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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军:论新中国外交的形成及其主要特征

[日期: 2008-11-17 ] 来源: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作者: 牛军 [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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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研究的新中国外交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后到1954年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以往有关这一领域研究的共同特点是,侧重于描述新中国外交发展的总画面和影响新中国外交发展的种种内外因素,其不足之处在于一直未能进一步探讨新中国外交的主要特征。如果没有这种探讨,对新中国外交的理解至少不会是完整的,而且肯定无法深入理解后来中国外交的发展。本文的目的就是力图弥补这一不足,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提示新中国外交在其形成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主要特征及其历史含义。
         
(一)“一边倒”与新中国外交的革命性。
         
    对新中国外交制定阶段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特别是近来年对中共与苏联和美国的关系分别进行的深入探讨,丰富和加深了对新中国外交起源的解释。1。有关的研究表明,中共中央大致从1948年底开始考虑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此后在大约三个月的时间,新中国外交的主要原则便确定下来了。按提出的顺序,这些原则包括对帝国主义“不承认”和站在苏联阵营一边(后一被简称为“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等等。2从产生的指导思想和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看,这三项原则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革命性。这里所谓的“革命性”是指它们是在中国革命运动的理论思想指导指导下产生的,同革命运动后期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有密切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一边倒”在其中最具有代表性。
         
    在1949年1月上旬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共领导人讨论了与对外政策有关的问题。从目前已经公开的资料看,这些讨论并不很充分,通过讨论初步确定了对帝国主义国家不急于承认和先与苏联等国建交通商的大原则。会议后发布的《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主要体现了针对帝国主义的“不承认”原则,并对相关的具体问题作出了不少规定。3
         
    1月政治局会议结束后不久,中共领导人在西柏坡接待了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扬,这次会晤促使中共中央最终决定建国后与苏联结盟。在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发言中,毛泽东宣布“我们与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此点”。与此同时他发展了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不承认”原则,即“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4新中国的外交布局从此基本确定下来。
         
    4月1日,毛泽东在与张治中的谈话中,针对后者提出的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的主张,首次使用了类似“一边倒”的说法,即“当今之世,非杨即墨,不是倒向苏联一边,便是倒向美国一边”。5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用驳论的方式重申了他与张治中谈话中阐述的主要观点,其中首次提到了“一边倒”的概念。6此时刘少奇已经踏上了访问莫斯科的旅程,他此次访苏基本上奠定了新中国与苏联建立战略联盟的基础。
         
    从“一边倒”概念提出的过程看,它被赋予了双重含义,即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指导方针和新中国发展战略的形象概括。首先,从毛泽东最初提出“一边倒”概念的针对性看,是要回答在一个被认为是分裂成两大阵营的世界政治格局中,新中国将站台在哪一边的问题。在这个层次上,“一边倒”是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指导方针,也是对未来新中国外交格局的形象的总概括,与苏联结盟和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不承认”都是这一大格局中的具体政策。近年来有关的研究成果详尽地提示了从1948年末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中共处理对苏对美关系的复杂过程,这里所要强调的是主导这一过程的发展方向的指导思想及其本质特点。
        
