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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国强:大陸學界紅衛兵運動研究述評

[日期: 2008-10-16 ] 来源: 《二十一世纪》网络版二○○六年五月号   作者: 董国强 [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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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陆关於红卫兵运动的研究和着述始於80年代。到90年为止,出现了一些比较有影响的论着,其中包括:朱世雄〈从红卫兵运动的历史悲剧看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青运史研究》1985年第2期)、李亚平〈红卫兵运动产生的原因和特点〉(《中学历史教学参考》1988年第5期)、陆建华〈红卫兵:一个社会结构分析〉(《当代青年研究》1988年第1、2期)、云石〈红卫兵运动述评〉(《中国青运》1989年1至4期)、常家树〈红卫兵运动的反思〉(《当代青年思潮》1989年第1期)、刘青峰〈民族主义和超意识的复苏──略论红卫兵的精神素质〉(《当代青年研究》1989年第1期)、何为《红卫兵运动的源流》(《当代青年研究》1989年第3期)、罗世荣〈对「红祸」的追思〉(《青年潮》1989年第4期)、刘永〈五四运动、红卫兵运动之比较〉(《青年潮》1989年第6期)、宫力〈红卫兵运动兴起的原因〉(《党史研究资料》1989年第7、8期)、凌巍〈文化大革命与第三代人〉(《当代青年研究》1989年第2期)等。这些带有拓荒性质的论着,分别对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原因、发展阶段、性质特点、社会影响、历史教训等方面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以下一些看法:

  第一、认为导致红卫兵运动兴起的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精神残缺的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毛泽东的个人超凡魅力、青少年的青春期躁动心理、小农经济基础残余以及建筑在此基础之上的封建文化和传统社会意识残余(如「忠君观念」和「个人崇拜」心理等)的消极影响,等等。

  第二、一般认为红卫兵运动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1966年5-7月是红卫兵组织的产生阶段;1966年8-12月是红卫兵运动的兴起阶段;1966年12月-1968年8月卷入全国性的「打倒一切、全面内战」;1968年9月-1970年8月是红卫兵运动的终结阶段。

  第三、一般认为红卫兵运动是「文革」前期在毛泽东的错误领导和直接号召下发生的、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和操纵的一场青少年的政治风暴。它不仅给国家、人民造成严重灾难,同时也严重损害了一代青少年自身的成长。有些论着还对红卫兵运动的特点做出了以下比较具体的分析与归纳:1、组织路线上的「血统论」;2、行为上的破坏性;3、思想上的盲目性;4、组织上的分散性;5、心理上的崇拜性;6、价值判断上的否定性;7、目标上的幻想性;8、行为上的野蛮性等。

  第四、一般认为红卫兵运动留给后人的历史教训,是如何坚持与改善党的领导,建立健全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加强对青少年的理想信念教育,培养他们的遵纪守法观念,反对无政府主义倾向和「文革」时期「大民主」的错误做法。1

  笔者认为,上述这些认知的形成都有一定的事实依据,部分地反映出红卫兵运动的历史风貌,为此后的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不过就整体而言,这个时期相关论着的历史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这突出地表现在:绝大多数着述都侧重於抽象的理论论述和定性分析,而疏於相关史料的发掘运用,因而观点和结论显得比较笼统空泛。其次,有些论着虽然有一些简单的论证,但是这种论证要么完全基於论述者个人的狭隘经验和主观感受,对历史现象的把握缺乏客观的整体性关照,要么完全基於对当时报刊资料和领导人讲话的字面解读,忽略了这些文献产生的具体语境和现实指涉,因而对「红卫兵」概念缺乏必要的分析,对不同时期红卫兵群体社会构成的複杂性和红卫兵运动性质的发展变化轨迹认识不足,在解释红卫兵运动的成因和派性斗争问题时带有简单化和以偏概全的倾向。

