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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

[日期: 2008-03-26 ] 来源: 中文PDF读书分享   作者: 基托 [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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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导言

    作者在此提请读者把以下说法作为言之有理的事实陈述而加以接受:在世界的某一部分,经过数百年的教化,而拥有高度发达的文明,在那里逐渐出现了一个民族,人口不太多,不算很强大,也未经良好地组织,但他们却对人类生活之目的产生了一种全新的看法,并第一次揭示了人类心灵的目的与意义何在。这一陈述将得到展开,并且希望在后面加以证明。通过观察希腊人以一种相当简单自然的方式,感受自己与他们所知的其他民族的差异,我们可以开始进一步的叙述。至少,古典时期的希腊人习惯于将人类大家庭区分为希腊人(Hellenes)和蛮族(barbarians)。◎前古典时期的希腊人,比如荷马(Homer),并不这样使用“蛮族”一词;这并不是因为他比他的后代更讲礼貌,而是因为当时这种差异尚未完全显现出来。
    事实上,这根本不是个礼貌的问题。,希腊语中barbaros一词,并不意味着现代意义上的barbarian(蛮族),它不是表示厌恶或蔑视的词,不表示住在洞穴里吃生肉的人。它只表示那些不说希腊语而只发出“巴巴”(bar bar)这种噪音的人。只要你不说希腊语,你就是个barbarian,不管你属于某个野蛮的色雷斯(Thracian)部落,还是属于某个东方或埃及的奢华城市;至于后者,希腊人很清楚,早在希腊存在之前的许多个世纪里,它们就是稳定而文明的国家了。barbaros并不一定暗示着轻蔑。许多希腊人仰慕波斯人的道德准则和埃及人的智慧。希腊人对东方所欠的债——无论物质的、理智的,还是艺术的——很少被忘记。然而,这些民族还是barbarian(蛮族),是外国人,和色雷斯人、塞西亚人(Scythians)等民族划在一起(虽然并不与他们相混淆)。只因为他们不说希腊语吗?不,他们不说希腊语是一种表象,反映了更深刻的差异,它表示他们既不是以希腊人的方式生活也不是以希腊人的方式思考。似乎他们的整个生活态度是不同的;而一个希腊人,不管他出于什么原因多么地倾慕乃至艳羡一个“蛮族”,他也不会觉察不到这种差异。
    我们可以顺便提及另一个种族(没算上我们自己),也在他们自己和所有外族人之间作出严格的区分,那就是希伯来人(Hebrews)。这两个都强烈地感觉到与邻邦不同的民族,他们相互之间并不遥远,然而却在很大程度上对对方一无所知,而且互不影响,一直到亚历山大征服之后的时期。那时希腊思想对希伯来思想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比如在《传道书》(Ecclesiastes)中。然而,这是两种文化之典型特征的融合——希伯来人的宗教热忱和希腊人的理性及人文精神——这一融合形成了后世欧洲文化和基督教的基础。但是外邦人(Gentile)和蛮族(Barbaros)是很不同的概念;一个纯粹是种族和宗教的,另一个则偶尔才带有种族意义,并且绝对没有宗教色彩。那么,到底是什么促使希腊人作出这种严格的区分?  是否有其正当的理由?
    或许有一个答案,一个真实而充分的答案。如果说东方的古老文明在实际事务上是极为出色的,在艺术上有时也不亚于希腊,那么,在理智上他们却是荒芜的。在许多个世纪里,千百万人都有过生活经验,然而从这生活经验中又得出了什么呢?  什么也没有。每一代人的经验(除了在实际事务上的)都随着他们进了坟墓——还不如森林中的树叶,它们起码肥沃了土地。把生活经验加以提炼、保存和扩大的是文学。在希腊人以前,希伯来人创造了宗教诗和爱情诗,以及先知们的宗教诗和预言,但所有其他已知的文学形式(除了小说)都是希腊人创造并加以完善的。“蛮族”的历史纪年和修昔底德[:](Thucydides)之间的差异,是一个儿童和一个不但自己能理解也能让他人理解的成年人之间的差异。叙事诗、历史与戏剧;哲学的各个分枝,从形而上学到家政学(economics,一译经济学);数学以及许多门自然科学——所有这一切都是从希腊人开始的。
    然而,要是我们问一个希腊人,到底是什么让他不同于蛮族,我猜想他不会首先提到希腊心灵的这些辉煌成就,虽然他意识到他会用更理智的方式来处理大部分事物。(比如狄摩西尼◎(Demosthenes),当他  抨击他同城邦的公民对待马其顿腓力的政策缺乏骨气时说道:  “你们比一个试图打拳击的蛮族好不了多少。打他一处,他的手就移到那一处;打他另一处,他的手再移到另一处。”)他也不会首先想到我们如  此钦羡的神殿、雕像和戏剧。他可能会说,而且事实上的确也这样说了:“蛮族是奴隶,而希腊人是自由人。”
    那么,当他说希腊人的“自由”和外族人的“奴役’’时,他的意思又是什么呢?  我们必须注意不把它仅仅当作政治术语来解释,虽然政  治也也是足够重要的一方面。在政治上,它意味着,他并不一定自己统治——因为更常见的情形是他并不统治——但无论他的政体是如何治理  的,它都尊重他的权利。城邦事务是公共事务,而不是一个独裁者的  私人利益。他是被法律治理的,一种已知的、尊重正义的法律。假如他的城邦是彻底民主的,他就参与政府的治理——希腊所理解的这种民主,是一种政府形式,现代世界对此并不知晓,也知晓不了;而假如它不是个民主政体,起码他也是一个“成员”,而不是统治的对象,政府的原则是已知的。希腊人在灵魂深处觉得专断的政府对他是一种冒犯。假如他去看看那些更富有、拥有更高文明的东方国家,他所看到的准会是:宫廷政府,由一个绝对的君王来统治,不是像早期希腊的君主那样,由忒弥斯(Themis)来统治,或者有一部来自天堂的法律,而仅仅是按照他的私人意愿来统治;不是对诸神负责,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位神。这样一位主子的子民便是奴隶。
    然而eleutheria一词——“自由”只是它的一个不完整的翻译,它所指的比这要多,虽然这也已经很多了。奴役和独裁是戕害灵魂的,因为,照荷马的说法:“假如奴役的日子降到一个人头上,宙斯便取走了他一半的人性。”东方的鞠躬礼让希腊人看了很不舒服,因为这是不eleutheron(自由),在他眼里,这有悖人的尊严。哪怕是对诸神,希腊人也像是对人那样地祈祷,站立着;虽然他全然明了人性与神性之间的差异。他不是神,这他知道;但他起码是个人。他知道对猿猴般模仿神性的人,诸神会毫不留情地加以打击,在所有的人性特征中,他们最推崇的是谦逊和敬畏。然而他也记得神与人来自同样的出身:
    “诸神与人类是同一个种族;我们都从同一个母亲[s]那里获得生命。而我们的力量却全然相反;给予我们的力量是无,给予他们的,却是黄铜的天堂永存,他们的安全常驻。”
    所以品达L6J(Pindar)在一段常被学者误译的文字(他们本该更清楚)中说:“诸神是一个种族,人类是另一个。”然而,品达这段话的全部要义在于人的尊严与弱点;这正是贯穿全部古典希腊文学中悲剧色调的最终来源。正是这种对身为人的尊严的意识,给了这个词(指eleutheria)以急迫和紧张,我们将它译成“自由”是不够的。
    然而还不止于此。除了那些生活在东方专制主义中的人们以外;也还有barbaroi(蛮族)。比如北方的民族,他们生活在希腊人自己刚刚摆脱不久的部落状态之中。他们与希腊人之间的重大差异在哪里呢?假如不仅仅是他们的文化低于希腊人的话。
    就在于希腊人发展出了一种政体形式,我们将它不够灵巧、不尽准确地译作“城邦”——因为没有哪种现代语言能做得更好了——这一形式刺激并满足了人类更高的本能与才具。关于城邦我们能说上很多,在此只需作出以下评论:城邦起源于一种地方公共安全联盟,后来成为人们道德、理智、审美、社会和实践生活的焦点,以这种形式发展并丰富它们,此前此后,都没有任何一种社会形式能做到。其他政治社会的形式是静态的;而城邦则是希腊人有意识地创造比以往更为优秀的公共与个人生活的方式。
    这的确就是一个希腊人在其同胞的诸多发现之中会置于首位的东西,即他们找到了最佳的生活方式。毕竟亚里士多德就是这么想的,因为他那句常被译作“人是政治的动物”的名言,事实上意味着:“人是这样一种动物,其特性就在于生活在城邦之中。”假如你不是这样的,那你就在其最好、最为典型的意义上比人少了点什么。蛮族就是这样的。重大的差异就在于此。
    在整理对这一民族的这些叙述时,我们也许可以说上很多,与其让自己试图以一种系统的、面面俱到的急迫方式涉猎整个领域,还不如将华丽的词章留给我感兴趣的地方;同样,到了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retheGreat)我就停笔了,因为那是城邦的终结。并不是因为我觉得后来几个世纪的希腊不重要了,相反,我觉得它太过于重要,不能把它卷缩在草草收尾的最后一章之中——这是常能见到的。假如诸神仁慈,我将在第二卷中讨论希腊化(Hellenistic)和罗马(Roman)时代的希腊。
    我将尽我所能让希腊人自己说话,我也希望出现一幅相当清晰与均衡的画面。我试过不加以理想化,尽管我面对的是伟人而不是小人物,面对的是哲学家而不是无赖。只有到得山顶,人们才有良好的视野:无赖到处都是一样的——尽管希腊的无赖纵是恶劣也很少愚钝。

第二章    希腊民族的形成

    色诺芬(Xenophon)讲过——个不朽的故事,这个故事因其不朽,故能在此复述。它讲的是万人大军(Ten Thousand)穿越亚美尼亚(Armania)群山直到黑海(theBlack Sea)的长征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这些人都是雇佣军,招募他们的是小居鲁土(Cyrus theYounger),他希望他们帮助他将他的同父异母兄弟从波斯的王位上赶下台;但他却没有告诉他们这一点,因为他很清楚,没有任何希腊军队愿意离开海边跋涉三个月。不管怎么说,最后他总算把他们哄骗到了美索不达米亚(Mesopodamia)。纪律严明、装备精良的希腊人轻而易举地击溃了波斯军队,但小居鲁士却被杀死了。所有的人都处在一种尴尬的境地。波斯人手头突然有了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却不知拿他们怎么办好,而希腊人离家征战了三个月,却没有了领导、雇主和目标。他们结成了一个非正式的国际联盟,他们效忠的不是任何人而是其自身。也许他们会失去控制,滥杀无辜;也许他们会分化为小股的匪帮,被人各个击破;也许他们会归顺波斯军队和波斯帝国。
    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发生。他们愿意回家,但不是穿越广漠的小亚细,21~(AsiaMinor),他们已经看厌了这片土地。他们决定向北行军,希望到达黑海,他们选出一位将军,就是色诺芬自己。他是个雅典乡绅,这位将军更像是个会议主席,因为大政方针都是他们共同决定的。这些凶猛的希腊人身上常表现出一种自律精神,靠着这种精神,他们结成——个整体,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地行进在这片未知的山地,遇有土著尽量安抚,安抚不成则坚决打击。
    有些人死去了,但死的并不多;他们团结一致,终于活下来了。我们在色诺芬那相当平实可靠的《长征记》(Anabasis)中读到,有一天,色诺芬正在指挥增援,先头部队在攀登一座关口,他们到达顶端时爆发出——阵呼喊声,并向后面的人挥着手势。后者加快了步伐,心想前面遭遇了有敌意的部落。当他们到山脊时,也开始呼喊,以后每——批人上来都是如此——所有的人都在呼喊,心情激动地指着北方。最后,焦急的增援部队总算听清了他们的呼喊:Tha/assa,thalassa。长长的噩梦终于结束,因为在希腊语中,thalassa指的是“海”。远处波光粼粼——那是咸水;而有咸水的地方就有人懂希腊语,就有回家的路。万人大军中有个人说:“我们能够像奥德修斯(Odysseys)•—样结束旅行高卧无忧了。”
    我复述这个故事,一部分原因是按照希罗多德l…2i(Herodotus)的优异原则:一个好故事绝不会妨碍有见识的读者。另一部分是因为希腊语中的这一‘著名词?EThalassa(咸水)显然根本不是个希腊词。更确切地说,希腊语是印欧语族(1ndo-EuropeanFamilyofLanguages)的一支,与拉丁语、梵语(Sanskrit),凯尔特和条顿诸语言(Celtic and Teutonictongues)有亲缘关系:这些语言反映了从中欧某地开始的移民运动,这些移民从东南至波斯和印度,因而印度语言中的响(王)与拉丁语中的rex和法语中的roi同源,向西南至巴尔干(Balkan)和意大利半岛,向西则抵达爱尔兰。然而,像大海那样具有希腊色彩的东西,希腊语中的词却不是印欧语言的。那么希腊人又是从哪里得到这个词的呢?
    也许色诺芬著作的一幅插图能够解释这一点——虽然这一故事的最早典据是个当代作家,就在万人大军出征前lo个世纪,也许屿个世纪,…伙讲希腊语的人向南进发,离开巴尔干群山,走下了斯特鲁马河』—(struma)或瓦尔达尔L+/(Vardar)河谷,为的是寻找一个更为适宜的家园。突然,他们见到前方是一望无际的水,他们的祖先从未见到过这么大片的水。惊讶之余,他们设法去问土著这是什么;而土著比  “他们还要惊异,说:“什么!  当然是Thalassa。”因而;Thalassa这个词就留下来了,而这种语言的其他词汇几乎都消失了。
    当然,以单个词为基础建立一个民族起源的理论会是很草率的:人  们会因为外来语具有极大的便利而接纳它,并且它会排挤和扼杀本民族  的原有词汇。但是,在公元前5世纪和以后数百年间希腊文明的成熟  期,存在着许多特征,只有假定这种文明是两种更早文明的直系后代才  能很好地解释这些特征,另有一些证据证明的确如此。
    让我们多考察几个词。希腊语中有两类词不是来源于希腊的:(像halassa)以-assos或—CSSOS结尾,大部分是地名,如Haticarnassos,希罗多德的出生地,还有以—inthos结尾的词,如hyacinthos(风信子),  Corinthos(科林斯),labyrinthos(迷宫),所有这些都是我们所熟悉的。它们是外来词?  科林斯最早是外国移民点?  可能。比科林斯更令人  惊讶的,那就是雅典(Athena)并非希腊名,雅典娜(Athena)也不是希腊  女寸申。起码情感上会反对这种想法,即雅典的名字是入侵希腊人的外  国人的名字,传说也不会支持它,因为雅典人是两个宣称自己是  autochthonous,即“生于土地者’’的希腊人群之一,另——个是阿卡迪亚  人,传说早在月亮诞生之前他们就定居在阿卡迪亚(Arcadia)了。
    现在,正如我们如今已明白的,有理由尊重传说,在阿卡迪亚和雅典的传说中起码也有几分道理;因为阿卡迪亚处在伯罗奔尼撒(Peloponnese)多山的中心,很难被征服(正如后来土耳其人所发现的);而阿提卡(Attica),雅典人的领地,土壤贫瘠,对入侵者或移民缺乏吸引力。因而雅典是非希腊的;并且有理由认为它和它的人民也是前希腊的,这是很不同的事,隋。
    另一个雅典传说会把我们带得更远一些。一个广为人知的雅典故事说的是雅典娜和波塞冬神(Poseidon)争夺卫城(Acropolis)的控制权。雅典娜赢了,而波塞冬也得到了立足点。这样,波塞冬似乎是个希腊神——说它是希腊的(Hellenic)应该不大会错,而雅典娜则是非希腊的(non-Hellenic)。对诸如此类的传说进行解释不是件具有确定性的事,然而它吸引我们在其中观察一种文化碰撞的回忆,在阿提卡,外来的希腊人遇上了雅典娜的本土崇拜者,这一碰撞产生了种种结果,土著人消化了外来者。
    后来的希腊人相信有一个非希腊起源的民族,他们把它叫做佩拉斯吉人(Pelasgian),其残余在古典时代还保留着纯洁性,讲他们自己的语言。希罗多德,他对他所见到的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有兴趣,对希腊人的起源也有兴趣;对于后来希腊民族的两大支——伊奥尼亚人(10nians)和多里安人(Dorians),他断言伊奥尼亚人是佩拉斯吉人的后裔。的确,有别于伊奥尼亚人,他把多里安人叫做“希腊人”(Hellenic)。他进一步说:“佩拉斯吉人用什么语言,我说不确切,但要是我可以从尚存的佩拉斯吉人那里作一些猜测的话,那么他们说的是一种蛮族的语言。”这里“蛮族”所指的还是“非希腊的”。
    这与我们对雅典人的猜测是完全相符的,因为他们宣称是伊奥尼亚希腊人的领导和大都会,他们同样宣称自己是土生土长的。
    也许情况就是这样,假如我们能够相信传说。一个本土的、非希  腊的种族居住的阿提卡和伯罗奔尼撒地区。在某个不能确定的时候,  说希腊语的民族从更远的北方移居此地——无疑是很缓慢的——并将他  们的语言强加给他们,正如撤克逊人在英格兰。这不是个突然的、灾  难性的入侵:考古学的记录表明,在约公元前1100年多里安人人侵之  前没有突然的文化中断。佩拉斯吉人的“孤立区”逃脱了外来者的影  响,继续讲着一种希罗多德所不理解的语言。
    我曾经说过,这些移民运动的时间不能确定;然而,还是可以划定  一个下限。可以很确定地说,公元前1100年的多里安人不是最早将希  腊语引入希腊地区的,因为,至少在他们之前两个世纪,还有亚该亚希  腊人,关于他们,我们有所知晓,虽然并不多。对于许多代英国人来  说,他们中的有些人比我们自己的埃格伯特LsJ(Egberts)、埃格维斯  (Egwiths),以及埃尔弗里克L6j(Aelfrics)更为人熟悉,因为阿特柔斯  (Atreus)的儿子阿伽门农(Agamemnon)和墨涅拉俄斯(Menelaws)是亚  该亚人,还有以后的300年或更晚一些时候荷马所描写的阿喀琉斯  (Achilles)和其他英雄。
    那么,这些亚该亚人是不是在希腊地区首先讲希腊语的民族?  没有任何原因迫使我们这样想;的确,除了传统,没有其他任何原因迫使我们认为,除了希腊语以外,还有任何其他语言在希腊地区占上风,而说诸如雅典这样非希腊的名字是外来的说法是可以想象的,尽管也许没有这种可能性。
    但是,是否有理由相信这些传说?  100年以前,历史学家说不。比如,格罗特(Grote)写道,这些传说是希腊人创造出来的,出自他们  永不枯竭的想象,为的是填补未知的过去之空白。相信有个米诺斯王  (KingMinos)曾经统治过克里特(Crete),或者说曾经历过某场特洛伊战  争(Tr响an:War),这是愚蠢的;而否定其可能性则同样愚蠢。一个更  早的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对待传说的态度完全不同,将它们当做历史  记录——具有某种确切性——却需以适当的方式进行批评。
    在他的历史的头几章他讲述了特洛伊战争,这是个妥当处理历史材  料的良好例子——因为修昔底德从未想过他不是正在处理历史材料。关于传说中的克里特王米诺斯,他写道:
    米诺斯是我们所知最早拥有一支舰队的统治者。控制着绝大部分希腊如今的海域。他治理着西克拉底◎(Cyclades)群岛,是这些岛屿最早的殖民者。他立他的儿子们为总督。他竭尽全力清除海上的海盗,尽可能确保自己的收益不受损害。

    修昔底德,像大部分希腊人一样相信传说大致的真实性,而现代作家却不相信。然而;格罗特的杰出历史著作尚未印行几版,谢里曼(Schliemann)却到了迈锡尼(Mycenae)和特洛伊,并发掘出两座酷似荷马传说的城市;随后,阿瑟•伊文斯爵士 (SirArthurEvans)来到了克里特,并真的挖出米诺斯王和他的海岛帝国。起码这也足以表明,早在前三干纪至前1400年——大约是自罗马衰落到如今这样长的一段时间——克里特,尤其是克诺索斯城是一种高度发达的文明中心,这种文明又逐渐沿各个方向扩散至整个爱琴世界。由于克诺索斯是不设防的,其统治者必定控制着海面,正如修昔底德所言。
    这是希腊世界传说之一般可靠性的一个出色例子,与此类似的事情不难找到。有时,传说之被确证,几乎到了可笑的程度。米诺陶(Minotaur)的故事就是一个例子。有这样一个故事——修昔底德太严谨了,以至没有提及它——说的是每年雅典人都要贡奉七个童男、七个童女给一个可怕的人身牛头怪物米诺陶。它住在克诺索斯(Cnossos)的一个迷宫里。后来,阿里阿德涅 (Ariadne)给了忒修斯王子(PinceTheseus)一个引导他走出迷宫的线团。忒修斯王子杀死了米诺陶,解救了这些童男童女。到这里为止是传奇,以下则是事实。在米诺陶洛斯(Minotauros)这个名字中,前一半显然就是米诺斯,而后一半tauros在希腊语中则指的是公牛。而在伊文斯于克诺索斯所发现的诸如带状装饰、小雕像等东西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克里特人崇拜公牛。接下来,要说有什么古代的东西看上去像迷宫的话,那就是伊文斯所发掘出来的广阔宫殿的平面布局。进而,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克里特人使用一种双头斧,作为神圣或权威的象征,而以后的希腊人把它叫做labys。最后,阿提卡的确曾在文化上,很有可能也在政治上受到克里特人的影响,因而,要说克诺索斯人从雅典贵族家庭中扣留人质以使他们行为更优雅,这并非绝对不可能,就像许多世纪以后土耳其人所做的那样。忒修斯看来是个错误,因为他来自更晚的时代,而至今也没有人能够证实浪漫的阿里阿德涅或找到线团,否则,这一传说就完全可靠了。
    与此类似的还有特洛伊。在这一遗迹的九座层层重叠的城市中,特洛伊第六大约是在传说中特洛伊战争(前1194—前1184年)期间被焚毁的。荷马对特洛伊的著名形容之一是“有着宽阔的大道”,而特洛伊第六城墙内的确有宽阔的环形街道。这座城墙是由两位神祗和一位同人建造的,由凡人建造的那一段更加脆弱,被证明是易受损害的,而特洛伊城墙在某一点上是脆弱(此处人口更崎岖)的,这些都与荷马的描述相符。
    类似的还有许多谱系,在荷马的英雄中,绝大部分往上追溯三代,就到了一位神祗。用不甚恭敬的话说,那就是:“他的父亲是谁,只有上帝知道。”用恭敬的话说,我们可以说它代表了王朝的奠基者喜好神圣性的主张:“因上帝的恩典,而为汝等之新王。”在其他方向,这些谱系在特洛伊战争以后两代就慢慢断了,这将我们带到传统中多里安人的入侵,约前1100年,当时(正如发掘所示)大陆上的所有城市都毁灭了。同样,已知最悠久的谱系是阿提卡和阿尔戈斯(Argos)王室的,它们能够追溯至大约前1700年。我们已经看到,雅典人(带有几分道理)宣称自己是最早的定居者,但也有这种情况:雅典和阿尔戈斯在古典时代的希腊城市中是最显眼的,因为他们的主要神祗不是位男神,而是女神,雅典娜和阿尔戈斯的赫拉(Argive Hera)。如今,在克里特发现了大量的崇拜偶像,很清楚地表明这个民族崇拜一位女神。假如有一位男神的话,他也是附属的。这女神显然是个自然女神,是土地肥力的象征。希腊的神祗绝大部分是男性的。这起码表示这两地的人,雅典人和阿尔戈斯人有着最悠久的谱系,崇拜女性的神祗。其中之一,兴许是全部两位,有着非希腊的名字。宙斯Zeus(拉丁文deus,  “神”)纯粹是希腊的。他有个很模糊的希腊式配偶,狄俄涅(Di6ne),她的名字与他自己的名字是相近的。但是,在希腊神话中,他的配偶却是阿尔戈斯的赫拉,而在一首荷马的赞歌中我们知道她曾经不情愿嫁给他——这并非没有道理,正如结果表明的那样。我们再一次看到一种明显的解释,这是两个具有不同文化,表现为不同语言的民族的融合,因而他们属于不同的种族。
    于是我们看到,我们不能将那些显示出具有历史价值的传说从手头 漏过。作为一个勤勉却又并非不加批判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将伊奥  尼亚希腊人视为已经希腊化的“蛮族”,看来可能他是对的。假如是  这样,我们肯定应该指望发现,这个过程是渐进的;只有多里安人的入  侵才表现为一次大规模的征服。
    我们的简短讨论还触及了另一点:男性神和女性神。在古典希腊  的宗教仪式中有一种二元论。在这样一个拥有哲学的民族中,这是相  当令人吃惊的,只有假定希腊文化是两种具有深刻差异的文化的产物,才容易得到解释。从远处看,由宙斯主宰的奥林匹斯12众神表现出一  种可靠性,但从近处观察,这种可靠性就瓦解了。正如我们所看到  的,诸女神甚至都没有希腊名字,而这一穹隆的拱顶石,宙斯与赫拉的  婚姻看上去却很像一场王室联姻。而且,曾经有整个崇拜和信仰的区域仅仅与奥林匹斯(Olympus)存有偶然的联系。真正的奥林匹斯崇拜基于这样一种观念,有一位神保护着部落、、城邦或家庭,将宾客与恳求者置于他的关怀之下;事实上,这位神与社会有机体有着内在的联系。他也同样是一个自然神,但只是在他解释了某些自然力量的意义上:宙  斯带来雨水和闪电,波塞冬掀起海中的波涛,撼动了大地。雅典娜完全被吸纳到这一系统中,她变成了宙斯的女儿,是城市的武装守卫者, 社会智慧的给予者。但她的象征猫头鹰(Owl)还让人想起她的起源——自然女神,而非部落女神。在希腊,基于自然界神秘的生命给予力量  的崇拜仪式与奥林匹斯崇拜仪式并存,并与后者有着鲜明的反差,例如,这些崇拜仪式是个人的活动,而奥林匹斯仪式则关心群体;这些仪。式接纳任何人,无论奴隶还是自由人,而奥林匹斯仪式只是接纳群体中  的成员;这些仪式教导的是再生、更新、不朽,而奥林匹斯仪式并不教  导任何东西,只关心将荣耀归于社会共同体中不朽的、不可见的成员。这是全然不同的宗教观念,我们可以大致上说男神的观念是欧洲人的,而女神的观念是地中海式的。这些女神是直接从米诺斯克里特  (MinoanCrete)传下来的。
    现在,我们可以对这一悠久的文明说上些什么了,对这一文明,历  史上的希腊人只有些模糊的记忆,而对我们的祖父辈而言,它则纯粹是  幻想。从年代上讲,它开始于约公元前4000年的新石器(Neolithic)阶  段,延伸到约公元前2800年的青铜时代(BronzeAge),随即大为兴盛,  经历着一些极其辉煌的阶段与一些相对停滞的阶段的更替,直至约公元  前1400年克诺索斯被劫掠和毁灭。从地理上讲,它开始于克诺索斯,  并播撒到克里特其他各处,以及爱琴海诸岛及其他许多地方,不仅是希  腊的南部和中部,还有小亚细亚沿海和腓力斯(Philistia)。从前1600  年开始,希腊本土的一些地方便开始与克里特竞争文明的中心地位,而  在克诺索斯毁灭之后,则成为其继承者;迈锡尼是其中的首领,此后这  一古老的米诺斯成为爱琴海文化的一支(尽管最初一支仍有待发现)就以  迈锡尼文明而为人所知,这一文明的后一阶段,被不完全地记录下来,  就构成了《伊利亚特》的背景。
    关于这一文明,在此不可能说得很多。缺乏堡垒防护说明它在政  治上是以海上力量为基础的,广阔的宫殿则证明了它的财富。克诺索  斯极为复杂的布置表明它是一个行政管理中心,而不是要塞。我们说  这些古代克里特人有一个宫殿政府(palace-government),没有任何一种  民众政府(populargovernment)适合这些遗迹。彩陶,带状装饰,小雕  像,以及残留的其他材料表明这一文明精致优雅、有活力、快乐,在物  质上极为富有。法国学者观察带状装饰上雕刻着的克里特贵妇人时所
    作的评论是人们常常引用的:“maiscesontdesParisiennes!”(这些可  是巴黎女人!)此外——转到人类生活的另一个很不相同的方面——这  一伟大宫殿的排水系统被人赞美为“绝对是英国式的”。各种陶器,  无论大小,都表明在其全盛期有一种精湛的技艺和良好的设计观念。它诚然有过分雕琢之处,在本该空白之处饰以种种花样,另一方面,它  有时也会大胆地使用空白,让我们想起最优秀的中国艺术。总而言  之,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快活的贵族文化,有狩猎、逗牛戏和优异的  杂耍。
    然而这一文明的其他方面,可以假定,对于这些米诺斯人而言,是与他们的艺术同样重要的——可能还要重要一些。在有关过去文明的书籍中,通常艺术要占一席之地——因为有两个理由。首先,逼真描绘一座宫殿或一幅绘画比一种道德说教或政治哲学要容易得多。其次,有许多民族只有通过艺术才能表达内心。事实上,在古代,希腊人和犹太人是最早的例外。米诺斯人也是这样。他们的艺术直接告诉我们他们的内心,其他的一切都做不到,除非我们通过推断去间接地了解。他们留下的东西是充盈的,就词的各种意思而言都是毫无疑问的。但关于生命他们如何思考,他们如何面对生命的问题,这一点我们一无所知。他们的确知道书写的艺术;我们有一些他们所写的东西——但我们却不能解读。我们只能期望将来有人能够破译出来,告诉我们——也许讲的是一个官员为何对他的下属发火,要不然就是在基督之前17个世纪牛肉的价格是多少。
    然而,虽然我们对他们的想法和经验一无所知,除非通过推论,但我们对他们的祖先有所了解。他们留下了自己的绘画,通过这些绘画我们很清楚地知道,他们体态纤巧,深色皮肤,是起源于北非的黑发 “地中海”血统。当他们——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来到无人居住的克里特时,他们已经历过旧石器时代(palac。l讧hic)。他们之中的另一些人是否走得更远,在希腊的其他地区定居了呢?  这是我们所不知晓的。
    晚期克里特艺术直接导向了大陆上的“迈锡尼”文化,几乎没有中  断过,虽然添加了一些新的特征。不同的是宫殿布局。不仅在于迈锡  尼人的宫殿更多地带有堡垒(大陆上更复杂的外部条件可以解释这点),此外,房间也更少开窗,好像起源于更为严酷的气候下的风格;而且,  当这种风格得到发展之后,形成了与任何克里特建筑都不同的对称性。其他的差异是,在彩陶上人形图案更为显著。克里特艺术家大体上采  用直线图案,以及从动植物中得来的设计灵感(无论是自然主义还是风  格化的);迈锡尼艺术家也继续使用直线图案,却更为频繁地采用人形图案,比如行进场面和战车竞赛。
    创造了这种迈锡尼文化的是些什么人?  是那些离弃了衰落的克里特,在粗鲁的希腊人当中安置新家,为他们创作艺术的艺术家和工匠?要不就是(看来更像)由绝大多数非希腊人组成,深受克里特的影响,可能与克里特人有亲缘关系,由新近抵达的、使用战车的希腊贵族所统治的民族?  假如后一个假定是真的,或许希罗多德是对的,迈锡尼人之中的大部分民众是伊奥尼亚人,不管他们是否希腊化了?——这些问题也许有一天能够回答。这会儿,不管我们要勾画什么样的图画,聪明之举就是不要试图画得太工整,因为毫无疑问,偶然的移民和局部的征服持续了很长的时间,这一画面中必须为荷马所说的“褐发亚该亚人”留下空间,褐发亚该亚人显然与他们所统治的黑发民众有别。因为荷马笔下那些由宙斯所生的王是半封建的贵族,统治着迟钝的民众,后者无论在战斗中还是在政治活动中起的作用都很少。一个明显的类似之处是植根于萨克逊英格兰的诺曼贵族。由阿特柔斯在迈锡尼建造并传给他儿子阿伽门农的“宫殿”其实更像是个堡垒,是通向伯罗奔尼撒和希腊中部各地区的战略道路系统的中心。而在希腊的这些地区,  2:还有其他同一类型的堡垒。亚该亚人的铁制武器已证明强于迈锡尼的青铜武器,但一般说来,迈锡尼文化是更高级的文化。从这个观点看,提及三四个世纪之后荷马据以创作的传说之不确切处,是饶有兴趣的。在某些方面,这一传说高度逼真地再现迈锡尼时代,尤其是在地缘政治方面。荷马写道——也许是在前850年——多里安人在约前1100年的征服完全改变了希腊人的版图。比如说,迈锡尼虽然变成一个不重要的地区,而亚细亚沿岸,荷马的家乡,则变成了希腊。然咖,  《伊利亚特》却保留了公元前13世纪时完全真实的写照,其中没有任何东西能暗示这是荷马自己所知道的、位于亚细亚的伊奥尼亚。然而,有趣的不确之处在于,荷马描述的艺术与奢侈晶,是被归入腓尼基人(Ph,叩心ans)的。它们是当地艺人的作品却被完全遗忘了,因而B然是不可信的。亚该亚人是粗鲁的征服者,没有艺术,他们的后继者多里安人更是如此。他们可以被比做一个人继承了一块地产后,花光了所有的资本。
    其他的不一致之处在同一方面。在荷马著作中,死人是火化的,但当地人的做法——的确也是经典做法——是上葬。在荷马著作中我们遇上了崇拜天空神(sky-gods)的奥林匹斯宗教;没有克里特和爱琴海大地女神(earth-goddass)的踪影。在荷马著作中有大量的狩猎,却没有见到在迈锡尼艺术中如此盛行的逗牛戏。类似的东西很多。荷马史诗的传说在有限程度上是最准确的,但这是一个人数较少的征服阶级的传说,与被统治的更为文明的民众生活有着巨大的鸿沟,这种文明生活既没有突然毁灭,甚至也没有被重大的改变。
    亚该亚人是何时抵达的?  提出这样的问题也许意味着过分的简单化。克诺索斯的确是在约前1400年被来自海上的突袭所摧毁,而同时代的埃及记载说,正在骚扰“那些海岛”并袭击海岸的是“Akhaiwashi”——如此接近荷马所说的“Akhavai”,足以确证其身份。更往后,我们从赫梯人(Hittite)的史料中得知在亚细亚掳掠的强盗首领的名字疑是  “阿特柔斯”(Atreus)。阿伽门农的父亲就叫阿特柔斯。不需要确定这两者为同一人。我们所知道的阿特柔斯是迈锡尼王,是珀罗普斯(Pelops)之子——伯罗奔尼撒(Peloponnese,珀罗普斯之岛)就因珀罗普斯而得名——也许不是那个去小亚细亚追击赫悌人、与他名字相像的人。“珀罗普斯”是个希腊名字,意思是“红脸”(ruddy-face)——他来自小亚细亚的吕底亚(Lydia),因而另一个阿特柔斯可能来自同一家族。
    所有这一切揭示了公元前15世纪后期和公元前14世纪由亚该亚人  牵头的大范围骚扰。假如流传下来的谱系值得信赖,珀罗普斯是在公  元前13世纪前半叶跨过爱琴海,并与奥林匹亚(Olympia)附近的伊利斯  (Elis)的王室联姻,因为他的孙子阿伽门农率领亚该亚人联军攻打特洛  伊是公元前12世纪头几年的事(传统上认为是在前1194年)。进一步  说——假如谱系可以相信的话——同样是在前13世纪,其他亚该亚人  的王朝也建立起来了。
    但是它们都衰落了,腐败的迈锡尼时代在公元前12世纪末走到了  尽头。其他的征服者,即来自希腊中北部的多里安人,这时不再是占  领掠夺小王国的成功冒险家,而是毁灭性的人流,使这一悠久的文明突  然终结,并且开始了一个黑暗时代(DarkAge)。长达三个世纪的混乱  之后,古典希腊才出现。伊奥尼亚人纷纷出海避难(除了雅典人),  “亚该亚”被限定为沿科林斯海湾南岸的狭长平原,而“褐发”亚该亚  人——以及褐发多里安人,假如他们也是这种发色的话——被吸纳进希  腊所产生的黑发类型中去了,正如金发的高卢凯尔特人(Celts。{Gaul)  变成了黑发的法国人。
    100年以前,这一黑暗时代是彻底黑暗的,但是由于突如其来而又  难以解释的荷马发出的光辉,使后继的古典时代出现了欧洲文明与艺术  的奇迹般的首次繁荣。如今,这黑暗不那么浓重了,因为我们可以追  索其陶器及金属工匠的作品。后一种艺术因铁器引入的刺激确确实实  发展了,而陶绘虽然失去了更早时代的优雅、自由与创新,也在公元前  9世纪产生了辉煌的雅典迪普隆(Dipylon)陶罐。像最早的米诺斯陶器  一样,它们也饰以几何图案;但我们又一次发现了一个在克里特不常见  的动机(motif):人形图案。我们发现这样一些主题:诸如战车上的武  士,葬礼场面,参加崇拜活动的人们。图形都是风格化的,用细线表  示手臂和腿,头是一个点,上身则是一个三角形。在技法上也是粗糙  的,但在一般设计上却极为成功,并且像迈锡尼陶罐一样显示出对人及  人的劳作有着典型的希腊式兴趣。
    以上是冗长而且必然没有得出结论的考察,但它却引出了很重要的一点:古典希腊的艺术不是一种全新的创造,而是一种复兴。它是在非常不同的条件下,具有很不相同的气质的复兴,是在早期的艺术之上添加了某些东西。我们刚描述过的混乱产生了一种融合——一个继承丁其父母双方天赋的新民族。我曾经提出,也许稍有些草率,我们先足在迈锡尼,然后在雅典的画家对人类活动的兴趣中发现了这一融合的迹象。的确,这一对人的兴趣是希腊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但我们还叫以探究得更为深入。希腊艺术的伟大——让我们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就在于它完全调和了两种经常是相反的原则:一方面是节制、明晰及心灵深处的严肃;另一方面则是才华横溢,想象力和热情。所有古典希腊的艺术都在很高程度上具有理智特质,而这一特质通常表现为逻辑性和结构严谨性。在我们看来,艺术中的理智主义体现了一种枯燥。但希腊艺术,无论是帕台农神殿(Parthenon)、埃斯库勒斯的一出戏剧,柏拉图的一篇对话、一件陶器以及陶器上的绘画,还是修昔底德的一段复杂分析,与理智主义相随的却是一种活力与热情,这种活力和热情是压倒一切的,因为他们在理智上是如此有节制。
    现在,假如我们将古典希腊艺术与米诺斯或爱琴海艺术作一个比较,我们就能发现一个重大的差异。最好的米诺斯艺术具有艺术所能具有的一切素质——除了强烈的理智主义。难以想象希腊建筑师——哪怕是偶然的或处在死亡的威胁下——会做出像克诺斯宫殿那样布局如此混乱的建筑。希腊艺术在全部艺术中最艰难、最严肃的那种类型——大规模雕塑——之中获得了最辉煌的成就;至今为止,发现的米诺斯雕塑都是小型的,这不能说是偶然的。我们当然可以说,所有配得上艺术这一称号的,都是严肃的——并且是反思的;不过,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将这些素质归于希腊艺术,而不是米诺斯艺术:富有才华,敏于感受、优雅、快乐——这些是人们会本能地用在米诺斯艺术上的形容词——除了“理智”。
    说到古典希腊的理智特征,我们必须转向希腊人——我们也不乏证据。当他们从北方山地下来时,他们并没有带来艺术,但他们却带来了一种语言。而正是在希腊语——及其独特的结构——之中,能够找到明晰和节制,以及结构的控制,这些在古典希腊艺术中随处可见,却是较早的艺术中所缺乏的。首先,希腊语,像它的近亲拉丁语一样,是一种高度屈折变化的语言,有着极其复杂和精致的语法。再往前回溯,我们就进入了这一语言的历史,比较复杂的是屈折形式,而(在许多方面)比较精致的是句法。希腊语句法比拉丁语有着更多的变化,更不刻板——正如古典学科的年轻学生很快就会发现的,对此他是喜欢还是苦恼,得由各人气质而定。所以,以极端的准确性来表达的不仅是观念之间的关系,而且包括意义和情感,这是希腊语的本性。但是更接近于我们现在特征的是这样一个结果——除非它确实是个原因——圆周句的[u]风格。在希腊语和拉丁语这两种语言中,假如一个陈述句碰巧是复杂的,它包含一个或多个主导观念并且伴随着任意数目的解释或限定观念,而整个复合结构却能够以通常是简单句那样的完整和明晰来表述。也就是说,这两种语言都有一种出色的构造能力。但在它们之间有一种重要的差异。罗马人看来是通过彻底的果敢和勇气获得圆周句风格的,而希腊人却生来就有。希腊语中不仅有更多进入从句的方式——比如说,希腊语规则动词有10个分词(假如我没有点错的话),而拉丁语只有3个——而且希腊语中还有少数词、成对或成组出现的连接词,其独有的功能就是使句子结构清晰。它们的作用好像就是指示牌。读者必定常有以下的窘迫体验,他大声朗读一个英语句子,在某一点上他的声音降低了,以为句子就要结束;但在这紧要关头他发现的不,是个句号,而只是个分号或逗号,于是他又拾起前面一两个词,提高声音再往下读。这样的事在希腊语中绝不会发生,因为希腊作者会在开头放上一个词,我必须把它写作te,意味着“这一句(或从句,或短语)将会有至少两个并列成分,其中第二个(或后继的每一个,不管多少)会是对第一个的简单补充”;或者这样一个词men,意思几乎一样,只是此时第二个(或后继的每一个)成分不是继续而是对比。英语当然也能做到,一个英语句子可以这样开始“while,。n the one hand……”(虽然,一方面……)但希腊语更加方便,更加直接,并且更常用。我们的确没有古希腊人交谈的直接记录,但在戏剧家和柏拉图的对话中有许多段落,作者努力制造一种未经事先准备的言语效果。在这些段落中,一种复杂精巧的圆周句结构并不罕见,但即使我们没有发现这种结构,我们也常常能看到语句布局清澈明晰,毫不含混,好像说话人在刹那间看到了他的思想,以及句子的平面图,然后才表达出来。希腊语言的本质就是准确、精细和明晰。不准确及缺乏直接的明确性——英语常常出现这种误差[12),德语也时常如此——对希腊人而言是完全陌生的。我不是说不可能用希腊语讲废话,那是很有可能的——但它是废话的事实立刻会取得专利。语言中的希腊恶习不是晦暗含混,而是一种伪明晰,是在不存在区别的地方强做区别。
    一个民族的心灵也许更直接地表现在这种语言的结构中,而不在它  所产生的其他任何东西中,但在所有希腊作品中,我们会发现它们牢牢  把握了思想,并通过明晰和简约的形式表现它。伴随这种明晰、构造  能力以及严肃,我们还发现一种敏捷的感受性和持久的优雅。这就是  曾被叫做“希腊奇迹”的秘密,而对此所作的解释——或是它的更重要  的一部分——就在于文化的融合,如果并非是民族的融合的话。

第三章    国土

    这里也许是对希腊地理的简短考察。这个国家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粗鲁的北方人,偶尔还有东方人,那么其本质是什么,它又对他们起到了什么作用?
    读者会熟悉希腊的一般形态——一片石灰岩山地,狭窄的山谷,细长的海湾,少有河流,多为海岛——一个被淹没的山系所幸存的突出部位,这是看一眼地图就能知道的。有少数几处平原,并不大,但对这个国家的经济和历史是极端重要的。其中有些在沿海,如地处海湾南岸、狭长而肥沃的亚该亚平原;有些则在内陆,如拉喀德蒙(Lacadaemon)(斯巴达)平原:差不多所有的平原都因山地而与大海隔绝,如帖萨利(Thessaly)和维奥蒂亚(Boe。6a)平原。维奥蒂亚平原草木特别繁茂L1],天气阴沉;  “维奥蒂亚猪”是更富机智的雅典人用来戏称他们的邻居的。
    希腊是个多样化的地区。地中海式地形和亚高山地形只相隔几英里;肥沃的平原与荒秃的山地相交错;许多富有冒险精神的水手与贸易商社区就与内陆从事农业的乡民为邻,后者根本不知道大海商业,既传统又保守,甚至与小麦和牲口同样传统、保守。希腊的这种反差即使在今天也让人吃惊。在雅典和比雷埃夫斯(Piraeus),你能够——或在战前曾经能够——享受一座现代化的欧洲大城市的诸多便利,有电车、公共汽车和出租汽车,每隔几个小时就有飞机抵达,港口里挤满了驶往各地的船舶——跨过海湾到埃伊纳岛(Aegina),沿东岸,沿西岸,过运河,就能到亚历山大(Alexandrea),到欧洲的主要港口,到美洲;但只要几个小时你就能到达希腊中部各处或伯罗奔尼撒,在那些地方,方圆数英里,路上尽是车辙,惟一带轮子的就是独轮手推车。在卡拉玛塔(Kalamata),我曾被领到一座很大、很先进的面粉厂,谷物从船舶的货仓里直接吸进去;然而两天以前,不到二十英里之外,我曾经见到打谷子,按照((1Et约》的方法,在麦地的一角用马或骡子拉着一块碾板转圈,在同一地点靠时刻都有的风在簸扬。在古代也许反差不会这么大,但也仍然是惊人的。我们在各方面都能见到多样性,这是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事实。
    对希腊文化发展极为重要的一点就是绝大多数城邦都有狭长的肥沃  平原,高地的牧场,覆盖着森林的山坡,光秃的山顶,许多城邦还有出  海口。那儿没有伯明翰(Birmingham),或威尔特郡(Wiltshire),没有  共同性(community),也就是说相同的生活方式;甚至比中世纪的英格  兰更缺乏一致性。我们认为商业和工业占主导地位的城邦如科林斯和  雅典,也有着至少与商业同样多的农业。公元前5世纪雅典辉煌的市  民生活,让我们很容易忘了绝大多数雅典市民首先是从事农业。在阿  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的早期喜剧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雅典在很  大程度上还是个乡镇,而修昔底德则明确地说,那些人在阿提卡拥有土  地,世代居住,直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为了安全他们才迁入城市。正是斯巴达人的入侵,才把他们变成了城里人。
    假如雅典人是这样,那么希腊其他城邦更是如此。城镇和乡村是  紧密交织在一起的——边远地区除外,如阿卡迪亚(Arcadia)和希腊西  部,那儿根本没有城镇。城市生活——只要发展出这种生活一豫是意  识到其乡村、山地和大海的背景;而乡村生活也知道城市的用处。这培养出一种健全均衡的眼光,古典希腊根本不了解逆来顺受,一成不变的荒原性格,也很少有城市群氓(urbanmob)的愚顽短视。[:]
    在土壤和气候方面有着如此的多样性,正常的希腊城邦当然是自足的,能够享受一种均衡的共同生活。希腊语中表示自足的词是Autarkeia或Autarky,近年来我们已经学会使用自足这个词,但却是在一个凄凉的背景之下;对于希腊人而言,正如我们稍后将会看到的,它是有关国家观念的基本部分——而希腊的自然环境也使他们能够实现自足。
    在这小小希腊世界所发现的恒常的多样性,也有另一个重要的结果。虽然绝大多数希腊城邦肯定是能自我支持的,但是,多亏了各种不同的海拔高度,许多城邦也有它们特有的出产——比如,阿提卡的橄榄,米洛斯(Melos)的大理石,皮帕瑞图斯(Peparethus)小岛的葡萄酒。这一切鼓励了商业贸易和持续的交往。并且,海上交通既容易又安全,除了冬季。有了这些,我们可以考虑至关重要的另一个事实:希腊总体上是面向东南的。山脉沿着这一方向,因而山谷和港口也朝着这一方向,再加上由山脉所延伸的群岛之链,能够引导乘小船的航行者不用罗盘就可安全抵达早期更富足的文明故乡亚细亚和埃及。结果就是,在史前,希腊对贸易商和来自克里特然后是腓尼基的其他人敞开怀抱,进入有历史记载的年代,希腊人自己走向大海,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海上的通道带他们到达比他们自己更为古老的土地。与意大利的对比会使这一点更加清楚。亚平宁山脉(Appenines)靠近东岸;因而河流和山谷是向西走的,肥沃的平原和港口处在西岸。对东方,意大利展示了它最荒凉的海岸线。因而文明来到意大利就晚了;米诺斯的影响不算大,而当希腊人在此开拓殖民地时,他们从海岸着手,向西推进。希腊与罗马文明的巨大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即拉丁人与希腊人不同,并没有在他们侵入的半岛上发现已经建立的、东南地中海的古老文化,亚平宁山脉是个太大的屏障。
    我又想起了另一个反差:希腊群岛和赫布里底群岛[33(Hebrides)。两者在气候和土壤肥力上的差异是足够明显的,但还有另一点:赫布里底一个海岛上的出产与另一海岛是一样的——或者就此而言,与大陆上也是一样的。因而,在原始的条件下贸易微不足道,也没有开阔心灵的明显反差;并且,海上的通道没有通向腓尼基或埃及,而是通往差别并不大的大陆,或进入北大西洋,在那儿,人们不是沉没,就是在返航时并不会比出发前更聪明。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气候。一般而言,这是人人都同意的,而且是稳定的。事实上,希腊是有气候(Climate),而不只是有天气(Weather)的国家之一。山间的冬季是寒冷的,在其他地区,则较温和,有充分的日照。夏季来得早,也热,但除了被陆地所包围的平原,并不使人热得昏昏欲睡,因为空气干燥,热量被陆地和海上交替吹来的风降低了。夏季的雨几乎没有听说过;晚冬和秋天则是雨季。
    在归于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名下的希腊医学著作中,有一个短篇论文题为《各种空气,各种水,各个地方》(Airs,Waters,Places)。它描绘出了希腊气候的大致印象。那位不知名的作者告诉我们,假如某处是东南到西南的朝向,就会迎来热风,挡住北风,夏天雨水是热的,冬天则是冷的,而且盐分极高,因为盐水接近表面。居住者会苦于黏液过多,结果消化不良:他们会吃喝不下;女人缺乏健康,容易流产;孩子会得惊厥、气喘和癫痫;而男人则容易得痢疾、腹泻、寒颤,长期发烧,湿疹和痔疮,年过50就会因头部流出体液而瘫痪。但是,很少有人会得胸膜炎、肺炎和其他疾病。假女口地处北向,你就会有相反的麻烦。雨水会很猛,结果你的身体也会很结实。你会精瘦有力,吃得多喝得少,  “因为不可能同时饭量大酒量也大”,而你却容易得胸膜炎和内伤。孩子出生很困难,几乎不可能带大。朝东是最好的,朝西则是各种朝向中最坏的。
    这不是幅令人高兴的画面,但医学教科书总是令人恐怖。不管怎  么说,这位作者显然是男人,有点不大正常——不在最好的希腊科学家  之列。
    让我们看看另一类证据。从最近的一个世纪算起,我随机写下以下人名:海顿(Haydn)、莫扎特(Mozart)、贝多芬(Beethoven)、歌德(Goethe)、舒伯特(Schubert)、门德尔松(Mendelssoh禹、华兹华斯(WordsWorth)、柯尔律治(Coleridge)、济慈(Keats)、雪莱(Shelley)。在希腊的一个世纪里,相对应的名单是:埃斯库罗斯(Aeschylm)、索福克勒斯(Sophocles)、欧里庇得斯(Euripides)、 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苏格拉底(Socrates)、柏拉图(Plato)、伊索克拉底[5](1socrates)、高尔吉亚L叫(Gorgias),普罗塔哥拉[7)(Protagoras),色诺芬(Xenophon)。第一串名单的死亡年龄分别是77,35,57,83,31,38,80,62,26,30岁;第二串则是71,91,78,至少60,70,87,98,95(?),大约70,76岁。当然,雪莱是淹死的,但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得斯显然都遇上了意外死亡;苏格拉底是被处死的,而普罗塔哥拉则死于船难;三位悲剧诗人死亡时还很活跃,并处于其创作活动的顶峰(没有人会说华兹华斯是这样的);死亡中断了柏拉图《法律篇》的写作。谁要是对这一题目感兴趣,他可以去阅读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所著的极有趣味的《哲人传》(Live of thePhilosophers),他就会为哲人们的长寿而吃惊。有些生卒年份显然是传说,没有人会相信恩培多克勒[s](Empedocles)真的活到150岁;但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他几乎不算是个历史人物。根本没有理由怀疑提到的其他人物的准确性。很显然,希腊不仅有利长寿,同样还有利于持久的活力。索福克勒斯创作《俄狄浦斯在科洛诺斯》(OeclipusUoloneus)时已年届九旬;我们还能发现一个历史人物:斯巴达王阿格西劳斯(Agesilaus),80岁时还上阵厮杀,而不仅仅是指挥战役。看来,充满活力的老年,在希腊比在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更为常见,至少是直到近代为止。
    无疑,社会制度与此极为相关。希腊现在是个穷国;她在古代肯定要富有得多,能养活更多的人口——但绝不是奢侈无度。希腊的骡$如今可以靠一条面包和很少几颗橄榄过几天,他的祖先在古典时代同样节俭。大麦面,橄榄,一丁点葡萄酒,弄点鱼调调味,遇上重大节日才吃肉——这就是他们的正常食谱。正如齐默恩(Zimmern)所言,通常阿提卡的晚餐包括两道菜:第一道,麦片粥,第二道,麦片粥。这是节俭的饮食——虽然适当地被酒会中断——但是它与正常希腊活跃的户外生活一起,养育了一个充满活力的人类种族。
    为什么希腊这么贫瘠?  部分答案可以在柏拉图的《克里提亚篇》(Critias)对阿提卡所作的有趣描述之中找到。他说,阿提卡,只是过去的一个骨架,  “因为它从大陆远远地深人大海,像一个悬崖”——这的确是“阿提卡”一名的意思——“而周围的海很深”。在过去的9 000年里[9),有许多猛烈的风暴,从高处掀走的泥土没有像在别处那样形成值得一提的冲积平原,而是从各处吹起并沉人海底,因而如今所剩下的只是个小岛,与过去相比,犹如一具身体被疾病耗干,只留下了骨头;肥沃的土壤跑掉了,剩下土地的骨架。在它尚未磨损时,有着高山而不是秃岭,如今叫做菲勒乌斯(Phelleus)[:,]的平原过去有着厚实的肥沃土壤。山上有茂密的森林,如今依然能看到一些迹象:有些山上现在只有一些蜜蜂,但不久以前,人们还砍下树去做庞大建筑的屋顶,而这屋顶的木材如今依然完好。进而,过去那儿还有大量人工栽种的大树,山上放牧着数不清的羊群。
    于是,荷马时代和古典希腊的饮食结构无疑就有了惊人的差异:在  荷马的著作中,每隔二三百行,英雄们就吃一头牛,吃鱼是极端贫困的  标志,而在古典时代鱼是奢侈晶,肉则几乎没有听说过。
    柏拉图提到了风暴。希腊的气候确有其戏剧性的一面:天神宙斯  性情暴躁;利用波涛或地震来摇撼大地的神波塞冬则是可怕的家伙。已知的希腊第二位古诗人赫西奥德L11)(Hesiod)描述赫拉克勒斯LlZJ  (Heracles)击倒巨人库克奴斯(Cycnus)时说:“当宙斯的霹雳击打在他  身上,他像一棵橡树或一段危崖般倒下。”现在的作家也能见到宙斯暴  怒的杰作。我曾在阿卡迪亚沿一条山谷往上走,这条山谷繁茂得几乎  让人感到压抑。突然,我来到一块场地,有十来英亩大,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砾石,看不到一点泥土。看上去就像一处怪石嶙峋的海岸。场地中间有座房子,半截埋在石头里。两天以前这还是一座农庄;但一场风暴摧毁了图尔托瓦诺山(MtTourtovano)上的几英里的道路,而这就是结果。无疑两年以后,这儿又会是一座农庄,因为勤劳的希腊农民知道补救宙斯造成破坏的惟一方法是什么。
    赫西奥德自己对其出生地的气候没有强烈的爱,就我们对希腊的气候给予这么高的分数来看,只能从另一方面来听取如此著名的权威人士的意见才比较合适。赫西奥德不喜欢夏季迫人的燠热,他也憎恶冬季——“勒那昂月(montho{Lenaeon),邪恶的日子,冻死牛的日子。北风之神吹着寒气,人类尝到冰霜的苦头。从色雷斯过来的东北风,吹到广阔的大海,搅起连天的巨浪,大地和森林发出吼声。山中高大繁茂的橡树和粗壮的松树被连根拔起,倒在丰饶的田野上,浓密的森林在呼啸,野兽瑟瑟发抖,尾巴夹到两腿之间,就连长着浓密皮毛的动物也挡不住寒气的侵袭。它能吹透牛的皮层而不受阻挡,也能透过毛皮稀疏的山羊。北风神波瑞阿斯(Boreas)却吹不透绵羊的身体,因为它们有丰厚的绒毛。然而它能让老年人缩成一团。”八种风神,赫西奥德讨厌四种。其他的“与诸神是同样的种族,是施予凡人的莫大恩惠。但它们是不多见的风,只偶尔在海上吹起;它们适逢薄雾弥漫的海洋,就是凡人的祸害,就会掀起巨大的风暴。它们一次又一次袭来,倾覆船只,淹死水手。人们在海上遇到那些风,丝毫没有能力抵御灾难。它们还刮向开满鲜花的大地,毁坏人们的华厦美合,留下的是尘土瓦砾和一片混乱。”
    然而赫西奥德是个农民,而且是维奥蒂亚人,  “生在阿斯克拉(Ascra),靠近赫利孔(Helicon)的倒霉地方,冬天冷,夏天热,没有好的时候”。——一个人不该这样说他的家乡,虽然他的父亲是从小亚细亚迁居此地。赫西奥德无疑不知多少次说过,亚细亚要好得多。
    我们可以肯定,有个雅典人对他说过,住在维奥蒂亚是他活该。在雅典,他们在二月里过他们一年中第一个戏剧节——在露天里;雨季结束了,出海的季节还没有开始。当然这是个本地的节日,与壮丽的狄奥尼西亚城(City-Dionysia)四月初的节日不能比,那个节日会吸引来自希腊各城邦的游客。显然,雅典的气候比赫西奥德所描述的要好得多——但我们已经说过,希腊根本是个充满反差的国家。
    我们在谈论希腊气候的时候,不能不考虑它对希腊人,尤其是雅典人生活的影响。
    首先,它让希腊人靠很少的设施就能够生活,在希腊,一个人能够过一种积极的生活,所需的食物却比其他恶劣气候下要少得多;但同样有这一事实——希腊人,可以而且的确是将绝大部分闲暇时间用于户外。这本身意味着他有更多的闲暇时间;他不需要为买煤和沙发而工作。毕竟,我们英国人能够发明“le comfort anglais”(英国式的舒适),是因为我们只有在室内才找得到舒适和温暖。人们普遍将雅典享受的闲暇归于奴隶制。奴隶制与此有点关系,L13j但关系没有这么大,因为事实上,我们辛勤工作以换取的东西之中,有四分之三希腊人并不需要。
    因而,可以省掉许多我们认为是必须的东西,在户外度过闲暇,不论是城里还是乡下的希腊人,就可以通过与伙伴们持续的谈话来培养其才智,改进其礼俗。很少有哪个民族这样酷爱交际。谈话对于希腊人而言像呼吸一样不可或缺——现在也确实如此,尽管现在因沉溺于报纸而有所改变。除了雅典,又有哪个社会产生过像苏格拉底这样的人物——他没有写下一个字,没有传授一套教义,除了一两次上战场以外,从未离开过一座城市,仅凭在街头与人谈话就改变了人类思想潮流?  又有哪个社会,这样不考虑受教育阶层与末受教育阶层,有趣味者与粗俗大众之间的差别?  雅典人,以及许多其他地区的希腊人的教育,是在集会场合获得的——在市场、柱廊、竞技场,在政治集会,在剧场,在荷马作品的公开朗诵会,在宗教仪式与庆典上长时间的谈话中。阿提卡的气候所给予的最大恩惠,兴许就是各种重大集会可以在露天举行。不管雅典人本能中是多么民主,雅典的民主也发展不到这样的地步——还有雅典的戏剧——假如必须有屋顶和高墙的话。在我们这种有掩蔽、隐私和入场费的状况下,有钱者的生活必然比穷人丰富得多,且只有600人能直接介入国家事务。在雅典,所有的事务可以向所有的人敞开,因为它们可以向空气和阳光敞开。将雅典文化简单地解释为雅典气候的产物是愚蠢的,尽管并不过时;但是我们可以推断,在不同的气候下,它不会发展成这个样子。
    对希腊人生活的自然条件所作的这些散漫考察,可以导出对这一国  家的自然资源及在原始条件下其经济本质的若干评价。
    今天,希腊的五分之四国土是荒芜的:在其初始的年代(正如我们  已经看到的),山坡上森林密布,盛产木材,也适宜各类游戏运动,无  论大小。可以推想,降雨充分,灾害不多,因而与现在相比有更多更  好的牧场。根据所能得到的证据———主要是荷马和赫西奥德——显然  希腊在初级产品上是自给的。除了农产晶以外,还有丰富的建筑用石  料和优良的陶器。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橄榄都是重要的作物,它提供  了食物脂肪,以及灯油和肥皂的古代替代晶。葡萄也是大量种植的。
    在矿产方面希腊是贫瘠的。金、银、铅和铜虽有发现,但贮量不  丰,而且根本没有铁,更重要的是,没有煤。没有哪个古代文明有  煤,我想这一简单事实并没有受到社会史家的足够关注。蜜,是糖的  良好替代晶;充足的葡萄酒至少也弥补了茶和咖啡的缺乏。人们可以  没有烟草——假定他根本不知道烟草的存在——但什么能替代煤呢?  答案是:仅作为温暖与光明的来源而言,煤可以为地中海的阳光和木材  所替代,做饭,木炭是很优异的;但作为动力来源的煤则找不到足够的  替代晶——只有奴隶的苦役,它在机械学上是力量的浪费,从其他理由  考虑,则是邪恶的。
这一黑暗时代的经济生活,我们可以从赫西奥德和荷马的著作中获得了解。显然,农业的经验很丰富,特别是葡萄种植技术已完全掌握,这不是件简单的事。在懊德赛》(Odyssey)中,荷马描述了费阿刻斯人(Phaeadans)的城市,有着精心照料的果园和花圃,很富有,也很整洁: 
你会看到路旁有一株奉献给雅典娜的细杨木,园子正中有一眼泉水,四周围着草地。家父的葡萄圃就在此处,听得见城里的叫喊。敬请宽坐,稍候片刻,然后我们再进城,去我父亲的家,你如果觉得有时间的话,你就自己进城去寻找家父阿尔喀诺俄斯 (Alcinous)王的宫殿。很容易辨认,随便哪个小孩都会指给你看。因为别的房子都不是按阿尔喀诺俄斯王宅邸的样式造的。你直接穿过前庭,走进房子,快步走过大厅找到家母,通常她都会坐在壁炉的火光中,用染有海螺紫的纱织出一幅美丽的布,椅子斜靠在柱子上,她的侍女则坐在她身后。家父的王位紧挨着她。他坐在那儿像神祗一样地喝着葡萄酒。Il‘]
    这是纳西凯厄公主(Princess Nausicaa)告诉海难余生的奥德修斯(Odysseus)的。奥德修斯抵达王宫后,他看见:
    在庭院外靠近大门处,一圈树篱围着一个四英亩大小的果园。果园里树木青葱,长着生梨、石榴,诱人的苹果,甜无花果和数不清的橄榄。果实源源不断,绝不枯竭,无论是冬季还是夏天。一年到头都有西风吹来,这儿刚发出嫩芽,那边果子就成熟了,一批又一批山梨,一茬又一茬苹果,一嘟噜又一嘟噜葡萄,一熟又一熟的无花果。同在这围栏里,还有一个丰产的葡萄园,里边有个暖和的平台,一些葡萄在这里晒干,其余的收在一起或踩榨成汁,最前面的葡萄藤上,有些刚绽放出花朵,有些则新添了一抹紫红。葡萄架的那一头,整齐地栽种着各色菜秧,菜畦长年吐绿,笑意盈盈。园子由两口泉眼浇灌,其中一口的水流环绕着四周围栏;另一口泉眼的永汇成一个水池,城里的百姓都来此浣洗,然后水流穿
过庭院大门而流向大殿。L1s]
    费阿刻斯人的土地有几分像是仙境,但不管荷马如何渲染其画面,显然这画面所反映的总有些他亲眼所见的东西。
    在《奥德赛》的最后一卷,我们又听说了另一处葡萄园,这一处就没什么神奇了。杀死那些求婚者之后,奥德修斯出去找他的父亲,他父亲在绝望时搬出了城:
    当他进入果园时,他既没有遇上多里乌斯,也没遇上任何仆人或多里乌斯的儿子们,他们在老人的带领下都出去采石为葡萄园砌围墙了。这样,他见到他父亲独自一人在园中为一株幼苗培土。他身着积满污垢、补丁累累、颇不体面的袍子,小腿上裹着粗线绗缝的皮绑腿,以防被划伤。手上戴着手套,免得被荆棘所扎,更糟糕的是,他头上戴了顶山羊皮帽子,益发显出他的悲惨。
    在《奥德赛》中,我们穿行于大人物之间,见到一个个生活在自己领地上的国王,虽然伊萨卡(1thaca)的国王更像一位采邑的领主而不是国王。他使唤着自由劳工和奴隶,但自己并不因此不干活;因为莱耳忒斯(Laertes)知道怎样为葡萄园培土,而奥德修斯则夸口他犁地能像任何男子一样犁得笔直。在赫西奥德那里,我们见到了自耕农在自己的土地上干活,带上/L子们,要是负担得起,用个把奴隶,偶尔再雇些短工。在任何情况下,不管产业大小,它们实际上都是自给的,通行的是家庭经济。我们看见费阿刻斯王后阿瑞忒(A16必)在火光下织布;而伊萨卡的珀涅罗泊(Penelope),也许在所有织布女中是最著名的了,还有她那白天织晚上拆的大寿衣。
    派头十足的阿尔喀诺俄斯家里“使唤着50位侍女。有些用手磨碾金苹果谷(apple-goldencorn),有些在织机上织布,有些坐着纺纱,纤手上下翻飞,宛如白杨树叶,而柔滑的橄榄油则从她们刚织就的细纱布上滴下。”
    在下层社会中,全家所用的所有衣物织品都由家中的女人织就,也许有个把女奴帮忙,假如这一家还算富有的话;而绝大部分农具都是在家里打造的。
    在特殊的行当中,我们只听说两种:铁匠和陶工。他们是ctemlourgoi(替百姓干活的人),他们并不消费自己劳作的产品。这aemiougos是手艺人,在柏拉图著作中则是创造者(Creator),这便是雪R的懈放了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us Unbound)中Demiurge的来历。有趣的是,这两者是希腊仅有的工匠代表。赫斐斯塔斯(Hephaestns)(火和锻冶之神Vulcan)是铁匠,普罗米修斯也是位火神,但在阿提卡的崇拜中却是陶工之神。制鞋、种地和建房的行业中没有神。显然,这些是每个人都会做的事,然而和精巧的金属加工、细致的陶器活相比是很不相同的。“凡人间怎么能做得来呢?”——“一定是某位神发明的。”因此,赫斐斯塔斯——在荷马《奥德赛》第八卷所讲述的阿瑞斯[18](Ares)和阿芙罗狄忒[19](Aphrodite)的有趣的奸情故事中——打造了一张铁网,像蛛丝一样轻,细得连神也看不出来,然后他假装要离家到雷姆诺斯(1emnos)去。阿瑞斯就道:“来吧,我的所爱,你丈夫到雷姆诺斯,去见他的星提  (Sintian)蛮族朋友了。”于是阿芙罗狄忒就来了,这时网罩下来了,迅速地裹住他们的手脚,不能动弹。赫斐斯塔斯大发雷霆,找来其他神祗,他们来了,看到了这一切。当他们看到赫斐斯塔斯的灵巧玩意,不用说,全都哈哈大笑起来。宙斯之子阿波罗(Apollo)转向赫耳墨斯L20j(Hermes)说:“赫耳墨斯,这值得吗?”这位杀死巨人的神(实际上)答道:“值,我愿意此刻与他交换位置。”——但这或许离原始的希腊经济稍有些远了。
    早期希腊人没有贸易商。我们在富人家中看到大量的奢侈晶来自东方,在腓尼基人的船只上也载有奴隶。奥德修斯的忠实猪倌欧迈俄斯(Eumaeus)就是这些奴隶中的一员,他父亲在叙利岛(Syrie)——远在西西里以外——为王。国王从邪恶的塔非(Taphian)海盗手里买了一个西顿(Sidon)的女奴,她是这些人诱拐来的。一天,一艘腓尼基商船载着一船华而不实的东西来到叙利岛。船上有个水手,爱上了这位西顿女奴。他听了她的遭遇,建议她跟他一起回去,因为他知道她父母还健在,而且很富有。姑娘当然同意了,还提议说她可以带上国王的儿子,一个聪明的小男孩一起走,他是归她照看的。这孩子也许能卖个好价钱,腓尼基人对此很满意。船在叙利岛停靠了整整一年,期间他们卖掉了奢侈晶,又装上了其他货物——牲口,皮草,生铁和葡萄酒是通常的出口晶。在他们准备出海的时候,坏心眼的腓尼基人来到王宫,要卖一串琥珀项链。王后和其他女人都在仔细端详项链,讨价还价,西顿女奴带着孩子,偷偷踏上了漆黑的街道。当事情被人发觉时,他们已经在海上了。正义在西顿女奴身上得以伸张,她掉进了大海,捞上来时已经死了,人们又把她扔回海里。船被带到伊萨卡,孩子卖给了奥德修斯的父亲莱耳忒斯。莱耳忒斯和安提克勒亚(Anticleia)收养了他,视同亲出。等他长大后,给了他一袭长袍,一件精致的大氅,让他作农庄的管事。这就是地中海贸易的一个侧面,不仅在黑暗时代是这样,任何其他时代情况都是如此,没有一个政府有足够的力量加强海防,控制水域。
    当时,国际贸易控制在腓尼基人手中,在地中海的某些地区,这一局面持续到公元前3世纪末:因为迦太基(Carthage)是腓尼基人的一个殖民地——“布匿战争’(PunicWars)由此得名——迦太基人成功地将希腊人赶出了由西西里西端,直布罗陀海峡(Straits。fGibraltar)和比利牛斯半岛(Pyrenees)东端组成的三角形水域。但是——回到早期时代——希腊人已经掌握了沿海交通。赫西奥德(在gT作与时日》中)告诫道,在一年当中,何日你可以出海,何时你必须停航。你要是足够愚蠢——或者足够贪婪——那就出海吧!  因为赫西奥德觉得出海靠贸易致富“不合人的本性”。赫西奥德是个农民,习惯于自然界有规律的节奏和缓慢的方式,凭辛勤劳作从自然界获取稳定财富。贸易致富是靠不住的营生,会遇上各种各样的危险。远离苦涩的海水,这就是赫西奥德的忠告。然而在《奥德赛》——假定这是更早的诗歌——我们却看到显然是某个希腊城市的写照,这城市有着井然有序的港口:
    我们的城市四周围着高高的城垛:
    每边都有一个优良的海港,在通向码头的狭长堤道上,一条条弯底船被拉上岸,每位船主都有自己的船台。这里是民众聚集的地方,每一面都有用从地底下开采的石块建成的小波塞冬神庙。同样在这里,水手们精心地为黑色船只配上缆绳风帆,细致地打磨船橹。因为费阿刻斯人用不着弓箭,他们的力量便在桅杆和船桨上,靠一身过人的本事,他们喜爱驾船在泡沫进溅的大海上。
    显然荷马看到过这样一个希腊城市,但我们可以推想这样的城市并不多,或者他以为这算不了什么,因为他描述得如此简略;航海的技艺——至少是费阿刻斯人所实践的——也不会带有如此神奇的色彩。在另一段我们读到:“他们将全部信心寄托于能带他们穿越辽阔大海的快速帆船,因为波塞冬将他们塑造成航海族,而他们的这些船像飞鸟一样灵活。”在另——处,他们的国王说:“费阿刻斯人既没有舵手,也没有船舵。我们的船生来就知道水手们在想什么,要干什么。它们认识每一座城市,每一块肥沃的土地,能穿云破雾,航行自如,游弋在无际的海面上,用不着担心受损,也不需要提防沉没。”
    荷马是伊奥尼亚希腊人。设想一个伊奥尼亚城市在造船、航海方面胜过同侪,让他们惊异不已,这是不是太无聊了?  《奥德赛》中满篇尽是大海,伟大的希腊殖民运动即将到来;然而这时又来了位赫西奥德,一个倔头倔脑的农民,在他的一年工作安排中劝告说:“要是有必要就出海去,但只能在六月中旬到九月之间——即使这时候出海,你也还是个傻瓜。”这提醒我们,希腊人不是只有一种类型,在他们之中简单归纳是危险的。 
   第四章  荷马
    
