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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雷斯人与罗马帝国

[日期: 2008-11-03 ] 来源: 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网   作者: 沈坚 [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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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居巴尔干半岛东部一带的色雷斯人(Thracians),人口众多,内部族系纷繁,早在古典时代以前,就已为希腊人所闻知,并见存于其文献载录。后来,随着罗马势力的崛起和持续东扩,色雷斯人各部遂同作为地中海霸主的罗马人(Romans)相继发生接触,由初时的零星冲撞,随后的深入交往,直至最终被完全征服,自身亦不同程度地渐趋罗马化。色雷斯人不同支系与罗马之间的种种交往,在罗马时代的文献中不乏其例,常可觅得成段的记述,塔西佗、苏埃托尼乌斯、斯特拉博、狄奥·卡西乌斯、庞培尤斯·特罗古斯、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波萨尼阿斯、阿里安等古代作家都曾不同程度地留下了他们有关的文字。
在色雷斯人与周邻各民族的关系中,同罗马的关系,无疑是一个决定其历史命运的重要方面,颇堪细加探究。



大概囿于地理上的距离,色雷斯人各部同罗马人相遇,比之其邻族希腊人、伊利里亚人及凯尔特人等,要来得多少晚近一些。然而正是这位后来居上者,历史性地改变了色雷斯族群的演进方向。
希腊化时代的色雷斯,主要受马其顿控制。公元前2世纪初起,罗马势力开始向巴尔干半岛内陆渗透。罗马趁马其顿与西亚的塞琉西王国交恶、无暇旁顾之机,发动了第二次马其顿战争,在公元前197年辛诺塞法莱之役中一举击败了名噪一时的“马其顿方阵”,迫使马其顿国王腓力五世放弃了对希腊及爱琴海周边地区的控制权。不久,第三次马其顿战争再起,罗马在公元前168年的皮德纳之战中彻底攻灭马其顿,俘其国王佩尔修,从而扫除了她向巴尔干扩展的最大障碍。此后,马其顿国土被分割成四个互不联属的“自治区”,沦为罗马实际上的属地。公元前146年,罗马在此正式设立马其顿行省,统辖巴尔干东部一带(包括希腊及其周邻地区)。罗马实施行省制度,始于布匿战争以后。这种制度具有一种长期军事占领的形式,由罗马派遣一位一年一任的长官居间总揽其事。随着罗马向东地中海地区的扩张,行省制度也被随之强加于东方各地,马其顿在巴尔干地区是最早建起罗马行省的。马其顿霸权的败落,一度曾让原先在其治下的色雷斯人摆脱了羁绊,但同时也给罗马人的插手开启了方便之门。赫布鲁斯河(今马里查河)以西的色雷斯地区旋即被纳入罗马的势力范围,曾经站在佩尔修一边反抗过罗马的色雷斯族系奥德里西亚人(Odrysians)王国君主科提斯二世(CotysⅡ),转而成为了罗马人的依附者。约公元前130年,从亚得里亚海岸到拜占廷、横贯巴尔干的埃格纳提亚大道开始修筑。大道恰巧穿越马其顿、色雷斯地区,这就大大便利了罗马势力及其影响渗入沿线各地。罗马征服者在巴尔干和东方各地的巧取豪夺,激起日益强烈的不满,一些色雷斯部落纷纷联合各种反罗马力量,奋力抗阻其入侵。米特拉达悌战争期间,多瑙河沿岸、罗多彼山与哈伊莫斯山(今巴尔干山)及其它地方的一些色雷斯部落,与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悌六世联手结盟,抗击罗马1 。罗多彼山以东一带色雷斯族系的培西人(Bessi),先后同罗马将领马尔库斯·李锡尼乌斯·卢库卢斯(前72年)和盖约·屋大维(奥古斯都之父,前60年)的军队交兵 2。然而,由于色雷斯人本身内部的分

1、阿庇安:《罗马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上卷,第421页,第469页。
2、迈克尔·格兰特:《古代世界指南:古典地名辞典》(Michael Grant, A Guide to the Ancient World, A Dictionar of Classical Place Names),威尔逊公司1986年版,第653页“色雷斯”条。


