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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域纪程录丛》再版后记

[日期: 2008-09-28 ] 来源: 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网   作者: 张绪山 [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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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与一向以“天朝上国”自视的中国发生正面冲突,其程度之强烈,涉及面之广泛,远非此前历次外族入侵可比,延续两千余年的宗法皇权制度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此冲击之下,中华民族被迫走上一条无可选择的趋向现代化的转变之路。这个转变的整体目标有三:经济的市场化,政治的民主化和思想文化的科学化。作为思想文化科学化的一部分,中国学术传统的改造经1905年的废科举,到新文化运动渐成不可逆转之势。国学作为传统学问的核心首先受到“科学化”思潮的冲击;史学作为国学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得为风气之先,成为传统学术改造中最有实绩的学科之一;作为新兴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末以来的边疆史地研究获得突破性进展,演变为中外交流史研究。

20世纪初期,学习西方先进学术文化是中国学术人的共识。新文化运动一辈学者对于中国学术“科学化”——有时笼统地包含在“西化”概念中——之必要性的深刻认识,对西方学术研究动向的密切关注,是空前的;诚心吸收和认真借鉴西方研究成果和方法,是当时整个学术集体的自觉行动。在这一过程中,大力译介西方优秀学术成果,是相当成功的一步。中外交流史研究方面的一个简单的事实可以为证:20世纪上半叶,具有国际影响的东西洋权威汉学家的著作,差不多都有相应的中译本。可以说,通过译介这座梁津,我国学术界的中外交流史研究,在此后30年中得到极大的推动,研究实绩相当可观。在内忧外患的恶劣环境中,能有这样的学术成就,令人肃然起敬,感佩不已。以当时的发展势头,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在不长的时期内趋近或赶上国际先进水平,并非不切实际的梦想。

然而,40年代末期以后,这一趋势失去了继续发展的客观环境。如果说,借助于此前几十年筚路蓝缕的开拓所积累的惯性,50年代还有一些研究著述出现,那么其景象也已经是落花流水、日薄西山。学者群体的整体罹难,使学术天空中残存的最后一抹绚丽夕阳,犹如垂死之人的回光返照,很快消失殆尽。风起云涌的政治运动,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将整个学术群体无情地推到了学术研究的严冬季节。

《东域纪程录丛》初版于1866年,修订版完成于1915-1916年。在新文化运动造就的学术氛围中,这一著作很快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对它充分加以利用的学者,首推张星烺(1888-1951)先生。张氏从事中西交流史研究,几乎与新文化运动为同时,他以中西交流史研究名家,编纂《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数册,于1930年作为《辅仁大学丛书》的一种问世,其中的西文资料主要采自裕尔此书。1938-1939裕尔此书在我国以影印形式出版,由文殿阁书庄发售。此后学者研究中西交流史,或依靠张氏撷取的内容,或直接取自裕尔之书。岑仲勉、朱谦之等重要学者在其著述中都曾充分利用裕尔的成果,根据自己的研究提出批判与补充。

令人玩味的是,1966年——《东域纪程录丛》初版问世后一个世纪,修订版完成后半个世纪——该著作于中国台湾重印(1972年再印),此时中国大陆却正锣鼓喧天地开始上演一场将中华民族推向灾难深渊的“大革文化命”闹剧。一年后,1967年,《东域纪程录丛》在欧洲的列支敦士登重印。这本书在东西方的这种境遇具有象征意义。它在中国一个小岛上受到的重视,似乎是20世纪前期它在华夏大地所受礼遇的延续,而在欧洲一个小国的再版则说明它在一个世纪中保持了对西方(至少是欧洲大陆)学术界延绵不断的影响。一个世纪的魅力不减,证明它是一本名副其实的学术名著。

我本人是在欧洲的学术氛围中认识该书的价值,并决定将它译介给国内学术界的。一本从20世纪初就受到充分重视的著作,在近一个世纪后才被较完整地翻译出来,这个事实除了证明这本书的学术价值之外,还使我们不得正视一个问题。在欧美学术界,由于不存在长达几十年的学术活动的中断期,西方学者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很自然就能接触到以往积累的学术成果,而我们则不同,历史留下了一个几十年的学术荒芜期,使几代学者不能不承受它造成的极为恶劣的后果,尤其在中外交流史这个奠基不久的新兴研究领域,这个学统中断的荒芜期所产生的恶劣影响尤其昭显。因此,对于时下的中外交流史的新一代研究者而言,有两个前提是无论如何不能忽视的:第一,恢复中断的学术传统,继承以往学术成果,其最佳的途径是回到上个世纪40年代末以前几十年间几代学者完成的学术积累;第二,密切关注和跟踪20世纪50年代以后国际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和最新动向,以避免闭目塞听。这不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学术发展的必然要求。学术发展如积薪,后来居上,但不注重前人的成果和国际学术界的新成就,“后来居上”的愿望就无从谈起。在学术研究上,闭门造车,自鸣得意,沾沾自喜,其情形就如同一个惯于做皇帝梦的破落子弟关起门来称孤道寡一样,可笑且可叹。

《东域纪程录丛》最初于2002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翻译工作从1999年下半年持续到2000年上半年,费时近一年。当时出版社告知将于2000年末出书,故译者不敢有丝毫怠慢,按时交稿。孰料世事难测,出版社方面出现变故,有放弃原计划之意。后几经周折,延宕两年才获出版。这种经历对于吾辈初与出版界打交道者颇感困窘,但事后仔细想来,亦不足惊诧。出版社与作者的关系有类情场上的男女:女人情未所定时,男人通常极尽讨好之能事,而一旦女人以身相许,原先不耻献媚的男人则往往前恭而后倨。出版社对待作者的态度,以文稿交付为界,大略会有类似的变化。人世间的千事万物何其相似奈尔!

《东域纪程录丛》出版以来,业内人士颇多引用,但作为译者,对于初版所存的诸多遗憾,常有芒刺在背之感。此次由中华书局再版,我借机对译文重新修订一遍,改正了不少讹误——误译或技术舛误,但绠短汲深,且木已成舟,我虽极尽心力,恐于译文质量亦无大补益,正如旧妇新嫁,即使巧饰打扮,也是朱颜不再,此属无可如何之事。两易其稿,未见惬意,徒增惶恐。译事“信、达、雅”难矣哉!徒叹奈何之余,惴惴不安之际,甚望博识同人赐教,则感激无任。(《东域纪程录丛》2008年中华书局再版)

 

张绪山20069

于北京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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