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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中西史学比较研究回顾

[日期: 2008-10-05 ] 来源: 天益社区   作者: 李勇 [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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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西史学比较,既是史学学科发展的结果;又是学术界在中国文化受到西方文化冲击下,对中西文化比较的具体与深入。这一工作,自20世纪初以来,就断断续续有人做了[①]。80年代以后,比较中西史学成为史学界的热点之一,90年代中期以后逐渐降温,近年又引起了学界的关注。这里依据已经读到的材料[②],对近20年的国内[③]中西史学比较的历程,进行回顾与总结,不妥与遗漏之处难免,敬请方家教正。
一、中西史家、史著、史学思潮的个案比较蔚然成风
20年的中西史学比较中,学者们给予中西史学家及其著作以很多关注。从夏祖恩1990年发表《孔子<春秋>与希罗多德<历史>的比较》[④],到2003年孙晴发表《梁启超与鲁宾逊<新史学>“新”之相异原因》[⑤] ,比较中西史学家、著作蔚然成风。而且,其中出现了几个关注点,它们是:
1、关于孔子与希罗多德的比较
夏祖恩首先对孔子的《春秋》和希罗多德的《历史》进行了比较,认为它们有许多共同之处:它们是中外第一部真正的史著,都对后世发生了重大影响;尽管《历史》没有明确的编年而《春秋》纪年精细而明确,然而都是采取编年体的形式;孔子用“不可书见”的隐讳暗示,宣传“天命观”,而希罗多德公开直言“神命观”。同时,他还指出了两者的差异:孔子作《春秋》为资治、垂鉴、治国安邦,以“治乱兴衰”为主题,讲述礼乐征伐,希罗多德为保存史事而作《历史》,“有闻必录,无所不包”;孔子生活在君主专制制度下,文字简严、讳言晦语、内容狭窄,希罗多德生活在奴隶制民主制度下,具有广泛性、趣味性、详述性和公开性[⑥]
马雪萍在对两人进行比较时突出了孔子超出希罗多德之处。她指出,他们都是叙事能手,孔子超出希罗多德的地方是,他们都重人事,但是孔子人事中的“王道”、“人道”两层次和历史对“君父”和“人臣”的不同教育作用的思想,希罗多德是没有的;孔子重视史实、经验和文献,希罗多德没有孔子彻底[⑦]。显然,在马雪萍看来,孔子在历史见解和史学观念等方面是高于希罗多德的。。显然,在马雪萍看来,孔子在历史见解和史学观念等方面是高于希罗多德的。
姜东光、万利生也对孔子和希罗多德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比较,认为他们在史学思想上具有复杂性。其相似性为,孔子既承认和尊重天的至高地位,又肯定人的地位与价值,希罗多德逐渐摆脱天命神说羁绊,走向努力探索人的自身价值;孔子深信人类历史在变革中不断进步的历史变易观点,希罗多德具有历史承续与发展变易的观点;他们都具有开明政治观和朴素的民主思想;孔子治史态度是:审慎求真、刻意求直、旨在求用,希罗多德则力求诚信不欺、直露不讳、记史存故。其相异之处是,孔子强调“内诸夏而外夷狄”要义,提出“严华夷之防”的命题,希罗多德提出各民族之间不应轻加鄙夷和否定而应互相尊重和学习;孔子开私人著史授史之先,开创编年体,首立按成例治史的方法,开创史学评论方法,希罗多德开创叙述体的纂史方法,有闻必录,着眼于世界范围研究历史,文笔生动[⑧]。他们的这些看法比较中肯。。他们的这些看法比较中肯。
2、关于希罗多德与司马迁的比较。
阎崇东不仅比较两人的生平、两书的写作背景与目的,而且就书中所包含的思想内容进行了比较。
他总结两人生平有共同点:第一,出身较为富有,并且都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因此能够获得较高的文化素养;第二,都进行了较长时期的出游寻访;第三,中途都遭受过挫折和不幸,或是思想上,或是身心上均受到了意外的打击;第四,两人的史学著作都是在人生的后期也就是最成熟的阶段完成的。
他也了总结《历史》、《史记》的写作背景。相同之处在于:第一,史学的产生和发展都经过了无文字记载的口耳相传的时代,都走过了从口耳相传——纪事纪言——正式的史学的兴起这条道路;第二,他们的成就都是建立在前人搜集和整理资料的基础上的,他们的著作中都包含有前人的劳动成果;第三,《历史》和《史记》都是在各自社会得到空前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写作背景的差异是:第一,中国的史学从它萌芽开始,就依附于政治和政权建设,是政治的产物,并随着政治的发展而发展。司马迁本身就是史官,所以他写的《史记》同样也是为西汉的政治服务的。而西方的史学不是这样,他们从民间自发产生和发展,并不依附于任何政权,也不受政权和政治的约束,是比较自由的史学。第二,中国的史学是从史官开始的,它受到国家的支持和保护,并随着国家和政权建设的兴衰而兴衰。所以中国的史学从一开始就有国家的支持,并一直有延续发展的基础和条件。而西方的史学不是这样,起码在希腊,希罗多德以前是没有这种基础和承袭关系的,他们的史学的发展,基本上是靠史学家本人的奋斗和积累而推动的。
他还比较了他们的写作目的和史书自身情况,认为,他们“都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或兴废成败之理。”而两书相同之处是:真实地反映了历史事实;通过对历史事实的记述,抒发自己的思想、看法和见解,他们的许多闪光的思想和远见为后人所折服,且代代传诵;作者视野开阔,所记述的不仅是自己本国的历史,而且是当时他们所知道的那个“世界”的历史;取材丰富,记载的内容包罗了几乎社会活动中的一切方面;在文学史上都占有一定的地位;都有神秘思想、记载失真的现象。两书不同地方是:《史记》是一部纪传体通史,而《历史》却是一部像中国纪事本末体裁的史书;两书记载的年代相差甚远;记载的方式和方法迥然不同[⑨]
吴建华也对两人进行了比较,发现其相似之处是:明确的著书目的;进步的史学思想;取材宏富,独创一体;唯心主义的史学观点。他进而分析了产生相似之处的原因是:知识丰富,见多识广,漫游山川,胸怀博大;与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社会经济和史学的繁荣等[⑩]
李晓卫则专门比较了两书的文学特性,他说:“从总体上看,《史记》的文学色彩要比《历史》更为浓厚,成就也更大一些。”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司马迁对已有文学成就的继承侧重在内容方面(当然不排除形式方面)。……希罗多德对于已有文学成就的学习和继承侧重在形式方面(当然也不排除内容方面)。”[11]
凌峰总结了司马迁与希罗多德的共同点是,“两人都出生在较富有的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系统的教育。”“两人都有长期漫游的经历。”“两人都处于社会历史大动荡、大变革之后的繁荣、强盛的时代。社会发展需要人们总结历史的经验,作出学术的综合。” 他们都创了体裁,视野开阔,取材宏富,实录精神,无所不包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优秀的文学作品。他还认为在有些方面司马迁优于希罗多德,他说:“司马迁以前的中国史学与希罗多德以前的希腊史学,无论是史家、史籍,还是体例、史学方法等等,作为古代东方社会代表的中国,比作为古代西方社会典型的希腊要成熟得多,完善的多。究其原因,就史学本身而言,最突出,最本质的一点,在于中国古代发达的史官制度。” 还有,“司马迁的著史宗旨要比希罗多德的更深邃。”《历史》“是连卷都不分的松散结构”,《史记》“则是高度严密的体系,表现了中国史学注重宏观整体联系的特色。”[12]
另外,扆晓红比较后的结论是,“两位史学大家成熟的自我意识使他们著史形成了一些共同的特色,这就是明确的目的,求实的精神以及对当时先进文明的继承、发展和创新。”[13]
3、关于章学诚与他人的比较