这位欧洲最早也最伟大的诗人值得专辟一章,这既是为他本人的缘故,在荷马那里我们可以看到希腊艺术的全部特质;同时也因为他的诗对一代又一代希腊人所产生的影响。
    关于著名的荷马问题,即谁是荷马以及《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到底有多少是他写的,我想尽可能少说一些。一位早期的伊奥尼亚作者:赫兰尼科斯[1](Hellanicus)认为荷马是前12世纪人,而希罗多德则说他是前9世纪的——“顶多在我们之前400年”——由此事实可见希腊传统说法是多么含混。无疑,希罗多德是正确的,赫兰尼科斯则假定如此生动地描述特洛伊战争的诗人,必是亲眼目睹的。但重要的不是荷马是谁,而是他是什么样的人。咿利亚特》和《奥德赛》曾被称为希腊人的C圣经》。在数百年间,这两部诗歌是希腊教育的基础,无论是正规的学校教育还是普通公民的文化生活。专门有一个行当的人,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四处吟诵、讲解荷马作品。在《伊安篇》(10n)中,柏拉图为这类人作了一个生动然而带有恶意的写照:“伊安啊,干你们这行的,穿着漂亮衣服,走东闯西,全靠一张嘴,叫一大堆人围在你身边,可真让人羡慕。”直到被那一部《圣经》所代替之  前,从荷马著作中摘章引句,用以解答道德与行为问题,是很自然的方  式。在外交纠纷中,人们引用荷马—刁口同一本《末日审判书》工2]  (Domesdaybook)——以支持某项领土要求。从中产生了某种原教旨主  义:在荷马著作中秘藏着全部智慧和知识。柏拉图嘲笑了这一情况,  他让伊安宣称,精通荷马就精通了一切:一个城市该让他作将军,因为  他在荷马著作中学到了带兵打仗的艺术。更严肃地说,荷马把持并哺  育了一代又一代希腊人——艺术家、思想家,同样还有普通人——的心  灵和想象。画家和诗人在荷马著作中获取灵感,寻找现实题材:据说  埃斯库罗斯谦逊地称自己的作品为“荷马盛筵之残羹”——然而欧洲戏  剧史上再没有比埃斯库罗斯更伟大的人物了。最后,仅次于希腊语言  本身,就数荷马是对他们影响最大的共同遗产,让他们抛开各种差异以  及造成彼此分化的憎恨,从而确信自己是同一个民族。显然,我们必  须对荷马有所了解,他是第一个有作品传世的欧洲人,正如我们曾说过  的,他像一把熊熊之火,照亮了黑暗时代。
    用《伊利亚特》的开头来介绍荷马是个不坏的主意。以下,我用平庸的散文译出了《伊利亚特》开头所描述的宏大场面。这一段每个普通希腊人差不多都知道,假如不能背诵的话。这一类事物,是所有希腊人——活动家如伯里克利[x](Pericles)和亚历山大,诗人、雕刻家、画家、哲学家与科学家、政治家、乡绅和工匠——自小铭刻心间的:
    神圣的缪斯啊,歌唱珀琉斯(Peleus)之子阿喀琉斯(Achilles)的狂怒吧,这怒火招致了巨大的灾祸,给希腊人带来万千种苦难,将众多勇猛英杰的魂灵打入阴芒地府,而他们的躯体,则留给了野狗兀鹫,就此成全了宙斯的意志。这场争斗的起始,一方是人间的大王阿伽门农,另一方则是了不起的阿喀琉斯。是何方神圣使他们势成水火?  是宙斯和勒托(Leto)之子,阿波罗。他降怒于大王,在军中布下致命的瘟病,众人纷纷死去。
    只因阿特柔斯之子阿伽门农侮辱了他的祭司。为了赎回女儿,祭司曾亲临亚该亚人的快船,身携无数钱财。他手持金杖,上面系着阿波罗的条饰,他恳求所有的亚该亚人,首先是他们的首领,阿特柔斯的两个儿子:
    “阿特柔斯之子,还有你们,甲胄齐整的亚该亚人啊,愿奥林匹斯诸神准许你们洗劫普里阿摩斯(Priam)的城池,并且平安返家;只要放了我的女儿。请收下这些赎礼,并且表示对宙斯之子,远射手阿波罗的尊敬。”
    所有的亚该亚人都在叫喊:“是啊!  要尊重祭司,收下赎礼吧!”但阿伽寸刁农却无动于衷,他轻蔑地打发了祭司克吕赛斯(Chryses):“老东西,别让我再见到你在这神圣的船上瞎逛,不管什么时间!要不然,你的节杖和条饰也保不了你平安。我不会释放你的女儿。等不到那一天的到来,她就会在阿尔戈斯我的家里,人老珠黄,远离她的故乡。她会在织机前来回穿梭。她会登上我的床榻。滚开!  别再跟我顶嘴,要不然你老命难保!”他就是这样说的。那老人满心惧怕,不敢不从。他愁苦万状,走在涛声连天的海边。
    欧洲最早的文学就是这样开篇的。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探究它,但现在,还是让我们先中断翻译,提出一个重要的论点。在荷马评论界向来有一定论,即荷马常常直切正题,或用贺拉斯的话来说,inme山asres(切人事物核心)。人们常把它视作荷马文才的一个表征——当然,它是对的,但或许我们也可以走得稍远一些。诚然,荷马并没有创作一部关于10年特洛伊战争的散漫史诗,他只满足于其中的一个阶段(phase),他的形式感限制了他的艺术,使得他可以在没有触及特洛伊城之征服便结束了他的诗篇,他的题材——这是一个事实,而且已经是很重要的事实,它所涉及的远不仅于此。这种本能的对形式的控制的确值得称道,但其起源更是如此。它不是某种幸运的灵感启发,不仅是“艺术”价值,它深植于一种希腊式、而非仅仅荷马式心灵的习性之中。因为荷马显然也是能够以这种方式限定自己的题材,并且依然按照准历史的时尚,创作一部辉煌、灵巧、布局得当——随便你怎么叫——的诗篇来的,但这在本质上依然是一篇报道,一种再现。荷马并没有这样做,古典时代的诗人也没有这样做[4)。《伊利亚特》并未描述这场战争的插曲,用对生活的这一侧面或那一侧面的仓促思考来渲染这种描述;相反,诗人选定了他的“主题”,以战争这一层面作为他的原料,去建筑一个他自己发明的全新结构。他并没有去描写这场战争,甚至不是战争的一部分,而是去描写他在头五行中就清楚说明了的主题。形成这一诗篇的不是什么外在因素,如战争;而是这样一种悲剧观:即两个人之间的争斗会给许多其他人带来苦难、死亡和耻辱。L扎所以说“成全了宙斯的意志。”但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是说这一切都是由宙斯出于他那不可捉摸的理由而特意谋划的?  不如说正相反,它是一个宇宙计划的一部分,不是个孤立的事件——某种一旦发生,其结果全凭偶然机遇的事物——而是出自事物本性的东西;不是特殊的,而是普遍的。我们不能说,是不是对战争的这一插曲的沉思引导荷马产生这一观念,或者说他的生命体验使产生这一观念,他所目睹的将通过阿喀琉斯的故事来表达;重要的是,他的主题乃在于:有什么因就有什么果,正是出于这一明确感知到的主题,而非出于文学巧思,《伊利亚特》才取得了构成它的内在整体性,而不在于其宏伟壮阔的场面以及后来的积淀层[6)。因此,要是我们再过于认真一些,那么说荷马全然不顾战争的头9年,而是单刀直人切进其主题之中是不确切的。相反,他开始于其题材的开端——他自己也是相当坦白地这样说的。
    于是成千上万的人死去了,而且名誉扫地,就因为一场争斗;读者对荷马的构思将会有一种很不完整的概念,除非我们看到是什么引起了这场争斗。上文我们提及祭司克吕赛斯在海边愁苦万状地走着,现在,克吕赛斯祈求阿波罗为他报仇:
他这样祈祷着。福玻斯(Ph。ebus)阿波罗听到他的声音。他从奥林匹斯山巅直奔而下,怒火满胸,肩挂弯弓,身背带盖的箭袋,飞驰中,箭支在肩上沙沙作响。好一个气愤填膺的阿波罗! 
他来了,如同黑夜降临。他遥对战船坐下,放出一支飞箭,银弓的响声令人丧胆。他先对准牲口和机敏的狗,又瞄准了人群,发出穿肠裂肚的利箭,他不停地射击。一堆又一堆的火熊熊燃起,焚着众多的尸首。
    神的箭雨击打大军,一连9天。到了第10天,了不起的阿喀琉斯招集众人商议。是白臂膀女神赫拉把这念头送进他心里。她看着希腊人纷纷死去,心中很是忧虑。众人到齐后,步履矫捷的阿喀琉斯发了话:“阿特柔斯之子啊,我们亚该亚人遭受着战争和瘟病的联手打击,我以为我们应当收兵回家了——要是尚能幸免一死的话。来吧,我们找个通神者,祭司,哪怕是解梦人来问一问——因为是宙斯把梦带给我们的——谁能告诉我们福玻斯阿波罗何以这般盛怒,我们是起错了誓,还是疏忽了献祭。兴许我们供上羊羔,献出山羊,他就会搭救我们化解瘟病。”
    阿喀琉斯说过这话就坐下了。人堆里卡尔卡斯(Calchas)站了起来,他是最有本事的通神者,知道过去,晓得未来。正是他凭着福玻斯阿波罗赋予他的神术,将亚该亚人的战船引到了伊利昂(1lion)。怀着对众人的善意,这时他说道:
    “阿喀琉斯,宙斯的所爱啊,你让我占卜在远处射杀我的阿波罗神的愤怒,我就告诉你吧。但是你一定要担保,你要立誓用你的言行帮助我。因为我想有人会恼怒的,他统治着所有的阿尔戈斯人,亚该亚人也都听命于他,要是一个大王对一个穷人发了怒,可不是小人对付得了的。即使他今天把怒火咽下肚子,他也会留在心头,改天准会发作。告诉我,你是否打算保护我?”
    阿喀琉斯答应道,他将会保护卡尔卡斯,哪怕他说的大王就是阿伽门农本人。于是卡尔卡斯说了实话,阿波罗的怒气缘于阿伽门农虐待了他的祭司。不把姑娘交还给他,瘟病就不会停止。别想再要什么赎礼了,相反,还得补上一大群牲口作为祭礼。
    他说完这话就坐下了。人群里又站起了阿特柔斯的勇猛儿子阿伽门农。他统治着广大的土地。他火气冲天,黑心里满是怒  意,两眼犹如灼人的火。他先对卡尔卡斯说,恶毒的目光紧盯着  他:“邪恶的通神者,你从未对我说过一件好事。你总是喜欢预言灾难。你没说过一句吉利话,没卜得一件吉利事。现在,你又对希腊人解说神的心愿——好像远射手给他们带来灾祸,是因为我  不接受金光闪闪的赎礼而释放克吕赛斯的女儿,是因为我更想把这姑娘抢回家里。没错, 我发觉她比我的妻子克吕泰涅斯特拉 (Clytemnestra)强上百倍。
    克吕泰涅斯特拉哪里比得上她,无论是脸蛋还是身段,也不管内里的秀慧还是外面的手工。但尽管如此,我还是会把她送交去,只要这样做更好。我情愿大军平安活着而不是痛苦死去。但是,也该给我一份有价值的奖赏。在阿尔戈斯人中,要是只有我得不到战利品,这是不公平的。你们都看到了,我的奖赏如今丧失了。”
    了不起的、善于奔跑的阿喀琉斯这样回答他:“阿特柔斯的可敬儿子,世上最贪婪的人啊,如今心胸豪迈的亚该亚人如何能够给你一份奖赏呢?我们知道手头已没有库存的财宝,我们劫掠诸城得来的,已经分发殆尽,再要从将士手中索要回来是不公平的。但是你应该看在神的分上,把这姑娘还回去,我们亚该亚人会给你三四倍的报偿,只要宙斯答应我们攻下固若金汤的特洛伊城。”
    强有力的阿伽门农这样回答道:“神一般的阿喀琉斯啊,虽然你是个了不起的勇士,你也休想这样哄骗我。你说服不了我,我不会答应你的。你想守着你那份战利品,让我干坐在此,两手空空?  你想命令我把这姑娘交回去?快快让心胸豪迈的亚该亚人给我一份奖赏,合我的心意,足以弥补我的损失。要不然,我就自己去弄一份——你的,埃阿斯[s](AJax)的,要不然就是奥德修斯的那一份。被我夺走战利品的那一位就要火冒三丈了。但这些事我  们回头再议。现在,我们要开一艘黑船到大海上,配上足够的桨手,摆起丰盛的祭品。我们要把美丽的克吕赛伊斯(Chryscis)带上  甲板。我们还要派一位得力的人——埃阿斯,伊多墨纽斯(1domeneus),了不起的奥德修斯,要不就是你,珀琉斯之子,世  间最勇猛善战的人——你们要献上祭礼,抚慰远射手阿波罗。”
    矫捷的阿喀琉斯双目怒睁,对他道:“厚颜无耻,彻头彻尾!亚该亚人怎么会听命于你厮杀疆场的?  我来到此地,不是为了和特洛伊人交手,我与他们并无冲突。他们从未抢过我的牛马,也  未蹂躏过我在弗提亚(Phth血)的肥沃土地。我们之间隔着郁郁苍苍的高山和辽阔汹涌的大海。不!我们跟随你,这个无耻之徒,来到此地,是为了墨涅拉俄斯(Menclaus)和你这头猎狗,从特洛伊人手中争夺荣耀的!这些你都没放心上。现在,你却威胁要来抢走我那一份!  我历经千辛万苦,勇猛拼杀,亚该亚人的儿子们才奖赏给我的。当亚该亚人攻城夺池时,我们的奖赏哪里比得上你。不!在阵前交战时,我的右手比你更加卖力,发战利品时,你却拿走最大的一份。我总是精疲力竭,带着可怜的一点东西回到我的战船。够了,我要回弗提亚去了。能够坐在我的弯头船上回到家乡,是件多么美好的事!”
    人间的大王阿伽门农回答道:“你要是铁定了心想走,那你就尽管走。我不会乞求你为了我的面子而留下,我身边还有其他人,他们会向我表示他们的敬意。说到底,那掌管一切的宙斯是  站在我这边的。在宙斯所养育的人间王者中,你是我最为憎恶的。你的心里只有争吵、拼杀和战争。虽然你是个强有力的人,你的强力也该是神的赠礼吧!回家去吧,带上你的船你的人。去统治你的密尔弥冬人(Myrmidons)吧!  你在我眼里一钱不值,你的怒火我也只当做狗屁。但我要告诉你,福玻斯阿波罗正要从我手里夺走克吕赛伊丝。我会派我的人我的船把她送回去的。但我要亲往你的帐幕,带走你的战利品:可爱的布里赛伊丝(Briseis)。这样你就会知道我比你高出许多。谁也休想与我平起平坐。”
    阿伽门农这样说,阿喀琉斯再也受不了了。在他那多毛的胸膛里,他的心在寻思,是拔出他胁边的利剑,赶开所有的人,杀死阿特柔斯的儿子,还是压抑住怒火,让心灵复归平静?  他心里这样思索着,从剑鞘里抽出了硕大无朋的宝剑。但雅典娜从天上降临,是白臂膀女神赫拉指派她来的,她们两位都钟爱关照他。她站在他身后,抓起珀琉斯之子的褐发。她只为他一人显现,别的人都看不见她。阿喀琉斯惊异莫名,眼中现出可怖的神采。他用恰当的言语对她说:“带神盾的宙斯的女儿啊,你为什么要来?是来见证阿特柔斯之子阿伽门农的傲慢跋扈吗?  但我要说——我
    猜想这事终会发生——他那过分的骄横会送掉他的性命。”
    雅典娜告诉他——让我们中断翻译——她下来是为了平息他的怒火,总有一天,为了弥补这种侮辱,他们会给他比阿伽门农现在从他这里取走的多三四倍的补偿。
    阿喀琉斯当时服从了,因为,正如他所说的,  “这样更好。”雅典娜回到了奥林匹斯山,而阿喀琉斯又大骂阿伽门农——他的言语是这样开始的:“醉鬼!长着一张狗脸,一颗雌鹿的心……”
    我出于许多理由翻译了这么多。首先,我们可以有一份文本供进一步参考;其次,读者也许可以获得活生生的印象。我们曾经谈论过,也将再一次谈论,希腊艺术的理智特性,因而,最好是令人信服地向读者展示,这种理智特性丝毫没有抽象或僵硬的意思。这场争吵是这般生动,因而赫兰尼科斯认为荷马是特洛伊战争的同时代人就不足为奇了。而且,不仅仅是外部描写这样生动,这段文字的艺术功能正如荷马自己告诉我们的,是描述这一事件——争吵——给希腊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正因为如此,荷马才把它叫做“宙斯的计划”,我们则可以把它叫做各种事件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其原因是阿伽门农的“傲慢跋扈”,以及阿喀琉斯“招致灾祸的狂怒”——这是很明显的。
    但是荷马呈现给我们的却不是两种利冲突的抽象性质,我们看见两个人在激烈地争吵。没有什么比这更为“真实”,更不抽象的了。正如在生活中,从任何一方面都可以说出道理,只是这两个人都走得太远了。这场争吵之所以爆发,是因为碰巧这两个人都是这样一种类型。这是个短时间的事件——但“将众多勇猛英杰的魂灵打入了阴曹地府,而他们的躯体,则留给了野狗兀鹫,就此成全了宙斯的计划”。
    这种敏锐地把握当下事件,并同时理解其所反映的普遍规律的能力,尽管不是希腊所特有的,也是有着典型希腊色彩的。我们可以在  单一事件中见到全宇宙的某个框架,而对这一事件的处理,比起最优秀的报道来也同样敏锐,毫不逊色。荷马并不需要通过对其论述加以归  纳来降低其画面的清晰度,他的归纳在整个大厦的地基中就已经完成。
    还有一点,在这段文字中,正如在所有古典希腊时代的艺术中,显然缺乏对自然背景的描述。我们既看不到特洛伊的高大城墙,也看不见在远处微微泛光的斯卡曼得河(Scamander),我们不知道希腊人的集会是在哪里召开的,是在帐幕中,山脚下,还是海岸边的空船旁。正如在希腊彩陶中我们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人形图案上,希腊悲剧也是这样。莎士比亚式的阳光和风暴全然没有,假如一个角色讲起他周围的景色,那就是要强调他和他的同伴相脱节了。说希腊人对自己拙于感受,听之任之,或许是容易不过的事。但我们不能这样说。仅限于荷马来讨论,没有哪个对自然拙于感受的人能够使用这样丰富的自然比喻,所有这些比喻在细节上都是确切的——来自动物、飞鸟、大海、天空和风暴,许多小小的说明性场面让我们想起中世纪手稿中的插图。不存在希腊人是否能感知到美,以及各种自然形态这一类的问题。此外,通常缺乏的不仅仅是自然背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伊利亚  特》的开头没有哪一处哪怕稍微揭示了故事的发生地点:总是在特洛伊  境内某地,但到底是哪里?  荷马没有足够的兴趣告诉我们这一点。他也没有给出一个现代作家很少会遗漏的背景——其他人物,场景中稍为次要的角色:其他的希腊将领,以及军队。除了最基本的人物以外,什么都没有描写。
    但是,现代读者不仅找不到他所期望的背景,他还见到了他一上来便不能@解的背景,换言之,神圣活动的背景。我们的确没有看见特洛伊的城墙,但我们却看到了在奥林匹斯山召开的调停会,以及干涉战役或——在我们所译的段落中——争吵的个别神祗。假如说,这让人  觉得这一场景中的人类角色不过是一群喜怒无常、不负责任的神祗棋盘上的小卒子的话,这也丝毫不令人吃惊——然而,它却与荷马为我们倾力构筑的自律、负责的人类活动画面不相协调。这个阿伽门农和这个阿喀琉斯,都是真实的成年人,是以对待成年人的方式来处理的;事实上,考虑到在荷马作品的生活图景中频繁出现的原始蛮荒特性,这种成熟的成年人性格常会让人觉得困惑。然而这种成熟的成年人性格是与一种看起来几乎是孩子般的神圣机制相伴随的,比如在我们所翻译的段落中,雅典娜从奥林匹斯山下来抓住阿喀琉斯的头发,给他一个忠告。在后来的悲剧中也同样——虽然没有这么形象化——通过神谕、梦境和  睡眠,诸神似乎能控制和引导人的活动,即使这些人看起来是全然独立和负责的人物。
    于是,这一背景的问题使人困惑。尽管本书不是研究希腊宗教的专题论文,我们却要向读者给出一个暂时的解释。荷马当然没有系统神学;的确,系统思想这一观念当时还不存在。而且,他是以一种传统的形式来工作的——因为在荷马之前必定有许多史诗作者;因此传统  的形式与新的形式必定是相交织的。在某一处宙斯决定必须惩罚希腊人,所以特洛伊人能够将他们赶回船上;在另一处,一位神或女神降临:争吵之地,来挽救处于极度危险中的为神所喜爱的人——而这,兴许就与宙斯的意愿相对立。于是在这样的反差中,我们见到这些段落,诸  如《奥德赛》的开头,宙斯说:“人类是多么愚蠢!他们归罪于诸神是多么不公正!他们注定要遭受苦难,但由于他们的愚蠢,他们给自己  带来的苦难远远超过了命运所赋予他们的,于是他们归罪于诸神。”用现代的话说,生命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艰难的,但它自身的罪错使得它更加艰难。这种沉重的哲学智慧,不容易与我们在其他段落所发现的神的随心所欲、喜怒无常相协调;也很难与我们所见到的阿瑞斯与阿芙罗狄忒故事中兴高采烈的不敬相一致。
    这一切更让人难以捉摸。新旧事物非系统化的混合,也许对这一问题有所说明;在其他问题上,它可能对读者有所帮助,假如他认为诸神是解释事情何以发生,尤其是那些看来是偏出常规的事情何以发生的一种早期努力的话。正如我们在上一章所看到的,金属加工匠的技艺超出了普遍人的水平。由于它是超出常规的,它就有着神圣的起源:于是必定有一位火神。在我们翻译的《伊利亚特》的这个段落,我们看到阿喀琉斯有着超出常人的力量;而这,照阿伽门农的说法,是某位神祗的赠礼。对此的解释有一个非常哲学化的推论,人不能有任何指望,神所赋予的,神也可以夺走。其次,两股力量在阿喀琉斯心中交战,盲目的怒火和明智的克制。我们会说:“通过一种超人的自我控制的努力……”希腊人说:“凭借一位神的帮助……”而希腊诗人和彩陶画家则会描绘有肉身形象的雅典娜在劝慰阿喀琉斯。差别并不太大,阿喀琉斯从神那里获得力量,或者凭借雅典娜的帮助作出了明智的决定,对阿喀琉斯的伟大毫无毁损;诸神并不这样钟爱普通人,获得诸神这样关爱的人必定非同寻常。我们不能设想诸神突然选定一位弱者,赋予他力量;他们不会这样行事。
    这就是我们不仅在希腊史诗,同样也在绝大多数古典希腊艺术中所  看到的人物与事物的背景。当然,它蜕化到神话般的优美中了;此乃后古典时代的发展,但它征服了罗马,并且取悦了18世纪,使得现代  读者若要能够直接感觉荷马和后来的古典艺术,必须首先消除大量的诸如韦奇伍德陶器。(Wedgwoodware)的装饰品的影响。但对于希腊而言,这背景却不是装饰,它反倒是某种视角——不仅在空间上,而且在意义上。它让我们不是把个别活动视做孤立、偶然、独一无二的事件,而是置人与宇宙的道理与哲学框架的关系之中。这种框架,我必  须重申,不是荷马所明确阐述的——他并没有完整的哲学体系。然而,他却看到事物间有一种统一性,各种事物都有因和果,存在着某种道德法则。人们看到个别活动是符合这个框架的。史诗的神圣背景最终意味着个别的活动既是独特的,又是普遍的。
    因此,1000年间希腊人以荷马作为青年的教育和成年的爱好和指导,他们所采纳的并不仅仅是古老的遗产,爱国主义的历史崇拜(Sagas)或充满魅力的童话故事,而是这样一些诗篇,它们包含了将希腊文明塑造成如此这般面貌的优异素质。我们已经比较仔细地考察过一段文字,也许,我们看到了某种将整部史诗稳固地组织在一起的本能的理智力量;也许是某种贯穿于其中的本质上的严肃性;荷马观察其对象的某种敏锐性,以及他向我们表现时的生动和简约。但是荷马,以及他的所有伟大的后继者,还具有另一种我们未谈及的特质,一种我们在所有这些有关理智性和道德严肃性的讨论中都不能相混淆的特质,那就是人性。还是让荷马自己来说明吧,他是个比我更好的作家。
    战斗在特洛伊城下的平原上激烈地层开,希腊英雄狄奥墨得斯Eli3(Diomedes)给特洛伊人造成丁很大的破坏;这破坏是如此之大,赫克脱耳Li22(Hector)只好离开战场,叫城中的女人祈祷雅典娜帮助他们对付这个可怕的人。赫克脱耳一走进斯卡亚门(Scaeangate),立刻就被一大群担心战场上的男人们的妻子和女儿们围住:“但是他命令她们去祈祷诸神,还对其中许多表示同情。”他好不容易来到他父亲普里阿摩斯国王的宫殿。王后赫卡柏(Hecuba)看见了他,用一种真正英雄式的风格问他:“我的儿,你为何离开激战的沙场来到此扯?  有不祥预兆的亚该亚人对我们打击很大。兴许你有心要向宙斯祈祷。先等一会儿。我且取些甜酒,你可以先用一点祭拜宙斯,自己再喝几口,因为酒会给疲惫的人带来力量,而你为了保护你的亲人,现在已经十分劳累。,’
    但赫克脱耳拒绝了:“酒会使我忘却责任,再说我手上有血,不能祭酒。”他告诉他母亲要向雅典娜献上宫中所藏最华美的长裙——她照办了。然后荷马又告诉我们这裙子是从哪里来的:是腓尼基商人从西@采办来的。赫克脱耳看见了帕里斯(Paris),就催促他即刻重返62场。帕里斯先前受了伤,打那以后,就与海伦取乐,打发时间。”愿大地将他吞没I”赫克脱耳说。他又见到了海伦:她深深地责备自己,并且说:“来吧,陪我坐一会儿;因为你的肩头承担了我的耻辱和帕里斯的鲁莽蠢行比任何人都多。”但赫克脱耳不会逗留,因为战场上的同伴需要他,正急切地盼望他回去。他说:“还有,我必须回到自己的家里,去看看我的仆人,我亲爱的妻子和幼小的儿子,因为我不知道是否还能回到他们的身边,不知道诸神是否会让我倒在亚该亚人手下。”
    但安德洛玛刻(Andromache)却不在家。她听说特洛伊人溃败就冲出了家门,来到城楼,像一个疯女人,心中满是焦虑,抱着孩子的保姆在后头紧紧跟着。赫克脱耳在城楼上遇上了她。安德洛玛刻抓住他的手,说道:
    “哦,赫克脱耳,你的力量会让你送命。你既不怜惜幼小的儿子,也不怜惜你不幸的妻子,她不久就要成为你的寡妇。要不了许久,亚该亚人就会蜂拥前来,袭击你们,把你杀掉。要是失去了你,那我还不如死掉。我还有什么安慰,除了整日的伤悲。我没了爹没了妈,我父亲是让阿喀琉斯杀死的,他却没有能够夺走我父亲的武器——还算有几分骄傲——它们与他一同埋入了黄土。我家里有7个兄弟,被阿喀琉斯尽数残杀。还有我母亲,她是普拉科斯(Placos)的女王,死在我父亲的宅第。赫克脱耳啊,对我来说,你既是父亲,又是母亲,还是兄弟,你是我值得夸耀的夫君。来吧,怜惜我吧[  待在这院墙之内,不要让你的儿子做孤儿,不要让你的妻子沦为寡妇。还有,”她说道,因为她是个聪明的女人,透过眼泪观察着事情,  “派你的人马到无花果树那边去,希腊人正在攻打。”头盔闪亮的赫克脱耳回答道:“夫人,这些我都明白。但是若像个懦夫从厮杀的战场上溜走,我在特洛伊男人和身着长裙的特洛伊女人面前怎么抬得起头?再说,我自己心里也不会愿意,因为自小人们就教育我要永远勇敢,要和特洛伊人一道冲在最前头,为我父亲和我自己争得巨大的荣光。我心里十分明了,我很肯定,总有一天特洛伊这座圣城必将陷落,普里阿摩斯王和他的子民都难逃厄运。但我的伤悲不是为了特洛伊人,不是为了赫卡柏本人,不是为了普里阿摩斯王,也不是为了我那些高贵的兄弟(他们将会死在敌人手中,埋葬在尘土之中),而是为了你,某个青铜盔甲的亚该亚人会把你掳走,任你泪流满面,自由的日子一去不返。于是,你会生活在阿尔戈斯,在另一个女人的织机旁劳作,也许是为麦西尼(Messene)或呼佩瑞亚(Hyperia)的女人汲永。违背你的心愿,各种重负会压在你身上。而看着你哭泣的脸,就会有个男人说:‘这是赫克脱耳的妻子,在人们攻打伊利昂时,她丈夫可是善于驯马的特洛伊人中最骁勇的武士’。这便是他们会说的话,而抗拒奴役,做这样一位丈夫的寡妇,也会让你平添新的伤悲。但要是我真的死了,愿黄土早早地将我埋葬,听不见你的哭号,看不到施加在你身上的强暴。”杰出的赫克脱耳说罢,援出手去搂抱他的儿子。但孩子尖叫着,缩回到衣着光鲜的保姆的胸怀,  因为孩子看见亲爹的青铜战甲,马鬃的饰毛在头盔顶上摇晃着,心中很惧怕。孩子的父亲哈哈大笑,他那贞淑的母亲脸上也现出了笑容。杰出的赫克脱耳马上摘下头盔,放在地上。在他亲吻他心爱的儿子,将他抱在手中时,他向宙斯和其他他神祗祈祷:“宙斯啊,还有你们,诸位神祗,请让我的儿子像我一样,成为特洛伊人中最为荣光的一位,孔武有力,做伊利昂了不起的统治者。当他从战场凯旋,人们会说,‘他远胜乃父’,愿他英勇杀敌,夺取敌人的兵器,也愿他母亲心里喜悦”。
    这一段让我们瞥见荷马式英雄的独特灵魂。造就其英雄业绩的,不是我们所理解的责任——对他人的责任——而是对他自己的责任。他追求我们译作“美德”(Virtue),而在希腊文中叫做aret~(卓越)的东西。而阿伽门农和阿喀琉斯所争的也不仅仅是一位姑娘,而是“战利品”,即为公众所承认的aret~;它贯穿于希腊人的生活之中。
    无论如何,这一场景——在希腊原文中——是这样一种段落,学者们都知道,其手稿可以有种种不同的解释,各种微妙的词义差别,语法的复杂性——于是他吃不准是否能可靠地翻译;在《伊利亚特》中这绝不是惟一的例子。而这种永恒的人性也不仅仅出现在大场面中,我们随便看一两处便可知道。请看这一简短的段落:
    狄奥墨得斯扔下他们,任他们垂死呻吟,他去追杀欧鲁达玛斯(Eurydamas)的两个儿子阿巴斯(Abas)和波鲁伊多斯(Polyidos),老人本该为他们释梦。但强有力的狄奥墨得斯却杀死了他们。他又去追击克珊托斯(Xanthus)和托昂(Theon),他们是法厄诺普斯(Phaenops)之子。法厄诺普斯已经风烛残年,没有别的儿子来继承家业,狄奥墨得斯将他们二人尽数杀死,夺去了他们甜美的生命。他们再也不能从战场上生还,不相干的人会来瓜分他们该得的家产。
    再看稍后描写狄奥墨得斯的一行诗。少年英雄格劳科斯(Glaucus)看见狄奥墨得斯重创特洛伊人,决心与他交一交手。狄奥墨得斯——这是骑士的规矩——向他询问:“在给人带来荣誉的战场上我从来没有见过你……你却一身胆气,远离众人,冲上阵来,面对我的长矛。”——这是个重要的细节。狄奥墨得斯可以很自然地说:“与我交手的人有祸了”。可他却说:“有儿子与我交手的人有祸了。”交战场面的描述看起来饶有趣味。此时,这位英雄杀开一条血路,身后留下一长串被他杀死的人。荷马准确地描写了致命的长矛由何处扎进敌方武士的身体,我们也常看见,长矛穿透了他们的身体。这位征服者为自己建立了身后不灭的荣耀。但是荷马想到了更为广阔的人类生活,他没有遗忘——甚至也没有忽视——一个人的荣耀给另一些人带来的伤悲。
    把咿利亚特》描述为悲剧兴许是个错误,因为(如同希腊的绝大部分事物),确切地说,其主旨是一部史诗,有着史诗所具有的闲适和直率(1eisurelinessandexpansiveness)。然而,它是高度悲剧性的,在这一点上它彻底是希腊式的;思想的悲剧性格(tragicturn)为希腊人所熟悉。在试图对此作出解释之前,还是用包罗万象的荷马作例子,可以得出一两个否定性的观点。首先,这种悲剧性格的理由并不是因为希腊人将生活视为乏味之物。我们刚才提到,荷马在描写战斗场面时饶有兴味,对其他任何东西的描述也同样充满了热情。他看任何一件事物时,都带着强烈的兴趣,无论是奥德修斯建造他的小艇,还是英雄们在营地生火做饭,享用丰盛的晚餐,晚宴后常常还有歌唱。那种认为生活是泪谷,万事皆空的观念,不大为希腊人所持有。他们对各种活动(自然的、心智的、情感的)均有永不餍足的胃口,在从事各种活动,以及观察他们如何行事方面有着永无止境的喜爱。几乎每一页荷马的著作都可以为此作证。悲剧的潜流绝不是感觉生活不值得过,是对悲剧的感觉,而不是对悲伤(melancholy)的感觉。
    我们也不能想象这种悲剧性的倾向就意味着不喜欢喜剧性。的确,在《伊利亚特》中不大有喜剧,正如在后来的阿提卡舞台上的悲剧不大有喜剧式的调剂(comicrelief)。但我们已经了解了《奥德赛》中著名的喜剧故事,正如在阿提卡舞台上有阿里斯托芬,也有埃斯库罗斯——并且埃斯库罗斯本人在古代也有写滑稽羊人剧(satyr-drama)的巨大名声——同样,史诗也有其对应物:滑稽史诗(burlesque epic),其中《蛙鼠之战》(Battle。fFrogsandMice)女吟依然传世。这种在希  腊思想中常常出现的悲剧性格与忧伤(gloom)毫不相干。希腊人爱笑,一如他们爱生活。我想,这就是我们在荷马中所见的两种伟大的特质:理智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产物。正如我前面试图展示的,前者使希腊人比其他民族更清楚地观察到人类生活必定于其中展开的巨大框架,荷马将这框架部分表现为诸神的活动,部分则表现为连神祗也必须服从的若隐若现的必然性(Necessity)。各种活动必然有其后果,判断失误的活动定会带来令人不快的结果。对希腊人而言,诸神并不一定是仁慈的。他们会毫不留情地打击冒犯他们的人,正如阿喀琉斯对沮丧的  普里阿摩斯所言,他们恩赐一份福佑,就会施加两份苦难。这种对人类状况的明确认识,并非出于对更美好之来世的光明希望,也非出于任何进步的宽慰。至于前者,荷马中的希腊人可以展望在哈得斯(Hades,冥界)中模糊昏暗的生活,正如阿喀琉斯所言:“我宁可在世上为奴,也不愿在哈得斯做王。”惟一对不朽的真实希望就是一个人的名声可以在歌谣中流传。至于后者,则是不可能的,因为诸神的本性不会改变,而关于人的本性能够改变的观念,对于任何人而言,都是不太长久的事情,而且即使能够做到,诸神也依然每恩赐一份福佑,就施加两份苦难。在所有重要的方面,生活将依然如故。
    人们可以想象这种看法,完全不是臆测,发展成一套干巴巴的宗教和一种消极无望的命定论;但它却伴随着一种几乎是狂热的快乐生活,一种对人类成就和人类个性的极度喜悦。希腊人远离以下观点:在诸神的眼里人根本算不了什么,他必须时刻提醒自己不是神,就连这想法都是不虔敬的。直到希腊精神使文艺复兴的意大利人陶醉之前,我从来也没有再次发现这样一种人性中的高度自信——在文艺复兴的意大利,这种自信没有因其本能的宗教观而强加在希腊人身上的中庸所,限制。
    我们在咿利亚特》和绝大部分希腊文学中所听到的悲剧音调,生产于这两股力量之间的张力:对生活的热烈喜好,和对不可变框架的明确认识。
    犹如树叶的生机,人类也同样。风吹树叶落地,但春天来临,茁壮的森林中又会发出新绿。一代人逝去,  另一代人又来到。
    无论这思想还是这意象,都不是专属荷马的,其独特性,其强烈的感人程度来自上下文。在其壮丽的希伯来对应者中,我找不到:
    至于人,他的日子犹如草木。就像原野上的一朵花,它开放了。风吹过,它枯萎于地上,仅此而已。
    这里的音调是谦卑退让的:与上帝相比,人不过是草木。而荷马的意象却从其英雄搏杀建功立业的上下文中获得完全不同的色彩。人是独一无二的,然而,尽管他那些高贵的素质和辉煌的多样性,也依然要与不可胜数彼此毫无区别的树叶服从同样的法则。不会有浪漫的抗  议——因为我们如何能抗议支配我们存在的第一法则?  也没有消极退让——比如我们在中国人那里所看到的,对于他们而言,个体仅是制造过程之中的原型,是林中树上的一茬叶子。有的只是这种强烈的张力,是悲剧精神。
    在荷马中,尤其是在《伊利亚特》中,还可以引出许多例子。一个就够了。它可以从不同的角度阐明这一点。典型的限制,甚至是生命的悖谬,就在于最宝贵的生命常常就是处于危急之中的生命本身。英雄证明了他的勇气,赢得他的荣耀,却可能要建立在他的死亡之上——对于他的亲人而言,这是苦难。美的邻居是危险和死亡。以下是荷马描写特洛伊城外攻坚场面的一段间奏,是普里阿摩斯王和其他老人眼中看到的:
    特洛伊王子们这样坐在城楼。他们看见海伦走进城楼,每个人用适当的言词轻轻地说道:“难怪特洛伊人和甲胄齐整的亚该亚人吃了这么大的苦,遭了这么久的罪,为的就是这一位女神一样的人。就算她美若天仙,也让她乘早回家吧,别让我们和我们的孩子再受这苦难了。”他们这样说着。但普里阿摩斯王叫出了海伦:“来吧,心爱的孩子,过来坐在我身边。看眷他,那曾是你的夫君,再看看你的亲人和朋友。我不能责备你,因为这是诸神引起的,是诸神将战争和泪水带给了我们。,’
    “是诸神”,这不是推诿责任的警句,而是认识到已经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人类该得的份额。美,就像荣耀,必须去追求,虽然其代价是眼泪和毁天。难道这不是有关特洛伊战争的整部传奇的中心思想吗?  因为其主角阿喀琉斯,完美的希腊骑士,是诸神给了他这一选择。他们让他选择是碌碌一生,安享长寿,还是早早死去,带着荣耀,  不管是谁最早编写了这一神话,它所表达的,却不仅是希腊思想,同时也是希腊历史的本质。
    关于伊利亚特》我已经写了许多,部分是因为它包含了这许多希腊精神的本质,部分是要向读者展示千百年间希腊人用做教育的这类事物。《奥德赛》也值得推崇,虽然它同样是这教育的一部分,它还是对咿利亚特》的必要补充;如朗吉奴斯L19J(Longinus)所言,它是一部关于性格而非激情的诗篇,一部充满了希腊式对冒险和奇异故事之爱好的诗篇,一部不光是有数不清的老故事,更有着理智和独特的艺术价值——这些必然是来自其中心思想,在这一事例中,则是对一种终极正义的信仰——的诗篇。可曾有一位诗人写过全部这两部诗歌?  是否确有某位诗人创作了其中一部? 而他,或他们又生活在何时?这就是学者们争论了一个牛世纪的著名的荷马问题。读者不要指望在本书中能看到解答。后来的希腊人有完整的一组关于特洛伊战争的史诗。其中的两部特别出色,被归于荷马名下。这种对作者的认定,长久以来被普遍接受,一直到现代,更细致的考察揭示了在两部史诗以及每一部史诗各部分之间在事实、风格和语言方面各种类型的不一致性。直接的结果便是将两部史诗,尤其是咿利亚特》作细致而确定的划分,分成属于不同时期的片断(1ays),有时隐约感到艺术与地理成分之间差异的批判家们将这些片断叫做“层”(Strata)。对其中种族的史诗,以及诗人们在这一传统媒介中作用方法的研究,对于保持这两部史诗本质统一性之确信很有帮助,也就是说,每一部史诗都不是在原有的、由“荷马”为始作者的短诗之上,再由后世的诗人们或多或少任意添加的产物,而是一位相对晚近的“荷马”在加工整理传统素材的基础之上,统一构思的诗篇——虽然在现存的《伊利亚特》中的确包含了一些不属于  “荷马”构思的段落。至于两部史诗是否为同一诗人所作这一问题,意见大有分歧,而且八成将来也是如此。在音调(tone)和处理  (treatment)上的差异是巨大的。古代最精细的批评家朗吉奴斯看到了  这一点,并且评论道:“《奥德赛》中的荷马犹如西落之日(setting  sun),辉煌犹存,而炽烈不足。”兴许它是同一个太阳。但一个沉浸于  荷马之中,翻译了一部史诗的人,有权利持一种意见。因而,观察一  下两位最近的英语译者是很有趣的,劳伦斯(J.E.Lawrence)确信两部  女诗非一个人所作,他甚至根本不考虑其可能性;而里欧(E.V.Rieu)  先生则说:“读完《约翰王》(KingJohn)之后转向《皆大欢喜》(As You Like It)的读者,都会明确地感觉到这是同一双手的作品。”
    我们且撇下这一荷马问题,尽管对学者们而言很有吸引力,也不能让它使我们女目中的荷马黯然失色。假如所有的改革家、革命党、计划家、政治家和生活安排者(1ife-arrangers)都像希腊人那样在其成长过程中浸润与荷马作品中,对我们会产生什么影响——这是个有趣的推想,尽管无用。他们会明白,即使幸福日子到来:每家都有一台冰箱,没有哪家拥有两台;每个人都有机会为公善(commongood)(不管是哪一种)工作;常人(commenMen)(不管他是谁)高奏凯歌,尽管没有进步——人依然会像林中树叶,一茬绽发,一茬枯死;他还是会衰老,而诸神总是强大且不可算计的;人的素质比他的成就更重要;暴力和鲁莽同样会带来巨大的灾难,落在人们头上,不管他无辜还是有罪。拥有荷马是希腊人的幸运,而像他们那样使用荷马则是他们的智慧。

