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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个世纪的中西之别(上)(20030910)

[日期: 2003-08-27 ] 来源: 《书屋》   作者: 魏得胜 [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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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题目看上去很大,而实际只能说是历史点滴——中、西方史对比点滴。但毕竟长达三十个世纪——就是滴水,也早该成河了。这就是本文的特点,大则大矣,小则小矣。

本文就从纪元前十八世纪说起。有一天,夏王朝最后一位君主姒履癸亲临“炮烙”现场取乐,他问身边的大臣关龙逢好不好玩,开不开心。如识趣,关龙逢当说:“好好玩我好开心好开心耶!”可这位人性至上的高级知识分子硬要说真话,说这种新刑罚太残酷了,不人道。姒君主一听,大为不悦:我只准你等与君同乐,不准发表与君心情不合拍的言论。既如此,你就去“尝试”一下吧。于是,把关龙逢给“炮烙”了。这就是说真话者的开端,也是中国恪守良知之知识分子的开端。此后几千年,中国刚正不阿之知识分子的命运,几乎无不与灾难并存。说到西方,它在本世纪还是混沌一片,自然乏善可陈。

纪元前九世纪起(信史时代),中国开始有了准确纪年的历史。同期的西方诞生了一位重要人物,那就是希腊诗人荷马。

纪元前八世纪。周王朝在本世纪受到蛮族的毁灭性打击,国王的尊严和中央政府的权威迅速衰退,封国逐渐脱离中央,各行其是。七十年代,中国历史进入二百余年的“春秋时代”,即“中国式城邦时代”。这“真是中国史定型的关键时代”〔1〕。遗憾的是,中国走了一条有别于希腊式城邦政体的路——官僚体制之路。至汉朝,中国已完整地“构成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2〕。官僚机构的过早发达(以郭沫若生前对西周金文的考证,庞大的官僚机构可追溯至殷代),严重制约了中国政体的多元发展思路。如果把“官僚机构”比作一种病的话,那么它是猛于一切不治之症的顽症。一个肌体得了不治之症,它十分干脆,不治即亡,基本没有多少纠缠。“官僚机构”这个顽症可就不同了,它存在于抽象的文化(即人的灵魂深处)“肌体”里,一旦定型,便会代代相传,逾千年,不仅不见衰败的迹象,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滚雪球似的无限庞大、臃肿乃至现代化。从中国历代官与民的比例上可见一斑:西汉1∶7945;唐高宗1∶3927;元成宗1∶2613;清康熙1∶911〔3〕。希腊式城邦政体(合议制),恰恰防止了官僚机构的形成。所以,周王朝的影响只能是中国的,而希腊的影响却是世界的。

纪元前七世纪。不断升级的封国间战争,使本世纪国与国之间形成了弱肉强食的政治格局。超级封国,往往利用强大的兵力和威望,代替没落的周王朝中央政府行使职权,谓“挟天子以令诸侯”。本世纪的西方出现一部“血法”(雅典执政官德勒可编撰),规定:偷一把蔬菜,即处以死刑,残酷之极。我想,此法的象征意义恐怕要大于实际意义。与其残酷,才为人所关注;与其残酷,才能增强人的法律意识。似之拙举,助长的不仅仅是贪污受贿,更是在灭绝人们头脑中本来就十分淡漠的法理。

纪元前六世纪。春秋时代由本世纪进入它的后期,封国继续被吞并,国君继续被逐杀。在西方,雅典执政官梭伦创立了公民议会和司法陪审制度(前594年)。雅典人的这两项开天辟地的伟大创举,无疑是对人类文明的最大贡献之一,其影响至今无二。几十年后,罗马王国改建为共和国,设执政官和元老院(前509年)。罗马共和国建立的第三年,中国发生了著名的伍子胥鞭尸事件。

