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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次学术历险

[日期: 2008-06-29 ] 来源: 读书   作者: 刘梦溪 [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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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书原是我为《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以下简称《经典丛书》)写的总序。当时初无长篇大论之想,只不过写着写着,收不住了,竣稿的时候,连同注解差不多有六万字。因此朋友说我是在学梁任公,当年任公先生为蒋方震的《欧洲文艺复兴史》作序,就写了五万多字,“篇幅几与原书埒”,结果不得不向蒋书“宣告独立”,自成《清代学术概论》一书。 
  然则又确有不同。任公先生的序一九二○年十月写就,十二月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我的这篇序完稿于一九九六年二月,如今已过去整整十年。中间不是没有过想出单行本的念头,终因种种缘由而作罢。其实主要是需要有比较充裕的时间从头到尾重新增补改润。此序文《中华读书报》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和二十五日刊载时,就用了《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以下简称《要略》)的题目。看到的师友以及一些相识或不相识的读者,不少打来电话或写来了信。至今我保留的信札仍有三十余通。 
  一九九六年年底,恰好李泽厚从海外回来,他看了文章之后,说不妨开个小会,找几位友人一起议一议这篇文章。我接受了他的建议,于是就在一九九七年二月十六日,在我家中举行了一次特别的学术恳谈会。戴逸、李慎之、庞朴、汤一介、李泽厚、余敦康、王俊义、雷颐诸位先生,一一应邀而至。我所在的中国文化研究所的梁治平、何怀宏、任大援也参加了座谈。可惜王元化先生不在北京,否则我也会烦劳他的大驾。都是有备而来,谈得异常热烈,甚至有争论争吵。下午十五点开始,至十八点半意犹未尽,晚餐时继续谈。这些人物聚在一起,尽管有茶有饭,招待不谓不周,可一定不要指望他们都讲好话。好话自然也有,我作为文章作者和恳谈会招集人,更愿意听他们的攻错,看他们的机锋,当然无须隐瞒,也很愿意看他们吵架。做学问的人抬学问杠,特别有趣。大约一九九四年或者一九九五年,在杭州开会。我当时因写《学术独立与中国现代学术传统》一文,正对学术独立着迷,发言时便强调各司其业,学者不一定耗时费力去管学术以外的事情,不妨“天下兴亡,匹夫无责”。王元化听后大惊,不待我讲完就插话说:“梦溪呵!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如果‘匹夫无责’,你还办《中国文化》干吗?”朱维铮说:“知识分子讲的话,当政者不听,与制定政策无关,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刘梦溪的意见,‘天下兴亡’,我们‘无责’。” 