  上述基本格局的形成,与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论着者的学术训练和理论素养、以及资料方面的种种限制等因素有关。资料方面的限制因素毋庸赘言。所谓特定社会历史环境的影响,主要是指当时的许多着述者亲身经历了「文革」时期的社会动乱,对「文革」的惨痛教训记忆犹新,对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倍加珍惜,因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带有彻底否定「文革」的主观诉求。这不免使他们的相关论着带有某种主观先行和简单化、绝对化的倾向。所谓论述者的学术训练和理论素养方面的局限,一方面是指在经历了数十年与外部世界的学术交流阻断之后,整个大陆学术界对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理念和一般规范已经相当生疏。在这种氛围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中青年学者,尽管主观上不乏锐意进取的积极诉求,但是他们的问题意识、话语体系和论证方法依然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本土的和时代的局限。许多着述者对「学术研究」概念的真实内涵不甚明瞭,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从事学术研究和着述的一个最基本前提,是要在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反思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问题意识」,提炼出一些具有思想针对性和学术成长性的研究主题,从而在现有基础上对相关研究加以拓展和延伸,加深人们对相关问题的理解和认知。他们较少关注国内外学界在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忽略了学术发展与学术传承的内在关系,而是热衷於自说自话,闭门造车,平地起高楼,从而使他们的相关论述带有一种重複劳动的性质,观点与结论的简单雷同比比皆是。另一方面,有些论述者虽然对上述问题有所意识,积极尝试借鉴一些国外流行的观点、理论与方法,从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政治学、控制论、系统论、现代性、民族主义等视角来阐释红卫兵运动,希望形成对现有研究成果的超越,但是这种创新尝试常常因为缺乏扎实的实证研究基础而流於空泛,虽然对於拓展研究视野、增加思考维度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但是其具体观点和结论能否成立还有待进一步商榷。

  徐友渔曾经在一次访谈中指出:「中国人的思想往往来自於文学艺术、人生顿悟,而不是科学和理性,所以往往是神秘主义、野狐禅一类的东西氾滥。……中国人应该学习和养成缜密地思维、准确地表达的习惯,清除那种海阔天空,以气势和文采而不是以把握问题实质取胜的习惯。」2他的这个看法与笔者对90年代以前红卫兵运动研究的整体评价庶几相近。

  综上所述,由於主客观条件的限制,90年以前的相关论着除了对红卫兵运动的阶段划分和整体定性可资借鉴以外,其他方面乏善可陈。史料积累方面的贡献也不够突出。

  二

  进入1990年代以后,大陆学界的相关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涌现出一大批傑出研究成果,其中比较重要的论文包括:高鉴国、李芹〈文革时期的社会心理〉(《青年思想家》1991年第2期)、赵傑〈论红卫兵文化〉(《青年研究1991年第7期)、方奕〈红卫兵运动的研究综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江沛〈十年来国内红卫兵运动研究综述〉(《青年思想家》1993年第1期)、卜伟华〈红卫兵运动与「文革」前的学校教育〉(《中国青年研究》1994年第1期)、史会来、刘晓〈血统论在「文革」中的兴衰〉(《龙江党史》1994年第3期)、史晓平、史晓久〈论红卫兵〉(《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8期)、江沛〈红卫兵心态探微〉(《青年思想家》1995年第4期)、印红标〈红卫兵运动的主要流派〉(《人大複印资料?中国现代史》1997年第8期)、唐少傑〈从清华大学两派看「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组织的对立和分歧〉(《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期)、唐少傑〈「文化大革命」初期群众组织取向的个案分析〉(《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1期)、卜伟华〈「文化大革命」中北京「天派」、「地派」的一些特点〉(《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3期)等。比较重要的专着和文集包括:於辉《红卫兵秘录》(团结出版社1993)、江沛《红卫兵狂飙》(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丁晓禾《狂飙:红卫兵童话》(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徐友渔《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徐友渔《直面历史》(中国文联出版公司2000)等。此外,不少大陆学者还在境外发表了一些有较大影响的论文和专着:如徐友渔、印红标、唐少傑等人在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上发表的相关论文,以及米鹤都《红卫兵这一代》(香港三联书店1993)、徐友渔《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及演变》(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唐少傑《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等。这些论着也应该纳入我们考察的视野。

