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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回顾与思考

[日期: 2008-08-16 ] 来源: 炎黄春秋杂志   作者: 何 方 [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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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第11期 炎黄春秋杂志233



                ——写在“十月革命”九十周年之时

  今年是俄国十月革命90周年。我是在学习和讲授《联共党史》中长大的,所以从小对十月革命就有深厚的感情。1938年以来,参加的纪念活动也有几十次。但是实在没有想到,列宁亲自缔造的布尔什维克党和占地球六分之一领土的苏维埃大国,进行了七十多年社会主义建设、打败了希特勒、成为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竟在十多年前,平平安安地自行解散,不复存在了。最使我感到惊奇的还有,统一的苏联红军也都和平地一下分成了十五个新独立国家的国防军。那一阵我正在莫斯科、塔什干等地访问,由于思想上的老框框还很多,所以对苏联东欧的红旗落地感到十分惋惜,认为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严重挫折,对当地群众表现出来的兴高采烈感到不可理解,也同接触过的人们辩论过。回到国内见到的,更是许多人的怅然和沮丧情绪。据说有些领导同志曾提出要写一篇高举社会主义红旗继续前进的社论,意思是领导世界革命的责任已历史地落在了我们的肩上。多亏邓小平发现后立即制止,并提出“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的方针,才把局势稳定下来。
  此后我改行学习中共党史,这就需要重温一些理论书籍和查阅一些史料。正好这时俄罗斯当局陆续为大批档案解密,我虽然只直接间接看到很少一点与我写《党史笔记》有关的材料,但却发现自己过去受造神造假的影响极为深重,不但戴了有色眼镜学理论因而没学懂,还对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造假也信以为真。按理说,中共党史有四分之三以上是我亲自经历过的,有条件辨别真假和是非了吧。然而不然。这是由于:一则在严格保密的条件下,自己不可能了解事件真相和全貌;二则接受了照顾大局的革命功利主义学说;三则长期的纪律约束养成不论真假都要和主流舆论保持一致的习惯。只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近十多年来改习党史后,才觉得头脑逐渐清醒了些。现在就根据新的认识对十月革命谈几点个人的看法。
  一,我们过去了解的十月革命是不够真实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一次中央开会,有人提到现在有的文章要重新评价布哈林。一位老领导同志就说,怎么能为布哈林翻案,他不是刺杀过列宁吗?这就是上了电影的当。不久前崔永元写了一篇短文,题目是《中国还不具备为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拨乱反正”的能力》(口气大了些,一个搞文艺的人哪能代表中国的学术理论水平),提到他做的《电影传奇》节目,包括苏联过去的影片。但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却正式告知:“在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之前的,别做了。《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历史的真实不是电影里所讲的那样,不能再影响下一代!”崔永元就说,“过去的电影是载体。我们从电影出发,把新的旧的好好讲讲。”可他们并不觉得我们现在具备“拨乱反正”的能力,因此毫不客气地问,“你现在能好好说说‘托派’吗”?这一问,有道理。因为我们至今还没有给多年来挨整的托派正式平反呢。在十月革命及其后叱咤风云的托洛茨基早已被从历史上抹掉了,一个当时并不出名的斯大林却成了仅次于列宁的主要角色。我们中国过去以《联共党史》为主要教材培养出来好几代人,在事情已大白于天下时却并没有作应有的拨乱反正工作,致使许多人还保持着旧观念,总在为苏联和斯大林模式辩护,牢牢抓住列宁、斯大林两把刀子,给改革开放添乱,想使中国倒退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去。可见,辩证地批判《联共党史》、恢复十月革命的本来面目,不只是少数学者的学术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国民主化、现代化和成为文明国家的一个大问题。因此必须恢复十月革命的本来面目,不能再继续重复苏联过去那种造神造假的做法了。
  二,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俄国的二月革命,是人民自发起来推翻沙皇专制统治的民主革命,从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的各政党都参加了。由于是自发的,所以胜利后有点群龙无首,并很快形成两个并存的政权。一方面是以立宪民主党为主组成的临时政府,一方面是同属于第二国际、被称为“社会主义党派”的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参加的苏维埃。前者本来就缺乏群众基础,加上七月事件中开枪镇压游行示威群众和组织前线(第一次世界大战)进攻遭到溃败,已经完全丧失军心民心,处于风雨飘摇、不能自保的境地。苏维埃则有雄厚的群众基础,可以比较容易地夺得政权。所以列宁在《四月提纲》中也提出采取和平手段,通过在苏维埃中争取多数来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这就使二月革命后的七八个月里,国内政治斗争的重点是在参加苏维埃的三大政党之间进行的,而且力量的消长变化也非常快。孟、社两党由于不同程度地支持和参加临时政府(最后一任总理克伦斯基就是社会革命党人)、主张继续战争,因此在斗争中力量遭到迅速削弱。布尔什维克既有深得人心的政策口号(和平、面包、土地),又有列宁的坚强领导和出色的组织工作,再加上灵活的策略手段(例如原先支持选举成立立宪会议,后因得票不到四分之一,遂用武力加以取缔),就使它取得十月革命的领导权,然后回过头来镇压孟、社两党。列宁也从此和第二国际彻底决裂,另行建立了第三国际。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学界以至当局,对十月革命的看法已有很大变化,认为二月革命仍属革命,而十月革命则是不流血(或者很少流血)的政变了。
