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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主义与美国外交思想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日期: 2008-11-17 ] 来源: 戴超武个人网站   作者: 戴超武 [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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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美国外交思想史演进的角度看,以推广美国价值观和实施“先发制人”军事战略为特点的“布什主义”,是美国外交思想传统的继续和发展,不仅体现了布什和新保守主义基本的政策思想,更为重要的是反映了在以反恐战争为主要内容的新的战略形势下美国外交思想的若干新的特点。“布什主义”不仅引起了世界各国政界的不同反应,而且在美国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论战,显示了“布什主义”所具有的重要政治影响以及社会和学术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布什主义”似乎称得上是一场“外交革命”。

 

布什保守主义思想的形成和新保守主义的外交战略

 

乔治·W. 布什成长的环境、《圣经》以及新保守主义的一些重要人物,对布什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布什在得克萨斯的米德兰德长大,那是一个位于得克萨斯西部的城镇,是“得克萨斯的土生的盎格鲁-萨克森白人新教徒文化之最为纯洁的一个例子”。米德兰德是一个基本上自我封闭的社会,是讲英语的北美地区的“最为保守的社区”,“三K党”在这里有着强大的支持力量。[1] 布什执政后的许多政策根源都可以在得克萨斯西部的文化中找到。毫无疑问,得克萨斯的文化深深地影响了布什及其思想的形成。[2]

在布什的政治哲学的形成过程中,《圣经》的作用不容忽视。从1981年开始,由于布什严重酗酒,个人生活面临着严重的危机,特别是他同劳拉的婚姻。1984年,布什在其好友埃文斯(Don Evans,后来成为布什内阁的商务部长)的介绍下,参加了一个只有10人组成的读书班,这个读书班只读《新约》。在其后两年的时间内,布什逐字逐句地多次阅读圣经;圣徒保罗的转变过程深深地打动了他,他也开始把基督当作自己的朋友。这种树立起来的精神原则大大加强了布什积极面对生活的信心,特别是加强了他戒酒的决心;198640岁生日的那天,布什宣布自己戒除这个恶习。[3]

另外,对布什的政治思想产生巨大影响的人是鲁弗(Karl Rove)1974年,老布什把鲁弗介绍给当时还在哈佛大学读书的布什,鲁弗成为布什最亲密的朋友和政治顾问。鲁弗虽然没有任何学位,但却是一个在政治方面经验老道的组织者。从1993年开始,布什和鲁弗不断接触,进行长时间的交谈。布什发现鲁弗是“一个反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而根据鲁弗的说法,布什希望改变“由那些势利的精英以及左翼的常青藤的家伙们所创造的文化,而这些人依然对文化产生着腐蚀作用”。为了让布什形成连贯一致的政治哲学,鲁弗向布什推荐阅读他自己最喜爱的三本书,即玛格奈特的《梦想与恶梦》(Myron Magnet, Dream and Nightmare)、奥拉斯基的《美国同情心的悲剧》(Marvin Olasky, The Tragedy of American Compassion)以及霍洛维茨和考利尔合著的《垮掉的一代:对六十年代的重新思考》(David Horowitz and Peter Collier, Destructive Generation: Second Thought About the Sixties)。这几个人著作的共同特点就是强烈地抨击六十年代以来的反传统的思想文化。玛格内特论述的是六十年代反文化的“精英们”不负责任的价值观,是如何无意识地摧毁了穷人的自尊。《美国同情心的悲剧》研究的是政府的福利政策对美国社会、文化所产生的侵蚀作用。霍洛维茨是伯克利“新左派”运动的奠基人之一,他在1965年曾经出版《自由世界的巨人:对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批判》一书,抨击美国外交政策的侵略性和帝国主义本质,但霍洛维茨后来却成为新左派的强烈的批评者。1997年,鲁弗邀请这些作者同布什见面,以加深布什对他们思想的理解。布什后来曾承认,玛格内特的书对他的影响仅次于《圣经》。布什在1998年同霍洛维茨会谈了两次。布什从他们的著作以及同他们的会谈中受益匪浅,他们的一些建议成为布什总统“富于同情心的保守主义”的国内计划的一部分。[4] 1994年在参加得克萨斯州长竞选时,布什竞选纲领的重点是福利和民事侵权行为的改革、减少犯罪率以及推进教育等,由此被称为“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者”(compassionate conservative)。