第五章城 邦

    Polis是希腊词,我们译作city-state(城邦)。这是个不准确的译名,因为一个正常城邦并不太像城市(city),而更像一个国家(state)。但是翻译像“政治学”(politics),只是一种可能的艺术;因为我们没有希腊人称为polis的东西,因而我们没有确切的对译词。以下,我们将避免使用会起误导作用的词citystate,而用希腊原文词汇来代替L1]。本章我们将首先考察这一政制的由来,然后,我们将试图重构“城邦’’一词,并通过观察其活动来复原其真正含义。这会是个漫长的课题,但我们从中会增进对希腊人的了解。对何为城邦,它对希腊人有何意义这样的问题缺乏明确的观念,是不可能正确理解希腊历史、希腊人的心灵以及希腊人的成就的。
    那么首先,何为城邦?  在《伊利亚特》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显然是不熟悉的政治结构——一种从部落制进步或者说瓦解(全看你的趣味了)而产生的结构。有王,像阿喀琉斯,统治着他的人民;还有大王,阿伽门农,人类之王,有点像是一个封建君主。在公共利益方面他有责任,无论出于权利还是出于习惯,征询其他王或首领的意见。他们组成了一个定期的商议会(council),在争议时,权威的象征——节杖,由当时的讲话者把持。这显然是欧洲的方式,而不是东方的;阿伽门农并不是拥有神一般无可争辩权力的专制君主。我们还能看到一种隐约是民众集合的迹象,在重大的事务上提供参议;虽然荷马作为周到的诗人,无论在哪一点上都不具有历史家气质,在这一方面他说得很少。
    简要地说,这便是征服前希腊的传统。当大幕拉起,在黑暗时代之后我们看到了一幅极不相同的画面。再没有一个“统治于大地区的阿伽门农”在迈锡尼为王。在伊多墨纽斯曾经作为惟一君王统治的克里特,我们发现了超过50个相当独立的城邦;不再是一国,而是50个小“国”。国王消失还是小事,重要的在于连王国也一去不返了。对克里特这是真实的,对希腊全境这也是真实的,至少那些在希腊历史上起过相当作用的地区——伊奥尼亚、诸海岛、阿卡迪亚以外的伯罗奔尼撒地区,希腊中部(西边各地区除外),以及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当它们纳入希腊版图以后)。所有这些都被划分成数目众多,相当独立并且自治的政治实体。
    明白其大小是很重要的。现代读者捡起一本柏拉图的《理想国》或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他发现柏拉图规定的理想城邦应该拥有5 000公民,而亚里士多德则说,每个公民目力所及就能看见所有其他人;或许,他便会对这些哲学奇思抱以微笑。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并非幻想家。柏拉图是在正常希腊的尺度中想象一个城邦,确实,他暗示了许多实际存在的城邦太小了——因为许多城邦公民不足5 000人。亚里±多德则以取笑的态度说——有时他的口吻像是个学监——10个人的城邦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将不能自给;10万人的城邦是荒唐的,因为它将不能适当地治理。而我们也不要把这些“公民”想象成拥有并统治着成千上万奴隶的“主人阶级”。在早期这几个世纪里,一个寻常希腊人是个农民;假如拥有一名奴隶,那他的家境算是很不赖了。亚里士多德讲到了10万公民的城邦,假如我们让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妻子,四个孩子,再加上众多的奴隶和外邦侨民,这数目就有上百万—相当于伯明翰的人口;而对亚里土多德而言,一个人口如伯明翰的独立“邦”简直是天方夜谭(1ecture-roomjoke)。也许我们可以从哲学家转向一个务实的人士,希波达马斯(Hippodamas),他曾以最时髦的美国风格规划比雷埃大斯(Piraeus)港,他说一个城邦理想的公民数目是1万人,这意味着总人口会有大约10万。
    事实上,只有三个城邦的公民超过2万——西西里的锡拉库萨  (Syracuse)和阿克拉加斯(吉尔琴蒂)(Acragas,  Girgenti)E23,以及雅典。在伯罗奔尼撤战争爆发时,阿提卡人口约为35万,一半是雅典人(男人、妇女和儿童),约有十分之一外邦侨民,其余为奴隶。斯巴达,或者叫拉喀德蒙(Lacedaemon),公民人数耍少得多,虽然面积更大。斯巴达人征服并吞并了麦西尼亚,控制了3200平方英里的领土。按希腊的标准,这是大得不得了的面积,走路快的人也要花两天的时间才能穿过去。重要的商业城市科林斯的领土为330平方英里——大约是亨廷顿郡(Huntingdonshire)的大小。科斯(Ceos)岛,与比特岛(Bute)差不多大,分成了四个城邦。因而它就有四支军队,,四个政  府,说不定还有四种不同的历法,并且可能有四种不同的货币和度量衡——虽然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迈锡尼在有史时期已经萎缩成阿伽  门农首都的遗址,却仍然是独立的。在希腊人反击波斯的战争中,她派遣了一支军队帮助希腊一方,参加了普拉蒂亚(plataea)之役;这支军队由8个人组成。即使是按希腊的标准,这也是小的,但我们却没有听说任何人笑话这支军队与别人合伙搭车。
    设想这样的尺度,对我们来说是件难事,我们将千万之邦看做是小国,我们熟悉美国和苏联这样的国家,它们是如此之大,我们不得不用缩写来称呼它们。但不固宥成见的读者习惯了这种尺度,他便不会犯将国土大小与重要性相混淆的粗俗错误。常听到现代作家用极度轻蔑  的口气说:“这些希腊弹丸小邦,还有它们之间没完没了的争端。”没错,普拉蒂亚,锡西安(Sicyon),埃伊纳(Aegina)和其他城邦是小的,与现代国家相比。地球本身也是小的——与木星相比。但是,木星的大气主要是氨——这就有分别了。我们不会喜欢呼吸氨气,而希腊人也未见得会喜欢呼吸幅员广大的现代国家的这种空气。这样的国家他们也知道一个——波斯帝国——并觉得它非常合适,对蛮族而言。尺度的差异,当它足够大的时候,就构成了种类的差异。
    但在我们探讨城邦的本质之前,读者也许想知道前多里安时代的希腊相对广阔的格局是如何变成马赛克般的小碎片的。古典学者也同样很想知道,但没有文字记载,因此我们所能做的不外乎推测合乎情理的原因。有历史、地理和经济几方面的原因。当它们都充分地列举出以后,也许我们就能得出结论说,这些原因之中最为重要的乃是希腊人更喜欢这样一种生活方式。
    多里安人的到来并非一个有组织的国家对另一国家的进攻。诚然,被人侵者有其自身的组织,尽管是松散的。有些入侵者——其主体征服了拉喀德蒙——必定是协调行动的,而其他的则是小股的掠夺者,在这场大混乱中渔利,见好土地就捞他一块。有一个迹象能说明这一点,那就是在不同的城邦里都能找到同一氏族的成员。比如说,晶达是底比斯的公民,是古老的埃吉代(Aeg记ae)家族的成员。但在全然独立的城邦、埃伊纳和斯巴达,也同样有埃吉代家的人,晶达称他们为本家(Kinsmen)。因而,这一独特的氏族是在入侵时分化出来的。在希腊这样的国家,这是很自然的。
    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每一山谷与海岛的居民都会在某一时刻发觉他们不得不为保卫自己的土地而战斗。因而,建造一个当地的要塞就是必需的,通常是在平原上某处可退守的小山顶。这样的地方:“卫城”acrop。lis(高城)将被加固,并会成为王的住处。它也自然会成为集合的场所,以及宗教中心。
    这就是城的起源。我们所必须做的就是寻找理由来解释为何这些城发展了,为何这些势单力薄的人民要坚持成为独立的政治单元。前一课题甚是简单。首先,自然经济增长就必然形成一个中心集市。我们看到在荷马和赫西奥德作品中所暗示的经济是“关门经济”,一块地产,不管大小,都出产它所需的一切;它所不能生产的也就用不着。当事情更为稳定时,就可能出现更专门化的经济:有更多的货物为出售而生产。由此集市就发展起来了。
    在这点上,我们可以提起希腊人(无论古今)好交往的习性。英国的农民喜欢靠自己的双手建造房舍,非不得已则不会进城,难得有点闲暇时间他倒很乐意看着大门发呆。希腊人更喜欢居住在城镇或乡村,走出家门去干活,更为宽裕的闲暇时间都泡在集镇或乡村的广场上。因此集市就演变成市镇,通常就在卫城下方,它成为民众公共生活的中心——现在我们将舍看到它是多么重要。
    但为何这些城镇没有形成更大的单元呢?  这是个重要的问题。
    有经济方面的原因。希腊触目皆是的天然屏障使货物难以运输,除了通过海上,而大海这时还不能安全地航行。而且,我们先前所说的多样性使得很小的一块区域对于希腊人这种对物质生活要求甚低的民族能够自足。这两个事实都导致一个方向:在希腊没有很多的经济依赖,在国家各部分之间也没有足以将希腊人拉出小社区的相互驱动。
    也有地理方面的原因。时而有人断言独立城邦系统是由其自然特征强加给希腊的。这种理论很有吸引力,尤其对于那些喜欢用一套大体系去解释所有现象的人而言,但它未必是正确的。诚然,这个国家的自然区划能够说明一些问题。比如在埃及,这样的系统便不可能存在,在那里,整个国家完全依赖对尼罗河水的适当管理,因而必须有一个中央政府;但是也有一些国家像希腊一样细分成块的——比如苏格兰——却从来没有发展出城邦系统。反之,在希腊有许多相邻的城邦,如科林斯和锡西安,彼此间完全独立,却甚至没有让一个现代骑车人感到丝毫不便的自然屏障。而严格说来,希腊最多山的地区从来没有发展出城邦,要不就是到了后来才有的——比如,阿卡迪亚和埃托利亚(Aet。1ia)就有一种类似州郡制(Cant。nSystem)的东西。城邦在这些地区的兴起,则是到交往已相对容易的年代的事。所以我们还得进一步寻找解释。
    经济学与地理学确能说明一些问题,但真正的解释在于希腊人的性格—叫p些确信其无所不知的决定论者也会这样解释。鉴于需要在这个问题上花一点时间,我们首先应该腾出时间来看看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这么一个反常的系统怎么可能会持续二十分钟以上的呢?
    历史的讽刺并不少见,也很尖刻,但至少这要归功于诸神,正是它们山安排,希腊人才长久地独自控制东地中海地区,直到足以作出类似  实验室里的试验,验证在多大程度,以何种条件,人类的本性能够创造并保持一种文明。在亚洲,赫梯人的帝国崩溃了;吕底亚人的王国没有侵略性;最后将要推翻吕底亚的波斯力量此时还在大陆深处的山间孕育着;埃及衰落了;罗马和意大利的其他力量则连听也没有听说过。诚然有腓尼基人,以及他们在西方的殖民地迦太基,但他们始终都是贸易商。于是,这些活跃而富有智力的希腊人能够在几个世纪里生活在这些显然是荒唐的制度下,它适合他们的才智,并且发展了它,使他们  不至于同化在庞大帝国的呆滞群氓之中,窒息其精神成长,将它变成后世所成为的那样,即一个由优异个人和机会主义者所组成的种族。显然,总有一天在东地中海会出现一个强大而集中的力量,成为米诺斯王的古老海上霸业的后继者。它会是希腊、东方,还是其他力量?  这一  问题将是下一章的主题。但是,不理解城邦对希腊人意味着什么,就不能理解希腊的历史;而假如我们理解了,我们也就能理解为什么希腊人要发展它,并如此顽固地试图维持它。我们还是在行动中检验“城邦”这个词吧!
    首先它意味着后来叫做卫城(Acropolis)的东西,即整个共同体的要  塞以及其公共生活的中心。总是环绕着它而开发出来的乡镇有另一个词:asty。但polis不久就既表示堡垒也表示全体人民,即“使用”这  堡垒的人。因此我们在修昔底德的著作中读到:“当你驶入伊奥尼亚海湾,右边就能见到伊庇丹努(Epidamnus)这个城邦。”这并不像是说:“当你沿布里斯托尔海峡(BristolChannel)上行,右边就是布里斯托尔市,”因为布里斯托尔不是个会和格洛斯特(Gloucester)发生战争的独立国家,而只是一个纯地方管理机构的城市。修昔底德的话隐含着有一个城——虽然可能是非常小的——叫做伊庇丹努,是伊庇丹努人  的政治中心,这些人生活在以该城为中心——而非“首都”——的领土  中,不管他们住在城里还是乡村,都叫伊庇丹努人。
    有时领土和城市有不同的名称。于是,阿提卡就是雅典所居住的领土的名称,它包括雅典——狭义上的polis——比雷埃夫斯和许多村庄。但这些人的集合名词是雅典人(Athenians),而非阿提卡人(Attics),并且一位公民不管他住在阿提卡的哪一区域,都是雅典人。
    这一意义上的城邦就是我们的“国家”。在索福克勒斯的《安提  戈涅》(Antigone)中,克瑞翁(Creon)走上前来,第一次宣称为王。他  这样说:“长老们(Gentlemen),诸神将我们的城邦平安地带出了风浪颠簸,用平底船。”这是个熟悉的城邦之船的形象,我们认为我们知道自己在哪里。但后来在这部戏剧中,他所说的话我们通常译作:“已经当众宣布……”事实上他所说的是:“已经向城邦宣布……”。——不  是向“国家”,而是向“人民”。再往后,在剧中他与儿子发生激烈的争吵:“什么?”他叫道,“掌管这片土地的不是我还有谁?”海蒙  (Haemon)回答道:“没。有哪个城邦是一个人统治的。”这一回答带出于有关城邦观念的另一重要部分,也就是说它是个共同体,其事务是所有的人的事务。其实际治理事物也许会委托给一位君主,完全以传统惯例的名义行事;或者交给若干贵胄家族的族长,或者是由拥有许多财产的公民所组成的议事会,或者是全体公民。所有这一切,以及诸多变种,是“政体”(polity)[‘]的自然形式,所有这一切,希腊人都将它们与东方的君主制作了明确的区分。在东方,君主是不需负责的,他拥有权力,不是出于神的恩典,他自己就是一位神。只要有不需负责的政府,就没有城邦。海蒙指控他父亲的口吻“像一个僭主”(tyrannos),因而是在损害城邦——但不是“国家”。
    继续我们对这个词的解释。阿里斯托芬的《阿哈奈人》(Acharnians)中歌队在赞美主角的行为,又转而向观众呼吁。我只能译成:“你们都看到了吧,啊,整个城邦?”后一个词有时被译作:“你人群聚集的城市”,这听起来更好,却模糊了一个基本点,也就是说,城邦的尺度使得一个人可以向其他所有的人发出呼吁。当他觉得城邦的另一成员伤害了他,他就很自然地会这样做。希腊人普遍接受这样的假定:城邦源于对正义的需要。个人是无法无天的,但城邦必须使错误得到改正。然而不是通过一套复杂的国家正义的机制,因为这样一部机器只能由个人来操作,他们会像最初的坏人一样不公正。受害的一方只有当他的冤屈让整个城邦的人了解,才会确信自己获得公正的对待。因此,这个词现在意味着“人民”,与“国家”有明确的区别。
    《俄狄浦斯》(Oedipus)中的悲剧王后伊俄卡斯忒(10casta)将会向  •我们揭示这个词更为宽泛的含义。俄狄浦斯是否是那杀害前任国王拉伊俄斯(Laius)的被诅咒的人,这是个问题。“不,不,”伊俄卡斯忒叫喊道,“不可能!  那奴隶说是‘匪徒们’袭击了他们,不是‘一个匪徒’。他不会说了不算数的。全城邦都听到了,不光是我一个人。”此处这个词没有任何“政治的”联想,如同说它下班了,这里所指的是“全体人民”。这种意义上的细微差别并不总是很明显,但绝不是完全没有。
    于是演说家狄摩西尼(Demosthenes)说一个人“回避城市”——这种翻译会令粗心的人想象他住在诸如湖区(Lake District)或珀莱(Purley)。但“回避城市”这句话告诉我们的不是他的住处,而是指他不参与公共生活——因此有些古怪。共同体的事务引不起他的兴趣。
    我们对“城邦”一词已经了解了许多,知道以下这句普遍的话不可能有准确的英语对译:“帮助城邦,人人有责。”我们不能说“帮助国家”,因为这样激不起热情;正是“国家”拿走了我们一半的收入。也不能说“共同体”(community),因为对我们而言,共同体太大,太多变,只能在理论上去把握。某个人的村庄,某个人的行会,某个人的阶级,都是我们立即能想到的实体。但“为共同体而工作”,虽然是种可钦佩的情感,对我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而言却是含混乏力的。在战前的年月,大不列颠的绝大部分地区对不景气地区又知道多少?银行家、矿工和农场工人又能相互理解多少?但“城邦”每个希腊人都知道,它就在那里,整个地在他眼前。他能看见为它提供粮食——或者不能提供,假如谷物歉收——的田野;他能看见农业、贸易和工业相互之间是如何衔接的;他认识边境,知道哪里坚固,哪里薄弱;假如不满现状者要策划一次Coup(法文,政变),要想隐瞒事实是困难的。城邦的全部生活,其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极其容易把握,因为所有事物都在这小尺度里。因此,说“帮助城邦,人人有责”,并不是表达一种细腻的情感,而是讲述一种最寻常最迫切的常识l叫。公共生活有一种直接性和具体性,这对我们是不可能的。
    一个特例能够说明问题。雅典的民主制像英国一样,带着一种不偏不倚的热情向富人抽税,然而却可能以一种优雅得多的方式。很简单,因为国家是这么小,这么熟悉。而在我们当中,(假定)缴附加累进所得税的人与缴所得税的人缴得几乎一样多,他边写支票边想:“得!  这些都到水里去了!”在雅典,那些财产超过一定数量的人要按每年的花名册举办某种“仪式”——差不多就是“民间工程”(folk-works)。他必须养一条战船,能够使用一年(要是他愿意,他还有指挥的特权),或者出资在节日里上演戏剧,要不就是装备一次宗教游行。这是个很重的负担,无疑是不受欢迎的,但至少也能从中获得乐趣,还能带来荣耀。在公民同伴面前资助上演一套像样的戏剧三部曲,也能带来满足和荣誉。这样,用不胜枚举的其他方式,城邦的小巧尺度能把在我们看来只有抽象和惹人生厌的责任的事情,变得既生动又直接。很自然,这有利也有弊。比如,一个无能或者背运的指挥官,不会是一种广泛传播然而无害的公众义愤的发泄对象,而是会面临直接的指控,他可能需要在集会的审判中为自己的生命辩护,因为他让这许多过去的同伴送了命。
    由修昔底德记载或创造的伯里克利的葬礼悼词将说明这种直接性,也能将我们对城邦的观念更推进一步。修昔底德告诉我们,每年,假如有人死于战争——这的确是常有的事——就要由“城邦选定的一个人”致一篇葬礼悼词。今天,这样的人可能由首相,或不列颠学院(BritishAcademy),或英国广播公司(B.B.C.)提名。在雅典这意味着某个经常在集会上发言而由集会所选定的人。在这一场合,伯里克利站在一个特制的高台上讲话,为的是让他的声音传得尽可能远。让我们来看看伯里克利悼词中使用的两句话。
    他将雅典城邦与斯巴达人相比较,并且评论说斯巴达人很不情愿接待异邦客人,总是在驱赶外国人,  “而我们则将城邦对所有人开放。”此处的“城邦”不是指政治单元;不存在归化外国人的问题——希腊人极少这样做,只因为城邦是个这般亲密的整体。在这里,伯里克利的意思是:“我们向所有人敞开我们的公共文化生活。”正如下面的话所表明的,尽管很难翻译:“我们也不拒绝他们的指导和观看”——这几乎是没有意义的,除非我们明白戏剧、悲剧和喜剧,合唱赞歌表演,荷马作品的公共朗诵、运动会,所有这一切是“政治”(political,亦可译作城邦)生活的必要而正规的组成部分。当伯里克利说“指导和观看”以及“向所有人开放城邦”时,他心里想到的就是这类事物。
    但我们还要走得更远一些。细读悼词就会明白,在赞美雅典城邦时,伯里克利赞美的不止是一个国家、一群国民、一个民族,他赞美的是一种生活方式。稍后,当他将雅典称为“希腊(Hellas)的学校”时,他指的就是这个。—叫6又怎么样呢?  我们不也赞美“英国生活方式”吗?  差别在这里:我们指望我们的国家对“英国生活方式”保持相当的中立——的确,所谓国家应该为提升生活方式而积极尝试的观念会引起我们绝大部分人的警惕。希腊人将城邦视为积极的、起教育作用的东西,陶冶着公民的心灵和性格;我们则将它视做产生安全和便利的一部机器。德性的培养,中世纪国家将它交给了教会,城邦将它视为自己的事务,而现代国家则将它扔给了天知道什么。
    因此,  “城邦”最初是“堡垒”,可以表示诸如“人民的全部公共生活,政治的、文化的、道德的”——甚至是“经济的”,要不然我们怎么能理解同一篇悼词中的另一句:“全世界的物产都到我们这里,因为我们城邦的伟大”?  这里所指的必定是“我们的国民财富。”
    宗教也和城邦息息相关——虽然并非宗教的每一种形式。[,]奥林匹斯诸神的确在全希腊都受崇拜,但每个城邦就算没有自己的神祗,也有其独特的崇拜仪式。于是,铜殿(Brazen House)的雅典娜在斯巴达也受崇拜,但对斯巴达人而言,雅典娜绝不是雅典人所说的“护城女神雅典娜”(AthenaPolias)。因此在雅典,赫拉(Hera)是专由女人崇拜的女神,是炉灶和家庭女神,但在阿尔戈斯,  “阿尔戈斯的赫拉”(ArgiveHera)是当地人民所崇拜的最高神祗。在这些神祗中我们看到了部落神,像耶和华(Jehovah),好像同时存在于两个层面,这种神,既是个别城邦的神,也是整个希腊种族的神。但除了这些奥林匹斯神以外,每个城邦还有其本地小品神,  “英雄”和仙女(nymphs),各按其古来即有的习俗加以崇拜,很难想象它们会在仪式展开地以外存在。因此,尽管有泛希腊的奥林匹斯神系,尽管有使得单纯部落的神祗对希腊人而言成为不可能的哲学精神,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还是可以说,城邦是个独立的宗教单位,一如政治单位。起码悲剧诗人仍会利用这种古老的信仰;这一座城市行将被征服,就说诸神离弃了它。神祗是城邦福祉之不可见的伙伴。
    宗教与“政治”思想联系得有多么紧密,我们最好看看埃斯库罗斯的《奥瑞斯忒亚》(Oresteia)。这一三部曲就是围绕正义的观念而建构的。它从混沌到秩序,从冲突到调和,同时抵达两个层面:人性的和神圣的。在《阿伽门农》中,我们看到一种宇宙的道德法则,罪恶必须得到惩罚,这一法则以可能是最粗野的方式得到实现;为了报复一个罪恶,产生了另一个罪恶,冤冤相报,看来没有尽头——然而总是为宙斯所赞许。在《奠酒人》(choephori)中,这一罪恶之链达到了高潮,此时奥瑞斯忒斯(Orestes)替父报仇,杀死了母亲。他是怀着矛盾的心理犯下这罪行的,而指挥他去干的则是阿波罗,宙斯的儿子与代言人——为什么?  因为克吕泰涅斯特拉(Clytemnestra)谋害了她的丈夫阿伽门农王,这一罪行若不加惩罚,将会瓦解社会组织。奥林匹斯诸神所关注的是捍卫秩序,他们是专属城邦的神。然而奥瑞斯忒斯的弑母则超出了人类最深层的本能;因而他不见容于其他神祗:复仇女神(Furies)。复仇女神对社会秩序毫无兴趣,却不容许践踏血缘关系的神圣性,她们的使命就是维护这种关系。在《欧墨尼得斯》(Eumenides)中,古老的复仇女神与年轻的奥林匹斯神祗为这不幸的奥瑞斯忒斯发生了可怖的冲突。最后的解决是雅典娜带来了宙斯的一项新制度(dispensation)。由雅典公民组成的陪审团受命在卫城审讯奥瑞斯忒斯——他逃到此处寻求保护——这就是雅典最高法庭(Areopagus)的第一次集会。两边的票数相等,于是,出于仁慈,奥瑞斯忒斯被判无罪。被骗走合法的牺牲晶之后,复仇女神威胁要摧毁阿提卡,但雅典娜劝说她们以雅典为家,其古老的使命并未废除(如起初她们所设想的)而是得到了提升,因为从此她们将惩罚城邦中的暴力,而不仅仅是家庭中的暴力。
    因此,对埃斯库罗斯而言,成熟的城邦是实现法律而不产生混乱的手段,因为公共的正义高于私人的复仇;而权威的主张也与人性的本能相协调。整个三部曲结束于一幕令人难忘的欢庆场面。令人畏惧的复仇女神将她们的黑色裙袍换成红色的,不再是复仇女神,而是“仁慈者”(Eumenides,欧墨尼得斯);不再是宙斯的敌人,而是其意志与荣誉的代理人,是其完善的社会秩序的捍卫者,反对来自内部的暴力。在卫城下的剧场之中,当着全体雅典公民的面——而且还是在公民司仪的引导下——她们步出剧场来到卫城另一处的新家。某个最为严重的人类道德与社会难题得到了解决,而调解的手段就是城邦。
    几分钟以后,在公元前458年早春的那一天,雅典的公民也将离开剧场,而且与欧墨尼得斯所走的是同样的出口。心情如何?  的确没有哪位观众曾有过这样的体验。当时,雅典城邦正自信地处于顶峰。在这三部曲中有一种得意(exaltation),因为他们看到其城邦正成为正义、秩序,以及希腊人称为考斯摩斯(Cosmos,世界、宇宙)的典范;他们看到,这城邦是——或可能是——世上万物的王冠与巅峰。他们看到他们的女神在最初的司法审判席上居于首位——这是种令人安定与警省的思想。然而尚不止于此。新兴的民主制刚受到古老的最高法庭的限制,力主改革的政治家遭到政敌的暗杀。欧墨尼得斯,这片土地上令人畏惧的居住者,改头换面了的复仇女神——其作用就在于为亲人的血复仇——又有什么用呢?  伴随着得意的,同样还有一种警告,城邦里除了人类成员之外,还有神圣成员。有雅典娜,负责规划有秩序社会的奥林匹斯神祗之一;还有更多的原始神祗,在雅典娜的劝说下接受这一文明生活的模式,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惩罚那些从内部用暴力破坏其稳定的任何人。
    埃斯库罗斯的宗教思想与城邦的观念相互缠绕,到了这样的程度;还不仅仅是埃斯库罗斯,其他许多思想家也同样——尤其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及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作过这样一个评论,我们常不恰当地译成:“人是政治的动物”。事实上,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是:“人是住在城邦里的生物。”而在《政治学》中,他进一步推论道,城邦是人能借以全面实现其精神、道德与理智能力的惟一框架。
    这就是这个词所隐含的一些意义,我们以后还会遇上,因为我特地就其纯“政治的”方面谈了一些——以强调这一事实:它远不止是一种政府组织的形式。城邦是一种生活共同体,基于血缘关系,无论是真正的还是假想的——一种扩展的家庭——尽可能将生活转变为家庭生活,当然也会有争执,正因为是家庭争执,所以也就更激烈。
    能够对不仅是城邦,而且还有希腊人的行为与思想作出解释的,乃在于他们本质上是社会的。在谋生方面他们本质上都是个人主义者,而在完善生活之实现方面,他们本质上是“共产主义者”。宗教、艺术、运动、探讨事物——所有这些都是生活之必需,又只能通过城邦方可得到全面满足;而不像我们,通过相似人们的自愿联合,或entrepreneurs(法文,倡导者)向众多个人的呼吁来实现。(这也部分解释了希腊戏剧与现代电影之间的差异。)而且,希腊人也会在办理共同体事务中扮演自己的角色。要是我们明白了希腊人通过城邦而享受的生命活动是多么必要、有趣和令人激动——所有这些都在露天举行,看着同一座卫城,由同样的山丘或大海将城邦中每个人的生活形成一个有形的包围圈——我们就有可能理解希腊的历史,理解尽管有种常识的策励,希腊人也不会为了一个幅员更为广阔,然而却缺乏趣味的统一体去牺牲他们的城邦,及其生动而包罗万象的生活。我们兴许能记录一位古希腊人与一位雅典学会(Athenaeum)会员之间虚构的对话。那会员对缺乏希腊人所表现出的政治感而遗憾。希腊人间他:“在伦敦有多少俱乐部?”会员猜测道大约有五百个。于是希腊人说:“那么要是它们都并在一起,会有多么壮观啊!  那房子就会有海德公园(HydePark)那么大了。”  “但是,”那会员道,  “那就不再是个俱乐部了。”  “对了,”希腊人道,  “城邦要是像你们的国家这么大,就不是个城邦了。”
    说到底,尽管现代欧洲有着共同的文化、共同的利益以及相互交往的快捷便利,却难以接受有限国家主权的观念,尽管这会增强生活的安全保证,又不会添加呆滞愚钝;随着城邦制的瓦解,希腊人也许有所得,而其所失者何其多也。令阿喀琉斯伟大的不是常识,而是其他一些品质。 

    第六章
    古典希腊:早!tJl
    现代地图上,地中海及邻近水域充斥着希腊地名。塞瓦斯托波尔[1)(Sehastopol,十作Sevastop01),亚历山大E23(Alexandria),班加西[33(Benghazi)——当然有相邻的阿波罗尼亚(Apollonia),我们的报纸从来就不知道怎么拼写它,对阿波罗的崇拜在舰队街[43(FleetStreet)并不活跃——锡拉库萨[5](Syracuse),那不勒斯(Naples),摩纳哥(Monaco);所有这些地名,还有另外几百个,都源于希腊,尽管其中有许多地名千百年来在其他语言中使用,已然磨损破败了。并非所有这些地名都可追溯至古典时代。亚历山大城是纪念其创立者亚历山大大帝的,本卷将以他结尾。塞瓦斯托波尔是希腊词“奥古斯都之城”,因此它创立于罗马帝国时代。班加西则来自Berenike(马其顿希腊语中Pherenike“胜利使者”的异读),是亚历山大时代(前320年)以降统治埃及的马其顿系托勒密(Ptolemies)家族众多女王之一的名字——这一系后来有克列奥帕特拉(Cleopatra),她倾倒了恺撒、莎士比亚和萧伯纳。然而,这批地名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可追溯至我们现在要探讨的时代,公元前8世纪、7世纪以及6世纪。马赛(Marseilles)原名马萨利亚(Masalia),是约公元前600年由希腊人创立的。事实上,这片海岸是个希腊地名博物馆。摩纳哥得名于一座圣祠HeraclesMonaikos(赫拉克勒斯独自居住)。尼斯过去叫Nikaia(胜利),昂蒂布(Antibes)古称Antipolis(对面的城市);阿格得(Agde)则叫Agath6(好地方)。西南意大利也遍布希腊地名,比如那布勒斯古称Neapolis(新城),雷吉奥L6J(Reggio)则叫Rhegion(裂缝)——由那狭窄的海峡而得名。
    伊奥尼亚诗人荷马显然对西地中海或黑海几乎一无所知,这些区域当时尚不为人知,充满了神奇。希腊西岸的伊萨卡是他对西方所知的极限——甚至对伊萨卡他的了解也不大可靠。然而顶多不过三百年,我们就发现希腊的城市不仅遍布爱琴海地区,还在黑海沿岸大部分可居住地区(包括克里米亚Crimea)、利比亚海岸、西南意大利、西西里、法国南方沿海,以及西班牙东部海岸建立了起来。确实,西西里和邻近的意大利其他地区曾以“大希腊”而为人所知;正是在此处而不是在希腊本土,罗马首度吸收了希腊文明。
    这并不是希腊最大的扩张,也不是最后一次。我们已经看到,当多里安人到来时伊奥尼亚人(以及其他民族)成群结队地西渡爱琴海;而几个世纪以后,希腊人在亚历山大的征服地定居——确如上一世纪大量的希腊人移居美国,他们汇进国内的钱竟成了国民经济的重要一项。通常,希腊人是子嗣众多的种族,而这个国家的自然条件极大地限制了它的人口——地中海诸岛直到今天情况依然如此。
    我们对这场开始于约公元前750年,并延续了差不多两个世纪的大范围殖民运动的起因与过程的了解极端贫乏。要说人口过剩是其首要原因差不多是讲得通的,虽然其他因素也起着作用:如政治动荡,以及外来的灾祸。例如,当公元前545年居鲁士大帝征服伊奥尼亚时,提诺斯(Tenos)和福凯亚(phocaea)这两座城市的居民决定集体移居,不做波斯的臣民。提诺斯人来到色雷斯海岸,创立了阿布德拉(Abdera)城;而福凯亚人则走得更远,他们最终来到科西嘉(Corsica)。(照希罗多德所讲的有趣故事)他们在自己的港口沉下大量的铁,并且发誓除非这些铁块浮起,他们决不回家。但是刚出发不久,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就因强烈的思乡之情而返航了。其余的人继续前进,加入到他们在科西嘉岛上已有的殖民地阿拉利亚(Alalia,后名Aleria,至今仍有一个叫该名的小村庄)。
    在这些早期的殖民地中起码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它们都不是出于贸易的目的而兴建的,它们不是“工厂”。我们对它们所知的一切,暗示殖民者所寻求的是土地。希腊的农民没有多少财产,过着一种朝不保夕的日子。家庭地块的划分很快就到了临界点,不再可能从事有效的种植,并且——iE如我们接下来讨论雅典时将会看到的——大块地产不知不觉地吞食着小块的土地。重新分配土地的呼声常能在希腊听到,殖民运动就是一道安全阀。贫困的农民或许会放弃他母邦的那小块被蚕食或抵押的土地,到海外去捞一块无人耕种的土地——这样也会形成新的斗争,他和他的后代也许会富有,成为新城邦有土地的贵族,或者失败了,准备下一轮殖民或革命。
    虽然首要的目的是土地而非贸易,但殖民运动的确极大地刺激了贸易和工业,以至于有些后期的殖民地眼睛盯着贸易而不是农业。有时新土地出产的作物与他们母邦不同,这样的殖民地就会让希腊人更多地与“蛮族”相接触,因为他们会有合乎希腊人需要的东西出售。在一些古老的贸易路线,比如从波罗的海(Baltic)开始的琥珀之路上,有些殖民地就靠近货源。因而货物的交换愈加兴旺,新的接触又会带来新的想法和新的技术。慢慢地,不引人注目地,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这在有些地方远比其他地方为高。比如说,科林斯这座地理位置极其适合贸易的城市,就忙于建造船只,用黄铜制作物品,并且在陶器上发展出一种希腊人数百年未见的自然主义绘画风格,而不出三十英里的阿卡迪亚村庄却丝毫没有受到这些新事物的影响。参与这场贸易与工业增长的其他城市有埃伊纳,埃维亚(Euboea)的卡尔西斯(Chalcis),以及伊奥尼亚的米利都(Miletus)。埃维亚是因有历史上第一场希腊战争而为人所关注,这场战争的对手是她的邻邦厄立特立亚(Eretria),为了争夺邻近的利兰丁(Lelantine)平原的控制权。其他许多城市各支持一边,对有争议的领土却没有明显的兴趣;看起来,商业的竞争已经开始扮演角色。
    有个词反映了殖民运动的政治方面。“殖民地”一词是容易误导的,但和通常一样,它也是我们所能用的最好的词。希腊词Apoikia字面上的意思是“远处的家”。无论怎么说,apoikia都不是母邦的扩展,也不对母邦有什么依赖,它是个全新的独立的机构。母邦组织了移民群体,也常常邀请其他城邦的人加入。母邦从自己的成员中挑选一位正式的领导,他将监督新土地的分配,并且会长久地被尊为创立者。通常在试图建立一个殖民地之前,要到德尔菲(Delphi)去求神谕。这不仅仅是针对各种未知危险的宗教设防。如今,在希腊的全部宗教圣地中,德尔菲赢得高超卓越的地位,一年到头,全希腊各地——有时还有“蛮族”——都有人来此地求神谕,德尔菲的祭司对各处的情况也就相当熟悉(更不用说其重大的政治影响力)。因此,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希腊人到德尔菲所希望获得的,不仅是祭司们的祝福,同样还有殖民地研究局专家的忠告。
    殖民地建立起来后,它与母邦的联系就纯然是宗教与情感的。公  共炬台(publichearth)上燃烧着的圣火是从母邦传来的;母邦的公民来  访,按理会有某种获得礼遇的特权;假如这殖民地又去另创一殖民地,  八成会邀请母邦提名一位创立者。严格的政治联系是不会有的,一座  城市与其殖民地之间的战争(如科林斯与科尔绪拉Corcyra,见修昔底德  著作第一卷)是不自然不成体统的,但不算是反叛或脱离;因此希腊人  这样源源不断地从城市密布的希腊本土与伊奥尼亚流出,虽然将希腊的  影响带到地中海的各个角落,除了被迦太基人和伊达拉里亚人LV』  (Etruscans)所控制的地区,但他们并未形成一个希腊帝国或国家。只  意味着独立的希腊城邦的数目大量地增加了——也意味着故乡的同情和  争执也传得越来越远。
    要是读者同时关注数百个独立城邦的历史,他也许会摸不着头脑。不,首先,当一个人写作一个民族的历史时,政治史必定会有所限制,  它也许是个框架,是一个民族性格的表达,以及不管好坏,都是这一民  族的成就,他不会记录全部的故事。其次,对于绝大部分城邦,我们  一无所知。如今,出于对历史的兴趣,我们在记录事实时,带有这般  谨慎的热情,以至于使得历史写作成为不可能之事。希腊让它的历史  学家处于相反的不利境地。记录同时代的事件,而不仅仅是长官或祭  司名单,它们极少在前5世纪以前出现,而当它显露以后,我们差不多  立刻就不止拥有记载,也有对事件的解释。然而即使是公元前5世  纪,我们的记载也很稀少。对于较早的时期,看来对于我们而言最合  乎情理的,便是泛泛地依次考察以下三个方向:首先是伊奥尼亚,然后  是斯巴达,最后是雅典。对于后一时期,我们的注意力将不可避免地  多多集中在雅典。
    伊奥尼亚
    长久以来,人们认为,正是在伊奥尼亚希腊人中间,希腊文明最早从黑暗时代复苏;是伊奥尼亚人最早开始征服大海,创立殖民地,发展艺术,过上一种日后成为希腊特征的全面而又自由的生活。在伊奥尼亚,古老的米诺斯文化并未消逝。在伊奥尼亚,与东方的各种古老文明的接触更为直接。这种观点如今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尤其受到库克(R.M.Cook)烯腊研究学报》(Journalo{HellenicStudies,  1946)的挑战。人们一致认为,证据稀少且不确定,但看来很清楚,欧洲希腊人在殖民运动中走在前列,东方的影响施加到希腊本土的时间起码与施加到伊奥尼亚的一样早。头一位大诗人荷马是伊奥尼亚人——但陶绘却是在阿提卡最早复兴的。
    然而,我们对伊奥尼亚的了解带给我们的,是比我们所了解的希腊本土文化更为“现代”的印象,并且毫无疑问,我们稍后将要讨论的伟大的理智运动开始于伊奥尼亚。这种“现代性’’也许得之于伊奥尼亚人的特性与气质,而非一个更为先进的文明之国,因为伊奥尼亚人比欧洲希腊人更具个人主义色彩。比如,在希罗多德著作中有一个关于伊奥尼亚人的有趣故事。这一故事未必是真的,由于希罗多德乃生于哈利卡那苏斯城(Halicarnassus)的卡里亚(Carian)土著,是伊奥尼亚人的邻居,按照几乎普遍有效的邻居法则,自然对他们有偏见。然而,他显然指望这一故事能赢得其他希腊人的信任。它发生于约前550年,波斯的居鲁士大帝征服了伊奥尼亚人。不久在前500年发生了暴动。一支伊奥尼亚舰队在一个名为拉德(Lade)的小岛上集结,来自福凯亚(按希罗多德的说法)的支队指挥作了一篇典型希腊式的演讲,其中见不到胆怯。“现在已经到了紧要关头,长老们。我们不是自由,便是沦为奴隶——而且是逃跑的奴隶。现在,假如你们愿意吃一阵苦,你们就能击溃敌人,赢得自由;但假如你们仍然这样懒惰散漫,恐怕你们要为这反叛付出重大的代价。听我说,并且要信任我,我担保,假如诸神不喜爱敌人,我们就能战胜他们。”  “听听这,”希罗多德说,  “伊奥尼亚人信任迪奥尼素(Dionysius)了。”他白天将船放人海中,指导桨手操练演习,让水手们穿上厚重的甲胄——而希腊的太阳很毒。伊奥尼亚人对此不适应,歇了好几天。他们说:“我们得罪了哪位神祗,要遭这样的罪?  我们是不是发疯了,把自己交给这个好虚荣的福凯亚傻瓜,他们那里只能派出三条船?  他这样折磨我们。我们一半的人已经生病,另一半也快了。做奴隶也不会比这坏。来吧,我们不要再干了。”他们果然不干了(希罗多德说),他们不再在甲板上操练,而是把白天的好时光都舒舒服服地泡在海岸上的帐篷里了——结果是不可避免的。
    ’
    一个充满恶意的故事,但恶意的夸张总有点根据;伊奥尼亚人的确给其他希腊人以缺乏严肃性、纪律性的印象。事实上他们与波斯作战时很勇猛,虽然他们分散的城市并未结成一个可以拯救他们的政治联合体,但是不大有希腊人认真地以此事来责备他们。
    ,
    ‘‘荷马式’’的对阿波罗的赞美诗中有一段给人一种对伊奥尼亚的伊奥尼亚式的印象:
    但正是在提洛[8)(Delos),你阿波罗最为喜欢,在这座圣J
    上,伊奥尼亚人长袍拖曳,集聚一处,带上他们的孩子和贞淑的喜
    子。节日来临时,他们兴高采烈,击拳、舞蹈、歌唱。
    要是有人来到伊奥尼亚人跟前,当他们聚集时,他会说他们刁
    会衰老也不会死亡;他只会看到这种优雅;当他看到这些男人女/
    身着可爱的衣裳,驾驶快捷的船只,当他看到他们巨大的财富,刊
    便会喜悦。
    优雅与魅力是伊奥尼亚艺术的标志,正如力量与美是多里安艺术9<特征。要认识这一点,只需比较伊奥尼亚建筑与多里安建筑:伊奥斥亚风格普遍的轻盈,点缀着伊奥尼亚柱头的迷人的旋涡形头饰,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在雕塑中,虽说多里安人和伊奥尼亚人都力图表现理楚的运动员,但伊奥尼亚人还喜欢处理着衣人体的难题,并且相当成功地用石头再现了肌肉、羊毛和亚麻的不同质感。在伊奥尼亚作品中有一种纤细的美感,在多里安作品中却看不到。他们的节日也同样不会古板,其中充满了音乐和诗歌。通常,伊奥尼亚给人一种非常生动极端快乐的印象,暗示着一种——不会很多——来自东方或者起码是南方的文质彬彬。毫不奇怪,柏拉图拒斥伊奥尼亚的音调与节奏,说它们是靡靡之音,使人意志败坏(voluptuousandenervating)——当然我们必须记得柏拉图拒斥了许多好东西。
    公元前6世纪是抒情诗的伟大时代,个人抒情诗差不多都出自伊奥尼亚——假如我们能在宽泛的地理意义上使用一次这个地名,它也可包括埃奥利亚(Aeolian)的累斯博斯岛(Lesbos)的诗人们,萨福[9](Sappho)是其中伟大的荣耀。所有这些抒情诗,我们如今只有少得可e的残片。萨福的诗足以(有些由后来的作家所引用,有些是近来在埃A的沙漠中发现的)让我们看到她是一位多么富有热情、令人激动的女S人,但流传下来的阿尔基洛科斯FlO](Archilochus,一位伊奥尼亚人)的诗却不足以使我们理解何以古人说他仅次于荷马。 我曾爱过你,阿提斯,很久以前——
    这行诗,用萨福那优美的埃奥利亚希腊语写成,之所以能流传,是因为在公元2世纪赫费斯提翁(Hephaestion)引用过它,此人是位格律学家,也是个十足的傻瓜。
    当你死去你将躺在墓中,永远被人忘却,因为你藐视缪斯的鲜
    花,在哈得斯——一如在此处——像别人一样你的影子会黯淡消
    失,无人挂念。
    这几行粗糙的诗曾在普卢塔克En]的道德论丛中引用过,他并且说,萨福“针对某个阔太太”而写下了它。类似的情况似乎也是另一充满轻蔑之意的段落的背景(它曾在某篇对晶达的评注中引征过):“这些女人身上精神渐渐冷了,她们的翅膀衰弱了。”
    萨福最著名的赞歌是一首充满激情的爱情诗,由卡图卢斯[,:](Catullus)极为成功地译成拉丁文——他是惟一能这样做的拉丁诗人。但爱与恨并非她仅有的主题:
    众星环绕可爱的月亮,
    它们闪烁的美将再次黯淡。
    而月亮变圆,照耀着
    大地上的一切。
    真正的伊奥尼亚诗人,就我们所知,写作的欲望并没有埃奥利亚的萨福那么强烈,但他们与她相类似,而与同时代的斯巴达和雅典诗人不同,他们写他们作为个人而感兴趣的主题。他们的诗很少是“政治性的”,就像提尔泰奥斯L1:](Tyrtaeus)和梭伦(Solon)的诗歌那样。阿尔基洛科斯因其极富个性的辛辣讽刺而声名卓著;阿那克列翁L14j(Anacreon)欢歌爱情与美酒,也哀叹老境之来临。伊奥尼亚诗人皮忒尔穆斯(Pythermus)只留下一行诗:
    无物足道,惟余金钱就像贝洛克E152(Belloc)的诗:
    而金钱常令我欢愉
    另一有代表性的残片是:
    我憎恨踝骨粗壮的女人
    有个广为流传的故事,说的是一个斯巴达女人,在她儿子即将上战场时对他说:“回来时带上你的盾牌,要不就躺在盾牌上回来。”因为丢失盾牌是最丢脸的。但阿尔基洛科斯却会欢天喜地地写道——确定了500年后贺拉斯[1‘](Horace)遵循的文学风格:
    某个幸运的色雷斯人拿去了我那高贵的盾牌;
    我不得不逃跑;我把它丢在树林里了。
    但我总算逃脱了,老天保佑!  你就佩上这盾牌吧!
    我会得到另一张,与它一样好。
    伊奥尼亚生活中有一种非常吸引人的东西。
    斯  巴  达
    假如学者在号称是某个多里安诗人的残片中发现这样的诗行“我憎恨踝骨粗壮的女人”,他立刻会假定有什么地方出错了。斯巴达人无疑对女人的踝骨有其看法,但是在伯罗奔尼撒他们不会这样写。多里安人更为庄重,也更少带有个人主义色彩。当伊奥尼亚和埃奥利亚诗人自由地讲述着他们自己的爱与憎时,在斯巴达,提尔泰奥斯却充满激情地呼吁同胞们振奋高度的英雄主义,以对抗他们的麦西尼亚敌人,而阿尔克曼E17](Alcman)则在创作着庄严而不乏吸引力的合唱赞歌,供斯巴达少女在节日演唱。当伊奥尼亚哲学家只凭他们个人的理性要求所指引,发现新的令人激动的思想道路时,多里安人在其观点和看法上还集体保持着传统。当伊奥尼亚的建筑师和雕塑家寻求优雅和变化时,伯罗奔尼撒的建筑师和雕塑家仍忙着使为数不多的几种类型日趋完善。在某种很纯粹的意义上伊奥尼亚和多里安代表着两种相反的生活观——动态的与静态的,个人主义的与公社制的,离心的与向心的——我们如今依然可以在东西方看到这种对立。在雅典,这种对立曾经获得了他们所需要的调和,由此开始了伯里克利时代阿提卡文化的完善。
    正如阿提卡雕塑与建筑结合了多里安的峻峭(auster讧y)和伊奥尼亚的优雅,正如雅典的戏剧创造了一种合唱歌队与演员之间和谐有机的结合,同样,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雅典人的生活也就能够将伊奥尼亚人的自由和个人才具与多里安人的纪律感、协作感相结合。但在古典时代早期,这种调和仍很遥远。
    伯罗奔尼撒——多里安人的主要家园,虽然并非惟一的家园——的文化和政治史都受到斯巴达的支配,而要评价斯巴达却不是件易事。斯巴达是一座充满了古怪悖异的城市,不容易被现代心灵所把握;并且它的早期历史是模糊不清的,充斥着传奇而非事实,即使是明显的事实,许多也应归功于后世哲学家的假定重构:因为斯巴达的许多悖论之一乃在于,这样一个在希腊世界中于心灵方面出奇荒芜的城市,却对希腊哲学家有着长久的吸引力。
    我们已经看到入侵的多里安人是如何占领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大部分的,我们也看到了斯巴达人是如何作为与占多数的本地人相隔离的统治者而扎根于欧洲最南端的两处山谷之一的。要是我们这样写:“在几个世纪中,这一勇敢的山地民族,惧怕炎热与奢华,终于沉人一种几乎是东方式的冷漠之中。”或许是令人满意的;但这样的事情并未发生,事实正好相反。斯巴达的衰落并不是因为缺乏活力,而是缺乏公民与思想,而这是应该由她自己负责任的。
    斯巴达历史上至为重大的事件有二,每一件我们都知之不详。第一件是决定与被征服的民众相隔离,除了这仅有的事实以外,我们不再知道任何进一步的东西,虽然我们也能看到这不过是我们在其全部历史中所能看到的自然结果,他们敏锐地意识到他们是密不可分的共同体。他们必定是一个高度组织有着自我意识的群体,在他们征服湍急的欧罗塔斯河(Eur。tas)时:这样的群体他们保存下来了;他们不是力图使自己适应另一种既定生活模式的个人,而是带有他们自己的方式并决心维护这一方式的共同体。因此,拉喀德蒙的社会便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形成了不同的层面(Stratmed),顶层是“斯巴提亚人”(Spa北ates),他们是真正的斯巴达人;在他们下面的是Peri。止。i(边民),他们是自由民但没有政治权利;最底层则是爷净冬(Helots),他们不是斯巴达人个人的奴隶,而是整个斯巴达共同体的奴仆,其中绝大部分在土地农作,其收成的一半要交给指定的公民。
    有关第二个关键事件我们的了解稍多一些,但也多不到哪里去。Ⅱ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缓解人口过剩的正常方式是开拓殖民地。斯巴达也开发了殖民地——其中之一便是塔林顿(Tarentum)——但它的殖民m终究不多。它用以解决土地紧张的方式是激烈的:它征服了西面的邻邦麦西尼亚,吞并其领土,奴役其人民。这样的吞并在希腊是极为罕见的,道理很明显,因为要是没有一支常设军,就不可能开拓邻邦的±地,而斯巴达是惟一拥有常设军的城邦,这支军队就是由希洛人的劳作而供养的公民阶层。控制.麦西尼亚的任务即使是对于斯巴达而言也似乎是艰巨的。征服过后的一两代,也就是说接近前8世纪末,麦西尼亚人爆发了反叛,显然这场暴动很激烈,经过了20年方才镇压下去,提尔泰奥斯的告诫表明了斯巴达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对麦西尼亚的奴役使得斯巴提亚人比以往更成为自己国家的少数A,并且还是惊恐不安的少数人。兴许是麦西尼亚人的反叛才使斯巴达人采纳了著名的吕库尔古斯制度(ins血utionsofLycurgus)。关于吕库尔古斯我们一无所知,甚至不知是否实有其人(J.B.Bury,一位坚定的“理性主义者”,以其特有的方式评论道:“他不是人,只是一位@”)。这些制度中有许多看来要古老得多,但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在i宝一时期斯巴达人的生活经历了相当大的变化。正是此时,公元前7Ⅲ纪末,一切优雅迷人的东西都从斯巴达人的生活中消失了,整座城市y始表现出人们所熟悉的兵营面貌。“吕库尔古斯”以无懈可击的逻@来应对这样的处境:将公民整体组织起来,为的是作为占少数的统治Ⅲ层能够镇压并剥削人数多上许多倍的、活跃而又危险的奴隶阶层。
    斯巴提亚人禁止从事农业、贸易或手工艺工作,他只能是个职业军人。他有自己的农庄,由希洛人替他耕种,他在公共“食堂”用餐,他要用自己农庄的出产向食堂交份额;要是交不出,他就有一个时期不能成为全权公民({u11止i2en)。家庭生活受到严格的限制。新生儿若被判定不够强健便要抛弃,男童在母亲身边住到7岁,从7岁到30岁他们要接受适当的公共军事教育与操练。女童也同样要接受精心安排的体育锻炼。
    他们有自己的运动会,姑娘们穿着甚少,就连希腊人见到了也为之’绝倒。正规的智育是没有的,虽然十分强调行为举止的稳重有度,同样,自然地也强调服从与勇敢的美德。希洛人受到无情的压制;一个秘密警察组织负责屠杀任何可能危及城邦的人——普卢塔克是这样说的,但也许他误解了这一组织。
    但“吕库尔古斯”的目标不仅仅是要将其公民整体变成一部时刻待命富有效率的战斗机器。他还煞费苦心要使他们能够自足并且稳定不变。贸易受到阻碍,也不欢迎外来人的访问,并且要将他们定期集中遣返;对外来的思想则要不惜一切代价拒于国门之外(当代某些未开化者也会有类似的想法)。当雅典拥有一种到处接受,甚至在遥远的高卢(Gaul)也可使用的精心控制的通货,并且还有一套有用的银行系统时,斯巴达还出于固定的目的,使用着一种古老而又笨拙的铁制货币——虽然在国内强制使用铁并没有使斯巴达人在海外时丧失了对黄金诱惑力的感受。
    —其政治制度听起来也是很荒谬的。他们有两个王——让人想起罗  马共和国两个平等的执政官。其起源八成是不同的,但预期效果却一  样:这种二元性是为了限制独裁。在国内两个王受王位Eph。rs(监督  者)的牵制,他们每年一选,似乎是抽签产生的。斯巴达人出征时,总  是由其中一位王带兵,此时他便有绝对的权力。他们也有个元老院,  有全体斯巴达人的大会,但大会上不能争论,他们表决时——这一点让  其他希腊人很吃惊——不是投票而是欢呼,一天之中欢呼声最响亮的动  议获得通过。这是项让后世的希腊理论家困惑的制度,他们习惯于为  天上地下的一切事物进行分类,却不知道该把这一制度叫做君主制、贵  族制、寡头制、还是民主制。这一制度不取消任何旧事物,逻辑的结  论是,它也不发展出任何新事物。
    历史学家若指出这种凄凉而消极的生活方式产生于斯巴达人决定靠  希洛人的劳作为生,其僵化的特性最后终于证明在道德、理智和经济上  都是毁灭性的,而靠掠夺希洛人而维持的生活必定是沉闷无趣的——即  使我们可以指望历史通常总是记录下沉闷无趣的东西而遗忘了其余的事  物——那么他是在尽自己的责任。但假如历史学家止步于此,他却没  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尽管有希洛人,尽管有这种僵化荒芜,至少直到  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斯巴达仍给人以独特的印象,并且有大量的希腊人  尽管很清楚地看到了斯巴达的缺点,却对斯巴达理想抱有好感甚而艳羡  有加。
    因为,重要的是,这种生活对于斯巴达人而言是一种理想。我曾经说过(也是为了赶上时代)对希洛人的“剥削”。假如这一现代术语有其现代涵义,那么它就意味着斯巴达人靠希洛人的生产过着某种舒适的生活;事实上,他们的生活是这么严酷,一个现代人,要是让他挑选,他宁可做一个希洛人而不是公民。有关斯巴达和斯巴达人的故事不胜枚举,就算其中有许多是由亲斯巴达的作者记载的,但是所有关于斯巴达生活方式的故事都指向同一个方面。一个叙巴里斯人(Sybar如)在斯巴达的公共食堂受到招待,他评论道:“现在我知道为什么斯巴达人不怕死亡了!”另一位来宾面对一盆斯巴达黑清汤说:“你得先在欧罗塔斯河游一会泳才能吃它。”阿格西劳斯王在被问及吕库尔古斯法律带给斯巴达人的最大恩惠是什么时,回答道:“蔑视快感。,’犬儒派的第欧根尼(Di。genestheCynk)在奥林匹亚看见几个罗得斯(Rhodes)青年身着华服,他口中吐出几个字:“装模作样!”当他看见几个斯巴达人衣衫褴楼,又说道:“更加装模作样!”
    许多斯巴达人未能按城邦的理想去生活,这是我们足以理解的现象,但斯巴达确有一种理想,极为严格苛刻的理想,它意味着给他的生活以一种意义,让他以做斯巴达人为自豪。斯巴达士兵,同样还有斯巴达妇女的个人英雄主义既是传说也是事实。我们对斯巴达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不太确定,因为极少有希腊人能够这样了解斯巴达并加以报道,但下面这一出自普卢塔克的故事是有代表性的。一个老年人在奥林匹亚竞技会上四处穿行寻找座位,受到了人群的嘲弄。但当他来到斯巴达人所坐的区域时,每一个青年,还有许多年长者都立身为他让座。在场的人都为斯巴达人喝彩,老人则叹了口气道:“所有的希腊人都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却只有斯巴达人做了。”’  事实上,给希腊人,甚至是那些不喜欢斯巴达城邦的人留下印象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在其生活上强加了一种形式,或模式,并为此合弃了许多。要说这一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外部强加的,如希洛人的危险,这是真实的;但同样真实的是,他们将不自觉的因素转化为自觉的冲动。在历史上,人们必须非常仔细,才能避免只看见表面的现象却遗漏了重要的东西,而此处重要的是,吕库尔古斯法律并不旨在统治希洛人,而是要创造理想的公民。这是种狭隘的理想,但它毕竟也是种理想。
    希腊人欣赏这一点,斯巴达的法律是如此彻底地做到了希腊人所理解的法律的最高功能。我们对法律的看法全然是罗马式的,因而我们很难把法律看做是创造性、构成性的力量,然而这一点正是正常希腊人的看法。罗马人首先以纯粹实践的方式看待法律:它调节人们及其事务的关系,其自身便是一种对实践的编纂整理。尚在罗马立法家受到希腊人的影响之前,他们就开始从具体法律中推演出法的一般原则,并在哲学原则的光照下扩展它们。但是希腊人则将其城邦集体的法律nomoi视作道德与创造的力量。法律制订出来并不仅是为了维护个别案子的公正,而且是为了灌输正义:这就是何以雅典青年要用两年的时间服兵役,接受nomoi教育的理由之一;nomoi是城邦的基本法律,有别于诸如在汽车上装灯这样的条例,后者仅仅是psephismata(决议)或“表决结果”。希腊人没有教义宗教或教会,甚至也没有在我看来是其满意替代晶的教育大臣;城邦通过其法律对其公民进行道德和社会责任方面的教育。
    因此,斯巴达因其Eunomia,因其“有完善法律的城邦”而受人倾慕,因为——不管你是否喜欢其理想——它的确通过其法律和规章在这一理想下出奇完整地训练了它的公民,它的确训练了公民无私地奉献于公益,而假如在某些突出的事例上它失败了,其错误兴许在于人类的天性而不是其法律。对于我们而言,这看起来是幼稚的——但假如希腊的任何东西看上去是幼稚的,我们最好是再看一看。我们视做公理的是,法律应随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希腊人面对环境时兴许没有我们这么谦卑——在他那更为静止的世界,他没有理由如此。在不同程度上,他有将一种模式强加于生活而不是使自己适应既有生活模式的观念。据信斯巴达就这样做了,当它接受被德尔菲所认可的吕库尔古斯法律时。那么,为什么要改变模式呢?  当我们听说教会的教义数百年不变,我们不会发出微笑。对斯巴达人而言,吕库尔古斯法律是一种“美德”,也就是阿瑞忒的模式,是严格地从公民整体内部来看的人性优秀品德。这是比雅典人更为狭窄的对“美德”的理解,它令现代的博爱主义者(humanitarians)觉得受冒犯,其要求差不多也令他们受惊吓,但虽然它在某些方面残酷在另一些方面野蛮,它却有一种英雄主义的特性。没有人能说斯巴达人是粗俗的。也没有一个斯巴达人会同意说斯巴达在艺术上是荒芜的。艺术,poiesis(诗),乃是创造,斯巴达所创造的并不是在语言或石头上的东西,而是人。
    雅
    典
    雅典人所拥有的领土阿提卡,大约比格洛斯特郡稍小一些,最多时人口大约与布里斯托尔相当——也许稍少一点。这就是这一城邦的大小。就是这个城邦,在两个半世纪里诞生了梭伦、庇西斯特拉图(Pislstratus)、地米斯托克利C18](Themistocles)、阿利斯泰德L19J(Aristeides),以及伯里克利等政治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阿里斯托芬和米南德[2。](Menander)等戏剧家;修昔底德,一切历史学家中给人印象最深者;狄摩西尼,给人印象最深的演说家;卫城的建筑师姆奈西克里[21)(Mnesicles)和伊克蒂诺[22](1ctinus);雕塑家菲狄亚斯[2x](Phidias)和普拉克西特利斯[2‘](Praxiteles);最优秀的海军指挥官之一福尔米翁E25](Phormio);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这个名单还未包括许多有才华的人。同样在这一时期,它击败了波斯,只在马拉松(Marathon)接受了1 000名普拉蒂亚人的援助;在赢得至关重要的萨拉米斯(Salamis)的胜利之中,比希腊的其余部分加起来所起的作用还要大;还建立了有史以来惟一的、真正的希腊帝国。在这一时期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里,精心设计与绘制的雅典彩陶被视做珍品销往地中海沿岸与中欧各地,还有——也许是所有事物中最值得称道的——与我们的电影相对应的大众娱乐,则是有史以来最为优秀、无与伦比的戏剧。这一事实远远超出了我们的经验,以至于有个现代希腊史学家认为寻常的雅典人会欢迎更坏的事情,假如有用的话。但这一说法是不能接受的。我们没听说过普通公民会很晚才来到剧场,晚到悲剧已经演完,等着演滑稽羊人剧的时候。相反,阿里斯托芬的喜剧总是出现这样的情景:对欧里庇得斯和埃斯库罗斯作品惟妙惟肖的戏谑模仿使全场哄堂大笑。要是寻常雅典人想要更为“通俗”的东西,他已经拥有了;他能完全直接地控制。总之,单单这一个城市对希腊和欧洲文化所作的贡献是相当惊人的,并且,除非我们判断文明的标准是舒适和淫技奇巧,否则我们就该说公元前480年至380年的雅典,显然是有史以来最为文明的社会。
    这种素质,这种范围的成就表明一个民族在自然天赋上极端富有,  此外,它逮暗示了其他一些同样重要的东西,即这些自然天赋能够发展  并完满地表现自身的生活条件。所以,在本章和后两章,我们将追踪雅典城邦发展的一些细节,雅典文化在公元前5世纪的兴盛常被称为  “奇迹”。与此相类似,在普遍的希腊说法中,某些疾病也被叫做“奇迹”或“神谴”,但某个希腊医学著作作者却非常明确地说,没有一种疾病是例外,所有的都既是自然的,同样也是“神谴的”。我们的目标将是模仿这位具有科学头脑的医生,并尽我们之所能,揭示出伯里克利时代雅典的成就既是奇迹,也同样是自然的,恰如其他任何时间地点的成就一样。在本章,我们的课题将是观察雅典在早期古典时代的发展。
    ,
    我们已经看到,雅典的传说宣称雅典人世代居住在阿提卡,而传说中雅典诸王的谱系——起码这也能说明一些东西——将把我们带回到大约公元前14世纪。现已知在雅典有一个迈锡尼时代的城市,但在《伊利亚特》中雅典并不重要;是后来阿提卡地区十来个小城邦的联合才使雅典强大起来。但值得注意的是,陶器工艺从晚期迈锡尼时代的衰退与黑暗时代微弱的乡土风格中复苏起来,却是在约公元前900年从雅典开始的。“迪普隆”(Dipylon)陶罐(因在迪普隆门附近出土而得名)装饰有迈锡尼时代的几何线条,但是突然恢复了力度:抛弃了无意义的颓废装饰。看起来由于阿提卡比其他地区更少受多里安人人侵的影响,而最早恢复与古代文化的接触。
    大约从前900年到前600年,当斯巴达宣称在伯罗奔尼撒坐大,并被公认为希腊族(Hellenicrace)之领袖时,雅典还是第二,甚至是第三等的国家。必定是在这一时期,一些天才的政治家策划并实施了阿提卡的联合——这是这些人民最初的政治成就。因为雅典人无疑是有政治家天赋的。在这一点上比较罗马人和雅典人是很荒谬的。罗马人有许多才能,其中却没有从事政治的。除了内战,在罗马就不曾施行过大的改革:共和国的成就无非是给罗马造就一个日益贫困的群氓团体,使意大利满目疮痍,激起奴隶的反叛,用一种连东方的君主都不能容忍的、公开的个人掠夺去统治一个帝国——或至少是其较富裕的那些区域。而罗马帝国的成就则是接受如下事实:政治生活不再可能,取而代之的是将一切变为一部机器。我们知道雅典帝国存在了50年,向岁马帝国则有500年,但拥有一个帝国并不一定是政治成功的标志,更何
    :况我讲的是天才而非成功。在产生一次次大混乱的间隙,罗马也为组织并保护其成员的生活作了许多努力:我们不能忘记在公元1世纪,欧  ,洲——地中海世界比其他任何时候(无论古今)都平静,易于组织。但罗马本身从来没有像雅典城邦在公元前6至4世纪甚至更晚的年代那样改变其成员的生活。假如一种政治体制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就会说创立这一体制的人是有政治天才的——虽然我们也要小心不要以为这便是完美无瑕的。我以为,这种天才的重要表现便是雅典人处理社会困难的气质,作为有理智的人,他们同心协力,而不像儿童或狂热者那样指望暴力。我们一次次看到他们这样做——特权阶层公开辩论,并且——大体上——诚恳地接受裁决。在雅典人的生活中,弥漫着一种对公共利益、共同语言的关注,这在希腊是罕见的,在现代希腊,现代欧洲,同样是罕见的。
    我们可以合理地说,阿提卡的联合是其最早的表现。修昔底德对此有一个传统说法,他在很重要的一点上是不准确的:他描述了随着战争迫在眉睫,阿提卡的人民何以不得不在雅典——比雷埃夫斯防区避难:
    他们开始从四处乡村将他们的妻子儿女、他们的家当带上,甚
    至还拉倒了房上的木梁、木柱。牲口和羊群则送到了埃维亚
    (Euboea)和邻近的岛上。但这一次搬迁是很不情愿的,因为他们
    之中大部分人习惯于住在乡下。这在雅典人中比在其他地方的人
    中更为常见。在刻克洛普斯(Cecrops)和最早的诸王一直到忒修斯
    的统治下,阿提卡早就有人居住,并且是许多独立的小邦,每一个
    都有自己的议政厅和长官。不到危险时刻,他们不来找王商议,
    每个小邦都自己掌管自己的事务,偶尔甚至与王开战。但是当忒
    修斯成了王,他既能干又聪明,就想方设法将阿提卡统一在一起。
    他的业绩之一便是废除其他各地的商议会和长官,把他们都集中到
    雅典来,分配给他们一座议政厅和一间议事室。他们还享受着和
    原来一样的财富,只是成为一个统一城邦的成员了……从那时起,
    甚至到今日,雅典人还共同出资庆祝统一女神[2‘](Synoecia)的
    节日。
    修昔底德的错误自然是在年代上,把这一切归于忒修斯就会让这一事件发生在特洛伊战争之前。除此以外,这一传说便是足可相信的。我们发现君主制在解体,无力对抗强大的贵族家庭(或氏族)的首领,后者将亚该亚人生活中古老的君主制分割成许多小城邦,每个城邦都包含几个“氏族”[这种地方族群始终是个祸害,直到后来大约在公元前500年方由克利斯提尼(Cleisthenes)加以扫除]。在阿提卡,差不多也只有在阿提卡,人们普遍认识到这是个愚蠢的体制,尽管希腊人喜欢它。它必定结束于政治家的联合力量,而不是英明能干的忒修斯,因为此时君主制只在名义上存在了——这一传说本身就说得很清楚了。
    我们所听说的下一件事,便是在公元前621年某个德拉古(Draco)颁布了法典。法律以前是传统和习俗的事务,而战胜君主制的贵族阶层则既是这种传统法律的守护者,也是其执行者。赫西奥德曾经猛烈地抨击过:“王爷贪赃枉法。”(princes who devour bribes and givecrookeddecisions)而在阿提卡,事情到了紧要关头。苏格兰的族长变成了贪婪的地主,阿提卡的情况与此相似,但受害者反抗了。毫无疑问,阿提卡的统一使他们对自己的权力与错误有了更清醒的认识:无论如何,传统的法律颁布了,虽然还很粗糙,但至少它能防止专横的压迫。
    但这并不够。许多小农庄主维持不下去时,只能将土地抵押给富有的贵族,到期又不能赎回来,变成了贵族的奴隶,甚至被卖到海外。人们普遍要求取消债务,解放被奴役者,重新分配土地。当时的不满情绪给一位雅典人留-F55深的印象,他是位周游四方见过世面的商人,有哲学头脑,也有政治才能,还是位相当不错的诗人。他就是梭伦(Solon)。虽然他被称为古代最伟大的经济学家(economist),但事实上,梭伦并不太知道政治经济学,因为在他纯朴的心灵看来,问题的根源不在于体制,而在于贪婪和不义。在他的诗里,他也非常雄辩地这样说。结果是值得称道的。以这些小邦所能采取的简单而直接的方式,相互对立的各派一致同意赋予梭伦以独裁官(dictator)的权力,以平息眼下的不满情绪。
    许多希腊城邦面对这种情况时无所作为,直到心怀不满的阶层起来反抗,发动革命没收富人的财产,其结果便是不断的革命与反革命,一直到最后。梭伦与此毫不相同。他一劳永逸地解决了问题。对于债务奴役,他取消了债务,设立了地产限额,恢复了债务人丧失的土地,赎回了被卖到海外的阿提卡人。而他对阿提卡经济的巨大贡献在于为其农业提供了新的基础。问题的一部分纯粹是经济上的,是引入铸币的结果之一;但大部分原因在于阿提卡并不是自足的,绝大部分土地瘠薄不肥,谷物收成不好,另一方面,它倒适合种植橄榄和葡萄。于是梭伦鼓励专业分工,他倡导橄榄油的生产和出口,并且鼓励工业,以雅典公民权来吸引外邦的工匠在阿提卡落户;他还颁布命令,每一位父亲都要教他的儿子一门手艺——这一点尤其值得那些被灌输所谓希腊人乃是天生的贵族,从而瞧不起劳动的人所注意。这一举动的一个直接结果便是雅典陶器工艺与艺术的发展,其技巧与趣味不久便使得这些华美的陶器垄断了市场,销往地中海各个角落,甚至进入中欧。
    伴随着经济问题的自然是政治问题。雅典由任期一年的archons  (执政官)统治,他们是按一定财产标准组成的公民大会在若干贵族家庭  中选举产生的,这些执政官卸任后,就成为古老的最高法庭阿雷奥帕古  斯(Areopagus,战神之山)的成员。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些执政官起着  古代君主制的作用,而他们所加入的议事会则变得与罗马的元老院  (Senat,)十分相似,是一个紧密的、强有力的实体。于是新兴的贸易阶  层便渴望成为最高官员,随着时间的推移,议事会的特性便会改变。所有的公民都能参加公民大会,其力量也以各种我们并不太清楚的方式  得到加强,但至少如今公民大会已经足够重要,需推选一个“四百人议事会”——一个执行委员会——为公民大会作事务性的准备。
    完成了这些事以后,梭伦交卸了他那超常的职务,机智得体地出海漫游了。
    如今人们若是这样说:“梭伦差不多是在大风暴爆发之前离开国家的。穷人因获得太少而愤怒,贵族们则因让步太多而恼火。两派的共同点只在于痛恨梭伦,这一点并不足以防止阿提卡各地的暴动。”这倒是能令人满意。我们会指望那熟悉的背景,指望雅典人归根到底与其他地方的人没什么两样。但这样的事没有发生。一则马克思主义的法则尚未获得通过;二则雅典人有这样一种观念,公益(Commongood)比党派的利益更为重要——也许在这一方面(假如不是在其他方面)有几分像英国人。
    另一方面,阿提卡的历史不是童话,梭伦也没有挥舞魔杖。政治动荡的确再一次爆发了,这一回它在雅典产生了当时许多希腊城邦所能产生的——僭主。庇西斯特拉图是个正常型的僭主。这位希腊僭主在手法与政策上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很像。私人保镖,国会大厦纵火案(Reichstagfire),柏林奥运会,排干蓬蒂内沼泽(PontineMarsh),古罗马广场(Forum)清理——所有这一切在庇西斯特拉图以及其他希腊僭主的故事中都能找到极为相似的对应者。然而还是有重要的差异。希腊的僭主差不多总是贵族和有教养的人士。他们离我们所知的狂热的、反理智的兽行是如此之远,其中有几位竟然名列七贤(Seven WiseMen)。庇西斯特拉图便是个僭主的好例子。
    希罗多德(他在此后约一个世纪写作)这样描述他的到来。一位雅典贵族希波克拉底在奥林匹亚竞技会上做观众,他准备了一台祭献。他将肉放人一大锅水中,这锅水立即开了,虽然他还没有将它置于火上。斯巴达的基隆(Chilon,他也是七贤之一)解释了这一奇迹,劝告希波克拉底别生儿子;但希波克拉底却生了儿子——这就是庇西斯特拉图。如今,在阿提卡爆发了一场争端,一方是居住在海边的,由墨伽克勒斯(Megacles)领头,另一派则住在城里,头目是某个吕库尔古斯。(其他权威说法把它们分别叫做海岸党和平原党。这也许暗示了商人与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但这也可能将希腊政治过于理性化。希腊人对纯粹地域与个人间的争端曾有热忱。)庇西斯特拉图旨在攫取最高权力,就组织了第三个党。他以保护山地居民(更为贫穷的阶层)为幌子召揽党徒,他设计了诡计。他让自己和骡马受伤,然后驾驶战车冲进广场,好像刚刚从外面敌人手中逃脱,然而他要求给他配备保镖。由于他是位杰出公民,有各种功绩,包括攻占过麦加拉人(Megarians)的港口尼西51~(Nisaea),雅典人便允许他挑选若干公民,配发的武器不是矛而是棍棒。靠这些他古据了卫城与政府,然而,他无论对现有的执政官还是法律都没有妨碍,并且将城邦治理得很好。
    这时那些贵族竞争者墨伽克勒斯和吕库尔古斯如梦方醒。他们达  成了妥协,并且驱逐了庇西斯特拉图。之后他们又开始争吵,直到墨  伽克勒斯给庇西斯特拉图(这时在流放中)提供支持,假如庇西斯特拉图  能娶他的女儿的话。买卖成交了,但困难在于要再耍一次花招。于是  希罗多德叙述了第二个计谋——语气有些严厉。
    他们定下了我猜想是有史以来最荒谬的计策。特别是考虑
    到,首先,希腊人总是有别于蛮族,因为他们机警、自由,而不会
    头脑简单愚顽不化;其次,这一计策用在雅典人身上,他们被公认
    是全希腊最富智力的。当时有个女人名叫福厄[27)(Phye),六英
    尺差两英寸高,而且非常漂亮。他们给她穿上全副甲胄,排练了
    她要扮演的角色,将她放上一辆战车,开进城去。当传令者(早就
    派去那儿的)叫喊道:“雅典的男人们,请热烈欢迎庇西斯特拉
    图,雅典娜赋予他荣耀胜过了其他人,现在她正驾临她自己的城
    堡。”他们把这传遍全城,而人们相信这女人就是那女神,接受了
    庇西斯特拉图——还崇拜了一个人。
    这个故事也许是真的。别忘了我们的报纸是多么严肃地对待蒙斯  天使(Angels。fMons)的。假如这一计策施行的话,我们可以肯定墨伽  克勒斯与庇西斯特拉图比希罗多德从中获得更多的乐趣。
    这个足智多谋的贵族还要策划另一次回归——因为他曾与墨伽克勒斯争吵——在他安全地坐上马鞍之前:这一次他用的是直接的军事手法,再加上对手的粗心和民众的默认。他没有听从贵族同伴的任何废话——虽然没有流血。许多人逃走了;他将其他人的儿子扣作人质,安置在他所控制的其中一个海岛上。干完这些之后,他安下心来,行了20年仁政(前546—527年)。他想方设法帮助贫穷的农民,分配没收的土地,建造水渠,以解雅典缺水之急。总之,他既增进了阿提卡的福祉,又巩固了自己的统治。但他也同样关心雅典国际声誉的提高。其他的僭主有华丽的宫廷,庇西斯特拉图也该有一座。从如今留下的足够多的他那时代的雕塑和彩陶中可以看到,艺术充满了优雅和快乐的情绪,我们也知道他吸引了伊奥尼亚诗人西莫尼得斯(Simonides)和阿那克列翁来到他的宫廷,正如锡拉库萨僭主希罗(Hiero)——他后来也吸引了他的西莫尼得斯:巴库利得斯(Bacchylides),庄重的晶达和埃斯库罗斯本人。像所有的僭主一样,他也大兴土木。他最宏伟的计划是奥林匹斯之宙斯的神殿,但它的完工则要等到另一位更为伟大的统治者,哈德良皇帝(Emperor Hadrian),其遗址至今仍是雅典的重要景点之一。
    就这样,庇西斯特拉图将雅典从一个小村镇提升到具有国际地位的城市,但他的文化政策的另一面更有意义。他在更大的范围内认定某些国家节日,其中之一便是迪奥尼索斯的节日,这是位自然神(不仅仅是酒神)。通过推广这一节日,庇西斯特拉图第一次赋予一种新艺术——悲剧以公共地位。希腊各地有各种戏剧形式,有戏剧性舞蹈(dramaticdances),祭献迪奥尼索斯的仪式是模仿性的(mimetic),有性格模拟剧(character-mimes);特别是献给迪奥尼索斯的赞歌(dithyrambichymn)和舞蹈转变成了戏剧(至少亚里士多德是这么说的),歌队长独立出来与歌队的其他成员之间进行对话。在阿提卡,这种初具雏形的戏剧获得了艺术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一个人:泰斯庇斯(Thespis,对于他,我们几乎一无所知);而庇西斯特拉图则将它纳人他的新节日而赋予其尊严。最早的悲剧竞赛是在前534年,奖品颁发给了泰斯庇斯。没有任何东西比这种公共戏剧更好地表达了新雅典的精神,或者使这种精神更加崇高——这一点我们稍后还有机会来谈。
    但叙事诗与这种新兴的悲剧一样,是因这位头脑开明的统治者而获得公共地位的;荷马作品的吟诵会被纳入伟大的泛雅典娜节(PanathenaicFestival),即“统一雅典的节日”。确有这样一个故事,最早可追溯至西塞罗(Cicero,庇西斯特拉图之后500年),说他制订了第一个荷马的权威版本。这是绝无可能的,但至少反映了庇西斯特拉图对希腊文化史的影响。
    “所有这一切,不仅是为了满足一位僭主的个人审美本能。它是一种政策的一部分,这政策只有一位真正具有开阔视野的人才会设想到。迄今对艺术与文学的欣赏仍被限制在一个非常狭小的圈子里。事实上,雅典的贵绅阶层是过去漫长的英雄时代的文化继承人,在那个时代吟唱荷马诗篇的‘嗓音甜美的游吟诗人’出没于宫殿,在大人物的宴席上歌唱。庇西斯特拉图的目标就是让大多数人都能享受到至今还是少数人特权的东西。”L28J
    “僭主”(tyrant)一词——不是个希腊词,而是从吕底亚借用的——原本并没有它后来获得并保留下来的可憎的联想,而希腊人也心存感激地记得他们欠僭主的是什么。然而,要叫希腊人不掌管他自己的公共事务是很难的,  因此,僭主制度衰落了。锡拉库萨的迪奥尼素(Dyonisius)有一次训斥他的一个儿子对公民太傲慢:“我从来也不会这样。”  “啊,可你没有一个当僭主的父亲。”  “不,要是你这样做,你就不会有一个当僭主的儿子。”很少有僭主能传至三代;庇西斯特拉图到了第二代就结束了。其中一个儿子,希帕古斯(Hippanchus)在私人争吵中被谋杀了;另一个儿子希皮亚斯(Hippias)怀疑有政治动机——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他的统治因此越来越高压,直到被一个遭流放的贵族家族阿克密尼德族(Alcmaenidae)在斯巴达的帮助和雅典人的普遍支持下所推翻。
    虽然僭主制的终结受人欢迎,它也为雅典作了许多贡献。由于庇  西斯特拉图小心地维护了梭伦中庸的民主宪政的形式,雅典人民在一代  人的时间里,在英明的监护下,受到了管理其自身事务的训练。并且  如僭主制的出现一样,当它终结以后,事情继续朝着有利于雅典的方向  发展。可以设想有一场贵族的反动,的确,某个伊萨哥拉斯(1sagoras)  在斯巴达的武力支持下想搞一次复辟。但是有另一个贵族集团由这一  世纪第三位杰出的雅典政治家克利斯提尼所领导,他站在民众的一边。复辟失败了。
    但克利斯提尼所做的尚不止于此。他对宪法作了彻底的改革。在  名义上集中的城邦中贵族家庭的权力来自这一事实:为了选举执政官,  城邦划分为“部落”或家族集团,所以任何集团的公认领导人必定当  选。事实证明这些集团太强大,有碍城邦的安全。他对付这一危险的  做法是设计一部古怪的书面宪法(paper-constitution),事实上,这部法  律很管用。他创造了10个部的“部落”——每一个都有其祖先——每  一个都由大致相等数目的demes(分区)组成,彼此却不相连;妙处就在  这里。克利斯提尼将阿提卡大致上分为三个区域:城市、内地、海  岸;每一个新“部落”都由来自这三个区域的分区所组成,因而每个部  落的人口都是跨区域的,要商议事务时,自然就要来到雅典——这本身  就有助于城邦的统一。因而,由于每一部落都包含了农民、山地居  民、雅典和比雷埃夫斯的工匠和商人,以及那些居住在船上的人,对地  方和家庭的效忠在执政官的选举中就不大起作用了;他们只能在公开的  公民大会上表达意见,在那儿,他们能得到承认。
    这样一个完全人造的系统能起作用,这一事实需要某种解释:它显  得这么幼稚,而雅典人是多么与此相反。在我们这JL,这种系统一出  台就会遭人唾弃,因为它是这么不自然,这么“做作”。但是希腊人  却并不反对新事物,这是人类心灵所能作出的精致而符合逻辑的作品。这一事实就值得推许;回到前几页,我们看到这就是希腊人欣赏斯巴达  政体的理由之一。所以我们必须牢记,虽然希腊人是个人主义者,但他们是这般喜欢在集体中工作,一部分是因为他们想要加入到这一进程之中;另一部分是因为他们酷爱竞争。
    所有这些本能都在克利斯提尼的体系中得到了满足。设计出它来是为了一个直接的需要:城邦的完整,这一点是多么明显,多么清晰。它为雅典人留下了处理地方事务的分区(deme)——最重要的事务之一便是接纳新公民,因为新生儿须经分区成员的认可方为合法。同样,它也让他在城邦之内的忠诚更为广泛,他不仅为“部落”投票,也为“部落”战斗,所以他的军团也是新的创造,诸如戏剧竞赛也是由部落举办的,它为他那争强好胜的激情直接提供了一个明确而富创意的目标。
    但这一政治基础的转换也带来了上层建筑的改变。梭伦的改革给每个公民提供了在城邦中发挥作用的机会,虽然给贫困阶层的是非常有限的。贵族出身的克利斯提尼沿着梭伦开创的道路继续前进,并且差不多已经完成了。最高法庭议事会(元老会)的权力被极大地削弱了。全体公民大会是惟一与最终的立法机构,执政官员对它负责,或对代表大会的陪审团负责。它留给下一代加以废除的是最后的财产资格制,而最后也是最明显的一步便是通过抽签来产生执政官;就这样,雅典的政制乃是人类的天才所能创立的最为民主的政体。
    以上,我们非常简略地讲述了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使雅典转变的几个事件,它们将雅典从一个三流的、为内部经济政治争端所困的城邦,改造为一个繁荣的城市,有着新的统一、新的目标以及新的自信。斯巴达创立了一种理想,而雅典则创立了另一种理想。
    关于公元前6世纪我说了这么多,因为只有通过这一世纪我们才能理解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从历史的角度说,一种高级的文化必定起源于一个贵族阶级,因为只有这个阶级才有时间和精力去创造它。假如它固守贵族特性,且时间过长,那么它会先是很精致,后又很脆弱,正如在政治史上,假如贵族阶级在完成了其社会功能之后仍不肯退出历史舞台,它就会成为祸害。在政治领域,雅典占主导的共同意识,接近梭伦、庇西斯特拉图和克利斯提尼的天才,使得雅典的贵族——大体上说——拿身心地融人了民主政体,而其aret~(本质特性)却依然充满活力;以后两代雅典的优秀政治家中,大部分出自最上流的家族——伯里克利便是个突出的例子。试比较现代法国,贵族阶层早已失去作用,不得不在断头台上退出历史舞台,结果,不管其残余是否对共和法兰西有贡献,都抱着一种倨傲的心态离群索居。在文化领域,雅典的平民大众被带人贵族文化时,这文化还是新鲜活泼富于创造性的。比较一下英格兰,18世纪之所以那么文明的理由之一,就在于我们从来没有在中产阶级上层和贵族之间划上明确的界限,因而后者的文化能被前者吸收,并保持其健全。于是就有了这一时期建筑和次要艺术(minor~ts)中健康的风格与良好的感觉(good manners and goodsense)——与晚期巴洛克欧洲艺术的愚蠢夸张形成反差,后者几乎证明了法国大革命的正当性。在欧洲,继承贵族的布尔乔亚阶层从巴洛克时代学不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在英格兰,19世纪新兴的中产阶级本可平静地吸收并传递18世纪的文化——要不是工业革命的灾难,工业革命过快地形成了一个新的阶级,这阶级人口过于庞大,也太自信,因而不能吸收。因此,无论在英格兰还是在欧洲(斯堪的纳维亚除外),现今的民主社会出于不同的原因,都与其本土传统的精华相脱节。雅典避免了这种情况,一部分原因是公元前6世纪的政治智慧,一部分是庇西斯特拉图的文化政策。其结果是,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文化既有优秀的布尔乔亚社会的严肃与团结,也有贵族制的优雅、精细与方正无偏。 

