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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翻译巨匠——傅雷的一生(组图)

[日期: 2008-04-11 ] 来源: 中国网   作者: [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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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子峥嵘 浴德自修——孤独的少年时代

一九〇八年四月七日(农历三月初七),傅雷出生于上海市南汇县周浦镇渔潭乡西傅家宅(现南汇区航头镇王楼村五组傅家宅)。族中长者以其出生时哭声震天,据《孟子》“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文王一怒而天下安”)而取名“怒安”。后因大发雷霆谓之怒,故又取名“雷”。

傅雷故居

据《傅氏家谱》,明代永乐年间(1403-1424),始祖庆公为避倭寇从浙江海盐移居海角四灶(今盐仓镇),其子显公又移居沈庄之东、四灶之北(今南汇)。自此傅家耕读传世。在《傅氏家谱》中,傅雷为第十八代。

傅雷家谱书影

傅雷父亲傅鹏飞,名光祖,任教于周浦镇扬洁女子中学。一九一二年傅雷四岁时,傅鹏飞为土豪劣绅诬陷,入狱三月,患上肺痨,出狱不久,以含冤未得昭雪,抑郁病故,年仅二十四岁。其间母亲将全部身心用于为父亲翻案,两个弟弟一个妹妹无人照看,相继夭折。

 

傅雷父亲傅鹏飞              傅雷母亲李欲振

 

面对家道剧变,母亲将所有希望寄托在傅雷身上,为使傅雷受到良好教育,且免去族人干扰,办完丧事后,效孟母三迁,毅然携子离开闭塞的乡下,搬至十余里外素有“小上海”之称的周浦镇。这对傅雷的人生道路,是关键的一步。

傅雷旧居

母亲注重傅雷的启蒙教育,请账房陆先生教傅雷认字。傅雷七岁时,母亲请来老贡生傅鹤亭讲授四书五经,还为其延请老师教授英语。五四运动爆发后,母亲受到新思潮影响,送傅雷到小学读书。母亲平时对傅雷管教极严,甚至到了冷酷无情的地步。傅雷十二岁时,考入上海南洋中学附小。由于离开了督教极严的母亲,被压抑的少年顽皮的天性得以释放,十三岁时,曾被校方指责为“顽劣”而开除。

傅雷与母亲

一九二一年,十三岁的傅雷以同等学力考入教会学校上海徐汇公学(今徐汇中学),学习了三年法语,为日后留学法国打下了语言基础。因公开反对宗教,言辞激烈,一九二四年被校方开除,旋即以同等学力考入上海大同大学附中。在当时反帝反封建思想的影响下,一九二五年参加五卅运动,控诉帝国主义的血腥罪行,激发民众的爱国激情。一九二六年因带头开展反学阀运动而面临被捕,在母亲的督促下回到浦东老家。

傅雷当年就读的徐汇公学

一九二六年秋,十八岁的傅雷考入上海持志大学。由于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变之后,面对国内血雨腥风的政治形势,加之对国内大学教育的失望,在留法勤工俭学归来的表兄顾仑布的影响下,傅雷产生了留法念头,然而遭到母亲反对。毕业于中西女中的姑母傅仪较为开明,会同表兄顾仑布一起,说服了母亲,但唯一的条件是临行前筹办傅雷与朱梅馥订婚事宜。

傅雷表兄顾仑布

傅雷姑母傅仪

朱梅馥

你为了我的倔强,为了我的使气,为了我的无赖,为了我的嬉戏,不知道流了多少的眼泪!尤其是最近几年,更常常为了一些小事争吵,有时竟闹得天翻地覆,不可开交;我只管因你束缚我而反抗,怒号,咆哮,我哪能真正理解到,母亲,你是为了爱我,你之于我,只有宽恕、原宥和温存的爱抚。

——法行通信

一九二七年的最后一天,傅雷告别母亲和亲友乘上法国邮船安德烈•勒邦号[André Lebon]赴法,自此翻开了生命中新的一页。在一个多月的旅途中写下了《法行通信》十五篇,备受文学家曹聚仁的赞赏和推重,编入《名家书信集》。在《法行通信》中,傅雷满怀深情地表达了对母亲的感激之情。

傅雷与同学雷垣等合影

傅雷赴法时所乘之安德烈•勒邦号轮

鸿鹄高飞 一举千里——留法的青年傅雷 

傅雷到巴黎后,在郑振铎先生的帮助下,入住伏尔泰旅馆。一九二八年九月,傅雷考入巴黎大学文科,除主修文艺理论外,常到博物馆、艺术馆揣摩艺术大师们的不朽名作,而且与刘抗、刘海粟夫妇和法国画家阿尔培•裴那等文艺界人士过从甚密,为其以后的文艺理论批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傅雷(右一)、刘抗(左二)、刘海粟一家(右二至四)等在法国