  三,列宁改变了十月革命的性质。根据马克思主义(例如恩格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教导),在那些专制落后的国家,革命的首要任务是:争取民主,实行宪政,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通道路。但是,列宁修改了马克思主义,要在专制落后的俄国先拿下政权后,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和促进世界革命。马克思原先设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也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而且只适于较短时期。但列宁却把它变成少数对多数的专政,还公开主张一党专政以至领袖独裁。他说,“有人指责我们是一党专政……我们就说‘是的,我们是一党专政。’”还说,“个人独裁成为革命阶级专政的表现者、代表者、执行者。”到内战结束后的1921年,列宁在《论粮食税》中更直截了当地说:“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不论公开的还是妆扮成非党分子的,他们的安身之处应该是监狱。”他又在1922年提出,俄共“是国内唯一合法的政党,不允许任何政治派别出版物毒害人的思想”。金雁教授在谈到这些情况时还介绍了曾是支持十月革命重要力量的喀琅施塔得水兵的“叛乱”,其实是一件冤案。两万六千名水兵中有十分之一是布尔什维克党员,他们只是不赞成一党专政,要求实现原先承诺的民主自由。但列宁的答复却是坚决镇压,说:“我要让你们几十年里不敢再打反对派的念头。”就这样,列宁硬是把本应将二月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实现民主宪政的十月革命,变成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革命(所以后来斯大林规定,十月革命不能简单称为“十月革命”,必须称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并靠一党专政来维持。这就造成苏联的先天不足和后天失调,导致最后崩溃。
  四,十月革命创造的社会主义模式不可能成功。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大实验,不仅影响到俄国和以俄为师的国家,而且影响到了全世界,使社会主义运动成为二十世纪一个主要社会潮流,对推进人类历史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包括成为资本主义自我改革调整的压力和动力),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但是整个说来,这一伟大实验基本上失败了。搬用十月革命创造的苏联模式的国家,没有一个是成功的。有人说这是武断,可就是拿不出半点根据,举不出一个具体国家来。失败的原因,一是资本主义仍然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转向社会主义的条件远未成熟;二是十月革命后实行对经济、政治、思想的垄断,是历史的倒退、是对二月民主革命的反动。在经济上,邓小平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但苏联模式的国家经济发展却都大大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在驻苏使馆当研究室主任,亲身经历到苏联物资的严重短缺和群众生活特别是住和行的困难。1955年,欧亚各国经济已全面恢复到战前水平,但苏联东欧国家却大大落后于西欧。当时的说法是,苏联受战争破坏严重和西欧有美国的援助。其实这并不能说明问题。日本和德国破坏得更严重些,但恢复和发展很快就超过苏联。战后的历史也表明,没有一个国家(特别是中等以上的)是靠外援发展起来的。东西德在比赛中,东德落后的差距就越拉越大。一次宴会上,我曾当场看到时任东德总理的格罗提渥同李富春谈话,他要中国支援若干万吨大豆搞人造黄油,说东德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民主橱窗,怎么也要赶上西德。李说,中国目前经济还很困难,人民生活艰苦,大豆也很紧张。格说,中国那么多的人,为了共同事业,每人少吃一点就可解决我们的问题。最后的结果不得而知,不过按照我国的政策,是必然会给予一定支援的。奇怪的是,那时的兄弟国家在一起常常互相诉苦,但对群众和对外宣传却总要大肆夸富,其水分之大简直惊人。例如苏联1976年最后一次宣布它的经济总量已达美国的67%,可是后经世界银行等四大权威机构调查统计,苏联解体前的经济总量还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可见,过去中国从苏联学来的各种统计也不能再引用了。再以芬兰为例。当年它是沙俄最落后的一个省份,十月革命后取得独立,到1980年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已达一万五千美元左右。而比它条件好的苏联波罗的海三国人均产值还不到四千美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俄国虽然落后,但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经济地位已名列世界第五,现在恐怕掉到第十几位了,主要还是靠地大物博资源多。
  政治上,十月革命造成的历史倒退更明显。米高扬在苏共二十大的发言中曾提到,“二月革命的结果,俄国劳动人民获得了民主自由,而这样的民主自由甚至在当时被称为最民主的美国也是不曾有过的。”但十月革命却用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取代了人民才得到的民主自由。所以普列汉诺夫在1918年说,“布尔什维克不能给人民以民主和自由,他们在半年的时间里查封的报纸杂志,比沙皇当局在整个罗曼诺夫王朝时代查封的还要多。”列宁对这些也从不隐晦。他在1920年12月10日回答西班牙工人代表的话就是:“我们从来都不讲自由,而只讲无产阶级专政!”正是在这种专政下,单是斯大林搞农业集体化期间就连镇压带饥饿整死了近千万人。至于平时对干部、知识分子的迫害,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已有揭露。斯大林死后不久,苏联当局开始为一些受迫害的人平反。有些从监狱和流放地回来的人住进了莫斯科的精神病院和各种疗养院。我曾去看过其中的一个,有不少院士、教授等高级知识分子被整得东倒西歪,精神失常,给我留下的难忘印象只有两个字:真惨。