  与前一个阶段相比,90年代以后的相关研究着述表现出以下几个显着特点:第一是密切关注国内外学界的发展动向,积极引进和吸纳一些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新观念、新视角和新方法,在指导思想上进一步明确了个人与社会、主观与客观、学术与政治的应然关系;第二是自觉摆脱了以往那种带有空头理论和空洞说教色彩的思维习惯和着述方式,注重不同类型、不同性质史料的发掘、整理和运用,其中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口述史料的採集和应用;第三是注重对相关概念内涵的细緻分析和概念运用的规范性说明,通过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文化层次的红卫兵群体的深入考察,揭示了红卫兵成员社会构成的複杂性和红卫兵运动的曲折发展历程,深化了人们对「红卫兵」和「红卫兵运动」概念的认知;第四是在解释红卫兵运动的成因问题时,自觉地坚持唯物史观和实事求是精神,不但注意到文化传统和封建社会意识残余的消极影响,而且还试图揭示这些消极因素是如何通过现实的、不完善的社会政治经济体制而发生影响的;第五是在深入扎实的实证研究基础上,与西方学界展开了有效的对话,对一些十分流行的模糊认识和错误观点做出了令人信服的澄清和匡正。

  上述这些成就的取得,是社会史研究视角和实证研究方法应用的结果。而这种带有鲜明时代气息的研究特色之形成,又与中外学术交往的不断扩大、相关领域学术规范的逐步形成和新一代学院派研究人士的异军突起有关。

  社会史研究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学术流派,诞生於十九世纪末期的法国。到50-60年代,社会史研究已经成为西方学界的一种时尚潮流,其理论与方法得到十分广泛的运用。最早将社会史视角引入「文革」研究的西方学者是美国学者陈佩华、李鸿永、骆思典和安德佳等人。90年前后,他们的着述开始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对於国内学界红卫兵运动研究乃至於整个「文革」史研究的走向变化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社会史研究的一个显着特点,是在考察历史问题时,自觉地将关注的焦点由少数精英人物转向一般社会大众,不是通过高层人际关系纠葛,而是通过社会制度的结构性缺陷所导致的社会矛盾与冲突,来解释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成因,其核心内容被概括归纳为「社会冲突理论」。

  这种新兴学术思潮对年轻一代中国学者的巨大影响及其对传统认知的颠覆作用,可以从印红标、唐少傑、徐友渔等人的相关论述中清楚地反映出来。印红标在1989年发表文章,呼籲加强对红卫兵运动的研究,开闢「文革」研究的新领域。他的这个想法显然受到陈佩华等人研究的启迪。3唐少傑在评论金春明1996年出版的新着《「文化大革命」史稿》一书时,对该书内容的结构性缺陷提出尖锐批评,指出《史稿》对1967年初春到1968年的众多重大事件辍笔而过,对在此期间的许多群众运动、群众组织、群众派性斗争和全国性的诸多群众思潮忽略不计,是极不妥当的。他认为:「文革」的全部问题都离不开群众问题。人民群众不仅使「文革」在规模、范围、意义和影响等方面成为二十世纪数一数二的群众运动,而且他们本身就是「文革」历史的主体。人民群众对「文革」历史的创造和推动包含了他们在「文革」中的自身演变、自身反省和自身批判。「文革」时期的群众思潮和派性斗争表明,群众问题从根本上使「文革」具有了不以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利益驱动和利益分化的色彩,并且给「文革」的命运注入了难以逆转的因素。如果无视群众问题在「文革」中的角色和功能,「文革」作为一场亿万人民群众参加的活动或置身於其中的历史就无从谈起。4徐友渔也是较早关注陈佩华等人的国内学者之一,他的专着《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及演变》中包含许多关於「社会冲突理论」的讨论。他指出:研究「文革」固然需要分析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和意图,分析中共最高层的权力格局,……但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文革」远远超出了宫廷斗争的范围。人们一提到「文革」,首先想到的是一场把近十亿人卷入其中的群众运动。因而「文革」研究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广大群众的参与。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他们当时为甚么会有那么离奇、狂热的举动和心理,这是一个超级魔术师催眠的结果,还是有其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原因?驱使他们处於癫狂状态,斗得你死我活的力量,究竟是意识形态,还是个人的切身利益?5以上论述表明,在新一代学院派研究人士的思想意识中,关於群众运动的研究已经不是「文革」研究的侧翼或点缀,而是主攻方向之一。


