典国家地位最高的公职人员,有权主持公民大会、接见外国使团。
    克利斯提尼改革还导致雅典军队组成的改动,以前按血缘部落征兵的办法现在改为按地区部落征兵,每部落提供一队重装步兵、若干骑兵及水手,并且选举一名将军为统领。10名将军组成将军委员会,由军事执政官任主席。将军之职按公民自费服役的传统,不仅没有薪饷而且要由自己出资装备一切(包括勤务兵),因此只有家产丰厚的人才愿意和可能担当。所以,它始终不搞抽签而只由选举产生,并可连选连任(但也可以随时罢免),后来这一职务便成为奴隶主上层掌握的要职,对雅典政局影响较大。
    克利斯提尼改革的最后一个措施是实行陶片放逐法(陶片是指选票),它是按公民投票来决定是否对某一公民实行政治放逐,因投票时把定罪人的名字写在陶片上而得名。每年由五百人会议提请公民大会讨论是否应行此法,若大会同意就召开全体公民集会进行投票,只要出席人数达到6000而某人获多数票就要流放国外10年,但不动其财产。这个放逐法对那些不受群众欢迎的头面人物(往往是贵族)是很大的威胁,不失为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工具。
    综上所述,可见克利斯提尼改革是继梭伦之后把雅典民主政治推向高峰。此后,雅典城邦的民主洪流便不可逆转地向前猛进,因此亚里斯多德说这一改革“比梭伦宪法要民主得多。”恩格斯也认为它是雅典国家建立过程的完满结束,而且,“现在已经大体上形成的国家是多么适合雅典人的新的社会状况,这可以从财富、商业和工业的迅速繁荣中得到证明。”雅典在将近百年之间由于一系列民主改革而跃升为希腊世界中居领导地位的城邦,其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实力已可使它在即将到来的波斯帝国的入侵中接受空前严重的挑战。
  
  
  蓝田玉09.06.2004, 11:31 
  文章很长,不过很详细,看过之后对希腊文化有一定了解。特意贴给看过《如果五月花号上载的是中国人》的人看看。 
  蓝田玉09.06.2004, 11:34 
  古 典 时 代 
    希腊波斯战争 希腊世界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发展到公元前5世纪末已颇具规模。与此同时,在西亚兴起的波斯帝国也统治了小亚、叙利亚、巴勒斯坦至埃及的广大地区,并进军多瑙河,控制色雷斯,直接逼近希腊,呈锐不可挡之势。古代东西方两大政治力量的接触,必然导致双方之间的战争,亦即希腊波斯战争。但就具体情况而论,则战争的起因和双方攻守的态势都表明主要是波斯帝国的侵略扩张引起了希腊各邦奋起应战,正义是在希腊一边,这也是希腊能在数量上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击退波斯大军的原因。
    希腊波斯战争的导火线是公元前500年小亚的米利都发动爱奥尼亚诸邦起义,反抗波斯对小亚沿岸希腊城邦的统治。在起义中,雅典曾派兵给予援助。起义被波斯镇压后,波斯便以雅典援助起义为由,渡海入侵希腊。公元前492年,第一批以海陆军组成的波斯问罪之师沿色雷斯海岸南下,但由于波斯海军在北希腊的阿多斯海角遭飓风袭击,几乎全军覆没,没有交战就退回亚洲。历史上一般便以此役作为希腊波斯战争的开始(也有以米利都起义之年作为战争开始的)。主要的战斗发生于公元前490年和480—479年的两次波斯大军入侵期间,但波斯都遭到失败而退回亚洲。以后战争仍时断时续,直到公元前449年希波双方缔结和约才告结束。
    在希腊各邦中,反抗波斯最为坚决的是雅典与斯巴达,以此两国为首,联合其他城邦组成了有统一指挥的希腊联军。应该指出,在城邦体制下已有长期自由独立传统的希腊人,是不能容忍波斯帝国的入侵和蹂躏的,因此大多数城市都积极投入反波斯斗争,为联军提供各种支援。而刚刚完成克利斯提尼民主改革的雅典,民主政治大有发展,奴隶制经济也呈蓬勃上涨之势。特别是雅典这时扩大了与黑海各地的贸易往来,由爱琴海进入黑海的航道对雅典至关重要,波斯占领小亚和进一步西进便完全控制了这条航道,对雅典形成巨大威胁,更何况波斯铁蹄一旦践踏希腊本土即将造成国破家亡的惨剧。因此,雅典公民群众在战争中爱国热情大为高涨。当时曾参战的雅典悲剧诗人爱斯奇里斯在《波斯人》一剧中生动描述了希腊战士在反侵略战争中发出的爱国救亡的呼声:
    “前进呀!希腊的男儿,
    快救你们的祖国,
    救你们的妻子儿女,
    救你们祖先的神殿与坟茔!
    你们现在是为自己的一切而战!”
    但是,不能脱离古代社会的条件来评价这次战争。作为奴隶制国家的雅典,它的作战也是为了本城邦的奴隶制经济的利益,而且随着战争的胜利,雅典的地位就逐渐从救亡图存转到扩张争霸,遂在战争后期通过控制提洛同盟而发展了雅典的海上霸权。这种转变进一步揭示出这场战争本质上仍是奴隶制国家之间你争我夺之战。
  公元前490年,波斯皇帝大流士派其甥阿尔塔弗涅斯率大军乘坐600艘舰只渡海西侵,直指雅典和曾出兵援助米利都的厄律特里亚。波斯军先攻厄律特里亚,遭到顽强抵抗,但这个位于优卑亚岛上的城邦终因叛徒出卖而陷落,城市被焚毁,居民被降为奴隶。此后波斯军便乘船来到雅典东北部的马拉松,登陆扎营,要象攻掠厄律特里亚那样夷平雅典。但波斯骄横之师却在马拉松平原上遭到雅典公民军队空前勇猛的打击。据估计,当时波斯海陆兵员总数在5万以上,还有号称无敌的骑兵。雅典倾全力征集的部队只能达到1万人,斯巴达援军又因故不能赶来,雅典明显处于劣势,公民们都为这场战斗的结果担心。但是雅典方面也有自己的优越条件:首先,雅典全体公民战士有以死卫国的昂扬斗志,而波斯军多属各族强征入伍者,斗志不坚;其次,希腊有重装陆军的配备,当时雅典步兵全身皆着铜铁盔甲,以密集队形冲刺,波斯步兵则仅有藤盾护身,轻装而无甲胄;再加上雅典指挥官米太亚德曾在色雷斯居留,对波斯军队的虚实比较了解,又选择了恰当时机在清晨向波斯军营发动猛攻。因此当战斗开始后,以前在波斯大军面前常遭败北的希腊人这次却取得极为光辉的胜利,波斯士兵被打死的达6400人,希腊方面则仅牺牲192人。波斯军被打得狼狈不堪,只有窜上舰船,离岸远遁。这次马拉松大捷使希腊人破除了波斯不可战胜的迷信,增强了保卫祖国的决心和信心。
    马拉松战后,波斯军虽然退走,雅典以一邦之力还难以追击,双方便隔海对峙,都在积极准备日后的再度决战。波斯方面虽遭损兵折将之辱,但整个帝国实力未受触动。大流士死后,继位的薛西斯便大张旗鼓地集中全国军力财力,准备以更大的规模卷土重来,必欲扫平希腊而后快。
    希腊方面的有识之士也看到初战告捷只是即将到来的更大风暴的前奏,希腊民族仍处在危险之中,全力备战确属当务之急。这些人中最有影响也最有见识的是雅典民主派领袖泰米斯托克利,他曾参加马拉松战役,对波斯舰船之多和未来决战中海军的极端重要性体会甚深,便极力主张雅典应首先建立强大的海军。恰巧雅典的劳立温银矿这时发现一支富脉,可开采出大量白银,他即说服群众不要按旧例把属于国有的银矿出产分给公民,而把它集中起来用于海军建设,终于造好了100艘新式的三列桨战船。再经过其他方面的努力,雅典海军在短短数年间达到拥有三列桨战船200艘,实力猛增数倍。它们在数量上虽仍远不及波斯海军,却有灵活快捷坚牢强劲的优点,在士气高昂的雅典公民水兵掌握之下,已具备和波斯海军拼搏的力量。
    与此同时,经雅典和斯巴达的努力,许多希腊城邦已认识到局势的严峻和联合抗敌的必要,到公元前481年,31个城邦集会于斯巴达,决定组成全希腊的同盟,一致对抗波斯。大会推举斯巴达为海陆军统帅,重要决策则由同盟各邦共同商定。雅典为了增强同盟内部的团结,明智地把海军的最高指挥权让给斯巴达,但事实上它是希腊海军的主力,足可左右作战方针。此外,雅典公民大会在泰米斯托克利提议下还决定让所有流放者回国,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使雅典国力更见强盛。因此,当薛西斯下决心要征服希腊,严令各路大军云集小亚,又在海峡修桥筑路,扬言以百万之师问罪西邻之时,希腊人也为挽救他们的民族和文明作出了充分的准备。
    公元前480年的春天,薛西斯亲自率领波斯海陆大军开始了历史上空前的横渡赫靳斯滂海峡的军事行动,他下令建造两座联结亚欧两岸的浮桥,全军兵马辎重即由此踏上欧洲土地。据希腊历史家希罗多德的记载,渡过海峡进入希腊的波斯部队仅战斗人员即有2641610人之多,此数显然过于夸大,可能他是引用了波斯皇帝举行全国大阅兵时宣布的全军人数,实际上,渡过海峡的波斯陆军最多只有50万人,战斗人员只有40万之数,加上波斯海军千余艘战船上的15万水兵,海陆军战斗人员总数为50余万,它和希罗多德说的虽然相差很多,但在当时仍是空前庞大的部队。对比之下,希腊联军劣势明显:陆军仅11万人,海军只有400艘战船,而且由于城邦众多,地域分散,能集结在一地抗击波斯的联军往往只有一两万人,因此战争形势对希腊人说来仍非常严峻。
   



  
 
  在中希腊的主要道口温泉关,波斯陆军主力和希腊人进行了首次大战,此关傍山靠海,地形极为险要,守关部队决心在此打一场与国土共存亡的决死之战。他们仅有7200人,核心是300斯巴达战士,以斯巴达王李奥尼达为司令,面对的却是数十万波斯大军。初次接触后,带头作战的斯巴达人非常英勇、波斯军数度猛攻皆不得手。后来波斯军找人带路迂回绕行至温泉关后面,使希腊守军腹背受敌,难以坚守。李奥尼达命令大部分守军撤离关口,安全转移到后方,他和全体斯巴达战士则留下死守,鏖战竟日,终于全部牺牲,另外请求留下和斯巴达人并肩战斗的还有400底比斯人和700特斯皮亚人,他们也都英勇牺牲。温泉关之战为希腊全军树立了榜样,鼓舞了整个民族的战斗意志,其精神力量之伟大远胜于具体关隘的得失。从战略布置上看,这场守卫战也是成功的,它为联军主力在后方的集结和希腊舰队驻防于萨拉米湾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当薛西斯随后席卷中希腊各邦,攻占雅典,把全城付之一炬而得意之时,却不知道等待他的只是失败。