裂,部落林立,长期纷争,使他们难以集结所有力量、一致对付罗马入侵。米特拉达悌战争期间仍有部分色雷斯人参加了罗马阵营,这就愈发加剧了政治关系的错综复杂性。色雷斯人还直接卷入罗马人的内战。公元前49~48年凯撒-庞培内战期间,有不少色雷斯人加入了支持庞培、反对凯撒的战斗 ,奥德里西亚国王科提斯三世(Cotys Ⅲ)即为一例。公元前44年凯撒遇刺身亡后,在屋大维、安东尼讨伐刺杀凯撒的布鲁图和卡西乌斯的一场新的内战中,又不时闪现色雷斯人的身影,他们跻身于布鲁图、卡西乌斯的麾下 ,同这场战争的最终胜利者对阵。
罗马战争机器在巴尔干的全力推进,无一例外地牵动了当地所有的族群,色雷斯人在这股巨大引力的作用下,自然身不由己,也被深深卷入政治漩涡之中。
色雷斯人生性蛮悍,崇尚勇武,富于热爱自由、反抗压迫的悠久传统,并具有作为优秀士兵的良好素质,因此色雷斯也就成了古代地中海世界一处闻名遐迩的募兵来源地。许多色雷斯人倚靠替外人充当雇佣兵为业,包括在罗马人的辅助部队里服役,时有“色雷斯步兵营”(cohors Thracum)之类的番号5,公元2世纪后则直接招纳进入罗马正规军团服役。长期充当雇佣兵、各为其主效命的生涯,或许多少可以解释色雷斯人何以会加入不同背景政治派别的部分原因。也正是缘于这一明显的军事和政治影响力,色雷斯人作为一个处在文明边缘的落后族群,居然能在古典时代的舞台上扮演起非同寻常的历史角色。曾对罗马专制暴政发起过强烈冲击的奴隶大起义(公元前74~71年),就是由可能来自斯特里蒙河沿岸密底(Maedi)部落的色雷斯勇士斯巴达克领导的,起义军中也汇集了大批与斯巴达克同属色雷斯族裔的战俘奴隶。及至那位被视作 “最先走上使罗马帝国彻底蛮族化的道路”的军人皇帝L.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得以驻多瑙河军事长官的身份登基,也无非是仰赖于他的色雷斯人及伊利里亚人精锐部队的鼎力拥戴1。塞维鲁王朝时期以膂力绝群而出名的军人皇帝马克西米努斯,也是出身于色雷斯人的。
随着罗马向多瑙河中下游南岸一带的扩展,公元前29年,奥古斯都的马其顿总督马尔库斯·李锡尼乌斯·克拉苏(与前三头之一同名)征服了默西亚地区,这里原系色雷斯族系默西亚人(Moesi)的居住地。约公元15年,默西亚成为罗马一行省。在色雷斯本土,反抗罗马入侵的斗争和罗马的不断干涉一直在交替展开着。公元前12年的色雷斯人起义,罗马花了三年之久才镇压下去。公元6~9年的潘诺尼亚大起义,震撼了巴尔干各地,色雷斯人亦起而响应,罗马当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以控制住局势。公元12年,色雷斯人国王罗梅塔尔凯斯一世(RhoemetalcesⅠ)死后,在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干预下,色雷斯被裂土为二,形成西、东两个王国,分由其弟列斯库波里斯二世(RhescuporisⅡ)和其子科提斯二(四)世(CotysⅡ/Ⅳ)统治,引起彼此内争。公元19年,罗马皇帝提比略派默西亚行省长官富拉库斯赴色雷斯,诱捕列斯库波里斯二世,旋杀之,又分国土与其子罗梅塔尔凯斯二世(RhoemetalcesⅡ)和科提斯二世诸子,任罗马官员为摄政2。21年,色雷斯人愤于罗马的干涉,揭竿而起,参与者涉及奥德里西亚、科埃拉勒泰(Coelaletae)、迪伊(Dii)诸部落,起义直接蔓延到菲利波波利城3。塔西佗还提到,26年,哈伊莫斯山脉以南的色雷斯部落因不愿忍受罗马的军事征集和奴役,再度奋起为自由而战4。直至公元46年,残存的东色雷斯人国王罗梅塔尔凯斯三世(Rhoemetalces Ⅲ)遭谋害以后,罗马新帝克劳狄一世遂决定直接兼并其土,正式设立了包括各块占领地在内的色雷斯行省。

阿庇安:《罗马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下卷,第143页,第161页。
阿庇安:《罗马史》,下卷,第382页。
5 当然在此部队里并非仅有色雷斯人,同时也还含有其他民族的成员(参阅M.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马雍、厉以宁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上册,第160页)。
1 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下册,第561页。
2 参阅塔西佗:《编年史》,王以铸、崔妙因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上册,第115-117页。
3 塔西佗:《编年史》,上册,第165页。
4 塔西佗:《编年史》,上册,第237-241页。