但对布什的政治思想特别是外交思想和国家安全战略产生至关重要影响,还是冷战结束以来在美国影响日益强劲的新保守主义思潮。新保守主义的思想库、冷战军事思想家以及基督教保守主义者,为布什政府的大战略和外交政策提供了理论的基础。这些势力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形成的一股保守主义思想基础的一部分,是对60年代以民权运动、妇女运动、环保运动以及反战运动为主要内容的大众运动的反应。新保守主义宣传自由企业思想、受限制的政府、个人自由、传统的美国价值观以及强大的国防。新保守主义者用自己的说服力,“用历史的任务和政治目的把共和党与美国的保守主义转变成一种全新的保守主义政治,使之更好地适应现代民主社会的治理”。在他们看来,美国的“民主文化不断衰落,已经达到了一个更为粗俗的程度,这些都使得新保守主义者同传统的保守主义者联合起来……在外交政策方面,爱国主义是天然而健康的情感,……世界政府是令人恐惧的念头,因为它只能导致世界性的专制……国务活动家首先应会区别朋友和敌人,美国具有无与伦比的军事力量……或者你寻找机会去使用这种力量,或者世界将为你寻找使用的机会”。[5] 新保守主义者鼓吹军事单边主义,主张外交事务主要有行政部门负责,他们提出了有关战略思想的一整套选择。这些保守主义者同美国外交政策中的理想主义传统有许多共同之处。新保守主义者声称,同那些保守主义的现实学派相比,就保卫和推进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而言,他们的战略选择方案更为现实。同美国早期的战略一样,新保守主义者强调民主化和创建一个自由世界。保守主义认为民主或自由世界基本上是限定在发达的现代国家,即第一世界;而新保守主义者则相信,民主和自由可以推广到全世界。[6] 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克里斯托尔(William Kristol)和卡根(Robert Kagan)的话来说,“美国能够而且应该能够领导世界走向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一个以美国的自由和正义的原则而建立的世界”。[7]

新保守主义者同右翼思想库关系密切。那些右翼的思想库主要包括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美国企业学会(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当前危险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President Danger)、战略和国际关系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新美国世纪计划(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 以及安全政策中心(Center for Security Policy)等。从1999年到2001年,美国82个保守的基金会一共为保守主义的公共政策研究投入了83亿美元的基金。其中右翼的思想库大致接受7774多万美元,大学接受了2314多万美元,媒体机构接受了677多万美元。在这其中,以新美国世纪计划和美国企业学会的作用和影响尤为突出。

新美国世纪计划成立于1997年,其主要成员包括艾伯拉姆斯(Elliot Abrams)、贝内特(William Bennett)、杰布·布什(Jeb Bush)、切尼(Dick Cheney)、科恩(Eliot Cohen)、福山(Francis Fukuyama)、利比(Lewis Libby)、丹·奎尔(Dan Quayle)、拉姆斯费尔德(Donald Rumsfeld)、沃尔福威茨(Paul Wolfwitz)等。克里斯托尔和卡根在机构创建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其发表的第一份正式的政策声明中称,保守主义者并没有对“美国在世界中的作用令人信服地提出战略倡议……我们的目标就是改变这一局面。我们的目标就是证明自己的立场,为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聚集支持”。声明进一步宣称:“强调军事实力和道德高尚的里根式的政策在当前并不流行,但是,如果美国要在这个世纪获取成功,并在下一个世纪确保我们的安全与强大,那么里根式的政策则是必不可少的”。[8] 新保守主义者特别抨击克林顿时期的多边主义。他们指出:“多边主义从原则上讲是好的。但其缺陷在于,由于不能获得充分的多边支持,它使得我们的利益受到了负面的影响;其缺陷还在于,它虽然在较大的概念上包含了美国的利益,特别是安全利益,但一旦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单边行动时,我们就会瘫痪……因此,如果我们能达成一个共识,多边主义则是更可取的。但是,如果达成共识的唯一方法是放弃自己最为根本的利益,那么,多边主义则是毫无助益的。”[9]