    第七章
    
    古典希腊:前5世纪
    前6世纪,亚洲发生了一些将对希腊产生深刻影响的事件。前560年,小亚细亚西半部的吕底亚王国有了一位至今为人熟知的国王——传说中的克利萨斯(Croesus)[1)王。他成功地征服了伊奥尼亚的一些希腊城市;但由于克利萨斯是一个开化之人,并且有些亲希腊,因而为其所征服未必就是祸事。他对于通过他所亲善的希腊“僭主”来统治这些城市颇感满意。
    大约同一时期,在更东面一点的地方,一个波斯人爬上了米底  (Media)[2]王国国王的宝座。这就是居鲁士[x]大帝。他统治着美索不达米亚的北方地区,覆灭了巴比伦王朝,当时巴比伦王朝正为另一个被唤作“犹太人之王尼布甲尼撒”E4]的有名人物的儿子所统治。不过,居鲁士首先对付的是他西方的邻国吕底亚。这两个国家在居鲁士和克利萨斯的前任的统治下已处于战争状态中,那场战争因一次日全食而停止;据说,日全食使士兵们军心动摇,以至于都拒绝继续开战。米利都的泰勒斯[5)曾预言过这次日全食。第二场战争是克利萨斯挑起的。他去德尔菲求神谕,希腊人说那是他最为尊崇的。于是他被告知只要跨过他与居鲁士之间的边界——哈里斯河,他将摧毁一个强大的帝国。他跨过了哈里斯河,而且他的确摧毁了一个强大的帝国。不幸的是,那是他自己的帝国。这个蠢汉忘了询问他将摧毁哪一个帝国L¨。这使波斯人的势力到前548年时,已拓展至爱琴海地区。
    希罗多德对这些事件的叙述是他那部有趣的书中最有趣的部分。这预示着,有关美索不达米亚的第一部历史兴许是一个希腊人创作的。这部历史包容了许多优秀的故事,其中有关于居鲁士诞生的故事,由于其篇幅太长无法在此叙述。简而言之,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故事,一个神奇小子出生了,他将做这做那。某人试图阻止其诞生或想杀死这小孩,结果失败了,预言惊人地实现了。这故事的一个希腊形式是俄狄浦斯传奇,将希罗多德讲述的居鲁士的故事与他的朋友索福克勒斯创作的《俄狄浦斯王》加以比较是一件有趣的事,两者基本上是同一个故事,不过索福克勒斯的意义更为隽永。
    随后是关于克利萨斯与梭伦会面的故事,对此我们必须加以叙述,  因为它关系到希腊精神。周游列国途中的梭伦受到克利萨斯隆重的款  待,同时,克利萨斯向他展示了自己拥有的巨大财富。(如果按照准确  的历史年代,在该故事发生时,梭伦已经去世一段时间了。)然后克利  萨斯说道:“梭伦,我知道你作为哲学家的声名,我也知道你游历广见  识多。告诉我,你遇见的最幸福[,]的人是谁?”希罗多德说,克利萨  斯提这问题时认为他自己是最幸福的人。不料梭伦却毫不犹豫地说是  雅典的忒勒斯,因为他生活在一个管理得很好的城邦,膝下有一群既勇  敢又善良的儿子,也看到了健康的孙儿们的诞生,并且在享受了一个人  于常理情况下所能有的幸福生活之后,为雅典抵御埃勒西斯而光荣献  身,人们为他举行隆重的葬礼,并心存感激地纪念他。
    克利萨斯又问在幸福的排名表上谁位居其次,他希望能被排在第二  位。“阿尔戈斯的克利奥比斯和比顿,”梭伦说道。这是两个非常富  有的年轻人,曾双双在赛会上获胜,并且他们死得高贵。他们的母亲  要乘车到五英里外的赫拉神庙参加节日庆典。由于拉车的牛未能及时  从野外回来,他们就自己拖车。庆典中所有的人都为这两个年轻人的力量喝彩,并纷纷向他们的母亲道贺。她喜不自禁,祈求女神赐予她的儿子人类所能有的最大福分,结果,祈祷应验了。在祭祀和宴饮之后,两个小伙子在神庙中昏昏睡去,再也没有醒来。
    克利萨斯对于自己被认为还不如平民百婶幸福感到恼怒,但梭伦指出,一个人能活多少天,其中的每一天都会有与以往不同的事情发生;故而,在一个人死掉之前,你无法断定他这一生是否幸福。
    然而故事到此尚未结束;多年以后,令人惊讶的是克利萨斯被居鲁士击败并为其所俘获。希罗多德说,或许是为了履行誓言,或许是为胜利而献祭,或许是为了看一看神灵是否会拯救像克利萨斯那样虔诚的人,居鲁士将其捆绑后放在柴堆上活烤。当柴堆点燃时,克利萨斯想到了梭伦所说的话,他大声喊叫,并且将梭伦的名字呼喊丁三遍。他们问他为何如此,克利萨斯讲了前因后果。于是,居鲁士发了慈悲。为何这个十足希腊式的故事会使居鲁士动了怜悯之心是令人感兴趣的问题。这并非源于任何道德上的顾虑和不安;他没有认识到他的残忍已到了令人厌恶的地步。他想到他自己作为一个人,却要去活活烧死一个曾经有过像他一样的成功经历的人。事实上,他遵循了那条希腊格言“认识你自己”,其含义是你得记住你是什么——是一个人,是要受制于环境并终有一死的。为此,希罗多德叙述道,由于害怕报应,并且考虑到无人能永生,他下令将火扑灭,但已为时过晚。于是克利萨斯企求阿波罗神说,如果他丰厚的祭品曾使他博得过神的欢心的话,就请神来拯救他。顿时,晴朗的天空上乌云密布,大雨倾盆而下,火被扑灭了。克利萨斯和居鲁士就此成了好朋友,克利萨斯还就如何管理吕底亚人给居鲁土提了一些非常明智的建议。希罗多德认为历史就应该以这个方式来撰写。
    前499年发生了一个对新世纪的形成起决定性作用的事件:伊奥尼亚地区的城市起来反抗波斯国王大流土(Darius)。希罗多德再次显示出其杰出的叙事能力。他讲述了米利都的僭主阿利斯塔戈拉斯(Aristagoras)是如何跑到斯巴达国王克莱奥梅尼(Cle。menes)那里去求助的。阿利斯塔戈拉斯详细地描述了那些臣服于波斯的亚洲种族的情况,说他们都很富有,毫无战斗力,对斯巴达来说是小菜一碟。为了给他的论点提供例证,  “斯巴达人说,他随身带去了一张青铜板,板上刻着那里全部陆地、海洋以及所有河流的分布状况”,事实上,这是我们现有记载中提及的第一张地图。最后,他把希腊贫穷的生活同亚洲的富庶比较了一番。克莱奥梅尼答应两天后给他答复。到了第三天,克莱奥梅尼问他从伊奥尼亚海岸到王城有多远。尽管阿利斯塔戈拉斯在每件事上都很是狡猾,并很聪明地骗过了斯巴达王,但这时却阴沟里翻了船,因为如果他想把斯巴达人引入亚洲,就不应该说出实情,但他却坦白地告诉克莱奥梅尼,那有三个月的路程。克莱奥梅尼随即打断了他对行程的描述,说道:“米利都的客人,请在日落之前离开斯巴达,因为你想把斯巴达人弄到离海有三个月路程的地方,他们是不会同意的。”
    但是,这伊奥尼亚人玩起了第二张牌。他装成一个哀求者,回来时却发现克莱奥梅尼同他的女儿高尔戈(Gorgo)在一起。他请求克莱奥梅尼支开小孩并再听一听他的话。克莱奥梅尼同意了,但没有支开孩子。于是阿利斯塔戈拉斯许诺,只要克莱奥梅尼能提供斯巴达人的帮助,他将给他10个塔连特[8)(talent),遭到拒绝后,他不断增加数额,最后加到了50个。这时高尔戈大叫起来:“父亲,你如果不离开的话,这陌生人会毁了你。”于是克莱奥梅尼走开了,伊奥尼亚从斯巴达那里没有得到任何帮助。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从雅典那里,从埃维亚的厄立特立亚那里得到了一些船只,这些军队劫掠了克利萨斯的旧都萨尔迪斯。但反叛失败了,这只是让波斯明白了至少得跨过爱琴海显示一下自己的力量,否则就没有希望和平地控制伊奥尼亚。于是,波斯于前490年派遣了一支远征军去攻打两个冒犯了它的城市。厄立特立亚遭到了洗劫,并且一支波斯军队在阿提卡的东海岸马拉松平原登陆。同波斯人一起到来的是满怀怨恨的希皮亚斯,他是二十多年前被雅典驱逐的庇西斯特拉图的儿子。在波斯人的保护下,他被任命为僭主。
    若不是从普拉蒂亚来了一支1 000人的小小的军队,雅典就将独自面对波斯大军。他们打赢了,损失192人。埃斯库罗斯和他的兄弟都参加了这次战役。后者阵亡,而埃斯库罗斯生还——我们对此或许应该感到高兴,因为是时他还尚未写成《波斯人》,  《七将攻底比斯》(SevenAga~stThebes),  借罗米修斯》(Prometheus)或奥瑞斯忒亚三部曲。
    很明显,波斯人会再来,然而幸运的是,埃及的反叛和大流士的死亡使他们足足忙于lo年。这10年决定了雅典的未来。在修尼阿姆(Sunium)的矿区,一条储量丰富的银矿脉被发现。这些希腊小城邦在公共财政方面如同他们在处理公共道德和大多数其他事情上一样,有着简单而直接的想法:有人提议这笔钱应该作为天赐之物分给公民。但地米斯托克利看得更远。雅典一段时间以来同附近一个爱琴海岛屿——一个重要的商业城市——持续发生冲突,但船只的缺乏制约了雅典。于是地米斯托克利劝说雅典人把他们的这笔外快用来建造一支舰队:爱琴海是表面而直接的目标,但波斯人的威胁更是他的心病,同时他毫无疑问能预见到雅典作为一个商业和海军强国的未来。
    舰队建得正是时候。前480年,波斯人的第二次进攻开始了,这不仅是一次惩罚性讨伐,而且是一场全面的入侵。这时,某种形式的希腊联盟结成了,尽管由于可恨的斯巴达人没有加入,伯罗奔尼撒的阿尔戈斯持旁观态度。关于这场持续两年的战争的故事不可能在这里讲述:希罗多德对此作了精妙绝伦的描述,尽管这位最典雅的史家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这场战争的战略布局。北方的防御点一个接着一个陷落。其中温泉关L9](Thermopylae)只是一个值得荣耀的插曲,然而在阿耳忒弥喜安角的邻近水域进行的一次海军行动却没有令人气馁,因为它表明更笨重、更缓慢的希腊战船——其中近三分之二是雅典人的——在敌舰队(主要是腓尼基和伊奥尼亚的)无法调遣的狭窄水域是能够与敌一战的。但是,雅典人不得不放弃阿提卡,并将不参战的人员和所能转移的财产运送到萨拉米斯岛的时候来临了,从岛上他们可以看到波斯人在焚烧他们的房屋,毁坏雅典卫城上的神庙。
    这时,历史上最著名的战役之一爆发了。希罗多德可能在某些细节方面有那么点混淆,并且有可能把那些只不过属于战后的回忆材料当做事实接受了,但这毕竟是一幅由一个希腊人描画的、有关一个希腊事件的画卷,并且它基本上是确实可靠的。北方的希腊人都已屈服并开始与波斯人联合作战:除了伯罗奔尼撒、几个岛屿和失去了阿提卡的雅典之外,其他地方都已陷落。伯罗奔尼撒的陆军驻扎在地峡(1sthmus),他们正忙于设防,同时,他们的大多数舰船指挥官都非常想把联合舰队从萨拉米斯撤回来,因为他们害怕可能会被波斯人堵截在那里。地米斯托克利看出萨拉米斯内的狭窄水域将给希腊舰队带来获胜的机会,而在地峡,即使舰队能完成看来不见得能完成的集结,他们也必将战败。地米斯托克利力谏斯巴达主帅欧里比亚德重开战事(希罗多德这样叙述道),他同意了。而在欧里比亚德将此提议正式提交会议讨论之前,地米斯托克利就开始发表演说。“地米斯托克利”,科林斯的统帅说道:“在比赛中,先发者制于人。”LlOJ“后发者无赏。”地米斯托克利机智地反驳。他陈述他的理由,然而科林斯人阿第曼图斯(Adeimantos)说他根本没有权利进行演说,因为他已不再代表一个城邦。希罗多德说,地米斯托克利于是非常严肃地提到了阿第曼图斯和科林斯的败绩,并指出雅典甚至现在仍拥有一个比科林斯更大的城邦和更多的领土,因为只要他们拥有200艘全副武装的战舰,他们就能占领任何人的领土。随后他转向欧里比亚德,他告诉这个闷闷不乐的人说除非他同意舰队留在萨拉米斯作战,否则雅典人将起航去意大利重建他们的城邦。面对这样的要挟,欧里比亚德只能同意。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如何诱使薛西斯[u](Xerxes)进入狭窄水域作战。这对地米斯托克利来说是拿手好戏。他派他的私人奴隶乘小船到波斯人的营地去对他们说,他从地米斯托克利那里来,地米斯托克利私下里是站在波斯人一边的——这听起来的确像是真的。他说希腊人将乘夜从萨拉米斯湾的西面出口撤退,让波斯人在西面封堵,希腊人便将手到擒来。波斯人完全受骗上当了。一支分遣队被派去堵住西面出口,剩下的则在狭窄水域中挤作一团——“而当夕阳西下之时,他们在哪儿呢?”
    这是一次令人震惊的胜利,而且雅典人最为荣耀。在随后的夏季里,斯巴达人有了一试身手的机会。在普拉蒂亚,不是依靠斯巴达将领差劲的指挥才能,而是依靠斯巴达军队坚如磐石的意志,波斯军队被击溃(底比斯人英勇作战,但他们是站错了队),大规模的入侵就此结束。余下的事就是解放伊奥尼亚,并确保波斯国王永远不再敢打扰自由的希腊人。但是天知道是怎么回事1  100年以后波斯国王不费一兵一卒便能将由他制定的和平方案强加在互相敌视、战火频频的希腊城邦头上。
    不过这场胜利同时也给希腊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希腊人以往一贯认为自己要比那些“野蛮人”强得多,这一看法得到了巩固。他们一向认为他们的自由制度比东方的专制更好,事实证明他们是正确的。亚洲的君主靠折磨和鞭笞迫使人们服从;希腊人靠辩论和劝说来作出他们的决定,随后便能行动如一人,并击败一切敌人。因此,在后一辈人的神庙的三角墙上,满是反映古老神话中地上出生的巨人与奥林匹亚诸神之间战争的雕像,这也就不足为奇了。希腊诸神一再凯旋,自由和理性战胜了专制和恐惧。
    雅典人有特殊的理由自感高贵。那些目击这场胜利的雅典人,从他们的父辈那里得知,梭伦如何使阿提卡从奴役中解放出来走向富裕,同时奠定民主的基石;他们自己亲眼看到庇西斯特拉图将粮种借给穷人,并使平静的雅典逐步成为颇受其他希腊人注目的城邦;中年时,他们看到了僭主制的消亡以及一种新的自由制度由克利斯提尼一手建立起来;那儿发生过痛苦的斗争,党派情绪依然高涨——这在希罗多德道听途说到的一个故事中得到了戏剧化的表现。这个故事讲述了一个被驱逐的党派领袖[1:]——伟大的阿利斯泰德如何在大战即将爆发之前,乘着夜色从他在埃伊纳的临时住所跑到萨拉米斯,把正参加军事会议的地米斯托克利叫出来告诉他说:“你我曾是不共戴天的仇敌,如今我们比试一下,谁能为雅典作出更大的贡献。我从波斯人的战线那边1留过来告诉你,我们被波斯人的舰队包围了。快进去告诉他们。”  “感谢神!”地米斯托克利说,  “还是你进去告诉他们。他们会相信你的。”我们的雅典人已看到了年轻的民主制度经受住了这些党派之争的考验;他看到了雅典军队在马拉松的凯旋;随后他看到了他的城邦断然决定发展海上事业并将所有的筹码都压在了海上。如今他又看到了阿提卡的城镇被焚毁,那由来已久的雅典卫城—』IJ克洛普斯、厄瑞克透斯(Erechtheus)、忒修斯、雅典娜的家——尽成瓦砾,但城邦仍是胜利者,并且它为拯救希腊做得最多。现在希腊不再只有一个领袖,而是两个:这个尚处于少年时期的平静的城邦,如今同英雄的城邦斯巴达并肩而立,受到所有人的景仰。依靠的是理智而不是运气,是克己而不是独断,赢得了如此之大的胜利,这自然而然将成为一种激励,激励雅典人作进一步的努力。在希波战争时期,雅典不过刚刚发现它自己:还有什么它不能去做?  前480年的雅典同1588年的英格兰有着一些相似之处:在人类所面对的任何一个方向上,他们都看到了激动人心的可能性,但雅典人所看到的比英格兰人更多。在政治方面,它有可能成为一个能与斯巴达的伯罗奔尼撒同盟相俦的海上同盟的领袖,并且人们能够为这样一个事实而骄傲:那就是他们的城邦所做到的一切,靠的不是那些凭其声名行事的强有力的官员们,而是所有参与有着最高权力的公民大会的普通雅典公民。在智力方面,整个思想和知识的世界在此开启,这得多多地感谢他们在伊奥尼亚的近亲。在贸易和工业方面,雅典迅速赶上了那些起步比它早得多的城邦:阿提卡式的趣味和智力的结合,加上它居中的地理位置和优良的港口,以及如今超绝的海上力量,实在是令人惊叹;除此之外,同伦敦一样,雅典从它的诚正和重常识的判断方式中享受到了着实无法估计的益处。在艺术方面,同样,一个新世界敞开了。青铜和大理石之间的长期争夺,将建筑和雕塑带到了古典艺术中近乎完美的境地。同时,将伊奥尼亚的优雅同多里安的力量相结合,是那些近乎一贯为城邦工作的艺术家们的任务。雅典的陶工和画家正在接近成功的巅峰;悲剧,这最为雅典化的艺术日臻成熟并越来越激动人心;与此同时,从一种滑稽的乡村狂欢中一些非常有趣的可能性被掷觇\事实上,这使阿里斯托芬及其同俦们的辉煌而充满智慧的喜剧得以诞生。这是伯里克利时代肇始的精神,如果我们还能记起,这可回溯到永恒的荷马,是他教给人们以心灵的习性,这是一种在任何一个社会阶层的人身上都能发现的、不可或缺的贵族气质,它要求将质置于量之上,高贵的斗争高于单纯的目的达成,荣誉先于财富。
    对于政治史我只能以非常扼要的方式加以叙述。希腊联盟已经完成将波斯人赶出欧罗巴这一首要任务,但解放伊奥尼亚和粉碎波斯人的海上力量的任务尚未完成。对此,斯巴达没什么兴趣。斯巴达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陆上强国,其经济是农业经济;只要其他的希腊城邦或城邦联盟没有一个能强大到足以在伯罗奔尼撒对它构成威胁,或引发那始终可能发生的、令其头痛的希洛人的反叛,它就感到满意了。再者,解放伊奥尼亚和保卫爱琴海是舰队的任务,因而是雅典人的事。而雅典对此已做了充分准备,作为伊奥尼亚人的老家,(它可能会提醒自己)它适合于这项任务。
    雅典就此组织了一个海军同盟,其总部设在神圣而居于中心位置的提洛岛(Delos)。那些加入该同盟的城邦——几乎所有的爱琴海沿海城邦——都各自要贡献一定数额的船只和人员,或者,如果他们愿意,也可用同等价值的金钱来替代。•估价工作由雅典的阿利斯泰德——“正义者阿利斯泰德”——来承担;他的估价从未受到过质疑,这显示了他的公正。问题的关键在于雅典在同盟中占有巨大的优势:它拥有一支由200艘船组成的舰队,每艘船上估计又有许多人。大量的小同盟者更喜欢采用交钱了事的办法。
    对抗波斯的行动持续了一些年头。接下来便产生了无法解决的退盟权的问题。一个重要的岛屿纳克索斯(Naxos)要求退出同盟,它们认为,既然来自波斯的威胁现已消除,为何纳克索斯还要为一个事实上仅属于雅典的虚假的同盟出力呢?  对此,雅典人理直气壮地回答说,如果同盟不存在,波斯的威胁将很快会死灰复燃。它将这次脱离行动当作一次反叛加以粉碎,并将一笔贡赋强加在纳克索斯头上。其他这样的反叛也以同样方式发落。为何有的爱琴海城邦不作任何贡献就享受着其他城邦提供的安全保障?  基于这个理由,那些原来裹足旁观的爱琴海域邦也被迫加入了同盟。
    雅典另外做的两件事,尽管都很敏感,但都有助于同盟向帝国的转型。同盟的总部从提洛迁移到了雅典,从一个人们主要是为了宗教目的才会前往的小岛迁移到了人们为了任何目的都乐于前往的城市。像  “管理上的便利”这样的不太站得住脚的借口能够被提出,并且像同盟的财产在雅典会更安全这样的看法也能够被提出——事实也的确如此,因为雅典人刚在一次埃及的冒险中损失了两支舰队,虽然如此,名义上的同盟事实上的帝国这一观念由此在雅典内外得到强化。人们在商业上发生的争执可提交雅典的法庭解决。事实上,这大大简化了办事的程序。由于没有任何的国际法体系,只有两个城邦签订过专门适用的条约,在双方成员之间实施一定的司法程序才是可能的;否则,直接报复——一种官方的海盗行为——是确保冤屈得以声张的惟一途径。雅典人的法庭相当诚实,并且无偏无党。人们花了很大的力气来确保在与盟邦成员发生讼争时,雅典人不能因其是雅典人而占便宜。然而,情况看来还是不太理想。
    雅典人管理同盟的总体能力和诚实通过一些事实得到反映,这就是  那些城邦都自愿留在同盟中,并且当同斯巴达的战争来临之时,所有成  员都对雅典保持了令人吃惊的忠诚,尽管他们被视作一个专横的城邦的  臣服者。
    当雅典公民看到同盟成员来雅典以求得公正的判决,知道同盟的财  产就保存在他们自己的卫城里,知道同盟的政策事实上必定是让雅典人  高兴的政策,同时知道同盟的军事力量主要是由雅典的船只和人员所组  成的时候,他们考虑问题就不可避免地开始有些傲慢专横。所有这一  切是对雅典人的骄傲的进一步的迎合,并也使其有利可图,因为做公民  陪审员是有报酬的,并且在越来越多的盟邦交纳的、用来代替船只和人  员的贡赋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以劳务费的方式合法地流人了雅典人的  腰包。
    、
    更多的资金被用于实施伯里克利的重建政策,也许这更令人觉得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同盟的资金堆积如山,而被波斯人毁坏的神庙尚未修复。伯里克利的部分政策是庇西斯特拉图的政策的延续,就是要使雅典不仅是希腊的知识和政治中心,而且是艺术中心,再说雅典也有着一个失业问题。帕台农神庙,通往雅典卫城的辉煌的门道,其侧面的画廊——这些和其他一些建筑都是这些需求和欲望的产物。反对意见是有的,甚至在家里也有,而伯里克利的回答是,盟邦交纳贡赋是为了寻求保护,而贡赋的数额并不过分;他们得到了保护,雅典的舰队是充分有力的,并且资金储备是丰富的。雅典有权将剩余资金用于修建这些能给它和整个希腊带来荣耀的建筑和雕塑。他还能争辩道——他也许正是这么做了——为了能继续为希腊的自由而战斗,唯独雅典自愿放弃丁它的城市,使其落人破坏者之手;此时他有可能会说出他日后在阵亡将士公葬典礼上所说的话:“我们的城邦向所有人敞开。”
    但是,为何雅典没有成为一个联合的爱琴海国家的首都呢?  罗马能将其公民权逐步地给予其他拉丁城邦,给予整个意大利,以至于整个帝国;既然罗马能这样做,为何雅典却不能?
    这不能简单以政治上的无能和目光短浅来解释。做任何事情都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并且许多值得人们向往的事情其要求的代价实在是太高了,这是一个我们始终想回避但无法回避的事实。如果不是这样,人生就不会有悲剧。我们自己也有幻想。我们的一些政治家曾乐于梦想有一个计划完美和效率充分的国民经济——一件了不起的好事。但代价是劳工管理[1:](dire沁。n。flab。ur),而对个人自由有着奇怪癖好的英国人则拒绝付出这样的代价。
    像在前面某一章中我想要表明的那样,希腊人对独立的城邦有一种同样的癖好。在希腊人的心目中,是城邦使希腊人同野蛮人区别开来,是城邦让他过上他想要的充实的、理智的和有责任感的生活。雅典不可能做到既能将其公民权扩展到它的盟邦,同时又不会使每一个雅典公民的参政活动和政治责任被有所剥夺。如果管理城邦的权力必须托付给代表们,雅典人就将会觉得城邦不再是他自己的,生活将失去意义。承受着巨大压力的罗马人能将拉丁人都包容在他的Civitas(城邦)中,因为对他来说,Civitas只是一架统治机器,只要这架机器能保护他,他不太在乎由谁来操作它。雅典人不会考虑这个方法,雅典的盟邦也不会,即使雅典赋予他们共同的公民权,他们肯定是不会接受的,因为一个希腊人如果不参与城邦的日常政治活动,那么与一个真正的人的生活相比,他的生活是有缺陷的。
    就现代思想而言,这或许看起来有些奇怪。毫无疑问,当那些俄国人了解到,与他们的制度的真正或未来的胜利相比,个人自由的观念更令我们喜爱时,他们也会觉得不可思议。但这的确是一个摆在希腊人面前的抉择:要么接受由城邦制的淡化甚或消亡带来的一种质量颇低的生活,要么最终毁灭。如果我们能令自己有居鲁士在克利萨斯的柴堆前所有的精神状态,反思一下我们自己也是一个充满危机的政治社会,这个社会不顾一切地固执于一个特定的生活构想,那么我们对希腊人作出的判断或许会变得谦逊一点。伯里克利的政策,也就是在雅典公民大会中占上风的政策,是想充分利用和享受城邦与帝国两者提供的全部好处。只有当我们自己成功地协调了对自由的爱好和生存之间的关系,我们也许才能带着良好的心情去责备伯里克利。
    在波斯人还没有介入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半个世纪中,雅典的政策首先由带有贵族气质的西门[14)(Cimon,马拉松的胜利者米太雅德的儿子)引导,随后是伯里克利。西门的政策一是将波斯人赶回去,二是保持同斯巴达的友好关系。前者比后者容易。雅典的迅速崛起,同盟向几乎无法伪装的帝国的进一步转化,招致了恐惧和怨恨,由于这些,西门的政策显然是行不通的。从前461年到前429年他去世,伯里克利在公民大会中的支配地位几乎毫无争议,他把斯巴达人的敌意当做不可避免的事情加以接受,他与波斯人建交,并努力使雅典在希腊无可匹敌。这些年中雅典人表现出九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活力: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帝国,这个帝国包容或控制的范围不仅包括整个爱琴海,而且还包括科林斯湾和维奥蒂亚;同时,还有些人梦想着并不断梦想着征服遥远的西西里。在我们谈论辩论、戏剧、法庭和一系列事情的同时,不能忘记这样一个事实,即前5世纪的雅典在军事行动方面也是第一位的。前456年尽管雅典人在自家门前有许许多多事情要做,但这仍未能阻止他们派遣200艘船去帮助埃及人反抗波斯,并且当这些船只被摧毁之后,他们又派去一支同样规模的舰队,结果还是一样。一个当时的阵亡将士纪念碑记录着“一年中在塞浦路斯、埃及、腓尼基、哈利依斯(在伯罗奔尼撒)、爱琴海和麦加拉阵亡的”那些厄瑞克提得部族的人的名字。不能说雅典人是在自私地利用一个依靠他人的力量和牺牲而建立起来的帝国。一场所有希腊人都认为不可避免的战争于前431年爆发。关于这场战争,我们将在下一章中加以叙述;这一章接下来的部分将对雅典人管理城邦所遵循的民主制度作一简短的概览。首先让我们引用修昔底德的战争史中的两段文字,这两段文字像两幅素描,反映了雅典人的个性。第一段是科林斯代表团去斯巴达力劝她向雅典宣战时所说的话。
    你们从来没有想到过(科林斯人说),这些雅典人是怎样的一种
    人,他们同你们完全不同。他们总是革新者,他们敏于制定新的
    计划并付诸实施;而你们满足于现有的一切,甚至不愿做那必须去
    做的事情。他们大胆、乐观、富有冒险精神;你们谨小慎微,无
    论对自己的力量还是自己的判断力都缺乏信心。他们喜欢去海外
    冒险,而你们讨厌这样;因为他们认为离家愈远,所得愈多,而你
    们认为任何动迁会使你们已有的东西丧失。当胜利来临时,他们
    穷迫不合;遭受失败,他们极少退缩。他们将自己身体交付给雅
    典,如同他们是城邦的财产;他们殚精竭虑,用尽个人力量为城邦
    服务。如果他们计划做的事失败了,他们会觉得所失颇多,而一
    旦胜利,他们又会认为同将来他们要做的事相比,这点胜利算不了
    什么。他们自己绝不会去享受和平安宁的生活,  同时也不允许别
    人去享受。DsJ
    第二段来自两年后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公葬典礼上所作的悼词。在该篇悼词中,他首先赞扬了雅典式的自由:法律公正,人们获得荣誉不是由于他们属于某个党派或阶级,而是因为他们对城邦有功;在日常交往方面,人们互相宽让;在公家事务上,人们自我约束而无须暴力压制。雅典在精神、知识和物质文明各方面都很富有。
    至此,伯里克利是在将雅典同希腊作一个总体上的比较,此后,他特别地将话题转向斯巴达。
    我们允许任何人进入我们的城邦,我们不会由于害怕外人看到
    太多而定期将他们驱逐,因为在战争中我们依靠的是我们自己的勇
    敢和胆略,而不是阴谋诡计。我们的敌人为了备战,从小就受到
    非常艰苦的训练;我们过我们的安逸生活,但面对危险我们信心百
    倍。事实上,没有其同盟的帮助,斯巴达从不敢单独地向我们进
    攻。我们的勇敢来自于天然的气质,而不是法律的强迫,因而,
    我们拥有两方面的好处,一则我们无须基本的艰苦训练,二则当考
    验来临时,我们同他们做得一样好。我们热爱艺术,但不做过度
    的炫耀;我们爱好智慧,但不会就此变得柔弱。在作了一番同斯巴达直接比较之后,伯里克利重又进行更为全面的比较。在雅典,财富是给行动提供可能条件的东西,而不是我们可以夸耀的理由,贫穷并不是耻辱,懒惰才可耻。人们既关心个人事务,也不忘城邦事务,那些致力于商业者同样有能力处理城邦事务[16)。不参与公共事务的人,有人称其为心情平和的人,我们雅典人称其为废物。我们认为言语不是行动的障碍,而是必不可少的基础;别人因无知而胆大妄为,因患得患失而胆怯;我们既能考虑得失,又能勇往直前。同样,我们慷慨不是由于有利可图,而是由于我们自信。事实上,我们的城邦是全希腊的耪样。
    伯里克利的这篇悼词提供的无疑是一幅理想化了的雅典图景,尽管如此,这大体上是一幅真实的图景,更何况一个民族的理想是其自身特性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幅图景的基本确实性不在于它是一种精确展示,而在于当我们仔细审视了伯里克利时代雅典的所作所为的任何一个方面之后,会转而想起这篇悼词及其对雅典城邦的高度赞扬,并相信这一时期的雅典在其所有的基本方面必定如此。那里有美得令人吃惊的帕台农神庙,其体量非常适中,仅220英尺长,而给人的印象却是压倒一切的;照片中的她,不过又一座希腊神庙而已,而在现实中,她是一座最震撼人心的建筑。那里有由索福克勒斯创作完成的戏剧。详述这些戏剧的课程,我自己——请允许作一次个人介绍--i=,经教丁三十多年,而如今我发现它们比以往更有新意,更激动人心,充满着更多的思想:其中没有任何敷衍了事的东西,没有任何故作炫耀的东西(尽管其中有着一流的技巧),没有任何平庸的东西。那里有一些朴实的、由无名氏雕刻的墓碑,其中充满了令人心仪的真诚和尊严,或许这更能说明问题。那里还有一些日常家用的物品,却散发着同样真诚尊贵的品质。没有其他任何地方能像雅典一样,在那里你将保证不会碰到任何粗俗、古怪、不合逻辑或肤浅的东西。最有特点的是喜剧:尽管其中有着今天不可能出版的喧闹而诲淫的内容,但没有任何会令人讥笑的东西。因为这个有着优秀素质的民族生活在一个使他们习惯于高尚的精神、心智和肉体尝试的环境中。
    这使我们回到有关城邦的话题。城邦制给每个地方的生活都带来/一定的充实感和意义,但在雅典最值得注意,因为在那里政治民主发展到其逻辑顶点。确实,有些人会否认雅典有什么民主,因为妇女、外邦定居者、奴隶无权对城邦事务发表意见。如果我们将民主定义为一个国家的所有成年人都参与国家管理,那么雅典是没有民主,而且任何现代国家也没有。因为每个现代国家由于其自身规模,必须将管理国家的权力托付给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和专业的管理人员,而这就是寡头政治的一种模式。
    如果我们将民主定义为所有公民都参与国家管理,那么雅典是一个民主政体,并且我们必须记住对公民权的正规的希腊式限定是,即使不是双亲,至少其父亲应该是公民,希腊式的“国家”不仅仅是一个居住在某一地区的人口的集团,而且是一个由男性亲属组成的集团。
    不过就我们目前的目的而言,给民主下一个精确的定义并不重要E17],我们关心的是,雅典的政治制度是如何影响雅典人的心灵和生活的。这一章我们将对此加以描述,在下一章中,我们将看一看在一次令人绝望的战争的压力下,它的作用。
    公民大会拥有最高权力,人们尽可能地确保其最高地位名实相符。在雅典,不可能由核心集体来掌权,这是城邦的规模小带来的又一好处。公民大会由所有成年雅典男子组成,他们由于其祖籍的“坊社”E18](Demes)而被接受为合法的公民,并且他们的公民权不能因其犯下严重错误而特意加以褫夺。除了在军队中有特别的作用之外,财产的多寡对行使公民权没有任何影响。由于城邦在很大程度上是公民们自己的团体而非一个超越常人之上的“国家”,在军队里,公民得自己提供装备。通常,一个人如果富有到能拥有一匹马,他可以在骑兵中服役,但必须骑他自己的马,尽管在其服役期间马的给养由城邦支付。普通人可加入重甲步兵(hoplites),但得自带铠甲;那些除了他们自身之外一无所有的穷人可在辅助部队中当差,或在军舰上充当桨手。外邦定居者协助公民,但奴隶既不能加入陆军也不能加入海军,除非在极度危急的关头,城邦以承诺给予(这是荣耀的事情)自由和充分民事(而非政治)权利而征召他们入伍。
    公民大会,这个由祖居阿提卡的男性居民们组成的大会是雅典惟一  的立法机构,并以各种方式完全控制着雅典的行政和司法。首先,我  们来谈一谈行政方面。由前任执政官组成的原先的雅典元老院  (areopagus)除了处理杀人案外无事可干。曾一度权势熏天的执政官如今是通过一年一度的抽签形式从公民大会中选出。任何一个公民都有可能在某一年发现他自己成为九个执政官之一:这自然意味着执政官虽然承担行政管理的职责,但并无实权。权力归于公民大会。公民大会每月召开一次,除非有重要的事务需要处理而特别召集。只要能够使公民大会愿意倾听,任何公民都能发言;在某种明确的制度所保障的范围内,任何人能提出任何建议。但是,公民大会的规模很大,因而需要一个委员会为它做准备工作,并为它应付突如其来的紧急事务。这个委员会就是500人议事会(boul~),它不是通过选举的形式而是以抽签的形式从每个部族中选出50人组成的。由于该委员会是通过纯粹偶然的选择方式而产生的,并且其成员每年都完全不同,因而其中不可能产生团伙情感。所有的目的在于:决不能让任何事物超越公民大会。大多数行政委员会(“政府部门”)由议事会的成员组成。但由于这500人不可能始终待在议事会中,并且人数过多不可能组成一个有效的执行委员会,因此就有了一个内部议事会,称为“Prytany”,由分属10部族中每个部族的50人轮番组成“Prytany”,每个部族组成的“Prytany’’留在议事会中的时间为一年的十分之一。每天从这50人中以抽签方式抽出一人作为主席。如果那天公民大会正好有会议要召开,则会议由他主持,他在24小时内是城邦名义上的元首。(希腊真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的地方。在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一天,苏格拉底获得了主席的职位。当时,公民大会杀气腾腾——这样的事有时会发生,但不是经常发生——并相当不合法地要求控告整个将军委员会,理由是他们未能挽救那场成功的阿吉纽西海上战役中的幸存者。苏格拉底没有遵从民众的意见,而拒绝了对这有违常规的提案进行投票表决。)作为对行政的进一步的制约,所有离岗的行政官员都必须向公民大会作一次述职报告,非得等通过这次“审查”(audit)之后才算真正卸任。在此程序完成之前,他们既不能离开雅典也不能出售他们的财产。
    有一个重要的职务是不能通过抽签方式产生的,那就是陆上或海上军事力量的司令官。将军(strategoi)每年选举一次,尽管连选连任是允许的,并且的确常有,但是一个雅典人在这次战役中是将军,而在下一场中却是普通一兵,这样的事情也不少见。这是其基本的民主观念  “轮番为治’’的一个极端的事例。这就像工会官员每年得自动让位于下一任者一样。由于是城邦中惟一因有特殊才能而被推选出来的官员,并由于他们占据的职位又是那样重要,将军们自然在城邦事务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正是通过这个职位,同时通过其在公民大会中的个人优势,伯里克利才能领导雅典这么久。
    公民大会不仅控制着立法和行政,而且还控制着司法;就像雅典没有职业的行政人员一样,那里也没有专业的法官或辩护律师。受了委屈的人可以为了寻求公正直接起诉和他一样有公民权的人,这一原则始终保留着。地方法院受理无关紧要的小事,雅典的法院受理刑事或民事方面的重要案件。陪审团实际上是一个小型化的公民大会,其规模根据案件的重要程度变化,人数可从101到1 001不等。没有法官,只有一个纯粹形式上的主席,就像我们的“陪审团主席”(foreman)一样。没有辩护律师,辩控双方自己陈述;尽管实际上被告或辩方可以有一个专业的“师爷”(speech-writer)为他制作辩护词,但他得自己掌握并陈述。民众陪审团是法律和事实两方面裁决者,并且在雅典没有上诉这回事。碰到那些在法律上没有准确适用处罚条例的犯罪行为,如果一个庞大的陪审团无法轻而易举地对此进行量刑判决,那么如果控方胜了,他可提出一个惩罚办法,被告方也可提出一个,而陪审团则在这两者中选择一个,这可解释柏拉图《申辩篇》中提到的程序:当苏格拉底被控有罪之后,控方请求处以死刑,而苏格拉底先是建议免于处罚,后正式提出的处罚是交纳一笔少得令人觉得滑稽的罚金,而不是陪审团会乐于同意的放逐。
    我们所作的这个概览尽管简短,但它能使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基本方  面,那就是雅典城邦事务尽可能都是由业余者来管理的。公职的专职  化被尽可能地控制在相当小的范围内:事实上,专家通常是公共奴隶。每一个公民都轮流做士兵(或本手)、立法者、裁判者、行政管理者——即使做不了执政官,也定能成为议事会的成员。特别使用非专业人士管理城邦可能使读者感到荒谬,事实上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曾对此作过严厉的批评,尽管他们的批评更多地不是由于这一体制缺乏效率,而是由于它把城邦事务托付给了对“政治艺术”的主要职能完全无知的人。在他们看来,  “政治艺术”的主要职能在于使人变得更好,而这需要职业训练。
    在对专业化存有普遍厌恶感这一现象的背后,存在着一种多少有些自觉的有关城邦的理论,即人们把生活中某个适当时候参与所在城邦事务看做是一个个体对城邦和他自己应尽的责任。这是一种完满的生活的组成部分,只有城邦才能提供;只知为自己而活的野蛮人不可能拥有它,那些生活在由一个国王及其仆从统治的大帝国中开化了的“蛮族”也不可能拥有这样的生活。就雅典人而言,通过商讨进行自我管理、自律、个人的责任感,参与城邦所有方面的生活,这些事情就像呼吸对于生命一样不可缺少。
    这些事情同管理一个庞大区域所需要的代议制政府是不相容的。这也就是雅典没有像罗马那样通过吞并其他城邦而做大的原因。对雅典人来说,他应该自己作决定,然后付诸于实践,并接受由此而来的结果,这一切是作为一个自由人的生活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就是为什么雅典的大众艺术是索福克勒斯和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以及阿里斯托芬的喜剧,而我们的却是电影。雅典人习惯于处理重大的事情,一种艺术如果没有抓住重大的主题,对他们来讲,简直就是儿戏。
    对雅典政制所作的这个非常简短的叙述,可能会至少引起读者两方面的反应:所有这一切听起来是多么的业余(amateurish);还有就是,如果非得让这么一个体制运作,雅典人在公共事务上得花费多么巨大的时间量。
    我们先从前面那个观点开始。在它看来,这是由业余爱好者组成的政府体制,它是在严格意义上使用业余爱好者(amateur)这个词的,这就是说,雅典的政府体制是由那些喜欢管理和行政的人组成的。如果这样理解可能会误入歧途,因为就我们而言,像“政府”和“行政”这样的词汇是需要大写的:它们自成系统,它们是一些脑袋有病的人为之贡献其生活的职业。而对于希腊人来说,它们仅仅是城邦生活的许多方面中的两个方面而已。参与城邦事务不仅是一个人对城邦应尽的责任,也是对他自己应尽的义务,同时这又是一件极为有趣的事情。这是完满生活的组成部分。这就是为什么雅典人从不雇佣专业行政人员或法官,即使他们可能会有所帮助。城邦是一种超级大家庭,而家庭生活意味着直接参与家庭事务和家庭建议的商讨。对城邦的这种态度也就可以解释为何希腊人永远不会像我们所说的那样“发明”代议制政府。他有必要再去“发明”大多数希腊人努力奋斗所要革除的事情——即被某些人所统治吗?
    但雅典的政体是不是属于另一个意义上的业余水准?  它是否缺乏效率和能力,或者不能做到前后连贯?  如果我们对政府管理水准的要求不是完美,而是像平常可以看到的那样,我想,对这个问题我们能够回答说“不”。政体是稳固的,它相当容易地能够从两次由战争失败的压力而引发的寡头暴动中恢复过来。它赢得并控制着一个帝国:它征收帝国的税款;它牢牢地控制着帝国的经济、财政和货币;它看来还保持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某些政府从未达到过的公义水准。它输掉了一场至关重要的战争,这不是因为缺乏胆量和勇气,而是由于判断上的严重错误,这些错误是任何形式的政府都容易犯的。根据所有这一切,按照效率和能力的一般标准,在这逻辑上的实验中,民主政体不能不说是成功的。
    雅典人会把接受所有这些能力和效率的考验看做是理所当然的事,  并且他们还会加上一个:这个体制是否能够保证普通公民有一个相当好  的生活?  这就是说,除了那些我们现在指望政府为我们做的事情之  外,它能否激发他的才智,满足他的精神需求?  雅典人对这个问题的  回答是不会有任何犹豫的。像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这样的哲学家则提出一种更为彻底的测试标准:这个政府形式能否促使其国民向善?  柏拉图在《高尔吉亚篇》(G。rg诅s)中说道,地米斯托克利、西门和伯里克利  “使城邦充斥着防御工事和那种类型的垃圾”,但在实现政治家的首要责任方面却可悲地失败了,这个责任就是使公民变得更有德行。但极少有政府会把目标放在这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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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从更极端的方面来考虑能力和效率的标准的时候,有两点我们必须记住。一是城邦的规模小。公民大会这一雅典的地区性会议,如同现今的一个生气勃勃的地方议会一样,主要处理的是那些许多与会者对其至少有着直接个人知识的问题。加之当时的事情远没有今天复杂——当然这不是指智力和道德方面的事情,这些事情的复杂性古今无异,这主要是指组织机构方面的复杂性。如果宣布开始战争,那无须  “调动全国的所有资源”,也没有多如牛毛的各种委员会和堆积如山的各种文件;对雅典人来说,战争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只要回家拿起他的盾牌和长矛,带上他的口粮到指挥官那里去报到就行了。公民大会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那就是在超出其成员个人知识范围之外的事情上所作的决策。尽管(就像修昔底德所讲的那样)极少有人知道西西里到底在哪儿,究竟有多大,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中期,公民大会还是作出了入侵西西里这一灾难性的决定。
    我们必须记住公民大会的所有成员,除了那些最年轻的之外,在处理各种各样的地方及部族公务和法庭事务方面都有着第‘手的经验,并且每年有500张新面孔入主议事会,他们起草提交大会的法律草案,接待外国使团,处理财政事务以及所有其他可能的事务。如果认为雅典在正常情况下估计有3万公民这个数目靠得住的话,那么显而易见,雅典的任何一个公民几乎都有可能在议事会中服务一年。事实上,公民大会主要是由那些根据其个人经验明白自己在说些什么的人组成的。
    这使我们想到第二点,即普通希腊公民是怎么匀出时间来做这些事情的。他不是超人,每天只有24小时,这是千古不变的。这显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希腊人,就像所有距今久远的古代开化了的人群一样,是奴隶主。许多从没有读过阿里斯托芬的作品,而只读过《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人由此推断出阿提卡的文化是由奴隶供养的一个有闲阶层的产物。这种看法对于我们这些拥有如此强大的经济力量而真正的文明程度却很低的现代人来说,或许是一种安慰,但这一看法基本上是错误的。在希腊的奴隶制同由于乡村人口锐减而必须依靠奴隶劳动而存在的罗马大庄园(1at订un山um)制之间,很少有相似之处。
    首先,农业奴隶制在希腊几乎已不存在于。传统的生活方式尚有活力,公民拥有自己的土地,而对这样的小规模的农庄来说,奴隶制能带来的好处极其有限,因为奴隶吃掉的和他生产的几乎一样多。一个成功的农场主,与其在城中的同俦一样会有几个奴隶,但几乎都是用于个人生活和家务方面的。雅典人外出购物会带一个奴隶—』口果他能负担得起——去给他提东西,同时有一个或两个,男的或是女的奴隶留在家中充当“仆人”和保姆。这给生活增添了愉快轻松的气氛,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文明的发展,就像我们雇佣仆人,以便让中产阶级的妇女在下午能有时间打桥牌,教授能有时间写书;但奴隶绝对不是阿提卡经济生活的基础。一个现代权威人士L19]估计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阿提卡约有12.5万个奴隶,其中6.5万个,也就是一半以上用于家庭生活。戈麦教授估计同一时期雅典18岁以上的男子的人数约为4.5万人,由此推断当时雅典的总人口是10万人多一点。这就是说,平均每人可以有约半个奴隶,但无法估计有多少个家庭拥有多名奴隶以及多少个连一个都没有。戈麦教授估计,在其他的奴隶中,5万名被用于工业,1万名用于采矿。采矿业的奴隶受到的对待是极端冷酷无情的,这也是雅典普遍人道上惟一的一个严重的污点。总的来说,雅典人的奴隶是相当自由的,他们在法律上受到的保护比美国黑人(Negro)公民还要多L20/,以至于一个斯巴达人嘲笑说,在雅典的街头,你无法辨别哪一个是奴隶,哪一个是公民。但在矿上,奴隶常常劳作至死:其工作条件比我们最冷酷时代的工厂的条件还要恶劣得多——尽管一个雅典的辩护者或许会合情合理地指出,至少雅典人不会假惺惺地说这些牺牲者是有着不朽灵魂的合法公民,并且只有最粗鄙的奴隶才会被派到那里去。但这是可怕的事情,其产生的原因,毫无疑问,部分是由于这是属于“眼不见,心不烦”一类的事情,部分是由于离了这个,矿上就根本无法开工。绝大多数的文明都有其所独有的可怕的事情:我们的道路交通每年要造成4 000名公民身亡,这是由于我们只能继续现有的生活方式。虽然理解这些未必就是宽容这些,但试着去理解总没有什么坏处。
    估计有5万名奴隶被用于工业,就其同总人口的比例而言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如果我们大不列颠能有同样比例的产业奴隶——这就是说有1 000万个——我们应该都能生活得极为舒服,但由于经济规律的作用,可以断定,我们将生活得比以前更糟。而要对这5万名奴隶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影响作出合理的估计,我们应该想到,在缺乏机器设备的情况下,扣除他们所消耗的,他们的劳动所创造的产品剩不了多少可供他人生活;他们的存在却对经济和社会有所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大。就使用工业奴隶而言,存在着一个能起非常有效限制作用的事实:在生意清淡的时期,一个无工可做的奴隶纯粹是一种经济损失,主人不得不养活他,而他的资本利用价值很低。于是我们发现,一般的  “工厂”既使用工也雇佣公民,公民是可以“辞退”的。事实上,雅典  “工厂”始终是一个很小的实体:如果它拥有20个奴隶,那可真是一个大机构了。真得感谢刚发现不久的一批碑铭,从中我们正好能了解有关雅典卫城一些建筑的建造业务方面的情况。由于知道雅典是一个拥有奴隶的国家,我们会就此胸有成竹地料想,帕台农神庙和厄瑞克忒翁庙(Erechtheum)以及其他建筑,每一个都是由一个使用大批奴隶的承包商承建的。但仔细想一想,你会发现这样的猜测或许是很愚蠢的,难道这些如此肃穆、如此优雅、如此充满才智的建筑和雕塑会是由奴隶主创造出来的?  这些建筑与埃及金字塔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发现事实上不但没有像我们料想的那样,而且反倒有一些看起来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些建筑是由数千个独立承包者共同建造的。一个公民带上一个奴隶,承包从彭特利库斯山(Pentelicus)运送10马车大理石来的任务;或者一个拥有三个奴隶的公民雇佣两个雅典人,负责雕刻一根柱子上的装饰性凹槽。奴隶制就像一个辅助引擎,对雅典社会有所帮助。但说它是雅典经济的支柱那是严重的夸大其词;同时,说它造就了雅典的社会氛围并使普通公民远离艰苦的劳作,那也是荒谬的。它能起到的作用就是让工资保持在低水平上,因为如果最终还是购买奴隶合算,那就没人会去雇佣自由劳动力了。但拥有奴隶毕竟是一件麻烦事。
    其次,在我们探寻究竟是什么使雅典人看来拥有大量空闲时间的时候,我们必须只能给予奴隶制以适当而非过多的重视。因为蓄奴充其量不过是使那些本来生活已经相当舒适的人更为空闲一点而已。我想真正起到重大作用的是他们的生活标准。雅典人的生活标准极为简朴,甚至那些非常富有的人也是如此。他们的房屋、家具、服装、食物简朴到了不列颠的工匠都不屑于接受的程度。当然,在不列颠的气候条件下,靠这些东西也确实无法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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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器设备使我们能够拥有许多希腊人所没有的东西,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它有利也有弊。我们现在考虑的不是舒适而是闲暇——希腊人除了荣誉之外最看重的东西。说机器设备的使用从总体上大大地增加了我们的闲暇,这不是事实。机器的使用大大地增加了生活的复杂性,因此由于使用机器生产而节省下来的时间,其中很大部分又得用于应付那些由机械时代带来的额外的工作。
    第三,读者可以算一算,我们用于支付诸如长靠椅、领饰和领带、睡衣、自来水、烟卷、茶叶以及政府机关这一类事物所需的费用,如果折合成工作时间,将在我们的总工作时间里占据多大部分,而希腊人根本没有这些东西;除此之外,还得考虑到那些希腊人不必做而我们却要做的费时的事情,比如读书读报、每天上班的路程、琐碎的家务事、修剪草坪——在我们的气候条件下,草是社会和智力生活中最令人头疼的敌手之一。再者,在希腊,日常例行工作的安排不是根据时钟而是太阳,因为那里还没有有效的人工照明。正所谓日出而作。柏拉图的惜罗塔哥拉篇》(Pr。tag。ras)中就曾提到,一个热心的年轻人急切地要去拜访苏格拉底,由于去得太早,苏格拉底还在被窝里(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床上,可能蜷缩在他的大氅里),这个年轻人只能摸到床边,因为那时天还没有亮。柏拉图明显觉得这次拜访确实早了些,但也没有什么太不了的。我们或许会羡慕雅典人在下午可以有两小时时间呆在浴室或运动场(一个宽敞的、公众为自己建造的体育和文化中心)里。我们不可能从一日中抽出时间来干这些事情。我们不行。相反,我们7点起床,刮脸、吃早餐,然后穿着打扮,非得到8点半才算一切就绪。而希腊人天一亮就起身,把他睡过的毯子抖开,优雅地披在身上当做服装,既不刮脸也不吃早饭,只需5分钟就万事齐备。事实上,午后对他来说不能算是日中,而是离一天的结束已很近了。
    最后,我们应该了解到,在雅典,许多形式的公共服务都是有报酬的,就连出席公民大会也是如此。事实上,雅典人早就发现了我们直到本世纪才发现的规律,那就是如果我们想让普通公民放弃私人时间去从事公众事务,我们必须给予一定的补偿——不过我们还未能设立一种公共基金,以便使穷人有钱去国家剧院,当然,我们也没有这种国家剧院。议事会的成员、执政官和其他官员,以及在法庭上工作的陪审员都能获得适度的报酬,这笔款子由公共基金提供;这些资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帝国带来的好处。看来我们能够明确断定,在前4世纪,在阿提卡的产业和贸易方面,雅典公民只扮演了一个小小的角色,而外来定居者则起了很大作用,其原因并不是因为雅典人是靠奴隶生活的,而是因为他们更多地是依靠城邦生活的。
    这是一次永远不可能重复的在民主政府方面的实验,除非这个世界上能够重新兴起一批步行两天就能横穿其领土的独立的小国。雅典人确信,他们的治国之道,能够使直接亲身参与管理所有城邦事务的愿望得以最充分合理地实现,这听起来几乎就像是对人类天性中的弱点所作的一次蓄意的挑战。一个民族是否有可能拥有足够的智慧和自我控制能力来明智地处理她自己的事务?  一个民族能否控制一个帝国及其财政,而其自身却不会因此逐渐腐败?  困扰一个民主制度的不良诱因和危险事物有哪些?  在建立民治政府方面,雅典几乎是一个实验室里的实验范例:撇开它距今年代久远、离我们路途那样遥远,并且使用的是一种死语言这些因素,它差不多就可以说是值得我们今天去花功夫研究研究的。 