陈瑞比较了章学诚与维柯,结论是,“他们的历史哲学都源于对理性主义的二元论的批评,维柯批评了笛卡儿理性主义的二元论,章学诚则处处针对从朱熹到戴震的理智的思考和辨析。这样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哲学和历史的统一,在维柯那里是兼有哲学和语言学,柏拉图和塔西佗双重成分,在章学诚那里则是宋学的义理和汉学的考据并不对立,两者都是道的外在显现。此外,他们也都包含着较多的历史循环的成分,并对文明社会的消极方面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怀疑和批评。”其差异在于:“在章学诚的著作里,历史的循环运动是道的展开,这个道带有中国传统中抽象和理性化、自然和无为的特征,因此章学诚的历史哲学也就较多消极无为的色彩。……不同于章学诚,在维柯描述的历史变化后面,是天神意旨,它是基督教文化的产物,带有某种有意识、有目的的特点。……章学诚心目中的古代社会是质朴自然的,……带有东方温和的色彩。而维柯致力于探讨的古代社会,则是野蛮和狂暴的,充满诗性的、创造的力量和冲动。”[14]
陆伟芳、余大庆则比较了章学诚与柯林伍德,认为,“他们认为史学必须自觉地‘经世致用’,史学的价值就在于它能为人类社会服务。”“比较注重于人类自我认识的价值。”“他们同样强调史学的真实可靠性,他们眼中的社会价值,是建筑在真实、科学的学术价值基础上的。”[15]
4、关于黑格尔与他人的比较
汤勤福把他与朱熹进行了比较,认为“他们都把精神作为世界本原,朱熹称之‘理’,黑格尔称之‘绝对理念’,他们都认为可以抛弃历史事实而探究历史发展的规律,显示出浓厚的唯心色彩。朱熹认为历史进行运行是循环无穷的,而黑格尔则认为是趋于完善的,两者在具体论述上虽有一些合理因素,但他们又有很大局限。朱熹与黑格尔都持英雄史观,朱熹夸大了圣贤帝王的力量,黑格尔则夸大了世界历史个人的作用,但又认为世界历史个人仅仅是世界精神的不自觉的体现者;他们都对人民群众的作用认识不足。由于他们不了解经济因素在历史变革中的重要作用,因而便很难以正确揭示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便难以摆脱‘天命’、‘上帝’的神秘主义论调的束缚。”[16]
陈锐则把他与黄宗羲进行比较,以为“黄宗羲与黑格尔的学术史观都在不同程度上渗透着泛神论的影响”黄宗羲的“一本万殊”就是黑格尔哲学中的具体的同一。他们“均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对理智主义的批判。”他们“的差别是不容忽视的,黑格尔是哲学家,只是在他宏大的体系中包含了哲学史而已。……黄宗羲毕竟是在中国文化的产物,缺少西方基督教那种天下一统的气概,因而无法写出《新科学》或《哲学史讲演录》那样普遍的历史。”[17]
6、其他
张晓松对司马迁和李维进行了比较。他的结论是:东西方第一部通史著作的诞生都有着大致相同的时代背景和史学自身发展的需要;司马迁眼界开阔而李维则深居简出;李维创作旨趣有两点:怀念罗马过去的光荣和共和制、希望垂训后世,司马迁超出了“垂训”目的,希望“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李维的人文思想对后人影响巨大,而司马迁贯通古今的会通思想对后世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李维[18]
徐善伟比较了刘勰和琉善的史学批评思想。他指出,《文心雕龙·史传》和《论撰史》分别是中西古代史学史上第一篇比较全面、系统的的史学批评专文;他们都总结前人成就,把直书精神当成史学的一种优良传统,当成撰史的一条普遍准则来看待,所不同的是琉善尤其强调史家的独立精神,而刘勰把礼法原则置于史学批评的首位;他们都强调对史料广采博收、去奇取真,但琉善强调目击者证词或亲临现场调查,而刘勰强调对档案、文献资料的搜集与考证;他们都重视历史写作技巧,琉善更多从修辞学角度论述,刘勰则更多从体裁、体例方面着眼[19]
王三义则比较了塔西佗与班固的史学风格。他说:他们都以严肃的态度治史,广搜材料,博览群书,择优从善,力求客观;都以道德家的眼光审视历史,注重史学的社会功用,寓褒贬,别善恶,发于心而行诸文;都以文字优美见长,一是刻画人物笔调辛辣,二是语言风格典雅凝练;都品评人物见解独到,于叙中有议,又不以议论代史,对不可信的材料存而不论,不以讹传讹;塔西佗作品以演讲词、格言、对话穿插其中,班固《汉书》则广收优秀文章,于“博恰”之外又增色添彩,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20]
朱本源陆续发表《<诗>亡然后<春秋>作》[21]、《孔子史学观念的现代诠释》[22]和《孔子历史哲学发微》[23]等,论述了孔子的“中国史学之父”的地位,并把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学者的思想与西方史学思想尤其是现代西方史学思想进行对比,指出“从比较历史学的观点看,我们也不难发现在19世纪前期以前(即从孔子到乾嘉时代的)中国历史学家中有不少的人曾经以类似西方近代的历史思维方式‘历史地思维着’。”[24]有力批驳了巴特费尔德等人对于中国史学的蔑视。
学术界除了对史家、史著进行比较外,还比较了史学思潮,例如马雪萍对20世纪上半叶中西方“新史学”思潮进行了比较,认为“中西方的心史学一方面因袭着不同的文化遗产,有着各自不同的革新对象;另一方面,相同的时代场景和科学思维模式的影响,又使中西方的新史学面临着大致相同的历史批判和史学批判的课题,担负着共同的重新构建的任务。”两者的共同之处,具体说来是“历史学观念的更新”,“历史解释理论的丰富与发展”,“历史学视野的扩大与‘总体史’的追求”[25]
二、中西古代史学成为主要的比较对象
从发表的作品看,中西古代史学成为讨论的主要对象。这些讨论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中西古代史学起源的比较。
胡逢祥撰文认为,中国史官制度发达,使先秦时期出现了一批由史官录编的历史文献、世系谱和官方年代记,但是在古希腊看不到这种情形,或者说缺乏一个从神权史到记人为主的比较充分过渡阶段史官记事时代。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是是两者早期国家统治集团的构成。在中国,巫师集团在统治阶层局有十分特殊的地位,发展为巫史,承担掌管官方文书和记事职责,形成重人事的入世主义传统,敬天法祖、重视史鉴不仅是史官文化的特点,也成为古代国家君主到各统治阶层的一种普遍意识和精神文化修养准则。而古希腊的祭祀集团基本只从事游离于世俗政治以外的宗教活动,无法与中国的史官相匹比。同时古代中国最中祖先崇拜,这是古希腊所没有的。这些造成了上述的差异。当然,积极的现世主义精神,或许正是真正的历史学得以在中国和古希腊两地最早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原因所在[26]
2、关于中西古代史学发展途径的比较
胡逢祥以为,首先,中国官、私史学的相并发展,既有各异其趣、甚至矛盾冲突的一面,客观上又起着互为补充、互相推动、相得益彰的作用。这正是中国古代史学较世界上任何国家都要发达和丰富多彩的基础所在。西方古代的史学,则没有形成如此明显的官、私两大发展系统。古希腊的史学,一开始就产生于民间,撰写史书完全是私人的事。古罗马的史家,固然大多社会地位很高,但他们撰写史书一般并不负有官方使命。后来西方教会垄断一切,而中国整个史学的发展呈现一种“道统相继”的方式。
其次,西方古代史学的演进,与中国古代取径于自然积累推进的方式不同,更多地呈现为大起大落的破坏与重建。”
第三,中国古代的史学,自汉以后一直受到儒家经学的深刻影响,无论在社会功用、历史观、史事人物评价标准等理论方面,还是在表现形式和内容上,都与整个封建经学的内容、观点、发展态势结成了很强的依附特点。西方中世纪,则由于教会垄断了全部社会的精神文化生活,以《圣经》为代表的基督教教义成了制约人们一切思想和行为的普遍价值尺度,历史学完全沦为神学的一个卑贱的女侍。儒家经学是一种具有强烈入世精神,其史学,也以中人事为基本特征。基督教史学中人的活动在历史中被放到无足轻重的地位。中国治史一贯强调取证文献和严加考辨,基督教史学很大程度上窒息了西方古代曾经有过的史料考信和批判精神。
第四,中国史著讨论的主题往往是比较具体的人物史事是非功过,所求在一人一事之实,思辨哲学的理论色彩相对教弱。直到宋明以后,这种情况方有所改观。它不是追求对历史终极目标的认识,因而很少形成包括预定终极目标在内的历史总体发展理论。基督教的史学则总是热衷于在过去的事件中寻找最终来自上帝的模式,并致力于构建一种涵盖过去——现在——将来各发展阶段的体系或模式。不像儒家史学那样紧紧依附于世俗统治权力。
第五,中国古代史学富有创造性的并不多,实际上把历史学降到文献学的水平。而在古希腊,则因前代遗存不足,史家于古史既无所施其才,乃纷纷将眼光投向现实。这对于形成西方注重当代史研究和强调分析的治史风格,又恰恰是一种有利的促进因素。