19981月,新美国世纪计划致函克林顿总统,要求美国制定新的战略应对新的威胁,其中特别提议用军事手段把萨达姆赶下台。20009月,新美国世纪计划发表了《重建美国的防务:面向21世纪的战略、军队和资源》(Rebuilding America’s Defenses: Strategy, Forces and Resources for a New Century)的研究报告,进一步阐述进行军事变革的重要性。报告声称,“美国目前还没有遇到全球性的敌手,美国的大战略应该是在未来尽可能长的时间内保持和延续美国的有利地位”。报告宣称其研究目的在于“为保持美国的优势地位、防止敌对大国的崛起、以美国的原则和利益塑造国际安全秩序提供蓝图”。为此报告提出了以下主要政策建议:首先,逐步增加防务开支,使之最少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3.5%3.8%之间,为此每年应再增加防务开支150亿到200亿美元。其次,在保持长期的军事基地的框架下,作为对海外驻军的补充,美国应寻求建立一个“兵力部署基地”(deployment bases)或“前进行动基地”(forward operating bases)的体系,以增加当前及未来军力活动的区域范围。第三,提升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力,是应对中国崛起为一个大国的关键。第四,建立全球导弹防御体系。最后,形成在太空进行活动的能力,包括发射飞船、新的卫星等,为创建新的军种,即美国太空部队铺平道路。报告强调,“全球领导地位并不是靠我们的安逸悠闲来行使的……一旦我们国家安全的核心利益受到直接威胁的时候,那就为时过晚了”。[10]

布什就任总统后,当初在新美国世纪计划上签名的34人当中,有11人在布什政府内担任高级官员。切尼(Richard Cheney)是副总统,对外交决策影响巨大。布什曾经说过,“当切尼讲话时,那就等于是我在讲话;当我讲话时,那就等于切尼在讲话”。在国防部,新保守主义势力最为强大,拉姆斯费尔德担任国防部长,沃尔福威茨是国防部副部长,费斯(Douglas J. Feith)担任负责政策研究的副部长,卢德曼(Peter W. Rodman)担任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小施奈德(William Scheider Jr.,)担任防务科学委员会的主席,玻尔(Richard Perle)担任防务政策委员会的主席,施因内曼(Randy Scheunemann)担任部长办公室的顾问。在国务院,赖斯(Condoleezza Rice)任国务卿(她在布什第一任政府内担任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布什对赖斯极为信任,他曾这样说,赖斯是一位“可以以我能够理解的方式解释外交政策事务的人”,她或许就像“一位知己和强大的精神支柱”一样重要。[11] 阿米蒂奇(Richard L. Armitage)担任副国务卿,多波连斯基(Paula Dobriansky)担任负责国际安全的副国务卿,博尔顿(John R. Bolton)担任负责军控和国际安全的副国务卿,后来出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哈斯(Richard Haas)担任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美国企业学会的中东问题专家沃尔姆塞尔(David Wurmser)担任博尔顿的特别顾问。新保守主义者还占据了影响布什政府决策的其他至关重要的位子。利比(Lewis Libby)是切尼的参谋长和国家安全特别顾问,他曾经被《新闻周刊》称为“许多人从未听说过的、但却是华盛顿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中东和北非事务的艾伯拉姆斯成为布什总统的特别顾问;卡利扎德(Zzalmay Khalilzad)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在阿富汗战争结束后成为布什处理阿富汗问题的总统特使。[12]

美国企业学会同样是新保守主义的最为重要机构之一。在美国企业学会中,一半以上的董事来自世界500强的大企业;20037月,美国企业学会举办题为“美国是而且应当是一个帝国”的论坛,它宣称:“美国不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但无可争议的是,美国是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为了保护民主资本主义的全球贸易通道以及美国自身的安全利益,美国应当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进行干预。”2003226,布什在美国企业学会发表题为《自由与未来》的讲话,对美国企业学会大加赞誉;布什说:“在美国企业学会,有我国最优秀的一些思想家,他们正在为对我国产生最重大的挑战的一些问题而工作着。他们的工作是如此的卓越,以致于我的政府中吸收了20位这样的思想家。”[13] 新保守主义及其思想库对布什政府外交战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布什当选为总统后,新政府所推行的外交政策在“9·11”事件之前看来是基辛格式的,亦即强调传统的地缘政治问题以及同大国的关系。新保守主义者对布什政府会不会采取他们所主张的外交政策依然心中无数;在他们看来,国内问题将是布什政府政策的重点。克里斯托尔曾经说过:“2000年秋天我们花费了很多时间,对布什和切尼的竞选以及他们对外交政策的立场都相当不满意……对布什可以成为一个在外交政策上有成就的总统未抱很大的希望。在他成为总统的头几个月内,我们的确对他有相当的微词……布什会不会采取我们的政策建议还是不清楚的”。[14] 但无论如何,恐怖主义并不是新政府关注的头等重要的战略问题。和克林顿政府相比,在布什任内的头一个月,布什政府对国际合作展示出更少的兴趣。但在2001911的上午,这一切政策设想似乎都发生了变化。

 

9·11事件和布什主义的主要政策内容

 