自此,色雷斯人各部与罗马的接触,大都在帝国的马其顿、默西亚和色雷斯行省框架内或通过这些行省而实现。一般来说,帝国境内各行省的罗马化进程,多半取决于罗马当局同当地民族的相互关系,罗马化程度较高的地区,罗马当局会加快向本地人士、特别是土著贵族阶层授予罗马公民资格的进程;而同罗马关系敌对的地区,则往往罗马化进展迟缓,统治当局也就愈是不肯授予公民权或放慢其步伐。所以,罗马化的基础稳固与否,就在于当地是否已经形成一个多少罗马化了的权贵阶层,这些人大都是在早年替罗马人当兵服役期间开始接受罗马文化影响的。从巴尔干和色雷斯人地区来看,这个罗马化进程其实并不顺畅,与凯撒征服高卢、一锤定音后的形势相比,却显得颇为曲折反复。在彼此冲撞和混融相伴的交往过程中,罗马帝国的巴尔干边界线曾经时有进退和伸缩,行政区划也累经变更,而这些变动又往往导源于罗马当局和当地色雷斯部落之间不稳定的政治关系,特别受到因达西亚人(Daci)崛起而产生的形势变化的影响,以致其罗马化进程屡屡受阻。公元86年,罗马皇帝图密善亲自下令将默西亚行省一分为二:西部称上默西亚行省(以今塞尔维亚境界为主),首府驻马尔文西斯;东部称下默西亚(以今保加利亚境界为主),以托米为首府,两行省之间由齐亚布鲁斯河(今齐布里察河)为分界线。从居民成份来看,上默西亚大致属色雷斯人和伊利里亚人混居地带,下默西亚则几乎全为色雷斯人居住区5。这一行政区划的调整,就是为了应付当时面临的达西亚人频繁攻袭的复杂局面.
公元前1世纪上半叶,色雷斯人北方支系达西亚-盖塔人(Daco_Getae)部落的力量逐渐走向联合,公元前70年形成了以布雷比斯塔(Brebista)为首的达西亚王国。斯特拉博说,布雷比斯塔已经“成为罗马人的巨大威胁,因为他常常旁若无人地越过多瑙河去劫掠色雷斯,远至马其顿和伊利里亚”6,并力图插手罗马内战。这一敌视罗马的政策,引起了凯撒的强烈关注,不惜为此集结重兵,准备对达西亚进行征伐。旋因公元前44年他的突然遇刺,罗马人的这项征服计划才被推迟了1。是年,布雷比斯塔同样成为一场其国内权力斗争阴谋的牺牲者,达西亚王国遂被分割成若干个互争雄长的小国(或相当于部落联盟)。皇帝奥古斯都秉政时期,多瑙河左岸达西亚人尚有5个小王国,多布罗加一带同时还有3个2。然而,达西亚人的政治中心似乎依然活跃在喀尔巴阡山的特兰西瓦尼亚一带。布雷比斯塔之后相继执掌最高权位的,还有德凯尼乌(Deceneus)、科莫西库斯(Comosicus)、斯科里洛(Scorilo)、杜拉斯-狄乌尔帕尼乌斯(Duras_Diurpaneus)。罗马趁着达西亚-盖塔人各小国间频生内争之隙,步步为营,于公元前28年开始侵入多布罗加。公元46年,整个多布罗加被并入默西亚行省。为了制服达西亚-盖塔人的攻击,公元11~12年,罗马将领卡图斯甚至将蒙特尼亚平原5万盖塔人迁往多瑙河南岸,并摧毁其原有的居留地3。但征服者未能完全抑止住达西亚人的迎头反击。公元85(或86)年冬,达西亚王子德凯巴鲁斯(Decebalus)率军进袭默西亚行省,罗马总督奥皮乌斯·萨比努斯兵败阵亡。德凯巴鲁斯以其纯熟干练的军事和外交才能赢得了国人的尊崇,获禅登位为国王,达西亚遂重又实现统一,臻于极盛。罗马皇帝图密善随即又派大将科尔内利乌斯·富斯库斯统兵再征达西亚,于奥尔特河谷中伏,复遭败绩。公元88年,罗马人从巴纳特方面进攻达西亚,取得突破。次年,罗马与达西亚王德凯巴鲁斯缔结和约,在多瑙河左岸占获若干据点。皇帝图拉真上台后,加强武备,倚恃优势地


5 参阅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上册,第333页。
6 斯特拉博:《地理学》(The Geography of Strabo, Ⅶ.3.11, Translated by H.L.Jones),哈佛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卷,第211页。
1 参阅康斯坦丁·康·朱雷斯库:《罗马尼亚民族和语言的形成》(Constantin C. Giurescu, The Making of the Romanian People and Language),布加勒斯特1972年版,第40页。
2 参阅朱雷斯库:《罗马尼亚民族和语言的形成》,第40页。
3 米隆·康斯坦丁内斯库等主编:《罗马尼亚通史简编》,陆象淦、王敏生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上册,第78页。


位向达西亚频频用兵,历经两次达西亚战争(101~102年、105~106年),才终于征服巴尔干地区这一最后的色雷斯族系国家。图拉真由此战直接掠获的战利品极为丰厚,其金银数额浩大,据后人估计,仅黄金即当5.559亿 金法郎,作为战利品运走的白银,也相当于6620万金法郎4。这不仅有助于缓解帝国的财政困难,可用以广建公共设施,并且也因此而有可能停止征收当年的税赋,向每位罗马纳税人提供650第纳尔作为赠礼5。颇具意味的是,这场达西亚战争的概貌,在其遗存至今的长久性纪念物——罗马广场图拉真纪功圆柱的浮雕画面中得到了十分生动的描绘。
随后,罗马将这块位于喀尔巴阡山脉和多瑙河之间的广袤土地完全纳入自己的版图,设置了达西亚行省。为了便于控制,119~120年时,皇帝哈德良又将其划作上达西亚(北部)和下达西亚(南部)两行省,分别以阿普卢姆(今罗马尼亚阿尔巴尤利亚)和罗穆拉马尔瓦(今雷希察)为首府。约124年,上达西亚又进一步被分割成两个更小的行省阿普伦西斯和波罗利森西斯,阿普卢姆与纳波卡(今克卢日)分别为其首府。嗣后,曾长期经略帝国多瑙河防线的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略,下令对达西亚行省进行了最后一次改组,168年,他取消下达西亚,将其与上达西亚合并,定名阿普伦西斯达西亚。翌年,又由此划出巴纳特西部,另组单独的马尔文达西亚行省,将阿普伦、马尔文和波罗利森西斯三个达西亚行省交由一位元老级总督统辖。行政区划的屡经变动,表明罗马人在确立和巩固对达西亚人统治的问题上曾费尽心机。
达西亚人居住地区被征服以后,便陆续有大批外来移民迁入,他们往往不是作为罗马人殖民地的官员、戍兵,就是以商贾、采矿者和农民的身份而来的。在络绎涌入的移民人口刺激下,一批新的城镇崛然而起,本地达西亚土著居民在外来移民的影响下,也出现了罗马化倾向。但在帝国统治区的周边也还有一部分未曾罗马化的“自由达西亚人”,他们时常联合其它蛮族攻袭行省的罗马统治当局,尤自公元3世纪上半叶起,这类冲突愈趋频仍。卷入其间的“自由达西亚人”部落,包括卡尔皮人(Carpi)、科斯托博契人(Costoboci)等。此时达西亚行省所遭遇的外来威胁,实际上是当时整个帝国遭遇的全面危机的一个组成部分。从皇帝卡拉卡拉、马克里努斯、马克西米努斯,到“阿拉伯的”菲利普、德西乌斯、瓦勒里安、奥勒利安,无一不曾在达西亚为防御外族、固守疆界、力挽颓势而作过不懈的努力。但是,终因整个经济状况及战略地位日益恶化,帝国当局在多瑙河沿线不得不改取退守政策。公元271或272年初,罗马人首先放弃了达西亚北部和中部,即波罗利森西斯达西亚与阿普伦西斯达西亚。不久,又于275年春撤离了达西亚南部,即马尔文西斯达西亚,仅在多瑙河左岸保留了少数几个据点。
达西亚是罗马人耗费巨大精力、累经血腥征战后才夺得的一块广阔土地,却又是行省中最先被弃守的,诚可谓“得之不易,失之也忽”。
从政治史的角度看,坐落在多瑙河以南的默西亚、色雷斯行省虽不像达西亚那样直接处于蛮族侵袭首当其冲的地位,多少曾蒙其缓冲隔阻之利而获偏安一时,但迄3世纪时,情况也已有了变化,一再有入侵的哥特人突破藩篱、长驱直入多瑙河之南1。公元251年,罗马皇帝德西乌斯率师抵敌哥特人的攻势,在默西亚的多布罗加沼泽地力战至死,几达全军覆没。当此罗马帝国岌岌可危之际,色雷斯人遂趁势倒向哥特蛮族一边,愈发加剧了局势的动荡。色雷斯人地区的这种紊乱局面,一直断断续续撑持到4世纪末,在惊涛拍岸的民族大迁徙浪潮的席卷下渐至沉沦。