  我以为这次谈我的一篇文章,而且是家庭的小环境,朱维铮也不在场,不至于吵架。不料谈着谈着语调不对了。庞朴说:“你写大师,有一个基本的问题,你是仰着看的。马一浮,是神仙了,这不行。不光马一浮,所有人,你都是仰着看。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看,要有这个魄力,这是个大毛病。”余敦康表示反对,说:“过了半个世纪,重新接受民国时期的经典,大有好处。鲁迅说,一个苍蝇,拍了一下,绕了一个圈儿,又回来了。二十世纪,从一八九七年算起到一九九七年,这一百年我们耽误了太多的时间。说仰视,没有俯视——我们受到的教育,最糟的就是只有俯视,没有仰视。你汤一介、庞朴,都是俯视。你有什么资格来俯视?”尽管都熟知敦康先生的学术脾气,还是没有想到出口会如此严厉。气氛不免紧张了一下。幸亏李慎之先生及时插话,说他既不“仰视”,也不“俯视”,而是“窥视”,大家都忍俊不禁地笑了。 
  戴逸先生给我的信里,只“报喜”,不“报忧”,这是从前一般信函的“规矩”。开会讨论就不同了,“忧”、“喜”都报,主要是“忧”,这也是学者不愿逾越的“规矩”。他手里拿着准备好的提纲,郑重地讲了四个问题。“喜”我不重复,摘几段“忧”给大家看。戴先生说:“对于学术,我认为既有独立性,又有功利性,但学术的功利性,应该如何表现?应该通过求真来达到服务现实。求真是第一位的,通过追求‘真’就能够对现实起作用。还有致用,这是老祖宗的传统。《资治通鉴》,不是直接致用,是通过历史的真实,司马光讲的真实。”他说:“看起来,学术与现实结合太紧,是中国学术的一个弱点。申请一个科研项目,首先看你有没有用。” 对于唯物史观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影响,戴先生尤其看重,他说:“唯物史观‘五四’传入,影响中国八十年之久,在座的没有人没受过影响。‘唯物论’起了什么作用?有多大成绩?我觉得不能避开。”他说:“没写入这个问题,是一个缺陷。避开不行,不管是什么原因。”戴先生是研究清史及近代史的学者,一向待人和气,即之也温,但讲起学术问题,他不含糊。 
  不难看出,这是一次货真价实的高水准的学术研讨和学术对话,只是这次修订成书,有关唯物论的内容我仍然没有写入,倒不是有意避开,而是那样写起来,要讲许许多多另外的问题。戴先生的教诲也许要等到我将来写更大的书的时候再有所补充了。没法形容我对与会师友们的感谢与感激,而且我知道,今后再不可能有这些人聚集在一起的学术恳谈了。因为李慎之先生已不在人世,没有他在场,大家会感到寂寞。 
  我与李慎之先生相识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一次纪念冯友兰的研讨会上,大事件刚刚过去,人们欲谈无话。李先生不同,依旧放言高论。我喜欢听他讲经过文化过滤的政坛掌故。一九九三年三月,我们一起出席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文化中国:理念与实际”国际学术研讨会,回来时搭乘同一架飞机,候机室里论学论治更容易增加彼此的了解。从此就经常见到李先生了。我们中国文化研究所以及《中国文化》杂志举办的学术活动,有的也请他参加。虽然他在文化问题上所持的“全球化”主张,许多致力于传统研究的学者不一定认同,但我个人颇偏爱他观察问题的宏阔眼光和无所顾忌以及“目无余子”的直言谠论。这次恳谈会请他光临,他愉快地答应。怕不好找,约好先到兆龙饭店。我准时去接,他已经在等了。我们一起走的时候,他说最近腿有些不便,但还在谈近来他特别关注的问题。我的《要略》他显然看得不够仔细,所以发言时不能完全对上口径,例如以为我使用的“现代”一词是从明代开始等等。但学术敏感告诉他,他不能同意我的许多观点。会后通电话,他说他要写文章与我商讨。他认为我对什么是现代学术没有加以分梳。我同样敏感地发现,他的观点其实相当混乱,如果写文章,我不回答不好,回答则容易停留在澄清和说明的惯常的所谓论争的地平线上。二十多年前,我有过同时与好几位了得的人物做车轮论争的“失败”经验,深知真理不是愈辩愈明,恰恰相反,如果承认愈辩愈糊涂庶几接近世情物相。 