    公元前480年秋,希腊和波斯的海军在萨拉米湾展开决战。此地位于雅典西南,有萨拉米岛和大陆之间形成的狭窄水域,以雅典舰队为主的希腊海军便利用了有利地形充分发挥自己灵活机动的特点,重创波斯舰队,击沉敌舰300余艘,希腊则仅损失40艘。波斯海军残余作鸟兽散,已无力抗拒希腊舰队;薛西斯也无心恋战,匆忙撤回亚洲,战局遂起根本变化。波斯虽然还在希腊土地上驻有一支陆军,采取攻势的却是希腊人,这支陆军很快便在479年的普拉提亚战役被歼,希腊本土全境获得解放。与此同时,希腊海军在小亚的米卡尔海角再次取得对波斯海军的胜利。此后希腊胜利日渐明朗化,下一阶段(公元前478—449年)的军事行动主要是希腊人乘胜追击,进一步解放爱琴海上和小亚沿岸的希腊城邦,使整个希腊世界摆脱波斯统治,免除波斯的威胁。公元前449年,波斯同意缔结和约,波斯承认小亚各希腊城邦的独立,并承担义务不再派军舰进入爱琴海,希波战争遂正式结束。
    希腊波斯战争以希腊的胜利告终,在世界历史上影响深远。此后,世界文明发展的格局便逐渐形成东西方并立共存之势,一直延续至今。希腊的胜利不仅使希腊各邦得以继续发展,尤其使雅典达到空前的繁荣,遂为日后的西方文明奠定基础。希波战争波斯虽败,对整个帝国说来仍只是局部的边境事件,希腊人还无力越过小亚进入东方,因此波斯帝国仍在继续发展,它所继承的古代东方文明的传统后来又经安息、萨珊波斯和伊斯兰文明而持续不绝,这就是世界文明分为东西方的大格局,而它的最初的分水岭可以说就是希波战争。
    雅典海上同盟 普拉提亚战役后,雅典成为希腊联军中最有威力的强国。它的海军是和波斯继续作战的最重要力量,遂使雅典逐渐凌驾各邦、尤其是爱琴海和小亚沿岸各邦之上。这种形势导致了雅典霸权的建立。公元前478年底至477年初,雅典组织中希腊、爱琴诸岛和小亚的一些城邦形成新的同盟,以同盟金库设于提洛岛而名为提洛同盟。它的目的原是为继续对付波斯联合作战,最初入盟之邦有35个,后来愈聚愈多,最后达到近250个邦,几乎包括全部爱琴海和小亚的城邦。同盟的章程和伯罗奔尼撒同盟近似,以盟主雅典为一方,所有其他盟邦为一方,双方立盟认共同之敌和共同之友,实际上军事外交皆得听从雅典指挥,所以这个同盟实即雅典霸权的工具,亦称雅典海上同盟。
    按协议,入盟各邦皆承担义务共同组建海军。最初同盟可能有300艘三列桨战舰,其中雅典负责装备150艘,余由各邦提供。实际上直接提供舰只的盟邦不多,一般都出钱委托雅典代办,遂形成交纳盟金,雅典用之组成舰队的制度。盟金本来是为对波斯作战而收集,但后来却演变为雅典对入盟各邦的一种经济勒索,带有贡金的性质。随着入盟城邦加多,盟金猛涨,最后达到年入600塔兰特之数,在希腊当时可算空前庞大的巨款。同盟金库后来也由提洛岛迁到雅典,部分盟金被雅典挪用作国内城市建设之用,可见盟金已全归雅典支配。
    随着希波战争接近尾声,作战任务退居次位,雅典对盟邦的控制却与日俱增,同盟就逐渐变质,终于成为雅典控制盟邦的工具。希波战争结束后,提洛同盟便转化为雅典帝国。自行退盟的城邦要遭到残酷镇压,盟金份额和使用完全由雅典决定,各邦在军事、外交以及政治经济制度方面都得按雅典意旨行事。入盟各邦按地域分为5个纳税区,实即雅典的监督控制区;除了军事暴力统治而外,雅典还通过在各邦议会和政府中派人常驻甚或担任要职、支持各邦倾向雅典的政派、干涉各邦司法等等而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加强控制。
    雅典海上霸权的建立为雅典自身的发展提供了优厚条件,是使雅典在公元前5世纪经济文化全面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表面上看,雅典这个古典文明的中心和民主政治的灯塔,却要奴役统治它的盟邦,在海上同盟内称王称霸,似乎难以令人理解。但若揆之古代奴隶制国家的发展规律,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却有其必然性,因为古代奴隶制国家强大以后都要奴役邻邦,尽可能地寻求扩张,即使在国内实行民主共和制,在国外却同样横蛮地推行帝国统治——甚至连雅典人自己也承认当时的对外统治是搞“雅典帝国”。与古代东方帝国和后来的罗马帝国不同的是,所谓的“雅典帝国”是在希腊城邦体制之下建立的霸权,雅典并未吞并结盟各邦,变它们为自己治下的一个城市或行省。并且雅典的霸权不断受到来自其他城邦、首先是斯巴达的严重挑战,终于引起希腊世界内部相残的伯罗奔尼撒战争,雅典失败,提洛同盟终被解散。而雅典霸权的建立和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战乱却也使希腊城邦体制陷于不能自拔的危机。
    雅典民主政治 雅典的民主政治在希波战争中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公元前487年,执政官不再经过选举,而是象五百人会议成员那样抽签产生。虽然梭伦改革以来只准第一、二等级任执政官的限制仍然有效,但由众多候选人抽签决定任职终究意味着官职向更广泛的群众面扩散。到公元前457年,公民大会便决定可让第三等级公民任执政官,后来又扩大到第四等级,并一律由抽签产生。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到希波战争结束,雅典政治可说是已达到在古代奴隶制条件下最民主的程度。
    当时担任雅典民主派领袖并执掌政权数十年的是伯里克利(公元前495—429年),故又称此时为“伯里克利时代”。他虽然出身名门望族,在第一等级中亦居首富之列,但他的家庭却和民主政治有密切联系:他的母亲是克利斯提尼的侄女,他从青年时就投身民主运动,他的老师和诤友是富于民主和科学思想的唯物主义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斯,而提携他的政治家则是出身平民下层的厄菲阿尔特。在公元前461年厄氏被刺杀后,他便接任为民主派舵手,指导雅典政局直至逝世。  因此,可以说他是一身二任,既是代表工商业奴隶主的殷富公民的政治家,也是平民群众的代言人,恰好反映了雅典奴隶制民主政治既是奴隶制的又是民主的双重性质。伯里克利为人廉洁奉公、守正不阿,有眼光,善演说,具备一个优秀政治家的品格和气质。雅典在他领导之下达于极盛,因此马克思说:“希腊的内部极盛时期是伯里克利时代”。
    伯里克利曾在一篇演说中描述雅典民主政治的理想说:“我们的制度是别人的模范,它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体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让一个人员负担公职优先于他人的时候,所虑的不是某一个特殊阶级的成员,而是他们的真正才能。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绝对不会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雅典当时的民主政治当然与奴隶群众无缘,但在公民群众中却基本上能实现伯里克利标榜的这些优点。它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各级官职向一切公民开放,并都以抽签方式产生。当然,抽签方法也依职位轻重而略有区别。执政官这类最高官职尚须各选区按比例提出一定数量的候选人,然后再从候选人中抽签决定,但候选资格已尽量放宽,无任何财产、等级、资历的限制。其他各级官职和五百人会议成员则在各选区从合格公民中直接抽签产生。当时希腊人的宗教思想仍很浓厚,他们相信抽签是天意所归,赋予它以一定的神圣意义,因此也更显得公平。尽管这种看法有点可笑,它实际上却为公民提供了在古代条件下最广泛也最平等的参政机会,公民的政治素质也大为提高。
    其次,民主政治的主要机构公民大会、五百人会议和民众法庭握有充分的权力。特别是公民大会,这时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所有公民都是大会成员,都有参加讨论发言和投票表决之权,它实行的是直接民主制,即所有公民都直接参加握国家最高权力的公民大会。据估计,当时公民大会每隔八九天便召开一次,讨论国家安全、对外政策、粮食供应、国家债务、官员审核、惩罚和罢免;执政官抽签和十将军选举也在公民大会上进行。公民大会还曾允许任何公民就任何问题自由发言(无论违法与否),只要他在祭坛上放一橄榄枝表示请愿即可。当此民主政治鼎盛之际,雅典城邦任何公职人员,无论地位多高,皆不能离开公民大会而擅自决定任何政务大事。他们都处于公民大会和五百人会议的经常督察监视之下,若公民大会认为他有失职守,则无论其功勋威信多高,皆依法惩处,从罢官放逐直至处死。实际上所有公元前5世纪的著名政治家都受过公民大会的责罚,泰米斯托克利和伯里克利亦不例外。
    第三,在公民大会和公民群众获得国家主权的同时,原有的氏族贵族势力则被铲除殆尽。贵族会议丧失了一切政治权力,只处理与宗教有关的事务。而且,由于贵族会议成员照例由卸任执政官终身担任,此时执政官已向一切公民开放,出身平民的公民也能通过担任执政官而在贵族会议据有席位,这个会议也逐渐变质。因此,总的说来,旧日的氏族贵族奴隶主不再成为一支政治力量,贵族特权也烟消云散,这就是伯里克利津津乐道的“任职优先不属某一特殊阶级”。但这不等于上层奴隶主被赶出政治舞台,实际上雅典国家仍是奴隶主阶级的国家,只不过取消了贵族左右政坛的特权,让工商业奴隶主得到掌权的机会,并将政权向广大公民开放而已。伯里克利是整个奴隶主阶级“最优秀”的代表,他仍属上层奴隶主,偏重代表工商业奴隶主。
    第四,为担任公职和参加城邦政治活动的公民群众发给工资和补贴。按城邦旧制,公民担任公职是尽义务,一律不给工资,甚至要由自己负担有关开销(至于贵族当官以权谋私,借官发财则是另一回事),这种作法实际上使贫苦公民参政大受限制,民主政治的发展必须打破这个传统。伯里克利首先为担任民众法庭陪审员的公民发给每日生活补贴,颇得民心;遂加以推广,使五百人会议成员和包括执政官在内的政府官员在执行公务时皆由国家提供膳费;后来发展到参加公民大会可领取津贴,甚至入场观看城邦组织的戏剧会演也可得“观剧津贴。”这为贫苦公民广泛参政提供经济保证,在某种意义上还有生活救济的作用。这种公薪制和补贴制最受第四等级欢迎,也使广大群众关心城邦收入而支持对外扩张掠夺。