第六,中国古代重史及史官制度的设置,对历史知识的保存与传播,都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对那些稍有异端的史著和史家加以无情剪灭。加强了中国古代史学的‘官本位’意识。表现出以帝王为中心,以政治为主体,热衷于为各级封建官吏提供‘历史教科书’的特点。而在西方,世俗统治者虽从未对史学的发展有这样大的干预作用,但也未形成对整个社会文化如此强有力的控制。
第七,中国古人那种牢不可破的“天下一家”、道统一贯观念,在西方古代很难为人普遍接受,他们很早就开始感到任何民族都不可能永久地主宰“世界”历史命运的现实。而西方,中世纪以前的史学,既无中国古代那样发达,也未形成如此根深蒂固、几千年一脉相延的旧传统,故在经历新的文化机制转换时,反能较快适应[27]
同胡逢祥类似的观点王晴佳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和欧洲古代史学的产生和发展,虽都离不了古代社会政治、经济等诸方面的条件;历史学家写作历史,必然受其阶级的政治观制约;然而,在具体的表现形式上,中国和欧洲不尽相同。欧洲古希腊和古罗马史学家的政治观,不一定与统治者吻合。中国封建史学家,虽然历来有“秉笔直书”的传统,但是,从总体上来说,中国封建史学家与统治阶级结合得更为密切些[28]。他还认为,中国的史官制度对于写作历史无疑具有很大便利,也容易受统治者的束缚,而古希腊和古罗马历史学始终是以私人著述的形式出现。中国史书体裁发达,欧洲古代史学则是叙述体的形式[29]。他还认为,中国的史官制度对于写作历史无疑具有很大便利,也容易受统治者的束缚,而古希腊和古罗马历史学始终是以私人著述的形式出现。中国史书体裁发达,欧洲古代史学则是叙述体的形式。
马雪萍指出,希腊的第一批散文记事家和中国殷周时期的史官的各自撰述标志着由叙事诗向叙事史的转变,中国史官记时比散文家精确,在求真意识上更自觉,在神人关系方面更重人,希腊把历史看成艺术享受,而中国则当成历史借鉴[30]。修昔底德以后尤其是到了罗马时期西方史学逐渐退缩,而中国史学表现为更大的发展。其原因在于:西方历史有太多的曲折,中国出现空前繁荣;希腊因被罗马征服而文明中断,而中国传统则被继承和发扬光大;罗马时代的史学,没有出现过能够综合希腊史学成就并超越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大师,而两汉时期则有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和班固的“博洽”及正史的创建。西方古典史学经历了复杂、曲折的发展、演变过程,最终被基督教史学所取代,但是中国“天人感应”说、阴阳五行及谶纬之说,终未能掩盖史学中的人本主义思想的光辉[31]。修昔底德以后尤其是到了罗马时期西方史学逐渐退缩,而中国史学表现为更大的发展。其原因在于:西方历史有太多的曲折,中国出现空前繁荣;希腊因被罗马征服而文明中断,而中国传统则被继承和发扬光大;罗马时代的史学,没有出现过能够综合希腊史学成就并超越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大师,而两汉时期则有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和班固的“博洽”及正史的创建。西方古典史学经历了复杂、曲折的发展、演变过程,最终被基督教史学所取代,但是中国“天人感应”说、阴阳五行及谶纬之说,终未能掩盖史学中的人本主义思想的光辉。
3、关于中西古代史学编纂理论与方法的比较
马雪萍撰文认为,古代的希腊、罗马和中国先秦、秦汉时代的历史思维基本上是人本主义的,差异是:在西方古典史学中,将人看作顶天立地的英雄;而在中国古代史学中,却揭示了人处处受环境制约以及人为了适应(或摆脱)这种控制所作的努力。从表面上看,在中国古代史学中将人的能力看小了,但却将人的历史活动的范围的考察扩大了许多。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历史思维方式倾向于整体性和有机性。批判地考察所记、所闻、所传闻以及从文献中得到的资料。差异是,中国史家对这些档案材料的不仅比希腊的目击者所能提供的证词更广泛、更丰富、更系统和连续性,而且更富有历史意识[32]
王东以中国史传著作的编修理论与实践为主线,并对中西传记著作加以比较,来把握和分析中西史学的精神差异。他认为,中国人的血缘意识和祖先崇拜,发展为后来的宗庙文化和巫术文化,使得有“功名”的人死后才能列入传记中,而且传主的家族渊源和官场生涯成为史传的主题,由此说明中国传统史传的精神是正史列传是本纪的附属,个人传记附属于家传之中,不可能有独立的个人传记。而西方英雄崇拜和悲剧意识,发展为英雄史诗和古典悲剧,人物传记具有浓烈的人文主义色彩,一个人完全各自的方式、各自的行为和思想影响历史,正是西方古典时期传记的主题[33]
王晴佳概括了中西古代史学两个共同特征:内容集中在政治军事方面、重视史料的考订和批判工作[34]
4、关于中西古代史学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比较
马雪萍认为,中西古代史学都有明确的实用目的,往往会与历史学的求真相冲突。古希腊罗马史学家所能做的是使事实判断屈从于价值判断。然而,中国古代提倡直书、述而不作、多闻阙疑等“微”、“晦”、“婉”的手法,将价值判断寓于事实判断中,同故意歪曲事实是有本质区别的[35]
5、关于中西古代史学地位的比较
修彩波指出,学术上,中国古典史学的地位基本上是呈上升趋势发展的,而西方古典史学只是一门艺术。在社会中,中国古典史学是政治机制和社会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而西方古典史学则从属于基督教,并由此导致中、西史官地位的不同。导致这种差异的因素有二:一是思想文化背景不同;二是中、西史学运行机制不同[36]
三、中西史学精神成为关注的焦点
随着比较的深入,仅仅对史家、史著及其方法进行比较显得不够了,因而中西史学精神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1、从历史观看中西史学的精神
汪涛以为,从中西历史观中可以看到中西史学的精神差异。中国史观强调自然和人类联系的协调,颇具神秘色彩,而欧洲史观强调自然和人类的区别,颇具思辨色彩;中国史观重综合,西方史观则更重分析;中国史学有“通史家风”,而西方史学则更注重探索历史表象的因果关系和内在规律;中国史观深受政治的影响,而西方史观则更多地受到宗教、科学、哲学等的影响;在中国史观指导下,中国出现了累世不断的官修史书,并形成固定的修史体例;而西方则缺乏连贯统一的官修史书,但仍有不乏个性的私人记载[37]
曾凡跃也从历史观方法考察中西史学精神。他认为,在社会历史的起源观上,中国是圣王立国论、西方是社会契约论;中国人认为历史是稳定的、有序的、规律感和循环论;西方把历史看成偶然的存在、宿命感;原因是:中国以农业为主,基本要素是定居、农耕、自然经济、家庭统一;希腊是海的民族,航海、经商、殖民都是动态的,形成了历史偶然性的认识[38]
李颖科认为,中国史学由于受到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朝代更迭与封建专制统治的影响、小农经济的局限性,中国史学难以划分阶段,在整个古代和近代前期,几乎所有的史家徜徉在由“人事”与“天神”两种相互对立的史学观点交织融汇的精神氛围中,几千年来,史学思想的主旋律上总是跳动着这两种史学观点的音符。而西方史学具有明显的阶段性,这就是公元13世纪(古代和中世纪)的神权时代、14世纪到17世纪初叶(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时代和17世纪以后的理性时代。[39]
陈建平则指出:同源于天命和英雄史观的前期中西史学,它们的相异之处,只是一神论和多神论的不同。我国封建社会的中后期,我国杰出的史学家已将历史的发展看作是人的作用,摈弃了天命观,并提出了历史是发展的、前进的进化论观点。史学家追求客观反映史事、直笔实录的精神,并扩大了史料的范围,最为可贵的是提出了史学所以经世的为现实服务观点。而西方史学由于基督教宗教思想的禁锢,除了基督教纪年外,则毫无建树。虽然,将历史看作是一个统一整体,认为历史是不断进步的,但最后还是归诸于上帝的宗教天命观控制了西方中世纪史学。西方中世纪只是一个为宗教神学服务的工具,仅仅是基督教神学的侍女而已。中西史学在这一时期唯一的相同点就是双方都把历史看成是发展的、前进的进化论观点[40]
2、从人本主义看中西史学的精神