纪元前五世纪。本世纪迎来中国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大黄金时代。在文化史上,大黄金时代具有空前重要的地位,其学术思想,是中国最光荣、最长期的百花怒放、百家争鸣的时代。首先,孔丘以六十三岁高龄,用他的观点对《易经》、《春秋》、《诗经》、《书经》、《礼经》(合称“五经”)五部古书加以编纂删订(“五经”从此支配华人学术思想达两千余年)。其次是儒、道、墨、法这四种重要思想的形成,使大黄金时代的辉煌达到顶峰。同期的中国思想界,可谓名流云集(诸子百家),如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墨子、管子、韩非子、孙子等等,数不胜数。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科技发明,中国独居世界。《韩非子·外储篇》载,公输般用竹子、木材造一鸟鹊,放在空中飞三天掉不下来;南北朝时,有一和尚用木材造一飞鸟,在空着中飞翔几天,最后又回转原处降落。“不幸的是,这些比发明飞机还早的发明,都被‘奇技淫巧,典礼所禁’这个观念所扼杀”〔4〕。因此,中国古代的科学精神,未能很好地沿续和影响世人,致使科技的走向,呈“断代式”发展。此间的西方,明显逊于中国。可记述的有:一、希腊南部诸城邦组成“伯罗奔尼撒同盟”,推斯巴达为盟主(前500年);二、490~480年间,波斯和希腊爆发两次战争,均以波斯大败告终;三、469年,苏格拉底诞生;四、450年,罗马公布十二铜牌法;五、427年,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诞生。

纪元前四世纪。这是一个战争的世纪——各封国纷纷宣布独立,国君改称国王,地位与从前管辖他们的周王朝的国王平等。独立后的秦国,在法家巨子公孙鞅主持下变法成功,一改其落后、偏僻的小国形象,令各封国惊骇失措。法律意义上的变革所带来的影响,一般而言是持久的,但以人治为框架的“法治”例外。本世纪的西方有三位影响深远的哲学家在我们面前闪回: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被政敌诬陷,在狱中服毒自杀(前399年);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诞生(前384年)、逝世(前322年);希腊哲学家柏拉图逝世(前347年)。在此,需多着些笔墨的是苏格拉底。史载,当苏格拉底面对古雅典不公平的法律审判时,舆论以及司法都为他打开了一道越狱之门,然他却选择了法律所判定的死刑。为此,他的学生克里同大声疾呼:对抗不公平的审判是你一生追求的正义,你为何不选择越狱的正义?!苏格拉底说,此时越狱确是一种正义,但遵守即使是不公正的法律,同样是一种正义的要求,否则人人都会以自己认为的“正义”为借口破坏社会秩序。在价值上,后一个正义也许要比前一个正义更为重要。这大概就是西方生机勃勃的法律文化的来处。

纪元前三世纪。砍砍杀杀的二百六十年的战国时代,以秦国吞并各封国终结于本世纪,崭新的有别于周王朝国度的大一统局面出现,秦国由此建立起中国的第一个中央集权政府。中国人万世大一统的思想基础就是那个时候奠定的。嬴政为推行他的治国策(即独裁专制),不惜焚书坑儒,用极为残酷的手段对付全国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专制主义者固执地认为,只要在灵魂深处紧紧地控制住知识分子就万事大吉了,政权和社会就稳定了。历史却证明,正相反,如柏杨所言:“专制政体最大的缺点之一是,统治阶级多半一代不如一代。”〔5〕所以,看似庞大辉煌的秦王朝,仅存十六年就灭亡了。同期的西方,除罗马共和国铸造出银币(银做为钱币进入流通领域自纪元前264年开始)外,一直在拼杀之中。这是西方史的特点:要么乏善可陈,要么影响甚巨。

纪元前二世纪。中国人被称为汉人、汉民族,中国字被称为汉字,中国语被称为汉语,自本世纪(西汉王朝)始。除外,还有至关重要的一件大事发生,那就是儒家学派借助政治的力量,贬损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使儒学成为中国人惟一法定的正统思想。从此,中国人永久地被这个单一而保守的思想给僵住,影响至今。在一个国度,某种思想一旦成为“惟一”,而且“法定”,那这个民族就休想再有什么想象力和灵性了。所以,对中国人灵性的杀伤力,儒学思想甚于秦始皇的万世统一。但如果没有秦始皇这个万世统一的始作俑者,儒学思想又何以能大行其道呢?看来,集权才是万恶之源。与西汉王朝比,本世纪的西方仍“不成体统”:希腊各城邦除斯巴达外,虽共组亚该亚同盟,但在组织上,不具西汉王朝那样的高度统一格局。纪元前的中西方世界,看似混沌一片,或者说都没有离开过打打杀杀这些血腥场面,但大致的走向仍各不相同,比如在学术上,西方就从没出现过类似中国的绝对高度统一的所谓思想体系,至于组织体系,也必然地受到各自所“背依”的思想体系的影响。“希腊思想是贵族思想,然而不是王家思想”〔6〕;中国思想不一定是贵族思想,但却是王家思想。故言,中西方世界的诸多不同,是从一开始(混沌世界)就注定了的。