  具体说来,1990年代以后红卫兵运动研究的深化与拓展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於「红卫兵」概念的认知和诠释。

  在以前的许多相关论述中,「红卫兵」似乎始终是一个整体性的笼统概念。690年以后,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这种状况发生了显着的变化。较早公开提出应该对「红卫兵」概念做出细緻分析的大陆学者是印红标。他在1992年发表的〈红卫兵运动的两大潮流〉一文中指出:红卫兵有许多整体特徵,但是聚集在红卫兵大旗之下的,并非始终如一的统一整体,而是具有不同思想和行为倾向、互相矛盾和冲突的派别。他还根据自己的观察和理解,首次按照家庭出身的不同,将「红卫兵」概念细分为「老红卫兵」、「保守派」、「造反派」、「极左派」等不同群体,并对其中具有鲜明政治个性和突出思想特徵、先后在红卫兵运动中起主导作用的「老红卫兵」和「造反派红卫兵」进行了初步的梳理分析。7在1997年发表的〈红卫兵运动的主要流派〉一文中,他再次複述了这个观点。8

  尽管其他研究者对於印红标所提出的概念划分依据以及这些概念划分在时间上和地域上的适用范围存在着一些不同看法9,但是印红标提出的「细分化」原则却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此后的许多重要论着都自觉地遵循着这个原则。这对於更全面、更合理地解释红卫兵的造反动机和红卫兵运动中的派性斗争,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到目前为止,关於「红卫兵」概念细分化问题上争议较少的,是造反运动初期的情况。一般认为:「红卫兵」最初是由北京地区若干重点中学中的革干子弟和其他「红五类」子弟发起的学生组织,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少数高干子弟。他们以天然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自居,奉行以「血统论」为核心的组织原则,试图通过对红卫兵参加者的种种资格限制,保持其队伍的纯洁性和政治上的特权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红卫兵的数量约佔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为了与后起的红卫兵组织相区别,这些人被称为「老红卫兵」。1968年8月初毛泽东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公开信发表以后,「老红卫兵」人为设置的种种限制不复存在,更多其他社会阶层的子弟也纷纷建立起自己的红卫兵组织,「红卫兵」概念的社会构成因而发生了显着的变化,红卫兵组织也由少数中学向其他各级各类学校蔓延,大学生逐渐成为红卫兵运动的主导力量。新、老红卫兵在8-10月针对知识份子群体和基层领导干部的斗争中具有大体相似的言行,但是随着「文革」斗争矛头指向党内高层,「老红卫兵」中的骨干成员逐渐趋向保守,最终演变成与「中央文革」公开对抗的「联动」组织,遭到最高当局的镇压。而其他阶层出身的红卫兵则继续回应毛泽东的号召,积极实施了对各级「走资派」的造反与夺权,成为名副其实的「造反派」。

  在外省绝大多数地方,所谓「保守派」和「造反派」红卫兵组织是在8月前后同时产生的,因而没有「新」、「老」之分,不过基於家庭出身和社会地位差异的派性分野,比北京地区更加明显。