   “一边倒”方针是一场持续了20多年的革命运动在即将取得胜利的阶段的产物。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作为制订这项政策的主角,是从革命者的角度、或者说主要是从革命者的角度,根据中国革命的理念和经验,认识世界和未来新中国与世界之关系的。脱离开他们对中国革命运动与世界政治的关系的理解,既无法深入解释“一边倒”方针的形成,也不能解释后来新中国对外政策调整的内在限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是在中国旧式的民族民主革命屡遭失败后、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之下兴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俄国十月胜利造成的国际局势大变动,是这场革命运动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国际背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的理论、十月革命的胜利,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以及中共早期领导人的经历和处境,几乎从一开始就铸造了中共对国际事务、中国革命与世界的关系等重大问题的认识框架,即“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列强企图协同宰割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所以中国革命运动“一定要并入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潮流中,再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中国劳苦群众要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中把自己解放出来,只有走这条唯一的道路”。7后来的历史证明,中共建党时期形成的这种认识一直深刻地影响着党在各个时期的战略和策略。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时期,中共中央曾经提出,应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主张中国与英美法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8但是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共领导人对国际政治力量的基本分析和所持的立场并没有动摇。1940年1月,在德国入侵波兰后苏联与美英法等关系严重恶化和国共斗争尖锐化的背景下,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再次强调,中国革命运动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当今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英雄好汉们”要么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要么站在苏联领导的世界革命战线方面,“二者必居其一,其他道路是没有的”。9毛泽东这时提出这一论断表明,一旦苏联与西方国家转向对立,中共领导人作出的选择必定是站在苏联一边,并在国内斗争中采取比较激进的革命政策。
         
    1941年末苏联与美英结成反法西斯同盟,导致中共领导人修正了关于国际上革命与反革命“两大势力”不可调和的观点。他们认为美英苏结盟导致了一种“世界新秩序”,在“世界新秩序”中,重大的国际问题必须以美英苏“为首的协议来解决”,各国内部的问题也“必须按照民主原则来解决”。10在美英苏合作的大格局影响下,国民党不敢大举反共,中共也不宜进行激进的社会革命,“整个国际局势战后一时期仍是民主派各界合作的统一战线的民主共和国局面,中国更必须经过民主共和国才能进入社会主义”。11自1942年夏季到抗战结束,中共中央的内外政策曾几经变化,但不论其调整幅度有多大,从未超出过这个基本框架。
         
    战后初期,中共领导人已经注意到美苏两国之间的分歧越来越明显,不过并不认为它们合作或相互妥协的局面会很快结束。毛泽东决定亲赴重庆谈判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相信全世界“都进入了和平建设的阶段”,“苏、美、英也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打内战”,“美国不公开帮助蒋介石,决定苏联也不能公开帮助我们”。在这种条件下,中国只能走法国式的道路,建立“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12尽管重庆谈判的实际成果相当有限,毛泽东回到延安后仍然重申,美苏在“许多国际事务上,还是会妥协的”,中国局势再有半年的动荡,“和平建设阶段”终将到来。13
       
    重庆谈判结束后不久,国共在华北爆发了军事冲突,中共在得到苏联支持的情况下开始实施争取东北的战略。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共领导人对美苏关系的认识和他们的革命战略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共中央当时的方针是在向和平时期过渡的半年中,争取奠定华北和东北自治的基础。14随着苏联调整在东北的政策、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和国共谈判出现转机,中共中央即宣布“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15国共达成政协协议后,毛泽东发表谈话说,实现和平民主的最初推动力来自国际上美苏妥协的大趋势。16事实表明,中共中央曾经是准备执行已经达成的协议的。
         
    全面内战爆发和国际上美苏冷战的发生,促使中共领导人开始修改1942年夏季以来的基本看法,“中间地带”思想的提出便是重要的标志。“中间地带”思想无疑具有丰富的内涵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包含的重要观点之一便是美苏之间的争斗并不能决定性地影响中国的局势。17不过它是当时中共领导人的认识处于过渡状态的产物,而且这一过渡阶段是相当短暂的。1947年9月,欧洲几国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并发表宣言称,世界已经形成以苏联为首的民主反帝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18虽然报告中并没有提及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中共中央仍然毫不犹豫地表示接受“两大阵营”理论,并宣布站在苏联阵营一边。19
         
    大约是从1948年春季开始,中共领导人表明了加强与苏联关系的迫切愿望,同时在党内加紧进行政治和思想准备。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破裂后,中共中央即表示坚决支持苏联的政策,尽管毛泽东本人曾经在党内表示过对铁托的佩服和赞赏。20四个月后,刘少奇在他的文章中干脆提出,在当今的时代“中立”是不可能的,是否联合苏联是“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是一个民族“走向进步或走向倒退的界限”。21中共领导人的上述表态既是出于密切与苏联关系的战略考虑,也是他们认同“两大阵营”理论的必然结果。
         