傅雷、张弦、刘海粟夫妇拜访画家阿尔培•裴那

我记得很清楚,我二三十岁在巴黎、瑞士、意大利以及法国乡间,常常在月光与星光之下,独自在林中水边踏着绿茵,呼吸着浓烈的草香与泥土味、水味,或是借此疏散苦闷,或是沉思默想。

——傅雷

在留法期间,傅雷开始了法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一九二九年夏,傅雷在法瑞交界的莱芒湖畔休养期间,完成第一篇译作《圣扬乔而夫的传说》。他并没有把获得学位放在心上,认为:“读学位作为谋生的手段未始不好,有时也必须;但绝不能作为衡量学问的标志。”

 

傅雷赴意大利的护照

赤子归来 江声浩荡——留法归来的傅雷

一九三一年秋,傅雷与刘海粟夫妇结伴回国,受聘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校办公室主任,兼教美术史及法语。“一二八”事变爆发,美专停课半年,复课后傅雷回校教授美术史。

一九三三年九月母亲病故,傅雷辞去教职,自此埋首书斋,专心翻译。在美专期间,傅雷翻译了《罗丹艺术论》,作为美术讲义,又与讲课同步编写了《世界美术史讲义》。

一九三二年一月,相恋多年的傅雷与朱梅馥成婚。自此相濡以沫,共历三十四载。朱梅馥慈爱温柔,贤惠能干,在傅雷的翻译生涯中,她始终默默地陪伴着他,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傅雷与朱梅馥结婚照

一九三二年二月,傅雷为欢迎乔治•萧伯讷来华撰写《乔治•萧伯讷评传》。九月傅雷筹备并主持庞薰琹个人画展,这是他第一次为友人举办画展。

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年,傅雷撰写和翻译了十余种有关艺术的作品,其中《夏洛外传》是出版的第一部译作,《从〈工部局中国音乐会〉说到中国音乐与戏剧底前途》则是傅雷撰写的第一篇重要的音乐评论文章。

一九三四年,傅雷译毕罗曼•罗兰《名人传》中的《弥凯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与罗曼•罗兰书信往还,并互赠照片。

 

罗曼•罗兰寄赠傅雷的亲笔签名照片

傅雷寄赠罗曼•罗兰的照片,署名傅怒安

一九三五年傅雷应美术理论家滕固之邀,赴南京任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编审科科长,在四个月任期内,编译《各国古物保管法规汇编》,署名“傅汝霖”。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傅雷又应滕固之请,以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专员的名义,去洛阳考察龙门石窟,研究保管问题,历时两月余。

傅雷编译的《各国古物保管法规汇编》

傅雷在龙门石窟考察时居住的四合院

傅雷在龙门石窟考察

遗世独立 横而不流——壮年时代的傅雷

抗战期间,为避免向日本宪兵行礼,傅雷“东不至黄浦江,北不至白渡桥”,把翻译作为抗战的特殊武器,先后翻译了英国罗素的《幸福之路》、法国杜哈曼的《文明》以及巴尔扎克的《亚尔培•萨伐龙》和《高老头》,重译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九日至二十三日,傅雷与裘柱常、顾飞、张菊生、叶玉甫等共同署名在沪举办《黄宾虹八秩诞辰书画展览会》,是黄宾虹的第一次个人画展。

抗战胜利后,激情满怀的傅雷将视野从书斋转向了广阔的社会现实,积极投入到反饥饿、反压迫、反内战、反民主、争自由的斗争中,发表十多篇有关时局风云、民生疾苦和教育文艺等问题的政论、杂文,并联系筹建“民主促进会”。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日,昆明发生了镇压民主运动的大血案,傅雷将消息提供给《周报》,激起社会强烈的反应。一九四六年,上海警察局长兼警备司令宣铁吾下令实行“警管区制”,引起钱锺书、李健吾、傅雷、乔冠华等进步文人的笔伐。傅雷的《论警管区制》以严肃激烈的笔触,指出所谓“警管区”带有纳粹色彩的本质。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日,傅雷与裘复生、杨嘉仁共同发起为意大利音乐家、上海工部局交响乐队指挥、傅聪的钢琴业师梅百器,举办“追悼音乐会”。一九四八年秋,傅雷会同作曲家沈知白、提琴教授陈又新、业余钢琴家工程师裘复生等为亡友谭小麟组织“遗作保管委员会”。