  第二,关於红卫兵造反动机的认知和诠释。

  如前所述,90年以前关於红卫兵造反运动起因的相关论述,一般都从畸形残缺的学校教育、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意识形态灌输、毛泽东的个人魅力、封建意识和传统观念残余的消极影响、青少年的青春期躁动心理等角度立论,因而大致可以归结为基於「社会心理」和「文化传统」的解释。这些解释固然能够说明一些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忽略了社会心理和文化传统对不同社会群体影响的差异,忽略了某些消极的社会心理和文化传统是如何在各种现实条件作用下逐步强化的,我们的相关论说就有可能陷入主观唯心主义的泥潭。唯物史观的根本要义之一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90年以后的一个重大进展,是在实证研究基础上对红卫兵的造反动机作出了更多的社会学和政治学解释。许多论者都已经明确意识到:「文革」在本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而非文化问题。导致众多普通民众积极投身「文革」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矛盾与利益冲突的客观存在。高鉴国等人在1991年撰文指出:人们之所以接受毛泽东的「文革」理念,积极投身这场运动,与「文革」前十七年社会制度的不完善有关,与人们对於特权等级、官僚主义现象的痛恨以及对政治压抑的反感有关。10印红标在1997年发表〈「文化大革命」中的社会性矛盾〉一文,对上述观点表示认同。他指出:「文革」期间群众参与的政治激情,固然有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有随大流心理或者担心落后被整的恐惧,但是不容回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权的领导层与不当权的群众之间存在矛盾。在具有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社会中,领导干部与群众的矛盾植根於现实的、普遍存在的社会性矛盾。在缺乏有效协调机制的情况下,一遇机会,群众平时郁积的对领导干部的不满就会以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11

  此外,许多论者还在「红卫兵」概念细分化的基础上,从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文革」早期遭遇等几个方面,对「老红卫兵」和「造反派红卫兵」的造反动机的异同进行了深入细緻的分析,揭示出不同群体对「造反」概念含义和「造反」物件的不同理解,凸现了红卫兵造反动机的多样性和複杂性。印红标的下列看法是所有相关论着中最为简洁明快的:

  老红卫兵和造反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斗争大方向」不尽相同。老红卫兵最主要的活动是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破四旧」,……一般地说,老红卫兵的主要斗争对象在共产党外、非「当权派」。对於党内,只是打击少数,打击那些被认为包庇了「牛鬼蛇神」,成为资产阶级代理人的人。老红卫兵相信党政军领导体系中的大部分干部是好的,是应当保卫的,他们始终警惕着右派假借造反之名冲击政权的主体,他们的口号是:「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

  造反派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主要斗争对象则是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实际上是普遍冲击共产党、政府甚至部分军队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他们对大部分干部的优劣持怀疑、审视态度,他们认为走资派本身即是新生资产阶级,而不仅仅是党外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是文革运动打击的重点。造反派的运动造成了建国以来对党政军领导体系和领导干部空前的巨大冲击。……造反派也打击其他「牛鬼蛇神」以及与对立派群众组织进行派性斗争,但是这些都是第二位、第三位的。

  老红卫兵对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解,建立在与旧中国统治阶级进行斗争的基础上。他们对地主还乡团、国民党卷土重来,保持高度警惕,在他们看来,复辟就是回到1949年以前的社会。他们相信,「反动学术权威」正在像1956年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的知识份子那样,为颠覆共产党的政权制造舆论。……他们在「破四旧」活动中抄「牛鬼蛇神」的家,是相信阶级敌人收藏着「变天帐」──土改前的地契、旧政府的委任状等等。

  造反派对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解建立在与「新生的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基础之上,他们更倾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的典型是苏联,是共产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蜕化变质,由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变为压迫人民的官僚特权阶层。……他们相信,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依靠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民主」的手段,揭露和批判走资派,进行文化大革命运动,可以净化当权派队伍,是保证社会主义红色江山不改变颜色的主要方法。12

  第三,关於红卫兵排性斗争问题的认知和诠释。

  派性斗争是红卫兵运动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必然引起研究者的关注。以往的相关论述,除了对红卫兵的派性斗争表现出一种深恶痛绝、义愤填膺的姿态以外,对於这种社会现象的解释是十分简单肤浅的──一般都归咎於青少年的青春期躁动等主观因素。90年以后的许多研究者则指出,红卫兵内部的思想分歧和派性斗争与前文所述两个问题具有紧密的内在关联,同样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