纪元前一世纪。中国与匈奴汗国的战争,从上个世纪一直延续到本世纪。此属对外战争。在国内,统治中国西汉王朝的皇族(刘邦后裔),在享受太久的富贵后,不可避免地步入腐败和堕落的轨道,政权遂转嫁到皇室女流之手,形成所谓的“外戚政治”。为什么男系家族接班掌权就天经地义,而女系家族获得某个政治位置就叫“外戚政治”呢?在中国的史书上,“外戚政治”一词屡见不鲜,说明在史学家思想深处,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宗法思想。皇权虽死,但历史表述者们的皇权思想却还活着,这恐怕才是最可怕的。这种历史表述往往给人以错误的连贯认识:只有男根才有资格延续一党一族的香火,换换面孔就是“外戚政治”(或曰多党政治)。这一逻辑,实际是在为新独裁专制者张目,必须批判和唾弃。此间的西方,看来要比中国热闹些:(一)罗马共和国执政官美立阿斯改革内政,取消穷人四分之三的欠债。(二)罗马共和国发生持续三年的“奴隶战争”,最后奴隶军溃败,奴隶斗士斯巴达克斯和他的部属六千余人,全部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悬尸数十公里(前71年)。(三)罗马共和国“前三雄时代”开始,执政官庞培、克拉苏、恺撒,三人结盟,轮流主持国政(前62年)。(四)罗马“前三雄时代”结束。执政官庞培嫉妒恺撒的成功,与元老院联合,下令免除恺撒高卢(法国)总督的职务。恺撒遂回军,攻陷罗马城,庞培逃亡。元老院遂推选恺撒为执政官(前49年)。(五)罗马元老院给渥大维(恺撒养子)一个“奥古斯都”(伟大)的尊号,虽名义上不是皇帝,但与皇帝无异。罗马共和国成为罗马帝国(前30年)。(六)耶稣诞生(前4年)。

一世纪。从本节开始,与纪元前的区别是:纪元后是从少到多计算数字,纪元前的时间却必须倒着数。言归正传。世纪初(00年),统治中华帝国的西汉王朝灭亡。中间经历了一个短暂的王莽时代,最后迎来东汉王朝(刘秀建立),中国再现大一统格局。而西方,仅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30年)一事可记。

二世纪。本世纪的中国有两件事可载:159年,中国第一个宦官时代(即当朝政权被宦官所控制)出现;大一统在一次农民大暴动后瓦解。西方则出现一位凶暴荒淫的罗马皇帝康摩达,他被元老院下毒后绞死(192年。同年,吕布刺杀董卓)。

三世纪。中国家喻户晓的“三国时代”(220~280年),便出自本世纪,其前身为东汉王朝。“三国”(曹魏帝国、蜀汉帝国、东吴帝国)共维持六十一年,后为新兴的晋王朝替代,中国重归统一。在时间上与中国的“三国时代”大致相同的,是罗马的“三十暴君时代”,计五十三年,三十个罗马皇帝,仅一人善终,余者皆死于非命。相反,中国的“暴君”(暴乃恶也,君乃善也,恶而善,是个什么东西?在此引为警觉的不是“暴君”这个怪物,而是文化不分善恶的包容度)大多倒都能寿终正寝,此为中西独特之一别。

四世纪。从本世纪开始,中国进入长达二百八十六年的大分裂时代,残暴、荒淫、混战是其全部特征。比较来说,西方稍趋明朗:罗马皇帝戴克里先辞职(305年);罗马帝国驻不列颠军团司令君士坦提逝世,部将拥立他儿子君士坦丁称帝,回军进攻罗马城(306年);君士坦丁大帝颁布有名的《米兰诏书》,宣布信教自由(313年);君士坦丁大帝自罗马城迁都拜占庭(330年),改名为君士坦丁堡,即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五世纪。中国仍处在混战、分裂时代。西方世界相对沉寂,惟值一提的是法兰克部落侵入高卢(法国),建立法兰克王国(486年)。