4 康斯坦丁·康·朱雷斯库:《统一的罗马尼亚民族国家的形成》,陆象淦译,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7页。
5 参阅朱雷斯库:《罗马尼亚民族和语言的形成》,第47页。
1 例如238年、248年、250年、270年等(参阅斯坦利·乔治·埃文斯:《保加利亚简史》,黑龙江大学英语系翻译组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0-31页。)。




自公元2世纪以来,罗马陆续征服色雷斯各部,导致其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发生了重要变化。罗马的奴隶主大庄园制被引介到色雷斯,许多色雷斯人遭受奴役,沦为战俘奴隶,其中不少被劫往意大利。统一而严整的罗马帝国政权机构被强加于色雷斯人的头上,替代了原先四分五裂的部落和松散的奥德里西亚、达西亚早期国家组织。随着罗马在巴尔干兴建庞大的道路系统,战略重镇和交通沿线的城市相继崛起。这些城市一部分系罗马时代新建,另一部分则是在原先色雷斯人或马其顿人、希腊人居民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譬如,位于今保加利亚境内的塞尔迪卡(今索非亚)、菲利波波利(今普罗夫迪夫)、尼科波利斯(今北部多瑙河畔的尼科波尔)、杜罗斯托鲁姆(今锡利斯特拉)、阿波罗尼亚(今索佐波尔)、奥德索斯(今瓦尔纳)、奥埃斯卡斯(在北部多瑙河支流伊斯克尔河畔)、马尔西亚诺波利斯(位于黑海沿岸),今罗马尼亚沿海的希斯特里亚(原希腊殖民城邦伊斯特洛斯)、托米(今康斯坦察),位于今南斯拉夫东部的纳伊索斯(今尼什),在今土耳其西北部的亚德里亚堡(今埃迪尔内)、拜占廷(今伊斯坦布尔),等等。在许多兴盛于罗马时代的城市中,开始留驻罗马士兵,黑海沿岸也出现了一些罗马移民地。伴随3世纪危机后帝国重心的东移,330年罗马君士坦丁大帝正式将国都迁至色雷斯的拜占廷城,易名为君士坦丁堡,更是将帝国对色雷斯的控制和影响推到了极致。帝国在默西亚、色雷斯行省的统治留下的遗痕,依旧俯拾皆是,从城墙、建筑到钱币、碑铭,在某些色雷斯城市里甚至还设立了膜拜罗马皇帝的“基农”(即联拜会),无不给人留以难忘的印象。
然而,在位置偏南的默西亚、色雷斯行省一带,此前曾受到希腊文化的长期浸淫,而这种影响对于尔后输入的罗马-拉丁文化又恰恰起着某种抵制和排拒的作用。对罗马来说,帝国希腊化的东部地区差不多一直是作为一种异己力量存在的,其影响如此之强,以致于最终走上了同拉丁化的帝国西部地区相分离的道路。这种分离莫如说在更大程度上可被看成是种族、文化、心理和传统的力量催化的结果1。默西亚、色雷斯地当整个罗马帝国版图东方“希腊文化圈”的边缘,所接受的罗马化影响其实颇为有限,一些罗马时代兴起的城市,“与其说是罗马式,不如说是希腊式,”因为其居民成份,“既非罗马人,又非色雷斯人,而是来自南方或东方的已经希腊化的移民”2。如同早先的希腊化影响那样,罗马化之所及,主要也还是限于少量的城镇居民;至于城镇居民中下层的希腊化、罗马化深度究竟如何,其实也还不大容易说得清楚,按照罗斯托夫采夫的说法,大概使其足以“说拉丁话和写拉丁文,或者他所受的教育已经能使他很快地、很好地学会拉丁语文就行了”3。然而,这也并不一定表明已经出现完全意义上的民族与文化融合。罗马诗人奥维德曾说起,他的流放地黑海沿岸托米的居民便不识拉丁文4。至于广大的内陆乡村,这种外来文化的影响则更其微弱了,“色雷斯的农民依然保持着他们原有的种族特征、语言和文化”5,农民彼此间照旧通行土语方言,除非在同城市以及行政方面办交涉时才使用官方语言6。不过,这并不排除经由征募军人的途径,使一些色雷斯人脱离本土而辗转汇入罗马主流社会的事例。对当时许多人来说,“在军队中服役意味着社会地位提高”,可