李平民以为,“中国传统史学中的人本思想十分突出,这与西方的传统史学在中世纪完全沦为神学的附庸相比大相径庭。”[41]他说:“比较中西封建史学思想,各有长短。一方面是中国传统史学观上虽未完全摆脱‘天命’的羁绊,但人本思想仍占主导地位而西方基督教史学却成为神学的附庸”。由于西方史学成为神学的附庸而贬损世俗历史,褒扬神权政治,“相比之下,由于中国史学中人本观念占主导地位,历代史学家为‘上助神明之鉴’而‘穷探治乱之迹’,在官方的支持下,中国史学的发展不仅西欧各国无法比拟,在世界各国中也罕有其匹。”[42] 他说:“比较中西封建史学思想,各有长短。一方面是中国传统史学观上虽未完全摆脱‘天命’的羁绊,但人本思想仍占主导地位而西方基督教史学却成为神学的附庸”。由于西方史学成为神学的附庸而贬损世俗历史,褒扬神权政治,“相比之下,由于中国史学中人本观念占主导地位,历代史学家为‘上助神明之鉴’而‘穷探治乱之迹’,在官方的支持下,中国史学的发展不仅西欧各国无法比拟,在世界各国中也罕有其匹。”
陈建平指出,中世纪过去了,西方迎来了充满人文精神和崇尚人类理性的时代。与此同时,我国近代学者,如梁启超、章太炎等也对近代意义上的史学作了努力的研究。最大的相同点是中西史学界在史学研究上都有突破性的发展,特别是在史学经世致用和史学指导现实、服务现实上有惊人的相同之处[43]
3、从编修理论与实践看中西史学的精神
王东以中国史传著作的编修理论与实践为主线,并对中西传记著作加以比较,来把握和分析中西史学的精神差异。他认为,中国人的血缘意识和祖先崇拜,发展为后来的宗庙文化和巫术文化,使得有“功名”的人死后才能列入传记中,而且传主的家族渊源和官场生涯成为史传的主题,由此说明中国传统史传的精神是正史列传是本纪的附属,个人传记附属于家传之中,不可能有独立的个人传记。而西方英雄崇拜和悲剧意识,发展为英雄史诗和古典悲剧,人物传记具有浓烈的人文主义色彩,一个人完全各自的方式、各自的行为和思想影响历史,正是西方古典时期传记的主题[44]
赵林提出,西方学者做学问常给人以大气磅礴之感,多采取宏观立论,六经注我的方法。相形之下,中国的学术传统过于注重训诂考据,旁征博引,于微观处做学问,给人一种纤巧玲珑之感。因此,中国虽然拥有汗牛充栋的记载历史事实的典籍和文献,却很少见到解释历史动因和规律的历史哲学著作。就此而论,中国传统的历史学不过是历史考据学[45]
类似的观点是陈建平的说法,“我国近代史家似乎偏重于具体的、直接的历史研究,而西方史学家则偏重于抽象的研究,哲学的意味较浓郁。” [46]
雷戈就记录与批判的关系看中西史学精神,他说:中国史学的精神的本质就在于由“记”字出发而进一步突出“如何记”,即区分善恶的问题。因此,中国史学精神便对史家的记忆格外看重,问题被摒弃于中国史学精神之外,中国古代历史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史料学,中国史学精神对历史学家个性和思想的摧残是极为严重的。如果说,在西方史学精神与法的精神密不可分的话,那么,在中国史学精神则与权的意志密不可分;如果说,在西方史学精神体现着法律的尊严的话,那么,在中国史学精神则标志着权力的高贵。中国史学精神中就看不到“审判”、“法”、“理性”、“批判”字眼。所以,人的好与坏、善与恶、是与非,在中国史学精神中是没有什么客观标准的。一切都以权力为标准。本质上,西方史学精神要求历史学成为历史的思考活动,中国史学精神要求历史学成为历史的记录过程。中国史学精神中始终有一种试图通过不断的对史书体例、体裁、文字、名号、称谓、书法等纯形式上的变革来使之更准确地反映历史,或使之更贴切地与历史事实相对应的要求和倾向[47]
四、余论
在对中西史学进行比较同时,史学界在这个问题上开展了一定的理论探讨。
关于中西史学比较的重要性。杜维运在谈到这一问题时说:“将中西史学冶于一炉,以求会通,在原则上讲,应是史学上的盛事。”[48]此外,他还把中西史学比较的意义上升到“人类前途之所攸关”的高度,在他看来,“史学是人类文明的象征,也是人类文化的枢纽。”[49]而“世界和平,是人类最大的目标,谋求世界和平的方法非一,而利用历史与史学,不容质疑的是最重要的方法。一部包举四海的世界史,能使全世界人类互相了解,而生存于历史之中;一种超越国界的世界史学,是世界史的指导与灵魂,也是人类产生宽容思想的媒介。”[50]对此,张广智曾经在《关于深化西方史学研究的断想》中指出,“百年来的中西史学交汇的历史也是色泽丰富与颇具开拓性的学术课题。”“中西史学经过比较研究可以显示出各自的风格与特点,并看出它们在世界史乃至世界文明史上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另外,……在这一过程中决定取舍,辨别良莠,从而可以避免引进中的盲目性与片面性。”[51]他除了指出中西史学比较对于人类文明的意义外,还强调了它对于当前史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性。此外,他还把中西史学比较的意义上升到“人类前途之所攸关”的高度,在他看来,“史学是人类文明的象征,也是人类文化的枢纽。”而“世界和平,是人类最大的目标,谋求世界和平的方法非一,而利用历史与史学,不容质疑的是最重要的方法。一部包举四海的世界史,能使全世界人类互相了解,而生存于历史之中;一种超越国界的世界史学,是世界史的指导与灵魂,也是人类产生宽容思想的媒介。”对此,张广智曾经在《关于深化西方史学研究的断想》中指出,“百年来的中西史学交汇的历史也是色泽丰富与颇具开拓性的学术课题。”“中西史学经过比较研究可以显示出各自的风格与特点,并看出它们在世界史乃至世界文明史上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另外,……在这一过程中决定取舍,辨别良莠,从而可以避免引进中的盲目性与片面性。”他除了指出中西史学比较对于人类文明的意义外,还强调了它对于当前史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性。
的确,中西史学比较是非常重要的,其原因除了杜维运、张广智所说外,史学比较是文化比较的深化,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最绵延不断的体现就是历史学。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扩大,中西文化在一定时期可能互相包容,而在另一时期就可能激烈冲突,深入而全面比较中西史学对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而又能与西方文化平等的民族文化是有积极意义的。之所以要开展中西史学的比较,还是学科发展的需要。史学史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是:与中国史相关联有史学史的研究,相应地就有与世界史相联系的外国史学史的研究。过去,人们主要沿着中国史学史与外国史学史(更多时候是西方史学史)两条线索,开展专题研究,开展史学史的通史和断代史的撰述。接下来,就有中外史学结合研究的问题,因而20世纪80年代起中外史学交流和比较受到学术界较为普遍的关注[52]
关于如何进行中西史学比较。对此,杜维运有自己的说法。首先,要充分认识中外史学,“以认识中国史学而言,应尽量认识中国的文化及社会,尽量精读历史名著及论史学的专书、专文,以认识中国史学的精髓”;而“认识外国史学,语言文字上的困难极大,且须大量应用其本国近代史学家论史学的作品,以作为认识的楷梯。”[53]其次,研究者“不以其进退失据为困而竭诚以赴”,“因为历史研究有各种方式……皆可以有预期丰盛的收获”[54]。最后,态度上,“阔然大公,不偏袒任何国家的史学”,他说:“史学有游劣,是必然的,但是在从事比较的时刻,不能先存有优劣的成见,要一视同仁,将所有国家的史学,放在同一水平线上作比较,优劣之分,是比较以后的结论。”[55]朱政惠的观点是,要“对一定范围内的不同民族史学之间的异同进行研究,探索其相同和不同原因,找出不同民族史学平行发展历史中的社会特征及其内在规律”,还要“注意不同国家和地区史学交流及其影响的研究。”[56]关于后者,学术界做了一定的工作[57],但是重视的程度不够。中西史学交流[58]是双向的,毫无疑问,西方史学深深影响了中国史学,但不忍忽视的是中国史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西方史学,这些都是必须加以研究的。而且,史学在交流或传播中会发生变异,也就是说一种史学在接受地会受到接受地的改造而后作为原生形态被接受,实际上已经与原本的它大相径庭了,于是在史学传播形态中对它进行比较是中西史学比较中一种新的视角。其次,研究者“不以其进退失据为困而竭诚以赴”,“因为历史研究有各种方式……皆可以有预期丰盛的收获”。最后,态度上,“阔然大公,不偏袒任何国家的史学”,他说:“史学有游劣,是必然的,但是在从事比较的时刻,不能先存有优劣的成见,要一视同仁,将所有国家的史学,放在同一水平线上作比较,优劣之分,是比较以后的结论。”朱政惠的观点是,要“对一定范围内的不同民族史学之间的异同进行研究,探索其相同和不同原因,找出不同民族史学平行发展历史中的社会特征及其内在规律”,还要“注意不同国家和地区史学交流及其影响的研究。”关于后者,学术界做了一定的工作,但是重视的程度不够。中西史学交流是双向的,毫无疑问,西方史学深深影响了中国史学,但不忍忽视的是中国史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西方史学,这些都是必须加以研究的。而且,史学在交流或传播中会发生变异,也就是说一种史学在接受地会受到接受地的改造而后作为原生形态被接受,实际上已经与原本的它大相径庭了,于是在史学传播形态中对它进行比较是中西史学比较中一种新的视角。