六世纪。本世纪八十年代,中国长达二百八十六年的大分裂时代结束,隋帝国横空出世,中国再归统一。世纪初,正当中国混乱不堪的时候,西方人却完成了《查士丁尼法典》(529年),以及《罗马法典摘要》和《查士丁尼法制》(533年)。法治的传统,始终是西方史的主线。民主的传统(合议制)亦然。早在城邦时代,希腊的执行官就已经由民选产生了,并轮流执政。希腊城邦制度的可持续运转,得益于其贵族阶级的内部民主。内部民主是普遍民主的前提,如一个社会连最起码的内部民主都没有(通常表现为某一单极思想统领一切),普遍民主也就无从谈起。中国“城邦时代”延续了人治,建立起“官僚机构”;希腊城邦时代选择了法治,建立起“宪政政体”。可以说,这是中西之别的根本。

七世纪。世纪初叶,刚刚恢复统一的中国,再历混战,使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死于刀锋和饥饿,其罪魁祸首为“暴君”杨广。隋王朝在杨广手中仅十余年,就被唐王朝取而代之。唐朝人在一片瓦砾中,收拾残灰余烬,上下一心,兢兢业业,迅速走向繁荣,使中国历史进入第二个黄金时代(长约130年)。武则天在本世纪打破男人一统天下的格局,登上皇帝宝座,成为当时超级大国的第一位女元首(实际在公元674年,武则天就已经和她的第二任丈夫李治以“天皇天后”的名义同理国事了,并享受国家元首待遇)。在中国,一涉及妇女话题,自然地就会联系到封建或解放不解放的问题上去。其实无论从妇女参政,还是妇女的衣着,在唐朝都已经是领先世界潮流的了。至于盛唐时期的先进文化为什么不能成为影响世界的文化,仍不外“王家思想”作祟之故。尽管中国女性实际执掌国家政权的个案早于西方国家,但那也不过是血腥斗争的结果,或曰“风水轮着转”罢了,并非制度使然。与中国相比,本世纪的西方平静而沉寂。倒是邻国日本在盛唐时期实行的“大化改新”——全盘吸收中国文化,非常引人注目。我们必须注意:经过十二个世纪之后的1867年,当日本人发现中国文化已过时了的时候,即毫不犹豫地将其抛掉,又来了个全盘西化——只短短数年,日本就从荒陋落后状态中,一跃而成为一个全新的现代化年轻国家。日本人虽有一边倒的“劣根性”,但从自省的角度看,这也不失为该民族的一大优点。

八世纪。本世纪一开始,武则天的周王朝即告灭亡,唐王朝复辟。五十年代后,中国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在李隆基手中结束,中国经一百三十年的超级强大,又开始走向下坡路。西方的法兰克国王丕平,在五十年代把意大利中部地区献给了教皇(756年。同年,杨玉环缢死马嵬坡)。

九世纪。中国的第二个宦官时代与黑暗、混战并存。唐政府后期,与历朝后期一样,彻底腐败和彻底糜烂。在这一背景下,“人民向官员哀告,好像向猪哀告”〔7〕。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于是就有了黄巢起义。这时的西方再也不容我们忽视了:不列颠七小国中的西塞克斯王国,就在本世纪初,消灭了其他六国,建立起英格兰王国(829年。以中国的传统叙述方式而论,这一史诗很可能被书写为“西塞克斯王国统一了大不列颠”)。谁都不会想到,这个西方小国,在后来几乎统治了整个世界,一度称为“日不落帝国”。由此向前推十二个世纪,即纪元前三世纪,秦国同样是以小国地位灭其他六国,建立统一的中央政府。威塞克斯王国与秦国都是小国灭强国的范例,甚至连战绩都一样,各灭六国,然其后世影响却大为不同:秦国留下的“文化遗产”是仅供一游的长城,以及让知识分子痛心疾首的焚书坑儒,更有危害广袤的专制传统。威塞克斯王国经演化为今之英国,它留下的文化遗产,除了全球化的英语和英国下的蛋——美国(今为民主、科技、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超强大国)外,更重要的是它的制度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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