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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文明的宿命:四大文明的不同命运

[日期: 2008-03-11 ] 来源: 半点儿正经博客   作者: 王大麻子 [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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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明,是相对于野蛮、原始和自然生活方式而言的,意指稳定、舒适、组织化和制度(规则)化的社会生活方式。自然是变化的,既有年度内的季节性的变化,又有大的周期性变化,自然的这种变化会给人类生活和繁育带来风险;自然也是危险的,危险来自自然灾害和个体能量高于人类的动物,也来自非我族类的其它人类族属。因此,文明就是要建立起能够抵御自然变化风险和自然界危险的生活方式。

    能够建立起文明的,远离自然界风险和危险的,当然要属农业(既是一种生存方式也是社会生活方式)。农业本身是在相对的稳定的自然地理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这样的地理条件是有良好的灌溉条件,适合于粮食植物的生长的肥沃土地。农业,首先建立在植物和动物驯化的基础上,其次是人的驯化(脱离自然野蛮的生活方式)。动物和植物的驯化就是文明的起源。其次,农业生产需要相关气候的知识、种植的技艺和生产经验,农业生产也就促进了相关知识和经验的积累,发展出生产文明。再次,农业社会的定居生活,需要并发展出了财产制度,人与人之间有着密切的社会关系,需要社会分工与合作(灌溉工程),从而发展出社会组织,尤其是等级制社会组织和制度(规则)文明(交易和政治文明)。最后,奢侈生活也是文明的要素,而农业社会更容易产生“剩余”价值,通过不断成熟的税赋制度统治者更容易剥夺其社会成员的创造的财富,建立起其它文明来访者羡慕的文明生活(给其富裕的东方的印象)。

    文明是人类应对自然挑战的结果。相对于农业生活而言,森林中的狩猎和海洋河湖地区的渔猎生活更原始。在动物和渔类资源丰富的地区的人类,依靠大自然的恩赐就可满足原始的野蛮生活需要,因而不需要创造出新的技艺,不需要和不能积累财富,从而其文明就保持在原始野蛮状态。文明后发达的西北欧是如此,大发现前的美洲更是如此。游牧文明,虽然是在动物驯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游牧文明仍然保持了逐水草而居的随自然变化而变动生活场所的原始生活方式,不可能发展出(土地)财产制度和高度组织化的文明生活。所以,森林文明、海洋文明和游牧文明,相对于农业文明而言,都比较原始和野蛮,缺乏社会等级而人与人之间关系更独立和更平等。

    在农业文明与农业文明,农业文明与其它文明的结合处,很容易发展出商业文明。这是统治者追求多样化奢侈生活,农业文明与其它文明相互之间互通有无,同时也是贫瘠地区的文明的生存需要。作为商业文明的希腊文明,就是在这样的条件和这样的地区发展起来的。商业文明要素可能最早产生于游牧文明,因为其在不同文明地区流动性的方便和自身的需要(农业社会内部可以做到基本自给给足)。希腊人原来是野蛮的游牧民族,由气候变化(小冰期)从欧亚大草原南移而来。因此,希腊人成为商业民族,发展出商业文明,是因为其本身就有商业因素,同时希腊地区比较贫瘠。地中海东岸的悠久的农业文明,地中海方便的运输条件,成就了辉煌的希腊商业文明。商业文明,需要比农业文明更严密的财产制度,更多和更大范围的社会分工与合作,平等与公平的社会交往(交易)规则,更多的国际交往技术,地中海的商业文明也更需要天文地理科学知识。由于源于野蛮,没有农业社会的等级制度,因此民主政治、自由经济(交易)和科学在希腊文明发展起来,并在后来的商业文明中发展壮大。