  李先生是我素所喜欢的人(喜欢他明言快论的君子之风),以此我雅不情愿与他发生所谓学术论争。何况本人当时天命之年已过,要做的事情正多,哪里有时间、兴趣、意气,与人争论自己已经发表过的一篇文章的是非对错。对固然好;错如果是经过潜心研究而未到未明之错,于学理人心也不无裨益。李先生与我商榷的文章出来的时候,已是一九九八年的秋天,初步印象他是下功夫写出来的,提出了可以讨论的问题。大问题是怎样看待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这是晚清以来的百年中国一直存在、一直有争论的问题。我的《要略》,不妨也可以看做是从学术史的角度,对这个问题所做的一个方面的探讨。所以重点讲的虽是现代学术、传统学术部分,所占比重也相当不小,第一章至第三章都是关于传统学术的内容。对此一大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解读,再正常不过。例如李先生引用台湾前中研院院长吴大猷先生的观点,主张科学和技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以“科技”一词概而括之,不利于科学的发展;以及认为“中国引进西学百年,迄今在技术上有相当的成就,在科学上却还没有太大的独创”等等,我完全能够认同。 
  但他说作为科学基石的“为求知而求知”的精神,除了“十年前《读书》杂志倡导的一次讨论”,“这十年,再也听不见同样的声音了”。这不符合事实。别人姑且不论,谨在下对此一问题,就曾多次著文申之论之。一九九一年我写的《“学术独立”与中国现代学术传统》一文(《中国文化》一九九二年秋季号),可以说是专门探讨此一问题的文章。我在该文章中写道:“在中国传统学术里,学术从来是一种手段,没有人把学术当做目的看待。所以中国古代没有学术独立的传统。其实对研究学术的学者来说,学术本身就是目的,就是为了学术研究学术,为研究而研究。”而《要略》的写作,核心理念也是关乎“学术独立”四个字。开篇引严复的话:“盖学之事万途,而大异存乎术鹄。”什么意思?严复是说,“学”须是以学为目的,而“术”不过是“弋声称,网利禄”的手段,如果只要手段,不要目的,学就不存在了。“翻新不如述旧”,引前人的言论,表达的不是我的意思吗?《要略》第十一章“中国现代学术的学术传统”,更明白晓示:“中国现代学术发展的大关键处,还在于对学术独立这个问题采取何种立场。”又说:“学术是否独立,首要的是能否把学问本身作为目的。”接着便引录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萧(公权)、朱(光潜)、冯(友兰)诸大家的论说,以为参证。我的这些观点都明白无误地写在李先生为之商榷的文章里,我只能相信,是由于报纸的字体太小,可能李先生没有看得清楚。 
    李先生文章中透露出来的宏阔的视野和“目无余子”的气魄一如其平素为人。如果不是关乎己身,我会继续毫无障碍地欣赏他的风格。然既成为当事人的角色,欣赏之余,难免要检讨比较反思彼此立论的是非曲直正误。 
  我初意虽不欲和李先生在学术问题上发生争论,但看了他的商榷文章之后,有一种不期而然要做出回应的潜意识。而且动笔写下了四五千字,涉及四个方面的问题:一、学术的中西问题;二、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的界分问题;三、所谓思想与学术的关系问题;四、人文与社会科学学科的本土化与全球化问题。李先生并没有就这些问题正面立论,而是在与我讨论的过程中带出了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由于我当时就要赴加拿大、美国访学,没有来得及全部竣稿。而当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九九年我回国以后,李先生的处境已经让我无论如何不应该再写回答他的文章了。我对他的尊敬早已遮盖住了我们之间曾经有过的学术歧见。他是我们难得见到的身处旋涡不染尘的知识分子官员。他的资质让人有水清鱼乐之感。很多人其实并不知晓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真正义谛。如果不准备就这一问题做形而上的学理探讨,我不妨说,大家只要看看李先生就思过半了。 