    综上所述,可见雅典民主政治在古代历史上确实发展到空前绝后的地步。但作为奴隶制民主政治,它的局限性也相当明显。首先是广大奴隶群众不仅毫无权利可言,而且被明目张胆地列为专政对象。雅典一切法制、政策都必须服务于剥削与统治奴隶的最高原则,血腥立法而外,还有警察和特务。而且雅典公民群众各个等级都是大大小小的奴隶主(第四等级往往也有一两个奴隶),他们无不支持城邦对奴隶的专政,在经济上对奴隶剥削的苛酷亦不下于其他古代国家。其次,这个民主政治的范围即使在自由民中也是很有限的,妇女皆不能参政,外邦人也无任何权利,这就使自由民人口总数一半以上与它无缘。第三,雅典对内虽行民主,对外、特别是提洛同盟的盟邦却是极端专横残暴的,毫无民主可言。而由于城邦只给自己公民享受权利,公民权本身变成一种特权,公民范围不见扩大反而缩小,非公民获得公民权相当困难,这也就堵塞了雅典在政治上自我扩大之路。最后,还要看到这个民主政治的领导权仍掌握在奴隶主上层手中,只是这些上层分子不再属反对平民的贵族而是支持平民利用民主的工商业奴隶主。在体制上,雅典民主政治也留有一个“漏洞”以便于这些上层分子掌握实权,那就是十将军始终保持选举制,连选连任,并不给薪俸,这就决定了贫穷公民很难当选将军。而将军是掌握兵权的实力人物,伯里克利就是从公元前443年起到429年连选连任首席将军而控制了雅典政局,成为事实上的终身政府首脑。所有这些局限都说明雅典民主政治是古代奴隶主阶级实行统治的一种手段。
    公元前5世纪希腊的社会经济状况 奴隶制经济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已得到相当充分的发展,学者们公认希腊为古代最突出的奴隶制社会之一。但是,希腊世界的经济发展并不平衡,奴隶制度亦不尽相同。就希腊本土而言,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内陆以及中、北希腊的西部与北部地区,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奴隶劳动尚未普遍使用。在奴隶制国家建立较久和奴隶制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奴隶制度又分为两大类型,即斯巴达型和雅典或开俄斯型。斯巴达型以农业为主,工商业不发达,实行土地国有制,使用国有的农业奴隶。这种国有农业奴隶多由被征服居民集体遭受奴役而成,耕种土地,向奴隶主交纳一部分收成。雅典或开俄斯型奴隶制经济虽也以农业为基础,但工商业比较发达,农业生产也卷入商品经济,葡萄、橄榄等经济作物的生产在农业中占重要比重。土地、奴隶、手工业作坊等重要生产资料归奴隶主私人所有,奴隶多通过市场买卖而来,使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雅典型奴隶制经济在希腊世界较斯巴达型更普遍和重要,代表着希腊奴隶制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以下有关希腊社会经济的分析,将以雅典型奴隶制经济为主。
    在希腊世界,农业中使用奴隶可分三种情况:一是斯巴达式的国有奴隶制,农业劳动全由国有奴隶希洛特担任。这种制度不仅见于斯巴达,在克里特岛和色萨利地区也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它往往通过征服而建立,并且是城邦为避免公民分化和加强公民军事活动而强制推行的一种剥削形式,在公元前5世纪已处落后地位而逐渐衰退。第二是贵族田产中使用的奴隶,是农业中使用私人奴隶的集中方式,但规模不大(一般在20人左右),也不很普遍。第三则是自耕农或小农所私有和使用的奴隶,在雅典等希腊城邦农业中最常见,在公元前5世纪也是最为发达的农业奴隶经济形式。当时奴隶价格约等于一头毛驴,因此能拥有一两头牲口的小农往往也购买一两名奴隶。在雅典这样民主政治发达的城邦中,小农经济巩固,以第三等级为主的小农几乎都使用奴隶,数目由五六名至二三名不等,甚至第四等级的贫农也常以一名奴隶帮工。从以上三种情况看,可见希腊农业中使用奴隶是非常普遍的,几乎可说有耕牛处就有奴隶,但另一方面,公民和自由民中小农的劳动在农业经济中也占有很大的比重,这是希腊城邦社会必备的特点。
    在工商运输业和家务劳动中使用奴隶的情况,在雅典等城邦中,则较农业有过之无不及。手工业作坊可按使用奴隶的规模分为两大类。大作坊使用奴隶约20—30人,最多可达100余人。小作坊使用奴隶在5—10人之间,作坊主一般就是公民中第三等级的手工业者,往往参加劳动,此外也有只用一二名奴隶的小手工业者和小商小贩。在雅典,使用奴隶最多、最集中的行业是国有矿山的采矿业。例如著名的劳立温银矿使用奴隶多达1万人以上,由采矿奴隶主分片承包管理,全用奴隶下井开采,奴隶有业主自置者亦有租用者。出租奴隶的多来自中上阶层,往往是大奴隶主。例如雅典首富尼西亚斯就有出租奴1000人之多,但他自己不经营矿业,奴隶全用于出租。在矿穴中劳动条件最差,剥削最残酷,奴隶死亡率极高。在家庭劳务中使用奴隶的情况,则几乎包括所有等级的公民。不仅第一等级之家奴仆众多,第四等级的贫苦公民中也不乏用一名家奴者。同样地,几乎所有文化名人,无论他是哲学家、艺术家、诗人或学者,全都使用奴隶。在雅典,还把奴隶用于一般公务部门,如管理档案文书、担任警察刑吏之类。由此可见希腊社会中奴隶已被普遍使用。在斯巴达,奴隶集中于农业劳动,其数量为斯巴达公民的七倍;而在雅典,奴隶则充斥社会的各个方面。所以古典文明的光辉成就实际上是以奴隶劳动为其基石的。
    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奴隶制经济,就其自身的发展过程说,可说是达到了充分的繁荣。雅典是当时希腊各邦中经济最发达的,不仅包括奴隶在内的人口总数和工农业生产居全希腊之冠,它的产品还远销整个地中海区域和黑海地区,以它为代表也最能说明希腊奴隶制经济的一些特色。从古代奴隶社会总的发展情况看,希腊是继古代东方文明而晚出者,因此,它使用奴隶的普遍和发展程度之高,应看作整个古代奴隶社会已臻发达阶段的一个反映。但和同样也经历了自己的发达阶段的东方古国的奴隶制经济比较起来,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奴隶制经济又具有一些自身独有的特点,大致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希腊奴隶使用虽很普遍,却以小规模为主,而且,可称为大奴隶主的公民和小奴隶主之间的差别也不是很大。以雅典为例,它的公民等级财产差别之比按一、二、三等级收入计算,是5:3:2(即分别为500、300及200麦斗),尽管第一等级中首富之人比一般同级公民要突出一些,但总的来说距离这个基本标准不是很大。据估计,这三个等级拥有奴隶的数目大致是第一等级25人左右,第二等级15人左右,第三等级3人左右,和东方国家帝王将相豪门显贵的奴仆动辄成千上万、甚至十万至数十万的情况相比,雅典第一等级的大奴隶主,在东方看来只能算中等甚至中小奴隶主。这种小规模是和希腊城邦的公民体制密切相关的。
    (二)在上述特点的基础上,各等级在国民经济的重要地位也是以第三等级为首。即在希腊奴隶制经济中,占优势的是小农和小作坊的经济,与东方之王室、贵族、神庙经济占主导地位不同。仍以雅典为例,据估计当时雅典公民人口(包括家属)总数约为168000人,第三等级即占100000人,一、二级合算亦仅4000人,况且各级财产收入相差不太大,可见第三等级的重要了。因此马克思说:“小农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还构成古典社会全盛时期的经济基础”。
    (三)奴隶劳动使用于商品生产的比重较大,或者说,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社会经济中商品经济的比重较之其他古代社会为大。前已指出,自从开展殖民活动以来,希腊世界的商品经济便比较发达。公元前5世纪时,象雅典这样的城邦可说是以市场和商品经济为一切生产活动的杠杆,不仅工商业完全是商品生产,农业中也以经济作物为主,面向市场,反过来粮食却又大部分依靠进口,也是通过市场。这样一来,尽管古代奴隶制经济始终不脱自然经济的总范围,古代国家也无不以农为本(雅典亦不例外,农村人口仍占多数),希腊社会中商品经济的比重已有超过自然经济之势。商品经济的活跃,反映了私有化比较彻底,市场交换的原则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大作用,工商业奴隶主势力比较强大,这对希腊民主政治和文化思想都有不小的影响。但商品生产却不能改变奴隶制剥削的本质,甚至可以说奴隶主为了追求商品利润,对奴隶的剥削更为残酷,更不顾奴隶的死活。
    (四)希腊各邦一般不以本城公民为奴,所使用的奴隶都是外邦人和蛮族人。雅典自梭伦改革以后已取消公民中的债务奴隶制,在雅典影响下,提洛同盟和其他希腊城邦在公元前5世纪也普遍保护本国公民不遭奴役。因此,在雅典和其他海运发达的大城邦中,奴隶多来自海外异域,其中有小亚、叙利亚、腓尼基和亚洲各地之人,也有色雷斯人和黑海沿岸的西徐亚人,还有来自非洲的黑人。战争俘虏仍是奴隶的重要来源,而海盗劫夺拐卖的奴隶和家生奴隶也不在少数。各城邦都有奴隶市场,希腊世界最大的奴隶市场则是爱琴海上的开俄斯岛。本城公民不得为奴以后,有利于使全体公民共同对付奴隶,奴隶主的专政反而更见巩固,甚至象雅典这样号称民主典范的城邦,公民群众对奴隶的镇压也从不放松。