    历史的进程表明,当中共领导人开始考虑为新中国制订对外政策时,他们对世界政治形势及其发展方向,已经有了相当深入和固定的认识,即美苏“两大集团的冲突,是根本的冲突,两大集团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22从这个意义上说,“一边倒”方针的形成的确反映了中共领导人对当时世界政治力量的分析和发展趋势的总的看法。一如前述,这种看法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是他们根据革命理论和长期领导革命运动的经验观察世界的结果,冷战初期的国际环境只不过使之强化而已。另一方面“一边倒”方针的形成也说明,中国领导人在考虑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时,是以认识中国革命运动与世界的关系为出发点的。正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明确指出的,中国革命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就是“两件事”,其中之一便是联合苏联阵营和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23因此可以说,具有强烈的革命性是“一边倒”方针的突出特征。
         
   “一边倒”的另一层含义正如章百家曾经指出的,它是被“作为一项总揽全局的大政方针”提出来的。24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出“一边倒”同与张治中谈话时的针对性有所不同,他要回答是比外交战略更广泛的问题,即主要是要阐明新中国的发展道路。合乎逻辑的推论是,在毛泽东这时的思考中,新中国的外交战略同新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新中国外交战略的确立是同中共领导人决心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和走社会主义道路互为因果的。
         
    近年来国内研究界已经开始探讨中共领导人在争取与苏联结盟的过程中,是如何不断地调整其国内的大政方针的。25新公布的档案也表明,在米高扬访问西柏坡和刘少奇访问莫斯科的过程中,中共领导人都将相当多的精力用于与苏联方面协调中国国内的方针政策上。26特别是刘少奇在访苏期间,将主要精力用于与苏联协调中国的国内政策和学习苏联建国和经济建设的经验。27他回国时不仅带回了一批苏联专家,而且带回了完整的苏联政权与经济建设的模式。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当时中央与苏联在中共的国内政策上不能协调,要苏联接受新中国成为其盟友是相当困难的。进一步说,在世界上已经形成两大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背景下,中共的国内政策与对外政策高度协调的最终结果是,新中国一诞生便跨入以苏联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
         
    指出这一点的重要性在于,只有认识“一边倒”与新中国建国方略的关系,才能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调整的限度和难度。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国内政策的重大调整,即使国际形势发生变动,要改变新中国外交的格局也是非常困难的。
         
    “一边倒”包含着与苏联结盟和对帝国主义国家“不承认”两个方面,而后一个方面同样展示了处于形成期的新中国外交的革命性。中共中央在决定成为苏联“盟友”的同时,也确定了对西方国家的“不承认”原则,即在当前和建国后一个时期里,不急于解决与美英等国建交,以便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影响。28中共党史研究的权威部门出版的论著证明,中共中央原准备新中国成立后用5、6年的时间来“打扫干净屋子”,然后再考虑与美英等建交。29
         
    中共中央的决定产生于两个主要原因。第一是为了彻底结束百年来屈辱的外交,这也是中国革命的必然追求。中共领导人从开始考虑新中国外交之日起便提出,“总的观念是百年压迫现在站起来,……应有这样的气概”。30具体到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用毛泽东的话说:“我们是打倒它,不是承认它”。31在他们看来,惟其如此才能彻底摆脱以往屈辱外交的束缚,在世界上确立新中国的平等地位。
         
    第二是防止美国干涉和破坏中国革命的进程。相比较而言这一原因的影响更直接、更突出。一些论著已经指出,中共领导人在1948年11月间曾经考虑过与美英等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但是他们很快便抛弃了幻想。32导致事态如此发展的直接原因是中共中央于12月初接到一份秘密报告,该报告记录一位美国记者声称,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就是如何在新中国政权中“造成一有效的反对派”,这也是美国承认新中国的条件。毛泽东对此作出强烈的反应,粉碎美国的此类阴谋成为他此后一段时间里极为关注的问题。33
         