9·11”事件后,美国国防部计划首先对伊拉克实施军事打击。912,拉姆斯费尔德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上建议,由于阿富汗缺少合适的目标,因此应对萨达姆实施打击。沃尔福威茨在915的戴维营会议上也提议军事打击伊拉克,但布什接受了中央情报局局长特内特(George Tenet)的建议,决定首先打击阿富汗的塔利班。107,美国开始对阿富汗实施军事打击行动。到200112月塔利班垮台以及阿富汗新政权建立,这场代号为“持久自由行动”的军事打击仅持续了两个月。随后,布什政府便开始把打击矛头对准了萨达姆。

为了给军事打击伊拉克制造舆论,美国不仅提出了“邪恶轴心”的概念,而且提出要以“先发制人”的军事战略打击这样的“邪恶轴心”。2002129,布什在国情咨文中首次提出了“邪恶轴心”(axis of evil)的说法。据统计,从担任总统到2003616,布什在319次不同的讲话中论及“邪恶”问题,占这一阶段布什所有讲话内容的30%。“邪恶”作为名词使用了914次,作为形容词使用了182次。毫无疑问,布什是把“邪恶”视为一种真实的存在,或是一种力量。[15] 布什在2002年的国情咨文中特别强调:“我们可以未雨绸缪,但时间并不在我们这一边。当危险不断增加的时候,我不会静观其变。当危险日益逼近的时候,我不会袖手旁观。美利坚合众国将不会允许世界上最危险的政权用世界上最危险的杀伤性武器来威胁我们。”[16]

因此,以“先发制人”的军事手段对付可能对美国安全造成威胁的危险,是布什政府国家安全政策的基本指导原则,这一原则主要体现在20029月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其中突出体现后来被广泛称为“布什主义”的基本思想和特点。[17] 《国家安全战略》首先突出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传统目标,这些目标包括:“政治和经济上的自由;同其他国家的和平关系;尊重人类的尊严”,“美国必须保护自由和正义,因为这些原则对全人类都是正确和真实的”。因此,美国必须“支持赞同人类尊严的抱负”,“强化同盟关系以击败全球恐怖主义”,“防止敌人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我们、我们的盟国和我们的朋友”,“通过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促进全球经济发展进入新的时代”,“通过社会的开放和民主基础的建设拓展发展的领域”,“同世界其它主要中心大国一起形成采取合作行动的安排”,“改变美国国家安全机制使之应对21世纪的挑战和机遇”。如何实现这些目标,布什政府强调,威慑已经不足以对付“无赖国家”和恐怖主义分子,因为恐怖主义分子寻求攻击的目标是无辜的平民,他们寻求殉难,他们“最有效的保护就是没有国界”。因此,“威胁越大,无所事事的风险就越大,更具有紧迫性的就是要采取预先的行动来保卫我们自己,尽管我们不清楚敌人发动进攻的时间和地点”。在布什政府看来,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是应对这些威胁的最理想的选择。为此,布什强调:“几百年以来,国际法都一直承认,每个国家在它们保卫自己免受……迫在眉睫的进攻危险之前……可以采取合法行动使自己无需遭受进攻。国际法学家们常常以是否存在迫在眉睫的威胁作为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合法性的条件……我们必须使迫在眉睫的威胁的概念适应当今敌手的能力和目标……美国长期以来就保有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选择权,以击退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威胁……美国不会在任何情况使用武力,以对威胁采取先发制人,任何国家也不能利用先发制人作为发动侵略的前奏。”

    “布什主义”强调美国使命的神圣性,强调反恐战争的神圣性。布什在将反恐战争描述为善与恶之间的斗争时,经常暗示上帝对他的支持。在发生恐怖袭击当晚对全国发表的讲话中,布什引用了《圣经》诗篇第23章中的著名诗句:“即使我在死亡阴影之谷行走,我也不会惧怕邪恶,因为有你与我同在”。在恐怖袭击发生的第9天,布什对国会发表演讲时指出:“战争中永远存在自由和恐惧、正义与残酷。我们大家都知道,上帝不会在它们之间保持中立态度。”布什的一些朋友和幕僚私下对记者表示,布什认为自己是在贯彻上帝的意志。布什的一位亲密朋友说:“我认为,在他的心目中,这正是上帝要求他做的事情。”一位未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后来补充说,布什“确实认为自己是上帝安排在这里来完成一项神圣计划的”。一批宗教领袖在“9·11事件后造访白宫,其中一位告诉布什,布什正在做的事情就是上帝为他选择的使命。据传说,布什的回答是,“我接受这个使命。”[18]