  由于这些特点,希腊奴隶制可称为古典奴隶制,和古典城邦体制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但是,对希腊社会中奴隶人数的估计,却不能因其使用普遍而认为奴隶一定要比自由民多得多,从上述的小规模、第三等级为主等特点可以作此推定。目前史学界较普遍的看法是,以最发达的雅典为例,总人口40万人中,奴隶20万,公民16.8万,外邦侨民3.2万,因此奴隶只占人口的50%,至于整个希腊世界,则比率还要低一点。例外的恐怕只有斯巴达和开俄斯岛,因为斯巴达那套希洛特制度比较彻底,作为国有奴隶的希洛特显然要比斯巴达公民多得多;而开俄斯岛则是最大的奴隶市场,所以古人都说那里的奴隶多如牛毛。但总的说来,希腊社会奴隶与自由民之比不会超过50%,虽然较之古代东方各国,这个比例仍是大大超过了(古代东方约在30%以下)。
    希腊奴隶社会尽管在公民内部实行民主,对奴隶仍是非常严酷的,奴隶与奴隶主的阶级矛盾异常尖锐。不仅希腊城邦的专政措施无孔不入,奴隶主对奴隶的虐待更是五花八门,从鞭打开始、直到吊起脚来、抽筋折骨、剥皮、绞杀、烧死、从鼻子里灌醋、在肚子上压砖……无所不用其极。这一切对奴隶的虐杀构成希腊古典文明最阴暗的一面,却也是最本质的一面。在这样严酷的压迫之下,希腊奴隶群众的反抗斗争异常激烈,方式多样,从怠工、逃亡、击杀个别奴隶主、利用奴隶主内部矛盾打击奴隶主,直至武装起义,发动奴隶主最害怕的“奴隶战争”。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际,雅典的奴隶和斯巴达的希洛特都发生过大规模的逃亡,尤以公元前412年雅典2万名手工业奴隶大逃亡对雅典打击最大。奴隶起义战争多次爆发,其规模最大的两次皆发生于伯罗奔尼撒:公元前494—468年的阿哥斯奴隶起义,先后坚持20余年;公元前464—453年的斯巴达希洛特大起义则几乎摧毁斯巴达城,虽然最后失败,却坚持斗争达10年之久,粉碎了斯巴达陆军天下无敌的神话。
  
    伯罗奔尼撒战争 提洛同盟演变为雅典帝国后,雅典成为希腊最大势力,引起斯巴达和它领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的敌视。在伯里克利执政期间,帝国政策未尝放松且有变本加厉之势,斯巴达的干扰对抗亦与日俱增,终于爆发了历时二十余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404年,其中421—415年一度休战)。两强相争,必有一战,这是奴隶制国家对外关系的必然规律,但此次伯罗奔尼撒战争除了一般的奴隶制强国争霸之战的意义而外,还反映了希腊城邦体制的危机:它既不能阻止战争的爆发,战后又无法导向稳定的联合,于是战乱频仍,表明城邦制度已难以适应希腊奴隶制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此战以雅典失败为结束,更使处于上升阶段的古典文明顿遭挫折。
    战争的第一阶段从公元前431年开始,至公元前421年休战而止。公元前431年春,加入伯罗奔尼撒同盟的中希腊城邦底比斯袭击雅典的盟友普拉提亚,被击溃,雅典随即拘留所有雅典境内的底比斯侨民,战争遂不可免。原来,在此之前,雅典和伯罗奔尼撒同盟已有多次摩擦。从公元前457年起,雅典海上帝国与色萨利和阿哥斯结盟,同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已兵戎相见,进行了多年战争。至公元前445年才签订和约,但矛盾继续发展。公元前432年,伯罗奔尼撒同盟召开大会,决定向雅典提出一些明知它不能同意的强硬要求(例如驱逐伯里克利)。雅典亦针锋相对,在公民大会上对这些要求断然拒绝,意味着双方都在准备诉诸战争。底比斯袭击普拉提亚便成为导火线引发了希腊两大势力的决战。在431年6月,斯巴达军侵入雅典,战争遂全面爆发。
     从战前的基本形势看,雅典海上同盟积极扩张,四处插手,已危及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利益,而雅典民主政治的霸权更使坚持贵族寡头统治的斯巴达深感不安。雅典工商业发展已从黑海而西扩入爱奥尼亚海,侵犯了伯罗奔尼撒同盟最大工商业城邦科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矛盾更难以缓和。伯里克利认识到战争绝难避免,作了一定的准备。他知道斯巴达将采取陆上围攻之策,遂把雅典取胜的条件放在海上反击和城市固守等方面。为此他修筑并加固了连接雅典城和海港皮雷埃夫斯的长垣夹道,相信只要此墙未破,雅典城就能直通大海,不仅不怕斯巴达的围攻,同时还可凭其优势海军袭击斯巴达和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城市。
     出乎雅典方面意料的是,当斯巴达军占领郊区农村,农民纷纷逃入雅典城内时,密集的人口和恶劣的卫生条件却使海外传来的瘟疫(可能是鼠疫)大为流行。据估计,全城居民的1/4染疾而死,更严重的是,伯里克利也被瘟疫夺去性命(公元前429年)。此后提洛同盟内部的矛盾和雅典公民中主和与主战派的矛盾也日渐发展,遂使雅典战斗实力大受影响。在第一阶段的战争中,双方互有胜负,呈相持之势,最后雅典主和派得势,双方遂缔结和约,规定各自退出占领对方的领土,交换战俘,保持50年和平。但实际上双方互占之地都未退还,矛盾依然存在,只是暂时的休战。
    战争第二阶段(公元前415—404年)以雅典发动西西里远征开始。当时西西里岛最大城邦叙拉古与斯巴达为盟,雅典想以空前规模的海上远征夺取叙拉古,结果事与愿违,全军覆没。这次惨败使雅典元气大伤,特别是海军受损最巨,再也无力恢复,从而决定了雅典失败的命运。此后斯巴达不断出兵侵入雅典国内,长期盘据雅典城北面的狄西里亚地区,雅典农村遭严重破坏,城内又发生了两万奴隶的大逃亡,加速其经济的崩溃。斯巴达方面则不仅有优势陆军,还借波斯资助建立海军,实力大增。公元前405年的羊河之役,雅典海军被全部歼灭,只好屈膝求和。
    404年的和约规定解散提洛同盟;雅典只能保留12艘警卫用的舰只,拆除长垣通道和海港防御工事,并加入伯罗奔尼撒同盟。这样一来,失败的雅典便被降为俯首听命于斯巴达的二等城邦。这次战争虽是希腊人之间的内战,其牵涉之广、损失之大、杀戮之残酷却较希波战争尤有过之。此后希腊历史进入城邦危机阶段,希腊古典文明亦由全盛走向衰落。
    公元前4世纪社会经济状况 在公元前4世纪的城邦危机时期,希腊奴隶制经济在战乱之中仍继续有所发展,因为从实质上说,城邦危机本身就是奴隶制发展的结果。奴隶制经济要求建立大国甚至帝国,原来小国寡民的希腊城邦却和这一要求背道而驰。城邦体制要被奴隶制的进一步发展所抛弃,于是出现了城邦危机,而在危机中,奴隶制经济仍将不断取得进展。危机引起的战争虽然破坏生产,却对奴隶制发展不无好处,因为战争提供了滔滔不绝的奴隶来源,还使许多奴隶主借战争大发横财。另一方面,奴隶制的发展又破坏了城邦的经济基础,公民中的小农和手工业者在战乱之中纷纷破产,进一步加深城邦的危机。
  伯罗奔尼撒战后直到公元前4世纪末,江河日下的希腊世界中惟一不见衰减反而显著发展的是奴隶制。历次大小混战中卖作奴隶的战俘和被征服人口不计其数,各城邦的奴隶市场到处“货源”充足,而奴仆成群的大奴隶主也日见增多。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获胜的工商业大城如科林斯、叙拉古、底比斯等固然是继续繁荣,连战败的雅典也恢复较快,到公元前4世纪中期雅典的奴隶制经济从数量看已超过5世纪的极盛期。甚至高唱“平等人公社”的斯巴达,贫富分化亦趋激烈,许多指挥作战的将领大发战争财。其中最突出的如组建海军的莱山德,私敛家财达2000塔兰特,相当波斯的巴比伦、亚述省一年的税金总额。据雅典演说家希培里德之言,公元前338年之际,雅典银矿及其他行业使用成年男奴之数高达15万人,若加上女奴和老幼奴仆,则雅典奴隶总数已在30万人以上,比5世纪至少增加50%。
    和大奴隶制经济的流行相伴,公民中的小农和独立手工业者则处境艰难,破产日多。雅典公民中的第三等级受创最剧,人数大减,不少沦为无地公民,甚至流离失所,靠当雇佣兵糊口。而第四等级的贫苦公民却明显膨胀(其中有许多是第三等级沦落而成),数目至少增加了一倍,变成在城市里靠救济施舍为生的游民。上述各种因素加在一起,就说明曾作为古典城邦体制基础的小农与手工业者的经济以及兵农合一的公民兵制此时已遭严重破坏,广大贫民(破产小农、手工业者和无地公民)与大奴隶主的矛盾日趋尖锐,城邦内部的阶级斗争再次高涨起来。
    城邦内部矛盾的发展 许多城邦都爆发了贫民起义,有时奴隶亦响应参与,共同开展反抗大奴隶主的斗争。公元前401年,北非的殖民城邦昔兰尼首举义旗,贫民杀死500富人。接着在公元前399年,斯巴达发生了基那敦组织起义的活动,因叛徒告密,起义遭到扼杀。公元前392年,科林斯又爆发了贫民反对奴隶主上层集团的武装斗争。到公元前370年,阿哥斯更进行了规模空前的“棍棒党”起义(因起义群众以棍棒为武器,故名)。他们在前一阶段尚与城邦民主派共同对敌,镇压豪富千余人,后来民主派表现动摇,他们便推翻民主派政府而进行更激烈的斗争。尽管起义最后仍归失败,但群众的激进却表明城邦民主政治体制再也满足不了贫民的要求。
    随着城邦内部矛盾的加剧,希腊政治家有关公民内部团结共谋福利的梦想遭到破灭。过去城邦曾出现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结果建立了民主政治,使这种梦想一度有所依托。但此时的贫民反对大奴隶主的斗争(也有人称之为第二次平民斗争)却不再导致贫民的胜利,镇压贫民的大奴隶主也不再容忍民主政治的口号,而要加强镇压,与人民群众完全对立。公元前4世纪的著名演说家伊索克拉底曾形容这种梦想破灭的形势说:“富人宁肯把钱投入海中,也不愿救济穷人;而最穷的人则不以分享富人财产为满足,必欲剥净其财而后快——这种不通过互相谅解以求共享太平的心态已达如此不共戴天的地步,真令人可悲!”