1 参阅拙稿《希腊化与拜占廷帝国》,《史林》1995年第1期。
2 埃文斯:《保加利亚简史》,第29页
3 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上册,第68页。
4 转引自J.P.V.D.鲍尔斯顿:《罗马人与外邦人》(J.P.V.D.Balsdon,Romans and Aliens),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34页。
5 科谢夫、赫里斯托夫、安格洛夫:《保加利亚简史》,黑龙江大学英语系翻译组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上册,第15页。
6 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上册,第277页。

“在服役期满后得到罗马公民资格,而这是一种很高的特权”7。即便如此,大多数异族军人的罗马化程度也很难说会有多深。此外,罗马似乎也采用过类似同当地贵族通婚的政策,以加强罗马化的力度。一度作为屋大维盟友、尔后演变为其劲敌的罗马军事强人马克·安东尼,据说即或具色雷斯血统8。
一般来说,多瑙河以南的色雷斯人接受的外来文化大致以希腊化影响为主,罗马化却相对薄弱,虽则在安东尼王朝时期皇帝图拉真、哈德良曾于这一带戮力推动城市化运动,一时兴起过一批冠以帝名的城市(像图拉真堡、亚德里亚堡等)9,仿佛颇为热闹,但希腊化风气已然根深蒂固的事实,似未根本动摇。而北方的色雷斯人地区,如多瑙河以北的达西亚人中间则不然,他们原本所受的希腊化濡染即很有限,反倒给了罗马化影响的渗入以相当的空间。而位于多瑙河下游右岸的多布罗加地区或应列为亦此亦彼的过渡性地带,“文化生活具有希腊-罗马性质”,沿海偏重希腊化影响,内地则罗马化色彩浓郁10。人们不难注意到,罗马化影响在色雷斯人分布地域内存在的这一鲜明的南北差异性。究其缘由,恐怕既与本地原有文化传统的基础(希腊化的和色雷斯的)相关,同时也关涉到外部迁入的罗马化移民的数量和影响,就此点而言,达西亚日后出现的罗马化不能不说是十分深刻的。
达西亚被征服后出现的罗马化趋势引人瞩目,罗马尼亚学术界和其他欧美国家的有关学者都曾作过不少的探究。其中最明显的一个后果就是,古老的达西亚语言历经历史风雨的磨蚀而倏然湮灭,而为现今的罗马尼亚语所取代。这是当年罗马人输入的拉丁语的一个变种,现今为印欧语系拉丁语族的一个分支,孤悬于东南欧巴尔干地区的惟一拉丁系统语言。
语言上出现的这一重大变动,是否意味着曾经伴有过一场大规模的人口-种族置换呢?
以往曾流行一些说法,大意是由于达西亚战争期间许多本地土著居民战死或被俘,并被押解到罗马帝国为奴,再未返归家园,因而达西亚人似乎是被消灭或完全逐走了;有人甚至把图拉真纪功圆柱上最后几幅浮雕描绘的达西亚人赶着牛群结队而行的图景说成是战争结束后“土著人被流迁或者大量外逃”。可是,根据相反的解读,这却恰恰被看成是对“逃难的居民重返家园”的描绘1。那就是说,土著居民非但没有被全部赶离故土,而且仍旧继续活跃在他们原先的土地上。与此同时,罗马为了填补战争时期大量人口流失造成的虚空状态,也确曾向达西亚移入并安置了相当数量的殖民者,为巩固在那里的防务而设立过十三个军团的永久性总部2。罗马人的大批迁入,自然引起达西亚人口结构的变化。但问题在于这些罗马化的移民是否完全替代了原有的达西亚土著而成为当地惟一的居民?对此,罗马尼亚学者表示了明确否定的态度,他们指出达西亚人远未被灭绝或被迁移,而是继续留存下来,积极参加了新的生活,以至于出现过一个“土著人和罗马人同时存在”3的时期。这些达西亚居民和迁入的罗马化移民后来发生了相互交融,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罗马化族体达西亚-罗马人(Daco_Romans),或罗马-达西亚人。罗马尼亚学者尤其强调了达西亚-罗马人社会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否认那种认为曾发生过中断或偏离的说法,并将他们看成是日后中世纪渐趋成型的罗马尼亚民族和语言的前驱。
罗马史学家迪奥·卡西乌斯曾提到,早在第二次达西亚战争的初期,就有部分达西亚人归顺了罗马人;图拉真记功圆柱的几幅浮雕即有此反映4。与征服者合作,自不会遭致灭绝或流迁,也就有可能在新的

7 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上册,第68页。
8 埃文斯:《保加利亚简史》,第27页。
9 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上册,第195页。
10 康斯坦丁内斯库等:《罗马尼亚通史简编》,上册,第140页。
1 朱雷斯库:《统一的罗马尼亚民族国家的形成》,第21页。
2 卡尔顿·史蒂文斯·库恩:《欧洲的种族》(Carlton Stevens Coon, The Races of Europe),纽约1954年版,第613页。
3 安德烈·奥采特亚主编:《罗马尼亚人民史》,安娜-埃瓦·布杜拉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2-43页。
4 朱雷斯库:《统一的罗马尼亚民族国家的形成》,第21页。