    第八章
    一  战火中的希腊人
    希腊世界如今出现了分裂:一边是人们公开称之为一种“暴政”的雅典帝国;另一边是由斯巴达和一些支持斯巴达的城邦(主要是位于维奥蒂亚地区的)组成的伯罗奔尼撒同盟。雅典帝国在海上称霸,而伯罗奔尼撒同盟则称雄陆地。前者主要由伊奥尼亚人组成,后者为多里安人的集团,但这种人种上的分别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雅典人爱好——甚至可以说是坚持——在其同盟内部实行的民主制度,而伯罗奔尼撒同盟则偏爱寡头政体,或至多能容忍那种有限的民主制度。当时在希腊存在着一种普遍的看法,雅典对其名义上的同盟者的自治权进行了难以容忍的限制;也正是这种看法使斯巴达自告奋勇地跳将出来充当希腊的自由斗士。同时,雅典与科林斯之间存在着贸易上的冲突,科林斯害怕她在希腊西部的生意遭受到威胁。事实上,正是科林斯人说动斯巴达人向雅典发起挑战的。我们在上文中引述的描绘雅典人个性的演说辞,正是在此场合下由一个科林斯人在斯巴达说的。
    这场战争是希腊城邦史中的转折点。从前431年到前404年,战争几乎断断续续地持续27年之久。除了几次短暂的间隙,战火几乎燃遍希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爱琴海、哈尔基斯(Chalcidice)及周边地区、维奥蒂亚、伯罗奔尼撒沿海地区、希腊西北部、西西里——在那里,两支强大的雅典远征部队举军皆墨;另外,除了为一线防御工事所围绕的雅典城和比雷埃夫斯之外,阿提卡的所有其他地区都被放给了斯巴达军队,并遭到他们蓄意破坏。战争爆发的第二年,原来居住在阿提卡乡村地区的人们被迫放弃家园,跑到城里,随便找个能住的地方住下,以.避战火。也就在这个时候,一场瘟疫爆发并肆虐达数月之久。修昔底德(他也曾染上瘟疫,但最终得以痊愈。)以显然是平静的方式叙述了那至今令人毛骨悚然的场面。他特别描述了由瘟疫导致的道德崩溃。在这一苦难时期,对法律、宗教、诚实和规范的应有的服从早已消失殆尽了。约四分之——的城邦人口就此死去,其中包括伯里克利。但雅典还是从这次打击中恢复过来,扫清海上通道,定期输入粮草,派遣海军和陆军出战,并且有两三次,能以有利的条件取得和平。直到发生瘟疫之后25年,雅典才耻辱地失去她最后的舰队,不得不听凭斯巴达的摆布。
    然而在这一时期所有的日子里,城邦生活照常进行。所有重要的  事情无一例外地由公民大会决定。将军的选举,第二、第三和第四前线的展开,和平条件的讨论,对来自前线的报告的处理等等,都必须通过这个由所有公民组成的公民大会。除了在战争期间的惟一一次例外,这一原则从未被打破。这次例外就是,当雅典人在西西里遭到灭  顶之灾之后,公民大会受骗上当,把权力移交给了一个小一些的团体,而事实上这个团体的幕后操纵者是一个强硬的寡头集团。他们的恐怖统治只维持了数月,旋即被推翻,同时,一种有限民主被采用;然而,先前的公民大会很快又重掌大权,向所有公民开放。
    不仅城邦的政治生活,而且精神和艺术生活也照常进行。对那些  还记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文化生活的崩溃状况的人来说,想一想  雅典人在战时的表现,再回忆一下我们自己——神经高度紧张的当局关  闭了一切可关闭的设施(除了商业,它倒是“一切如旧”),公众迷狂的  情绪使得听贝多芬和瓦格纳的音乐变成了不爱国的举动,愚蠢透顶的新闻检查,戏剧水准的严重下降——这真让人觉得耻辱。处在生死关头的雅典人,尽管敌人就在附近,甚至已在阿提卡安营扎寨,尽管已有相当一部分公民被杀死、家庭被毁,他们依旧保持着他们的那些节日庆典,这不是一种自我放纵,而是他们为之战斗的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索福克勒斯为雅典人而作,并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戏剧,没有一字一句提到这次战争,依旧思考着人类生活和人类天性方面的终极问题;欧里庇得斯向人们揭示了胜利的空洞和复仇行为的丑陋;最令人吃惊的是阿里斯托芬,在他那将理智、想象、滑稽、抒情诗般的美,闹哄哄的诲淫场面,以及高晶位的游戏诗文有机融合在一起的喜剧中,他对公众领袖、将军和拥有无上权力的人进行了嘲讽,表现出他对战争的厌恶和对和平的向往。
    但在另一方面,在战争的最后几年中我们发现,正如先前他们有许多值得我们仰慕的地方一样,雅典人也有不少让人觉得遗憾和可以加以指责的地方。在这一时期,同样是这个民族,却被党派之争搞得四分五裂;他们把自己托付给聪颖而没有操守的亚西比德L剩(Alc叔ades)——他先是背叛雅典投向斯巴达,后又背叛斯巴达回到雅典;他们能从败局中取得明显的胜利,但又错失胜机并粗暴地攻击那些曾为他们取得胜利的将军们;他们始终表现出勃勃生机,但又似乎是由于某一天的疏忽而丧失一切。历史上很少有几个事件比这次战争更能揭示出人类天性的长短之处,而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点,几乎全得归功于那个时代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天才。
    与其对这场战争作一表面的叙述,我宁愿移译或意译修昔底德的  《战争史》中的几个片段,希望能使读者对其本人,对战斗中的希腊人,对战争中的雅典公民大会及其对市民生活带来的影响,对在战争压力下雅典精神悲剧性的衰亡等有一些印象。修昔底德是一个出身高贵而富有的人,他赞美伯里克利,但并不欣赏他的继任者。在战争的初期他做过将军。同时,他又是一个其精神、思想能令读者留下极为深刻印象的作家。就才力的集聚和理解事物的深刻度而言,除他之外,只有两位希腊作家堪为其俦:一个是埃斯库罗斯,而另一个就是那位创作咿利亚特》的诗人。
    我们可以从修昔底德对一次在公民大会中发生的争论的记录开始,这次辩论就发生在战争即将爆发之前。当时,一个来自斯巴达的使者向雅典人提出了——些明确的外交上的要求,尤其是要他们废止对伯罗奔尼撒同盟成员麦加拉的贸易禁令。最终,斯巴达的最后一个使团来到雅典,其成员即拉姆斐阿斯(Rhamphias)、密利西配斯(Mcles中江us)和阿哲桑达(Agcsandcr)。他们并没有提起斯巴达人先前要求过的事情,而只是说:“斯巴达希望和平,只要你们能让希腊人自由,那么和平将持续下去。”雅典人[z]召集公民大会并讨论这件事情,决定把这些要求整个儿一劳永逸地讨论一下,然后给斯巴达人一个答复。许多人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发了言,其中一些人认为战争是必要的,另外一些人则提出麦加拉法应该废除,不能让它成为和平的障碍。最后,桑西巴斯(Xant儿即us)的儿子伯里克利走上前来,他是当时的公民领袖,无论在言辞还是行动上,他都是最有能力的。他向人们提出的建议是这样的。
    我始终坚持同样的观点,那就是,我们不应该向斯巴达人作出
    任何让步,尽管我知道,那些被说服后同意宣战的人们在战争中会
    改变主意,并听凭不断出现的事件改变他们的判断。但是,我清
    醒地知道我必须向你们提出与以前一样的建议,并且,我向那些被
    说服而投票赞成战争的人提出这样一个要求,这就是,如果我们遭
    遇挫折,你们仍要支持我们共同作出的决定;而且,如果我们取得
    胜利,你们也不能要求别人承认你们有特别的才智,因为我们的行
    动和决定经常会带来一些非常难以预料的结果,因此,当事物以与
    我们预料结果相反的形式出现时,我们只能归因于命运。
    在陈述了这样一段赞扬判断中应有的坚定性和谦逊态度的引言之  后,伯里克利进而提出一些深思熟虑的论据,以证明任何让步哪怕是一  个极小的让步都会被理解为是一种胆怯的表现,并会由此带来一系列新  的要求;同时,即使战争不可避免,伯罗奔尼撒人也无优势可言,因为  他们缺乏资源和联合。“如果我们是岛上的居民,”他说,“那有谁会  比我们更难以征服呢?  因此我们应该把自己当做是生活在海岛上的  人;我们应该放弃—剿1的土地和房屋,保卫海疆和城市[3),而不要为守卫阿提卡作无谓的冒险。我们应该悲伤的不是房屋和土地的损失,  而是人民生命的丧失,因为不是物比人而是人比物更重要。如果我认  为我能说服你们去做的话,我将会劝你们走出去,亲手把那些东西毁  掉,由此向伯罗奔尼撒人表明,他们是不会因此而得到胜利的。只要  你们不再试图获得更多领土,我可以有许多理由相信我们必将取胜;我  所害怕的不是敌人的战略,而是我们自己的错误。”看到他的发言肯定  不会遭受到反对的答复,伯里克利于是坐了下来。公民大会的最终决  定如下:“雅典人认为他提供了最好的建议,表决结果如他所愿。”斯  巴达的使节就此打道回府,再也没来过。
    底比斯对普拉蒂亚的突然袭击使战争骤然爆发,对此我们将在后文中加以叙述。斯巴达人侵入阿提卡,他们在阿卡奈(Acharnae)驻扎下来,蹂躏那里重要的乡村和市镇。“当雅典人发现敌人的军队就在阿卡奈,离城仅6英里之遥,当他们亲眼看见敌人蹂躏自己的土地——这样的事情年轻人从未见过,老年人也不过在希波战争时才有所见闻——便觉得无法忍受,并感到一种奇耻大辱。所有这些人,尤其是年轻人,决定不再容忍下去,而要冲出去与敌人交锋。职业预言家们叙述各种各样的神喻,人们热切地倾听着。阿卡奈人知道雅典军队的一大部分是由他们组成,便竭力主张出兵,因为正是他们的土地在遭受着破坏。整个城市处于紧张状态之中。人们对伯里克利感到恼怒,忘却了他给他们提出的忠告;他们咒骂他,因为他是将军,并且拒绝率领他们出战;他们认为他应对当时所发生的一切负责。伯里克利看到雅典人处于愤怒和非理智的状态之中,他非常肯定他拒绝出战的决定是正确的,因而他没有要求召开公民大会或任何其他正式会议,以防雅典人在狂怒而非明智的心境下作出错误的决定。于是,他专心致力于加强城市的防务,并努力使整个城市平静下来;但他不断地派遣骑兵出去,不让敌军迫近城市的临近地区。”这年的晚些时候,他作出了反击,派遣一支舰队去骚扰伯罗奔尼撒的沿海地区。
    我之所以要引述这一事件,其原因在于——毫无疑问,也正是这个原因驱使修昔底德对该事件加以叙述——它表明在雅典的生活方式中,防止愚蠢行为的保障是多么不稳定;事实上,除了依靠老百姓的整体的正确判断力之外,几乎别无可待。民众的某一种强烈的意愿——“马上开辟第二战线”——不是通过涂刷在墙上的言辞或报纸上的鼓动宣传表达出来的,而是将其直接提交公民大会讨论,然后立即付诸行动。这本身促进了一种责任感的增强;任何一个公民提出一个请求,比如,  “马上开辟第二战线”,人们就将要求他讲清楚如何开辟,在哪儿开辟,依靠什么力量来开辟等有关问题。“国家”不是一个仙女般的女监护人,由专家们管理着;它是男主人和围坐在他四周,倾听他的高论的男人们。
    当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进一步拉大了不同阶层之间——不是贵族与平民之间,也不是穷人与富人之间,而是欣欣向荣的商业和工业阶层与饱受摧残的农业阶层之间——的鸿沟;当城邦领导人不再是像伯里克利那样富有远见和卓尔不群,而是才智平庸、精神猥琐、喜欢煽动和利用而不是约束民众的突发情绪的人,那么这些防止愚蠢行为的保障就不怎么靠得住了。
    战争第二年,雅典人再次面临一个关键时期,这也是他们所经历的最黑暗的时期之一。不仅斯巴达人第二次侵入阿提卡地区,而且恰在此时,一场可怕的瘟疫席卷雅典——这是伯里克利的策略所造成的后果,对此他本人没有预料到。“……他们改变了主意,并开始谴责伯里克利,认为是他说服他们走向战争,他是造成他们不幸的祸根。他们急于与斯巴达媾和,甚至派出了使团,但没有成功。绝望之余,他们粗暴地反对伯里克利。伯里克利清楚地知道他们对他的恼怒,事实上他们现在的行为正如他先前所预料的一样,于是,他召集了一次公民大会(因为此时他在将军任上)。”
    伯里克利的这篇演说(即使是修昔底德的摘要,篇幅都显得太长,在这里无法引用)是非同寻常的,绝望的人们居然就此接受了它。一个民众领袖以如此高傲的语调进行演讲,并且完全依靠说理的方法——在我们现今这个时代说理是不管用的——这的确非同寻常。这篇演说的大意如下:
    我之所以要召集这次特别会议,其目的在于使你们记起某些事
    实,并反对你们的一些错误。你们得牢记,城邦的繁荣昌盛远比
    个人的飞黄腾达来得/重要,因为如果个人发达而城邦败落,那么个
    人将随之败落;但如果一个公民遭遇不幸,而城邦却没有,那他的
    未来还是非常有希望的。
    你们由于个人的痛苦而恼恨我,因为是我说服你们开战。为
    此,你们也恼恨自己,  因为你们投票赞同我。你们同意我对我自
    己的看法,也就是我比一般人更富有远见,更有演说才能——一个
    人如果不能清楚地表达他的想法,他恐怕也就不会有什么远见卓
    识——更爱国,为人更真诚。而如果你们投票支持我是因为你们
    认为我就是这样一个人的话,那么你们指责我伤害了你们,这是不
    公正的。我还是我,改变的是你们。一场灾难降临到你们头上,
    你们就不能坚持你们在一切太平时选定的政策,是你们缺乏坚定性
    才使我的策略看起来像是错了。出乎预料的事情最容易让人失魂
    落魄。
    你们拥有一个伟大的城邦和巨大的声望,但你们必须配得上这
    些。世界的一半——海洋是你们的。你们必须把阿提卡仅仅当做
    是一栋大厦周围的一个小花园。如果你们在需要为拥有特权而付
    出劳作时畏缩不前,那么你们就别想沾光;同时,你们也不要指望
    能安全地放弃这个事实上是靠暴力维持的帝国。对你们而言,放
    弃帝国就意味着奴役。
    对于来自敌人方面的打击,我们必须勇敢地抵御;而对于神明   所降的灾祸,我们只能驯/顷地忍受。你们不能因为那出乎意料之
    外的灾难而谴责我,除非你们将把所有由于运气而得到的胜利同样
    归功于我。
    “通过这篇演讲”,修昔底德说,  “伯里克利试图平息雅典人”对他的愤怒,并引导他们的思想离开目前的痛苦。在政策方面,他们接受了他的劝告,不再遣使求和……但他们对他的公开的恶感依旧存在,直到他们罚了伯里克利一笔钱才心满意足。然而事后不久——民众就是以这种方式行事的——他们再次选他为将军,同时把所有的事情都托付给他。
    如果我们考虑到这场瘟疫与发生在伦敦的那场同样可怕,加上由于敌人在外,雅典人只得羁留在防御工事之内,因而他们的境遇更糟,那么对于这个能对他的人民说出这样一番话的人,我们真得敬佩他的伟大;同时,对于这样一个民族,当她处在如此境地中还不仅能倾听这样一篇演说,而且居然真的能接受他的劝说,我们确应佩服其伟大。尽管雅典的民主制有缺陷和失败之处,但要作出一个真实的评价,就应当考虑到它对雅典人的心智力量和道德力量的作用。你也许可以认为它已经失败了,但如果要说你的这个判断是正确的话,那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行;即这更多的是人类天性能力方面的失败,而不是其作为一种政治体制的失败。
    几个月以后伯里克利染上瘟疫,不治身亡。修昔底德以他那有节制的文体一再高度赞扬这个非常伟大的人。他让伯里克利与其继任者形成了对照。那些继任者无视伯里克利在战争期间不要试图去扩张帝国的劝告,  吁目反,出于个人野心和为了个人利益,他们在处理雅典和同盟两方面事务时,都遵循了有害的政策,干了不少对赢得战争毫无益处的事情。即使这些事情成功了,那也不过是给某些个人带来荣耀和利益;而如果失败了,这对城邦赢得战争是有害的。”
    我们必须为一两次“国会辩论”留出一些叙述空间。前428年,累斯博斯(Lesb。s)起来暴动。累斯博斯是一个大岛,米图莱涅  (M“ylene)是它的首府。它是极少几个“独立”同盟者之一,它的背叛  对雅典来说是一次致命的威胁。累斯博斯人曾指望依靠斯巴达人的帮  助,但斯巴达人始终没来,于是暴动被粉碎,累斯博斯人只得听天由  命。对他们将如何处置?  这得由公民大会来决定,而当时公民大会中  的主导人物是一个唤作克里昂(C1eon)的皮革制造商(阿里斯托芬曾把他  当做一个凶暴而目不识丁的小丑加以无情讽刺)。他显然是一个能干的  人,并且能言善辩——尽管不符合伯里克利式的传统——要不然他就不  可能在公民大会中有个人的影响力,但他是一个心灵鄙俗的粗坯。他  说服雅典人必须采取“强硬路线”,于是那天晚上,一艘船被派往米图  莱涅,船上携带着给雅典指挥官的指令,命令他处死所有累斯博斯的男  子,女人和孩子卖作奴隶。
    “第二天雅典人后悔了,他们觉得灭绝整个城邦而不是仅仅处死有罪的人,这样的处罚是残忍和是非不分的。”来自于米图莱涅的使团利用人们的这一情绪,并且在一些雅典人的帮助下,说服了某些权威人士立即再次召集公民大会讨论此事。
    在正反双方各自作了一系列演说之后(对此,修昔底德没有记录),克里昂起身发言。他的发言约略摘要如下:
    这场辩论只是让我更加坚定我的信念,那就是,一个民主政体
    没有能力统治一个帝国。你们的同盟者不是出于能够从中得利的
    考虑,而是畏惧你们的实力才加入同盟的,因此,你们的任何怜悯
    之情不但不会赢得他们的感激,相反只会被当做是一种软弱的标
    志。一旦发现反叛有可能不会受到惩罚,其他同盟者也将会反
    叛。缺乏坚定性是最严重的政策错误。与时常改变法律相比,始
    终坚持执行坏的法律倒要更好一些;原先决定了的事必须贯彻到
    底。头脑迟钝的人比那些聪明人能更好地治理国家。因为前者乐
    于遵守法律,并能以诚实和务实的态度对各种政治言辞作出判断;
    而那些头脑灵活的人总试图使自己表现得比法律更聪明,他们把演
    讲当做是展示自己口才的机会。那些重新挑起这场辩论的人,毫   无疑问会力图证明米图莱涅人的所作所为是对我们有所帮助而不是
    有所伤害的。你们错了,因为你们把这讨论重大事件的场所当成
    了表演的戏台。米图莱涅对你们造成的伤害比任何一个其他城市
    都大。他们的反叛没有任何合理的借口和理由,完全是一种充满
    恶意的举动。他们罪有应得,  因为他们的行动是蓄谋已久的,  只
    有迫不得已的反叛才能获得原谅。我们没有必要愚蠢地将贵族和
    平民分开对待。平民也加入了反叛者的行列。如果反叛成功,他
    们将从中获益;既然失败了,那就得让他们付出代价,否则,你们
    将失去所有同盟者。•  怜悯那些也能怜悯我们的人,那是适当的;
    对于不共戴天的仇敌,我们绝不能怜悯。宽大为怀、不念旧恶的
    态度应该给予那些将来能成为你们朋友的人,而不应该给予那些始
    终对你们充满仇恨的人。对演讲术的迷恋是阻碍帝国发展的第三
    大障碍,并且演讲术是能用钱买到的L叫,因此,还是让那些聪明
    人在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上施展他们如簧之巧舌吧。
    好一篇聪明的演说辞,用差不多足够的事实部分地掩盖了其媚俗和宣扬暴力的本质,但如果伯里克利在场,克里昂还敢说出这样的话,那是令人无法想象的事情。
    他遭到了一个人的反对,这个人从未有人在别的场合中提到过他,但他的名字值得流传下来——修昔底德使其名不朽:攸克拉底(Eucrates)的儿子戴奥多都斯。
    匆忙与愚蠢为伴,狂怒与思想幼稚及禀赋低劣并生;这两者是
    明智决断的敌人。凡是主张言辞不是行动指南的人,若非笨伯便
    是不诚实的人;如果他认为可以不用言辞就能表达他对将来和不能
    确定的事情的看法的话,那么,他是一个笨伯;如果他知道不能明
    火执仗地提出一个有不可告人目的的主张,而只能代之以诽谤的方
    式来攻击其对手迷惑其听众的话,那么,他是一个不诚实的人。
    说别人是受了贿赂才跑来炫耀辞令,这是最恶毒的污蔑。我们可
    以责难发言者的无知,而不能以受贿来攻击他。否则,即使他成功了,仍会受到怀疑,而一旦他失败了,就会被看做是一个既无能又不诚实的人。如果这样的话,为其城邦出谋划策的聪明人的言路会被堵塞,一个真诚地提出来的明智的建议,会和一个非常之坏的建议一样遭到人们的怀疑。
    但是我起来发言的目的既不是为了保护米图莱涅人,也不是为  了责难任何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他们犯了什么罪,而在于我们  自己的利益,我们更应关心的不是现在,也不是他们究竟该受到何  种惩罚,而是将来,以及怎样处置他们才对我们最有利。克里昂  庄张处死他们对我们最有利,因为这样可以阻止别人反叛,而我的  看法与之截然相反。
    许多城邦都用死刑来惩处多种犯罪活动,但还是有一些人会怀  揣着成功的希望,照样冒天下之大不韪;同样,如果不是确信能够  取得成功的话,没有一个城邦会起来造反。无论在公共还是私人  事务上;人类都天然地易于犯错,而一味加重刑罚并不能阻止这一  切的发生;贫穷迫使人们铤而走险,由于财富而带来的傲慢自大会  激发人们的野心,生活中的其他一些境遇.也同样会引发人们的冲  动。希望暗示人们可以去尝试;欲望为虎作伥;幸运常以意外的  成功为饵,驱使人们贪得无厌,并使人们不顾其能力的限度,作出  种种冒险的举动。再者,每一个个体在与别人共同行动的时候无  不想最大限度地实现他自己的想法。让我们不要由于过于相信死  刑的作用而做出愚蠢的事情,我们不应该剥夺反叛者悔过自新的机  会。到目前为止,如果一个反叛的城邦发现成功无望,而它自己  还有能力向我们赔款求和的时候,它会投降;而克里昂的政策将迫  使每一个反叛城邦都顽抗到底,到时候留给我们的只是一堆废墟。再说,如今每一个城邦中的平民阶层都对你们非常友好,因此,一  旦贵族起来反叛,平民不会加入他们的行列,即使加入了,也是被  迫的。米图莱涅的平民没有协助反叛者,当他们拿到武器,他们  马上就会将城邦交到你们手中。如果你们现在杀了他们,那么,
    你们是在干一件令贵族们得益的事情。
    我并不希望你们为怜悯和宽容的心情所支配,在这一点上我和
    克里昂是一样的。但我要求你们严肃、冷静地审判为首分子,其
    余的人则免受处罚。这才是一个有利的政策,一个有力的政策,
    因为一群善于审时度势地对付其敌手的人,远比那些不顾一切采用
    暴力行为的人更加难以战胜。
    投票结果,戴奥多都斯获胜。
    他们于是立刻另派一条战船全速前进,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米
    图莱涅免遭灭顶之灾,因为第一条船已在一天一夜之前就出发了。
    米图莱涅的使团给水手们提供了酒和大麦饼,并许诺如果他们能抢
    先到达,将得到重赏。永手们热情高涨,他们吃喝的时候还在继
    续划桨,并轮流睡觉。幸好没有逆风,加上第一条船上的人们由
    于担负着一个如此令人厌恶的使命并不急着赶路,而这第二条船却
    拼命追赶,结果,当帕撤斯(PacLes,雅典指挥官)读完命令正准备
    执行时,第二条船赶到了,及时阻止了这场大屠杀。米图莱涅险
    遭不测。
    这场辩论它的起因和结果,都约略地显示出雅典人对许多方面问题的深思和反省:在这些文明的希腊人中对好战的野蛮行为的反省——这种反省在我们现在这个文明时代之前,几乎没有其他人作过;当普通公民被召集来决定这个重大而复杂的事件的时候,对雅典完满的生活方式进行深思。无怪乎雅典人要痛恨专制暴政和寡头政治,因为它们剥夺了他全面参与城邦事务这一有趣而必须承担起责任的活动的权力,而这正是公民得以进行自我保护的惟一武器。让我们进一步思考一下戴奥多都斯的发言。首先,其中完全没有以情动人的倾向:戴奥多都斯没有向人们描绘这样一幅悲惨的图景——一排排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累斯博斯的海岸上,成群悲泣着的孤儿寡母被驱赶人牢笼;他只是强调他的论点是建立在于已有利——也就是常识——的基础之上的。但据此就断言戴奥多都斯以及大多数雅典人只是沉迷于权术的冷血动物,那则是  一种非常错误的看法。正是参加过这场辩论的同样的一群人,完全有  可能在未来的一个星期里相遇在剧场中,共同观赏欧里庇得斯创作的一  部像《赫卡柏》或《特洛伊妇女》那样揭示报复行为之残忍和无意义  的、由官方牵头并经过在任执政官遴选的戏剧。我们没有理由猜想戴  奥多都斯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因为在他看来,这个场合需要的是理  性而不是感情,他反驳克里昂所依靠的不应该是展示更为适当的情感,  而是运用更为精确的论据。就这方面而言,这篇演讲与希腊诗歌和希  腊艺术有着相似的特性:理智地控制情感,以促成整体的震撼力。
    就另一个方面而言,这两篇演讲都具有典型的希腊式的特点——尽  管我的浓缩版很少能反映出这一点:对归纳法的酷爱。戴奥多都斯的  最后一句话就是一个例子。除非能将特殊的事例概括成普遍性的原  则,否则希腊人是不会满意的;只有上升到普遍性状态,真理才能被认  识和检验。
    通过修昔底德的著作,逐步了解整个战争过程中公民大会做出的种  种举动是一件饶有兴味的事情。我们将看到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  克里昂所说的剧场状态已对此有所暗示——是如何发展起来的;看到公  民大会是如何变得愈加不能容忍审慎的态度和其自身的法律对它所作的  约束;看到克里昂的暴力原则是如何一步一步地占据上风,雅典对一个  无辜的中立城邦米洛斯作出的野蛮举动突出地表现了这一点;看到公民  大会泄愤于那些失败的,有时甚至是胜利的将军,乃至于如果随便有哪  个将军始终甘冒风险为国效力,人们会对他为何要这样做感到奇怪。除了少数几个温和和真正高尚的突出事例之外,这整个是一部在战争压  力和机会主义领导方式下的悲惨的衰亡史。对于修昔底德的这部悲剧  性的历史,我们应当按照他的创作意图来加以阅读,那就是,它不仅仅  是一部有关某个特定民族在某些特定境遇中的所作所为的历史记录,而  且是对政治和战争中的人类行为作出的一种分析。
    然而,在这里我们无法作这样的分析,因为完成这个课题本身就需  要一部专著;并且,由于直到目前为止,我们惟一关注的始终是一个希腊城邦,那么就让我们通过叙述两个事件来结束本章内容,它们能使我们对这次战争有更广泛的了解。
    第一个事件如同一幅快照,它向我们展示了战争中一个极为平常的希腊城邦所遇到的那么一点好运气,同时它也从一个同盟隶属国的视角为我们展示了雅典帝国的某些情况。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斯巴达只产生出一位既有天资又有魅力的人物——布拉西达斯(Brasidas)。他在希腊北部指挥了一场极为漂亮的战役。雅典在那里有许多战时同盟者,他占领了其中一个战略重镇安菲波利斯(Amphipolis)。(当时修昔底德他自己刚好是这一地区的指挥官,并且由于他未能及时救援安菲波利斯,他受到放逐的处罚,直到25年后战争接近尾声时才得以回到雅典。他仍以最为严肃客观的笔调叙述了这件事,没有作任何自我辩解,甚至没有提到自己被流放的事情,只是在书中别的场所很晚才提及。)
    在同一个夏季中,布拉西达斯和哈尔基斯人在葡萄将要收获之
    前向阿坎图斯(Acanthus)发起进攻。对于是否让他进城这个问
    题,阿坎图斯人分成两派:一派主张由哈尔基斯人陪同入城;另一
    派是一般平民,他们则反对。然而,由于担心他们尚在城外的果
    实,当布拉西达斯要求让他一人入城,并且在他们作出决定之前先
    听一听他所要说的话的时候,他们同意了。他来到他们面前发表
    了演讲——对于一个斯巴达人来说,他可算是非常能言善辩的。
    布拉西达斯为斯巴达的行为作了辩护,他说他们正在将希腊从雅典的暴政下解放出来。他说他冒着危险穿过希腊领土进军到这里,而他们却城门紧闭,把他当做敌人,对此他感到惊讶。他许诺只要他们改变立场,加入斯巴达同盟,他们将获得完全的独立,斯巴达绝不以任何方式干涉他们的内政。如果他们拒绝,他本人虽不乐意但也不得不摧毁他们的城邦了。
    布拉西达斯是一个坦诚的人,他的发言在当时的情况下起到了安抚人心的作用;而当时整个希腊还没能了解到斯巴达人的诺言的价值,那就是它一文不值。于是,  “阿坎图斯人经过双方发言讨论之后进行了秘密投票;一来由于布拉西达斯的承诺颇具吸引力,二来由于他们担心他们的果实,因而大多数人都赞成叛离雅典。他们首先让布拉西达斯保证他许下的诺言,就是斯巴达政府派遣他出来时所发下的誓言,即他所赢得的同盟者是能保持其独立的。在得到确定的回答之后,他们让他的军队进了城。不久,斯塔吉亚(Stagirus)[s]也加入了背叛的行列。这便是那个夏季所发生的事情。”
    让我们描绘处于战火中的希腊的最后一幅图景,从普拉蒂亚悲剧性的故事开始。普拉蒂亚是维奥蒂亚的一个小城邦,其地理位置靠近阿提卡前线。维奥蒂亚的城邦都实行寡头政体,并且一般都与该地区最重要的城邦底比斯结成同盟。只有普拉蒂亚是民主政体,并同雅典保持着友好关系;大家可能还会记起,普拉蒂亚是惟一一个在马拉松帮助过雅典的希腊城邦。一个维奥蒂亚的城邦与雅典的这种关系,长期以来使底比斯感到恼怒。前431年,在临战前的所有紧张对峙中,下述的事件促使战争突然爆发:
    开春时节,大约300个全副武装的底比斯人在两个维奥蒂亚同
    盟的将军的率领下,于夜里初更时分进入了普拉蒂亚。邀请底比
    斯人前来并将他们放进城的是普拉蒂亚人诺克里底(Naucleides)及
    其同党,他们想搞掉他们的敌人,并且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势他们想
    使城邦转而投靠底比斯人。而就底比斯人来说,  由于看到战争即
    将来临,他们急于在战争爆发之前保有普拉蒂亚。由于当时尚未
    开战,普拉蒂亚人没有派人放哨,这就使他们能轻而易举地进入城
    中。他们把武器放在市场的地上。那些引底比斯人入城的人要求
    立即去他们的敌人的家里,然而底比斯人没有采纳这个意见,他们
    试图代之以和解的方式,通过签订协议来赢得普拉蒂亚,他们认为
    这才是最好的方法。于是,他们宣告说:凡是愿意根据传统习惯
    希望城邦成为维奥蒂亚的同盟者的公民,都应当拿起武器,加入到
    他们的行列中来。 当普拉蒂亚人得知底比斯人进了城,他们感到恐慌。他们过
    多地估计了敌人的人数(由于他们在黑暗中无法看清敌人),加之底
    比斯人没有对任何人采取暴力行动,因此他们便接受这个提议,不
    作抵抗。但当协商正在进行的时候,他们发现底比斯人并不多,
    他们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将敌人打垮,就大多数普拉蒂亚人而言,
    他们并不想放弃同雅典结成的联盟。于是,他们决定尝试一下。
    他们在毗邻的房屋的共有墙上凿出孔道,通过这些孔道集合起来,
    这样他们就用不着在街上行动,以免被发现;他们把大车横在街上
    作为路障,其他一些准备工作也都安排妥帖。当一切准备就绪,
    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他们向敌人发起了攻击,因为趁黑攻击将使
    身处一个陌生城市中的底比斯人居于不利的地位。
    当底比斯人发现自己受到欺骗时,他们立刻整队并试图击退敌
    人。他们把敌人打退了两三次;但是普拉蒂亚人大声呼喊着一再
    向他们发起进攻,同时妇女和奴隶们爬上屋顶呼喊助阵,并不断向
    他们抛掷石头和瓦片,加上整夜大雨如注,于是,底比斯人丧了
    胆,想要逃出城去。但由于大多数人不熟悉道路,同时在黑暗和
    泥淖中也无法知道哪儿才是生路,因此许多人被杀死了。一个普
    拉蒂亚人把底比斯人适才进来的那个大门给关上了,并用一柄标枪
    的尖头作了门闩,这样,惟一一条逃生之路也被堵死了。一些底
    比斯人为了逃避追捕爬上城墙跳将下去,其中许多人跌死了。有
    一些人,但为数不多,找到一个无人把守的城门,从一个妇女手中
    得到一把斧子,劈断门闩逃了出去。更多的人集合在一起冲进一
    栋大房子,因为当时那栋房子的门敞开着,他们误以为那是城门。
    普拉蒂亚人发现他们已入彀中,商量着是否要放火烧房子来烧死他
    们,但最后他们接受了这些家伙以及城里其他地方发现的底比斯游
    兵散勇的无条件投降。
    这批倒霉蛋先是被当做人质,用来逼迫前来增援的底比斯军队离开普拉蒂亚,随后就被立即杀死——雅典人更明智的建议来得太晚了。故事的结局,也就是普拉蒂亚的最终命运,我可以简短地交代一下。普拉蒂亚为伯罗奔尼撒人所围困;在围城期间,部分居民冒险逃亡,他们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安全抵达雅典;留下的人最终投降,他们必须遵守这样一个条件,即“他们应该服从斯巴达人的审判,斯巴达人将惩处有罪者,但他们不会不公正”。斯巴达人的所谓公正概念就是询问每一个普拉蒂亚人在目前战争中是否为帮助斯巴达及其同盟做过一点事情。一个普拉蒂亚发言人指出,他们没有任何理由必须去做这些事情,因为即使他们要做什么事情,也是去承担作为一个雅典同盟者应尽的责任;他指出他的城邦在希波战争时期为希腊作出了卓著的贡献,后来又帮助过斯巴达;他同时提醒斯巴达人,如果他们摧毁像普拉蒂亚那样一个光荣的城邦,那么在希腊人的眼中,斯巴达将是厚颜无耻和令人厌恶的。但一切都无济于事。斯巴达人重复着他们的问题,  “在这场战争中你为斯巴达做过些什么吗?”那些作出否定回答的男人即被处死,女人被当做奴隶卖掉。“普拉蒂亚在她成为雅典同盟者93年后就此灭亡。”
    修昔底德在讲述米图莱涅事件之后,紧接着就描述了这一可怕的事情,那是他的有意安排。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雅典,在公民大会和大剧院里,至少人道的呼声都有机会为人所倾听。此时的斯巴达没有一个诗人。有可能正是斯巴达人残酷对待普拉蒂亚人的举动促使欧里庇得斯创作了他的《安德洛玛刻》(Andromache),一部讲述赫克脱耳被俘的妻子的故事的戏剧。在该剧中,诗人愤怒地鞭笞了斯巴达人的残忍和无耻。然而,数十年以后,雅典人也遵从了赤裸裸的暴力哲学,做出了同样的事情,犯下了严重的罪行。他们攻击了中立而不设防的米洛斯岛,屠杀和奴役了岛上的居民。修昔底德在书中发表了一篇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正式对话,其中关涉到政治和道德问题的争论。他没有作任何评论;随后,他立即转而叙述雅典人对西西里的进攻,正如他所认为的那样,这是一次带来灾难性结果的、愚蠢的疯狂举动。修昔底德,就像绝大多数希腊艺术家一样,不是陈述事实而是富于建设性的,他在对材料的建构中融贯了他的最深刻的思想。 