    奴隶制国家的安全和奴隶主阶级的利益现在已不能靠日趋薄弱的公民武装来保护,代之而起的是雇佣兵。到公元前4世纪,希腊各邦对外作战对内镇压便主要依靠雇佣兵,这些雇佣兵的头目成为风云人物,更使城邦政治有名无实。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希腊奴隶主阶级想到只有向东方侵略、掠夺东方财富才是唯一出路,可是指挥各路兵马向东方进军仍得依靠国王之类专制势力。于是,无论从加强对内镇压和对外侵掠说,希腊奴隶主都感到城邦无用而把眼光转向王权统治。前面提到的演说家伊索克拉底就曾代表这种思想致书马其顿国王腓力,希望他领导希腊各邦“把战争引向亚洲,把财富夺归希腊。”这一口号,不仅反映了希腊奴隶主的野心,也透露出他们对城邦体制的深刻失望。
    城邦间的争霸斗争 城邦危机既由奴隶制发展而引起,势必导致各大邦为争霸而混战不已、愈演愈烈,最后是把希腊纳入奴隶制发展所要求的建立王国和帝国统治的轨道。
    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斯巴达成为希腊霸主,又引起新的矛盾。一方面是失败的雅典和原提洛同盟各邦的不满和伯罗奔尼撒同盟内的科林斯、底比斯等大邦对斯巴达独断专横的抵制;另一方面还有波斯的从中利用,挑拨离间。原来波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是支持斯巴达对抗雅典的,这时斯巴达过于强大,它又想遏制斯巴达以求对希腊有操纵之利。于是在公元前395—387年间爆发了科林斯战争,雅典、科林斯、底比斯、麦加拉等竟在波斯暗地支持下联合起来向斯巴达宣战。此战使斯巴达穷于应付,遂向波斯请和,由波斯出面拢合双方缔结和约。雅典乘机恢复了海军,在衰败中渐有起色,但波斯的插手却使小亚各地的希腊城邦又接受了波斯的统治,小亚希腊人在希波战争中的胜利成果丧失殆尽。 
    斯巴达是以出卖小亚各邦讨好波斯才得苟延其霸权,因此遭到各邦唾弃,但它的干涉却并不见减弱,反而变本加厉,终于引起底比斯再度反对。此时底比斯民主派领袖佩罗庇达和伊帕密南达相继执政,渐趋强盛,并恢复了以它为首的彼奥提亚同盟。公元前371年,底比斯在留克特拉一役痛歼斯巴达军,次年冲入伯罗奔尼撒,解散其同盟,斯巴达虽未亡国,却已失去一切强权地位。但底比斯的霸权未能长久,当时乘机组成第二次海上同盟的雅典又对底比斯的强大深感不安,反而和斯巴达联络以抵制底比斯。公元前362年的曼丁尼亚战役,底比斯主将伊帕密南达阵亡,底比斯的霸权迅速瓦解。接着,雅典又重蹈覆辙,对第二次海上同盟的盟邦摆出霸主架势,引起同盟战争(公元前357—355年),雅典失败,第二次海上同盟亦告解体。这几十年中,各邦的混战和同盟的分合层出不穷,始终未能找出摆脱战乱和危机之路,可见城邦体制的生命力已濒枯竭,而城邦危机却为马其顿王国的兴起及其控制希腊提供了方便。 
  蓝田玉09.06.2004, 11:35 
  传 播 时 代 
                        马其顿的兴起 
  
    马其顿的兴起 马其顿位于希腊北部,由上、下马其顿两地区组成。上马其顿是高原山区,仅有几个关隘与外界相通。下马其顿土地肥沃,适于农业,是马其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它对于上马其顿有传统上的宗主权。
    马其顿人的民族成分比较复杂。在早期青铜时代,一批操希腊语的部落迁至马其顿,后逐步分批南下,但有一部分人仍留在北希腊。可能在公元前7世纪,这些留下人中的一支——马其顿人占领了埃盖,扩张到了下马其顿的沿海平原,形成了马其顿国家。他们崇拜希腊的神祇,特别崇拜宙斯和赫拉克里斯。其他希腊语部落则在上马其顿与伊利里亚人、派奥尼亚人、色雷斯人相混合。从整体上看,马其顿人不是纯粹的希腊人,但与希腊人有渊源关系。
    马其顿人在文明发展的道路上,比南部的希腊人大大迟了一步。在希腊城邦已达到政治、经济、文化高度繁荣的时代,马其顿刚跨入文明社会的门槛。国王是全国土地的主人,战争中最高的统帅,在对外关系上代表着国家。他同时又是祭司、法官和司库。但他的统治权力也受到一定的限制,辖下的各个部落仍保持相当的独立性,拥有自己的王族和部落王,战时作为国王名义上的藩属出兵打仗。国王的王位世袭,但须经过人民的认可,人民还有权废黜国王。涉及到叛国罪的案件,要由人民审判。马其顿人多为农民和牧民,同时也都是战士。国王在部落贵族中选择他的战友,战友要完全忠于国王,平时参与宫廷事务,战时随国王出征。从这些战友中,国王选拔一些人组成他的“议事会”。公元前5世纪初,波斯侵略希腊,马其顿一度受波斯统治。但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一世(约公元前495—450年)暗通反抗波斯侵略的希腊城邦,告以波斯的军事情报。
    进入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一跃而成为希腊北部的重要国家。马其顿国王们把希腊的先进文化引入他们的宫廷,与希腊城邦进行贸易。经济的发展使马其顿的面貌发生了较大变化,村庄变成村镇,佩拉成为马其顿最大的城市和王国的首都。
    马其顿的真正强大是在腓力二世之时。公元前359年初夏,马其顿人选举前国王的幼子为王,腓力以新王叔父的身份摄政。腓力早年曾在底比斯为人质,与底比斯名将伊帕密南达结识为友。他细心了解当时希腊各邦的政治形势、外交方式与战争方法。这一经历大大有助于他以后的成功。他受命于危难之际。这时,马其顿局势比较混乱,某些属地企图脱离马其顿而独立,腓力的同父异母兄弟们则伺机争夺王位。腓力审时度势,干练沉着,很快稳定了局面,赢得了声威和权力。可能就在这时,马其顿人废掉了幼王,推举腓力正式为王,即腓力二世(公元前359—336年)。
  腓力大刀阔斧进行改革,首先加强了王权。他通过征服、联姻、挑选战友、分封等手段,把各部落的贵族控制在自己的范围之内,并削弱他们的权力。对于边远之地,由于吞并的时机还不成熟,就让当地维持旧制。至于征服来的土地则并入马其顿,并扶植自己在那里的力量,以加强马其顿的统治。他借助传统抬高自己的地位,自称是赫拉克里斯的后裔。
    军队是腓力征服与统治的最重要工具。为了提高军队的机动能力与战斗技术,他在部落兵制的基础上,创建了主要由贵族和富裕农民组成的常备军,归国王直接指挥。腓力吸取底比斯军队编制的特点,组成了更为密集、纵深的马其顿方阵。他加强了军队的武器装备,并建立了强大的舰队。总之,腓力的军事改革使马其顿的各个兵种能更好地发挥优势,协同作战。腓力的平定希腊,亚历山大之远征东方,其军事凭借就是这支马其顿军队。
    经济是立国的基础,腓力绝不甘心被排除于海上贸易之外。为此,他建立新城市,打开出海口,开采潘革翁金矿(年产1000塔兰特)。尤为重要的是进行了币制改革。他放弃了古老的波斯币制,银币采取色雷斯制,金币采取阿提卡制。这样,马其顿就可在色雷斯和雅典货币流通的范围内自由贸易,特别是能同南部近邻卡尔息狄斯同盟进行贸易。
    腓力的改革使马其顿成为巴尔干半岛的军事强国。西边的伊利里亚、伊庇鲁斯、东边的色雷斯、北边的派奥尼亚,都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腓力雄心勃勃,有强烈的征服欲望。在王权强化,国土扩大,实力增强,既无内乱又无外患的情况下,南部内争犹酣的希腊城邦自然成了他进一步征服的目标。
    雅典亲马其顿派与反马其顿派的斗争 马其顿的崛起,早就引起了希腊城邦有识之士的关注。腓力为打开出海口,夺取沿海一带,也早就与希腊城邦发生了冲突,与马其顿毗邻的卡尔息狄斯同盟首当其冲。面对咄咄逼人的腓力,希腊城邦内部,特别是雅典,出现了态度截然不同的两派:反马其顿派与亲马其顿派。
    反马其顿派的中坚力量是民主派工商业奴隶主,其首领德谟斯提尼就是一个武器经营者。工商业奴隶主与爱琴海北部、黑海地区有着传统的贸易关系,他们不愿意自己的利益范围被马其顿人侵占。一般公民大部分也追随反马其顿派,他们既为城邦的现状担忧,又不愿接受马其顿君主的控制,于是寄希望于恢复城邦辉煌的过去,保存雅典的民主宪法。德谟斯提尼充分发挥了他的雄辩天才,发表了一连串激动人心的演讲。他号召雅典的公民振作精神,团结起来,不仅为自己而战,而且要象在希波战争中那样,为希腊的自由而战。他对腓力进行了无情的攻击,说他是荒淫放荡的僭主,他的战友是拦路抢劫的强盗。德谟斯提尼一针见血地指出,腓力的最终目的是劫掠希腊。他呼吁在雅典之船尚未完全沉没时,船上全体人员无论大小都来救亡,否则就会同归于尽。
    尽管德谟斯提尼慷慨陈词,富有号召力,但在亲马其顿派看来,这不过是白费力气的空喊。亲马其顿派主要由奴隶主上层分子组成。城邦内部奴隶的反抗,贫民的抗争,以及城邦之间的战争,都危及他们的利益。他们对危机四伏、动荡不安的社会局面忧心忡忡,自己又无力改变现状,于是就寄希望于方兴未艾的马其顿,主张让腓力二世领导希腊,进攻波斯。这一派的首领代言人、雄辩术教师伊索克拉特请求腓力“不仅成为希腊统一的领袖,而且成为征服波斯人的领袖”。征服波斯的目的不是为了报希波战争之仇,而是要掠夺东方的财富,“让爱国主义思想所感发的斗争精神把希腊化为东方无穷财富的主人吧!……让我们把战争带给亚洲,而把亚洲的幸福带归希腊吧!”伊索克拉特企图借腓力领导的东侵来解脱城邦的危机,其结果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然而,反马其顿派企图通过希腊内部的团结来遏止马其顿扩张的步伐,也是不切实际的空想。
    主要立场上的分歧,使亲马其顿派与反马其顿派的斗争逐步升级。可能在腓力尚未公开表露敌意的公元前350年,德谟斯提尼就发表了“反腓力”的讲演,要求雅典先发制人,进攻腓力。公元前349年,奥林托斯城邦亲马其顿派占了上风,卡尔息狄斯同盟受到了腓力的威胁。德谟斯提尼连续三次就此事发表讲演,催促雅典马上派兵救援。他的主张遭到亲马其顿派的反对。腓力发动了战争,雅典在优卑亚岛遭到失败,卡尔息狄斯半岛亦落入马其顿之手,雅典无力再战,终于议和。和约签订后,曾为和谈代表团成员的德谟斯提尼却对主持签约的埃斯尼涅斯提出了控告。公元前344年秋,腓力控制了帖撒利。德谟斯提尼认为腓力背信弃义,帖撒利人遭受奴役,但伊索克拉特却向腓力祝贺,称之为正义之举。公元前341年,腓力提出愿意就与雅典的纠纷接受仲裁。德谟斯提尼鼓动人民向腓力开战,并要求人民用棍棒打死议和者。两派相争,无论谁占上风,已无法阻挡马其顿最终控制希腊的势头。