  唐少傑在1995年10月发表的论文中指出:「文革」的群众运动由群众的武斗来收场,对立的群众组织以两败俱伤或两败俱亡为自己的归宿,这些问题既有它们生长所需的政治专制的土壤,也有它们一时「氾滥」所需的文化独断以及从思想到言行绝对排斥异己的传统背景,更有它们天然的趋向暴力的本性,但是,决定这些问题的根源依然是群众中间不同的利益、要求和目的。13卜伟华在其对北京高校两大对立派别的研究论文中也指出:两派之间的矛盾,主要是派别利益的矛盾而非有关「文革」理论和实践的任何原则分歧。派别利益包括一个组织、一派组织的名声、名誉、地位、席位、对学校或一些单位的控制权,组织头目在社会上各种组织和各级权力机关中所担任的职务和影响等等。14印红标还进而指出:红卫兵各种流派的特质不仅具有政治原因,而且具有社会根源,因此通过思想灌输是不容易改变的,即使是具有无上权威的毛泽东也很难用诱导、教育、命令的方式完全改变某一类红卫兵的基本方向。15由此可见,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是「文革」时期派性斗争得以发生并长期延续的主要根源。派性斗争是意识形态话语掩盖下的实际利益争夺。其他群众组织如此,红卫兵组织亦如此。

  其次,90年以后的研究者注意到在「文革」的不同阶段,红卫兵内部的思想分歧和派性斗争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特点。一般而言,早期关於「血统论」的争论具有积极的思想意义和社会影响,而全国性的夺权运动以后的派性斗争则显示了「文革」错误理论和实践对群众运动的毒化作用,应该彻底否定。史会来、刘晓、徐友渔等人对造反运动初期围绕「血统论」的论战和斗争做出了比较细緻的分析说明。

  史会来、刘晓结合「老红卫兵」──「联动」组织的言论和行为,指出「血统论」同历史上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维护其等级和利益的一种工具并无本质上的差别。「血统论」在「文革」期间沉渣泛起,除历史上封建传统的影响之外,主要还是因为它有着长期以来阶级路线重视「有成分论「的基础。建国以后,一贯重视以家庭成分、家庭出身来划定阶级队伍,造成了世代以血统延续的阶级阵线。这就导致社会生活各方面,诸如上学、就业、婚姻、参军、入党、提干等问题上的不平等,形成了一部分人的优越感和另一部分人处於受歧视和被压抑的地位。因而对「血统论」的批判带有要求社会平等和正义的积极理想诉求,应该给予充分肯定。他们还指出:「老红卫兵」敢於公开反对将斗争锋芒指向党的领导干部,并非他们从根本上觉悟到「文革」的错误,而是他们在长期的左的环境薰陶下形成的政治优越感的本能反应。16徐友渔在其关於「文革」时期异端思潮的论文和其他论着中,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和分析。17

  再次,90年以后的许多论者都注意到「文革」指导思想的内在冲突和最高当局个人意志的反覆无常与红卫兵派性斗争之间的关系。唐少傑曾经就清华大学的两派斗争指出:两派关於文革属性、目的的论战不但源於各自的现实利益,而且一开始就来自毛泽东关於「文革」的主张与部署的矛盾及缺陷。18从卜伟华关於北京地区「天派」、「地派」群众组织形成过程的细緻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以北师大和地质学院造反派为核心的「地派」对以北大、清华和北航造反派为核心的「天派」的分裂与对抗活动,与最高当局的默许和鼓励是分不开的,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最高当局刻意诱导的结果,其目的显然在於分而治之,防止群众组织和群众运动形成尾大不调的局面,危及最高当局的权威。

  第四,对西方学界某些模糊认识和错误观点的澄清和纠正。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似乎不难得出以下映象:即90年代以来关於红卫兵运动研究的重大进展,与大陆学界对西方学术观点和理论方法的接纳与应用紧密相关。因此,笔者在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新一代学院派研究人士尽管在强调群众运动对於「文革」的重要性方面不遗余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完全认同「社会冲突理论」或「两个文革」的观点。或者说,在「社会冲突理论」的有效性问题上,他们并不像某些西方学者那样盲目乐观;在「两个文革」的相互关系问题上,他们并不像某些西方学者那样简单偏执。