在有些问题的比较讨论中,出现了明显的交锋。
例如关于梁启超与鲁滨逊新史学的比较。张广智曾经指出两者共同点:不仅书名同,并且都提出“史学革命”口号,批判旧史学,主张拓宽历史学内容,力图用进化论观点来研究历史,重视历史学的垂训功能[59]
后来的比较似乎同张广智的观点相左。例如,黄敏兰通过比较,认为梁启超的 “《新史学》是在一个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由一位重要政治活动家创造,用来推动社会变革的政治宣传武器,而美国的《新史学》却是在一个很少政治气氛的文化环境中,由一位纯粹的学者在学术研究中取得的学科性成果。”“两部《新史学》都以批判传统史学为首要任务,但他们批判的性质却大不相同。在梁启超的批判中,政治性质占主导地位。”而鲁滨逊纯粹是学术上的。“梁启超对旧史学的批判虽然十分激烈,在政治观上也很进步,但在深层的理论和学术上却是对旧史学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不自觉夸大了西方史学对民族强盛所起的推动作用。”鲁滨逊新史学“用广泛丰富的知识增进人类对自身的了解,促进社会文明的进步,这种更新的史学理论对于历史学这一学科的学术化、专业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此使历史学不再充当政治的附属品甚至工具。”鲁滨逊“主张尽量拓宽历史学的内容……梁启超则认为新史学应注重国民的盛衰、强弱,也就是要注重民族史、种族史。”梁启超忽略了理论方面的建设,而鲁滨逊地新方法的建设是对新史学的最独到的贡献[60]
类似的还有宋学勤的观点:两者共同点是,“都主张批判旧史学,拓宽历史研究的内容;都力图以进化论的观点来重新研究历史;都重视历史学的社会功用等等。……在方法论上,两者都强调史学的综合研究,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差别:“梁启超的‘新史学’还有重要思想革命意义。……对旧史学的过激否定是显而易见的。……对‘新史学’的具体内容语焉不详。……鲁滨逊的‘新史学’是针对西方近代而言的‘新’。与梁启超相比,鲁滨逊的‘新史学’则显得更为成熟和深刻。”[61]
孙晴干脆说:“如此多的相似之处,如此‘不谋而合’,并不能掩饰二者‘新史学’之貌合神离,即梁启超‘新史学’与鲁宾逊‘新史学’在本质上的区别,二者不可等而视之。”孙晴所谈“不同”,与黄敏兰并无二致。不过其对原因的分析倒是“美国学术少有中国这种救国救民的重大历史使命。不同社会背景下的不同学术氛围,打造了梁启超、鲁宾逊‘新史学’的不同形象。”“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近代化进程落后西方一步,作为反映经济和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的史学无可避免地走在了西方后面,以致梁启超与鲁宾逊在《新史学》中所体现的史学潮流不可能同步。这是造成两者‘新史学’差异的本质所在。”“梁启超的政治实践影响到他的学术。”鲁宾逊“全然秉着学者的责任感,从史学发展出发,写就《新史学》。”[62]
再如关于中国史学独立性问题。陈剩勇以为,“中国史学从萌芽时起就是以‘王官之学’的面目出现的,编纂史书、撰写实录几乎一直受到朝廷的严密控制;在西方,史学则萌芽于古希腊的民间诗人和纪事家,基本上可称为‘私学’。这种不同的萌芽与开端直接影响和制约着中西方古代史学的发展模式及其价值取向。由于中国史学完全是为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秩序服务的,因此具有明显的褒贬惩劝、资治垂训的封建伦理倾向,过分强调‘直书’和‘实录’而缺少理性的思索和分析。而西方史学则更多地表现出‘求真’和‘探索’精神,注意对历史事件本质的揭示和规律化的认识,从而使古老的历史学有可能发展成为历史科学。”[63]
刘楠等指出,陈剩勇的观点“完全不符合史学发展的客观实际。”封建主义对史学的逐渐渗透,不能说是此后的史学完全丧失了独立性,正史只是历史文献的一小部分,历代都有大量的私人史著。西方史家摆脱了官方的束缚,但是并不能说与政治没有任何瓜葛。大多数中国古代史家都重视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探讨历史发展变化的原因,西方古代史学家也缺乏深刻的哲学思辨,那种认为中国古代史学只重“实录”“直书”,忽视探原的看法,根本不符合古代史学的实际我们应对古人作实事求是的评价,过分苛求古人或用今人改铸古人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建设也取得了不少成绩,不像有人所说抽象思维比西方古人差,一是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二是对历史编纂体例与方法的评价,对古人的这些贡献不能视而不见[64]
在比较中,不仅有一般意义上的论述,并且还有定量分析。例如,华薇娜比较了中西方新史学中的计量方法。她使用7个表格[65]说明“1、中国的历史计量研究起步并不晚”,“2、中国历史计量研究起点并不低。”中西方的差异是,“1、西方的历史计量研究在经过了发生、发展的阶段后,继续拓宽和深入,直至演变为历史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分析方法和分支学科;而我国由于政治、社会、文化、传统等各种因素,这种被先辈称之为‘历史统计学’的方法在经历了其发生、发展的阶段后,便很快衰落,以致于几乎完全销声匿迹。2、国内的历史统计着重于统计的方法整理史料,研究发生在古代的事件;而国外的历史计量大多面对现实,重在考察历史学家所处的社会,研究发生在近代、或不久前发生的事件,如总统选举、人口研究等。3、从运用的方法上看,国内学者主要运用了统计学的方法,为计算总量、平均数、频率、百分比等;国外学者则逐步地运用数学的方法,如变量分析、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使计量研究由描述性定量逐步向推测性定量发展。4、从研究的史料形式看,国内学者处理的多为公开出版的图书(包括书目);而国外学者则多利用那些被史学家们忽视的资料,如选举结果报告、国会唱名记录、人口普查资料、教区名册、种植园主帐簿、奴隶主日记等。”[66]
在比较实践中,差不多所有的学者都以西方史学来观照中国史学。使用西方史学模式来关照中国史学是可行的;但是问题是,在实践中能否秉持公正的态度,而不为民族感情所支配。马雪萍说得好,“在分析中西史学的异同时,不能唯西方史学家的历史观念是从(事实上,西方史学家的历史观念也并非是一致的,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照搬西方的模式,试图完全以西方史学的理论、方法和概念工具来解释和评价中国的史学,必然会陷于片面性,既不能客观的揭示中国史学发展的过程与规律,也不易发现中国史学的价值。”[67]更早时候杜维运就提出类似的说法,详见上文。然而,在具体的比较中,理论与实践是很难统一的。更早时候杜维运就提出类似的说法,详见上文。然而,在具体的比较中,理论与实践是很难统一的。