    希腊落入马其顿控制之下 爆发于公元前355年的“神圣战争”给腓力插手希腊城邦事务提供了机会。底比斯早在称霸中部希腊时,就从弗西斯人手中夺走了对德尔斐神谕所的控制权。弗西斯人不堪忍受底比斯的高压讹诈政策,就夺取了德尔斐的金库,招募了一支庞大的雇佣军,带头与底比斯人为敌。夺取金库的做法使弗西斯人陷于孤立,以底比斯人为首的希腊中部城邦组织同盟反对弗西斯人,马其顿也因它正染指的帖撒利受到侵犯而跻身其列。腓力把弗西斯人赶出帖撒利后,就把注意力转向了卡尔息狄斯半岛。公元前348年,阻碍腓力南下的希腊城邦奥林托斯城被毁,半岛上其他希腊城邦被迫拆掉城防工事,爱琴海北部一带陷入马其顿统治之下。不久,神圣战争以弗西斯人失败而告终,他们被开除出德尔斐地区的安菲替温尼同盟,腓力控制了同盟议会,势力直达中希腊。
    腓力的南进使雅典极为不安。它虽与马其顿在公元前346年缔和结盟,但双方显然都没有守约的诚意。神圣战争结束后,腓力从色雷斯地区夺取了一些城镇,引起雅典不满。雅典的反马其顿派占了上风,匆匆派出使团到各地游说,组织反马其顿同盟。公元前340年,雅典为首的反马其顿同盟开会,原则上同意提供金钱与兵力,与腓力作战。同盟甚至接受了波斯的金钱。约公元前339年末,腓力借口驻防军被底比斯人赶走,再次进入中部希腊,到达埃拉提亚。此地离雅典仅两天路程,形势紧急,雅典只得与底比斯结盟。公元前338年,以雅典和底比斯人为主的希腊联军在彼奥提亚的喀罗尼亚与马其顿军队决战,联军大败。这是一次决定希腊城邦命运的战役。从此之后,希腊城邦实际上失去了政治独立,反马其顿派彻底失败了。
    公元前337年春,腓力在科林斯城召开全希腊会议,成立了“希腊联盟”(又称科林斯联盟),奥林匹斯山以南的所有城邦(斯巴达除外)和许多岛国都成了联盟的成员。各成员国承担如下义务:保持和平;尊重各邦现存宪法;禁止死刑、土地财产再分配以及一切与当前法律相抵触的行为;镇压抢劫者与海盗。联盟的常务机构是“希腊人议事会”,议员数目根据军事力量的比例决定并选出,议事会通过的决议对所有成员国都有约束力。每次会议的五个主席从议员中抽签选出。在联盟的第一次正式会议上,联盟与马其顿国家(腓力和他的后代)签订了永久性攻守同盟条约,然后共同向波斯宣战,报复薛西斯对希腊神庙的亵渎。大会一致选举腓力为同盟的最高领袖,全权统帅军队。
    宣战后,腓力即开始召集各邦军队。公元前336年春,至少有1万人的先头部队,受腓力派遣,渡过了赫勒斯滂海峡,大军将在秋天随腓力出发。一场震动欧亚非大陆的战争帷幕就要拉开,但希腊—马其顿联军统帅腓力竟突然在当年夏季女儿的婚礼上遇刺身亡。其子亚历山大继位。
  
  
                  亚历山大帝国及其后继者 
    亚历山大的东侵 腓力猝然死去,这在马其顿和希腊城邦引起了强烈的反应。马其顿的版图本来就是靠征服扩大的,这时那些被征服、被吞并的北方部落开始骚动,一部分军队投到了背离者一边。希腊的反马其顿派又活跃起来。德谟斯提尼为此高兴万分,给自己带上了花环。雅典的公民大会则投票决定给谋杀者一顶冠冕。底比斯首先打出了起义的旗帜,伯罗奔尼撒的一些城邦也闻风而动。亚历山大就是在这样的动荡形势下继父为王的,史称亚历山大三世。亚历山大此时才20岁,但早年接受的良好教育与严格的军事训练,以及宫廷政治生活的熏陶,使他不仅胸怀大志,而且积累了丰富的军政经验。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很快平定了各地的骚乱与起义。他严惩底比斯,将城市夷为平地,居民卖为奴隶。后顾之忧既除,原定目标犹在,亚历山大的下一步就是向波斯进军。
    公元前334年春,亚历山大约率步兵3万,骑兵5000,跨过海峡东侵。他只带了一个月给养,手头也仅有70塔兰特现金。唯有快速取胜,利用当地资源,才能保证军队的供应。
    亚历山大与波斯的军队先在小亚细亚的格拉尼卡斯河附近交锋,波斯军队一触即溃。亚历山大乘胜前进,直逼小亚重要城市萨狄斯。萨狄斯不战而降,小亚的诸希腊人城邦获得名义上的自由。亚历山大接着沿海岸向叙利亚推进。公元前333年,在伊苏斯城与大流士三世亲率的大军相遇,双方展开会战。亚历山大直捣波斯军的左翼和大流士御驾亲督的中军。大流士三世怯阵脱逃,致使波斯军全线溃败。大流士的母亲、妻女都成了亚历山大的俘虏。
    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在腓尼基的推罗遇到了出师以来最顽强的抵抗。经过七个月的围攻,推罗陷落,3万生存者被卖为奴。
    大流士在亚历山大围攻推罗期间,曾表示愿割地赔款以求和,但被亚历山大拒绝。是年11月,亚历山大进入埃及,当地祭司倾心欢迎,称他为“埃及的法老”、“阿蒙神之子”。亚历山大在尼罗河口亲自勘选了以他命名的亚历山大里亚城的城址。这是他在东方建立的第一座城市。
    公元前331年,亚历山大返回推罗,东渡幼发拉底河。10月1日,在尼尼微附近的高加米拉原野与大流士三世的军队再次决战。大流士对此役作了充分的准备,使用带长刀的战车横扫猛冲,试图突破亚历山大的方阵。亚历山大采取让开正面,攻其两翼的战术,大败波斯军。大流士再次带头逃跑。
    高加米拉战役是亚历山大东侵以来的最大规模战役。大流士三世此后无力组织抵抗,只有仓皇逃命,亚历山大则紧迫不舍。波斯大势已去,都城巴比伦、苏撒、帕塞波里斯、埃克巴坦那相继落入亚历山大之手。为了追上大流士,亚历山大率军进入帕提亚与巴克特里亚。大流士三世在逃亡中被他的巴克特里亚总督贝索斯杀害。亚历山大抓获了僭称波斯国王的贝索斯,以弑君罪将其处死。大流士三世之死标志着波斯帝国的灭亡,亚历山大以波斯帝国的当然继承人自居。但亚历山大的征服并未停止。他在中亚转战三年,于公元前327年进入印度西北部。由于此地缺乏统一强大的国家,各土邦相互敌对,亚历山大软硬兼施,进展顺利。但在他还要继续东进时,部下表示强烈的反对,亚历山大无奈,只得于公元前326年秋率军沿印度河南下,由海陆两路西返。公元前325年回到巴比伦。十年东侵至此结束。
    亚历山大出发时,是马其顿的国王,希腊联军的统帅,充其量只是巴尔干半岛的小霸主。经过十年的征伐。他的统治区域扩展到了印度河流域、尼罗河流域,亚历山大建立了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大帝国。他的远征是非正义的,却是成功的。成功的原因主要在于波斯帝国的老大腐朽,同时与他灵活的政治谋略与卓越的军事才能也是分不开的。
    亚历山大的远征给东方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使他们饱受战争之苦。亚历山大虽然以解除波斯的奴役为号召,从小亚到埃及一路赢得了当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但一旦遇到抵抗时,他是不惜大动屠刀的。城市被摧毁,幸存者被出卖为奴,财富遭洗劫一空。仅从波斯金库他就抢走了18万塔兰特的金银。辉煌壮丽的波斯王宫被付之一炬。亚历山大代替大流士三世成了西亚和中亚的主人,当地人民只不过换了个统治者而已。
  远征在客观上使希腊文明与埃及、巴比伦和印度的文明得以接触、交流、融汇,扩大了各民族已知世界的范围,加快了人类历史由分散走向整体的进程。在一个世界性的帝国内,世界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出现是必然的。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在世界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帝国的建立和分裂 亚历山大东侵的过程即帝国建立的过程。面对日益扩大的帝国,亚历山大来不及对当地的统治机构进行认真的改造,基本上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加上马其顿—希腊的因素。所以,他的帝国统治呈现出东方、马其顿、希腊城邦三种因素的混合现象。
    亚历山大把马其顿与东方的政治制度相结合,实行特殊的专制君主政体。他是以马其顿国王的身份进入亚洲的,但每到一地就自认为是当地原来统治者的继承人。他崇尚威严赫赫的东方宫廷礼节,穿波斯、米底君王的衮服,要人们向他行匍伏礼,对他敬若神明。然而,东方化是形式,而扩大统治基础,加强他个人的地位与权力乃是目的与实质。
    亚历山大基本上沿袭了波斯帝国的行省制,但削弱地方权力,实行军事、财政、民政三权分离。各地的总督辖区大致上维持旧日规模。总督中既有马其顿人、希腊人,也有不少当地人。亚历山大主要依靠希腊—马其顿人进行统治,对本地人利用而不重用。当地人总督一般只管民政,军队和财政另由马其顿人或希腊人掌握。在一个行省内,有三种平行权力在同时发挥作用,它们各自向国王负责。除巴比伦外,各行省原拥有的铸币权都被取消。亚历山大在一些重要地区驻有军队,以防不测。
    为了使被征服地区忠心归顺,亚历山大采取宗教宽容政策。他在埃及拜谒阿蒙神庙,为女神伊西丝建庙;在巴比伦向当地的主神马都克献祭,下令重建被薛西斯毁掉的马都克神庙。此举赢得了巴比伦祭司的好感。他们的拥戴给亚历山大的统治罩上了一层神圣的光圈。
    为了扩大统治基础,亚历山大还采取联姻、招募军队等方法打破民族界限,笼络当地贵族,并解决兵力来源的不足。他在远征中亚时与当地贵族女子罗克珊结婚。回到苏撒后,又举行盛况空前的集体婚礼。他和他的80个战友都采用波斯礼仪与当地贵族的姑娘结婚。大流士长女成为亚历山大的第二个妻子。在他的带动下,与亚洲女子通婚的马其顿战士有1万人之多。他的帐幕里有当地的贵族对他效忠。他的军中有受过马其顿式军事训练的波斯人步兵服役,还有执马其顿长矛的波斯人骑兵供其驱策。他们与马其顿人混合编队,但小队长由马其顿人担任。
    对帝国境内的希腊城邦,亚历山大名义上恢复它们的自由,但实际上往往干预其内政,反对他们彼此争斗,禁止它们扩大城市的领土。对鞭长莫及的地区,如小亚的内陆高原和印度、中亚的一些地区,他仅要求当地的王公贵族承认他的统治权和征税权。
    征服的扩大和帝国的维持都离不开雄厚的物质资源。亚历山大一方面通过掠夺补充军用,一方面依靠税收获得财富。此外,他到处建立城市,先后建城大约20座,最远的一个在粟格狄亚那(今塔吉克境内)。这些城市的建筑形式与市政制度是希腊式的,但政治上无独立自主权,它们只是国王统治下的一些行政单位。
    亚历山大设置财政监察官专掌铸币大权。他采用阿提卡标准铸银币;铸金币则自创式样。从波斯金库中获得的金银被铸成货币投入流通领域,使原波斯帝国的经济与希腊爱琴海经济进一步联结在一起。