    中共领导人反应如此强烈同他们的基本认识是分不开的,即美国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是革命的敌人和最危险的外部威胁。按照毛泽东的观点,“帝国主义国家对革命国家一定要干涉”是客观规律,当革命战争从根本上威胁到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时,它们就会“完全公开地”站在反革命一边进行干涉。34实际上中共中央一直在准备应付几乎可以设想出来的美国各种形式的干涉,“从内部破坏”则被认为是美国当时采取的主要干涉形式,其目的是要分裂革命阵营或使革命“带上温和的色彩”。35如果说黄华与司徒雷登的接触对中共领导人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他们更加断定美国人居心叵测。36根据辛亥革命和大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如果不粉碎美国的此类阴谋,中国革命将重蹈失败的覆辙。
         
     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了《美中关系白皮书》,它立即受到中共的严厉批判。毛泽东连续发表的五篇评论文章表明,围绕新中国发展道路展开的干涉与反干涉的矛盾,被中共领导人确定为新中国与美国对抗的主要内容。中共中央对中美在华势力与影响等等措施均表明,即使没有朝鲜战争,中美关系的调整也是相当困难的,很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总而言之,“一边倒”方针从本质上说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产物,它一经形成即赋予新中国外交一种强烈的革命性,这种革命性既定了新中国外交的基本格局,也在某些方面塑造了新中国的外交思想和行为。
         
(二)三大决策与新中国外交的内在矛盾
         
    与苏联缔结同盟条约、援越抗法和抗美援朝是新中国成立第一年中的三大决策,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它们对后来中国外交产生的长远影响,这一点以往一些研究成果已经从不同角度阐述过,尽管并不是很有系统的。更重要的是这三大决策在其形成过程,反映了新中国外交的内在品质和矛盾。
         
    新中国一诞生,其外交即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外张力”。这里所谓的“外张力”是指对中国境外的革命运动的关注和支持,它部分地来自中国革命运动的内在冲动,即渴望中国革命的胜利在全世界、至少也要在中国的周边地区产生巨大的影响。既然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的胜利就应该也必然会引起国际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动。37另一方面,新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和周边形势的变化,也是导致“外张力”产生和加强的重要因素。
         
    新中国外交中存在“外张力”并不难理解,重要的是它并没有对新中国的外交决策产生压倒性的影响,其原因即在于新中国外交中存在着与生俱来的“内向性”。很长时间以来,中国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均强调新中国外交与以往中国外交在各个方面的截然不同之处。事实上新中国外交与以往的中国外交在深层次上是有连续性的,这种连续主要表现为它的“内向性”。这里所谓的“内向性”是指中国的对外政策总的说来是为达到国内政治目标而制订的,并受到国内政治的严重影响。它从19世纪中叶起便存在了,而且一直持续到20世纪。38以往的研究已经证明,从抗日战争结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一直是中共中央在制定对外政策时考虑的主要因素之一,这种特点不可避免会影响到新中国的对外政策。
         
     从缔结中苏条约到出兵抗美援朝,新中国的外交决策一直受到“内向性”和“外张力”的影响。这两种因素在历次决策中所起的作用的确是不同的,不过从总的趋势看,这一时期外交决策的发展表现为“内向性”受到“外张力”的牵引和抵制“外张力”的过程。
         