    在各类文明中,虽然农业文明的组织和制度文明最悠久,但农业文明的始终摆脱不了被其它文明,游牧文明和后来的森林、海洋文明掠夺和统治的命运。其原因有很多,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农业文明本身。因为农耕是教人以和平的方法过着平淡无奇的生活,以及终生从事于劳动工作,他们早忘记了战争的技巧与情趣。农业生产,本身会伤害人的体质。狩猎文明和游牧文明的猎人和牧人的劳动,本身可强身健体,且他们习于危险并长于砍杀,他们对战争的看法,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狩猎而已。所以,农业民族的文明战士在战场上,体力和意志均不敌野蛮民族,除非人数悬殊,战败在所难免。所以,农业文明社会,常受游牧和森林等野蛮民族的抢掠之害,更痛苦者还会被这种落后民族所统治。农业文明多为专制的,社会虽然组织化制度高,但社会根本上是分裂的。国家是统治者的,被统治者普遍处于受奴役状态。在对外战争中,游牧民族,野蛮民族和商业化民族的战士,可通过战争的胜利获得荣耀和财物,包括奴隶。因此,这些民族不仅全民皆战士,而且喜欢战争。而农业社会,一切荣耀、战利品(土地、财宝和奴隶)归统治者(国家),胜利之后战士和民众虽然可侥幸活命,摆脱异族杀戮和统治,但仍然处于奴役状态,甚至负担更重(统治者要表示对战败者的宽大和怀柔时)。有时候,本民族统治者的统治,比异族统治更不人道,更严酷。所以,农业帝国往往看似强大,但常常不堪一击。几十万的满清战士,便可取得有着亿万兆民的明朝,就是如此。

    相对森林、海洋民族等半定居文明而言,游牧民族更少组织性和更多的部落性,一旦有英雄将他们凝聚起来,对文明(农业和商业)文明的危害性更大。他们不需要农业文明和商业文明的财富和制度,因此他们的文明也不会进步和扩展。而定居和半定居的森林民族和海洋民族则不同,一旦与组织性更强的、民主政治的商业文明结合,其力量不仅会比农业文明强大,而且比游牧文明的组织性更持久,更能扩展(如今则扩展到全世界,成为世界文化的主流)。因此,野蛮的森林和海洋文明,成为人类文明进化的重要力量。而农业文明是阴柔的,具有腐蚀生命和野蛮的作用。农业社会是自足的,没有外力其历史是停滞的,虽然文明是悠久的。但是,游牧民族和专制性的野蛮民族,占领并统治农业文明后,往往会被农业文明同化。因为,农业文明原先的统治者的生活是奢侈的,腐化堕落的;农业文明的久被奴役和驯化的民众,是缺乏反抗意志的,一旦反抗意志被消灭后,是非常容易统治的。这使得野蛮的异族统治者很快被腐化,其野蛮精神也逐渐消失。所以,占领农业文明的异族多被同化。因此农业文明若不被毁灭的话,就能得以长久保持。

    埃及、印度、两河流域和中国四大(农业)文明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有着相同的宿命,即经常被野蛮民族和商业民族掠夺、侵略和统治。但这四大农业文明又有着不同的命运,其中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的古农业文明,早灭亡了;只有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还在,而且只有中国这个悠久的文明仍然以原来的主体民族—汉民族为主。其原因不仅在于地理条件不同,而且也在于所遭遇的异族文明也不同。古埃及文明,起先可能被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所侵掠而力量被消弱,后在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的东征中被消灭,为托密勒所统治。托密勒和希腊统治者成了埃及的坐寇,很快被腐化。因此,又被强势的在商业文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罗马帝国所统治,成为其附属国。最后,在罗马帝国衰弱后(文明越久就越腐化和衰弱),又被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印度文明,最早也被从欧亚大草原来的雅利安人所占领和统治,这个很早就来到的雅利安人,缺乏商业文明因素,在农业民族的废墟上过着安逸的万世不变的统治生活(种姓制度,低等级种姓就是原来的土著农业民族),因此现在的印度虽然土著民族还在,但文明早就不是原来的印度文明了。反而那强化异族统治的宗教,成了人们对印度文明的历史记忆和认同。

    两河农业文明规模太小,虽然在其它文明弱小时曾经强盛一时,但很早就成为其它文明帝国的一部分而被灭亡。而同是农业文明的华夏文明,却能保持到如今。其重要原因在于,华夏文明在地理上与组织性较强的、具有扩张性的商业文明因素的其它文明相隔离,与之对垒的主要是人口规模相对小得多、组织性不强(制度文明落后)的草原游牧民族。因此,即使屡被非农业的游牧民族侵略和统治,但总是能同化作为统治者的异族。越往后,随着印度的佛教的传入,由于税赋体系的越成熟(统治者越容易掠取剩余价值),由于主体民族的反抗意志越薄弱(大多奉行好死不如赖活着的活命哲学),这个农业社会的主体民族越容易统治,作为统治的异族也越容易被同化或腐蚀。当然,来自野蛮的异族的征服和统治,也为这古老的文明注入了新生的因素和生命。否则,五千年就是死气沉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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