 “布什主义”强调冷战的历史经验,强调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中的重要作用。200261布什在西点军校发表演讲时指出,“我们的斗争同冷战时期是相似的。现在同过去一样,我们的敌人是极权主义者,他们贪婪地追逐权力,而毫不顾及人类的尊严。现在同过去一样,他们寻求强加一种悲哀的一致性,试图控制每个人和所有的人”。布什强调:“在正义与残暴之间不存在中立,在清白与罪恶之间没有中立;我们正处于善与恶的冲突之中,美国将抨击这样的邪恶。在同邪恶和无法无天的政权进行对抗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制造问题,我们是解决问题。”[19] 布什200462在空军学院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同样强调了冷战的历史经验以及意识形态的影响。布什说,在冷战的最初几年内,“如果那一代美国人丧失勇气,那就不会有‘漫长黎明的斗争’,只会有漫长的黎明了。但是,美国及其盟友保持了被压迫人民的信念,给欧洲指明了民主的前景。正是那种执著给全世界的人民一个教训,那就是要相信自由的力量。”布什强调:“如果我们对自己的价值观失去了意志和信念,我们的敌人就会取胜……我们的意志是坚定的,我们明了我们的责任。我们这一代人恪守自己的诺言,坚信自己的价值观,我们将向世界再次展现自由的力量。”[20] 对这一信念,布什在其第二任总统任职的就职仪式上进一步表明,“无论是从历史实践还是从每个人的常识,我们都能推导出这个结论:要保护我们的国土上的自由,将会越来越多地决定于其他国土上的人民能否获得自由。和平最大的希望就在于自由在整个世界的传播。美国最核心的关注和我们最牢固的信仰,只有一个,即从建国之始,我们就曾誓言,这个世界上的每个男人和女人都拥有权利、尊严和无与伦比的价值,因为他们都分享着造物主所赐予的人类的躯体。因此,美国的政策就是,在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文明当中,支持民主运动和民权团体的成长,最终目标是在我们的世界上彻底结束专制。”布什还一再表示,美国“有责任给人民带去自由,我希望我们将不使用武力来完成这个责任,但我们有这个责任。”他还强调,“自由并不是美国给世界的礼物,自由是上帝给世界上所有人的礼物。我相信这一点。”[21]

布什的观点得到其他决策著的响应和赞同。2004220,鲍威尔(Colin Powell)在普林斯顿大学为凯南100岁生日举办的庆典上发表讲话时表示,凯南“从来没有忽视思想所具有的力量,他也从来没有怀疑是高尚的理想指导我们最终获得了胜利……在我们的时代,我们必须承认思想的力量,去支持崇高的民主理想。”[22] 赖斯2005118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有关国务卿提名的听证会上说:“在这样重大的时刻,美国和美国外交都肩负重任。首先,我们将团结民主政体大家庭,建立一个以共同价值观和法治为基础的国际体制。第二,我们将加强民主政体大家庭,抗击对我们共同安全的威胁,并消除滋生恐怖的绝望情绪。最后,我们将在全球扩大自由与民主。这是布什总统给美国和全世界确立的使命,也是今天美国外交的伟大使命。”沃尔福威茨相信,“同冷战一样,针对恐怖主义的全球战争是一场为了理想的战争。”国防部副部长费斯公开声称,推进自由是“对我们时代的召唤”,是“对我们国家的召唤”。费斯还说,里根有关“民主及善与恶的言论曾经广受抨击,甚至遭到嘲弄”,而今却普遍认为,“它对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战略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个战略胜利就是苏联共产主义的崩溃和苏联及东欧人民没有经过战争就获得了自由”。拉姆斯费尔德也认为,反对恐怖主义“同以前击败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斗争是一样的”。因此,美国在2003年发表的《安全、民主和繁荣:2004-2009年度战略计划》明确表示:“21世纪的美国民主是基于以下基本的信仰:通过确保其他国家的自由,来最好地保卫我们自己的自由;我们的繁荣依赖于其他国家的繁荣,我们的安全依赖于全世界一起努力来保障所有国家的权利。美国人民的历史就是一部我们努力遵循我们自己理想的历史。”

“布什主义”强调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切尼2002215在对外关系协会发表演讲时表示,对付恐怖主义威胁的责任责无旁贷地落到美国的肩上,“在这一事业中,美国拥有不少的朋友和盟国;但能够领导这一事业的只有我们。只有我们才能成为号召者,将各个国家召集到这一如此重大的任务中来,共同对付难以捉摸和诡计多端的敌人。美国有能力,也只有美国有能力将这一事业推向胜利。这一重任落到我们肩上并非偶然。我们处于独一无二的地位,是由于我们拥有无与伦比的财富,由于我国人民的特性,由于我们理想的力量,由于我们军力的强大,以及由于支持这种军事力量的强大的经济。”[23]