    第八章
    一  战火中的希腊人
    希腊世界如今出现了分裂:一边是人们公开称之为一种“暴政”的雅典帝国;另一边是由斯巴达和一些支持斯巴达的城邦(主要是位于维奥蒂亚地区的)组成的伯罗奔尼撒同盟。雅典帝国在海上称霸,而伯罗奔尼撒同盟则称雄陆地。前者主要由伊奥尼亚人组成,后者为多里安人的集团,但这种人种上的分别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雅典人爱好——甚至可以说是坚持——在其同盟内部实行的民主制度,而伯罗奔尼撒同盟则偏爱寡头政体,或至多能容忍那种有限的民主制度。当时在希腊存在着一种普遍的看法,雅典对其名义上的同盟者的自治权进行了难以容忍的限制;也正是这种看法使斯巴达自告奋勇地跳将出来充当希腊的自由斗士。同时,雅典与科林斯之间存在着贸易上的冲突,科林斯害怕她在希腊西部的生意遭受到威胁。事实上,正是科林斯人说动斯巴达人向雅典发起挑战的。我们在上文中引述的描绘雅典人个性的演说辞,正是在此场合下由一个科林斯人在斯巴达说的。
    这场战争是希腊城邦史中的转折点。从前431年到前404年,战争几乎断断续续地持续27年之久。除了几次短暂的间隙,战火几乎燃遍希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爱琴海、哈尔基斯(Chalcidice)及周边地区、维奥蒂亚、伯罗奔尼撒沿海地区、希腊西北部、西西里——在那里,两支强大的雅典远征部队举军皆墨;另外,除了为一线防御工事所围绕的雅典城和比雷埃夫斯之外,阿提卡的所有其他地区都被放给了斯巴达军队,并遭到他们蓄意破坏。战争爆发的第二年,原来居住在阿提卡乡村地区的人们被迫放弃家园,跑到城里,随便找个能住的地方住下,以.避战火。也就在这个时候,一场瘟疫爆发并肆虐达数月之久。修昔底德(他也曾染上瘟疫,但最终得以痊愈。)以显然是平静的方式叙述了那至今令人毛骨悚然的场面。他特别描述了由瘟疫导致的道德崩溃。在这一苦难时期,对法律、宗教、诚实和规范的应有的服从早已消失殆尽了。约四分之——的城邦人口就此死去,其中包括伯里克利。但雅典还是从这次打击中恢复过来,扫清海上通道,定期输入粮草,派遣海军和陆军出战,并且有两三次,能以有利的条件取得和平。直到发生瘟疫之后25年,雅典才耻辱地失去她最后的舰队,不得不听凭斯巴达的摆布。
    然而在这一时期所有的日子里,城邦生活照常进行。所有重要的  事情无一例外地由公民大会决定。将军的选举,第二、第三和第四前线的展开,和平条件的讨论,对来自前线的报告的处理等等,都必须通过这个由所有公民组成的公民大会。除了在战争期间的惟一一次例外,这一原则从未被打破。这次例外就是,当雅典人在西西里遭到灭  顶之灾之后,公民大会受骗上当,把权力移交给了一个小一些的团体,而事实上这个团体的幕后操纵者是一个强硬的寡头集团。他们的恐怖统治只维持了数月,旋即被推翻,同时,一种有限民主被采用;然而,先前的公民大会很快又重掌大权,向所有公民开放。
    不仅城邦的政治生活,而且精神和艺术生活也照常进行。对那些  还记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文化生活的崩溃状况的人来说,想一想  雅典人在战时的表现,再回忆一下我们自己——神经高度紧张的当局关  闭了一切可关闭的设施(除了商业,它倒是“一切如旧”),公众迷狂的  情绪使得听贝多芬和瓦格纳的音乐变成了不爱国的举动,愚蠢透顶的新闻检查,戏剧水准的严重下降——这真让人觉得耻辱。处在生死关头的雅典人,尽管敌人就在附近,甚至已在阿提卡安营扎寨,尽管已有相当一部分公民被杀死、家庭被毁,他们依旧保持着他们的那些节日庆典,这不是一种自我放纵,而是他们为之战斗的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索福克勒斯为雅典人而作,并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戏剧,没有一字一句提到这次战争,依旧思考着人类生活和人类天性方面的终极问题;欧里庇得斯向人们揭示了胜利的空洞和复仇行为的丑陋;最令人吃惊的是阿里斯托芬,在他那将理智、想象、滑稽、抒情诗般的美,闹哄哄的诲淫场面,以及高晶位的游戏诗文有机融合在一起的喜剧中,他对公众领袖、将军和拥有无上权力的人进行了嘲讽,表现出他对战争的厌恶和对和平的向往。
    但在另一方面,在战争的最后几年中我们发现,正如先前他们有许多值得我们仰慕的地方一样,雅典人也有不少让人觉得遗憾和可以加以指责的地方。在这一时期,同样是这个民族,却被党派之争搞得四分五裂;他们把自己托付给聪颖而没有操守的亚西比德L剩(Alc叔ades)——他先是背叛雅典投向斯巴达,后又背叛斯巴达回到雅典;他们能从败局中取得明显的胜利,但又错失胜机并粗暴地攻击那些曾为他们取得胜利的将军们;他们始终表现出勃勃生机,但又似乎是由于某一天的疏忽而丧失一切。历史上很少有几个事件比这次战争更能揭示出人类天性的长短之处,而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点,几乎全得归功于那个时代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天才。
    与其对这场战争作一表面的叙述,我宁愿移译或意译修昔底德的  《战争史》中的几个片段,希望能使读者对其本人,对战斗中的希腊人,对战争中的雅典公民大会及其对市民生活带来的影响,对在战争压力下雅典精神悲剧性的衰亡等有一些印象。修昔底德是一个出身高贵而富有的人,他赞美伯里克利,但并不欣赏他的继任者。在战争的初期他做过将军。同时,他又是一个其精神、思想能令读者留下极为深刻印象的作家。就才力的集聚和理解事物的深刻度而言,除他之外,只有两位希腊作家堪为其俦:一个是埃斯库罗斯,而另一个就是那位创作咿利亚特》的诗人。
    我们可以从修昔底德对一次在公民大会中发生的争论的记录开始,这次辩论就发生在战争即将爆发之前。当时,一个来自斯巴达的使者向雅典人提出了——些明确的外交上的要求,尤其是要他们废止对伯罗奔尼撒同盟成员麦加拉的贸易禁令。最终,斯巴达的最后一个使团来到雅典,其成员即拉姆斐阿斯(Rhamphias)、密利西配斯(Mcles中江us)和阿哲桑达(Agcsandcr)。他们并没有提起斯巴达人先前要求过的事情,而只是说:“斯巴达希望和平,只要你们能让希腊人自由,那么和平将持续下去。”雅典人[z]召集公民大会并讨论这件事情,决定把这些要求整个儿一劳永逸地讨论一下,然后给斯巴达人一个答复。许多人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发了言,其中一些人认为战争是必要的,另外一些人则提出麦加拉法应该废除,不能让它成为和平的障碍。最后,桑西巴斯(Xant儿即us)的儿子伯里克利走上前来,他是当时的公民领袖,无论在言辞还是行动上,他都是最有能力的。他向人们提出的建议是这样的。
    我始终坚持同样的观点,那就是,我们不应该向斯巴达人作出
    任何让步,尽管我知道,那些被说服后同意宣战的人们在战争中会
    改变主意,并听凭不断出现的事件改变他们的判断。但是,我清
    醒地知道我必须向你们提出与以前一样的建议,并且,我向那些被
    说服而投票赞成战争的人提出这样一个要求,这就是,如果我们遭
    遇挫折,你们仍要支持我们共同作出的决定;而且,如果我们取得
    胜利,你们也不能要求别人承认你们有特别的才智,因为我们的行
    动和决定经常会带来一些非常难以预料的结果,因此,当事物以与
    我们预料结果相反的形式出现时,我们只能归因于命运。
    在陈述了这样一段赞扬判断中应有的坚定性和谦逊态度的引言之  后,伯里克利进而提出一些深思熟虑的论据,以证明任何让步哪怕是一  个极小的让步都会被理解为是一种胆怯的表现,并会由此带来一系列新  的要求;同时,即使战争不可避免,伯罗奔尼撒人也无优势可言,因为  他们缺乏资源和联合。“如果我们是岛上的居民,”他说,“那有谁会  比我们更难以征服呢?  因此我们应该把自己当做是生活在海岛上的  人;我们应该放弃—剿1的土地和房屋,保卫海疆和城市[3),而不要为守卫阿提卡作无谓的冒险。我们应该悲伤的不是房屋和土地的损失,  而是人民生命的丧失,因为不是物比人而是人比物更重要。如果我认  为我能说服你们去做的话,我将会劝你们走出去,亲手把那些东西毁  掉,由此向伯罗奔尼撒人表明,他们是不会因此而得到胜利的。只要  你们不再试图获得更多领土,我可以有许多理由相信我们必将取胜;我  所害怕的不是敌人的战略,而是我们自己的错误。”看到他的发言肯定  不会遭受到反对的答复,伯里克利于是坐了下来。公民大会的最终决  定如下:“雅典人认为他提供了最好的建议,表决结果如他所愿。”斯  巴达的使节就此打道回府,再也没来过。
    底比斯对普拉蒂亚的突然袭击使战争骤然爆发,对此我们将在后文中加以叙述。斯巴达人侵入阿提卡,他们在阿卡奈(Acharnae)驻扎下来,蹂躏那里重要的乡村和市镇。“当雅典人发现敌人的军队就在阿卡奈,离城仅6英里之遥,当他们亲眼看见敌人蹂躏自己的土地——这样的事情年轻人从未见过,老年人也不过在希波战争时才有所见闻——便觉得无法忍受,并感到一种奇耻大辱。所有这些人,尤其是年轻人,决定不再容忍下去,而要冲出去与敌人交锋。职业预言家们叙述各种各样的神喻,人们热切地倾听着。阿卡奈人知道雅典军队的一大部分是由他们组成,便竭力主张出兵,因为正是他们的土地在遭受着破坏。整个城市处于紧张状态之中。人们对伯里克利感到恼怒,忘却了他给他们提出的忠告;他们咒骂他,因为他是将军,并且拒绝率领他们出战;他们认为他应对当时所发生的一切负责。伯里克利看到雅典人处于愤怒和非理智的状态之中,他非常肯定他拒绝出战的决定是正确的,因而他没有要求召开公民大会或任何其他正式会议,以防雅典人在狂怒而非明智的心境下作出错误的决定。于是,他专心致力于加强城市的防务,并努力使整个城市平静下来;但他不断地派遣骑兵出去,不让敌军迫近城市的临近地区。”这年的晚些时候,他作出了反击,派遣一支舰队去骚扰伯罗奔尼撒的沿海地区。
    我之所以要引述这一事件,其原因在于——毫无疑问,也正是这个原因驱使修昔底德对该事件加以叙述——它表明在雅典的生活方式中,防止愚蠢行为的保障是多么不稳定;事实上,除了依靠老百姓的整体的正确判断力之外,几乎别无可待。民众的某一种强烈的意愿——“马上开辟第二战线”——不是通过涂刷在墙上的言辞或报纸上的鼓动宣传表达出来的,而是将其直接提交公民大会讨论,然后立即付诸行动。这本身促进了一种责任感的增强;任何一个公民提出一个请求,比如,  “马上开辟第二战线”,人们就将要求他讲清楚如何开辟,在哪儿开辟,依靠什么力量来开辟等有关问题。“国家”不是一个仙女般的女监护人,由专家们管理着;它是男主人和围坐在他四周,倾听他的高论的男人们。
    当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进一步拉大了不同阶层之间——不是贵族与平民之间,也不是穷人与富人之间,而是欣欣向荣的商业和工业阶层与饱受摧残的农业阶层之间——的鸿沟;当城邦领导人不再是像伯里克利那样富有远见和卓尔不群,而是才智平庸、精神猥琐、喜欢煽动和利用而不是约束民众的突发情绪的人,那么这些防止愚蠢行为的保障就不怎么靠得住了。
    战争第二年,雅典人再次面临一个关键时期,这也是他们所经历的最黑暗的时期之一。不仅斯巴达人第二次侵入阿提卡地区,而且恰在此时,一场可怕的瘟疫席卷雅典——这是伯里克利的策略所造成的后果,对此他本人没有预料到。“……他们改变了主意,并开始谴责伯里克利,认为是他说服他们走向战争,他是造成他们不幸的祸根。他们急于与斯巴达媾和,甚至派出了使团,但没有成功。绝望之余,他们粗暴地反对伯里克利。伯里克利清楚地知道他们对他的恼怒,事实上他们现在的行为正如他先前所预料的一样,于是,他召集了一次公民大会(因为此时他在将军任上)。”
    伯里克利的这篇演说(即使是修昔底德的摘要,篇幅都显得太长,在这里无法引用)是非同寻常的,绝望的人们居然就此接受了它。一个民众领袖以如此高傲的语调进行演讲,并且完全依靠说理的方法——在我们现今这个时代说理是不管用的——这的确非同寻常。这篇演说的大意如下:
    我之所以要召集这次特别会议,其目的在于使你们记起某些事
    实,并反对你们的一些错误。你们得牢记,城邦的繁荣昌盛远比
    个人的飞黄腾达来得/重要,因为如果个人发达而城邦败落,那么个
    人将随之败落;但如果一个公民遭遇不幸,而城邦却没有,那他的
    未来还是非常有希望的。
    你们由于个人的痛苦而恼恨我,因为是我说服你们开战。为
    此,你们也恼恨自己,  因为你们投票赞同我。你们同意我对我自
    己的看法,也就是我比一般人更富有远见,更有演说才能——一个
    人如果不能清楚地表达他的想法,他恐怕也就不会有什么远见卓
    识——更爱国,为人更真诚。而如果你们投票支持我是因为你们
    认为我就是这样一个人的话,那么你们指责我伤害了你们,这是不
    公正的。我还是我,改变的是你们。一场灾难降临到你们头上,
    你们就不能坚持你们在一切太平时选定的政策,是你们缺乏坚定性
    才使我的策略看起来像是错了。出乎预料的事情最容易让人失魂
    落魄。
    你们拥有一个伟大的城邦和巨大的声望,但你们必须配得上这
    些。世界的一半——海洋是你们的。你们必须把阿提卡仅仅当做
    是一栋大厦周围的一个小花园。如果你们在需要为拥有特权而付
    出劳作时畏缩不前,那么你们就别想沾光;同时,你们也不要指望
    能安全地放弃这个事实上是靠暴力维持的帝国。对你们而言,放
    弃帝国就意味着奴役。
    对于来自敌人方面的打击,我们必须勇敢地抵御;而对于神明   所降的灾祸,我们只能驯/顷地忍受。你们不能因为那出乎意料之
    外的灾难而谴责我,除非你们将把所有由于运气而得到的胜利同样
    归功于我。
    “通过这篇演讲”,修昔底德说,  “伯里克利试图平息雅典人”对他的愤怒,并引导他们的思想离开目前的痛苦。在政策方面,他们接受了他的劝告,不再遣使求和……但他们对他的公开的恶感依旧存在,直到他们罚了伯里克利一笔钱才心满意足。然而事后不久——民众就是以这种方式行事的——他们再次选他为将军,同时把所有的事情都托付给他。
    如果我们考虑到这场瘟疫与发生在伦敦的那场同样可怕,加上由于敌人在外,雅典人只得羁留在防御工事之内,因而他们的境遇更糟,那么对于这个能对他的人民说出这样一番话的人,我们真得敬佩他的伟大;同时,对于这样一个民族,当她处在如此境地中还不仅能倾听这样一篇演说,而且居然真的能接受他的劝说,我们确应佩服其伟大。尽管雅典的民主制有缺陷和失败之处,但要作出一个真实的评价,就应当考虑到它对雅典人的心智力量和道德力量的作用。你也许可以认为它已经失败了,但如果要说你的这个判断是正确的话,那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行;即这更多的是人类天性能力方面的失败,而不是其作为一种政治体制的失败。
    几个月以后伯里克利染上瘟疫,不治身亡。修昔底德以他那有节制的文体一再高度赞扬这个非常伟大的人。他让伯里克利与其继任者形成了对照。那些继任者无视伯里克利在战争期间不要试图去扩张帝国的劝告,  吁目反,出于个人野心和为了个人利益,他们在处理雅典和同盟两方面事务时,都遵循了有害的政策,干了不少对赢得战争毫无益处的事情。即使这些事情成功了,那也不过是给某些个人带来荣耀和利益;而如果失败了,这对城邦赢得战争是有害的。”
    我们必须为一两次“国会辩论”留出一些叙述空间。前428年,累斯博斯(Lesb。s)起来暴动。累斯博斯是一个大岛,米图莱涅  (M“ylene)是它的首府。它是极少几个“独立”同盟者之一,它的背叛  对雅典来说是一次致命的威胁。累斯博斯人曾指望依靠斯巴达人的帮  助,但斯巴达人始终没来,于是暴动被粉碎,累斯博斯人只得听天由  命。对他们将如何处置?  这得由公民大会来决定,而当时公民大会中  的主导人物是一个唤作克里昂(C1eon)的皮革制造商(阿里斯托芬曾把他  当做一个凶暴而目不识丁的小丑加以无情讽刺)。他显然是一个能干的  人,并且能言善辩——尽管不符合伯里克利式的传统——要不然他就不  可能在公民大会中有个人的影响力,但他是一个心灵鄙俗的粗坯。他  说服雅典人必须采取“强硬路线”,于是那天晚上,一艘船被派往米图  莱涅,船上携带着给雅典指挥官的指令,命令他处死所有累斯博斯的男  子,女人和孩子卖作奴隶。
    “第二天雅典人后悔了,他们觉得灭绝整个城邦而不是仅仅处死有罪的人,这样的处罚是残忍和是非不分的。”来自于米图莱涅的使团利用人们的这一情绪,并且在一些雅典人的帮助下,说服了某些权威人士立即再次召集公民大会讨论此事。
    在正反双方各自作了一系列演说之后(对此,修昔底德没有记录),克里昂起身发言。他的发言约略摘要如下:
    这场辩论只是让我更加坚定我的信念,那就是,一个民主政体
    没有能力统治一个帝国。你们的同盟者不是出于能够从中得利的
    考虑,而是畏惧你们的实力才加入同盟的,因此,你们的任何怜悯
    之情不但不会赢得他们的感激,相反只会被当做是一种软弱的标
    志。一旦发现反叛有可能不会受到惩罚,其他同盟者也将会反
    叛。缺乏坚定性是最严重的政策错误。与时常改变法律相比,始
    终坚持执行坏的法律倒要更好一些;原先决定了的事必须贯彻到
    底。头脑迟钝的人比那些聪明人能更好地治理国家。因为前者乐
    于遵守法律,并能以诚实和务实的态度对各种政治言辞作出判断;
    而那些头脑灵活的人总试图使自己表现得比法律更聪明,他们把演
    讲当做是展示自己口才的机会。那些重新挑起这场辩论的人,毫   无疑问会力图证明米图莱涅人的所作所为是对我们有所帮助而不是
    有所伤害的。你们错了,因为你们把这讨论重大事件的场所当成
    了表演的戏台。米图莱涅对你们造成的伤害比任何一个其他城市
    都大。他们的反叛没有任何合理的借口和理由,完全是一种充满
    恶意的举动。他们罪有应得,  因为他们的行动是蓄谋已久的,  只
    有迫不得已的反叛才能获得原谅。我们没有必要愚蠢地将贵族和
    平民分开对待。平民也加入了反叛者的行列。如果反叛成功,他
    们将从中获益;既然失败了,那就得让他们付出代价,否则,你们
    将失去所有同盟者。•  怜悯那些也能怜悯我们的人,那是适当的;
    对于不共戴天的仇敌,我们绝不能怜悯。宽大为怀、不念旧恶的
    态度应该给予那些将来能成为你们朋友的人,而不应该给予那些始
    终对你们充满仇恨的人。对演讲术的迷恋是阻碍帝国发展的第三
    大障碍,并且演讲术是能用钱买到的L叫,因此,还是让那些聪明
    人在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上施展他们如簧之巧舌吧。
    好一篇聪明的演说辞,用差不多足够的事实部分地掩盖了其媚俗和宣扬暴力的本质,但如果伯里克利在场,克里昂还敢说出这样的话,那是令人无法想象的事情。
    他遭到了一个人的反对,这个人从未有人在别的场合中提到过他,但他的名字值得流传下来——修昔底德使其名不朽:攸克拉底(Eucrates)的儿子戴奥多都斯。
    匆忙与愚蠢为伴,狂怒与思想幼稚及禀赋低劣并生;这两者是
    明智决断的敌人。凡是主张言辞不是行动指南的人,若非笨伯便
    是不诚实的人;如果他认为可以不用言辞就能表达他对将来和不能
    确定的事情的看法的话,那么,他是一个笨伯;如果他知道不能明
    火执仗地提出一个有不可告人目的的主张,而只能代之以诽谤的方
    式来攻击其对手迷惑其听众的话,那么,他是一个不诚实的人。
    说别人是受了贿赂才跑来炫耀辞令,这是最恶毒的污蔑。我们可
    以责难发言者的无知,而不能以受贿来攻击他。否则,即使他成功了,仍会受到怀疑,而一旦他失败了,就会被看做是一个既无能又不诚实的人。如果这样的话,为其城邦出谋划策的聪明人的言路会被堵塞,一个真诚地提出来的明智的建议,会和一个非常之坏的建议一样遭到人们的怀疑。
    但是我起来发言的目的既不是为了保护米图莱涅人,也不是为  了责难任何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他们犯了什么罪,而在于我们  自己的利益,我们更应关心的不是现在,也不是他们究竟该受到何  种惩罚,而是将来,以及怎样处置他们才对我们最有利。克里昂  庄张处死他们对我们最有利,因为这样可以阻止别人反叛,而我的  看法与之截然相反。
    许多城邦都用死刑来惩处多种犯罪活动,但还是有一些人会怀  揣着成功的希望,照样冒天下之大不韪;同样,如果不是确信能够  取得成功的话,没有一个城邦会起来造反。无论在公共还是私人  事务上;人类都天然地易于犯错,而一味加重刑罚并不能阻止这一  切的发生;贫穷迫使人们铤而走险,由于财富而带来的傲慢自大会  激发人们的野心,生活中的其他一些境遇.也同样会引发人们的冲  动。希望暗示人们可以去尝试;欲望为虎作伥;幸运常以意外的  成功为饵,驱使人们贪得无厌,并使人们不顾其能力的限度,作出  种种冒险的举动。再者,每一个个体在与别人共同行动的时候无  不想最大限度地实现他自己的想法。让我们不要由于过于相信死  刑的作用而做出愚蠢的事情,我们不应该剥夺反叛者悔过自新的机  会。到目前为止,如果一个反叛的城邦发现成功无望,而它自己  还有能力向我们赔款求和的时候,它会投降;而克里昂的政策将迫  使每一个反叛城邦都顽抗到底,到时候留给我们的只是一堆废墟。再说,如今每一个城邦中的平民阶层都对你们非常友好,因此,一  旦贵族起来反叛,平民不会加入他们的行列,即使加入了,也是被  迫的。米图莱涅的平民没有协助反叛者,当他们拿到武器,他们  马上就会将城邦交到你们手中。如果你们现在杀了他们,那么,
    你们是在干一件令贵族们得益的事情。
    我并不希望你们为怜悯和宽容的心情所支配,在这一点上我和
    克里昂是一样的。但我要求你们严肃、冷静地审判为首分子,其
    余的人则免受处罚。这才是一个有利的政策,一个有力的政策,
    因为一群善于审时度势地对付其敌手的人,远比那些不顾一切采用
    暴力行为的人更加难以战胜。
    投票结果,戴奥多都斯获胜。
    他们于是立刻另派一条战船全速前进,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米
    图莱涅免遭灭顶之灾,因为第一条船已在一天一夜之前就出发了。
    米图莱涅的使团给水手们提供了酒和大麦饼,并许诺如果他们能抢
    先到达,将得到重赏。永手们热情高涨,他们吃喝的时候还在继
    续划桨,并轮流睡觉。幸好没有逆风,加上第一条船上的人们由
    于担负着一个如此令人厌恶的使命并不急着赶路,而这第二条船却
    拼命追赶,结果,当帕撤斯(PacLes,雅典指挥官)读完命令正准备
    执行时,第二条船赶到了,及时阻止了这场大屠杀。米图莱涅险
    遭不测。
    这场辩论它的起因和结果,都约略地显示出雅典人对许多方面问题的深思和反省:在这些文明的希腊人中对好战的野蛮行为的反省——这种反省在我们现在这个文明时代之前,几乎没有其他人作过;当普通公民被召集来决定这个重大而复杂的事件的时候,对雅典完满的生活方式进行深思。无怪乎雅典人要痛恨专制暴政和寡头政治,因为它们剥夺了他全面参与城邦事务这一有趣而必须承担起责任的活动的权力,而这正是公民得以进行自我保护的惟一武器。让我们进一步思考一下戴奥多都斯的发言。首先,其中完全没有以情动人的倾向:戴奥多都斯没有向人们描绘这样一幅悲惨的图景——一排排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累斯博斯的海岸上,成群悲泣着的孤儿寡母被驱赶人牢笼;他只是强调他的论点是建立在于已有利——也就是常识——的基础之上的。但据此就断言戴奥多都斯以及大多数雅典人只是沉迷于权术的冷血动物,那则是  一种非常错误的看法。正是参加过这场辩论的同样的一群人,完全有  可能在未来的一个星期里相遇在剧场中,共同观赏欧里庇得斯创作的一  部像《赫卡柏》或《特洛伊妇女》那样揭示报复行为之残忍和无意义  的、由官方牵头并经过在任执政官遴选的戏剧。我们没有理由猜想戴  奥多都斯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因为在他看来,这个场合需要的是理  性而不是感情,他反驳克里昂所依靠的不应该是展示更为适当的情感,  而是运用更为精确的论据。就这方面而言,这篇演讲与希腊诗歌和希  腊艺术有着相似的特性:理智地控制情感,以促成整体的震撼力。
    就另一个方面而言,这两篇演讲都具有典型的希腊式的特点——尽  管我的浓缩版很少能反映出这一点:对归纳法的酷爱。戴奥多都斯的  最后一句话就是一个例子。除非能将特殊的事例概括成普遍性的原  则,否则希腊人是不会满意的;只有上升到普遍性状态,真理才能被认  识和检验。
    通过修昔底德的著作,逐步了解整个战争过程中公民大会做出的种  种举动是一件饶有兴味的事情。我们将看到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  克里昂所说的剧场状态已对此有所暗示——是如何发展起来的;看到公  民大会是如何变得愈加不能容忍审慎的态度和其自身的法律对它所作的  约束;看到克里昂的暴力原则是如何一步一步地占据上风,雅典对一个  无辜的中立城邦米洛斯作出的野蛮举动突出地表现了这一点;看到公民  大会泄愤于那些失败的,有时甚至是胜利的将军,乃至于如果随便有哪  个将军始终甘冒风险为国效力,人们会对他为何要这样做感到奇怪。除了少数几个温和和真正高尚的突出事例之外,这整个是一部在战争压  力和机会主义领导方式下的悲惨的衰亡史。对于修昔底德的这部悲剧  性的历史,我们应当按照他的创作意图来加以阅读,那就是,它不仅仅  是一部有关某个特定民族在某些特定境遇中的所作所为的历史记录,而  且是对政治和战争中的人类行为作出的一种分析。
    然而,在这里我们无法作这样的分析,因为完成这个课题本身就需  要一部专著;并且,由于直到目前为止,我们惟一关注的始终是一个希腊城邦,那么就让我们通过叙述两个事件来结束本章内容,它们能使我们对这次战争有更广泛的了解。
    第一个事件如同一幅快照,它向我们展示了战争中一个极为平常的希腊城邦所遇到的那么一点好运气,同时它也从一个同盟隶属国的视角为我们展示了雅典帝国的某些情况。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斯巴达只产生出一位既有天资又有魅力的人物——布拉西达斯(Brasidas)。他在希腊北部指挥了一场极为漂亮的战役。雅典在那里有许多战时同盟者,他占领了其中一个战略重镇安菲波利斯(Amphipolis)。(当时修昔底德他自己刚好是这一地区的指挥官,并且由于他未能及时救援安菲波利斯,他受到放逐的处罚,直到25年后战争接近尾声时才得以回到雅典。他仍以最为严肃客观的笔调叙述了这件事,没有作任何自我辩解,甚至没有提到自己被流放的事情,只是在书中别的场所很晚才提及。)
    在同一个夏季中,布拉西达斯和哈尔基斯人在葡萄将要收获之
    前向阿坎图斯(Acanthus)发起进攻。对于是否让他进城这个问
    题,阿坎图斯人分成两派:一派主张由哈尔基斯人陪同入城;另一
    派是一般平民,他们则反对。然而,由于担心他们尚在城外的果
    实,当布拉西达斯要求让他一人入城,并且在他们作出决定之前先
    听一听他所要说的话的时候,他们同意了。他来到他们面前发表
    了演讲——对于一个斯巴达人来说,他可算是非常能言善辩的。
    布拉西达斯为斯巴达的行为作了辩护,他说他们正在将希腊从雅典的暴政下解放出来。他说他冒着危险穿过希腊领土进军到这里,而他们却城门紧闭,把他当做敌人,对此他感到惊讶。他许诺只要他们改变立场,加入斯巴达同盟,他们将获得完全的独立,斯巴达绝不以任何方式干涉他们的内政。如果他们拒绝,他本人虽不乐意但也不得不摧毁他们的城邦了。
    布拉西达斯是一个坦诚的人,他的发言在当时的情况下起到了安抚人心的作用;而当时整个希腊还没能了解到斯巴达人的诺言的价值,那就是它一文不值。于是,  “阿坎图斯人经过双方发言讨论之后进行了秘密投票;一来由于布拉西达斯的承诺颇具吸引力,二来由于他们担心他们的果实,因而大多数人都赞成叛离雅典。他们首先让布拉西达斯保证他许下的诺言,就是斯巴达政府派遣他出来时所发下的誓言,即他所赢得的同盟者是能保持其独立的。在得到确定的回答之后,他们让他的军队进了城。不久,斯塔吉亚(Stagirus)[s]也加入了背叛的行列。这便是那个夏季所发生的事情。”
    让我们描绘处于战火中的希腊的最后一幅图景,从普拉蒂亚悲剧性的故事开始。普拉蒂亚是维奥蒂亚的一个小城邦,其地理位置靠近阿提卡前线。维奥蒂亚的城邦都实行寡头政体,并且一般都与该地区最重要的城邦底比斯结成同盟。只有普拉蒂亚是民主政体,并同雅典保持着友好关系;大家可能还会记起,普拉蒂亚是惟一一个在马拉松帮助过雅典的希腊城邦。一个维奥蒂亚的城邦与雅典的这种关系,长期以来使底比斯感到恼怒。前431年,在临战前的所有紧张对峙中,下述的事件促使战争突然爆发:
    开春时节,大约300个全副武装的底比斯人在两个维奥蒂亚同
    盟的将军的率领下,于夜里初更时分进入了普拉蒂亚。邀请底比
    斯人前来并将他们放进城的是普拉蒂亚人诺克里底(Naucleides)及
    其同党,他们想搞掉他们的敌人,并且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势他们想
    使城邦转而投靠底比斯人。而就底比斯人来说,  由于看到战争即
    将来临,他们急于在战争爆发之前保有普拉蒂亚。由于当时尚未
    开战,普拉蒂亚人没有派人放哨,这就使他们能轻而易举地进入城
    中。他们把武器放在市场的地上。那些引底比斯人入城的人要求
    立即去他们的敌人的家里,然而底比斯人没有采纳这个意见,他们
    试图代之以和解的方式,通过签订协议来赢得普拉蒂亚,他们认为
    这才是最好的方法。于是,他们宣告说:凡是愿意根据传统习惯
    希望城邦成为维奥蒂亚的同盟者的公民,都应当拿起武器,加入到
    他们的行列中来。 当普拉蒂亚人得知底比斯人进了城,他们感到恐慌。他们过
    多地估计了敌人的人数(由于他们在黑暗中无法看清敌人),加之底
    比斯人没有对任何人采取暴力行动,因此他们便接受这个提议,不
    作抵抗。但当协商正在进行的时候,他们发现底比斯人并不多,
    他们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将敌人打垮,就大多数普拉蒂亚人而言,
    他们并不想放弃同雅典结成的联盟。于是,他们决定尝试一下。
    他们在毗邻的房屋的共有墙上凿出孔道,通过这些孔道集合起来,
    这样他们就用不着在街上行动,以免被发现;他们把大车横在街上
    作为路障,其他一些准备工作也都安排妥帖。当一切准备就绪,
    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他们向敌人发起了攻击,因为趁黑攻击将使
    身处一个陌生城市中的底比斯人居于不利的地位。
    当底比斯人发现自己受到欺骗时,他们立刻整队并试图击退敌
    人。他们把敌人打退了两三次;但是普拉蒂亚人大声呼喊着一再
    向他们发起进攻,同时妇女和奴隶们爬上屋顶呼喊助阵,并不断向
    他们抛掷石头和瓦片,加上整夜大雨如注,于是,底比斯人丧了
    胆,想要逃出城去。但由于大多数人不熟悉道路,同时在黑暗和
    泥淖中也无法知道哪儿才是生路,因此许多人被杀死了。一个普
    拉蒂亚人把底比斯人适才进来的那个大门给关上了,并用一柄标枪
    的尖头作了门闩,这样,惟一一条逃生之路也被堵死了。一些底
    比斯人为了逃避追捕爬上城墙跳将下去,其中许多人跌死了。有
    一些人,但为数不多,找到一个无人把守的城门,从一个妇女手中
    得到一把斧子,劈断门闩逃了出去。更多的人集合在一起冲进一
    栋大房子,因为当时那栋房子的门敞开着,他们误以为那是城门。
    普拉蒂亚人发现他们已入彀中,商量着是否要放火烧房子来烧死他
    们,但最后他们接受了这些家伙以及城里其他地方发现的底比斯游
    兵散勇的无条件投降。
    这批倒霉蛋先是被当做人质,用来逼迫前来增援的底比斯军队离开普拉蒂亚,随后就被立即杀死——雅典人更明智的建议来得太晚了。故事的结局,也就是普拉蒂亚的最终命运,我可以简短地交代一下。普拉蒂亚为伯罗奔尼撒人所围困;在围城期间,部分居民冒险逃亡,他们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安全抵达雅典;留下的人最终投降,他们必须遵守这样一个条件,即“他们应该服从斯巴达人的审判,斯巴达人将惩处有罪者,但他们不会不公正”。斯巴达人的所谓公正概念就是询问每一个普拉蒂亚人在目前战争中是否为帮助斯巴达及其同盟做过一点事情。一个普拉蒂亚发言人指出,他们没有任何理由必须去做这些事情,因为即使他们要做什么事情,也是去承担作为一个雅典同盟者应尽的责任;他指出他的城邦在希波战争时期为希腊作出了卓著的贡献,后来又帮助过斯巴达;他同时提醒斯巴达人,如果他们摧毁像普拉蒂亚那样一个光荣的城邦,那么在希腊人的眼中,斯巴达将是厚颜无耻和令人厌恶的。但一切都无济于事。斯巴达人重复着他们的问题,  “在这场战争中你为斯巴达做过些什么吗?”那些作出否定回答的男人即被处死,女人被当做奴隶卖掉。“普拉蒂亚在她成为雅典同盟者93年后就此灭亡。”
    修昔底德在讲述米图莱涅事件之后,紧接着就描述了这一可怕的事情,那是他的有意安排。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雅典,在公民大会和大剧院里,至少人道的呼声都有机会为人所倾听。此时的斯巴达没有一个诗人。有可能正是斯巴达人残酷对待普拉蒂亚人的举动促使欧里庇得斯创作了他的《安德洛玛刻》(Andromache),一部讲述赫克脱耳被俘的妻子的故事的戏剧。在该剧中,诗人愤怒地鞭笞了斯巴达人的残忍和无耻。然而,数十年以后,雅典人也遵从了赤裸裸的暴力哲学,做出了同样的事情,犯下了严重的罪行。他们攻击了中立而不设防的米洛斯岛,屠杀和奴役了岛上的居民。修昔底德在书中发表了一篇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正式对话,其中关涉到政治和道德问题的争论。他没有作任何评论;随后,他立即转而叙述雅典人对西西里的进攻,正如他所认为的那样,这是一次带来灾难性结果的、愚蠢的疯狂举动。修昔底德,就像绝大多数希腊艺术家一样,不是陈述事实而是富于建设性的,他在对材料的建构中融贯了他的最深刻的思想。 
   第十章
    希腊精神
    至此,我们已用简短的篇幅对城邦完全消亡之前的希腊历史作了一次概览。我们或许在这里应该暂停一下,并对这段历史中希腊的精神特性及其所达到的某些成就,作一番全面考察。
    万物一体的观念或可说是希腊精神最典型的特性。这一特性的某种形式的显著表现,我们先前已经接触到一些。这个特性在荷马的方式中得到了表现,荷马将他所喜爱的特有的细节和个性性格全部一一明确地定位于一个完整的框架中;梭伦既是政治和经济的改革者,又是商人,同时还是诗人,像他那样集许多能力于一身的人,在希腊屡见不鲜,这也是这个特性的一种表现;这个特性还表现为,城邦自身不是一架用于管理的机器,而是某个似乎与生活的全部方面都息息相关的事物。现代精神分裂为某些范畴,专门化为某些范畴,以某些范畴进行思考;而希腊人的本性与此相反,他们采取最宽广的视角,将万物看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克里昂和戴奥多都斯的演说都明白无误地表达了相同的看法:特殊的问题必须概括、上升到普遍化的程度。
    现在让我们从真正的希腊事物——希腊语人手,对“整体性”(wh。1eness)这个概念作一个进一步的具体说明。
    任何刚开始接触希腊语的人,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困难,就是那些他认为应该是简单的词,并且事实上也的确是简单的词,在开头阶段却会出乎意料地使人觉得困难。比如,希腊语中有一个词汇kalos,它的反义词是aishchros。他被告知前一个词意为“美丽的”(beautiful)。他知道其拉丁语中的对应词是pulcher[1],并且因此沾沾自喜。他读到kal~polis,知其意为“美丽的城邦”;荷马称斯巴达为kalligynaikos,意为“美丽女人的城邦”,至此一切都很顺利。然而,随后他又会读到诸如“德性(virtue)是‘美丽的’”,  “为国捐躯是一件‘美丽的’事情”,  “一个有着‘渴望达到美丽的境界’的伟大灵魂的人”之类的词句;还有像“一件精良的武器或一个宽阔而便利的港湾是‘美丽的’”那样的句子。由此,他断定希腊人是采取一种本质上属于审美的眼光来看待事物;并且,当他发现下面这种情况时,他对他所作出的结论就更加肯定了:他发现“aischros”这个希腊词,相当于拉丁词turpis,相当于英语词“卑劣的”(base)或“可耻的”(disgraceful),同时还有“丑陋”(ugly)的含义,于是一个人的“卑劣”不仅可以指品行方面也可以指外表方面。希腊人这种将德性转化为美,将邪恶(vice)转化为丑陋的•想法是多么的让人着迷。
    但是,希腊人是不会采取这种方式来思考问题的。只有我们才这样干。我们把概念划分为一些不同然而可能平行的范畴:道德的、智力的、审美的、实践的。希腊人不会这样做,甚而至于连哲学家也是如此。当柏拉图在其著作中让苏格拉底以这样一句话“你同意人们称为•kalon的事物是存在的”,作为辩论的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确定他正悄悄地从“kalon’’一词的一个义项“美丽的”滑向另一个义项“光荣的”(honourable),并以此迷惑其他人。这个词真正的含义类似于“值得热烈赞美的”,并且可以用来形容所有“值得热烈赞美的”东西,它更像我们语言中“fine’,L2]这个词。在英语中,我们也有一些这样的词汇:“bad’’[x]可以被用来形容行为,也可用来形容诗歌或者鱼儿,在不同的地方,其含义相差甚大;而在希腊语中,这种拒绝将词义分门别类化的做法是习以为常的。
    “hamartia”一词的含义是错误(error)、缺点(fault)、罪行(crime)  或甚至于罪孽(sin);该词的字面意思是“未打中谜底”,  “一次错误的  猜测”。我们为此惊呼:“这些个希腊人是多么崇尚理智!  罪孽不过  是‘未打中谜底’,下次交好运!”当我们发现一些希腊人所崇尚的德  性在理智方面的意义似乎与道德方面一样多时,我们的结论看起来得到  进一步的确定。而这一事实也使表达那些德性的词汇变得无法翻译,  因为我们自己的词汇恬巧是按门类加以区分的。希腊语中还有这样一  个词“s6phrosyn~”,字面含义是“完整齐全的心灵”或“完好无损的  心灵”。根据不同的上下文,其含义分别可以是“智慧”、  “审慎”、  “适度”、  “纯洁”、  “清醒”、  “谦逊”或“自制”,这就是说,它可  以是纯粹心智方面的,可以是纯粹道德方面的,或者也可以是介于两者  之间的。hamartia“一次错误的猜测”并不意味着“下次交好运”;更确切地说,它意味着,就其应受的谴责而言,一次心智方面的错误与一次道德方面的错误是一样的,并且前者可能与后者同样致命。
    接下来,为完善我们的希腊语知识,我们发现,在某些我们会使用理智方面术语的领域内,希腊人所用的词汇却充斥着大量的道德方面的内涵。例如在政治理论领域里,  “一项侵略性政策”即使算不上是hybris——“非常严重的罪恶”,至少也可被认为是adikia——“非正义”;而“扩张”或“牟取暴利”则是pleonexia——“试图占有自己份额之外的东西”,这种行为既是心智方面的错误,也是道德方面的错误,违背了宇宙的法则。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花一点时间看看荷马。创作《伊利亚特》的诗人有着当今某些误人歧途的人认为的艺术家所无法摆脱的局限性:他有一定的阶级意识。他只描写国王和王子,普通士兵在他的诗中没有位置。再者,他所描写的那些王侯将相都明显地带有他们所处的阶级和时代的色彩;他们傲慢自大,脾气暴烈,睚眦必报,尽管憎恶战争,却同时又为自己能征善战而感到荣耀。后来的布尔乔亚怎么会把这样的英雄当做他们的楷模,当做一种能够鼓舞他们的充满活力的精神动力呢?  这是因为希腊人不会认为自己仅是处于某种固定环境中的存在物,而是从最广泛的角度来设想自己作为人的种种可能性。他们的理想不是一种特殊的骑士式的理想,就像骑士信条或爱情那样的东西;他们称他们的理想为阿瑞忒(aret~)——另一个典型的希腊词汇。我们在柏拉图的著作中遇到这个词,我们将它翻译为“德性”(virtue),结果是令其丧失了所有的希腊风味。至少在现代英语中,  “德性”完全是一个道德方面的词汇;而与之相反,  “阿瑞忒”这个词被普遍地运用于所有领域中,其含义简单说来就是“卓越”(excellence)。它的用法可以由其所处的特定上下文得以限定。一匹赛马的“阿瑞忒”在于它的速度,一匹拉车的马的“阿瑞忒”在于其力量。如果这个词用在人身上,在一般的语境中,它意味人所能有的所有方面的优点,包括道德、心智、肉体、实践各方面。因此,  《奥德赛》中的主人公既是一个伟大的战士,又是一个足智多谋的策划者,同时还是一个机敏的演说家;他勇气十足,充满智慧,他知道他必须默默忍受神所降临的一切;他既会造船又会驾船,犁地的功夫不输于任何人,在掷铁饼比赛中击败过一个自吹自擂的年轻人,与费阿刻斯的年轻人较量过拳击、摔跤或赛跑;他会将一头牛剥皮、剁碎、煮熟,也会为一首歌感动得落泪。事实上他是一个杰出的全能者;他的卓越(阿瑞忒)无与伦比。更加古老一些的诗歌中的英雄人物阿喀琉斯也是如此,他是最令人生畏的斗士、飞毛腿,有着最高贵的灵魂;荷马在他那著名的诗篇中告诉我们阿喀琉斯是如何受教育的。他的父亲将年轻的阿喀琉斯托付给福尼克斯,并要求福尼克斯将他培养成“一个能言能行者”。在我们的英雄时代中分属教士和骑士的美德,希腊英雄努力兼具于其身。
    为什么在一个非常文明的时代中,这样的史诗仍具有教育作用,这可以说是一个原因。“阿瑞忒”这个英雄的理想,尽管它有其自身的时代和环境根源,然而由于其意义是如此的深邃和宽广,因而它可以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的理想。
    .
    在我所翻译的一段《伊利亚特》中,有一个令我感到极具希腊特色的细节。“他的心(heart)撕裂在布满浓毛的胸膛里,他该……宰了阿特柔斯的儿子,还是暂熄他的满腔怒火。”丁尼生(Tennyson)在翻译维吉尔(Virgil)诗作的一个类似场景时写道:
    他机敏的心灵(mind)中分别出两个计较
    .
    的确,心灵(mind)与心(heart)的意义有所不同,但如果丁尼生或维吉尔在提到心灵或心的时候,同时又描述承载这颗心或心灵的某个肉体方面的细节,对此我们会感到惊异。但对荷马来说,提到一个毛茸茸的胸膛是极为自然的事情。他眼中看到的是一个完整的人。
    虽则这一点并不引人注目,但它确实提出了这种心灵完整性的另一个方面,希腊人与“野蛮人”和绝大部分现代人在这方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基督教和东方世界一般都将身体与灵魂、肉体的东西与精神的东西明确地区分开来,至少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时代之前,这种看法对希腊人来说还是陌生的。在希腊人眼里,绝对只有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的人。在某种希腊的神话——宗教中,我们的确会碰到肉体是灵魂的坟墓这样一种观点,同时,由于提出有关不朽的学说,柏拉图有必要将肉体和灵魂截然区分开来;然而,这不是典型的希腊式的观念。希腊人把身体锻炼当做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不是因为他会对自己说,  “瞧,我们可不能忘记肉体”,而是因为在他看来,身体锻炼就是对整个人的一种锻炼。因而,就城邦而言,拥有体育场就像拥有一个剧场或一些军舰一样,是一件自然的事情,并且,各个年龄层的人都经常使用它们,不仅是为了进行身体锻炼,而且也是为了进行心智的锻炼。
    但是,能够最清楚地表现希腊精神这一方面特点的,要数各种地方性和国际性的赛会。我们中的一些人有时会责备某人“把赛会当做一种狂热的追求目标”。希腊人非但不会这样做,而且他们所做的或许更让人吃惊:他们把赛会当做他们宗教的一个组成部分。非常明显,奥林匹亚赛会是四个国际性赛会中最大的一个,它的举行是为了向奥林匹亚山的宙斯神表示敬意,皮提  (Pythian)赛会是向阿波罗神致敬,泛雅典娜(Panathenaic)赛会是向雅典娜神致敬。而且,这些赛会都在圣地举行。促成这一切的是一种完全自然的情感。竞赛是一种激发和展示人类“阿瑞忒”的手段,同时这也是一种对神的有价值的供奉。同样,赛会也被用来纪念死去的英雄,就像《伊利亚特》中人们对帕特洛克罗斯所做的那样。而由于“阿瑞忒”包含身心两方面的内容,因此将音乐比赛同竞技体育比赛放在一起进行也就丝毫不会显得别扭和不自然;在皮提亚赛会中,最初就有吹奏长笛这么一个比赛项目,阿波罗自己不就是“里拉L4J王”吗?•
    人们举行赛会是为了进行作为一个整体的人所拥有的、而不仅仅是一种特殊技能的“阿瑞忒”的比赛。赛会的常规项目有距离约200码的短跑、长跑(1.5英里)、穿着盔甲赛跑、掷铁饼,还有标枪、跳远、摔跤(一种非常危险的)、拳击和马车赛。大项目是五项全能,它包括:赛跑、跳远、铁饼、标枪和摔跤。如果赢得了这个项目,你就是一个大丈夫。不用说,马拉松赛跑是闻所未闻的,直到现代才成为比赛项目。希腊人一定会认为这样比赛是怪异而荒诞的。至于像高尔夫或撞球戏这类现代比赛项目的冠军们,他们所显示出来的技巧希腊人一定会热切地赞赏,并且会认为在一个奴隶身上,这种技巧是一件值得赞赏的事情,假如这个奴隶除了训练他掌握这种技巧之外没有其他更好的用途。人们会说,你不可能既掌握这一类奇技淫巧,同时又作为一个人和一个公民过高尚的生活。’正是这种情绪使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有教养的人应该会演奏长笛,但不必过于精通。
    在一个大赛会中赢得胜利的人就可算是一个人物。他几乎真的就是一个英雄,他的同胞会把他当做英雄来看待。公开的荣誉纷至沓来,其中可能包括在他的余生中,他可以在市政厅中就餐,费用由公家支出(作为野橄榄枝王冠的补偿)。尤其在多里安人那里有着这样的风俗,他们委托一个诗人作曲家创作一首庄严肃穆的合唱颂歌,在一个宴会中或一些宗教节日上演唱,以表彰他的荣誉。于是,在前5世纪早m出现了两位最高贵、严肃的诗人,埃斯库罗斯和晶达,我们所知道的晶达(若非尚有一些其他类型的诗歌断片)完全就像一个胜利颂歌的作者。令我们感到奇怪的是,他们认为一个严肃的诗人应该为运动员写颂歌。更令人惊奇的是,在这样的一篇颂歌中,我们能发现如下章节:
    他突然赢得一些高贵的奖励
    在青春丰饶的岁月里
    希望将他高高擎起;勇气插上了羽翼;
    在他心中有比财富更美好的东西。
    然而人类的欢愉为时短暂。
    它转瞬即逝;可怕的决定将它连根斫斩。
    ——一日之事[  人就是如此;如梦中幻影。
    而当神赐的荣耀向他降临
    灿烂的辉光闪耀其上,生活是如此甜美』
    ——埃伊娜(Aegina),亲爱的母亲,引导这个城邦走上自由
    之路
    仰仗宙斯神,还有神人埃阿科斯(Aeacus),
    珀琉斯、勇猛的忒拉蒙(Telamon)和阿喀琉斯的眷顾。即使翻译成其他文字,它仍不失为壮丽的诗篇。只有《传道书》(Ecclesiastes)才能与之相匹。这是一部颂歌的终篇,该颂歌是为庆祝一个来自爱琴海地区的年轻人赢得在德尔菲举行的青年男子摔跤比赛的胜利而创作的。
    不管怎样,并非晶达的所有颂歌都如此忧郁。他写这部作品时已届耄耋之年,并且,当时爱琴海地区的人们——他对之极为友好的一个同宗多里安民族——正受到雅典的威胁;因而他在颂歌末尾沉重地呼唤爱琴诸豪杰。不过该颂歌的庄重严肃的格调没有任何异乎寻常的地方。他考虑的不仅仅是竞技方面的事情,对此,他从没有屈尊降纡地描述过,他考虑的是胜利者所显示出来的才德(aret6);并且对一个希腊诗人来说,由此转向“阿瑞忒”的任何表现形式——不管是个体方面的还是城邦方面的——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事情。胜利总是在最宽广的背景上被理解。
    在晶达看来,肉体方面的、道德方面的和智力方面的优点还可加上简单的财产,是一个整体的一些部分;这或许是为什么晶达能使人着迷,让人觉得他是惟一一个真正从事过创作的诗人的原因。这种对赛会的崇高构想基本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尽管它可能是经过晶达改造后的产物,普通人或许没有将赛会看得那样崇高;然而,它仍然不过是  “一日之事”。尽管“灿烂的辉光照耀着它,还有神赐的荣耀”,但是这种德、智、体以及精神和感官的完全融合最终瓦解。晶达去世二十来年后,欧里庇得斯写了一段尖刻的文字来描绘奥林匹克的胜利者,称他们是肌肉发达头脑简单的人,他们对城邦无所贡献,却受到人们的奉承。晶达自己为科林斯的某个色诺芬写过一篇、也是平生惟一一篇敷衍了事的颂歌,那个家伙似乎已成为半职业化的金牌专业户,并且除此之外别无所事。
    这种将万物看做是一个整体的直觉,是希腊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明智的源泉。希腊人有他们的激情;在他们的政治生活中,与其他民族一样,也无法摆脱某些突发的野蛮行径;野心勃勃的流亡者如果他真能回国并执政,不管他是寡头还是民主派,都会毁了他的城邦。然而,在所有的行动中,他们的标准是明智的平衡。很难想象某个希腊人会是一个狂热分子;东方的或中世纪的宗教狂热,以及我们时代的某些了无趣味的过分的东西,诸如商业主义之类,在古典希腊的生活中是没有位置的。在崇祀迪奥尼修斯的仪式中,他们经历到神奇的狂喜,并且追寻这种狂喜,但是这不过是确定的万物系统图中的一个部分。一年中有三个月的时间,阿波罗会离开德尔菲,而迪奥尼索斯届时将取代他的位置,这在宗教传说中是有重大意义的。欧里庇得斯描绘过一个迷狂者希波利图斯(Hippolytus)的形象,他是纯洁的女神阿耳忒弥斯的一个纯粹而坚贞的崇拜者,他从不向爱情女神阿芙罗狄忒致敬。他是属于在中世纪可能会被推为圣者的那种人,而欧里庇得斯则把他当做一个不合时宜的悲剧性人物;人类必须对这些女神都加以崇祀,尽管她们彼此之间可能是敌对的。希波利图斯为他所轻视的阿芙罗狄忒所毁,而他的阿耳忒弥斯对此却爱莫能助。
    现在我们必须将话题转向希腊精神的另一个方面的特点,即它对理性(reason)的坚定信仰。这儿有一个令人发笑的故事,尽管它带有诽谤的嫌疑。说是一个中国哲学家,有人间他大地靠什么支撑。“一只乌龟,”那哲学家说道。“那么是什么支撑着这只乌龟呢?”  “一张桌子。”  “那么是什么支撑着这张桌子呢?”  “一头大象。”  “那么支撑大象的又是什么?”  “别打破砂锅问到底。”不管中国人是否会这样回答,反正这绝对不是希腊的方式。希腊人一刻也不会怀疑宇宙是有规律的,它是遵循着法则(1aw)的,因而是可以解释的。甚至在哲学产生之前的荷马那里,我们就能发现这种看法。在荷马看来,在众神背后有一种幻影般的力量(尽管有时它被看做与众神同一),他称之为ananke,必然(Necessity),一种甚至众神也不能违背的万物的秩序(order)。希腊悲剧的基础是这样一种信仰:主宰人事的是法则而不是机会。在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狄浦斯王》中——举了一个令人相当难堪的事例——俄狄浦斯出世之前就被预言他将来会杀父娶母。结果,他在毫不知情的状况下干了这些事情。然而,说这部戏剧的意义在于阐明了人不过是恶毒命运(Fate)的手中玩物,这种说法毫无意义。索福克勒斯想要表明的是,在事件之间最复杂以及表面上看起来纯属偶然的联系之中,有着一种前后一致的安排,尽管我们或许并不知道它意味着什么。由于神能预见整个计划安排,因而阿波罗能够预言俄狄浦斯将要做的事情。在埃斯库罗斯那里,法则(1aw)变得益发简单明白:它是道德法则。惩罚日日夜夜跟随着傲慢不敬(hybris)。正因为他们这种坚定的信仰,怀特海会将希腊悲剧诗人而不是希腊早期哲学家称做科学思维的真正奠基者。
    然而,我们能够表明这种对理性的直觉性的信仰,源自早期希腊哲学家的可能最大,尽管我们对他们的叙述必须简短。
    虽则希腊人对宇宙的起源和本性的思索绝对不像大多数哲学史所述的那样,从米利都的泰勒斯开始,但他是第一个用逻辑的而不是神话的语言来表达自己思想的人。他曾到埃及经商,在那里他学习了一些埃及的数学和迦勒底(Chaldean)天文学。迦勒底已经获得的有关天体运动的知识是非常值得赞叹的,尽管他们进行这种研究的动机绝对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好奇心。他们是实际的人;他们运用天文学知识为处理重要的事务调准日历;更有甚者,就像我们星期天报纸的读者那样,他们想知道未来会发生些什么,并认定星星会告诉他们。(在古典时代,希腊人也有一种特别的占星术。)他们也精通商业算术,就像埃及人精通应用几何学一样(geometry是一个希腊词,其意为“土地测量”)。埃及人的智力很高;他们曾测量过一段超过700英里长的尼罗河河段的落差状况,误差仅为几英寸;他们还发现了直角三角形两边的平方和等于弦的平方这个原理,并加以应用。希腊人在这方面没有做任何能与之相提并论的事情。作为独有的特色,他们的思想正在努力地破解道德、宗教和社会方面的问题。他们对物理世界的探索,不是集中在它是如何运作的这类问题上,而是集中在它是如何生成的这类没有实际效用的问题上。
    关于泰勒斯的事情,我们从后来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那里能了解到的很少,但其意义重大。他掌握的天文学知识,足以使他能够预测到在前585年将发生一次日全食。在我们称为5月28日的那一天,果然发生了日全食。他把他所学的几何学知识应用在测量一艘船在海上的距离,并且据说他对航海技术也有所贡献,还有在编订日历方面也有所作为。显然,他是一个实际的人;同时,由于是一个希腊人,他也热衷于政治(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他曾非常明智地建议处于分裂状态的伊奥尼亚诸邦应该组成一个其中心在提奥斯(Teos)的政治同盟。一个常见的、有关某个心不在焉的教授的故事据说说的就是泰勒斯。有一次,他走在路上,由于仰头观察天空过于专心,结果掉到一口井里。但是,亚里士多德讲述了另外一种类型的故事,由于他自己也是个哲学家,因而可能难免有些偏袒。亚里士多德叙述道,有人指责泰勒斯把时间浪费在无用的事情上。于是,他注意到某些迹象,预感到橄榄将获得大丰收。他悄悄地将累斯博斯所有的榨油机的购买权全部买下,结果,当丰收来临之际,所有人都想马上榨油,他们全都不得不跑到泰勒斯那里去搞一台榨油机。他就此证明了只要他认为值得,哲学家也能够赚足够多的钱。
    然而,泰勒斯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提出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并作出了错误的回答。那个问题就是,世界是由什么构成的?  答案是,水。
    这里有许多有趣之处。首先是这个问题的提出。这些希腊人尽管他们都很实际,但会满怀激情地去追问那些没有实际效用的问题。比如,希罗多德来到埃及,在那里他发现一个神,这个神(在他看来)显然就是赫拉克勒斯,不过古老得多;他由此论定希腊人是从埃及人那儿知道了赫拉克勒斯。他又兴致勃勃地作了一次前往提尔(Tyre)的旅行,因为他听说那里有一座非常古老的、供奉这位神祗的寺庙,此外,他还到过萨索斯(Thasos)。这种纯粹不涉及个人利益的探索,完全是伊奥尼亚人特有的个性。我们再回到泰勒斯。他想知道某些很是没有实际效用的东西,罗马人永远不会提出他所关心的问题,并且他认定这些问题是能够找到答案的。他是用什么方法得到答案的?  不幸的是我们无法知晓。然而,由于我们确实知道他的直接后继者如何着手他们的工作,其中包括杰出的希罗多德,我们可以做某种程度的猜测。水无所不在;它环绕陆地,它从天上滴落,它从地下涌出。再者,它冲积成三角洲,泰勒斯对此了解得很清楚。同时,很明显,它是许多固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它还有这样的属性:它可以轮番地成为固体、液体和气体。鉴于人们习惯上认为这些希腊思想家是局限于纯粹理论方面的,我们有必要注意一下这样一些事实。恩培多刻勒(Empedocles)曾用一只酒囊来证明空气是一种物质实体;他还用一只水钟来演示大气压力;此外,色诺芬尼L5j(Xenophanes)根据山体中存在的海贝以及锡拉库萨采石场中石头上留下的海草和鱼的印迹,提出了一套地质变迁的理论。这些人很能做到心眼并用,我们没有理由假设泰勒斯的答案是建立在纯粹推想的基础上的。
    在所有这一切中,最重要的是,他不顾及事物的外表,认为是一个而不是许多事物构成了这个世界。这里我们遇到希腊思想的一个永恒的特点:万有,不管是物质的还是道德的万有,必定不仅是合理的,而且也是可知的、单一的;物质所显现出来的多样性只不过是表面现象。我们现在应该看出,希腊的剧作家明白无误地具有同样的思维方式:“别纠缠于生活表面的多样和繁复,认真研究简易的真理。”假如泰勒斯能遇见一个19世纪的化学家,并且听说构成世界的元素有67个(或不管是多少个),他会反对说,这也太多了。而假设他能碰到一个20世纪的物理学家,并听说所有这一切其实不过是同一事物的不同组合而已,他或许会回答道:“这就是我经常说的。”
    在我们将话题转离泰勒斯之前,有这么一点或许值得一提。正像人们可能有理由要求一个思想家——其先驱都用神话语汇表达他们的思想——做到的那样,泰勒斯已完全摆脱了任何形式的宗教神秘主义。如果他认为构成世界的元素是三个,或是七个,或者是另外一些神圣的数字,这也是不足为奇的。在伊奥尼亚人那里,你看不到任何这种类型的想法,尽管在我们即刻就要提到的一个学派——毕达哥拉斯学派中,神秘主义还是足够强大的。
    对自泰勒斯开始的哲学运动过程作一个概述,甚至是一个不加任何润色的概述,看来也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谈论一下这个过程的一些发展阶段;简言之,这些思想显然是十分大胆的。这就好似人类心灵的脚趾第一次离开水底,开始游泳,并且是带着惊人的自信进行的畅游。
    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是泰勒斯的直接继承者,是另一个实际的人。他制作了第一张地图,并曾带领一个殖民团从米利都跑到阿波罗尼亚(apollonia)建立殖民地。他似乎曾经提出,最终的物质实体其自身不可能是某种具体物质,于是他用“无限者”(undefinedsomething)来替代水作为万物的基质。“无限者”没有任何固有属性,但它包含“对立”于其身,诸如炎热与寒冷、潮湿与干燥。通过这些对立,并且在永恒运动的影响下,  “无限者”构成诸多感觉对象,当它们衰变时,又会回复到“无限者”。他还构想在自然中有一种力的平衡(balanceo{forces),他用一个术语dik6来表示,这个词在其他语境中意为“正义”。他把永恒运动描绘为这样一幅图景:一个大地居于其中心的漩流或旋涡。这个看法使他能将泰勒斯的理论加以改进,泰勒斯认为(像碟子一样的)大地浮在水上;阿那克西曼德坚持认为大地自由地悬浮在空间中,它离旋涡边缘的距离在任何一个方向上都相等。
    这是一个非常显著的进步。阿那克西曼德思想的自由度极为明显地表现在他对人类起源问题的推想上。在神话传说中,人类是间接地源起于神祗和泰坦(Titan)。这个伊奥尼亚人提出,当水为太阳蒸发时,所有生物从水中生成,而人最初是一条鱼。在阐述他的思想特质的时候,我们应注意到,一方面,促使他提出一种崭新并且有可能引起人们反感的猜想的,并不是大量他无法拒斥的科学根据,因为在亚里士多德着手其工作之前,尚无相当可观的观察和分类的论据;另一方面,他的理论也不是不着边际的胡猜。它部分地建立在纯粹推理的基础之上。其他动物出生以后很快就能自己养活自己,而人类却需要一段长长的哺乳期;如果人类自始至终是如此的话,那他早就被淘汰了,也不会幸存到今天;因此,人类是从其他动物进化来的——这是一个有趣味的地方。从逻辑上来看,按照上述推理过程,得出其他不同的结论是完全有可能的,然而恰巧有这样的说法,说阿那克西曼德曾观察过狗鲨(galeuslevis)的生活习性,这种鱼有哺乳动物的某些特性。其他还有些什么论据可能促动了他,我们并不知晓,但我们可以看到,正是纯粹推理同观察的有机结合,引导他提出了一个如果转述给我们的祖父听,他都会吓一跳的理论。
    爱利亚[7](Eleatic)学派[有名的巴门尼德(Parmenides)L8J和芝诺[9)(Zeno),一些著名的悖论的发明者)表现出对理性更大的信任。他们对伊奥尼亚人的物质理论进行了逻辑检验,并运用形而上的推理引导了原子论的构想。巴门尼德的推理可简单表达如下:非存在(no-existance)不存在;这就是说,没有“无”(Nothing)这样一个事物。因此,什么都是永恒的,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它必定是从“无”中生成,或必定还归于“无”,而“无”并不存在。运动是一种幻觉,因为一个事物只有在虚空中,也就是“无”中才能移动。事物是同一连贯的,因为它不能同“无”相混合而变得稀疏。宇宙是一个静止不动、同一连贯的球形充实体(plenum)。
    这确实是一种荒谬的思想,但现代研究者没有小瞧其带来的反面效应。对逻辑法则的探究是巴门尼德思想带来的一个后果;另一个则是留基波(Leucippus)Ilo]和德谟克里特L11](Democritus)的理论,他们接受了巴门尼德的宇宙观,但他们假设其数目是无限的,同时也认为存在着事物可在其中运动的虚空。这些基质就是原子,他们构成了万物,自然的运动使他们一再聚合、分散。
    另一个引起争论的问题是有关知识的性质问题,事实上也就是知识的可能性问题。一般认为实在(Reality)是某种稳定的东西,但是一个晦涩而玄奥的作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宣扬一种惊世骇俗的学说。他认为对立是合乎事实的,宇宙的本质是变化(Change);万物处在瞬息变幻的状态中。他说,你不能两次踏人同一条河流,因为当你第二次踏人的时候,河水已经流动,河非原河。他的一个后继者对此作了巧妙的篡改,  “你一次也不能踏人同一条河流”[12),因为当你踏人的时候,河流正在变化。当一个事物始终在变为别的东西的情况下,你能断定它是什么吗?  事实上你能作出任何一个有关某个事物的稳定不变的陈述吗?  这种赫拉克利特的哲学,对柏拉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为柏拉图主义的基础乃在于两个世界的区分:一个是易变、不完善并且最终是不可知的感觉世界;另一个是不变、完善和可知的实在世界。
    并非只有哲学家才有这样一种心灵习性,它轻视事物易变的外表、多样性和多变性这类浮在表面上的东西,并试图达到内在的、单一化的实在,我们不是在希腊的雕塑中发现过非常相似的情况吗?  至少直到前4世纪开头阶段,希腊雕塑从未尝试描画过普通个体,而是始终努力使体育家或神祗的雕像更加完美。我们在希腊悲剧中也确实发现了类似的情况。在希腊戏剧与我们自己的古典戏剧之间,希腊建筑与哥特式建筑之间,存在着同一种类型的差异,并且这种差异表明了我们所正在讨论的这一心灵习性。哥特式建筑喜好繁多的细节,喜好光亮和阴影的最强烈的对照,喜好自然王国的各种形象,鸟、兽、花、国王、圣徒和天使以及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都被一一用来装饰建筑;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也是如此,它那人头济济、花样繁多的舞台场景,表现了整个生活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国王与平民、谋士和士兵、情人、插科打诨者、儿童、小精灵,真是无所不有。有人曾说,一个哥特式教堂永远完不了工,相反,莎士比亚的作品则常被剪辑。但是谁能够给一个希腊神庙添上点什么而不会成为蛇足?  或者,谁又能从一部希腊戏剧中减去一个场景,而不会使它变得不可理解?
    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并不在于希腊人有某种对结构的超常感觉,或者生活中的想象和乐趣少一些,而是在于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思维。或许用一个事例能够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头脑中装着莎士比亚的历史剧,读者可以注意一下惟一一部现存的、以历史事件为题材的希腊戏剧,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这部戏剧写成的时间,比它所描写的历史事件晚了不到十年;并且它刚巧是在被波斯人劫掠和亵渎过的雅典卫城下,面对着在这场战争中扮演如此重要角色的雅典人民上演。任何伊丽莎白时代的剧作家都会向我们展示整个战争的全景,战争中这些绝望、希望、凯旋的时刻;我们会在舞台上看到,领袖们运筹帷幄,士兵们赢得了胜利。而在《波斯人》中,我们看不到任何这类场景。场景被安排在波斯首都,只有通过波斯人的眼光才能了解一次行动,整个战争过程被简单化到了这样的程度,连阿耳忒弥喜安大海战和英勇的温泉关保卫战都没有提到,同时也没有提及任何一个希腊人的名字。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两者差别之悬殊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说雅典的舞台和希腊的戏剧结构不允许对这场战争作写实主义的处理是对的,但光这样说还不够。他们的舞台和戏剧结构之所以会如此,其真正的原因在于剧作家根本不想写实。是剧作家制定了剧本和剧本结构,而不是剧本和剧本结构指挥剧作家。而当我们认识到,埃斯库罗斯根本不是想写一部“历史”剧,而是想写一部表达傲睨神明(这回,是薛西斯表现出对天意的公然违抗)必遭天谴这样一个思想的剧作时,就会认为这部戏剧中的每÷个细节都不仅是自然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在该剧中,是宙斯神,同时也是真正的希腊精神摧毁了薛西斯,而希腊人不过是替他实现目标的中间人。埃斯库罗斯加以戏剧化处理的不是事件,而是其内在的意义;并且,任何历史事件,无论其怎么特别,如果不足以清楚地表现内在的意义,他就要将其改编。就此,这个事例可以进一步说明亚里土多德的格言:诗歌比历史更具哲学意味。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希腊人的许多特性——他对理性的信任、他的强烈的形式感、他对均衡美的爱、他的创造性或建设性、他的才具和他信赖先天推理的倾向——之间的联系。毫无疑问,穿越这个观念丛林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我们自己的道路从泰勒斯开始,已行进到了埃斯库罗斯,让我们从这里开始继续探索下去。
    我先前已经表明,正是同一种直觉,一方面,促使第一个哲学家透过自然的外在方面,直达一种假想的实在和统一的内在根基;另一方面,在那个悲剧诗人那里则表现为,他没有将战争的过程戏剧化,而是在其戏剧中使用战争中的某些事件来表现他所认为的这场战争的真正意义。正因为如此,希腊艺术家从某种特殊的意义说,是始终在进行着建构或创新工作。说所有艺术家都在从事创新工作,这完全正确,但创新之路不尽相同。通过对素材进行意味深长的选择、组合和对比,由此综合形成一幅生活图景,与以希腊的方式对生活作一番解说,这两者是截然不同的。一个导致多样和全面,另一个则导致单一和深入。由于希腊人不是想描摹出一幅具有代表性的生活图景,而是试图尽量清楚而有力地表现某一个观念,因而他所构造的形式更为简洁、严谨,更富逻辑性。这里有另外一个例子,它对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或许有所帮助。让我们将《安东尼与克列奥帕特拉》与《阿伽门农》作一番比较,这两部戏剧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都使用了大量的传奇素材。莎士比亚的情节来源于普鲁塔克,简言之,他在普鲁塔克的书中寻找到了他的情节。作为历史学家,普鲁塔克在他的叙述中记录道,庞贝[1s]的一个手下向他提出一个狡诈的计划,让三巨头一起出海,然后将他们扔到海里去喂鱼。莎士比亚读到后,认识到这可以演绎成一场好戏,于是将其整个地移人戏中。这件事同安东尼和克列奥帕特拉的爱情悲剧(我想,这是整个戏的主线)毫无明显的关系,但它有助于使这个历史场景获得纵深度和透视感,并且历史中确有一帮像茂那斯[1d](Mena。)那样的恶棍,因此,毫无疑问,一切都井井有条。对于《阿伽门农》,以最简短的方式概述埃斯库罗斯实际用到的传奇素材,都会花去我很长的篇幅。海伦遭劫、远征特洛伊、凯旋、卡桑德拉Els](Cassandra)的生平、谋杀阿伽门农和卡桑德拉,甚至发生在上一代人阿伽门农之父与其兄弟之间的争执,所用素材的范围就有这些,但整个戏的情节却很简短。有人宣布阿伽门农回来了,然后他出场,还带来了被俘的公主卡桑德拉;他的妻子克吕泰涅斯特拉谋杀了他们俩;她说阿伽门农罪有应得,因为为了使远征得以成行,他将他们的女儿祭献给了阿耳忒弥斯;随后,她的姘夫埃吉斯图斯(Aegisthus)又跑来说了一通他罪有应得的话,但提出的理由有所不同。这就是全部情节。像莎士比亚一样,埃斯库罗斯有一个漫长而复杂的故事要处理。区别在于埃斯库罗斯将他的故事扯成碎片,然后将这些碎片组织成一部表现某种正义(Justice)观的戏剧。简言之,这种正义观就是,循环不已的冤冤相报将导致混乱。构成这部戏剧的骨架不是故事,而是这个观念。对于他所不想要的故事部分,比如,有关那场战争的故事,埃吉斯图斯对克吕泰涅斯特拉的勾引等等,他都一一扬弃;对他要用的部分,他也不按时间先后次序,而是按其所需的次序来编排。(他之所以能够以这样的方式处理整个故事,是因为他的观众对该故事已大体上了解。用神话作素材的一大好处就在于剧作家可以省却介绍故事的来龙去脉这一麻烦而乏味的工作。)在某种特殊的意义上,他是创造了某些崭新的东西,作品的形式架构完全置于他的控制之下。随着剧情的逐渐紧张,他的主题——以暴易暴,必遭其报——得到了一而再、再而三的表现,最终形成一个合乎逻辑的、充满美感和力度的结构。所有这一切都以一个单一的观念为基础,任何对表现这个观念没有直接作用的东西不会被采纳。事实上,在希腊戏剧中,要合弃的正是茂那斯那样的人物。由此,这些戏剧方显得清楚而有力。有这样一种说法:有多少有能力扮演哈姆雷特这个角色的演员,就会有多少种类型的哈姆雷特;但这种事情在任何一部希腊戏剧中都不可能发生。由于希腊戏剧的意义与形式之间有着如此必然的关联,因此任何自以为是的表演都会被确认为是错误的。如果一种表演不能为该剧的所有细节提供解说,那它就是错误的,因为正确的表演能解说一切。
    我想,在希腊人的形式感中表现得如此明显的逻辑性和明晰性就是这样产生的。艺术家对他要表现的东西有一种非常清晰的概念,并能完全自由地支配他的材料。希腊人对均衡的爱好同样明显。这种爱好带来一些有趣的后果;我们随处都可以发现他们的样式感和均衡感。我们先来看看一两个明显的例子。对于建筑,我们先前已有所提及。近乎所有哥特式大教堂的平面设计图都是不规则的,这向我们的心灵暗示了某种对生活充满活力的看法;而对希腊人而言,这种不规则的设计是令人厌恶的,只能带来一种不完美的感觉。一座令人信服的完美建筑,其形式自然是均衡对称的。我们或可转而看看希腊的散文,它对平衡和对偶具有一种激情,而且经常过分地沉迷于其间。在优秀作家和演说家那里,这种对偶直接来源于心智的敏锐,它能在一瞬间将一个思想分析成它的各个组成部分。(一个很好的例子便是地米斯托克利的一件轶事。这件事情太富希腊特色,如果在本书中不提一下,那将是十分令人遗憾的。有一个好嫉妒的人,来自某个名叫塞里弗斯的微不足道的小岛,他对地米斯托克利说,你之所以有名,并不是由于你自己有什么功德,只不过你刚巧是一个雅典人而已。“你的话有些道理,”地米斯托克利说道,  “如果我是一个塞里弗斯人,我是成不了名;如果你是一个雅典人,你也成不了名。”)不过有时,甚至在修昔底德的作品中,对偶的后半部分纯属形式,某些智者将散文文风搞得愈加花哨,他们强调对偶要事事对仗,其中包括音韵,于是,对偶这一修辞手法逐渐单调乏味到了无法形容的地步。希腊文体的坏毛病不在于它的均衡匀称,而是在于其虚假的形式主义。
    然而,希腊人不仅喜欢使他自己的作品具有均衡对称性或典范性,同时,他相信整个宇宙必定是对称的,这是合乎常情的。在人的作品中,理性和完美呈现为一种对称的形式;而人是自然的一个部分,因此,根据理性D6J的推断(beingexhypothesi basedonReason),自然同样也是对称的。
    自然中的对称现象并不少见。一年之中,黑暗与光明、寒冷与炎热是平衡的。甚至是变化无常的风向都遵循着一种总体的平衡。除了行星这些“漫游者”之外,恒星合乎法则的运动早已为人所了解。对称、法则和理性不过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而已。
    因此,就像在应当考虑运用观察法和演绎法的地方他却依靠理性——样,希腊人倾向于将对称模式强加在确实不存在这种模式的地方。早期地理学家的所作所为可以说明这一点。在埃及,尼罗河令希罗多德感到极为激动,他尽其所能地探究其源头。有一个人告诉他一个辗转听来的故事。说是有一群来自于流沙地[Syrtis,苏特拉湾(Sutra)]附近的一个部落的爱冒险的小伙子,他们向南穿越利比亚沙漠,在经过一段危险的旅程之后,他们被一群矮小的黑人(俾格米人,thePygmies)抓住;在这些黑人的住处附近奔流着一条大河,流向是自西向东,河里有鳄鱼。讲故事的人猜测,那就是尼罗河。希罗多德说:“有理由这么说。”理由自然就是对称。就像尼罗河将非洲分成两部分,多瑙河也将欧洲分成两部分,并且,多瑙河河口正对尼罗河河口。多瑙河发源于遥远的西边,  “在凯尔特人居住的地方,靠近比利牛斯城L17J”,希罗多德这样说道,他显然曾听说过比利牛斯这个名字,但他把它当做了一个场所或一个民族;就尼罗河而言,它同样也发源于西部,并且,就像它的河口一样,它的源头与多瑙河的相对,难道还会有比这更明显的事实吗?  这完全是处于早期阶段的希腊地理学的特点;不管是谁造就了大地,他理所当然地是严格按照对称的形式来进行的。
    关于另外一点,即在应该运用科学方法加以处理的地方,希腊人却运用逻各斯(10gos),这一点,能够通过发生在希腊医学史中的一场争论来加以说明。
    有一些医学文章的作者,他们武断地选择某些假说——像热与
    冷、湿与燥之类,不管什么——只要他们认为合适,并把这些假设
    作为他们论述的基础。于是,他们简化导致人们生病和死亡的原
    因,把所有的病例都归为这些病因。这些人在其许多实际论
    述[1s]中犯了错误,但是他们最严重的错误在于他们用这种方法来
    讨论一门行业技艺(craft),并且是一门最为生死攸关的技艺。
    这是一篇名为“论古代医学”的文章的开头部分,这篇流传至今的文章归在前5世纪医学界最伟大的人物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的名下。希波克拉底是否真的写过这篇文章,既不可知也不重要,重要的是科学家对先验哲学家进行的抗议。先验哲学家从更宽泛的自然哲学(像他们理解的那样)领域下降到医学领域之时,构造了一些普遍性的  “假说”。这不是些科学假说,可以构成某些暂时性的理论以解释观察到的事实,而是一些更像数学公理的、未经证实的概括性命题。我们的作者在后文中说道,上达碧落下黄泉的玄思妙想固然挺好,但不能用于一门“行业技艺”[craft或“技术”(art),希腊词techn6包含了这两个词的含义]。他接着说道,医学的基础,其原理和方法早就为人们所知。如果一个有能力的探索者已掌握所学的东西,并以此为基础作进一步的探究,这方法将导致许多重要的发现,并且那些有待发现的也将最终被发现。但是,人类既是错误的受害者,同时又是错误的制造者,他拒绝和轻视所有这一切,而想以别的方式进行探究活动。这是不可能的,并且我将证明它是不可能的。
    这就是说,在一门科学中,有可能通过观察和实验建立一套真理,有一些希腊人能有足够科学的态度。我们从修昔底德对瘟疫的描述中业已能看到这一点。他详细地描述了这种病症带来的身体影响以及心理和道德的影响。他以这样一段话作为引言,他说:“无论是医生还是外行,任何人都能对这场瘟疫的流行说出一些他认为的、可能的原因,并且他所想到的原因都足以造成一场如此之大的混乱。至于我自己,将只描述其现象,记录其症状,以使人们能够认识它,如果它再次发生的话;因为我自己患过这种病,也亲自观察过其他遭此荼毒的人。”
    这就是科学的态度,修昔底德没有作任何未经证实的概括性论述。还有什么能比下面这些来自《格言》(Precepts)中的文字,更富于科学的气质?L19J
    在医学中,人们不应当注重看似正确的理论推测(10gisomos),
    而应当注重经验和推理(10gos)相结合……一个理论推测想要被认
    可,它必须以事实为基础,并且是从观察事实中系统地推导出来
    的。我同意这个观点。……而通过独立无助的理性抽绎出来的结
    论几乎是不能有什么用处的,有用的结论只能从观察事实中得到。
    我们在《流行病学》(Epidemics)中发现了一个对事实进行细心观察的杰出实例,该书显然是一个行游医生的病历簿。作者是一个相当有条不紊的人。他首先记录了当时的气候,然后记录了他的病人的整个患病过程,还有年龄、性别以及其他所有可能有关的细节。下面我引用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它很简短,并且记录了一个有趣的地名:
    一个年轻人,在奔跑并耗尽体力之后得了一种热病,病倒在利
    亚斯(Liars)的市场上。第一天:肠腹部不适,大便多而稀黄;小   便少,色深;没有睡眠;渴。第二天:所有症状加重;排泄更加不
    好;没有睡眠;精神活动紊乱;轻微盗汗。第三天:不适,渴;恶
    心,辗转不定;精神抑郁,神思恍惚;手足发青发冷;两侧的肌肋
    部过劳受损,并相当松弛(?)。第四天:没有睡眠;病情恶化。
    第五天:死亡。年约20岁。
    对于《流行病学》,19世纪有一篇评论文章(琼斯博士引用过)颇为有趣,因为它完全不得要领。其大意是说《流行病学》作者是一个对人类痛苦采取冷酷旁观态度的人,他没有做任何事情来减轻这种痛苦。事实上,他有一两次提到他的治疗措施,比如,  “热敷没有起到任何缓解作用”。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他写作的时候不像一个医生而更像一个病理学家,并且坚持他的观点。虽然如此,这个希腊人比其现代批评者所了解的他更富科学精神。
    这些引文清楚地表明,有一些希腊人懂得并遵循科学的程序,而同时也有另外一批人,他们只运用先天的方法。用琼斯博士的话来说就是:“当疾病来源于神这种看法逐渐为人们所抛弃之时,出现了另一种对科学的进程有着同样干扰和反动作用的因素。哲学取代了宗教。希腊哲学在多样化的现象中寻找同一性,并且在建构一个包罗万象的理论过程中,对同一性的渴求导致对事实的臆断和忽视。正是同一种欲愿,促使泰勒斯宣称万物皆水,同时使《希波克拉底论集》中一篇论文的作者宣称所有疾病都是由气所造成。正如达伦堡(Daremberge)所说,哲学家们试图闭着眼睛来解释自然。”并非惟有希腊人才如此。人类常把很多心思花在做跳跃深渊这类惊险刺激的训练上,好像这种深渊并不存在。比如,中世纪的音乐理论,有时被三位一体学说以现在看起来有点不太对劲的样式搞得复杂化。
    然而我们可不能过于小觑那些“闭着眼睛”的希腊人。他们的心灵却是非常之开放。尽管闭起眼睛是阻碍了科学的发展,但开放心灵则带来了或许同样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形而上学和数学。
    在希腊的所有发现中,数学可能算是最有特色、最令他们激动的一个。希腊人确信,宇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整体,并由此认为它是单一(不管其表面如何)而可能对称的。如果我们首先记住这一点,然后看一看它对他们的数学思想所造成的影响,那么对那些漠视事实世界的人,我们将会有更多的了解。
    请让我花一丁点时间说说我个人的感受。我曾由于失眠而做一些数学研究以打发时光(精通数学的读者们可能会对此发出微笑),这使我能够对此有一些看法。一个数的平方减去其相邻两数乘积所得的差,曾让我感到吃惊。10x10等于100,而11x 9二99,两者的差是1。6“6与5“7的差也是l,这是一个有趣的发现。我的情绪越来越高涨,我发现了一个规律,并以代数的方法进行了证实,那就是:与某数相邻的两数,它们的乘积比该数的平方小1。下一步是考虑一下与某数相邻两数除该数之外的两个邻数的情况,结果非常令人高兴,我自己揭示丁一整套数字变化的秩序,对此,(我高兴地说)我的数学老师可从来没教过我。带着逐渐增长的好奇心,我通过计算得出的答案是这样一个系列:10xlo:100,  9xll二99,  8x12二96,  7x13二91……我发现这些乘积之间的差依次为l,  3,  5,  7……正好是奇数数列。更令人觉得神奇的发现是,如果用第一个乘积100依次减去每一个乘积,结果是1,  4,  9,  16……我的老师们从未告诉过我,我也从未猜想到数字之间能变现出这些严肃而美好的永无止境的戏法,(从表面上看来)它们独立于时间、空间和人类心灵之外。这是对一个崭新而完美的世界的惊鸿一瞥。
    由此,我了解了当毕达哥拉斯学派获得同样的发现时,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尽管就我个人而言,这些发现并没有带来任何实际效果。但就他们而言,这意味着伊奥尼亚人试图在某种物质中发现的终极而单一化的实相,事实上是数。赫拉克利特不是宣称万物皆变吗?  这里就有不变的事物,它们是永恒的实体,独立于不完善的感觉之外,完全可以通过思想来把握。再者,由于他们相信数具有空间性,这些数学实体就有着希腊人假想的完美事物的一种特性:它们是对称的,并且蕴于其中的逻各斯就是一种典型的范式。我们把上述的那个数字系列颠倒一下,就可以说明问题。平方数系列可以通过依次加上奇数而得到:
    12+3二22;  22+5二32;  32+7二42......
    对毕达哥拉斯学派而言,这些就是典型范式,因为他们以几何学的术语来进行数学思维,于是有了“平方数”(SQUARENUMBER):
    希腊思想在这个新世界里迸发得越深入,认为在多样表象下隐藏着单一性这样的直觉性看法就得到进一步证实;是必然的法则而不是偶然的机会主宰着世界;宇宙以理性为基础,而推理能够揭示其内在的真实。通达真理的大道不是建立在感觉而是建立在思想之上的。
    由于自然万物的习性具有几何学的性状,因而这种信仰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一些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成员必定观察过花朵和巨大水晶的几何结构。我们虽没有有关这方面的记载,但我们从由于他们发现音乐和弦的数学基础而导致的激动中可以看出,这绝非空穴来风。耳中听到的一个音高了八度是弦精确地短了一牛的结果,也就是这么一个最简单的事实,一组完整的比率序列同时就是音程,而这对于完全没有数学头脑的人来说,仍然似乎是一种神奇的巧合。从这里面,希腊心灵看到的不仅仅是一种巧合和有趣的物理事实,而是其他更多更多的东西。希腊人的心灵(就像我们指出的那样)沉迷于以类推进行论证,想一下子就越过深渊,他之所以这样做的真实原因在于其理论预设,也就是说,在他眼里,整个宇宙或自然,不管是物质的、宗教的还是道德的,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如果我们记住这一点;如果我们记住他是如何将道德看做是介于对立面之间的一种中道,一个适恰的“定音”,一种灵魂的和谐状态;如果我们记住“音乐”(mousika,q-m=括诗歌和舞蹈)在希腊教育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如果我们记住数学关系业已在物理世界里被发现,那么我们也就能够理解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某些做法。对和弦特性的研究令他们感到鼓舞,他们在此作了一次理论飞跃,认为他们同样能为宗教和道德找到一个数学基础。他们发展了一套神秘的数的理论,按照这个理论,神或至善是1,代表统一;正义是第二个平方数4;诸如此类的看法还有不少。这是一种大胆的尝试,但人类的历史早已表明,把握物理世界比把握道德世界要容易得多。
    柏拉图在学习数学方面是一个勤勉的学生。在学园E20](Acagemy)大门的上方镌刻着
    MH厶E12  ArEl2METPHT02  EI∑ITl2如果解释一下,这句话的意思是“要相信数学”;他有一句名言:“神总是按几何学行事”,这是以哲学方式表达的某种直觉性思想,也正是这同一种直觉性思想促使希罗多德形成他对尼罗河的猜测。而柏拉图则将苏格拉底的思想与数学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加以结合。在苏格拉底看来,人类研究活动的对象应当是人自身,以及就人而言的至善。同时,柏拉图还继承了苏格拉底的方法,那就是,通过逻辑追问的方式,探索无所不包的善之“逻各斯”的确切含义。同苏格拉底一样,他坚信德性(virtue)就是知识。他相信凡是对德性有知识的人必定会去践行,因为德性就是好(good),它必定比坏(bad)更合人意。就这点而言,我们或许可以说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低估了意志(Will)的缺陷,但同时也可以说可能是我们低估了他们所指的“知识”。像他的一些前辈一样,柏拉图将知识和意见(opinion)严格地区分开来。知识不是一个人所直接听到、看到或学到的东西,只有通过长时间热切的探索,他才能自己对此有所发现。再者,只有永恒的东西,而不是倏忽易变的东西,才是知识的构成要素;知识的对象是“存在”,而不是那些易变的感觉对象。事实上,柏拉图的立场离那些宣称“上帝的知识是智慧的开端”的诗人已相去不远,尽管他达到这个立场的道路与后者完全不同。有关“存在”的知识,只有毕生进行孜孜理智探求才能获得,这种探求的入门方法就是研究数学,因为它能使心灵远离粗糙的感觉对象,而去思考更为真实的东西。不变的实在(Reality)我们只有通过思想才能把握;感觉只会向我们展示倏忽易变的、残缺不全的实在摹本。在实在或理念(idea)世界中,居于最高地位的是至善(TheGood)。尽管柏拉图没有正式将至善与神视为同一,但他以这样的方式论述至善的神性,这与正式将两者视为同一也就没什么两样。
    一个人一旦拥有这种知识,他就不会犯错误;这是一种有关存在的知识,—一种有关至善的知识,实际上也就是一种有关神的知识。它比我们今天所说的、纯粹智力方面的“知识”有着更丰富、更广泛的内涵,因为除了一种智力方面的激情之外,一种道德上的激情也是它的动力,并且它的对象是包容万象的真实(Truth);事实上,它与基督徒的恩典观念属于同一个事物的序列,尽管在类型上可能有所不同。在这里,希腊思想家对内在真实即“逻各斯”的探求达到了顶峰;言即上帝(theWord wasGod)。 
   第十一章   神话和宗教