  高鉴国等人较早公开指出:回顾「文革」前后的历史,会发现几乎每次政治运动来临的时候也都是普通群众的平等意识和参政意识以某种歪曲的或被限定的形式骤然高涨的时候。「文革」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它经历了有目的、有步骤的组织发动,每一次具体行动、具体运动的扩大、展开都是在得到充分肯定、引导和命令下才得以实现的。19

  印红标曾经仿照西方学者的观点,将「文革」时期的矛盾分解为「政治矛盾」和「社会矛盾」,指出政治矛盾和社会矛盾是不同类型的矛盾,具有各自的表现形式和发展规律。但是他随后又指出:尽管社会矛盾给「文革」打下了不容忽视的深刻烙印,但是政治性矛盾──执政党内的斗争,对运动的整个过程,从起源、发展到结束,起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文革」的领导者一方面给予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集会游行、成立群众组织、出版刊物等「大民主」权利,另一方面,对运用这些权利的范围、时间以及政治方向予以限制和引导;对於群众中越轨的言行予以批判、制止,甚至取缔、镇压。20

  徐友渔则从另一个不同角度阐述了「文革」期间群众组织与现行体制的微妙关系。他指出:将家庭出身作为划分群众组织派别的唯一标准,并由此得出「造反派」带有显着的反体制倾向的结论,是缺乏事实依据的。较多的出身不那么好的人参加造反派,并不是因为他们对中共政权抱有敌意,而是「文革」事件和进程的结果。早期的红卫兵组织被奉行「血统论」的革干子弟所把持,使得大多数人被排斥於「革命队伍」之外,想表现对各级党组织的忠诚、当「保皇派」而不可得。而到毛泽东的公开信和《十六条》发表以后,到这些人可以参加红卫兵组织时,「文革」走势已经较为明朗,因而许多人选择参加造反派是较为自然的。由此可见,造成非「红五类」多在造反派中的原因,是类似於阿Q 的「不准革命」的遭遇,而不是他们对共产党怀恨在心。

  他还指出:与保守派相比,造反派确实不满现状,不满很多当权者,甚至不满现存体制。但要注意,不能把这种不满形容为「反共情绪」。因为在群众的心目中,是毛泽东象徵「中共政权」,而不是欺压他们的支部书记、积极分子代表。

  他还指出:不可否认,「文革」后期或「文革」之后,群众中滋生和弥漫着程度不同的反体制情绪,更确切地说,是与「文革」前的意识形态隔膜了或决裂了。但有两点必须表述清楚:一、并不仅是造反派才产生这种疏离,原保守派和一般群众也有这种倾向;二、它产生於运动中看到太多的政治阴暗面,有上当受骗的感觉,但它是「文革」的结果,而不是造反派投身於「文革」的动因。21

  大陆学者以上关於「社会冲突理论」的修正和对「两个文革」观点的否定,都是建立在扎实的实证研究基础之上的。这些认知有利於从整体上把握「文革」的本质属性,明确「文革」的主要责任。虽然党内斗争与群众运动存在着某种互动关系,但是就「文革」的整体走向而言,是前者决定后者。关於这一点──正如许多论者所指出的那样──只要看看红卫兵运动是怎样因最高当局的一封公开信而骤然兴起,最后又是怎样因最高当局的一次谈话会而突然终结,就不难理解了。

  四

  行文至此,我们似乎不难达成以下共识:大陆学界关於红卫兵运动的研究在90年代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正确的学术研究理念和社会史的研究范式已经初步建立,各种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其中需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口述资料的採集和应用),多角度、多层面、多样化的研究格局已经形成,「红卫兵」和「红卫兵运动」的历史图像越来越丰满和清晰。从社会史视角切入的、以实证研究为基础的许多观点和结论,因为其创新性与严谨性,已经被主流话语部分接纳。

  目前存在的不足,是现有的实证研究在地域分佈上和年龄层次上还过於单一。因此,如何加大对北京以外其他省市红卫兵组织及其成员的研究力度,如何加大对大学生群体以外其他年龄层次红卫兵组织及其成员的研究力度,是我们今后一段时间内努力的方向。