“布什主义”还试图为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中东地区的民主进程树立榜样。布什曾200351在宣布伊拉克战争结束的讲话中宣称,“解放伊拉克是打击恐怖主义的战役中至关重要的胜利……我们对自由的承诺是美国的传统,建国之时宣示了这个传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四大自由’中确认了这一传统,杜鲁门主义和里根对邪恶帝国的挑战,都是这一传统的昭示。”[24] 切尼在20028月的一次公开演讲中表示:“改变伊拉克的政权将为这一地区带来许多好处。当威胁的坟墓被铲除后,这一地区热爱自由的人民将有机会发扬那些可以带来持久和平的价值观……我们推进巴以和平进程的能力将得到提升,就如同1991年解放科威特后所发生的一样。”[25] 因此,布什政府内的新保守主义者设想,推翻萨达姆后建立的民主的伊拉克,会成为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榜样。他们认为,诸如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埃及以及巴勒斯坦等专制政府可能会迫于自己民众的压力转向民主。假如这种情况发生,这些国家将不会在成为伊斯兰恐怖分子滋生的土壤。伊拉克将成为阿拉伯世界自由的灯塔,并成为美国的一个军事基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将进一步扩大。因此,布什认为美国同伊拉克乃至阿拉伯世界的冲突,“不是宗教的冲突”,而是“政治观的冲突”。布什相信,一个自由的伊拉克将成为中东地区改革和进步的典范。[26]

“布什主义”强调先发制人的军事手段的重要性。1992年的《防务政策指南》当时被称为是“美国治下的和平”一个声明,这个文件是由时任国防部长的切尼负责的,其成员包括沃尔福威茨、利比等人起草的。文件当时就要求对被怀疑为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布什继任总统后则坚持认为,“在某些情况下,深思熟虑地使用武力,就是为了使我们在这个被武力控制的混乱的世界上免受武力的侵害”。[27] 在布什看来,新的威胁需要新的思维,“在对付恐怖主义敌人方面,有关遏制的传统思想不起任何作用”;同时,“当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神经错乱的独裁者用导弹发射这些武器或者秘密地向恐怖主义的同伙提供这些武器的时候,遏制是不可能的”。为此布什强调,“本土防御和导弹防御是更为强大的安全的组成部分,它们对美国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优先考虑。然而,反恐战争不能依靠防御获胜。我们必须打击敌人,破坏它的计划,在最严重的威胁出现之前就面对它。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上,安全的唯一途径就是采取行动。美国将采取行动”。[28] 因此,美国“需要在海外开战,把战争送给那些坏蛋”。[29] 拉姆斯费尔德也明确指出:“遏制和威慑可以追溯到那样一个时代,在那个时代我们所担心的唯一使用武力的是,一个可以直接确定哪个国家会使用武力,而那个国家有着明确的方位。而恐怖分子所带来的全部事实是,你不仅看不到威胁,而且也不知道威胁来自哪里。”[30]

在这种战略思想指导下,布什政府大力增加军事开支,以期建设更为强大的国防力量。在克林顿时期,从1994-2001财政年度,平均每年军费开支在2920亿美元;布什政府在2002-2007年财政年度,平均每年军费开支达到3294亿美元,而“9·11”事件后的军费开支每年高达3380亿美元。[31] 同时,美国还加大对高科技武器特别是核武器生产的投入。2003年美国的防务法案取消了对低能量核武器(low-yield nuclear weapons)研制的限制,并增加经费研制高能量核武器(high-yield nuclear weapons)。众议院虽然对预算开支加以削减,但同意研制和生产低能量核武器和高能量核武器,每年的经费达到64亿美元,远高于冷战时期最高的每年42亿美元。[32]

军事打击伊拉克、推翻萨达姆政权是美国实施“布什主义”的重要步骤。2002107,布什在辛辛那提发表讲话,为军事打击伊拉克制造声势。他在讲话中指出,鉴于“9·11”恐怖袭击的教训,“美国不能无视正在针对我们的危险;面对危险的明显证据,我们不能等待最后的结果,那就是在蘑菇云中显现出来的证据”。[33] 拉姆斯费尔德更把萨达姆等同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在2003123的一次讲话中明确表示:“伊拉克的大规模恐怖武器以及同伊拉克密切相关的恐怖主义网络并不是两个不同的主题,也不是两种不同的威胁。它们是同一种威胁的组成部分。”[34] 在美国决定对伊拉克采取代号为“伊拉克自由行动”的军事行动后,布什在2003319发表讲话指出,军事行动的目的是“解除伊拉克的武装,使伊拉克人民获得自由,保卫世界免受更大的危险”。[35]