    这一章节的目的,并不是想对希腊生活和思想中,一个范围宽广而且极为复杂的部分作一番概述,而是想对某些可能会造成读者困惑的,看起来有点矛盾的东西作一简单的解释。
    我们已花了一些时间来详细阐明这样一个看法,那就是希腊人天生就在寻找宇宙中的统一和秩序,并且由于这个看法,我们可能会料想希腊人是一神论者。然而,与此不同的是,我们发现他们展示出一种最绚丽的多神论。甚至在古典时期,在那些启蒙的岁月里,诗人们也似乎毫不犹豫地去创造新的神祗。希望或恐惧,或者许多其他类似的观念都可以化为神灵,而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惊讶。我们都知道圣保罗(权威本译得不准确)曾发现雅典人“非常敬畏神灵”,然而敬畏多个神灵。再者,我们都已经看到——我希望——大量的古典诗歌和艺术都表现出显著的严肃庄重的特征。它们丝毫不缺乏欢快而富有魅力的成分,然而其突出的特征是一种道德责任感。这种艺术以之为基础的神话却令人难以置信地缺乏责任感。数不清的有关神灵的反复无常、残忍凶暴、拈花惹草的故事,很可能会给我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希腊人是一个很不把他们的道德责任当一回事的民族。但是这个印象是非常错误的。
    这是两个非常难以理解的问题。对此,我作一个非常简短的解释。希腊词“theos”并不意味着上帝(God)。在早期,神学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并不像我们想当然的那样;事实上,两者之间毫无关系。而我们不可避免地会以错误的态度来看待这些神话,会从错误的终点出发去接近它们,因为我们第一次接触它们时,它们已被包裹在极为繁琐的、后来才有的外表之中了。无论我们是否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是从奥维德及其晚期希腊语权威引文那里,开始接触这些神话的。要正确地了解希腊神话,我们必须从其肇始阶段而非终结阶段开始。
    让我们首先来谈谈多神教。最初的希腊人对神的看法,似乎与其他原始初民差不多。事实上,我们的生活得服从某些我们无法控制的外在力量,比如,像气候之类,而这些力量就是“theoi”,神祗。我们所能做的无非是同他们保持良好的关系。这些力量是非常难以捉摸的,就像雨下起来时多时少一样。于是,就会有,或者是我们希望有其他一些能保护我们的力量,诸如部落神、氏族神、家族神、灶神之类。这些看不见的社会集团成员必须小心翼翼地加以敬奉。对所有神灵的祭献活动,都必须有一套指定的形式;任何不合礼仪的行为都有可能激怒他们。没有迹象表明,他们会受制于某些对人类行为起着管制作用的法则;事实上,他们中的一些显然是不受这些法则的掣制的。这就是说,神学与道德之间不存在某种必不可少的联系。
    然而,尚在史前时期,希腊的民族气质通过这种原始宗教的发展方式表现出来。在他们的拉丁亲戚中,神的力量依旧是各种各样而没有名称的;某种宗教持续多久,其仪式就始终遵循着最墨守成规的、精确的古代程式,这种程式的真正意义尽管可能早已被忘却了。其中有一个差不多无法想象的词“numen’’,这个词我们几乎不能用像“精神”(:pirit)这样有明确含义的词加以翻译,它差不多关涉到一个人生活中的每一个行为——从他的第一声啼哭到他最终消失在坟墓里;并且只要仪式遵循精确的形式,也就万事太平。而在希腊人中间,宗教的发展形式却有所不同。首先,那活泼的富于戏剧性和创造力的感觉,使他们不可避免地会将这些“力量”进行拟人化的描绘。可以说,神灵逐渐成为理想化的国王。其次,追求统一和秩序的冲动促使神祗的数目减少,并将他们结合为一个家族。对此,有一个例子足以说明问题。伟大的部落或民族保护神宙斯(Zeus)同时又是天神。另外还有一个Herkeios神,他专司保护人类的“herkos’’或叫农庄围栏之职。这两个神逐渐合二为一,被称为ZeusHerkeios,Herkeios逐渐变成仅仅是一个形容词,表示宙斯也承担保护围栏这一特别的责任。
    但是这种追求统一和秩序的冲动起着进一步的推动作用。尽管某些力量看起来是无规律的,并且有时它们互相之间有着明显的冲突,但希腊人仍认为宇宙中有一种有规律的节奏,对于这种节奏,神灵可以充分利用,但无力打破。换言之,存在着一种比神祗更强大的力量,神不是无所不能的。这种幻影般的力量被称为Ananke,“不可避免者”(whathastobe)或Moria,  “均分者”(thesharer-out)。这个关于一种万能而非人的力量的观念,包含了宗教和科学两方面的胚芽。
    下一步就是神学与道德的结合,这一过程未必像任何简短的概述所暗示的那样清楚和系统。希腊人从不会像罗马人那样注重虚礼。我们可以看到至少有两个特殊的途径,通过它们,宗教与道德之间的鸿沟被跨越了。祭神活动对仪式的纯净性有严格的要求。比如一个流血的人,在他清洗干净之前,是不能参加祭祀活动的。经过一段时间,这种对纯净的神圣的要求,自然会由外在的扩展到内在的纯净。再者,某些人类的法律无法惩罚或人们无法查清的罪行,就交给神来进行裁决。在原始的环境中,被放逐的人是没有任何法律保障的,同时地位卑下的人可能也不容易获得法律的保障。因此,恳求者、客居者、求乞者被看做是受神灵特殊眷顾的人。作伪证发假誓因其无法被证明,所以被看做是一种为神所特别深恶痛绝的罪行。最重要的是,希腊人从根本上拒绝将自然与人类的本性区分开来。至此,神已经被精神化了;Ananke或Moria不再是超越于宙斯之上的东西,而是他的意志的表现,而其他一些神,像专司惩罚暴力和不公的复仇女神,都是他忠实的代理人。
    但是,在这样一种对宙斯的构想与神话中的那个凶暴、好色、坏脾气的宙斯之间,难道就没有冲突吗?  确实如此。但在我们谈到冲突之前,我们最好先了解一下神话是怎样产生的。
    有两类神话在这里我们不必关心。一类是历史或表面上称为历史的神话,比如,像特洛伊系列之属;一类是像什么帕尔修斯(Persus)砍了女妖戈尔工(Gorgon)的脑袋之类的故事,这些是民间传说,MarchenklJ,就像杰克和豆茎的故事(JackandBeanstalk)一样。与我们论题相关的是像克洛诺斯(Cronos)被他的儿子宙斯打翻致残之类的事情,还有就是为宙斯和阿波罗所成功地追逐到的许多女神、仙女和永生的妇女的故事。这是些会对我们产生误导作用的故事,在更具反思能力的时代中,连他们自己都对此感到恼怒。那么它们是怎么产生的呢?
    概言之,这些故事只不过是对事物的一些解释,而这些事物之所以会被赋予色彩和生命,那是由于希腊人会情不自禁地去那样做。
    这些故事就是一些解释。由于大量的现有宗教常规和依稀记得的传统习俗需要解释,而当这些东西本来的真意已被忘记的时候,虚构的故事便取而代之,成为一种解释。前面那些段落,提供的只是一个有关希腊的史前宗教的并不完整的看法。一般说来,我们所说的多神教是存在于早期希腊人中的。但是让我们考虑一下,这些“早期希腊人”不是一个统一的民族,而是你推我搡地混居在一起的一些小宗族,它们一会儿定居在此地,一会儿又迁居别处,不断地接触着新的邻居。一种多神的宗教对新的神祗自然是友好的。早期希腊人种的一个部族,与新的邻人混居或毗居,自然会继续崇祀他们自己的神灵,但是也会同样尊敬当地已有的神祗。举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在靠近斯巴达的阿密克莱(Amyclae)地方,有一个名为许阿辛提亚(Hyacinthia)的庆典,在这个庆典上,许阿辛特(Hyacinth)和阿波罗都受到尊崇。格调阴郁的许阿辛特仪式的主要特征就是将祭酒倒在地上;整个庆典为期三天,其中第二天是奉献给阿波罗神的,其格调非常欢快。这个有双重成分的庆典,就其最初的起源而已,毫无疑问,是由于一个崇祀奥林匹亚神祗阿波罗的新的民族在阿密克莱地方定居下来,他们与一个其宗教与他们完全不同,信奉一个地神而不是天神的民族混居在一起。虔敬与审慎都不允许人们忽视现存的崇祀,于是新老崇祀结合在了一起。几代人之后,原初崇祀的两重意义逐渐为人淡忘;事实上是地神的存在被忘却了。但是天生的保守性和虔敬心使仪式依旧保存了下来。那么现在它的含义是什么呢?  将祭酒倒在地上现在只意味着一件事情:他们在祭奠某个死去的人;由于整个庆典阿波罗神也有分,那么死去的许阿辛特必定是阿波罗神的好朋友,于是就有了一个解释性的故事,说许阿辛特是阿波罗神所喜爱的一个小伙子,但为他掷出的铁饼误伤而死。正如我们了解的那样,“Hyacinthia”既不是一个希腊词,也不是一个希腊的地神崇祀。于是,这个仪式和故事为我们记录或反映了两种完全不同文化的融合。
    先前的神灵往往是女神,在这种情况下,她自然将成为新到来的男性神的妻子。如果他是一个男性神,像许阿辛特一样,他可能将成为他的取代者的儿子,但这中间还得有一个母亲,她往往是某个当地的仙女或女神。这是顺理成章并非常纯真的事情;但当这类事情在希腊人所居住的无数山谷和岛屿中的许许多多地区都发生了的时候,并且当这些地区的新贵神祗越来越多地趋同于宙斯或阿波罗他们两个时,就开始出现这样的现象:通过与大量可爱的女神、仙女和永生的妇女的结合,宙斯和阿波罗有了数不胜数的神子神孙。但是,这种神灵的好色不是希腊神话本身意图要反映的东西,它不过是神话发展所带来的偶然结果而已;而为何它并没有使人们的宗教情感受到直接的伤害,这显然是因为人们都知道它不过是一种解释而已。它不是权威、教条、具有教育意义的东西;它不过就是“说法”(whattheysay)。它只是一种解释,并且尽管它已成为一种传统,但还是一种你可以或取或合的解释而已。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在仪式中尊崇神灵;没有什么强迫你去相信有关神的故事。
    然而,希腊还有另一种类型的更加粗鲁的神话,尽管它的意图仍然在于解释,但它有一种不同的起因。比如,有一个有关宙斯的故事,令后来的希腊人感到异常的恼怒。它说的是宙斯用暴力将其父克洛诺斯打倒,并将他囚禁在最底层的地狱里。是什么促使人编造出这样一个故事呢?  非常简短地说,像这样的神话故事是用来说明万物起源的一种尝试,先是物理世界源起,然后是诸神。太初是一片混沌(Chaos),“裂隙般的虚空”。混沌既开,乃有广袤而平坦的大地,是为万物之母,是为神灵和人类之母。她创生出乌拉诺斯(Ouranos,天),地与天和合而创生出黑夜、白天以及一窝巨大而令人恐怖的怪兽,这些怪兽既是对心理力量也是对物质力量的一种隐喻。从混乱中秩序逐渐隐现,这自然是用人类的措辞勾勒的一幅图景。为何地、天不再继续大量生产这样的原始的产品?  秩序是如何出现的?  乌拉诺斯被一个新生而更具优势的儿子克洛诺斯打翻,并被他用锁链锁住;最终,克洛诺斯同样被宙斯所打倒并取代,在宙斯的统治下我们所知的世界和道德的秩序出现了。至于克洛诺斯是乌拉诺斯的儿子,而宙斯是克洛诺斯的儿子,则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当时能存在的也就是这么个父子关系。只有到许多年以后非常进步的时代,人们才会牢牢地抓住这个细节,并且开始对这些神的“不孝”行为感到愤怒。
    既然如此,希腊的多神教是“自然”宗教,使它变得更为复杂和神祗繁多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希腊种族分裂成小部族,散居各处;另一方面是由于至少在希腊的有些部分,两种不同类型的宗教融合在于一起,其中一个原先应该与社会团体事务有关,另一个则与自然崇拜有关。希腊人追求统一和逻辑的天性,表现在他们对奥林匹亚神祗系统的创造活动中,这个系统由诸神和人类之父宙斯掌管。在此过程中,希腊的部落神和天神、明显不属于希腊的自然诸女性和男性神祗、由几个“diamones”(精灵,但不是“demons”,恶灵)联成一个整体像Erinnyes或复仇三女神一类的神祗,以及像Dik6(正义)和Themis(法律)这些抽象概念的化身,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一个统一的系统。从道德这个原先纯属人事和社会领域的东西,被置于神的保护之下这个事实中,我们也可以发现这一天性的表现;同样,这种天性还通过Ananke或Moria这样的统一性观念表现出来,这个观念最初是凌驾于诸神之上的,但后来被看做是宙斯的意志。这些形形色色意在起解释现象作用的神话,由于希腊人生动的想象力,不可避免地带上人格化、戏剧化的形式。
    然而,当宗教与道德开始趋向于一致,当神灵不再仅仅是自然、社会和心理方面的力量,而且也是道德方面的力量之时,神话中反道德的因素便逐渐成为绊脚石。哲学家和艺术家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对此发起了挑战。艺术家排除或忽略神话中他所不喜欢的东西,而继续创造性地利用其余的部分;哲学家则将其一股脑地统统扫除。在前6世纪,已有一个伊奥尼亚哲学家色诺芬尼提出,如果驴子有宗教,它们会把它们的神描绘成驴子的样子。神话的真正本质不过是这种将人形赋予神祗的拟人观而已。甚至连身为诗人的欧里庇得斯也谴责“诗人们的拙劣故事”。如果一个神会犯错,那他就不是神;如果他有任何欲望,他就不能是神,因为神是完美而全能的。柏拉图痛诋诗人,因为他们到处传播有关神明的无聊虚假而且邪恶的故事,诸如说他们互相争斗,或者为悲伤、愤怒、快乐之类情感所左右。他颇不情愿地没有让荷马进入他的理想国,他对悲剧诗人非常恼怒,因为他们传播有关神的毫无价值的观念。
    柏拉图的责难,用在某些水平较低的悲剧诗人身上可能是适当的,但对于我们所知道的这些悲剧诗人,他的攻击则显得荒谬。这是一个哲学家对艺术家所作的攻击,这个哲学家否认除了他的道路之外,还有其他的道路可以通达真理。这是这样一个非常有才智的哲学家所作出的攻击,他比大多数诗人更像诗人,他自己发明了一些在希腊算得上是最深刻和最美丽的神话[2)。“在诗人与哲学家之间,”柏拉图说,“存在着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在哲学家这一边,尤其在柏拉图自己的灵魂里,还真是如此。
    然而,诗人们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品达、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都算是哲学诗人——假如有这样一种诗人的话——而神话,甚至是“不道德”的神话,是他们天然的媒介。了解一下他们如何利用这些神话,这很重要。从表面上看,戏剧诗人写的是有关神话传奇人物的剧本,事实上他们根本不是在做这一类事情。这些人是不会浪费自己和城邦的时间,从一个诺亚方舟中弄出几个人物来自娱自乐一番,尽管某些批评家认为他们看起来正是在干这样的事情,并撰文指出他们受到他们所使用的神话素材的“妨碍困扰”。没有什么能比这些批评家的看法更错误和更愚蠢。他们的戏剧是用来表现面对他们所处时代的宗教、道德和哲学问题时他们自己所作的奋争。就像莎士比亚大量利用霍林希德[:](Holinshed)的材料一样,他们利用了同样多的神话材料,并且用得同样自由。欧里庇得斯的戏剧《美狄亚》的故事已广为流传:受到其丈夫伊阿宋(Jason)背叛的美狄亚,不仅谋杀了伊阿宋的科林斯新妇,也杀害了她自己与伊阿宋所生的孩子。这个故事的中心事件,孩子们被他们的母亲所杀是欧里庇得斯杜撰的;在这个故事更早的说法里,是科林斯人杀死了他们。这就是说,为了表达他自己的思想,欧里庇得斯彻底改变了神话故事。他的目的不会像现代作家有可能想的那样,是去为一个悲剧女明星设计一个角色,也不是要进行一项非常罕见的心理学研究,他想要表现的是,不受理性控制的激烈情绪,会给她这个直接受害者以及整个社会,带来什么样的毁灭性后果。埃斯库罗斯同样利用最具有暴力特点的古代神话,并给其注入深刻意义。在惜罗米修斯》一剧中,他利用神的战争创生宇宙这个古老的神话故事。在故事中,普罗米修斯反对宙斯,致使自己遭受长年累月的折磨。在《奥瑞斯忒亚》中,阿耳忒弥斯认为阿伽门农应当牺牲他的女儿作为祭品,这个神话来源于遥远古代的活人祭祀;到剧中后来阿波罗给卡桑德拉的待遇,其令人震惊的程度也丝毫不减。然而,这些神话稳固地发展成为两个戏剧系列——唉,其中一个是不完整的——这两个系列的戏剧是人类精神所达到的最高成就之一,这些戏剧表现的是神、人共有的理性,秩序、仁慈的产生和成长。
    因此,人们可以不断展示,在所有的戏剧家那里——在品达那里也是如此,不过方式有所不同而已—寸申话依旧保持着生机,但如今已被注入深刻的宗教或哲学意义。神话在本质上还是在执行着它原来的职能,它依旧是一种解释;不过,在这些严肃而强有力的诗人手里,现在它已成为对人类的生活和灵魂的解说。
    但是,决定希腊宗教前景的并不是神话学,不是奥林匹亚诸神,也不是作为奥林匹亚诸神崇祀的补充物的更为个人化的“神秘”宗教。决定它的是哲学。在基督教教义中,希腊的因素相当可观,而这主要来自于柏拉图。埃斯库罗斯的宙斯,尽管他纯洁而高尚,但仍然更多地是希腊的城邦神,而没有成为整个人类的上帝,就像如果没有经过相当大的改变,犹太上帝不能成为外邦人(Gentiles)的上帝一样。正是希腊哲学,尤其是柏拉图的绝对、永恒的神的观念,为迎接一种普世宗教的到来作好了准备。
    就与欧里庇得斯的一些后期戏剧相关的希腊神话而言,它显示了重心的移动。严肃的思想开始跑人纯粹哲学的路线。高水准的诗歌时代正在终结;神话和宗教之间古典式的结合正在被打破。到前5世纪末,欧里庇得斯(就像他在<<伊翁》、  咿菲格涅亚在陶罗人里》和《海伦》中所做的那样)开始以嘲讽、嬉戏和夸张的方式来使用神话。最后的希腊神话剧坛这回仿佛就在眼前,我们对它最为熟悉,这得感谢希腊化时代和罗马的诗人。神话与思想的分离,完全是由亚历山大的征服所带来的影响一手造成的。居住在埃及或亚洲的希腊式或半希腊式城市里的希腊人,他们生活在陌生人中间,受着一个强大但与他们没有什么关系的君主的统治,就他们而言,由来已久的神灵和希腊的地方神以及他们的地方宗教仪式,似乎非常遥远,而且从他们的记忆中渐渐消逝。就像当人们被迫离开乡村而汇聚到城市里的时候对民俗学的兴趣会在我们中间兴起一样,在新的希腊化时代,当希腊人被迫流离四方,过去的生活方式式微之际,人们会孜孜不倦地寻找和编录故土的地方传说和宗教仪式,但这些已不再是活的神话,而不过是令人觉得饶有兴趣的遗迹而已。诗人和艺术家乐此不疲;像我们今天知道的那些有学问的诗人,他们写作不是为了一个仍存在着的、看得见的城邦,而是为了一批受过教育的公众,这些人现在散布在这个辽阔的新世界里,什么地方都能找到。亚历山大的时代就是这么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中,神话已患了文学和艺术上的狂犬病;诗人用精巧的韵文讲述着神灵们的浮华或可耻的恋爱故事,讲述着那些令人惊骇的变形故事;这些诗人,这些可怜的人,已无法在更重要的事情上找到灵感,也无法为更重要的事情找到观众。这是个横亘在我们与古典希腊之间的时代,它留给我们的印象是,希腊人是不可救药的混混儿。属于这个时代的严肃的思想家并不少见,但他们都是哲学家和科学家,而不是诗人。这些诗人讲述的神话在开始的时候还颇吸引人,但很快就变成一种令人厌烦得要死的东西。神话正在死去;而在品达、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那里,它曾是那样的鲜活。 
 第十二章
    生活和个性
    究竟是什么原因迫使万人大军的首领色诺芬离开雅典流亡海外,我们并不十分清楚。他是斯巴达国王阿格西劳斯(Agesilaus)的私人密友,阿格西劳斯还为他在伯罗奔尼撒的一个叫做西卢斯(Scillus)的地方弄到了一块不大的土地。那里离奥林匹亚颇近,如果一个人有缘住在阿提卡,这也就算是个不坏的去处了,因为每个人早晚是要到奥林匹亚去的。他想必是在这个地方写作了他的大部分著作,其中包括《长征记》Iii。《长征记》记述了小居鲁士[:]的远征及其结果。他在该书中借机描绘了他的乡间隐居之所。这是我们获得的、非常稀罕的有关 乡间生活的描述。
    在万人大军抢来的东西中,有十分之一得留出来敬奉给阿波罗神和阿耳忒弥斯,此事由将军们各自负责办理。色诺芬把收到的该奉献阿波罗的货帑,在德尔菲统统捐献给了雅典金库(Treasury。{theAthenians);至于属于以弗所(Ephesus)的阿耳忒弥斯(以弗所的“狄安娜”)的东西,在他率领万人大军的余部(当时是8 600人)和阿格西劳斯 一同去与底比斯——偶尔是雅典——交战的时候,他将其托付给某个叫做麦加比组斯(Megabyzus)的人,他是阿耳忒弥斯的祭司。色诺芬战后余生,而麦加比组斯在去奥林匹亚看比赛的途中造访了他那就在左近的乡间隐居所,并把那部分该奉献给阿耳忒弥斯的钱帑如数交还。在德尔菲的阿波罗所指定的地方,色诺芬用这笔钱购买了一些土地。“流过这片地产的赛里努斯(Selinus)河,刚巧正是流经以弗所的阿耳忒弥斯神庙的那条河,并且在这两个地方的河里都有鱼类和其他有壳的水中生物。在这块位于西卢斯的地产上常举行狩猎活动,你在那里能找到所有你叫得上名字的猎物。”他又将余下的钱全部用于建造一个祭坛和一座神庙,每年他还从这片地产的收成中拿出十分之一,为女神搞一次祭祀仪式。是时,他邀请所有的市民和邻人带着他们的妻子前来参加庆典。对所有来宾,女神将赐予大麦粉、面包、酒、甜食和一份祭肉,以及一份猎捕活动的战利晶。在庆典之前,色诺芬的儿子们与市民的儿子一起去狩猎,如果大人们愿意,也可参加。猎物有时是在圣地捕获的,有时则来自福洛伊山(Phol06),大抵是雄野猪、小羚羊和鹿之属。这片地产位于斯巴达通往奥林匹亚的路途上,离奥林匹亚的宙斯神庙约两英里半。它包括一片草地和一些树木茂盛的山丘,这些山丘为猪、山羊、牛和马提供栖息之所,因此,甚至那些来宾们的驮兽也得以在此享受一把生活。一座果园环绕神庙而建,其中各种果树应有尽有。这座神庙与以弗所的那座相似,只是规模略小而已,其神像是按照以弗所的那座黄金塑像用柏木复制的。神庙之旁,矗立一柱,上有铭文,其辞曰:“今以是地奉于阿耳忒弥斯神。凡获此地享其所产者,当出所产之什一,岁岁朝奉,另自所余什九,取钱粮若干,以司神庙修缮之职。如有违愆,神当鉴之。”
    这是一幅迷人的画卷,为我们展示了希腊某个和风细雨的乡村生活的一个方面。人们可以想象,那些“市民和邻人”会对这个生活在他们中间的举足轻重的人物感到某种程度的困惑。他曾率领那些雇佣兵死里逃生,同斯巴达的阿格西劳斯有着那么好的交情,并且在写有关这方面的书。此外,据说他还写了其他一些书,其中一两本是有关一个古怪的雅典人的事情。那是个小人物,尽管色诺芬经常谈论他。那个人名叫苏格拉底,似乎是一个蹩脚的哲学家,或诸如此类的人。尽管如此,你不会想到,关于色诺芬会有这么多不经的说法;他是一个虔诚的人,非常聪明而务实,尽管为人可能有些繁琐,因为他非常注重把一切都搞得井井有条。
    他的一本非常有趣的小册子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这本小册子有一个希腊文的书名《家政学》(正‘。”。m/c5),该词的字面意思是家庭和财产的管理。该书以非常得体的对话体形式,描述一场发生在苏格拉底与一个雅典乡村绅士伊斯克马古斯(1schomachus)之间的对话;也就这么一次,谈话的主要发言者不是苏格拉底。伊斯克马古斯谈论的是如何把妻子培养成贤妻良母。他们结婚的时候,他的妻子才15岁——地中海地区的妇女很早结婚——并且整个孩提时代都深居闺阁,因而可能会有些孤陋寡闻。她懂得如何用羊毛来纺制衣衫,知道如何指导佣人们纺织,然而其余的事情得由伊斯克马古斯来指点。首先,他教她如何念经献祭,从仪式中,年轻的妻子体味到真正的色诺芬式的虔诚。他向她表明,他自己选择了她和她的家庭,是将她当做最合适的伴侣,为他管好他们的家,生养有出息的儿女并以此防老。他的职责是照看外边的事情——这回我们得以了解到希腊人如何挑选、培训管家和工人,如何使他们始终忠顺而愉快地工作——而她的责任是将他赚来的一切安排得最为合理合意。尽管男女在精神品行上地位相同,神已仔细地对两者的天性作了相应的区分。妻子好比蜂后,她的职责是管理,,因此,她不可将一年的开销在一个月内就用完,衣服应当做给那些需要的人穿,晒干的食物应当保存在适当的地方。另外,还有一种职责,•可能会让年轻的妻子更加难以接受,那就是照看生病的奴隶。但是这位年轻夫人的回答使他的忧虑一扫而空。“这是最令人愉快的工作,”她说道,  “因为那些受到悉心照顾的人就可能心存感激,并会比以前更加喜爱我。”
    接下去讲的是有关训练女仆操持家务的事情,我们就此得以了解他们屋内的情况。屋内的布置都事先经过精心的考虑,没有丝毫的浪费和奢华。真可说是物尽其用,哪间屋子该放哪些东西都安排得十分妥帖。最贵重的地毯和器皿藏在最里间,因为那里最安全。最干燥的屋子堆放粮食,最凉爽的屋子收藏酒类,而那些饰瓶和其他艺术晶就像我们喜欢的那样,被安放在光线最充足的房间。屋子面南背北,以便使起居室在冬季能够晒着太阳,而在夏季则阴凉爽快(屋外毫无疑问有一个轻便的柱廊)。伊斯克马古斯坚持认为房屋安排必须整洁有序。一支没有严格纪律的军队或合唱队会是个什么样子?  他向妻子讲述了他所见过的一艘腓尼基人的船只的情况:各种各样的用具都贮藏在一个非常之小的空间内,比一间大小适中的餐室还小,但每件用具都一眼就能看到,这样在最紧急的时候,水手能够马上拿到他所需要的一切。整齐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衣服、鞋子,甚至炖锅,如果摆放得整整齐齐,它们看起来该有多美!l副
    至于他自己的生活,伊斯克马古斯对苏格拉底解释道,他起得早(那将肯定是在破晓时分),这样如果在生意上要找某人,那就可以在家中找到他,此外,还可以有条件散散步。(这意味着这种做法比等到上午在市场上找到所要找的人更好一些。)如果城里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务等着他去处理,仆人就将他的马牵到农场去,而他自己则步行前往,为的是活动手脚、锻炼筋骨,这远胜于在一个城市柱廊中跑上跑下。在农场里,他可以看看人们在干些什么,一旦发现什么地方需要改进,他就可以告诉他们。然后,他跨上马背,像在战场上一样策马驰骋,穿越田野,但又同时非常小心,以免使马受伤。在此之后,他将马匹交给马夫,自己回城,走走跑跑,然后再来一次“刮澡”(scrape—d。wn)。这是运动员在锻炼之后常做的事情,就是用油搓擦自己的身体,然后用  “刮身板”(s以g㈠——一块带有弧度的叶片状东西——将油汗混合物刮尽。,随后,他开始吃午餐,这是一天中的第一顿饭,他注意不让自己吃得太多。这一天其余的时间他干些什么事情没有告诉我们,但无疑是在处理公共和私人事务,还有就是与像苏格拉底那样的人交谈。苏格拉底表示敬佩这种生活方式:“鉴于你如此勤勉地工作,你成为我们城中最精于骑术的人之一,最富有的人之一,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伊斯克马古斯说,  “人们并不非常喜欢我。”至此,他的脸上毫无笑容,色诺芬的脸上亦无快意。
    所有这一切具有多大的代表性?  如果我们在这方面拥有大量可以与之相比较的材料,这个问题或可得到回答,但是我们没有。按我个人的猜想,这一切不具代表性,当然,这绝不是因为伊斯克马古斯是一个有钱人的缘故。18世纪的某些东西仍保留着色诺芬的样式——他那审慎的虔敬、他对秩序的喜好、他那卓著的自制力、他那平易可亲的散文语调。他发觉他的斯巴达伙伴同他志趣相投,这也使他有可能替声名狼藉的“三十暴君”[4)办事。伯罗奔尼撒战争后,这个集团在一段短暂的时期内将雅典置于他们的暴虐统治之下。总的看来,这一切在雅典不具代表性,如果有谁以为这些被色诺芬归在并不太引人注目的伊斯克马古斯名下的、对婚姻和女孩教育方面的看法代表了标准雅典式常规,其头脑未免过于简单。
    不过,话要说回来,上述这篇对话中有两个细节具有普遍性。其一是雅典人不吃早饭;其二是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联系密切。
    这会儿我们对前4世纪的乡村生活有了那么点了解,尽管这不过是一位爱好历史学和比较浅显的哲学的退役大将军眼中的乡村生活。我们能够真正地深入到乡村之中,深入到山地牧羊人或劳作于穷乡僻壤的农夫中去吗?  非常非常困难。中世纪史学家能享有来自修道院或大庄园的记述文献,我们却没有类似的历史记载可供使用。而且,城邦的文献绝对不会闲话家常、脱离正题。我们听说一些有关乡村庆典仪式的情况,它们并不都像色诺芬式的那样,基本上是属于高雅的。这中间有些是古老的乡村迷信和稀奇古怪的信仰,希腊的蛮荒地区依旧非常之野蛮。直到前5世纪,在阿卡迪亚,最原始的活人祭祀似乎仍旧在施行。阿里斯托芬在他著名的《阿哈奈人》(Acharnians)和《和平》(Peace)中,向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幅图景:由于斯巴达人的占领,阿提卡的农民被迫迁入城中,并对此愤恨不已。在《阿哈奈人》中我们还遇见了两个哈里•劳德[s:J(Harry lauder)式的人物——两个分别来自底比斯和麦加拉的农民,他们饱受战争的茶毒;然而有关的细节描写,甚至是说明性描述,全都没有。我们有必要往前回溯两个世纪或更多,到达赫西奥德[‘](Hesiod)的时代,我们有把握说他那幅不断工作和计划的图景至今还不会过时;或者,我们可以往后进发一个世纪,来到忒奥克里托斯[7)(Theocritus)和他那些歌声优美的牧羊人的时代,他们不仅在文学中留下了像达蒙(Damons)、达夫尼德(Daphnides)和利西达斯(Lycidae)那样的后代,而且在今天的希腊牧羊人中造就了现实的后继者。尽管这些后继者不再即兴创作那感情强烈或格调优雅的六韵步对答体的歌曲,但至少他们会不失时机地展示一下他们的歌喉,创作一些歌曲,直到战争带来某些其他的事情需要去考虑。忒奥克里托斯的牧羊人的确已经过了理想化的处理,但在两首更具写实意味的牧歌(第四首和第五首)中,理想化的程度不是很高。忒奥克里托斯的牧歌第七首为我们描绘了一次愉快的远行和乡间野餐,那一天天气炎热,地点是在科斯岛(Cos)。再往前400年,我们来到约翰•克里索斯托L8J(DioChrysostom)的作品面前,他是一个转而信奉哲学的炙手可热的演说家。在他的著作里,我们发现一篇有关两个佃户——猎人(crofterhunter)家庭的详细而极富同情心的记述。他们居住在埃维亚僻远地区的某个荒野里,完全自食其力。在他们中,有一个一生没有进过“城”,另一个去过两次,他对这件事的叙述最为有趣。L9J
    戏剧偶尔也会为我们提供一些比较生动的、有关乡村生活的片鳞只爪。在欧里庇得斯的《埃勒克特拉》中,女主人公被邪恶的埃吉斯图斯嫁给了一个正派的农夫,这样她的子女就没有资格从篡位者手中夺回王位。我们看到,她一大早就到泉边打了一罐水,顶在头上带回家,尽管她丈夫坚持说用不着她来干这种事情,  “但是”她说,  “我这样做是因为你待我非常好。你在外劳碌得够多了。我必须照顾好咱们的家。对男人来说,回家看到一切都井井有条,那可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不久,她独处了一会儿,为阿伽门农唱起一首哀婉凄楚的挽歌,合唱队出现了,扮成一群女孩子,她们前来邀请她去参加庆典。“不,”埃勒克特拉说,  “我不能跳舞行乐。瞧我飞蓬般的乱发和这一身破衣烂衫。这些配得上阿伽门农和他征服的特洛伊吗?”  “但是女神是重要的。走吧!  我借你一身绣花袍子,还有黄金首饰……”但是,她期待已久的兄弟奥瑞斯忒斯出场了,同来的还有忠诚的皮拉得斯(Pylades),他们是来复仇的,但没有表现出真正的英雄的气度。他没有说明他是谁,而埃勒克特拉看见两个全副武装的男人离她的屋子这样近,她害怕得要死。在这当口,农夫正好回家来。当看到妻子正在门口与两个青年男子说话感到一阵羞辱,这是严重违反习俗、很不得体的事情。埃勒克特拉解释说他们是她兄弟的朋友,他们从奥瑞斯忒斯那里带奉了一个口信——奥瑞斯忒斯也确实就是这么说。“那么,”农夫说,  “请进屋吧!  我的家很穷,但我的东西你们尽可随意取用。,’他在他们之前先进了屋,这就使奥瑞斯忒斯有机会发表一通题为“你永远无法判断”的道德演说。“瞧瞧这个人,一个普通老百姓,并没有任何引人注目的地方,但多么高贵!”问题在于王室出身的奥瑞斯忒斯自己却在这部戏剧中表现得很不光彩。过路者进了屋,他们的奴隶替他们提行李。农夫再次上场,他的妻子气咻咻地数落他说:“你这笨伯!你既然知道我们多么贫穷,那你为何还请这些绅士进屋,做出这等大大超越你身份的事情?”  “是哇,”这个明理的人说道,  “如果他们真是绅士——他们看起来像——难道他们对此会有什么不满意?”  “既然大错已铸,你去找我的贴身老奴。听到奥瑞斯忒斯还活着的消息,他会很高兴,他还会给你一些吃的好让你能够招待他们。”  “很好。但你先进去,作好准备。当一个女人身处困境,她准能找到好多东西帮着整出一顿饭。屋里的东西够他们吃一天的。(埃勒克特拉下。)有钱真是件大好事!  你可以慷慨地招待来客,有病就治病。但拿吃东西来说,钱多钱少怕就没什么差别。一个富人和一个穷人吃得一样多。”当那个老奴赶到时,长长的山路已使他相当疲惫,因为这个农夫不是居住在平原上的富裕农民。老奴带来了一只羔羊,一些干酪,一些陈酒。酒虽不多,但甜而有劲,非常适合与别的饮料混合,兑稀了喝。另外还有几个花冠和一件相当子夜礼服性质的、优雅的希腊式服装。但更需要说明的是,他认出了奥瑞斯忒斯,于是,英雄无法再犹豫不决,戏剧的情节也就此加快进程,走向其冷酷而可耻的结局。
    在欧里庇得斯的《奥瑞斯忒斯》中,我们可以听到一个自己干活的农场主在阿尔戈斯公民大会上所作的一篇坦诚而直率的演讲。奥瑞斯忒斯因杀死他的母亲和埃吉斯图斯正受到审判。传令官塔尔提比俄斯(Tahhy址us)站起来,讲了一番狡猾而模棱两可的话。他就是这么一种人(欧里庇得斯说),总是同占据上风的派别保持一致,他不时半带微笑地朝埃吉斯图斯的朋友那边看看。然后,狄奥墨得斯(Di。medes,一个直率的士兵)说:“不处死他们,而是将他们放逐,以此表达对神圣事物的尊崇。”这个提议某些人赞成,另一些则反对。下一个发言者是一个粗鄙、凶猛、狂暴的家伙,他提议用石头将他们砸死。“下一位发言者竭力反对这个提议。他是一个勇敢的人,尽管没有什么令人瞩目的地方;他是一个自己干活的农场主,很少进城——乡村的安定全靠他们维持——但是明智,是那种你很想在辩论中遇到的人,坦诚而无可指责。”他认为,奥瑞斯忒斯替父报仇,杀死了一个邪恶、不信神、不忠的女人,为此他应该受到公开的奖赏。在此,欧里庇得斯暗示,如果奥瑞斯忒斯只要没有愚蠢到自己作出答辩的话,这个提议将会被接受。
    欧里庇得斯显然敬佩这个农夫典范。而在索福克勒斯那里,我们得到的不是典范而是人。《俄狄浦斯王》中来自科林斯的信使是一个牧羊人,几年前,他和他的羊群在喀泰戎山(Chhaer。n)的高处度过于好,些夏天,当底下的草地干枯的时候,希腊的牧羊人总是这么做的。
    在三个夏天里,他同另外一个牧羊人呆在一起。那个人来自喀泰戎山另一边的底比斯,他是国王拉伊俄斯(1aius)的奴隶。有一次,底比斯人带来了一个婴儿,国王命令他把这孩子扔掉,但是他不愿意做这件可怕的事情,结果科林斯人接过了孩子,把他给了他自己的国王。国王自己没有孩子,于是他很乐意抚养这个孩子,待之犹如己出。当孩子长大成人,他突然离开了科林斯,再也没有回来,究竟是什么原因,科林斯的牧羊人永远也弄不明白。俄狄浦斯取道前往底比斯,他给底比斯帮了一个大忙,由于国王拉伊俄斯刚巧被盗匪杀死,他就此获得了空缺的王位,并娶王后为妻。数年之后,科林斯的老国王去世,人们提议请俄狄浦斯回来继承王位。在这当口,我们的牧羊人看到了他的机会。他起身前往底比斯,他拼命赶路,以期能首先将好消息带给俄狄浦斯,他希望能得到丰厚的奖赏。除此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可以讨俄狄浦斯的欢心,那就是,当俄狄浦斯还在襁褓里的时候,正是他救了他的命。因此,当他出场的时候,表现得趾高气扬,但又颇有礼貌,非常乐于助人,可以肯定他现在是一个走运的人。但是,当他跌跌撞撞离场的时候,已是一个彻底绝望的人,因为他对这个无助婴儿的好意所带来的结果却是,俄狄浦斯长大后杀父娶母。《安提戈涅》中的一个普通士兵同这个科林斯人很有些相似之处:行动自主,是一个形象生动的饶舌者,有一种看似笨头笨脑的狡猾和有些矛盾的爱好。他告诉克瑞翁[:‘](Creon)有人违背了他的命令,为反叛者收尸埋葬。克瑞翁听后暴跳如雷,他怒斥叛逆和腐败的行为。然后,他突然开始责骂这个不幸的守卫,并且告诉他,如果他不交出罪犯,他将被绞死,这是对他收受贿赂的教训!
    守卫:我能说些什么吗?  或者我必须马上就走?
    克瑞翁:难道你还不明白,你所说的每一个字都是对我的
    冒g巳?
    守卫:这在什么地方伤害了你?  是你的耳朵还是灵魂?
    克瑞翁:为何你要探究我们不快的根源?
    •
    守卫:我只伤了你的耳朵;罪犯才伤了你的心。
    克瑞翁:呵!  你这别无是处的饶舌鬼。
    守卫(高兴地):难道这还不能证明我没有干过这件事情?
    克瑞翁:你确实干了I  你把你的灵魂换了钱。
    守卫:天可怜见!  一个人过于匆忙作出了错误的决定,那可
    真是件可怕的事情。
    然而,索福克勒斯的魔力使我们离开主题太远子。我们正说着乡村生活呢。凭借的依据就是我们已经描述过的那些,此外也没有更多的东西了。但在我们将话题转向城市生活之前,让我们来看看一块墓碑。它的发现地是阿哈奈,出产木炭的阿提卡山区,它是用来纪念(可能是)一个曾做过奴隶的人。铭文以平朴的散文体写就,但就文学(和韵律)而言,则带有“雅典”所用的、荷马式的词语(epithet)风格。
    这块小小的纪念碑告诉你墓室的主人是马内斯,奥利马斯
    之子。
    他是雅典宽敞的舞场中最棒的弗里吉亚人。
    凭宙斯的名义起誓,我从未看到过比我更好的木刻匠。
    他死于战争。
    现在我们可以投入到雅典汹涌的生活之流中去,这里的困难不在于材料的严重缺乏,而在于其中间时而出现的、令人感到困窘的歧异。我们的依据有哪些?  在文学中,首推阿里斯托芬的戏剧和数量可观的米南德的喜剧残篇(尽管这些作品是在我们要分析的时代之外写成的);还有色诺芬的某些小篇幅的著作:先前提到过的《家政学》、  《回忆录》(Memorabilia,回忆苏格拉底)、  《会饮篇》(Symposium,席间谈话录)、  <濉典的收入》(Revenues,论雅典的公共财政);狄摩西尼的私人(法庭)演讲录(未必真是狄摩西尼作的,但无关大局);柏拉图著作中的一些生动的场景,尤其是他那神奇的《会饮篇》(Symposium);还得加上泰奥弗拉斯托斯Lu](Theophrastus)的、非常尖刻而好笑的《品格论》(Charaters),任何对人文学科感兴趣的人都该知道这篇东西。这些都是极好的读物,尽管如此,有必要说一下,这些作品的某些翻译者由于过于夸饰文辞,造成读者与原作之间的隔膜。此外,大量花瓶上取材于日常生活的装饰画和一些丧葬用的雕塑及铭文,也是很好的依据。
    试图用几页文字对这一切作一番概述那将是愚蠢的。还是让我们挑出几个概括性的要点来加以论述,并顺便附带上一些准确的资料。
    “在其死前,无人可称幸福。”我们在前面已经遇到过这句格言,甚至一种有关希腊和雅典生活的表面性的知识,也有助于解释它为什么如此流行。生活以及随之而来的思想,建立的贴近于必然的岩基,其结果就是一种可靠的坚强度和由此产生的复原力。局部地区的干旱或洪水会导致局部的饥荒。1930年,我步行穿越过伯罗奔尼撒。我们在一个村庄购买所需物品,向导劝告我们多买些面包,因为下一个村庄离这里有半天的路,其收获的季节雨水过多,以至于他们的面包不能吃。事情就是这样。生活中可回转的余地是那样小,运输的费用是那么高,像一次歉收这样的灾难都无法救助。
    还有战争,这件对我们来说已经够糟的事情,就希腊人而言在许多方面更是雪上加霜。在《回忆录》中,色诺芬记录苏格拉底与某个阿利斯塔古斯(Aristarchus)的一次谈话。阿利斯塔古斯曾是一个富裕的地主,但他所有的财产都在敌占区,因此,不仅他的进项全部泡汤,而且他还有14个女亲戚需要照顾,她们都是从敌人那边逃过来的。现代国家会尽量发明各种类型的缓解措施,以减轻这类突发事件对个人造成的冲击;希腊城邦,由于其处于初级阶段的财政状况和彻底的个体主义,对此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我不知道如何养活她们,”阿利斯塔古斯说,  “我无法找人借钱,因为没有担保;我也无法出售我的家具,因为没人想买。”苏格拉底提出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女人自然懂得如何纺毛制衣。这里有一个服装市场。买上羊毛,让她们开始工作。”阿利斯塔古斯就照着他的话去做了。过于一段时间,他跑来说,女人们都愿意工作,她们都很愉快、很友善,并且赚的钱足够生活。惟一令他感到委屈的是她们说他是吃白饭的。“啊,”苏格拉底说,  “告诉她们羊抱怨看门狗不干活的故事。”
    这里另有一个有关战时的故事,它出自狄摩西尼的残篇之五十六。某个叫欧西忒斯(Euxitheus)的人,他的地产合伙人以他不是合法出生的雅典人为由,拒绝他对地产行使监督权。他诉诸法庭,其理由为,断定他不是合法雅典人是错误的。如果这个判断成立,那么他就完  了。他的身份将下降为外来居留者,并因此不能拥有自己的地产,此  外,还得受到某些其他方面的限制,这些限制有可能将使他丧失生计。(常有人说,这种人会被卖作奴隶,但看起来他们是弄错了。)在对方提  出的对他不利的证据中,有一点是说他父亲有外邦(非阿提卡)口音。这是一个有趣的细节,不像所有真正的伦敦人,所有真正的雅典人有着  相同的口音,并为此感到自豪。然而原告申诉道,我的父亲在伯罗奔  尼撒战争期间曾经被俘,他被卖到留卡斯(Leucas,靠近科孚)做奴隶,  并在那里羁留多年。他那纯正的阿提卡口音自然会变味。他是通过一  个刚巧造访留卡斯的雅典演员才得以解脱;靠着雅典的亲戚们用钱将其  赎出,他才回到了家。如果这个故事是真实的,那我们可以推断,雅  典奴隶是能够见到雅典演员,并通过他让其亲戚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即使这个故事是虚假的,至少其杜撰者料想它具有一定的可信度,而他  似乎拿得出证词来证明它的真实性。
    除了战争之外,在海上还有来自海盗的危险,尤其在起警戒作用的雅典帝国崩溃之后,这种危险有所加重。在狄摩西尼残篇之五十三中,一个人去寻找逃奴,结果自己被一艘私掠船捉住,给带上锁链(这对他的腿造成了很大的损害),弄到埃伊纳出卖,赎金是26米那E12}(mina)或2 600德拉克马L13J(drachma)。德拉克马更受人重视,因为它是硬通货,其价值比一英镑略小,并像英镑一样沿用至今。他的一个朋友将货物和财产抵押,帮助他筹集赎金。这类事情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希腊人总是非常重视友情,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一个人如果没有朋友,那他确实就没有防卫能力。
    狄摩西尼残篇之五十二记述一件类似的事件。赫拉克里亚(Heraclea)的某个叫里孔(Lycon)的人准备出海去利比亚(Libya),他带着见证人去找他的银行家帕西翁[1‘](Pasion),计算出他的银行结余(1 640德拉克马),并指示他们将钱支付给他的生意合伙人西洛斯(Scyros)的赛赫西亚得斯(Cephisiades),他此时正为生意上的事情出差在外。由于帕西翁不认识赛赫西亚得斯,为此里孑L带去两个见证人,当赛赫西亚得斯到了雅典,他们可以将他指认给银行。里孔出海后,船只受到海盗的劫掠,他受箭伤而死。在阿尔戈斯——私掠船的停靠港——赫拉克里亚的领事负责料理里孔的财产,时隔不久,他向银行索要那笔结余款,而银行已按里孔的指令将它支付给了赛赫西亚得斯。
    一如往常,这个案子的结果我们不得而知。这是由于后来那些保存这些演讲辞的学者没有将其视做文献而引起兴趣,却只是把它们当做狄摩西尼式风格的样本加以保存。
    至于大规模没收财产和谋杀或流放这类事情,无需涉及危险的革命时期似乎就能好好地谈上一会儿。与某些其他城邦相比,这一不健康的状态给雅典造成的损害要小一些,但像是补偿,雅典——或更准确地说,是某些有油水可榨的公民——遭受某种类型的人的损害。希腊人称这一类人为“告密者”[“](Sycophant),这个词当时的含义比其在现代语言中的要丰富得多。从阿里斯托芬开始,我们听到不少针对这些社会蟊贼而发的、充满苦恼的抱怨之辞。色诺芬(《回忆录》第二卷第九章)记录了苏格拉底与一个富有的朋友克里同(Crito)的一次对话。克里同说做一个安分守己的人真是困难:“现在就有人向我提起诉讼,并不是因为我损害了他们什么,而是因为他们认为我会宁愿付钱了事而不愿惹麻烦上法院。”苏格拉底(就像在《回忆录》中通常表现的那样)非常务实。苏格拉底建议他应当同阿凯德谟(Archedemus)交朋友,那是一个善良、正直而很有才干的人,他非常善于辞令,但却很贫穷,因为他不是那种不择手段唯利是图之辈。于是,克里同——色诺芬记录了这一绅士化风格的过程——每次献祭的时候都邀请阿凯德谟参加,这已成为惯例;每当获得收成的时候,无论是谷物、油、酒、羊毛或任何其他东西,克里同总是会拿出一部分给阿凯德谟送去。作为回报,阿凯德谟会去对付某些“告密者”。他发现这些骚扰克里同的人都曾有一些不法行为,在其他一些曾受到他们勒索的公民的帮助下,他毫不留情地对付他们,抓住他们不放,直到他们保证不再骚扰克里同,并另外付一笔钱给他。有人讥笑他是克里同的狗腿子,但他的回答是:“哪一样更光荣?  是与正直的人为友而与邪恶的人为敌,还是与正直的人为敌而与邪恶的人同流合污呢?”
    在一篇声名狼藉而可读性非常强的演说辞《反尼埃拉辞》(AgainstNeaera,狄摩西尼残篇之五十九,可能不是狄摩西尼写的)中,描述了一个名叫斯提法诺斯(Stephanus)的人。在这篇措词强烈的攻击性文章中,斯提法诺斯被描绘成一个靠其妻不道德的收人生活的欺诈者,把她的许多娼妓女儿非法地嫁给雅典公民,谎称她们是他自己的孩子,是一个雅典母亲所生。“这个家伙,”检举他的人说,  “没有一笔收入可以摊得上台面,因为他不是一个正经的演讲者,而只是一个靠告密勒索他人的人。他紧靠讲台而坐,大呼小叫,为榨取钱财而提出诉讼、罗织罪状,将他人的提案占为已有。于是,卡利斯特拉图(Callistratus)拘捕了他。”卡利斯特拉图是当天几个政治领导人之一。斯提法诺斯是个不走运的家伙,因为当时一个帖萨利暴发户从海上侵袭了比雷埃夫斯,在这群情激愤的当口,他最终被判了死刑。
    在雅典法庭上提出的控告并不总是会被毫无保留地相信,但阴谋和腐败仍然随处可见,而且在一些证据很充分的案件中,这种现象仍旧存在。对于那些坚定而聪明的人来说,以此方法来利用这些业余者组成的“人民法庭”并非难事:他们有一句习惯用语,  “您这位老爷完全被这帮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流氓给骗了……”比如,方才这篇演讲辞中提。到的斯提法诺斯的一个控告者,阿波罗多洛斯(Apollodorus),说过这么个故事。当公民大会决定倾举国之兵前往奥林图斯的时候,他刚好是  “五百人议事会”的成员之一。于是,他提议,由于雅典正处于战时,城邦的剩余收入应从用作庆典转为用于战争;这符合法律,公民大会一致通过了这个动议。但是,斯提法诺斯攻击该提案违宪。他弄了一个假证人来指控阿波罗多洛斯,说他多年以来拖欠国库的债务,因此在公民大会上无权提出任何动议,  “同时,斯提法诺斯还提出许多同他没什么相干的指控,以确保判决成立。”斯提法诺斯不顾别人的恳求,提出一笔数目极为巨大的(15塔连特,我们可以看做大约是75 000英镑)罚金。阿波罗多洛斯说,这正好是他财产的五倍。罚金必须在一年中付出,否则加倍,同时罚没他的全部财产。如果这样,阿波罗多洛斯及其家庭将沦为乞丐,并且没有人会娶他的女儿。然而,陪审团将罚金减为一个塔连特。对于这个数目,他尽管有些困难,但还能承受。“为此,”他说,  “我要表示感谢。因为令您感到愤怒的,先生,不是受到欺骗的陪审团,而是那个欺骗他们的家伙。既然这样,”他补充道,  “我有充分的理由就眼下这个案子向他提出起诉。”控告者之所以会非常坦率地表达出报复的愿望,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起解释作用,只要人们相信这种解释,他们就能摆脱“告密者”的嫌疑;二是就个人而言,寻求报复是一件光荣的事情。
    至于适才提到的欧西忒斯,他说过一个有趣的故事,它看起来像是真实的。某个上诉人(他这样说道)曾开罪过一个名叫欧布利得斯(Eubulides)的凶暴而无耻的政客,他在一个案子中提供了不利于欧布利得斯的证词,欧布利得斯以绝对多数票输掉丁那场官司。欧布利得斯的报复是阴谋将他从公民注册中驱除出去,如果有证据表明原告曾非法注册,他有可能被卖作奴隶,其财产充公。欧布利得斯的方法听起来似曾相识。他刚巧是“五百人议事会”的一个成员,于是他召集“坊社”会议,审查注册情况。他把这一天的大多数时间都浪费在演讲和提案上,以至于直到很晚,实质性的投票才开始。当原告的名字被叫到的时候——显然整个事情对他来说显得很突然——天色已晚,大多数“坊社”的成员都已回家,因为他们中的多数人都居住在离城约有四英里路的“坊社”里[16)。事实上,除了被欧布利得斯收买的人之外,没有其他人留下,但是欧布利得斯不顾原告的抗议,坚持进行投票。“当时参加投票的人数不超过三十人,但计票结果票数却超过了六十,以至于我们都感到惊讶。”然而,按当时的情形,出现这样的结果是不足为怪的。
    在阅读这些非常有趣的演说辞的时候,我们最好记住两件事情。其一已足够明显,那就是,无赖更多地是出现在法庭上而不是一般的社会生活中。其二是这些材料所属的时代是前4世纪中叶。这些材料为我们在“城邦的衰落”那一章中提出的论点提供了详细的证据:雅典的生活已复杂如斯,以至于对城邦的业余爱好者式的构想已无法正常运作。这种政治制度如同美国的一样,已是明日黄花。
    有关公益事业给有钱人造成的负担和烦恼,以及一个公职给一个穷人带来的挂虑和风险,我们还可以谈出不少,但是生活的其他方面也在呼唤着我们的注意力。喋喋不休地列举公共生活的危险性是一种错误的做法,因为这会使我们忽略其正常和平静的方面。我们所说的一切已足以表明,即使在雅典,一种单调的安全感并没有使生活变得迟钝、麻木。事实上,从索福克勒斯和柏拉图式的文明完美的生活转向希腊天然原始的生活,这就像经历一场精神错乱的过程。
    大多数男人都对女人感兴趣,而大多数女人对她们自己感兴趣。让我们就此看看雅典妇女的处境。在这方面有一种通行的看法。就我所知,除了A.W.戈麦L17J之外,没有其他人对此提出过挑战。这种看法认为,雅典妇女生活在一种几乎是东方式的深居闺阁的状态之中,她们被当做无关痛痒的人,甚至遭到蔑视。其证据部分直接来自于文学作品,部分依据妇女在法律上低人一等的地位。文学展示给我们一个完全由男性主宰的社会,家庭内部的生活在文学中没有地位。旧喜剧描写的几乎全是男性[除了非正规的作品《吕西斯忒拉》(Lysistra)和  《议会中的女人》(Women JnParliament)];在柏拉图的对话录中,参与讨论的总是男子;柏拉图和色诺芬的《会饮篇》都相当清楚地表明,•当一个绅士招待宾客的时候,除了一个专事此道的妇人之外,只有那些早已颜面丧尽的妇人才会露面。确实,在尼埃拉案件中,一个人的老婆同其丈夫的客人一起吃喝可以被当做她是一个娼妇的推定证据。雅典人的住房划分成“男人的屋子”和“女人的屋子”两部分。女人的居所上闩加栅(色诺芬《家政学》)。除了参加某个妇女的庆典,如无人监护,女人不得外出。在悲剧中有两处(索福克勒斯的《埃勒克特拉》和《安提戈涅》),人们粗暴地叫姑娘们进里屋去,说那里才是她们适合的场所。吉伯[iai(Jebb)在评论《安提戈涅》579行时引述一首诗歌的片断:“莫要让她在嫁人之前在屋外被人瞧见。”他还引用了阿里斯托芬的《吕西斯忒拉达》(Lysistrata)中的句子:“一个(已婚的)女人难以逃出家门。”外出购物的活儿由男人承当,他把买到的物品交奴隶搬回家(泰奥弗拉斯托斯作品中的“小人”(meanman)把所购物品自己提回家)。在米南德(前3世纪)的喜剧中,一个能令某个小伙子坠人情网的姑娘,永远只能是他在庆典上遇到的。这暗示着在日常生活中,能让他染上相思病的机会非常之少(尽管我们可能还记得老古董伊斯克马古斯勺k选”他年轻妻子的事情,由此可以推测他至少见到过她,我们还将从泰奥弗拉斯托斯那里得知,一个年轻小伙子能给他的甜心唱小夜曲)。事实上,我们真正能听到的所谓浪漫之情是发生在男孩与青年男子之间的,对此,我们常有耳闻。当时,同性恋被看做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并且人们就像对待异性恋一样处之泰然(像其他类型的事情一样,它有高尚的一面和低级的一面)。柏拉图著作中的有些精巧的段落,描写了少年之质朴和美,以及成年男子对他们的关照和尊敬之情Dg]。女孩的婚嫁由父母安排,在对色诺芬的伊斯克马古斯有了简短的了解之后,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他至少没有把婚姻看做是非常令他心醉神迷的事情。妻子不过是家庭内务的管理者。事实上,他特意指出,他更喜欢他年轻的妻子什么都不懂,这样,他就可以教给她他所希望她知道的事情。女孩的教育是被忽略的事情。如果需要有才智的女伴,雅典人则转而求助于受过良好教育的外邦女子,通常为伊奥尼亚人,她们被称为“侍伴”(betaera),其地位居于雅典的淑女和娼妇之间;伯里克利著名的情妇阿斯帕霞(Aspasia)就属于这个阶层,她的名字的含义刚巧是“欢迎”(Welcome)!  于是,我们在狄摩西尼的作品中可以读到这样的文字:“我们供养侍伴是为了寻欢作乐;豢养女奴(concubine)是为了照顾我们的日常起居;而妻室则会给我们带来合法的孩子,并且成为我们可以信赖的看家婆。”最后,如果不提一下伯里克利和亚里士多德,任何一种对雅典妇女地位的叙述都将是不完整的。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公葬典礼上说:“一个妇女最大的光荣就是不被男人所议论,不管恭维也好,批评也好。”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坚持认为,男人天生就比女人高一等,因此,男人治人而女人治于人。
    由此,正像我曾说过的那样,几乎所有人都一致认为,雅典妇女很少有自由。一些作家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会说“有教养的希腊人蔑视他们的妻子”。标准的做法就是将妇女在雅典所受到的压迫,与她们在荷马式的社会中以及历史上斯巴达社会中享受到的自由和尊重加以比较。
    当我们将话题转向法律上的证据时,这种看法似乎得到了证实。妇女没有公民权,这就是说,她们不能出席公民大会,更不用说获得公职。她们不能拥有财产;她们不能经营合法的生意;每一个妇女从出世到死亡,必须始终处于受监护的状态中,这意味着,她们不是由其男性亲戚监护,就是受其丈夫监护,并且只有通过他,她才能享受到任何一种法律保障。“监护人”给她缔结婚姻,并给她一笔嫁资;如果发生离婚纠纷,丈夫得把妻子连同嫁资一起交还给监护人。如果一个父亲去世时未留下遗嘱,而其财产的惟一继承人又是他的女儿的话,有关这类事情的法律条文与我们的想法极为不同。他们的法律条文是这样规定的:与她关系最近的男性亲属有权要求同她结婚,如果他已结婚,为了与女继承人结婚,他可以同他原来的妻子离婚(这就可以解释为何阿提卡的法律,在任何情况下都承认叔伯与侄女之间的婚姻的合法性,甚至对同母异父的兄妹之间的婚姻也是如此)。否则,这个最近的男性亲属则成为女继承人的监护人,但必须给她缔结一门亲事,并给她一笔适当的嫁资。事实上,一个男人如果没有子嗣,通常他会收养一个,但收养的不是一个男孩而是一个成年男子,例如,他可以收养一个连襟;收养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某种感情或获得精神安慰,而是为了留下一个合适的一家之长,以保持这个家庭的合法存在,从而使家庭的宗教仪式得以延续。但是,显然有不少人在完成这一看来是有必要的收养手续之前,便撒手归西了。于是,就留下子女继承人。伊赛奥斯(1saeus,一个专门处理遗产纠纷案件的演说家)使我们相信——或者不如说是使其听众相信,也许这不是同一件事情——“许多男人将其发妻打发回娘家”,以便同女继承人结婚。除了这一特殊的情况,有关离婚的法律条文对夫妇双方的处理,尽管不能说完全没有偏袒,但至少可以说是比较公正的。例如——我引用吉伯谨慎的措词——“应女方亲戚的请求,一场没有孩子的婚姻可以被终止”。
    还有什么需要说的?  有了法律加文学的证据——我想我的必要的简短概述并未带偏见,雅典人对他们的女人相当冷漠——对此,说他们  “蔑视”妇女或许并不算是太过分——这样一个事实,不是很清楚地摆在我们眼前吗?  凭着这些证据,对于这样一种看法,即在这个由男性主宰的社会中,妇女的活动空间受到如此严格的限制,以至于我们可以有理由把她们当做是一个“没有活力的区域”(d印ressedarea),对此,我们还能有什么怀疑吗?
    在侦探小说中,常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形,一个侦探掌握了许多事实,并且发现它们都导向一个结论。除了还有10章该书才会结束这点令人生疑之外,一切看起来都那么顺理成章。然而侦探模模糊糊地感到有些不对劲:每一件事都对得上号,但看起来似乎是全错了,必定有某些事情、某些地方他还没有发现。
    我承认我的感觉更像那个侦探。问题就出在对雅典男子的看法上。雅典人有他的缺陷,但他良好素质最突出的方面在于其活泼的智力、合群、仁爱和好奇。说他习惯于对他自己种族的另一半采取冷漠,甚至是蔑视的态度,在我看来是不合道理的。认为雅典人就像一个罗马的家长(paterhmil诅s)一样,比我们所认为的罗马人更轻视妇女,这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首先,让我们考虑几个一般性的因素,它们或许会使我们产生某种犹疑。对希腊来说,我们中间最希腊化的成员仍是一个外国人,并且我们全都知道,一个外国人,甚至是一个有才智的外国人所作的评价往往会多么离谱。他看到一些不可否认的事实,但他对此作出了错误的解释,因为他有着不同的心智经验。其他的事实他则看不到。比如,我曾有机会从一个德国小伙子那里,听到他对英国人的性格的分析。这个小伙子并不傻,并且对英格兰的城市和乡村情况相当熟悉。他对我说,我们打板球明摆着是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在讨论过程中,当我提到某些村民喜欢种植的花卉时,他却一直以为那是些野花。自然,他所描绘的英国人形象是非常离奇的。基于同样原因,有人会说,每一个法国人都有自己的情妇(证据是法国小说和戏剧),没有一个法国男人爱他的妻子(所有法国人的婚姻都是“包办的’’),在法国没有家庭生活(男人们聚集在咖啡馆,体面的女人可不去那里);还有,法国妇女的法律地位比英国妇女的要低得多。因此,同在英格兰相比,妇女在法国享受到的自由、尊重以及具有的影响力都要小。我们都曾听到过这样的奇谈怪论,并且我们知道这有多愚蠢。外国人很容易错失意义重大的事情。