相互共处的基础上存续和发展了。嗣后,达西亚人加入罗马军队的亦非少数,不少人还被派往帝国其他行省承担戍卫,不列颠、诺里库姆、潘诺尼亚、马其顿乃至美索不达米亚等地,都曾驻有达西亚人的步兵或骑兵部队。罗马尼亚学者认为,大概有10~15支这类部队可以肯定是由达西亚人组成的5。其中一些军人具有典型的达西亚名字,如德契巴卢斯、迪达等。达西亚人影响的存在,可从姓名学的角度得到不少印证,譬如,在阿普卢姆发现了穆卡特拉、布拉苏斯、穆卡波尔·穆卡特拉一类名字,在其他地方发现的铭文中,则见有迪绍、斯科里洛、杜拉斯、埃普塔拉、秦托、科斯塔斯、塔尔萨、德里吉扎等,不一而足6。
地名学方面的例证也不少,据罗马尼亚学者考证,今该国境内或流经其境的多瑙河、阿尔杰什河、索梅什河、克里什河、蒂米什河、奥尔特河、穆列什河等名称,均源自古达西亚语,后为罗马人所沿用7。此外,罗马的达西亚行省一系列城市名称,也都具有达西亚语的遗痕,象萨尔米泽杰图萨、阿普卢姆、波塔伊萨、波罗利苏姆、纳波卡、杰尔米萨拉、贝尔祖比斯、阿伊克西斯、蒂比斯库姆、迪耶尔纳、德罗贝塔、阿德-穆特里乌姆、贝罗埃、契乌斯、阿埃吉苏斯等8。
值得注意的是,罗马尼亚学者伊·伊·卢苏在语言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曾提供了极富意义的证据,他认为,今罗马尼亚语中有160个单词是来自古达西亚-盖塔语的,其涵盖范围相当广泛,有涉及人身方面的一些词,如咽喉、脖、嘴唇;还有家庭方面的儿童、婴儿、嫁妆;农村生活方面的耕地、村落、篱笆、马驹、羊圈、围场、软奶酪、乳浆、豌豆;自然环境方面的山脉、湖、岸;动植物方面的树、枞树、龙、鹳、野猪、蜥蜴、獾;以及人的行为方面的忍受、害怕、玩耍,等等1。
这表明,在达西亚和罗马双重因素相互交流、融汇的过程中,达西亚因素是不应该被忽视的。即使在罗马征服之后,达西亚行省人口的大部分,恐怕仍为分布于广大乡村地带的土著居民。更遑论也还有一些政治上未曾被划入帝国版图的地区,那里依然活跃着一部分自由达西亚人,如东北喀尔巴阡山两脊的科斯托博契人、中摩尔多瓦的卡尔皮人。由于当地处在罗马文明圈以外,无罗马军人、移民迁入,自由达西亚人遂得免于罗马化。但他们同罗马人的达西亚行省之间依然存有一定的贸易和文化联系,在文献中也时有彼此冲突的记录。所以,综上所述,“达西亚人绝灭论”是缺乏足够事实依据的。
而从另一方面来看,达西亚的罗马化又是实实在在,也是极具成效的。罗马社会生活与罗马文明的先进性,早在征服之前即已显现了它的示范效应,对达西亚人产生了一定的吸引力。布雷比斯塔的王国初创时期,便通过采用罗马钱币而加入了当时欧洲-地中海世界的国际货币体系2。征服前后陆续进入达西亚内地的罗马军人和商人,是同达西亚人发生直接交往的最初的罗马文化弘扬者,这种人员流动不可避免地带动了该地区的罗马化。罗马化的进程首先始于当时达西亚的驻有罗马化移民的城镇,其中不少城镇里的罗马化移民甚至占据人口多数,文明舒适的罗马生活方式,自然给毗邻而居的达西亚人留下深刻印象。为了同罗马统治当局、军队和其他移民打交道,城里的达西亚居民率先学习操用殖民者引入的拉丁语。特别是那些出于职业需要的达西亚商人、手工艺匠人,以及部分希图在城镇政府机构中谋取一官半职的人们,更是必须学会使用征服者的语言。对于时尚的追慕和模仿,大概也促使了拉丁语在达西亚社会的迅速流播。不久以后,在

5 朱雷斯库:《统一的罗马尼亚民族国家的形成》,第22页。
6 参阅朱雷斯库:《统一的罗马尼亚民族国家的形成》,第22-23页。
7 朱雷斯库:《罗马尼亚民族和语言的形成》,第61页。
8 朱雷斯库:《统一的罗马尼亚民族国家的形成》,第24页。
1 参阅朱雷斯库:《罗马尼亚民族和语言的形成》,第60-61页。
2 参阅奥采特亚:《罗马尼亚人民史》,第39页。