  我为自己终于有机会对《要略》做这样一次较为系统的梳理修订而感到些许安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长久到“千古”云云,没有想过,且不知也。但其中之得失苦甘,我这“寸心”未尝不微有所“知”。十五年前《经典丛书》的编纂,在我无疑是一次学术历险,至今仍有淡淡的“人生过后唯存悔”的意绪心情。有人说单是丛书的编纂过程就可以写一本书,诚哉斯言。我至今感念当年与我共襄斯役的诸学术同道,并深佩王亚民兄的胆识和魄力。 
  我这里特别想提到两位业已作古的前辈师儒,一位是张舜徽先生,一位是程千帆先生。因创办《中国文化》杂志,自一九八八年开始,我就与两位先生有书信往还,程先生我前去拜望过,张先生则始终未能一面。一九九一年拟议编纂《经典丛书》之时,我曾函询两位先生的意见,他们都写来了信函,言之谆谆,使我深受教益。程千帆先生是黄侃的弟子,所以我请益于程先生的,是关于黄卷的编选问题。兹录程先生回示全文如下: 
  梦溪先生史席: 
  昨奉大函,又惠赐《中国文化》三期一册,感谢之至。义宁陈君之学术,博大渊深,其所着眼,皆在历史、社会、政治、文化之“节骨眼”问题上,乃又往往以考辨之面貌出之,故其由具体事实所抽象出来之大问题大道理反为世人所忽略,此乃学术界之所当发挥者也。尊文于此,实能践履,故所及虽仅柳氏《别传》,而于寅老用意及创体皆多有人之所不能言,三复之余,曷胜钦服。 
  承示受托编辑近现代学人著作,发潜德之幽光,启来哲之通道,实为盛事。唯先师黄君五十即返道山,其书多在草创或积累之中,皆无成稿。潘石禅兄在台为影印十四大册,多系原书批语,先生谅已见之。大陆所出,则多经其侄耀先之手,除文心札记、文选评点单行外,多已归之《论学杂著》及《群书笺识》二书中,然论文亦不多,较之他家,较难选择。然若《音略》、《与友人论治小学书》、《补文心隐秀篇》、《汉唐玄学论》亦可示范来兹矣。弟入师门甚迟,未能窥见黄君学术之堂奥,此事似可更与石禅商之。潘君为贵刊顾问,义不容辞也。 
  《文化》二期,不知有无存书,四期已否出刊,均盼见惠。非敢作得陇望蜀之妄想,实以在宁无购处,托之在京友人,又多所滋扰也。 
  近刊《宋文学史》一册,讲课之作,不足以言创获,敬呈以博一笑,大雅如先生必怜其老而失学矣。 
  专复,即颂 
  著安 
  弟程千帆 
  九·二十五 
  程先生信中对有关黄侃著作的诸种情形悉皆告知,唯恐有遗,并建议我与台湾的潘石禅先生联系。“石禅”即研究敦煌学及红学的大家潘重规先生,当时任教于台湾文化大学。我与潘先生通过音问,他来北京曾约我晤面,我去台北也曾随皮述民教授往敦化南路拜望。如今程、潘两先生都已仙逝,程先生去世时,我亦在病中,我对他充满感念与怀念。至于对拙稿《“借传修史”——陈寅恪与〈柳如是别传〉的撰述旨趣》一文的奖掖,自然铭感,可无论也。 
  张舜徽先生的信是另外一番风景,我们先看原文: 
  梦溪先生大鉴: 
  得五月十五日长函,备蒙奖饰,愧勿敢当。拙著随笔,特闲暇偶尔所录,零散已甚,未足以副博雅之目也。承示近来有意选刊百年内著名学者之代表作,汇为一大丛书,规模宏大,闻之气壮。窃思当今之世,非贤者登高一呼,成此盛举,实亦无第二人敢作此想。一则限于识见;二则困于财力;三则乏交游以资共济。伏思先生识见既高,交游又广,助之者众,为之则易。无论筹资、设计,在在皆为他人所不逮。是以私计此举唯执事优为之。如能有成,实不朽之盛业,所谓弘扬中华文化者,于是乎在矣。 