早在百年前,梁启超就指斥中国旧史学,有“四蔽二病”和“三端”。这一观点影响至深,虽曾遭批评,然还是被后人简单地接受了;后来研究史学史的大家英国学者巴特菲尔德[68]在《史学与人类对待过去的态度》[69]中,也对中国史学大加挞伐,称中国史学“不能达到我们所谓的‘综合的境界’”,“没有发展历史解释的艺术”[70],同样对中国学者发生了影响;改革开放后,引进了形形色色的国外史学理论,基于人们普遍对西方文化优势的认同,有人就视西方近代以来的史学理论为圭臬,来衡量中国史学,结果发现中国传统史学的一无是处。对于梁启超的做法,杜维运是有微词的,他说:“晚清民初,西方史学浪潮冲入中国后,中国史学界欣羡西方史学注重国政民事之余,即屡屡攻击中国史学……殊值商榷。”[71]他主张要对中西史学作公正的比较。从理论上说,这种态度是完全可取的,对梁启超等人的批评是中肯的。可是一旦涉及一些具体问题就发生了偏离。譬如,他说:“中国官修正史是一项极优良的史学传统。”[72]应该说,官修正史有其益处,它可以集中人力、物力、财力解决个人无法解决的问题;但也有不足之处,那就是史学主体受到了限制。杜维运只提到中国史家有实录直笔的传统,殊不知也有曲笔隐晦的风气。他还说中国皇帝不能干预修史,但宋太宗就一改君不观国史的传统而干预国史的修纂,以致在两宋酿成“国史之祸”与“私史之禁”。公正的态度应该是既谈缺点,又谈优点;他没有做到,其立论的直接动因是无法接受以白特菲尔德等人对中国史学的偏见和攻击,白氏等人执一面之词,杜氏要讲出另一面,也未免偏激。在《史学与人类对待过去的态度》中,也对中国史学大加挞伐,称中国史学“不能达到我们所谓的‘综合的境界’”,“没有发展历史解释的艺术”,同样对中国学者发生了影响;改革开放后,引进了形形色色的国外史学理论,基于人们普遍对西方文化优势的认同,有人就视西方近代以来的史学理论为圭臬,来衡量中国史学,结果发现中国传统史学的一无是处。对于梁启超的做法,杜维运是有微词的,他说:“晚清民初,西方史学浪潮冲入中国后,中国史学界欣羡西方史学注重国政民事之余,即屡屡攻击中国史学……殊值商榷。”他主张要对中西史学作公正的比较。从理论上说,这种态度是完全可取的,对梁启超等人的批评是中肯的。可是一旦涉及一些具体问题就发生了偏离。譬如,他说:“中国官修正史是一项极优良的史学传统。”应该说,官修正史有其益处,它可以集中人力、物力、财力解决个人无法解决的问题;但也有不足之处,那就是史学主体受到了限制。杜维运只提到中国史家有实录直笔的传统,殊不知也有曲笔隐晦的风气。他还说中国皇帝不能干预修史,但宋太宗就一改君不观国史的传统而干预国史的修纂,以致在两宋酿成“国史之祸”与“私史之禁”。公正的态度应该是既谈缺点,又谈优点;他没有做到,其立论的直接动因是无法接受以白特菲尔德等人对中国史学的偏见和攻击,白氏等人执一面之词,杜氏要讲出另一面,也未免偏激。
其他人中,朱玉麟以当代西方新史学范型来观照司马迁的《史记》认为,作为新型的历史编纂学的西方“新史学”以历史过程的多层次把握、历史时间的前后延伸、历史空间的全景观照拓展了历史研究的领域,在多渠道的史料来源、跨学科的形式创格、叙论并重的认识观念上革新了历史研究的方法;而前此两千年,《史记》已在上述诸方面作出了超前性的实践,司马迁代表的中国史官文化要求的通才兼识与文史合流,又对“新史学”面临的困境提供了借鉴,因此《史记》是一种可以与“新史学”互相生发的中国史学范型[73]。这种做法显然有把《史记》现代化的倾向。这种做法显然有把《史记》现代化的倾向。
而夏祖恩同样以西方史学为参照物,看到了中国史学的不足之处是:史官、史馆和官修制度蔽多利少:缺乏自主精神、内容单调、形式代代相承;垂训史观把历史研究引向歧途:眼光狭隘、思想理论落后;历史学沦为封建统治者的工具;史学家与史官溶为一体,淡化了史学的科学性[74]。相反,他眼中的中国史学似乎一无是处。相反,他眼中的中国史学似乎一无是处。
从地域上说,就研究成果的数量和影响来看,其中涌现出三大中心,它们是台湾的政治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相信随着中西史学比较研究的系统与深入,还将出现新的重镇。不过,到目前为止大陆的中西史学比较没有超出台湾学者所涉及的范围。例如杜维运,姑且不说他在《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中的贡献,仅在《中西古代史学比较》中,就涉及中西古代史学起源、纪实、阙疑、求真、怀疑、史学著述的材料、史学著述的范围与内容、史学著述的精神境界、尊古卑今、天命与人事、史学的地位等问题。这些问题及其他所表达的具体观点,还见于其多卷本《中国史学史》以及《清代史学与史家》中。大陆学者不仅讨论的问题难出其范围,而且有些观点也借鉴了杜维运的说法,不过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进行了展开性论述而已。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中西史学比较必须建立在中国史学和西方史学的深入细致的研究基础之上,否则比较研究无从谈起。从现有的成果看,就存在着对西方史学乃至中国史学的了解不够深入和全面的现象,以致出现发言太易或言论过激情况,这些观点还是值得商榷的。
例如,有学者提出,司马迁和希罗多德“都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或兴废成败之理。”[75]这一提法就值得商榷。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或兴废成败之理的角度来论述司马迁著史之目的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西方史学家也大多是这样的。但是具体到希罗多德,从现有材料看,他的主要目的还在于保留功业或者是起到记忆作用,而不是什么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或兴废成败之理。再如,有人说:“古希腊的人文主义史学、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的史学等,它们专注于特殊的历史事实,对神性和普遍性缺少兴趣,这些历史由于缺少普遍和一以贯之的东西,以致往往把历史看成偶然事件的堆积。”[76] 其实,说古希腊史学具有人文精神是行得通的;说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史学注重特殊性,大体说来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说启蒙运动时期的史学缺乏对普遍性的兴趣就有点说不妥了,那一时期许多理性主义史学家关注的恰恰是历史的共性问题,历史哲学兴起就是最好的说明。又如,有人把中世纪全盘否定,认为那时的西方史学完全是宗教史学[77]。此说不妥,中世纪的西方一样有世俗史学的,只不过宗教史学占据主导地位而已,轻易说那时的西方史学完全是宗教史学,就未免与史不符了。还如,有人说中国史学完全是权力的产物而西方不是这样[78]。不可否认中国史学同权力是绝对无法分开的。但是实际上西方的史学也体现了权力意志的,同样是不容否认的。尚如,有人说:“外国史学家虽然有的也是大官僚,但这些官僚史家对历史上的人与事的褒贬一般是属于世界观与阶级立场问题,不象中国的官僚那样纯粹从政治需要以及个人的好恶出发的。”还说“中国历代史学貌似繁荣,实是思想贫乏,内容单一。”[79]其实,中国史学家对历史的看法同样摆脱不了世界观和阶级立场的限制,再说政治需要和个人好恶同世界观和阶级立场是无法根本分离的。另外,中国史学的思想同样是丰富的,否认这一点是缺乏根据的。诸如此类的过激或者不妥的说法,如果不是为了语出惊人而导致的不严谨,那么一定是对中国史学和西方史学缺乏足够的了解。这两种情况都是中西史学比较中的应该予以避免的。
(是文原载《史学理论和史学史学刊》2006年卷上)


[]例如,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推崇西方近代史学,批评中国传统史学;徐子明在《史学》(中央大学)1933年第2期上发表《中西史学之异同》;邓嗣禹有《司马迁与希罗多德(Herodotus)之比较》,载于《史语所集刊》195612月第28本;余英时《章实斋与柯灵乌的历史思想——中西历史哲学的一点比较》,发表在《自由学人》195710月第24期;沈刚伯在《征信新闻》19641012发表《古代中西史学的异同》以及19658月发表在《东海大学》上的《古代中西的史学及其异同》;196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杜维运的《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
[]有些文章没有见到,例如王永本《中西古代历史观之比较》(《内蒙民族师院学报》哲社版19932期)、邓功《中西两种史学观及其内在联系》(《黄石、九江电视大学学报》19891期)、陈剩勇《关于中西古代史学比较之尺度——答刘楠、殷梦霞和文常善》(《探索》19886期)、张齐政《中西古典史学比较二题》(《衡阳师专学报》19982期)、凌峰《希罗多德的<历史>与司马迁的<史记>》(《理论学习月刊》19907期)。