意大利音乐家梅百器

一九四七年二月,傅雷翻译斯诺和史各脱有关苏联问题的文章,编成《美苏关系检讨》出版,认为应该本着客观公正的立场来处理美苏关系,反对一边倒。这篇文章为后来傅雷陷入政治漩涡埋下了伏笔。

一九四八年六月,傅雷受英国文化协会之托,翻译英国埃里克•牛顿的《英国绘画》一书。傅雷因患肺病,于一九四七、一九四八两年夏季在庐山牯岭疗养,带病翻译了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

1947年傅雷夫妇在庐山牯岭

译境更进 苍凉悲怆——一九四九年后的傅雷

解放后的前几年是傅雷一生中阳光明媚、心情舒畅的时期,他谢绝了清华大学的邀请,重新返回书房,重译了巴尔扎克的《高老头》、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新译了巴尔扎克的《贝姨》、《邦斯舅舅》、《于絮尔•弥罗埃》、《夏倍上校》、《奥诺丽纳》,梅里美的《嘉尔曼》和《高龙巴》,服尔德的《老实人》与《天真汉》等作品,迎来了翻译生涯的第二个高峰,奠定了他在当代中国翻译界,尤其是翻译巴尔扎克作品的权威地位。在全国文化界,只有他和巴金不拿国家工资。

1953年巴尔扎克《禁治产》初译稿

一九五四年,傅雷以其卓越的翻译成就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一九五五至一九五七年,傅雷以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身份出任上海市政协委员,担任文学、新闻、出版小组副组长。傅雷肩负重任,热心奔走于文学、音乐、绘画、出版界之间,深入调查研究,写下了大量书面报告和文章。一九五七年春,傅雷应邀赴京出席全国宣传工作会议。

傅雷积极参政议政的同时,在翻译上苦心耕耘,硕果累累。一九五五年十二月至一九五六年三月翻译了服尔德《查第格》及其他七个短篇。一九五六年七月至一九五八年二月翻译了巴尔扎克《赛查•皮罗多盛衰记》,同时翻译了罗曼•罗兰《论莫扎特》。另外还撰写了《萧邦的少年时代》、《萧邦的壮年时代》和《独一无二的艺术家莫扎特》。

《查第格》初稿与二稿比较

《如此世界》等手稿

一九五七年下半年政治风云突变,傅雷被指为亲美反苏的急先锋、上海“中间路线”的代言人,八月二十二日起,上海各大报纸开始连篇累牍地批判傅雷。傅雷坚持“没有廉价的检讨”,他说(:)“人格比任何东西都可贵!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

一九五八年四月三十日,傅雷被错划为“右派”。留学波兰的儿子傅聪也成了被批判的对象,在学业即将完成时出走英伦。陷入极度痛苦中的傅雷,深居简出,专心工作,翻译了法国艺术评论家丹纳的《艺术哲学》,巴尔扎克的《搅水女人》、《都尔的本堂神甫》、《比哀兰德》。

1960年,52岁的傅雷在书房外小花园

傅雷在自己设计的字典架上查阅资料

因拒绝使用笔名出版译作,在“右派”期间,傅雷没有一部译作出版,靠“预支稿费”,艰难维持一家生计。

一九六一年九月底,傅雷摘去戴了三年零五个月的“右派”帽子,经过多年历练,他没有任何宽慰和欣喜,只是淡淡地说:“当初给我戴帽,本来就是错误的。”依然深居简出,潜心译书。由于长期伏案,多种疾病缠身,翻译工作进度奇缓,直至一九六四年八月,才译毕巴尔扎克的《幻灭》三部曲。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傅雷眼疾稍好,勉强开始工作,第四次修改并誊写巴尔扎克小说《猫儿打球号》,这是傅雷翻译的最后一部书稿。

1961年秋傅雷在书房

《幻灭》定稿

“右派”的帽子虽然已经摘掉,心灵上的创伤时时相伴,直到另一场更大规模的政治风暴在中国大地上肆虐。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深夜十一点,傅雷夫妇突遭上海音乐学院红卫兵抄家,夫妇俩俱受批斗,折磨达三天四夜。在人格和尊严备受凌辱的情况下,于九月二日深夜,夫妇联名写下遗书,交待后事,坦坦荡荡地走上了不归路。

历史上受莫名其妙的指责的人不知有多少。连伽利略、服尔德、巴尔扎克辈都不免,何况区区我辈!……老话说得好,是非自有公论,日子久了自然会黑白分明。

——傅雷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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