  尊意在百年内“选择具有开辟意义、典范意义之学者”,此点最关重要。如欲权衡人才之轻重,盖有专家与通人之别。专家路窄,通人路宽;专家但精一艺,通人则能开廓风气。影响于当时及后世者,自以通人为大。有此尺寸,则每人之代表作如何去取,则自有标准矣。以汉事为例,其列之《儒林传》中者,皆博士之学也,亦即当日之专家也。至于学问广博如太史公、刘向、杨雄之流,非儒林传所能范围,皆各自有专传。后汉许慎、郑玄治经,不主一家,汇为通学。其后许郑之学行,而昔日立于学官之今文经说全废,则专家与通人之短长区以别矣。持古量今,理无二致,先生必能独照其得失而有以别择去取于其间也。 
  细览来示所拟六十余人名单,搜罗已广,极见精思。鄙意近世对中国文化贡献较大者,尚有二人不可遗。一为张元济,一为罗振玉。张之学行俱高,早为儒林所推重,实清末民初,大开风气之重要人物,解放前一直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其著述多种,商务印书馆陆续整理出版。罗于古文字、古器物之学,探究广博,其传布、搜集、刊印文献资料之功特伟,而著述亦伟博精深,为王国维所钦服。王之成就,实赖罗之启迪、资助以玉成之,故名单中有王则必有罗,名次宜在王前。罗虽晚节为人所嗤,要不可以人废言也(六十余人中,节行可议者尚多)。聊贡愚忱,以供参考。闻月底即可与出版社签下合同,则选目必须早定。此时合同未立,暂不向外宣扬。如已订好合同,则望以细则见示。愚夫千虑,或可效一得之微也。京中多士如云,不无高识卓见之学者,先生就近咨访,收获必丰,亦有异闻益我乎?盼详以见告为祷。 
  承示《中国文化》第五期正在集稿,兹录旧作二篇,聊以补白,乞即以此付之。专以布复,即请 
  大安 
   舜徽再拜 
  五月二十三日 
  张舜徽先生在当代,是成就最为显赫的师儒。张学之大之专精,通四部而尤擅清代学术,我是了解的,故创办《中国文化》之初,便与张先生取得联系,得以在第一期即刊出他的文字并允任刊物之学术顾问。我们有多封通信,此处所引仅是其中之一,从信中可以看出,张先生是何等细密之人。 
  《经典丛书》初选拟目没有罗振玉,接受张先生意见后来列入了。张先生信中对罗持论甚坚,一定是揣想到我可能对罗的晚节不以为然,所以张先生特予点明:“罗虽晚节为人所嗤,要不可以人废言也(六十余人中,节行可议者尚多)。”再就是信中对专家与通人之分别,不愧为大家言说,启予者良多。盖《要略》第九章专论“通人之学和专家之学”,实亦不无张舜徽先生教示之影响也。张先生此信写于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三日,至次年一月十六日,仍有手教询问“丛书”之进展情形。而当我告知近况之后,张先生喜慰非常,并重申宜包括张元济的理据,他在一九九二年四月十三日的信中写道: 
    梦溪先生大鉴: 
  得三月二十五日惠书,借悉《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之编纂,布置就绪,安排得体,以贤者雄心毅力为之,必可早望出书,甚幸事也!承嘱补苴遗漏,经熟思之后,则张菊生先生(元济)为百年内中国文化界之重要人物,而其一生学问博大,识见通达,贡献于文化事业之功绩,尤为中外所推崇。其遗书近由商务整理出版甚多,可否收入,请加斟酌,往年胡适亟尊重之,故中央研究院开会,必特请其莅临也。承示《中国文化》第五期即可出书,此刊得贤者主持,为中外所瞩目,影响于学术界者至深且远,我虽年迈,犹愿竭绵薄以贡余热也。兹录呈近作二篇,请收入第六期,同时发表。好在文字不多,占篇幅不多,并请指正!专复,即叩 
  近安 
   张舜徽上 
   四月十三日 
  此可见张舜徽先生对《经典丛书》投入怎样的关切。可惜他未来得及看到丛书的出版,就于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逝世了,终年八十一岁。他其实还在学术的盛期。他走得太早了。张先生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落款的时间为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九日,距离他逝世仅十八天。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他生前写的最后一封信。不久就是他双七周年的忌日,谨在此表示我深深的悼念与追思之敬意。 