一些当地人中,拥有拉丁语知识成为了一种与其他人相区别的标志3。
比之城镇,乡村里的罗马化进程则缓慢得多,这不仅由于达西亚土著居民构成了这里人口的大多数,传统文化习俗的根基深厚,而且也因乡村人口居住分散,人际交往稀疏,罗马化自不如城镇中易于见效。不过,当罗马移民也逐渐进入农村定居之后,这种状况便有所改变了。殖民者来到乡间辟占田庄,建造家宅。随着时间的推移,因人口增长、子孙繁衍,在其周边渐渐又衍生出更多新的家园。达西亚农民常在这类殖民者的田庄中耕种、生活。据说,迄今在多布罗加等地仍有一些以其创始者命名的村庄,即为这种罗马式田庄的孑遗4。
罗马尼亚学者肯定了罗马老兵在达西亚乡村罗马化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这些老兵的确切身份大多为罗马人或罗马化的其他族裔人,也有在罗马军队中服过役的本地人。不论从族属背景、生活方式,还是语言文化、价值观念方面来说,他们都已不同程度地带有了罗马化的印记。当25年服役期结束时,许多老兵退伍,娶妻生子,并在军团驻地附近定居。根据212年罗马皇帝卡拉卡拉发布的敕令,帝国境内所有自由人均可获授罗马公民权。依照惯例,老兵一般都有罗马公民身份。但若原先尚无的话,退役时则可被补授,无论其本人抑或其他家庭成员,都可享此殊荣及相应的权利,同时获得一块耕地。许多罗马老兵的妻子原系当地的达西亚人,因随夫而取得罗马公民资格,并逐渐学会了讲拉丁语,但同时也还使用着达西亚母语。因而在这类家庭内,两种语言、两种文化同样并存的状况,也不是个别的。
从遗留至今的人名资料中可见,一些人的姓名往往是典型的达西亚形式和罗马形式的并列或结合。例如,瓦列里娅·杜拉、奥雷利乌斯·杜达、阿耶利乌斯·迪亚列斯,其姓氏杜拉、杜达、迪亚列斯均系达西亚式,而本名瓦列里娅、奥雷利乌斯、阿耶利乌斯却是罗马式的1。然而在一些地方人名中反映出来的变化趋向,也是十分明显的,仅仅经历几代人的时间,就变成地地道道的罗马式名字了。譬如,有一段拉丁语铭文曾提到出席某次家族葬礼的三代人的名字:祖辈科莫佐斯(Comozous)、父辈戴祖斯·科莫佐伊(Daizus Comozoi)均属显而易见的达西亚名字,但到孙辈却变为典型的罗马式名字查斯图斯(Justus)、瓦伦斯(Valens)了。另一段资料也提到一个达西亚家庭的三代人名字,祖父叫穆卡波鲁斯(Mucaporus),父亲叫斯科里斯(Scoris),都是达西亚式名字,而母亲却具有奥雷利娅(Aurelia)这样的拉丁化名字,其子女的名字就更具罗马色彩了,像奥雷利乌斯(Aurelius)、萨比娜(Sabina)、瓦伦斯和萨比尼亚努斯(Sabinianus)2。这表明在这些家族中,或因通婚关系,或因社会影响之故,罗马化的进程显得颇为迅速。在强有力的外部环境影响下,从语言、生活习惯到文化认同心理的转换,三代人的时间大体上已是足以完成的了3。罗马尼亚学者朱雷斯库列举的另一个数字,或许多少也能作为这一变化的佐证。他说,在罗马的达西亚行省找到的达西亚人或色雷斯-达西亚人的名字很少,仅60个,而拉丁人名却有2000个4。如果说,达西亚行省的人口构成仍是以达西亚族裔者居多的话,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其中已有相当部分达西亚人改而采用罗马化的名字了呢?

3 朱雷斯库:《罗马尼亚民族和语言的形成》,第100页。
4 参阅朱雷斯库:《罗马尼亚民族和语言的形成》,第100~101页。
1 朱雷斯库:《罗马尼亚民族和语言的形成》,第22~23页。
2 朱雷斯库:《罗马尼亚民族和语言的形成》,第103~104页。
3 这不禁让人联想起中国社会中的人口迁徙或欧洲移民迁入美国时发生的一些事例。以我们亲身经历过或了解到的外省人口移居北京、上海一类都市后的情形来看,祖籍不同的人们在三代人的时间内,不也完全可以在语言、生活方式等方面,从原先的山西人、山东人、河北人、安徽人、福建人进而转变为地道的北京人、上海人吗?同样,来自英国、爱尔兰、意大利、瑞典、波兰的移民,也能融汇成为美国国民。
4 参阅朱雷斯库:《罗马尼亚民族和语言的形成》,第23页。