  註释

  1关於这一阶段代表论着和主要观点的具体引证,可参见韦祖松:〈「红卫兵运动」研究述要〉,《中共党史通讯》1992年第1期;方奕:〈红卫兵运动的研究综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江沛:〈十年来国内红卫兵运动研究综述〉,《青年思想家》1993年第1期。

  2徐友渔:〈还「文革」史以本来面目〉,《今日名流》1999年第3期。

  3参见印红标:〈有待开发的「红卫兵运动」研究〉,《中国青年研究》1989年第2期。

  4唐少傑:〈《「文化大革命「史稿」》刍议〉,《开放时代》1998年第11/12月号。

  5徐友渔:《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及演变》,第5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6凌巍在1989年初发表的相关论着中,曾经按照红卫兵运动参加者的不同心态,将他们划分为理想型、反体制型、积怨型、随大流型和浑水摸鱼型等五大类(参见凌巍:〈文化大革命与第三代人〉,《当代青年研究》1989年第2期)。笔者认为,凌巍上述基於主观心理因素的划分带有某种超验的属性,与本文所讨论的基於客观社会因素的分类存在很大差异。

  7印红标:〈红卫兵运动的两大潮流〉,《二十一世纪》1992年10月号。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印红标虽然列举了四种类型,但是从他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保守派」似乎是「老红卫兵」的一个变种,而「极左派」则是「造反派」的一个分支。

  8印红标:〈红卫兵运动的主要流派〉,《人大报刊複印资料·中国现代史》1997年第8期。

  9徐友渔曾经指出:卷入运动的群众形成对立的派别,是「文革」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但是这种派性划分,绝不是简单地用所谓「造反派」和「保守派」一言以蔽之的。「文革」是一场运动,它经历了数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群众组织是不断分化组合的。夺权以后,特别是所谓「二月逆流」受到批判以后,原始意义上的「保守派」组织已经不复存在。原先「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对立被从造反派内部分裂出来的群众组织的对立所取代,这两派中往往是一派较为温和,另一派更为激进。这种情况在全国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规律性(参见徐友渔:〈再说文革中的造反派──与华林山商榷〉,《二十一世纪》1996年2月号)。唐少傑也指出:界定对立的群众组织及划分所谓「造反派」与「保守派」,是「文革」研究中一个颇为複杂而棘手的问题。因为在群众组织中既有「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对立,也有两派各自内部的分化,所以纯粹的「造反派」与「保守派」之分是不成立的。常常出现的情况是,两派对「文革」的一些理论、策略和行动等有所认同,但是一旦涉及到两派各自的实际利益时,会泾渭分明地列出自己的阵势(参见唐少傑:《从清华大学两派看「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组织的对立和分歧》,《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期)。

  10高鉴国、李芹:〈「文革」时期的社会心理〉,《青年思想家》1991年第2期。

  11印红标:〈「文化大革命」中的社会性矛盾〉,《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

  12印红标:〈红卫兵运动的两大潮流〉,《二十一世纪》1992年10月号。

  13唐少傑:〈红卫兵运动的丧钟: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二十一世纪》1995年10月号。

  14卜伟华:〈「文化大革命」中北京「天派」、「地派」的一些特点〉,《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5印红标:〈红卫兵运动的主要流派〉,《人大複印资料?中国现代史》1997年第8期。

  16史会来、刘晓:〈「血统论」在「文革」中的兴衰〉,《龙江党史》1994年第3期。

  17徐友渔:〈异端思潮和红卫兵的思想转向〉,《二十一世纪》1996年10月号。

  18唐少傑:〈从清华大学两派看「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组织的对立与分歧〉,《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期。

  19高鉴国、李芹:〈「文革」时期的社会心理〉,《青年思想家》1991年第2期。

  20印红标:〈「文化大革命」中的社会性矛盾〉,《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

  21徐友渔:〈再说文革中的造反派──与华林山商榷〉,《二十一世纪》1996年2月号。

  董国强,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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