[]国外学者的著作不涉及,例如,(韩)金甲均《中西史学思想潮流的发展趋向及省思》(《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3期)、依格斯等《中西史学思想之比较》(www.9fh.com / lunwen / wa_ok / 1m / wsz / 33.htm19k2004-10-13 / 2005-6-21.)一些定居海外后华人作品也不在考察之列,如汪荣祖《史传通说——中西史学之比较》(联经出版公司1988年)。还有化名孔老二者,所写文中提到该文合作者有王晴佳,故该文也不在讨论范围,该文是《中西史学思想比较》(www.dxnbiz.com / newbbs / printpage.asp?BoardID=26&…10k2005-4-1 / 2005-6-21)。
[]该文发表在《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19901期上。
[]该文发表在《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2期上。
[]夏祖恩:《孔子<春秋>与希罗多德<历史>的比较论略》,《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19901期。
[]马雪萍:《中西古代史学发展途径的异同》(待续),《史学理论研究》19933期。
[]姜东光、万利生:《论孔子与希罗多德的史学思想、治史态度及治史方法》,《湖北师院学报》(哲社版)19942期。
[]阎崇东:《司马迁之<史记>与希罗多德之<历史>》,《内蒙古师大学报》(哲社版)19924期。
[]吴建华:《远隔千山万水,史家所见略同:比较司马迁与希罗多德的生平与史著》,《湛江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42期。
[11]李晓卫:《<史记><历史>的文学性比较》,《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19946期。
[12]凌峰:《希罗多德与司马迁》,《学术研究》19951期。
[13]扆晓红:《中西“史学之父”著史的共同特色》,《山西师大学报》(社科版)19952期。
[14]陈瑞:《章学成与维柯历史哲学之比较》,《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95期。
[15]陆伟芳、余大庆:《历史研究必须致用于社会:浅谈柯林伍德与章学诚的史学价值观》,《扬州师范学院》(哲社版)19904期。
[16]汤勤福:《朱熹与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比较研究》,《上饶师专学报》19916期、19921期。
[17]陈锐:《黄宗羲与黑格尔学术史观之比较》,《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51期。
[18]张晓松:《司马迁与李维之比较》,《漳州师院学报》19953期。
[19]徐善伟:《刘勰与琉善史学批评思想之比较》,《齐鲁学刊》19964期。
[20]王三义:《塔西佗与班固史学风格比较》,《青海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6期。
[21]载《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23期。
[22]载《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34期。
[23]载《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12期。
[24]朱本源:《<>亡然后<春秋>作》,《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23期。
[25]马雪萍:《20世纪上半叶中西方“新史学”思潮比较》,《近代史研究》19926期。
[26]胡逢祥:《中西史学源起比较论》,《史学理论研究》19924期。
[27]胡逢祥:《试论中西古代史学演变的不同途径与特点》,《学术月刊》19979期。
[28]王晴佳:《中国和欧洲古代史学比较试析》,《社会科学》(上海)19848期。
[29]王晴佳:《中国和欧洲古代史学比较试析》,《社会科学》(上海)19848期。
[30]马雪萍:《中西古代史学发展途径的异同》(待续),《史学理论研究》19933期。
[31]马雪萍:《中西古代史学发展途径的异同(续)》,《史学理论研究》19934期。
[32]马雪萍:《中西古代史学:历史编纂理论与方法的比较》,《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3期。
[33]王东:《中国史传的编修理论与实践:兼论中西史学精神的差异》,《史学理论研究》19931期。
[34]王晴佳:《中国和欧洲古代史学比较试析》,《社会科学》(上海)19848期。
[35]马雪萍:《中西古代史学: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冲突与协调》,《人文杂志》19954期。
[36]修彩波:《中西古典史学的社会地位及学术地位的简要比较》,《莱阳农学院学报》社科版20003期。
[37]汪涛:《中西史观的变流与比较》,《华夏文化》20002期。
[38]曾凡跃:《中西历史观差异之管见》,《重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1期。
[39]李颖科:《中西史学的反思》,《西北大学学报》(哲社)19884期。
[40]陈建平:《中西史学异同论》,《湖南师大社科学报》19895期。
[41]李平民:《中西史学思想变革比较》,《信阳师院学报》(哲社)19941期。
[42]李平民:《中西史学思想变革比较》,《信阳师院学报》(哲社)19941期。
[43]陈建平:《中西史学异同论》,《湖南师大社科学报》19895期。
[44]王东:《中国史传的编修理论与实践:兼论中西史学精神的差异》,《史学理论研究》19931期。
[45]赵林:《“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中西治学方法论的差异》,《开放时代》19972期。
[46]陈建平:《中西史学异同论》,《湖南师大社科学报》19895期。
[47]雷戈:《“历史”的文化阐释:中西史学精神之比较》,《学术月刊》20005期。
[48]杜维运:《中西史学的盛会》,《中西史学史研讨会论文集》,台湾久洋出版社1986年,第2页。
[49]杜维运:《中西史学的盛会》,《中西史学史研讨会论文集》,台湾久洋出版社1986年,第1页。
[50]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台湾三民书局1986年第8版,第357页。
[51]张广智:《关于深化西方史学研究的断想》,《社会科学》(沪),1992年第11期。
[52]参见李勇《多种维度与不同声音》(《淮北煤师院学报》哲社版,20000年第3期)。
[53]杜维运:《比较史学的困惑》,《第三届史学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湾青峰出版社1993年,第9-10页。
[54]杜维运:《比较史学的困惑》,《第三届史学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湾青峰出版社1993年,第9-10页。
[55]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台湾三民书局1986年第8版,第354页。
[56]朱政惠:《关于比较史学研究的若干问题》,《社会科学》19931期。