罗马文化在达西亚的流布,当然首先得助于罗马化移民所起的传输作用。这些移民来自帝国境内不同的地域,原有的族属、文化背景各异,既有从达尔马提亚、上、下默西亚、色雷斯和潘诺尼亚迁来的,也不乏来自意大利、希腊、小亚细亚乃至叙利亚等地的。达西亚的殖民化更被认为是主要由罗马国家有组织地推行的5。移民的规模和具体人数,虽迄今未见有确切的统计数字,但从达西亚战争的惨烈程度以及由此产生的人口的重大损失来看,当时进入的罗马化移民必定数量十分可观。如此有组织的大规模国家行为,加之移民的数量巨大,也就使得达西亚有可能受到罗马文化异乎寻常的强有力影响。以其后果与深刻性而言,确乎明显地甚于巴尔干的所有其他罗马行省。
从公元106年达西亚被征服到271~275年间撤离,罗马在此统治了160余年。若以平均每25年为一代人计,统共已经历了六代人以上;即便撤离之后,达西亚地区仍还不时受到来自多瑙河彼岸、乃至巴尔干山脉以南帝国行省及后来东罗马(拜占廷)帝国文化的影响。经过这样一个较为漫长的历程,达西亚逐渐完成罗马化、并巩固罗马化的既有成果,显然是比较顺理成章的。
语言是罗马化的又一个重要方面,拉丁语在意大利半岛以外地区传播最获成功的,除西欧的高卢、西班牙以外,偏处巴尔干一隅的达西亚在帝国东部行省中堪称是硕果仅存的惟一例证。大批来自帝国心脏地带和其他行省的罗马化移民进入达西亚,带来了拉丁语。达西亚人“跻身于罗马公民行列所能享受的利益决定了他们逐步抛弃自己的语言” 6,而最终接受了拉丁语。在罗马化移民与达西亚土著居民开始彼此融合的同时,双方的语言也随之发生着混化,语言混化的最后产物便是形成了近代的罗马尼亚语。
罗马尼亚语从语法结构、构词法、句法、词汇的属性来看,均应归于印欧语系拉丁(罗曼)语族,尽管后来它还曾接受过来自日耳曼语、斯拉夫语、突厥语的些微影响,但终究未曾改变其初始面貌和基本性质。在现今的罗马尼亚语中,源于拉丁语的词汇不胜枚举。表示人类生活基本类型和家庭的大量术语,像男人、女人、丈夫、父母、儿子、女儿、姐妹、兄弟、公公、女婿、姐夫、外甥等,都是出自拉丁语的。年轻的、年老的、好的、优雅的一类词,小麦、黑麦、大麦、小米、耕地、打谷场、田野、泥土、镰刀、叉子、轭、犁、播种、脱粒、收割、拾穗等涉及农业生活的术语,也是拉丁型的。与葡萄栽培和饮酒有关的词汇亦然,像小葡萄、葡萄园、葡萄汁、葡萄酒、野葡萄、嫩枝、藤蔓、酒鬼、喝酒、喝醉等等。还有,诸如蔬菜水果一类的词汇,像葱、蒜、大白菜、萝卜、芜菁、莴苣、瓜、苹果树、梨树、李树、樱桃树、桃树、胡桃树、山茱萸树等;畜牧业方面的词汇,如羊羔、公羊、绵羊、山羊、公牛、母牛、牛仔、马、母马、种马、猪、母猪、牧羊人、马厩、牧场、牛奶、挤奶、乳水奶酪、凝乳、黄油等;养蜂方面的词汇,如蜜蜂、蜂蜜、上蜡、蜂窗等;军事术语敌手、堡垒、剑、弓、箭、盔甲、粗棍、短棍,等等,都具有拉丁语源的痕迹1。此外,在行政、司法领域也常常可见拉丁语的影响。作为语言承载符号的文字,达西亚人初时曾用希腊字母,据说大约从前罗马时期起,开始改用拉丁字母,迄罗马化后更是大行其道了。在达西亚境内发现的拉丁语铭文多达近3000篇,数十倍于希腊语铭文2,拉丁字母通过近代罗马尼亚语一直沿用至今。
达西亚所受罗马-拉丁文化的濡染,也还包括宗教领域。经过罗马化的长期冲蚀,对达西亚传统诸神的信仰早已渐趋淡化了。如同语言一样,至少从城市开始,罗马的信仰传布得很快,随即便占据了上风,其中不乏最著名的罗马诸神。罗马最高神朱庇特及其妻朱诺女神、商旅之神墨丘利、光明与太阳神阿波罗、美神维纳斯、狩猎女神狄安娜、植物与葡萄酒神里贝尔、森林与原野之神西尔瓦努斯、智慧女神米涅尔瓦,还有一些类似于米特拉那样的当时已在帝国境内流行的东方神祗,将不同起源的神糅为一体的混合神等,在达西亚均可觅获其踪。至此,对于某些达西亚传统神的祭拜,已经隐身于罗马神的名义之下了;罗马时代日渐滋长的对帝国开创者奥古斯都的崇拜风气,也

5 参阅康斯坦丁内斯库:《罗马尼亚通史简编》,上册,第110页。
6 康斯坦丁内斯库:《罗马尼亚通史简编》,上册,第112页。
1 朱雷斯库:《罗马尼亚民族和语言的形成》,第112~115页。
2 康斯坦丁内斯库:《罗马尼亚通史简编》,上册,第121页。


在达西亚境内发展起来。这类祭奉殿堂的遗址,曾在乌尔皮乌斯-图拉真被发现3。
显然,色雷斯族群在血统、语言、风习、文化传统诸方面受罗马化影响最为深入的地区,当首推达西亚。罗斯托夫采夫曾将图拉真在色雷斯人地区、尤其是在达西亚积极推展的罗马化与亚历山大在东方的作为相提并论4。其实从历史结局来看,达西亚的罗马化远比希腊化在东方的影响要深入、持久而富有成效得多,此种影响不但体现在古典时代,而且历经漫长历史风雨的洗涤后,居然绵延存续于今天罗马尼亚民族的血液和文化积淀之中,足见其恒久深邃的魅力。但也硕果仅存而已,至于色雷斯人的其他群体及零零落落的罗马化影响,则都已最终湮没于浩浩青史之中了。

产生于古代巴尔干土地上的色雷斯人,是在与周邻民族的相互交往中成长、发展起来的,也是在与他们的碰撞、磨合中确定了自己未来的历史走向。诚然,色雷斯人最终从历史舞台上归于消失,但这并不能单纯理解为一种悲剧性的终局,如同诸多古代民族一样,他们不过是在与外族互动关系的作用下发生着一幕幕无可逆转的裂变与分解,而作为重要的参与成份加入到了若干新的近代民族的重塑过程之中5。如此说来,恐怕更应被视作一种崭新价值意义上的再生。

3 康斯坦丁内斯库:《罗马尼亚通史简编》,上册,第122~123页。
4 参阅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上册,第195页。
5 参阅拙稿《古代色雷斯人透视》结尾部分,《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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