“布什主义”所阐述和推行的政策,在当时得到了美国公众的大力支持。“9·11”事件之前,布什的支持率大致在51%左右914915,布什的支持率达到86%92122日,布什的支持率高达90%。在“9·11”事件后的半年内,布什的支持率平均在70%[36] 另外,芝加哥对外关系委员会(Chicago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1998年赞成美国使用地面部队对恐怖主义的训练营地和其他设施实施军事打击的只有57%,而到2002年则上升到91%20012月盖洛普民意测验也显示,赞成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领导角色为16%,到20032月达到26%[37]

 

布什主义和美国外交思想传统

 

体现布什外交思想的“布什主义”不仅在美国国内外政界引起相当大的争议,而且在美国社会科学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论战。这场论战的核心就是,布什主义究竟是美国外交思想的一场革命,还是美国外交传统的继承和发展。美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围绕着这一问题展开了相当激烈的争论,突出体现了“布什主义”所具有的重要的政治影响以及社会和学术影响。[38]

布什主义有一系列的目的,其中一些目的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体现了美国人民的特性。布什政府不仅强调通过美国的榜样,而且关键是要通过美国的力量来重新塑造国际秩序。“9·11”事件使布什政府对美国易受攻击的认识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威胁感促生了进攻性的战略。9·11”事件后产生的强烈的威胁感导致美国决策者把其战略优先考虑置于美国价值观的普世性和优越性之上,其结果必然是过分宣扬美国的力量,推行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的战略。而这一战略的目的在布什政府看来,是通过在全世界推广美国价值观和政治制度以维护美国的利益。布什政府的政策则表明,推动中东地区的民主不仅表现的是理想主义,同时也是符合美国的利益;因为布什相信,阿拉伯世界中的独裁统治对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兴起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减少对美国安全的威胁需要在全世界推进民主改革。因此,布什主义体现了美国外交思想传统的连续性,因为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在美国外交史上早已存在。同时,推进民主的政策,也是自威尔逊以来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和实践。

但是,同以往的美国外交政策相比,布什政府外交政策也出现了一些重大的变化。由于其他强国没有力量挑战或制约美国的力量,美国的力量不受任何制约,这样,布什外交政策的核心是从多边主义向单边主义的变化;在单边主义的行动中,预防自然成为美国领导人至关重要的选择。布什政府采取单边行动的选择,忽视了国际社会的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相互依存。另外,威慑以及其他更为有限的外交、经济以及军事制裁是可以使用的诸多选择,如同历史上的许多情况一样,战争应该是国家政策最后的反应。同时在世界推广美国价值观和政治制度的外交传统中,布什总统及其新保守主义的支持者所忽视的是,美国不能一方面是一个单极的霸权国家,同时又要成为其他国家的楷模。

就布什主义的历史意义而言,有些学者开始把布什政府同杜鲁门政府联系起来了,因为布什对恐怖主义所发动的全球战争,以及他所宣称的对中东地区实施民主化的目标,都体现了冷战初期美国的战略和计划的抱负。毫无疑问,布什的外交思想和大战略体现了一种意义深远的战略创新,这种创新并不在于它的目标,而在于布什政府提出的实现这些目标的方式,这也是“先发制人”原则成为美国国内外讨论战略问题的焦点的原因。

 

课题基金项目:教育部、财政部“985工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南京大学“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关系”项目《美国霸权与冷战后国际体系的发展:理论和现实》。



[1] Michael Lind, Made in Texas: George W. Bush and the Southern Takeover of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3), p.2.

[2] Roger Burbach, Jim Tarbell, Imperial Overstretch: George W. Bush and the Hubris of Empire (New York: Zed Books, 2004), pp.103-104.

[3] Richard A. Melanso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Vietnam War: The Search for Consensus from Richard Nixon to George W. Bush (Armonk, New York: M.E. Sharpe, Inc., 2005), pp. 293-294.

[4] Richard A. Melanso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Vietnam War, pp. 296-297.

[5] Roger Burbach, Jim Tarbell, Imperial Overstretch, pp. 76, 84-85.

[6] James Kurth, “Global Threats and American Strategies: From Communism in 1955 to Islamism in 2005”, Orbis, Vol.49, No.4(Fall 2005), pp. 642-643.

[7] Robert Kagan, William Kristol, “Reject the Buddy System”,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5, 1999, p. A31.