  张先生并关切京城之“多士”对《经典丛书》有何“异闻”,其实我还请教过周一良先生,周先生力主康有为不可少。一九九二年九月,我赴哈佛大学出席一国际学术会议,并应余英时先生的邀请访问普林斯顿大学,使我有机会与英时先生畅谈学术,也听取了他对《经典丛书》的意见。英时先生对章太炎、梁启超、罗振玉、王国维、陈寅恪、胡适的拟选篇目,提出了中肯的增补建议。还有汤一介先生、朱维铮先生、汪荣祖先生,也都有以教我。朱维铮先生的回示有三页纸之多,同意大体设计,只是提醒我对拟选的五十家尚需再酌。他说:“麻烦主要不在哪些人已经入选,而在于哪些人没有入选。”并具列宋恕、张謇、汤寿潜、孙诒让、杜亚泉、辜鸿铭、黄远庸、易白沙、陈独秀、吴虞、李大钊、丁文江、孟森、梅光迪、柳徵、陈序经、吴稚晖、陶希圣等人的名字,认为杨文会、顾颉刚既可选,则这些人也似可以考虑。他是启发我选政之难,非欲强加也。《康有为卷》的编校之责他答允,但编委一席后来才予应承。 
  维铮事繁,一次因催稿彼此寡欢,三天之后得大函,云“前夜得尊电,由康有为小传事,蒙申斥”,语词措意,令我忍俊不禁。然后说编委他不当了。然后说“康传”最好由我来作,以“垂范后世”。但随后却寄来了他的“康传”的改稿,并说:“虽又贻迟误之罪,然终属亡羊补牢,略胜有劳先生掷还再议之烦扰也。”待丛书出来,他收到三十卷样书,于一九九八年二月十二日写信给我,说: 
  已得三十卷,即用半夜逐册翻阅目录和年表、要目,粗得印象,以为总体符合学术性要求,选编也各有特色,虽说见仁见智,所收未必合乎尊序所示经典品格的要求,而均有参考价值,则可断言。此乃主编之成功,当贺。 
  晚清人物及近代学术思想是维铮先生的学术强项,能得到他的认可,殊非易易。他还对丛书的销售方法提出意见:“据有的学生说,已见全书在几家书店上架,但不拆零出售,只能望书兴叹。……但这类书的主要读者群,在文科的研究生和大学生。倘可零购,则各卷都有忍痛掏钱者。倘只能选择‘全或无’,则绝大多数必选‘无’也。即如拙编一卷,定价五十五元,要我自行购置,也需一思。况且诸卷所收,多半都有单行本,读者单为补己藏所缺的几种或数文,而要购置全卷,必多踌躇,而不拆零,更无疑拒绝主要读者。如此‘生意经’,当为出版者所知。”我即刻将此意转告王亚民兄,后改为拆零销售盖出于维铮先生的“生意经”。这就是丛书编纂过程我与之交往的朱维铮先生,不愧为学之诤友而士之君子也。 
  《经典丛书》对我个人而言有存于成败得失之外者。同道切磋之谊,名师教诲之乐,即是其中之荦荦大端。文物书画鉴赏家最看重原物真迹,“过眼”一词是他们的业内行话。我敢说中国现代学者的一些最具代表性的著述,我大体都一一“过眼”了。没有《经典丛书》,便没有书前的总序,也就没有这本《要略》。陈寅恪先生岂不云乎:“吾侪所学关天意。”学术一如人生,无非因缘凑泊而已,预设不一定就是结果,过程比结果更为绚烂生动。 
  两周前携内子去医院看望季先生,九十五岁的老人,精神依然矍铄,且思维敏捷,语带幽默。谈起佛学,他说佛陀当时是代表新兴势力的。不久前范曾先生调入我们中国文化研究所,季老尝手书“善来”二字为贺。语及此并范公苦嗜八大事,他脱口诵曰:“石涛雪个非凡胎,老缶晚年别有才。九泉我欲为走狗,三家门前转轮来。”齐白石老人的诗,老缶是吴昌硕,雪个即八大山人朱耷之号也。 
   二○○六年六月二十二日(农历丙戌年五月廿七)于京东寓所 
  (《中国现代学术要略》,刘梦溪著,即将由三联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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