    另一个一般性因素就是:错误地假设凡是我们没有有关证据证实的事物(即家庭生活)都不存在。这样的事物也许存在过,也许没有,我们确实不知道。
    但是,如果家庭生活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希腊文学是否有可能仍对它保持如此沉默的态度吗?  想当然的答案是:不;而正确的答案却是:是。在现代文学中,由于争论对手沉默而得到证实的结论是非常有力的,但在希腊文学中其作用微乎其微。我们已看到,荷马没有描画我们所料想的背景,而是给了我们一个没有想到的;我们已看到,剧作家们想做的不是表现而是建构。在《阿伽门农》中,埃斯库罗斯没有向我们展示街道、市场、普通市民的住房,以及宫廷厨师和厨房帮佣的情形。我们不会就此推断这些都不存在,也不会说埃斯库罗斯对这些事情毫无兴趣。我们马上就能明白,这些事物之所以没有出现在他的戏剧中,是因为它们与主题无关。所有古典希腊艺术家对材料与主题的相关性,都有着一种极为严格的标准。
    与此相关的是某个时期文学的题材问题。除非保持警觉,否则我们会本能地想到大文学的概念,认为它可以包括小说、传记、书信、日记——简言之,即有关个体生活的文学,不管它是真实的也好,虚构的也好。古典希腊的文学不会考虑个体的问题,它是“政治的”(p。1心cal)。实际上,我们能看到的非正规的文学作品,只有色诺芬的《回忆录》和《会饮篇》,并且它们不是苏格拉底的私人传记,而显然是论述哲学家苏格拉底的著作。我们发觉色诺芬的伊斯克马古斯很是缺乏浪漫情调吗?  此时此地,对先前所讲述的东西,我们得加上这么一条,那就是,色诺芬讲述的不是雅典人的婚姻生活;就像比顿夫人(Beeton)一样,他是在论述家政管理。
    戈麦提出一个极有眼光的观点,即我们既缺乏足够的材料,而对于已掌握的材料,我们又容易作出错误的解释。戈麦从19世纪作家那里挑选了约一打格言放在一起,如果我们不能像我们能够做到的那样,在整个与之相关的背景下来看待和解读这些格言,那么它们将会给我们带来错误的印象。想想伯里克利的格言,它已流传回荡了多少个世纪。它代表了雅典人对妇女轻蔑的态度。有可能吧。但是,假设格莱斯顿[2。](Gladstone)说道:“我不在乎听说某位夫人常被人说三道四,不管人们是恭维她还是批评她。”这是否暗示了某种轻蔑的情绪,或者是一种老派的尊重和礼貌?
    此外,有人指出,在雅典,人们对已婚妇女的称呼习惯上不是直呼其名(就像可能这样称呼道:克列奥布莱),而是像这样称呼:“‘尼加诺’的妻子。,’雅典妇女,可怜的人儿,甚至连一个为人所知的名字都没有,她是如此的卑贱。真是的。但是,看看我们自己呢,当雪莉•杰克逊嫁人之后,她就成为克拉克夫人;她的朋友称她雪莉,但没人称呼她雪莉•杰克逊——我们必得审慎,
    最后一个我要考虑的一般性因素可能最重要。那就是说,当我们对这一话题进行讨论的时候,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东西?  我们是在籽雅典妇女的地位同曼彻斯特妇女的进行比较呢?  还是我们正试图在雅典人分配给妇女的地位这一问题的(部分的)基础上,对其特性及其文明的特性作出判断?  这两者有着极大的差别。如果是前者,我们可以说,曼彻斯特的妇女能够参加投票,能够参与政治生活,而雅典妇女则不能,这种说法切中肯綮。但是,假使我们提出,由于我们让妇女参.加投票,所以我们比雅典人更文明、更懂礼貌,那是胡说八道。我们将两幅图景的细节加以比较,但却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这是两幅完全不同的图景。如果一个住在曼彻斯特的妇女想去伦敦,她完全可以像男人一样行事:她可以自己买票,无论舂夏秋冬,票价都一样。如果一个雅典人(男性)想去底比斯,他可以走着去,或骑着骡子去,而在冬季,翻山越岭可是非常累人而充满危险的事情。如果一个妇女想去——也许有这可能,那得等到适宜的季节,而且这可是件天大的事儿。在现代国家中,妇女拥有公民权,完全合情合理。首先,文明(cM以ati。n)——破例在非标准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使两性身体上的差异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变得微乎其微。与男人一样,女人也能乘火车、骑自行车、打电话、阅读报纸;相反,银行职员或大学教师,只要他身体健康,则不需要有比普通妇女更发达的肌肉;他知道不会有谁会要求他下个星期身穿沉重的胸甲在烈日下赶20英里路,然后去同另一个男人拼死格斗或杀死他。其次,政治和行政的实质改变了。的确,任何政治决策,同今天一样,对每个人都会产生影响,无论其年龄和性别,但当时政府管辖的范围非常之小,并且,主要相关事务不可避免地只能由男子根据其经验作出判断,运用其力量来实施。妇女今天之所以有投票权,这是因为面对许多眼前的政治事务,她们作出的判断看起来同男人一样好,有时甚至会更好;同时,在至关重要的事务中,她们看起来未必比男人更无知。此外,我们不应该忽略一个可能更为重要的差异。将社会看成是个体的聚合,这在我们是一种常规的看法。但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却并非如此,它只是一种地方性发展的产物。常规的看法是社会是家庭的聚合,每个家庭都有它自己责任重大的领袖。这不仅仅是希腊的观念,罗马人、印度人、中国人、条顿人都是如此。
    每个人都会乐意说,不是为了巨大的财富,他情愿是一个古代雅典的妇女,也就是说,人们或许不会因为不是一个雅典男子而感到遗憾;因为无须提到日常的生活条件,城邦对他的某些要求也够让他感到非常不舒服了。对雅典人说:“在哥尔德斯格林(GoldersGreen),我们对妇女要好得多。你不是有点无赖吗?”这不是明智的做法。
    在这场一般性讨论之后,让我们再来看看证据方面。我们要努力记住两个分开的问题:正统的观点是否正确地陈述了事实?  以及,如果正是如此,那它是否从这些事实中推导出了正确的结论?  也就是说,雅典妇女的生活是否受到限制和压制?  如果正是如此,那么其成因是否是由于男人漠视或蔑视她们?
    我们已经看到,文学上的证据是如此缺乏,并且在某种意义上是如此片面,以致我们无法从中得到全面、完整的图景。当一个男人举行宴会时,他的妻子不会露面。雅典绅士喜欢男性同伴,这与伦敦的绅士不同。伦敦的绅士们从未听说过有哪个俱乐部是不允许夫人们自由进出的。但是,难道雅典人一年中的每个晚上都作东或作客?  而妇女难道没有她们的社交机会?  欧里庇得斯给我们的印象是她们有。他曾不止一次地这样说道,  “让妇女参加家庭闲聊为害甚大!”当没有宾客,自己单独吃饭的时候,难道雅典人就像某些库克罗普斯LZl』(Cyclops)一样呆在他的洞里?  除了家务和养育他们合法的孩子之外,难道他们从来就没有想到同妻子谈论些别的事情?  这回又得提到声名狼藉的斯提法诺斯和尼埃拉。面对着一百、两百或三百个陪审员,起诉人在他的结论中说道:
    先生们,你们如果宣判这个女人无罪,那么,当你们回家后,
    能对妻女说些什么呢?  她们问你去了哪里,你会回答:“法庭。”
    她们问:“什么案子?”你照实说道:“控告尼埃拉。人们指控她
    非法与一个雅典人结婚,并将她的一个女儿——一个娼妇嫁给执政
    官特奥根尼(Theogenes)……”
    除了将所有该案的细节都告诉她们之外,你还将告诉她们,案
    情得到了多么仔细而全面的证明。当你说完这一切,她们会问:
    “那么你们是如何处置她的?”而你的回答却是:“我们宣判她无
    罪。”——结果,像肥肉掉进火堆里,引起一阵鼓噪。
    一切都非常之自然。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引用这段文字的原因。这是我们掌握的非常少见的残篇之一,它可以作为反映雅典男人与其妻女关系的证据,并表明当时发生的情况明显同今天没什么两样。陪审员不会这样回答他的妻女:“你们忘乎所以了!  你们是雅典妇女,应该少丢人现眼,永不被人说三道四。”
    另有一个文学片断。在色诺芬的《会饮篇》中,一个客人尼西拉图斯(Niceratu:),他才结婚。尼西拉图斯能背诵荷马的作品,他告诉同伴,荷马教会了他许多东西:谋篇、修辞、结构,以及所有这一类东西。然后,他愉快地转向男主人说道:“我还从荷马那里学到另一件事情。荷马在某处说过‘洋葱佐酒味亦佳’。我们在此可以证实一下。让他们拿些洋葱来!  你会觉得酒味更佳。”  “喔!”另一个客人说道,  “尼西拉图斯想身上带着洋葱味回家,这样他的老婆就会认为,别人连吻他都不会愿意,那还能有什么别的事情!”这的确是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但它显然是属于那种在某个英国的俱乐部或酒馆中,任何一个晚上你都可能会听到的善意的玩笑。
    但是,我们还有没有提到的证据,它可不像是微不足道的东西。它将我们引向类似的方向,并且用正统的观点来看它是难以理解的。我们刚巧拥有大量的、有描绘家庭场景饰画的陶瓶,其中包括一些骨灰瓮,上面的饰画描绘的是一个死妇在其生前与丈夫、孩子和奴隶告别的场景。还有一些相当普通的雕刻的墓碑也描画了相似的场景。它们以其高贵而自然的质朴风格,成为古代希腊留给我们的最令人感动的东西之一。它们的地位,与先前我意译的咿利亚特》中安德洛玛刻的章节相俦。在这里,我引用戈麦文章中的一段话,这段话是他从别人的一篇有关某个雅典人的坟墓的论文中引述出来的。[::]“在临别时,达马西斯特拉特(Damasistrate)同他的妻子手握着手。一个孩子和一个亲戚站在椅子旁,但夫妇两人互相对视,已无暇顾及旁人;在他们无声的深沉的永诀之凝视中,所有有关妻子和母亲在阿提卡社会中的地位问题都得到了解答。”荷马在一篇著名的诗中说过,  “天下最大之快事,莫过于夫妇连理,琴瑟和谐。”——。uo如ousou,s,  “同所思”。如果一个荷马的解说者想要解说这首诗,他自然会求助于这些饰画和雕刻——这些为一个轻视妇女,尤其轻视妻子的民族而作的饰画和雕刻!
    有关陶瓶的事情我就不再多说了,我们来看一看阿提卡的悲剧。其突出的特点在于一系列光芒四射的悲剧女英雄:三个克吕泰涅斯特拉、四个埃勒克特拉、安提戈涅、伊斯美尼(1smene)、底亚涅拉(Deianeira)、伊俄卡丝特(10caste)、美狄亚、费德拉(Phaedra)、安德洛玛刻、赫卡柏、海伦。自然,她们有着不同的性格,但是,她们个个都被描画得生气勃勃,没有一个是摆摆样子、装装门面的。而且,在她们中间,精力充沛、勇往直前和充满才智的角色,比其他种类更常见。有人也许会说,这在戏剧中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也许是这样。但在欧里庇得斯的戏剧中,女人们,无论好坏,常常比男人更有进取心,这可不是非得这样做不行的事情。当男人们无能为力的时候,一个聪明的妇女跑来出谋划策一番,这样的妇女角色在欧里庇得斯的戏剧里几乎随处可见,比如,海伦和伊菲格涅亚(<<伊菲格涅亚在陶罗人里》)。至于进取心,我们有一个例子:“来吧!”  《伊翁》中一个老奴对无能的克瑞俄萨(Greousa)说道,  “你必须像妇女一样行事。拿起剑!  毒死他!”L23J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剧作家们从没有描画过(我们所假设的)现实生活中他们那受到压制的妇女的形象,甚至连偶然提到的时候都没有;同时,他们永远不会到书本中——比如到荷马那里——去找这些鲜活的人物形象,犹如一个现代剧作家厌恶他所轻视的同代人,便从乔叟或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汲取他的妇女形象,并藉此获得成功。欧里庇得斯确实让妇女在舞台上抱怨过男人对她们的伤害——其中许多事情古今同样会有;同样,他也让许多男人在舞台上抱怨那些复仇心切和难以驾御的女人对他们所造成的伤害。一些现代人指责欧里庇得斯是个女权主义者;一些古代批评家——我想有更多理由——称他为厌女者(misogynist)。但他至少不会认为她们无关紧要;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同样不会。
    现在我们有了确切的理由,至少可以对有关雅典人压制和蔑视妇女的极端学说提出疑问。就让我们像先前提到的那位觉得不对劲的侦探一样,对某些证据进行一番检验。在一个原本是关于未婚少女受到严格看管问题的注释中,吉伯引用阿里斯托芬的话说道:“妇女难出门。”这暗示着已婚妇女同样被小心翼翼地限制在家里;并且,任何精通古典文学艺术的学者都会记起色诺芬在某个地方说过,妇女的居所得加栅上闩。但是,如果我们真的翻出阿里斯托芬的那段话看看,我们将会获得完全不同的印象。它写道(一个已婚的妇女说道):“妇女难出门,她得取悦于她的丈夫,得让小保姆保持清醒,得给孩子洗澡,得喂孩子……”我们听到了在我们时代同样发生着的事情,至少可以说,这段文章中没什么可怕的东西。
    但是,她在没有人监护的情况下不是不让出门吗?  这里,泰奥弗拉斯托斯的生动作品对我们会有所帮助。凭着惯常精细的分别能力,他描绘了三种我们可能会统称为“卑鄙”(mean)的性格。第一种说白了就是“吝啬”(stingy)。具有这种性格的人,不到季度结账日,就会去收一笔贷款的六便土的利息;如果他的妻子掉了一个三便士的硬币,他会满屋子上上下下地找;他不会让人从他的花园里拿走一颗无花果,或从他的果园里拿走一颗枣子、一颗橄榄。第二种——按字面上的意思——“以卑劣方法获取钱财的人”(theman。fbasegain),他卖东西短斤缺两,给他的奴隶吃得极差,并且以卑劣的手段榨取其朋友的钱财。正是第三种人同我们目前的讨论有关。就像男人们平常所做的那样,他进行家庭采购,但是有所不同的是,他不把采购来的东西交给奴隶,而是将肉食、蔬菜和所有的东西塞在他所穿的袍子的褶层里,自己带回家;更有甚者,尽管他的老婆给其带来了5 000英镑的嫁资,但他却不让她保有一个侍女,但当她出门的时候,他会到妇女市场上去雇一 个小丫头来看护她。这一类小人就是“行为与绅士身份不相称的人”(aneleutheria),泰奥弗拉斯托斯将其定义为“一旦涉及钱,自尊就荡然无存的人”。这个故事说明,妇女出门时受到适当的看护,那只是她应得的待遇。并且,在这里我还可以补充另一个出自泰奥弗拉斯托斯手笔的细节,它将为我们的争论提供某种原始的依据。根据惯例,我先对其粗鲁的内容表示道歉。他分析的性格中有一种叫做下三烂的小(CoarseBuffoon),  “他倚着剃头铺子的门栏,告诉全世界他要喝个烂醉……当看见一个妇女进来的时候,他撩起他的衣服,展示他那活儿”。雅典的街道上可是什么样的人都有。雅典人可能有很充分的理由,不允许女孩在无人保护的情况下到处闲逛。
    如果我们查看一下加栅上闩的那段文章,我们发现其目的是“女奴不能背着我们有孩子L24),并且防止妇女住所的东西被不告而取”,这有助于提醒我们,希腊的住房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工场。除了我们视做“家务”的活/L之外,家里还加工服装——从加工原料羊毛到成衣;妇女们还得将丈夫弄回来的五谷食粮研磨烘烤成面粉,作为过冬的储备粮。事实上,我们不得不由此联想到我们大多数的商店和赚钱机构的情形。显然妇女肩负的责任重大。好莱坞言传身教地向我们表明,想要有一桩快乐而持久的婚姻,浪漫的爱情是惟一的基础,难道希腊人的想法怪异,非得死气沉沉或愤世嫉俗地过日子?  他清楚“浪漫”爱情的力量,并一般将它表现成一种具有毁灭性的东西(参阅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第781行以下,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第628行以下,  “当爱情是温和的时候,没什么比它更可人,但是请把我从别样的爱情中拯救出来吧!”)
    这一切固然不错,但男人还养着他的侍伴和娼妇呢。对有关尼埃拉的演说辞中的那个段落该作何解释?  究竟是怎么回事?  人们时不时地引用它,仿佛它像一个国家文件一样具有权威性,但到底怎么样呢?这一段话是在一个不体面的案子中,由一个老于世故的请求者说的。当时,他面对着由100个或者更多普通雅典市民组成的陪审团,陪审团的大多数成员都在场,可能是来拿七英镑六便士的陪审员劳务费,好在周末去付鱼贩子的账单。“侍伴!  漂亮的女奴!  像我们这样的人可消受不起,多谢恭维!”但不管怎样,他究竟在说什么呢?  他的整个论证意在揭露斯提法诺斯犯下的滔天罪行:他偷偷摸摸地使雅典种族夹杂进了某些具有外邦甚至是不洁血统。但这不是势利的看法,它根植于这样一种观念,即城邦是一个由男性亲族组成的联合体。由此,他说道:“侍伴和女奴固然很好,但当说到我们城邦赖以存在的基础和我们个人家事的支柱时,我们有谁可以依仗呢?  惟有我们的妻子。’’这段讲话不但没有轻视妻子的意思,相反是将她的地位置于其他妇女之±。事实上,它同瓶饰画上的证据完全一致。正是我们完全不同的物质和社会背景,以及积累了几个世纪的浪漫传统,使我们对这样一些篇章产生了错误的理解,并就此把来自饰画和戏剧的证据胡乱地辩解过去。甚至连格罗维(TR.Glover)这样活跃而敏感的学者,也会宣称苏格拉底曾对其友说过这样的话:“与你的妻子相比,还有谁你可以将更重要的东西托付?  或还有谁你同他谈得更少?’’E25]但这段希腊文清楚的含义是“……还有谁你可以将重要东西托付?  并且还有谁你同他更少争论?”而之所以他同他的妻子争论得更少(通过暗示),是因为他们相互合作和理解,同甘共苦。
    男孩送进学堂,授之以读写,教之以诗歌、音乐和体操;女孩则全不进学堂——这是雅典人轻视妇女以及更喜欢她们无知的又一明证。雅典妇女大字不识,未受教育,以至于当她在剧院听到安提戈涅说出如此高贵而充满才智的话语时,定会吃惊地睁着她那无神的眼睛,奇怪,这是一种什么类型的生物,索福克勒斯怎么能把妇女想象成这个样子!这种说法显然属于胡说八道。它的根源依然是,我们混淆了雅典和曼彻斯特。
    首先,当我们坚持认为由于女孩不进学校,所以她不识字的时候,我们是在作出一个假设,这个假设有可能对,也有可能不对。我们已经知道孩子们是在家里学习读写技能的,并且就我们所知的、雅典人的才智和好奇,已暗示了我们的假设是靠不住的。其次,在今天,谁不识字,那他准是个蠢货,但在一个书籍相对罕见的社会里,这种看法就有问题了。就普通雅典人而言,阅读能力相对来说不太重要;交谈、争论、戏剧比书写文字常见得多,它们是教育的真正来源。孩子进学校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证书,并由此得到“教育的好处”(也就是一种资格,凭借这种资格,他能得到比体力劳动更好的职业,对此,我们远比雅典人看重得多)。希腊人以他们有悖常理而有限度的方法,送男孩去学校,从道德、行为举止和体格方面砥砺男子气概。读写方面要学习,但这些初级东西的学习时间可不能持续太长。其余的基本课程是学习诗歌和唱歌(音乐),以及身体锻炼。音乐(mousik8)与道德和智慧训练一样,极受重视,同时,  “体育”(gymnastik~)对道德的影响也绝不会被忽视。
    而其时,女孩在干些什么呢?  从其母学习女市民的技能。如果我们说“家务”(housework),听起来有些掉份,但如果我们说家政科学(Domesti,Scienc:),那听起来可就神气多了。以为她得不到任何教育,这是很没道理的看法;而认为她父亲从来不会与她讨论任何关涉政治的事情,这一观点已为有关尼埃拉案件的那段文字所证伪。
    但是,妇女有机会分享雅典提供的真正的教育吗?  她们不能出席公民大会,也不能参与法庭审判——除了有耳食之福。剧院的情形又如何呢?  那里是否允许女性进入?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有关这方面的证据众多、清楚而且一致,那就是:她们可以上剧场看戏。让我引证一两个实例。柏拉图总是斥责诗歌,尤其痛诋悲剧,称其为一种“毫无差别”地面向叫L童、男女、奴隶和自由民”的词措华丽的请愿书。如果除了男性公民之外,其他人不允许参加戏剧庆典,那么他的话就变得莫名其妙了。在阿里斯托芬的《蛙》(Frogs)中,埃斯库罗斯攻击欧里庇得斯“有违道德”;他说,欧里庇得斯将遭人唾弃的邋遢婆娘搬上舞台,而使正派女子羞愤得想上吊。如果她们是被小女看管在家里的,怎么会这样呢?  古代的《埃斯库罗斯传》中有一个故事,在《欧墨尼得斯》中,复仇女神合唱队是如此恐怖,以至于小孩们被吓死,妇女们吓得小产。这个故事虽然荒谬透顶,但不管第一个讲述者是谁,显然他认为女性可以上剧院。
    尽管证据确凿,但“在对待这件事上,学者们看起来由于受到一种先人之见——用来判断什么是正确而得体的——影响,因而持有过分的偏见。毋庸置疑,雅典妇女过着近乎东方式的闺阁生活,而古老的阿提卡喜剧包含着某种粗鲁的东西,从而使其看起来完全不适合于儿童和妇女观看。基于这些理由,有些作家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会宣称,无论上演什么剧种,她们都从不出席。另有一些人虽然没有将她们排斥在观看悲剧的观众行列之外,但声称在喜剧上演时,她们决无可能出席。”Ez6]不可能;ganzunmOglich![29]事情的结局就是这样。不过,尽管海依(Haigh)相信希腊妇女过着东方式的闺阁生活,但他表明,有证据证明那种认为妇女可以观看悲剧而不能观看喜剧的看法是错误的。并且,即使我们背弃这个证据,我们仍将一无所得,因为就连悲剧四联剧本身也是以一个羊人剧(satyric)[:8)结尾。我们有一个现存的样本(欧里庇得斯的《库克罗普斯》),其中包含的戏谑可以使股票交易所黯然失色。在这个事情上,性别之间的平等和自由令我们无法想象——尽管18世纪的巴黎未必会如此。Lz9J
    让我们对这场讨论作一番概括。看起来,我们所掌握的证据,很难保证像“过着东方式的闺阁生活”这类判断得以成立。学者们在女孩和已婚妇女之间、雅典的生活条件与曼彻斯特之间、古典希腊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没有作出足够清晰的区分。忒奥克里托斯在前3世纪早期创作了一出生动活泼的模拟剧[xo),描述了某个在亚历山大港的锡拉库萨淑女,拜访友人并同她上街参加庆典的情形;有人就此会对我们说:“这是些多里安女子;看看,她们比雅典人自由得多。”这个推断的结果似乎不合理。我们更可以说:“这首诗的创作地点是亚历山大港这个世界性的大都市,创作时间正是城市国家走向没落的时代,当时,政治只与帝王将相有关,而与平民百姓无涉。由此,看看诗人们现在的创作主题已多么不同。他们不再把自己的创作限定在与城邦生活有关的题材上,而开始代之以有关私人和家庭生活的内容。”
    但是,  “闺阁’’学说的影响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当阿里斯托芬作品里的那位已婚妇女,向我们细说她难出门的原委时,我们认为不必再听,因为我们早已知晓。同时,当我们得到有关女性上剧院——经常去观看我们必定不会允许我们自己的妻子去看的戏剧——的确凿证据时,我们竭力反对它。随后,一种无意识的论点似乎会掠过脑海:“在我们的社会中,如果妇女处于这样一种地位,其成因将是男性的傲慢和压制,既然如此,这个原因想必适用于雅典。雅典人肯定忽视,并且可能是藐视他的女人——除非她们是外邦人或没有太多的尊严可言。,’我们对瓶饰画感到惊异,并且将悲剧中妇女角色带给我们的暗示胡乱地辩解过去。我们忽略了希腊人的非常原始的物质生活条件,也忽略了这些条件会怎样将男女的生活方式和权益明显地区分开来。我们断定雅典人需要侍伴来伴,是因为这些妇女受过教育,而他们的妻子却是白痴。多么无知!  即使在我们自己的社会里,也未必不曾听说,独居斗室、外出用膳的女孩可能有着比已婚妇女更活跃的社会生活。这些侍伴是敢于对生活中重大事务说个“不”字的冒险者。的确,她们会使男人眉开眼笑,  “但是,老伙计,没人会同这种女子结婚。”
    同样,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妇女,尤其是女继承人在法律上受到的限制。我们说,这证明了雅典人很少顾及妇女的尊严。但这证明不了什么,它只能证明我们先前了解的情形,那就是,与社会集团——城邦和家族——的利益相比,雅典人——或者至少雅典法律,这两者可能不一样——对个体的利益和福利的关注是少之又少。阿波罗多洛斯对波利克勒斯(P。1ycles)(狄摩西尼)的案例在此颇值一提。
    阿波罗多洛斯是一个富有的人,雅典三层划桨船(佃erarch)的修造者。公民大会决定进行一次很有必要的海上远征。战船修造者必须于次日带着他的船只到达码头,并在船上服役六个月。阿波罗多洛斯不是有棘手的商务要处理吗?  他没有听说这六个月中他母亲生命垂危吗?  配备给他的船员不是人手不够、技术生疏,以至于他不得不先自己掏钱解决问题,然后俟机再把钱弄回来?  这些全是倒霉的事儿,但没有什么关系。阿波罗多洛斯可以请一位朋友替他处理事务——这就是朋友的用处,并且,母亲去世时,他可以不在身旁。阿波罗多洛斯不能离开他的船只。对此,没有人会提出,阿波罗多洛斯像一个女继承人那样受到了同样粗暴的待遇,但两者在原则上是一样的。同样,在考虑女继承人处境的时候,我们不应该不考虑到家庭在宗教和社会方面的重要性,以及家族首领所承担的神圣职责。一个家族的消亡,以及由此造成的这个家族崇祀的消亡,都会被看做是一场灾难。并且,家族财产的离散是一件同样可怕的事情。还是让我们尽力向那些女继承人表示同情吧——就像我们对那些被处决的将军那样,不过我们不可匆忙地断定,有关女继承人的法律表明了妇女受到的轻视。毕竟,罗马人在其类似的历史阶段上,男性家长依然合法地掌握着家族成员的生杀大权。我们必须先将事件放在其完整的背景中加以观察,然后再从中得出结论。
    对男性的社会生活,我们有什么可说的?  这里我们还得记住我们的证据的特点:没有哪个希腊人把描绘一幅当时社会的图景当做他的责任,事实上,这样的图景作为副产品也没有出现过。尽管我们拥有大量生动的细节材料,但当我们想从中得出一般性的结论时,仍须非常审慎。
    我们知道雅典人在城邦管理上是“排外的”。奴隶与自由民之间、外邦人与本族人之间的界限非常鲜明。这是些难以跨越的界限,非法冒称自己是上一阶层的人会遭到严惩。由此,我们会顺理成章地认为,伴随着这种政治上的排外,会有一种类似的社会排他性,但这似乎是非常错误的看法。“公民”意味“成员”,而“成员资格”依赖于出身。只有作为对特殊贡献的奖赏,  “成员资格”才会被授予外邦人——毕竟他首先是其他城邦的正式“成员”。“公民”并不意味着“高人一等”。
    的确,雅典社会给人的总体印象是:惟独它摆脱了基于地位——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经济上的——所造成的社会悬隔。在柏拉图《理想国》的开头部分,我们看到有关老凯法卢斯(Cephalus)的一幅令人愉快的场面。他是一个外邦人(但很富裕),但他在雅典最上层社会的交游却得心应手。苏格拉底是个穷人,没有显赫的门第,但他却挥洒自如地与大人物们共餐,与城里的贵族和工匠完全平等地交谈。除此之外,色诺芬《会饮篇》中的客人,安提西尼(Antisthenes)也是一个穷人。不过,这些证据当然是精心挑选的产物;柏拉图和色诺芬无暇提及既愚蠢又势利的富人。
    但是,我们还有其他证据,那就是—刁口果要选取极端的事例——奴隶所受的待遇。通过瓶饰画和其他的材料我们得知,奴隶与主人之间的真实友情并不少见,其情形完全视相关个人而定。成为奴隶毕竟是一件偶然性的事情。许多奴隶都是优雅而明智的人,并且,雅典人非常明白:地位和人是两回事。奴隶,按照公共习惯,获得解放后即得到“外侨”(metic)或“常住外邦人”(resident alian)的地位,他可以在社会上谋得按其品质和才干所应得的地位。在现存的法庭公开辩论演说中,只有——次,奴隶出身被当做笑柄而为人使用,使用者竟是阿波罗多洛斯,而他的父亲帕西翁原先就是奴隶,然后逐步成为受人尊敬的经理人,最后成为一个银行家,并由此获得公民权。
    横亘在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政治上的界限非常明显,但在社会方面是否也是如此呢?  当然有人会说,不像我们那样明显。你无法根据某个雅典人的谈吐就断定他出身低下,就像我们先前了解的那样,在雅典,每个人都能获得基本的教育。我们有这样一个印象,雅典人在评价他人时,比我们具有更开阔的心胸——不管怎么说,在一个更容易遭受突如其来厄运的社会中,我们应该指望拥有这种品质。
    比如,泰奥弗拉斯托斯在《品格论》中分析了30种独立的缺陷或不足,纯粹的势利鬼不在其内。倒是有一个妄自尊大的小人(petty-proudman)。他有一个埃塞俄比亚奴隶;如果他养一只鹦鹉作宠物,他就训练它在一架有防护装置的小梯子上跳上跳下;当他与其他骑士一起列队行进时,仍身着骑装,脚蹬马刺,招摇过市;他过于频繁地理发;他养一只猴子作宠物;他拥有一个私人角力场,当把它租借出去用于比赛时,他刻意很晚入场,好让人们交头接耳地说:“那就是角力场的老板。”他鼓吹寡头政治。他从不在中午之前出门(以此证明他与商业之类的庸俗事儿毫无瓜葛),他故作高雅地身披大氅,留着长短适中的发须,还把他那套反民主的政治观点挂在嘴边。“让我们拥有一个单人委员会——只要这是个强有力的人”;  “我们得让这些人安分守己。”这是些不知谦恭为何物的人——就像那些非得别人先开口才肯说话、在家里款待客人自己却不与之共餐的傲慢家伙一样——但他们不是面目可憎的势利小人。
    有关“良好的举止”(goodform)和个人品行方面的事情,我们所闻颇多。有时我们会得到这样的印象,如果你很丑,那么遇见你的人会把这当做是一种个人的侮辱。因此阿波罗多洛斯说(狄摩西尼残篇之45,  77):“我想,我的相貌、我急匆匆的步伐、我的大嗓门,不会使我成为一个人见人爱的幸运儿。它们使我处于不利的地位,因为它们既对我毫无益处,又使别人难受。”低沉的声调和高贵的步伐令人赞赏,但过度的优雅(如我们所见的)绝不是绅士派头。只有妄自尊大的小人才会为保持牙齿洁白而拼命折腾;相反,牙齿黄黑的人也招人厌。土包子(theBoor)坐着的时候衣不蔽腿,他会自己应门,在(公共)澡堂里高歌,把爪子伸到鞋里去;小气鬼(theaneleutheros)穿着打满补丁的鞋子,却发誓说这比角质物更加耐磨。有这么个听起来像暴发户的货色,他是个老来学(Later-learner)。这个家伙,在七十或七十多岁的时候学起子诗歌、舞蹈、角力和骑马。他的毛病在于做过分而徒劳的夸耀。这幅人物画像中没有流露些许社会优越感。这个笨伯同年轻人一起操练射击、投掷标枪,还向家庭教师演示,  “仿佛教师爷对此一无所知”。
    撇下泰奥弗拉斯托斯的话题是困难的,至少得让我介绍一下喜欢多事的人(Officiousman)和迟钝愚蠢的人(SlowandStupidman),尽管他们或许无关紧要。喜欢多事的人会指给你一条捷径,而自己却迷了路——非常典型的希腊特色!——他会为了做“实验”而把一瓶酒给一个医生禁止其饮酒的人,从而使那个可怜的家伙萎靡不振;当他立誓的时候,会对身旁的人说:“您圣明,这不是我第一次起誓。”迟钝愚蠢的人一边数钱,一边记下总数,一边还在问:“这究竟多少啦?”当所有的人都离开了剧场,他却一个人还在那里呼呼大睡。有人间他是否知道上个月有多少殡葬队伍经过墓道,他回答道:“我只希望你我有他们的一半多就可以了。”由于进食不当,他不得不半夜起来上那个公共去处,而在回家的时候却误入其邻居的家门,结果遭了狗咬。
    但是,我们还得言归正传,尽管这意味着我们将忽略缺心眼的人(Tactlessman)。在其情人头疼脑热的时候,缺心眼的人却去给她唱小夜曲;他会邀请一个远行乍归、筋疲力尽的人去散步;当别人想要和解而请他去做公断人的时候,他却在双方之间搬弄起了是非;  “当他一心想跳舞的时候,却去拖住一个烂醉如泥的人。”
    贫穷当然使人遗憾。至少它使人在其朋友需要他帮助的时候却无能为力。欧西忒斯的对手讥嘲他的母亲,因为她在集市上卖缎带。他抗议道:“这违反了法律。对于任何贬损在市场上从事贸易的男女公民的人,法律上允许对他们以诽谤罪起诉。”也许值得注意的是,这么一条法律(或条款)是必要的,但市场可是个特殊的所在,它会导致这样一种推定:你是一个泼皮(参阅《里亚市场》,p.189)。控告欧西忒斯的无赖也宣称,他的母亲是一个护士。“那又怎么样?”他说,  “与许多其他城邦一样,我们深受战争之害。众多雅典妇女都在做着护士的事情;如果阁下有兴趣,我可以报出她们的名字。”
    我们或多或少地相信,希腊人鄙视手工体力劳动。这种看法被齐默恩(Zimmern)看做是“奇谈怪论”而加以驳斥。“奇谈怪论”这个修饰词,我想是精心挑选出来的,正如就女性待遇问题所进行的考察一样,在确切地评价希腊人的态度之前,我们必须彻底摆脱现代观念的束缚。我们也要考虑一下我们的“权威”是哪些人,他们究竟在谈论些什么。以念咒般的口吻提到“工人”(workers)这个称谓,那是一种现代的习惯。雅典人想法纯朴,决不会使用这样沉重的词汇。他关心的是:“干什么样的活?  以及如何干?”
    比如,我们有一种可以归之于苏格拉底的说法(色诺芬记载,  《家政学》4,  3),那就是,某些国家(不是雅典)禁止其公民从事呆板机械的职业。这令我们立即想起另一件事。据说业余划船协会有(或者曾经有)一条规则:凡从事下L佣类职业”者不得成为划手。或许,我们会对在苏格拉底身上发现这种势利之举感到惊讶;但是,如果我们查阅一下那段文字,就会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那段文字是这样的:“人们确确实实对那种叫手工艺的行当口碑甚差,在社会上,人们看不起它是很有道理的。因为那些以此为生的人们不得不整天坐着工作,并始终呆在屋里,这使他们的身体受到了损害。事实上,有些人得在火炉旁整日劳作,而当身体日渐衰弱,心灵也会日趋衰微。此外,这些呆板机械的职业使他无暇虑及其朋友的利益和城邦的公共利益。因而,就其对朋友的作用或城邦的防务而言,这个阶层无甚用处。确实,有些国家,尤其是那些好战的国家,禁止其公民从事这些手工作业行当。”
    一个思想单纯的希腊人面对一个提议时,他惯常不会问它是否反动,或是否流行,或是否“邪门”,他更倾向于问它是否真实。有些国家,把公民权限定在那些看起来能够随时从军作战的阶层(其中必定包括所有农夫)内,对此我们可以说,它们对国家的职能有一种狭隘的看法,但不能就此说它们鄙视手工体力劳动本身L31j。
    设想一下,如果我们把苏格拉底的推论应用于我们自己的时代,那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碰巧是坐在火炉旁,写完这部书的大部分内容。假如下星期我必须行军到布里奇沃特(Bridgewater),我会累倒在路旁,当然我会想着扔掉我的盾牌。如果我被招去当陪审员,我恐怕只得请求他们原谅了,因为没有我,我的大学无法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毫无疑问,苏格拉底会认为,作为个人,我非常有趣,但是作为公民,我是条可怜虫,同时会把我的职业列入他的黑名单。不过,由此就说苏格拉底鄙视“脑力劳动”,这个结论显然是靠不住的。实际上,他不是在反对所谓不体面的工作,他反对的是专业化。土地耕作者受到了他最热忱的赞赏。他并没有嘲笑这些“土包子”。
    我们不可忘记,苏格拉底在这里谈论的是政治而不是社会——他不允许不相关的问题妨碍讨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也是如此)。我们在  《回忆录》中(第三卷,第十章)看到了苏格拉底的另一面——这个苏格拉底花了许多时间穿梭于工场(workshop)和工作室(studio)(这二者很难区分),与“工人”讨论他的职业。色诺芬说,工人们发现苏格拉底的谈话使他们受益匪浅。色诺芬记录了苏格拉底与胸甲制造商皮斯蒂亚斯(Pistias)的一次谈话。“胸甲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发明呀!  它把人身需要遮蔽的地方都遮蔽起来,但不妨碍手的运用。告诉我,皮斯蒂亚斯,你做的胸甲并不比别人的更结实,所用的材料也不比别人更上乘,但为什么你的要价却高一些呢?”皮斯蒂亚斯解释说,他的胸甲更适称。“可是,假如你的顾客本身长得不匀称呢?”皮斯蒂亚斯解释道,他可以把胸甲做得适合于每一个人。“那么适称,”苏格拉底说,  “并非一成不变,它与胸甲穿戴者密切相关。当然,如果它们大小适宜,重量分布均匀,就不容易引起注意。”  “是的,”皮斯蒂亚斯说,  “这就是我认为我的胸甲更值钱的原因。不过还是有人更中意精心装饰过的胸甲。”
    这些工匠认为自己和自己的行当都不错。瓶饰画——一般是做来卖的——经常能给我们提供有关工场的画面。最常见也最自然的是那些展示陶工自己劳作的作品。此外,也有反映其他行当的饰画。英国陶工经常以蝴蝶或可爱的乡村农合装饰他们的器皿,至于工场本身是否曾被描画在碟子或大壶上,我不清楚。希腊陶工这样做,也许可能还会有其他原因,但至少他们会用描绘自己的行当图景来装饰产品,这本身就暗示着整个社会并不歧视他们的职业。
    在《回忆录》中,我们还可听到这么一个故事。某个欧特鲁斯(Euth6rus),像我们先前提到过的阿利斯塔古斯一样,战争毁子他的财产。他从事某种体力活——具体做什么,我们没有被告知——他认为这胜于依傍朋友过日子。“这固然很好,”苏格拉底说,  “但当老朽不堪劳作之时,你将何为?  你最好找一个需要地产管理者的人,为他监工,管理收获等等。这样一个职位,可以使你在年老时有所赡养。”这个建议非常明智。但欧特鲁斯怎么说呢?  我曾亲耳从一个希腊人——某个破败的希腊小镇上一家很不景气的小饭馆的业主——那里听到过一些地道的希腊式的说法。我曾在他那里日复一日地享受着他烹制的美味佳肴,他不得不屈服于命运,接受了别处餐馆的一份工作。我开始用我所知的现代希腊语尽可能地表达我的美好祝愿,但他打断了我的话,眼光和神态中饱含着苦痛,他说:“Hyp/dlelos!”  ‘‘在别人手下!”这也就是欧特鲁斯所说的话。欧特鲁斯不在乎干体力活,但不愿意做一个绅士的管家……!  正如译者伯恩(Bohn)生动地翻译的,
    “我十二分不情愿,苏格拉底,”他说,  “我可不愿做一个奴隶。”苏格拉底指出,管理一片地产与管理一座城市非常相似,这与奴隶的工作截然相反。欧特鲁斯是个固执己见的人,  “我不想让自己去受别人的指责。”  “尽管不容易,”苏格拉底说道,  “但你必得去找一个不会吹毛求疵、具有公正心肠的人,做你能做的事情,不做那些自己力量办不到的事情。”我们不清楚欧特鲁斯在干些什么,反正不是地产管理者!呵,宙斯!
    事实上,希腊人对工作的态度非常切实:不存在抽象意义上的工作。万事都取决你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尤其看它是否能使你成为自家的主人。公民不在乎与奴隶并肩工作,差别在于他可以暂时中断工作去参加公民大会,而奴隶却不能。只要他高兴,皮斯蒂亚斯就可以关闭他的铺子,  “明天请早”。他有一个有趣的工作,他可以为此而骄傲;如果顾客不满意他的商品,可以上别的铺子。希腊人这样看待工作:对工作他们既不谄上欺下,也不感情用事。当亚里士多德说卑下和缺乏独创性的工作不适合具有公民资格的人时,从他的立场出发,你不可能驳倒他。因为这不是一种成见,而是根据他自己的前提得出的精确判断。阿里斯托芬嘲笑克里昂是一个凶暴、粗鄙的皮革商,但他不讥讽那些并不粗暴的皮革商。在谈到他的控告者阿努图斯(Anytus)的儿子时,苏格拉底说(《回忆录》30),  “我认为他不会长久地把时光消磨在他父亲给他准备的那样卑屈的职业上”——显然,还是皮革销售;  “他是一个有能力的小伙子。”确切地说,他的才干比皮革销售所需要的高出许多。实际上,遭到普遍歧视的大多数是零售业,其原因部分来自于经济上的偏见一这人不干切切实实的事情,是条寄生虫;部分来自道德方面(《里亚市场》);部分来自审美方面,有人甚至会说,这人不去从事需要技艺或给人带来满足的事情,却干着这一行。对此我们有自己的说法:“站柜台的”(counter-jumper);在谈到更高档一些的商人时,狄摩西尼说[s:]:“在商业和金融业中,如果一个人既聪明又诚实,人们就会认为他不同凡响。”后期希腊的许多哲学家和作家以轻蔑的态度来描写“工作”,但那已是个分化了的、  “文化”已被发明出来的世界。
    在结束漫谈式的这一章之前,我们或许该问一问,是否这个民族的某些普遍特性我们尚未提及,或者论述得还不够充分。显然,这就有一个。
    可能会使读者感到惊讶的是,诉讼当事人会公开承认他提出起诉是为了报复。E33]在我们的社会中,这样的动机应该慎之又慎地加以掩藏;事实上,应该是辩方而非控方,才会力图证明其成立。但在希腊法庭上,人们完全公开地宣布这一动机。这是个值得反复思量的问题。
    显然,这不能简单地解释为雅典人复仇心切。他们或许如此,不过问题在于,为何复仇欲会被看做是一种优良品行呢?  只要这种复仇欲望和企图不被认为不合理的话,它当然就是一种好品行。泰奥弗拉斯托斯笔下的一个令我们理解起来颇费周折的角色可以说明这一点。这个角色被称为反讽者(thelronicalman)。“反讽的”(ironical)一词的意义已完全改变。“反讽”(irony)是自夸和夸大的对立面,但作为对立面,它同样是一种缺陷,因为希腊人明了当代政治史所昭示的教训,那就是坏人的对立面并非好人,而不过是另一种坏人而已。“反讽”不仅意味着冷嘲热讽,而且意味着缺乏坦诚,掩饰真实的动机和炫示虚假的东西。除此之外,泰奥弗拉斯托斯的反讽者还是这样一种人,“他走近他的敌人与之攀谈,而不是流露憎恨之情。他当面称颂那些他将在其背后扎刀子的人,还对他们的失败表示同情。他对谩骂者表示宽恕,原宥那些反对他的言辞。”[:‘]我们可以确信,泰奥弗拉斯托斯不反对“宽恕”是虑伪这种看法。当一个自夸者冒充比他优秀的人时,他的对手反讽者(除了干别的事情之外)却在那里装孙子。还有什么比假惺惺地宽恕敌人更能清楚地显露出内心的卑贱呢?  尽管虚情假意的宽恕令人反感;但真心实意的宽恕或许更糟。
    这是彻头彻尾的希腊方式。“友友而敌敌”这一希腊格言,在苏格拉底之前从未受到过怀疑。在亚里士多德看来,高贵者的典范是“超凡脱俗的人”(highminded man)或“具有伟大灵魂的人”(man。{greatsoul)(拉丁对应词“magnanimous”[3",已被涂上了一种不同而全然非亚里士多德式的色彩)。与反讽者不同,他的友谊与仇恨都是公开的,因为掩藏是恐惧的标志。
    我们能够理解虚伪不是一件好事;我们同样需要理解的是,宽恕敌人也绝非好事,向敌人复仇是一项直截了当的义务。
    这种极端非基督教式的道德,部分源于希腊社会的本质。与我们相比,在希腊社会中,团体更为重要,而个体则较为次要。个体首先是家庭的一员,然后是城邦的一员。损害某人可能就是损害他的家庭或城邦,出于家庭或城邦的利益,他必须回敬。我们自己有一种约略相似的情形,那就是,国家官员或受托人都必须受到某种束缚才能管理资金,他不可以慷他人之慨。
    但比这一点更重要的是希腊人的荣誉感的影响。希腊人对他自己在同胞中的地位非常敏感。他热切——人们也期待着他会热切——要求理应属于他的一切。谦恭并不受人赞赏,视谦恭为美德的看法,被希腊人视做愚蠢的教条。同侪和后人的称颂才是对德性(aret6,出类拔萃)的回报。它贯穿于希腊人的生活和历史之中,这从荷马式英雄对其“奖赏”特别敏感这点上已开始有所表现。这里有一段典型的评述:
    如果你看到男人的勃勃野心,你会惊诧于它是如此地不合乎理
    性,除非你能理解他们渴求声名的激情。
    “想在他们身后留
    下,”就像一位诗人说的,  “永垂万世的声名。”为此,他们随时
    准备面对任何危险——这甚至比自己的孩子更重要:他们可以为之
    耗尽财产,忍受任何肉体的艰辛,直至献出生命。如果他们没有
    想到他们自己的阿瑞忒将会不朽,你想,阿尔西斯蒂斯(Alcestis)
    还会为阿德墨托斯(Admetus)献出她的生命?  或者阿喀琉斯还会
    为了替帕特洛克罗斯复仇而献出他的生命?  不会,一个人越高
    贵,他在每一个行动中就会越多地考虑到不死的声名和永恒的阿
    瑞忒。
    这就是在柏拉图的《会饮篇》中,充满智慧的狄奥提马[:s](Diotima)对苏格拉底的教导。这是常见的希腊式教诲,在哲学家、诗人和政治演说家那里都可以发现。让我们来看看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Ethics)。
    如果我们要给“伟大的灵魂”作一个界定,我们就会设定某些品德,这些品德将在行动中持续地显示出来,但是我们不会加上这一条,即一个具有伟大灵魂的人应该意识到这些品德,更不用说他应该要求公开的承认。但亚里士多德是怎么说的呢?  一个“具有伟大灵魂的人”(或“具有伟大心灵的人”,或二者兼而有之者)是那种自认为配得上高贵的事物,而事实上也确实如此的人。自视过高的人是自大狂,低估自己的人心灵平庸;只配得上微小事物而对自己有适恰估计的人明智但不超拔。他们特别关注的对象是我们所知的最高贵的东西,那就是我们归之于神的荣誉。但是,甚至是对荣誉,他也不会过高估计其价值,更不消说财富和权力。与荣誉相比,它们是次要的,因为人们是为了荣誉才去渴求它们。如果人们渴望得到乙,是为了求得甲的缘故,那么乙必然比甲次要。具有伟大灵魂的人不会为蝇头小利而冒险,也不会在琐事上空耗,因为它们在他眼里一文不值;但是,他也甘冒大风险,在极度危险的时刻,他会不顾及自己的生命,因为他笃信没有荣誉的生活不值得过。他不会崇拜羡慕什么,因为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L37』。他不会心怀恶意,而宁可对受到的损害视而不见。他不赞扬别人,也无意被别人赞扬。他当然不会私下里议论别人,更不会中伤他人,甚至对仇敌也是如此,除非是为了达到凌辱他们的目的。
    这就是这位哲学家心目中的伟人,并且,其伟大之处部分地体现在他对“赞美”的不动心上,而“赞美”通常被看做是行动的动力(比如,苏格拉底说过,良将往往把那些会“为获得赞美而甘于冒险”的“雄心勃勃”的人,安置在队伍的最前列)。他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对于身外事物和他自己都有着公正的评价。他的美德并不包括真诚的谦恭这一项。他视荣誉高于一切(即使如此,也不会过分高估荣誉),那么这种  “荣誉”究竟是什么?  它不是我们所讲的、作为内在驱动力(innercomplusion)的荣誉感,与它意义最接近的希腊词是aid6s,意为羞耻(shame)。亚里士多德所用的词是丁1吨,值得反复回味的是,这个词通常还意味着“价格”(price)或“价值”(value)[我们的词汇“estimate”(估计,估价)与其有着相同的词根]。这表明希腊人认为公众对其品德和贡献的认可具有重大意义。
    如果就此认为普通希腊人一定会像哲学家一样,对这种品行仰慕之至,那就错了。如果哲学家像常人一般思考,那就不是哲学家了。然而,如果允许一定的哲学彻底性和抽象性,这幅图景全然是希腊式的,尽管它不免有些夸张。其中某些细节令人想起伯里克利。(某晚,伯里克利参加完一个聚会后回家,一个奴隶手执火把护送他,而另有一人尾随其后,一路上不断侮辱和咒骂他。伯里克利毫不在意,只是在到家时回头对奴隶说:“送这家伙回去。”)亚里士多德的“具有伟大灵魂的人”与普通希腊人之间的共同之处在于他强烈的自身价值感和对荣誉的向往,也就是说,他希望得到公正的评价和待遇。
    这最大程度地解释了为何希腊人不会对复仇的欲望感到羞耻。一个人负有复仇的义务,而容忍别人对你的伤害只能意味着别人比你  “更好”。
    在这方面,亚里士多德的英雄倒是不同寻常的,他并不怀恨在心。为什么会这样呢?  不是因为他认为这不合乎道德,而是由于他认定这样做不值。他并不是在宽恕,他不过是在蔑视和忘却而已。而普通希腊人出于他们的理由也不会宽恕敌人。
    我们已经注意到,希腊人迫切地渴望拥有荣誉(“n逆)和应得的赞美。他过去、现在都必定争强好胜,雄心勃勃,热切地为一己之事而行动(除非了解这一点,否则无法理解现代希腊的政治)。为此,我们随时随地都能遇到“争斗”(ag6n)的观念。这些“争斗”,希腊语中的ag6nes,被我们弱译成“比赛”(Games)。戏剧节就是一系列“争斗”——诗人与诗人的争斗、演员和演员的争斗、合唱队同合唱队的争斗。我们现在使用的“痛苦”(agony)一词就是由“争斗”(ag6n)发展而来。正是争斗带来的痛苦揭示了人本身。
    伴随着这一切产生的是个人的野心,那些具有卓越才能的希腊人发现,要控制这种野心是不可能的。对于这一点最好的注脚,莫过于修昔底德对希波战争中的两位领军人物的描绘:一位是萨拉米斯战役的策划者、雅典人地米斯托克利;另一位是普拉蒂亚战役的斯巴达指挥官波桑尼阿斯(Pausanias)。普拉蒂亚战事一结束,波桑尼阿斯受命率领一支同盟舰队去解放地中海岛屿,但他滥用暴力,使同盟者惊恐万分,他们请求雅典人来掌握指挥权。斯巴达召回波桑尼阿斯,让他就侵犯个人利益与私通波斯两项控告作出答复,  “因为他行事更像一个暴君而非指挥官”(修昔底德,第一卷,p.95),由于斯巴达没有派来继任者,雅典人乘虚而人,掌握了舰队的指挥权。而波桑尼阿斯再次乘了一只船跑将出去,不久有人发现他在特洛阿得(Troad)与波斯人勾勾搭搭,他又一次被召回。由于自恃在王室中的地位和财富,他回到斯巴达。虽然指控他的证据不足,但由于他蔑视法律,并且采取波斯人的生活方式,这令人生疑。此外,他还僭妄地将自己的名字刻在希腊人为感谢神赐予他们胜利而制作的、奉献给德尔菲的还愿供晶上。希洛人证实他曾向他们行贿,并策动他们造反。最终,斯巴达五长官(ephors)设计诱使他承认与波斯人的交易。为逃避拘捕,他跑进一座神庙避难,最后饿死在那里。
    然而,对波桑尼阿斯的指控也牵连到了地米斯托克利。他同样把自己搞得高人一等而且还弄得神道道的;他过于激进,还是个机会主义者,因而很难再与阿利斯泰德共事,于是雅典人起用了陶片放逐制这个安全保障机制,这一次轮到地米斯托克利被放逐。他去了阿尔戈斯,那是斯巴达的死敌,毫无疑问,斯巴达很乐意将对他不利的消息捅给雅典人。雅典人派了一个使团去捉拿地米斯托克利,但他事先听到了风声——修昔底德(就这么一回)没有对一个传奇故事表示不屑一顾。地米斯托克利先是逃到了科尔绪拉(科孚),然后跑到莫罗西亚的国王阿得拉斯图斯(Adrastus)那里,尽管他与国王并不是朋友。碰巧阿得拉斯图斯不在家,地米斯托克利就向他妻子求救。她让他抱着她的孩子在火炉旁坐下E38]。阿得拉斯图斯回家后,地米斯托克利就像一个恳求者一样说道:“我曾经反对过你,但是一个珍惜名誉的人只会向同他力量相当的敌手复仇,而我现在是孤立无助的人;并且,当时我反对的只是你的一个要求,而我现在的请求却事关我的生死。”看到这位精明的政治家处在如此荷马化的环境中,这真令人感到有趣。阿得拉斯图斯庇护了他,直到他自己想去亚洲。他致信薛西斯的儿子及继承者:“当你的父亲攻打我们的时候,我对他的祸害比任何其他希腊人都大,但我也帮了他大忙,因为是我劝说希腊人不要断其后路。我是你的朋友,我可以帮你的地方很多。我希望等待一年,然后再来登门拜访。”这位国王接受了他的请求。在这一年中,地米斯托克利竭尽全力学习波斯的语言和习俗,结果,他成了波斯国王的重臣,做了亚洲马尼西~]I}(Magnesia)地方的总督,最后病死在那里,还获得了死后树碑的殊荣。“然而有人说,当他发现自己无法实现对国王所作的承诺时,服毒自杀了。”尽管这种怀有恶意的笔法非常具有希腊特色,但像地米斯托克利这样的聪明人,看起来不会做出这种挖了陷坑自己跳的事情。“斯巴达的波桑尼阿斯和雅典的地米斯托克利,在他们的时代是希腊最著名的人物,他们的结局就是如此。”L39J希腊悲剧不会漫无目的,正如它反对傲慢不敬,并常把希望表现为圈套和诱惑。
    最后,我们决不可忘记希腊人是南方人这一点。宁静安详的希腊艺术、沉静泰然的希腊精神、稳健平和的希腊中道(Golden Mean)学说,可能会促使人们认为希腊人是一个无甚愁虑、缺乏激情的民族;而某些观念对这种看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观念的一个来源是l?、  18世纪新古典主义;另一个来源可以想见就是希腊戏剧的现代表演——衣着朦胧的女子雕塑般聚集在舞台上,她们以一种矫揉造作、令人颇为不安的同音,齐声吟唱出大量悲伤忧郁的神话。
    这种看法可以说是错之又错。任何东西,如果缺乏有节制的激动所引起的战栗,那就不属于古典希腊的风格——尽管它可能属于后古典风格(postclassical)。如果埃斯库罗斯没有使你产生振奋不已和脱胎换骨的感受,那你尚未领悟埃斯库罗斯(现在想要理解埃斯库罗斯,缺乏研究的态度恐怕是不可能的,但这是另外一件事情)。
    让我们考虑一下希腊戏剧的这种情形。就我们而言,对白场景没什么问题,它们充满戏剧性。但剧中有些叫人丧气的东西:一大群优雅的处子或老人同声吟诵斯温伯恩L40J(Swinburne)的作品。那些觉得其愚蠢的人不应因此责怪希腊人,他们自己对此也忍受不了五分钟。那些合唱队的颂诗从不是讲出来,而是唱出来的;它们不仅被吟唱,而且通过舞蹈来表现;不仅通过舞蹈——就像它们有时在现代重演的那样——而且是在直径90英尺左右的圆形舞台上的舞蹈来加以表现。目前,对希腊舞蹈有些知识的人只是那些教授它们的人,这大体上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试图依靠少量表现希腊舞蹈的瓶饰画来进行重构工作是一种危险的做法,因为瓶饰画的作者既不懂舞蹈,同时也很少关心图像的透视效果:如果他们展示了蜿蜒起伏的队形,这仅仅意味着在他看来,蜿蜒的队形能在这个陶瓶上起到一种充分的装饰作用,而并不是舞蹈看起来就是这个样子。但我们可以将诗歌的韵律留下,它至少可以给我们提供节奏,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它也可以为我们提供音乐和舞蹈的雏形;由此看来,毫无疑问舞蹈是富于表情、样式多变的,如有必须,还可以是喧嚣纷乱的。我们就此可以了解到,比如在埃斯库罗斯那里,对一连串舞蹈的构想是倾向于建筑性的;在索福克勒斯那里,则极端倾向于雕塑感。有关《欧墨尼得斯》(见本书边码233页)中复仇女神合唱队的故事,虽则荒谬,但这表明了埃斯库罗斯没有受到新古典主义式庄严风格的支配;并且,不同类型的证据并不难找到。比如,在最威严庄重而激动人心的《七将攻底比斯》中,合唱队扮演了被正在攻城的敌人吓得要死的妇女角色。埃斯库罗斯忽略了希腊悲剧——尤其是他创作的——应该是庄严肃穆的;他也忽略了合唱队通常是以完全规则的、抑扬格4-4行进节奏上场的。而他以‘:•节拍的音乐引导这支合唱队上场,如果某位现代舞蹈设计师打算在舞台上表现骚动和混乱的场面,他不妨照此试试!  (如果读者完全不懂音乐,他可以在完全恒定的时间里数1—2—3—l—2—3—4-5,并试着按此节奏行走,每数“1”就跨一步。)事实上,希腊悲剧与现代歌剧相似,因为它在一个直径90英尺的圆形舞台上融合了戏剧语言、诗歌、音乐和芭蕾。它又不像现代歌剧,因为它总是在讨论着重大的主题,其歌词不但悦耳动听,而且意味深长。
    这段小小的专题讨论或许能够表明,希腊人并不总是死气沉沉的,相反,他们需要生活、变动和色彩。实际上,他们给他们的雕塑上彩,这一发现对许多现代学者来说,就好像是一场大地震。
    让我们从另一个方面对希腊人本质上热情奔放的天性作一番阐述。我们都知道,表示“爱”(10ve)的希腊词是“厄洛斯”(er6s)。厄洛斯给皮卡迪利广场[413(Piccadilly Circus)增添光彩,它是爱神丘比特(Cupid)的希腊对应词。但这种对应究竟有多大的准确度?  “Cupid”意为“欲望”(desire),相关的形容词是“eupidus”,通常的含意是“贪恋的”(greedy)。但“厄洛斯”有着不同的意义关联:它意味着某种  “激情般的快乐”(passionatejoy),并可以相当自然地在与爱无涉的语境中使用。例如,索福克勒斯剧中的埃阿斯,由于受到奇耻大辱,威胁着要自杀。其妻特克墨萨(Tecmessa)陷入绝望之中,埃阿斯的自家人(合唱队)同样如此:没有防卫能力的他们将面对埃阿斯凶恶的敌人。但是,埃阿斯最后表示他不得不屈从于他们的哀求,忍受耻辱活下去。于是合唱队载歌载舞,一首颂歌如此开头:“我因快乐(er6s)而颤抖,充盈的欢乐给我插上翅膀。”厄洛斯不是丘比特;他是某种可以使每一根神经都震颤的东西。
    ((J隋人;’(10ver)是“erastus”,而严肃的伯里克利——阿里斯托芬称他为“奥林匹斯客”(theOlympian)——在阵亡将士公葬典礼上对雅典人说:“你们必得是雅典的erastae。”那就是说,  “让雅典成为令你震颤到骨子里的东西”——这绝非人着凉的症状。
    中道学说是希腊文化的特色,我们不应就此认为希腊人是对激情几乎一无所知、四平八稳、麻木不仁的走中间路线的人。相反,他之所以高度重视中道,是因为他易走极端。正是我们这些愈加懒怠的北方佬才会鬼鬼祟祟地赞赏极端。某些蹩脚的英国诗以及某些伊丽莎白时代萎靡的戏剧,它们典型的缺陷就是喧嚣不已的夸夸其谈,就好像诗人正试图把自己搅拌发泡成某些激动人心的东西一样。德莱顿(Dryden)[42]为普赛尔(Purcell)[+x]而写的作品就是一个例证。而典型的希腊的缺陷在于一种缺乏感情的精巧。希腊人没有必要假装激情。他追求节制和均衡,因为他需要它们;他对极端了如指掌。当他谈论中道时,合调之弦(turedstring)的观念从没有远离他的心灵。中道并不意味着缺乏紧张和激情,而恰到好处的紧张会散发出真实而清朗的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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