[8] Craig R. Eisendrath, Melvin A. Goodman, Bush League Diplomacy: How the Neoconservatives Are Putting the World at Risk(Amherst,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2004), pp. 173-175.

[9] Chris J. Dolan, “Foreign Policy on the Offensive”, in Betty Glad, Chris J. Dolan, eds., Striking First: The Preventive War Doctrine and the Reshaping of US Foreign Policy(New York: Palagrave Macmillan, 2004), pp.7-8.

[10]Rebuilding America’s Defenses: Strategy, Forces and Resources for a New Century”, 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 September, 2000, www. newamericancentury. org/RebuildingAmericasDefenses.pdf.

[11] Ivo H. Daalder, James M. Lindsay, America Unbound: The Bush Revolution in Foreign Policy(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e Press, 2003), p. 24.

[12] Roger Burbach, Jim Tarbell, Imperial Overstretch, pp.90-91; Craig R. Eisendrath, Melvin A. Goodman, Bush League Diplomacy, pp. 177-191.

[13] Roger Burbach, Jim Tarbell, Imperial Overstretch, pp.91-93.

[14] Chris J. Dolan, “Foreign Policy on the Offensive”, in Betty Glad, Chris J. Dolan, eds., Striking First, p.11.

[15] Peter Singer, The President of Good & Evil: The Ethics of George W. Bush(New York: Dutton, 2004), p.2.

[16] George W. Bush, “The President’s State of Union Address”, January 29, 2002, www. whitehouse.gov/news/release/2002/01/print/20020129-11.html.

[17]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ttp://www.whitehouse.gov/nss/nss.html.

[18] Ivo H. Daalder, James M. Lindsay, America Unbound, p. 88.

[19] “President Delivers Graduation Speech at West Point”, June 1, 2002, available at http://www. 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2/06.

[20] Richard A. Melanso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Vietnam War, pp. 325-326.

[21] Bob Woodward, Plan for Attack(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4), pp. 88-89.

[22] Colin Powell, “Remarks on the Occasion of George Kennan’s Centenary Birthday”, February 20, 2004, available at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wmd/library/news/usa/2004/usa_040220_usiaoi.htm.

[23] Dick Cheney, “Speech to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Washington, D.C., February 15, 2002(www. whitehouse.gov/vicepresident/news-speeches/speeches/vp20020215.htm.

[24] George W. Bush, “President Bush Announces Combat Operation in Iraq Have Ended”, May 1, 2003, www. whitehouse.gov/news/release/2003/05/print/20030501-15.html.

[25] “Vice President Speaks at VFW 103rd National Convention”, August 26, 2002, www. 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2/08/20020826.htm.

[26] Richard A. Melanso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Vietnam War, pp. 313, 323.

[27] Chris J. Dolan, “Foreign Policy on the Offensive”, in Betty Glad, Chris J. Dolan, eds., Striking First, p.16.

[28] “President Delivers Graduation Speech at West Point”, June 1, 2002, www.whitehouse.org/news/releases2002/06/20020601_3.htm.

[29] Ivo H. Daalder, James M. Lindsay, America Unbound, p. 85.

[30] Chris J. Dolan, “Foreign Policy on the Offensive”, in Betty Glad, Chris J. Dolan, eds., Striking First, pp.6-7.

[31] M. Kent Bolton, U.S. Foreign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George W. Bush, 9/11, and the Global-Terrorist Hydra(Upper Saddle River, N. J.: Pearson Education, Inc., 2005), pp. 181-182.

[32] Stephen I. Schwartz, “Quietly Expanding Our Nuclear Budget”, New York Times, June 1, 2003, p. D12.

[33] George W. Bush, “Denial and Deception”, Cincinnati, Ohio, October 7, 2002, www. whitehouse.gov/news/release/2002/10/print/20021007-8.html.

[34] Mark Gerard Mantho, “The Bush Doctrine: Origins, Evolution, Alternatives”, www.comw.org/pad/fulltext/0404mantho.pdf.

[35] George W. Bush, “President Bush Addresses the Nations”, March 19, 2003, www. whitehouse.gov/news/release/2003/03/print/20030319-17.html.

[36] Betty Glad, Chris J. Dolan, eds., Striking Firs, p.142.

[37] Ole R. Holsti,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on Foreign Policy, Pre-and Post-September 11”, in Betty Glad, Chris J. Dolan, eds., Striking First, pp.154-158.

[38] 有关论述参见戴超武:《美国社会科学与布什主义》,《南开学报》2006年第1期,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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