[57]当代学者对西方史学在中国传播和影响的研究,杜维运做得比较早,而且他的《西方史学输入中国考》是这个领域的经典之作。后来已故的俞旦初先生对西方史学观念在中国的传播做了重要的梳理,这些作品大都收入其论文集《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中。专题方面,桂遵义之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胡逢祥之对于新史学,陈启能之对于年鉴学派,鲍绍霖之对于文明史学,于沛之对于文化形态史观,姜芃之对于英国新社会史学派,都有深入的研究。邹振环先生长期从事中西学术交流研究,其中亦涉及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问题。年轻学人中,李勇、李孝迁等人也时有相关文章问世。张广智先生发表在《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12期上的《20世纪前期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行程》和《20世纪后期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行程》,以及发表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2年卷上的《关于20世纪中西史学交流史的若干问题》,则对20世纪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做了总体勾勒。这一问题仍然需要继续探讨,而且是可以有大作为的。
[58]交流是一种提法,笔者以为传播也是一种提法。因为交流更多是有组织的、自觉的;而传播更多是自发的和无意识的。
[59]张广智:《克丽奥之路——历史长河中的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30-231页。
[60]黄敏兰:《政治批判学术建设:梁启超和鲁滨逊<新史学>的比较研究》,《世界历史》19933期。
[61]宋学勤:《梁启超、鲁滨逊“新史学”思想比较研究》,《中州学刊》20031期。
[62]孙晴:《梁启超与鲁宾逊<新史学>“新”之相异原因》,《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2期。
[63]陈剩勇:《论中西古代史学差异及其特征》,《学习与探索》19876期。
[64]刘楠、殷梦霞、文善常:《对中西古代史学差异的几点看法》,《探索》19883期。
[65]《本世纪20年代中国历史计量研究例述》、《我国历史计量研究专(译)著统计》、《部分历史计量研究论文的分类统计》、《<世界史论文动态>1989-1993研究论文统计》、《<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1993定量论文统计》、《<世界历史>论文著年年龄统计》、《<世界历史论>文著者职称统计》。
[66]华薇娜:《对中外历史计量研究发展史的比较》,《史学理论研究》19953期。
[67]马雪萍:《中西古代史学:历史编纂理论与方法的比较》,《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3期。
[68] Herbert Butterfield.
[69] History and Man’s Attitude to the Past.
[70]转引自杜维运:《中西史学之争》,《学术与世变》环宇出版社1971年,第169页。
[71]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台湾三民书局1986年第8版,第259-360页。
[72]杜维运:《与西方史学家论中国史学》,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第28页。
[73]朱玉麟《西方新史学关照中的<史记>范型》,《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19971期。
[74]夏祖恩《中国史学刍议——兼及中外史学比较》,《福建论坛》(文史哲)19886期。
[75]阎崇东:《司马迁之<史记>与希罗多德之<历史>》,《内蒙古师大学报》(哲社版)19924期。
[76]陈锐:《黄宗羲与黑格尔学术史观之比较》,《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51期。
[77]例如陈建平在《中西史学异同论》(《湖南师大社科学报》19895期)中提出,中世纪“西方史学由于宗教思想的禁锢,除了基督教纪年外,则无所建树。虽然,将历史看作是一个统一整体,认为历史是不断进步的,但最后还是规诸于上帝的宗教天命史观控制了西方中世纪史学。西方史学只是一个为宗教服务的工具,仅仅是基督教神学的使女而已。”
[78]例如雷戈在《“历史”的文化阐释:中西史学精神之比较》(《学术月刊》20005期)中认为,“西方史学精神中贯穿着法律精神”,“而中国史学精神中却充满着权力意志”。
[79]夏祖恩:《中国史学刍议——兼及中外史学比较》,《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886期。
IV>[19]徐善伟:《刘勰与琉善史学批评思想之比较》,《齐鲁学刊》19964期。
[20]王三义:《塔西佗与班固史学风格比较》,《青海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6期。
[21]载《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23期。
[22]载《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34期。
[23]载《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12期。
[24]朱本源:《<>亡然后<春秋>作》,《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23期。
[25]马雪萍:《20世纪上半叶中西方“新史学”思潮比较》,《近代史研究》19926期。
[26]胡逢祥:《中西史学源起比较论》,《史学理论研究》19924期。
[27]胡逢祥:《试论中西古代史学演变的不同途径与特点》,《学术月刊》19979期。
[28]王晴佳:《中国和欧洲古代史学比较试析》,《社会科学》(上海)19848期。
[29]王晴佳:《中国和欧洲古代史学比较试析》,《社会科学》(上海)19848期。
[30]马雪萍:《中西古代史学发展途径的异同》(待续),《史学理论研究》19933期。
[31]马雪萍:《中西古代史学发展途径的异同(续)》,《史学理论研究》19934期。
[32]马雪萍:《中西古代史学:历史编纂理论与方法的比较》,《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3期。
[33]王东:《中国史传的编修理论与实践:兼论中西史学精神的差异》,《史学理论研究》19931期。
[34]王晴佳:《中国和欧洲古代史学比较试析》,《社会科学》(上海)19848期。
[35]马雪萍:《中西古代史学: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冲突与协调》,《人文杂志》19954期。
[36]修彩波:《中西古典史学的社会地位及学术地位的简要比较》,《莱阳农学院学报》社科版20003期。
[37]汪涛:《中西史观的变流与比较》,《华夏文化》20002期。
[38]曾凡跃:《中西历史观差异之管见》,《重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1期。
[39]李颖科:《中西史学的反思》,《西北大学学报》(哲社)19884期。
[40]陈建平:《中西史学异同论》,《湖南师大社科学报》19895期。
[41]李平民:《中西史学思想变革比较》,《信阳师院学报》(哲社)19941期。
[42]李平民:《中西史学思想变革比较》,《信阳师院学报》(哲社)19941期。
[43]陈建平:《中西史学异同论》,《湖南师大社科学报》19895期。
[44]王东:《中国史传的编修理论与实践:兼论中西史学精神的差异》,《史学理论研究》19931期。
[45]赵林:《“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中西治学方法论的差异》,《开放时代》19972期。
[46]陈建平:《中西史学异同论》,《湖南师大社科学报》19895期。
[47]雷戈:《“历史”的文化阐释:中西史学精神之比较》,《学术月刊》20005期。
[48]杜维运:《中西史学的盛会》,《中西史学史研讨会论文集》,台湾久洋出版社1986年,第2页。
[49]杜维运:《中西史学的盛会》,《中西史学史研讨会论文集》,台湾久洋出版社1986年,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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