    马不停蹄的征服,使亚历山大来不及在文化上有所建树,但他建立的帝国使希腊文化与东方文化接触、交流必不可免。他的远征可谓是一次异国文化探秘。远征军中有工程师、哲学家、地理学家、测量师等专门人才。他们沿途收集资料、绘制地图,与当地哲人交往,实际上已经开始了文化的交流。
    亚历山大回到巴比伦后,并不满足于已有的征服与成就。他派人考察阿拉伯半岛,在巴比伦建立码头,打算改造幼发拉底河灌溉系统,甚至设想沟通里海与海洋。他还想西征西北非、意大利和西班牙。但不久(公元前323年),一场恶性疟疾突然夺走了他的生命。亚历山大是一个杰出的军事统帅和历史上罕见的大征服者。他一连串的征服固然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也开创了欧亚非文化交流的新时代。
    亚历山大死后,部将们就为继承人问题展开了争夺。骑兵统帅帕狄卡斯提议等待亚历山大与罗克珊的孩子出生,如果是男孩,就立他为王。但步兵统帅美利格却提出让腓力二世的庶出子、低能儿阿里德欧斯为王。经调停后,双方妥协,采取折衷的办法,把新生子和阿里德欧斯都立为王,分别称为腓力三世和亚历山大四世。确定了王位继承人后,亚历山大的战将们便着手瓜分帝国。帕狄卡斯权位最高,他杀害了美利格,担任摄政王统治亚洲。其他人中托勒密占据埃及,安提柯得到小亚大部分,吕辛马库斯接受了色雷斯,安提帕特仍留守马其顿。暂时的势力划分根本不能持久。从公元前323年起,继位者间的混战一直持续了20多年。
    从公元前323—320年是斗争的第一个阶段。帕狄卡斯玩弄手段,想既掌握实权,又使其合法化。他遗弃了安提帕特的女儿,欲与亚历山大的妹妹克列奥帕特拉结婚。安提帕特受辱大怒,联合安提柯、吕辛马库斯、托勒密等起兵。公元前320年,帕狄卡斯在埃及被谋杀。
    从公元前320—301年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角是安提柯。帕狄卡斯死后,胜利者开会推举安提帕特为监护人,把宫廷移往马其顿。但安提帕特不久去世,安提柯被宣布为亚洲的将军。马其顿、亚洲、埃及分处在不同统治者的控制之下,帝国的裂痕加深了。安提柯一心想把整个帝国或帝国内尽可能多的地区置于己手,因此遭到其他竞争者的忌恨。但反对他的同盟者之间也互相拆台。战火从亚洲蔓延到欧洲,最后又烧回亚洲。腓力三世和亚历山大四世先后在残酷的王位斗争中被杀。公元前306年,安提柯称王,次年,托勒密、塞琉古也相继称王。亚历山大帝国不仅从实际上,而且从名义上都不复存在。公元前301年,安提柯与塞琉古、吕辛马库斯、卡山达(安提帕特之子)组成的联盟在弗里基亚的伊浦苏斯展开了一场大血战。安提柯兵败阵亡。他的领土被胜利者瓜分。伊浦苏斯之战标志着大帝国统一梦想的彻底破产。从此,虽然一些地区的主人有所变化,但马其顿、西亚、埃及三足鼎立的大局已定,它们走上了基本相同、但各有特色的发展道路。
    托勒密埃及王国 在继位者的混战中,托勒密的势力得到加强,他巩固了对埃及的统治,扩大了地盘,建立了以希腊—马其顿殖民者为主要统治力量的托勒密埃及王国。依靠富庶的尼罗河流域提供的经济实力,托勒密王朝与塞琉古王国、马其顿王国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在公元前3世纪,托勒密埃及与塞琉古王国争夺巴勒斯坦与南叙利亚一带,先后发生五次战争,史称“叙利亚战争”。这场战争以塞琉古王国的胜利告终。长期的战争消耗了托勒密埃及的国力,加之内部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激化,从公元前3世纪末叶起,它就进入了衰落时期。公元前30年为罗马所灭。
    托勒密王朝把原马其顿的具有军事民主制遗风的君主制与埃及古老的法老专制统治相结合,建立了以国王为首的中央集权制。国王把埃及视为个人的私产,他是国家的化身。政治、军事、财务甚至宗教大权都掌握在他一人手中。国王的权力因国王崇拜而加强。国王不仅死后被追认为神,而且生前也在寺庙中奉作神明崇拜。国王主要依靠马其顿人、希腊人进行统治,高级官员都由王亲国戚及国王亲信充任。他们或担任财务官,或担任将军。财务大臣位同宰相,是仅次于国王的最有实权的人物。马其顿的武将对于地方民政的管理往往不大得心应手,所以出现了马其顿的军事贵族与当地大贵族的合流。托勒密王朝保持了过去的州(诺姆)的区划,上下埃及大约分为40个诺姆。诺姆之下分为县,县下为村。每一级都有专门的官吏管理。诺姆的总督(州长)是当地人可以觊觎的职位,但已失去了许多重要权力。军队驻屯在全国各地。诺姆的真正首长是由希腊—马其顿人充任的将军。他负责维持秩序,也许还主管刑事案件的审判。他对财务不能插手,财务权归另一财务官。僧侣阶层力量的强大,是古埃及历史的特点,但在托勒密统治时期,祭司集团的地位有所下降。国王是神的全权代理人,寺庙土地被收归王有,寺庙的一切活动都必须在国王及其行政官员的监督下进行。国王是最高立法者。由于两种民族并存,国内实行两种法律。一种适用于希腊人,一种适用于当地人。若案件涉及到双方时,则组成混合法庭。虽然国王的宫廷表面上讲希腊语,穿希腊服装,不与当地人通婚,但君主的权力超过了从前所有的马其顿国王,上承埃及法老的统治。托勒密国王不鼓励建立新城,可能是为了不让城市的自治削弱君王的权力。但希腊人多居于城市,特别是亚历山大里亚、诺克拉第斯和托勒迈伊这三个希腊和希腊化的自治市中。
  托勒密国王把埃及全部土地都视为己有。他以当然的最高土地所有者的身份,把这些土地的一部分收归王室经营,称为“王田”;其余的统称为“授田”:或赠与神庙(神田),或赐给官员私人(赐田),或分配给军人作为份地。留在国王手中的土地由王田农夫(劳伊)耕种。他们主要采取短期租借的方式取得一块土地,交纳实物佃租,种籽由国王提供,收割后必须归还。田里种植的作物品种由国王决定。王田农夫是佃农,不是奴隶,但他们未经许可,不许离开村庄。除耕种土地外,王田农夫还要服必要的劳役,如修堤坝、开运河等。他们还须交纳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连租带税占一年收成的50%以上。神田和赐田上的耕种者可能也是类似于王田农夫的农民。原神庙的土地开始时大部分转归国王直接管理,但在公元前2世纪,祭司们趁王权削弱又扩大了神田。赐田的数目因人而异,托勒密二世的财务大臣阿波罗尼阿斯在法雍一地就有近7000英亩的土地。军人份地数量不等,一般在3.5英亩到70英亩之间,分布于全国各地。军人平时种地,战时服兵役,以服兵役代租,但他仍须交纳各种税收。军人的境况比王田农夫稍好一些。最初,他个人对份地只有使用权,后来份地接近于私产,亲属可以继承。到公元前2世纪末,埃及人开始作为军人领有份地。在埃及,私有地的存在是肯定的,如住宅用地,园圃以及偏远的贫瘠土地,但它们无一能逃脱国王的税收之网。
    税收和垄断既是托勒密王朝的经济控制手段,也是国王所有制的重申与体现。托勒密王朝的税收可谓多如牛毛,无孔不入。土地、房屋、园圃、家禽、牲畜、奴隶、人头、财产继承、买卖交易、关卡交通,各种物品、各种活动都在纳税之列。即使一个人去打鱼,也要有一官员监视以保证25%的鱼作为税收转入国王手中。估计埃及的税收种类在200种以上。这些税除土地税交实物外,大部分以货币纳税。国王有时为了简便,就把税包出去,实行包税制度。托勒密王朝的垄断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对油料的垄断。政府对油料作物从种植到销售的每一阶段都实行完全的控制。油料必须在当地政府监督下在国家的油坊里加工,然后以固定价格出售。此外,纺织、皮革、矿业、盐业、钱庄,甚至印染、皮毛、香料、化妆品、玻璃、陶器、酿酒等行业也都由国家垄断或控制。这种制度同样适用于托勒密国外的属地。严密的税收制度与严格的垄断经营,使托勒密王朝搜刮到尽可能多的财富。仅垄断专利一项每年收入就达约15000塔兰特。
    为扩大商业利益,加强对外贸易,托勒密二世时(公元前282—249年)修通了往昔法老开工未竣的连接红海与尼罗河的运河。他还派人开发非洲东海岸,建立了一连串远达索马里的据点,派出海军、卫戍队保证商路的安全。当时的进出口贸易十分活跃。埃及输出谷物、亚麻布、玻璃、奢侈品;地中海的金属、木材、大理石、紫色染料,南阿拉伯和印度的肉桂、药物、香料等都源源不断地流入埃及。
    国王们把通过税收、垄断、贸易搜刮到的财富,一部分用于维持庞大的政府官僚机构和军队,一部分供应宫廷的消费,还有一部分用来扶植文化事业。托勒密王朝虽以武力开国,却附庸风雅,慷慨解囊,对文化事业抱有浓厚的兴趣。都城亚历山大里亚取代雅典成了地中海最大的文化中心,城中有国王兴建的博物园和藏书70万卷的图书馆。优厚的待遇,高贵的社会地位,便利的研究条件吸引了各地的许多学者。亚历山大里亚的学者利用希腊和东方文化的优秀成果,在天文学、地理学、动植物学、物理学、数学、文学、史学上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托勒密王朝是外族统治,尽管埃及当地的大奴隶主贵族有可能跻身于统治者之列,但毕竟为数不多。希腊—马其顿人上层统治者的高压控制与垄断榨取只能激起埃及人民的强烈反抗。王田农夫的逃亡就是斗争形式之一。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是交织在一起的。王田农夫虽不是奴隶,但是类似于隶农、农奴的地位。奴隶在农村中可能为数不多,主要集中于城市,在亚历山大里亚也许达20万之众。奴隶主要用于矿山和手工业作坊、家庭。总之,托勒密埃及的奴隶制不算发达,国内的阶级矛盾主要以民族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从公元前3世纪末以后频频发生的埃及人民起义,动摇了托勒密王朝的统治,为罗马的征服铺平了道路。末代女王克娄奥帕特拉七世(公元前51—30年)先后投靠凯撒和安敦尼,最后在公元前30年亡于罗马的屋大维之手。
    塞琉古王国与帕加马王国 塞琉古王国的建立者是塞琉古一世(公元前305—280年),首都为奥伦特河畔的安条克城,中心地区是叙利亚,故又称叙利亚王国。中国史书称之为条支,其名来自首都安条克。王国的统辖范围因时而异,最大时从赫勒斯滂海峡到兴都库什山。国土广袤,民族众多,文化传统各异,社会发展的阶段参差不齐,这是塞琉古王朝统辖之地的特点。特殊的统治环境使其走上了一条不同于托勒密埃及的统治道路。