  其他方面的情况就不用多说了。
  五,有没有一个“十月革命的道路”。在上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的反修大论战中,我们一再强调“坚持十月革命的道路”,还把它说成是全人类的也就是所有国家必然和必须要走的共同道路。这条道路可以简单归纳为:武装夺取政权,实行长期的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和推进世界革命。反对和批判的是赫鲁晓夫“三和”(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两全”(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修正主义。现在看来,这个提法我个人以为可能是个伪命题。因为实际上并不存在我们所解释的那种普世的“十月革命的道路”。第一,十月革命并不是我们以前了解的那样,它并没有经过什么严重的流血冲突。所谓“炮轰冬宫”、“攻打冬宫”等,那都是电影编的。上引米高扬的讲话就说,“事实上,十月革命几乎是和平完成的”,是形势的变化“使得苏维埃不必经过严重的流血而取得了政权”。第二,二战后产生大批社会主义国家是出于两种情况。一是苏联在红军解放的国家里直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多少带有强加的成分。如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至今仍认为是被占领,有的国家甚至提出索赔问题。二是在战后那场民族民主革命高潮中,一些国家共产党处于领导地位,在取得民族独立和民主革命(这是正确的)胜利后立即和平过渡到了社会主义。可以说,没有一个国家是无产阶级用暴力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得到胜利的。第三,恩格斯在百年前已经看到无产阶级很难用暴动和巷战夺取政权。今后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无产阶级已不复存在(起码是很难界定)、中产阶级占绝大多数的条件下,哪还会产生什么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城乡差别已基本消灭,更谈不到农村包围城市。根据以上所说,当年赫鲁晓夫提出的“三和”“两全”,反倒比我们当年坚持的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主义更有道理一些。我们党现在执行的方针政策何尝不是更接近“三和”“两全”?而且我们现在坚持的专政,也不是以前解释为实质上的无产阶级专政。至于一些至今仍大骂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人,无非是表明他们留恋过去和阻碍历史发展的愿望罢了。
  六,十月革命与中国。毛主席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倒是确实的。只是那一声炮响并不是炮轰冬宫,送来的也是与马克思主义并不相同的列宁主义和斯大林模式。除此以外,十月革命后的苏联,还直接指导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也帮助改组了中国国民党。这就使国共两党虽然政治上完全对立,但一些组织原则却同出一辙,如坚持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等。中共不但以完全布尔什维克化为建党目标,还受封建专制和游民传统的严重影响,使中国党在自己杀自己人的“肃反”(如打“AB”团)等问题上还走在了苏共的前头。中共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伟大的成功的,但我们取得胜利后,又“走俄国人的路”,要立即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并且照搬斯大林模式,进行三大改造,要实现全盘苏化,对内搞以阶级斗争为纲,搞无产阶级专政,“一大二公”,对外实行闭关自守(叫做“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这就使我们在很大程度上置身于世界和时代潮流之外,让新产生的官僚阶层关起门来瞎折腾。结果是中国白白断送了三十年千载难逢的发展良机,到“文革”末期沦为一个专制落后的欠发达国家。经济上,从1955年总量占世界比重4.7%降到1980年的2.5%。后来粉碎“四人帮”,中共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实行了完全正确的改革开放,才使我国扭转了这一下降趋势,使经济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这不是说十月革命对中国没起过积极作用。中国革命的胜利和胜利后建立起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没有苏联的帮助也是不可想象的。但总的看来,所起的消极作用还是主要的。连胡乔木都说,“发生文化大革命的悲剧,追根溯源还要追到斯大林。”胡乔木还公开批判列宁,“按《‘左派’幼稚病》的说法,领袖专政是完全合理的。”他又说,“列宁建立了一个集中制的共产国际,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原则错误。”“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俄国要变成全世界的统治者。”(以上均见《胡乔木谈中共党史》)连胡乔木对列宁、斯大林和十月革命都能有这样一些反思,实在是难能可贵。作为后来者的我们,又过了二十几年,对十月革命进行辩证地重新认识,不但应该得到允许,而且还迫切需要。因为中国在经济上摆脱苏联模式的约束,实行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按照列宁学说建党等一些问题上,我以为我们尚未完全摆脱布尔什维克化和斯大林那一套框架。我以为我们如果也能适应世界和时代潮流,像走经济市场化道路那样,稳妥地在我党领导下实现政治民主化和政党现代化,那我们中国就一定会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中共与中国肯定可以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认真吸取苏联走过道路的教训,避免重蹈覆辙,这才是对十月革命最好的纪念。
(责任编辑 杜 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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