    与其他希腊化国王一样,塞琉古国王把王国视为自己打出的天下。他们也推行国王崇拜,强化王权,宫廷设有宰相、议事会、秘书处,高级官吏由王亲国戚和王室亲信们充任。叙利亚人、犹太人、波斯人和其他伊朗人被完全排除在官僚阶层之外达两代之久。即使至后来,他们也从未超过整个统治阶级人数的2.5%。塞琉古王朝接受了波斯的行省制,但控制比较松弛。全国分为25个省,72个府。行省设总督,财政归财务使,他直接向安条克的财务大臣负责。地方有一定的自治权,偶尔负担的军事义务和不正规的纳贡。地方分权不利于国王对地方的控制,一有时机,边远地区的省份就尾大不掉。
    塞琉古王朝试图通过各地的希腊—马其顿人城市和移民地来达到辖下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统一,从而保证对各地的控制。前三任国王(塞琉古一世、安条克一世、二世)堪称为伟大的建城者。塞琉古一世就建了24个城市。城市一般保持希腊城市的外在特征:如部落、公民大会、议事会、行政官员、城市法令与财务规定等建置,以及体育馆、剧场、市场等公共设施。城市拥有国王给予的土地,城中也往往有一些当地的居民。他们或杂居,或住在专门的街区。有的城市由于地理条件优越,发展很快,象首都安条克有居民50万,底格里斯河上的塞琉西亚居民达60万。这些城市有一定的自治权。移民地则是军事殖民地而非城市,一般设于当地村庄的附近,由服役期满的军人屯驻。他们从国王那里接受必要的土地和安顿费。这种移民地从属于国王,但有自己的官员,对内部事务有一定的权力。小亚沿岸的希腊人城市,自治性较大。总体上看,新老希腊人城市、移民地都处在国王的控制之下,只是从属的程度有所不同。各种类型的城市与移民地的存在,虽然确实从外部加强了希腊—马其顿人对当地的控制与影响,但从内部也削弱了国王权力的集中。这些城市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与其说是政治的,毋宁说是文化上的。它们是希腊文化与当地文化的交汇之地,希腊化文化主要是从这些城市产生的。
    塞琉古王朝的土地制度与埃及托勒密王朝有同也有异。全国的土地都是“王田”,名义上归国王所有,但实际上,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并不能统一。国王的租税较轻,大部分土地税仅1/10。王室土地由农民耕种,他们以实物或货币形式交纳租税。其余的王田以“让与”的形式来分配。有些“让与”是对既成事实的承认。高官显贵们接受赐田,新建城市由国王划给土地,军事殖民地的军人领取份地。本地原有城市和神庙的土地也因国王的旨意而增减。旧希腊城市的土地归城市全体公民占有。这些让与的土地主要由王田农夫(劳伊)耕种,也有的由占有者自己耕种(如军事份地、城市一般公民的土地),或由佃农、奴隶(如神庙土地)来耕种。王田农夫的处境与埃及的农民没有差别,他们被束缚在土地上,随土地的转移而更换主人,即使有的农民移居到别处,也不能割断与原居住地的关系,不得放弃应负的义务与责任。奴隶主要集中在城市和神庙。有的神庙拥有庙奴数千人,个别的大奴隶主也有千名奴隶。
    塞琉古王国的商业和手工业甚为发达。连通东西的海陆商路,遍布各地的新旧城市与移民地,统一的货币(阿提卡制)和统一的语言(通用希腊语),都给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证。塞琉古王朝主要进行转手贸易,获取利益。东方的丝绸、香料,叙利亚、两河流域、希腊等地的精巧手工艺品,都经他们的中介而转运他方。商业是重要的经济部门,王国与托勒密埃及往往因争夺商路而发动战争。商业的发达刺激了手工业的繁荣。吕底亚的萨狄斯城就是华美的地毯的制造中心,其他诸如金属冶炼、酿酒、玻璃制造、纺织印染等行业的产品也享有盛名。
    公元前3世纪,塞琉古王国内外征战频仍。战争不仅消耗了国力,而且使其治下的帕加马、帕提亚、巴克特里亚等地趁机独立。塞琉古王国的直辖版图大大缩小。公元前2世纪初,塞琉古王朝与另一强大的对手罗马相遇。马革尼西亚一役,塞琉古军队大败,小亚的领土随即丧失。此后,塞琉古王国每况愈下。随着帕提亚的西向,罗马的东进,加上内部矛盾重重,中央政府近于瘫痪的塞琉古王国无法继续存在,公元前64年亡于罗马大将庞培之手。叙利亚成了罗马的一个行省。
    帕加马王国位于小亚的西北部,首都帕加马城。伊浦苏斯之战后,帕加马归吕辛马库斯统治。公元前281年,吕辛马库斯在与塞琉古的战争中兵败身亡,其派驻帕加马城的部下菲勒泰洛斯自立为王,归顺塞琉古王朝。公元前3世纪中期,塞琉古王朝发生内争,帕加马的阿塔卢斯一世乘乱独立。帕加马王国是希腊—马其顿人统治世界中的后起者。为了在塞琉古、马其顿和托勒密埃及的争夺中求得生存,为了在贫富分化剧烈的社会矛盾中维持统治,它不得不在外界寻求保护伞,而这时挺兵东进的罗马就成了帕加马王朝投靠的对象。帕加马最后一个国王阿塔卢斯三世立下遗嘱,将国家拱手让给罗马,帕加马王国的历史结束于公元前133年。
  帕加马的政治制度、土地制度与塞琉古王国并无多大差异。它的工商业比较发达,所产羊皮纸和纺织品最为著名,此外还生产大量的沥青。
    帕加马的历史重要性主要表现在它对希腊化文化的贡献上。帕加马诸王一心想把帕加马城建成堪与亚历山大里亚比美的文化城市。城中的图书馆藏书20万册。由于国王们奖掖学术,帕加马城成为希腊散文修辞学的中心。宙斯神庙前的大祭坛及其上的浮雕“巨人之战”,为帕加马城增添了光彩。
    马其顿王国及其控制下的希腊 伊浦苏斯之战后,马其顿几易其主,最后在马其顿及希腊建立长期统治的是安提柯的孙子安提柯·贡那特。安提柯王朝成为与托勒密、塞琉古并驾齐驱的三大希腊化王朝之一。
    马其顿王国的政治制度与公元前4世纪相比,君主的个人权力加强了,传统上的人民权力很少受到重视。安提柯三世的即位就没有召开公民大会,只是少数“马其顿要人”的决定。马其顿虽未出现过国王崇拜,但也出现了把国王与神和国家等同的现象。实际上,安提柯王朝即马其顿国家。
    马其顿的另一变化是城市的增加。公元前316年,卡山达建了两座重要的城市:帖萨洛尼卡和卡山德里亚。公元前293年,德米特里在帖撒利建了德米特里亚城。这些新城市与原来的都城佩拉等,不仅是马其顿内外贸易的商业中心,而且使马其顿的文化水平接近南方的希腊。
    尽管城市发展较快,许多马其顿人仍在农村生活。他们或是自耕农,或是耕种国王和贵族土地的佃农。除了城市中某些家庭使用奴隶外,奴隶制在马其顿未广泛发展。亚历山大东征并未使马其顿摆脱贫困落后,相反使马其顿人力枯竭,影响了社会生产。马其顿约有50年的时间成为众武将及其后人争夺的战场,此外还遭受到高卢人的侵扰。马其顿与埃及叙利亚之间的经济差距明显增大。它每年的土地税仅收入200余塔兰特。
    马其顿力求加强对南部希腊的控制。最通常的方法是在战略要地驻扎卫戍部队,随时准备镇压各种形式的反马其顿活动。与此同时,马其顿还在爱琴海地区与埃及、叙利亚争霸。然而,霸主的地位尚未得到,罗马大军却已压境。公元前168年马其顿本土首先亡于罗马,到公元前146年,希腊全境都落入罗马统治之下。
    在南部希腊,反马其顿的势力一直存在,一有机会就跃跃欲试。亚历山大死后,雅典很快联合其他希腊城邦发起反马其顿战争(公元前323—322年),不久即告失败。安提柯王朝建立后,希腊长期处于它的支配与控制之下。对于马其顿人的高压政策,斯巴达、雅典这时已无力领导希腊各邦进行反抗,新的埃陀利亚同盟(公元前314年)和阿卡亚同盟(公元前280年)相继兴起。这两个同盟既联合反抗马其顿,又相互斗争。虽然推翻马其顿统治的目的未能达到,但同盟组织反映了希腊内部统一和超越城邦的趋势。入盟各邦完全平等,对内各自独立,对外立场一致。联盟设有同盟大会,所有入盟各邦的公民皆可参加。同盟大会选出常设会议和联盟司令官。常设会议处理日常事务,司令官统帅联盟军队,并有权协调各邦关系。这是向联邦制的迈进,可惜来不及发展便夭折了。
    亚历山大远征及希腊化王国的建立,虽然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希腊城邦公民,暂时在表面上好象缓和了社会矛盾,但实际上使城邦内部贫富分化更为剧烈,土地兼并日益严重。斯巴达的情况最为明显,在仅剩的700名全权公民中,只有100户有土地,失去土地者企图伺机发动政变。国王阿基斯四世(公元前245—241年)为防止革命,复兴斯巴达,提出废除债务,平分土地的改革方案,但遭到大奴隶主的反对,遇害而死。另一国王克利奥蒙尼三世(公元前237—222年)利用对外战争得胜,军队在握的有利时机,用暴力推行改革,重分土地。这一改革对其他城邦发生了影响,阿卡亚同盟中的大奴隶主惊慌失措,竟然联合马其顿扼杀了克利奥蒙尼的改革。
    社会改革的失败,反马其顿运动的旋起旋伏都是必然的,希腊城邦制度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希腊城邦在马其顿统治时期,只不过是名义上的存在而已。
    希腊化时期的文化 希腊化时期的文化是指从亚历山大东征以来,到最后一个希腊化王国托勒密埃及被并入罗马帝国为止这一新的历史时期的文化。
    城邦没落,世界扩大。亚历山大帝国及其后各希腊化王国的建立既将希腊文化广泛传播至北非和亚洲,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这些地区原有的文化对希腊文化的作用与影响。因此,希腊化时期的文化具有新的时代特征与内容,是希腊文化与东方文化相互交流融汇的结晶。虽然它仍属于希腊文化的范畴,使用希腊的语文,承袭希腊的传统,但与古典时期的希腊文化有明显的不同。这不仅在于它包含了一定的东方文化的因素,而且在于它是对那个扩大了的,变化了的世界的反映。如果说希腊古典文化是一种城邦文化,那希腊化时期文化就是一种走向帝国的、带有世界性的文化。希腊一体化和地方多元性相结合,消极没落的个人主义和眼界开阔的世界主义相并存,乃是这一文化的基本特征。希腊化时期的文化中心也从雅典移到了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
  
  
  蓝田玉09.06.2004, 11:42 
  如果想进一步了解希腊文化,请参考下列书目:
  
  雅典国家的产生(恩格斯) 
  斯巴达之魂(鲁 迅) 
  雅典的兴衰(何怀宏) 
  希腊的雕塑(丹 纳) 
  全球通史(斯塔夫理阿诺斯) 
  西方哲学史(罗 素) 
  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尼采) 
  人类与大地母亲(汤因比) 
  《世界上下五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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