    新中国第一个也是重要的外交行动就是与苏联缔结同盟条约。在确定“一边倒”的大方针后,新中国与苏联结盟便是顺理成章了。在米高扬访问西柏坡和刘少奇访问莫斯科的过程中,中共领导人和苏联领导人已经讨论过如何处理旧的中苏条约和签定新条约的可能性。中共领导人对旧中苏条约的性质和具体条款予以否定是中国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不过苏联领导人含糊不清的表态使他们难以确定,能否促使苏联同意签定一项新条约。与之相关的问题是,在中共方面主动要求的情况下,如果苏联同意签定新条约,它包括何种内容才能得到国内各方面的拥护。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刘少奇向斯大林提出了处理中苏条约的三种办法,即:1、保持旧条约,新中国予以承认;2、签定新条约一取代旧条约;3、通过政府换文暂时维持现状。他同时委婉但明确告诉斯大林,中国国内在苏军驻扎旅顺、外蒙古独立和苏联拆迁东北厂矿设备等问题上存在不满。39 由此可以推断出中共领导人的要求和他们面临的问题。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访苏时,有待他解决的问题主要就是缔结新条约了。12月26日,毛泽东在第一次会见斯大林时便声明:“中国需要三到五年的和平喘息时间,用这段时间来恢复战前的经济水平和稳定全国的局势”。他实际上指出了与苏联结盟的目的,即希望苏联提供安全保障、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签署一项新的中苏条约将使这些内容得到保障。斯大林最初明确地否定了重订新条约的可能性。40
         
    根据毛泽东1950年1月2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直到当晚与莫洛托夫等会谈时,苏联方面才表示同意签订新条约。毛泽东当时告诉他们,签定新条约将得到中国国内各方面的拥护,现时有利于处理旧中国与帝国主义订立的条约。41此后毛泽东继续说服苏联方面,应在新条约中反映两国间“完全新型的关系”。他强调“中国人民当中的某些人一直对现存的中苏条约不满”。42毛泽东显然以在国内面临的困难作为促使苏联让步的重要理由。从当时的情况看,没有理由怀疑国内政治的需要并不真是毛泽东关心的主要问题。
         
    迄今为止尚不清楚,中共中央在毛泽东访苏前是否以及如何讨论有关签约问题的。从毛泽东的电报中透露的态度看,他对新条约的内容可能会在国内引起反响这一点,并非全无准备。所以毛泽东要求中共中央在周恩来出发前,应在党内和政府内进行解释。43根据刘少奇给毛泽东的有关电报,民主党派均不反对签定新条约,但在具体问题上并非没有不同意见。44同样不清楚的是,周恩来赴莫斯科前,中共中央是如何讨论新条约所涉及的问题的,以及他到莫斯科后是如何与毛泽东协商的。不过周恩来在后来的缔约谈判中确实展现了相当顽强的立场,以至苏联代表时时“感到很惊讶”,甚至质问中苏“还算什么同盟者呢?”45
         
    进一步研究(如果有条件的话)在北京的中共领导人的讨论情况和国内各有关方面的态度是有重要价值的,因为这样可以澄清国内政治形势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共中央的有关决策。毛泽东回国后一再强调,中苏条约是“爱国主义的条约”,它符合中国经济建设和国家安全的需要。463月中苏签署石油股份公司和有色金属股份公司协定在国内引起的风波,间接地证明了他做上述声明的必要性。从刘少奇起草的文件中可以看出,该两项协定公布后曾遭到学生的质疑和强烈批评。47需要说明的是,以上的分析并不是要否定签定中苏条约的积极意义,它只是要说明新中国诸多的内在需要和国内政治形势始终是支配中国领导人作出有关决策的主要因素。
         
    与苏联谈判签约同时,中国领导人作出援越抗法的决策。不论从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指导思想还是从对后来中国外交的影响看,援越抗法都是一次重大的战略决策。本节开始时已经指出,“外张力”是一种产生于革命运动本身的向外扩展革命影响的冲动力。刘少奇为援越抗法起草的批示比较典型地展示了这种冲动力,他说中国革命胜利后,“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去援助亚洲各被压迫民族中的共产党和人民争取他们的解放,乃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不可推辞的国际责任,也是在国际范围内巩固中国革命胜利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48正是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新中国一成立便开始向胡志明领导的越南共产党提供支持和援助,而且在作出这一决定时,中国领导人对越南革命的重视远远超过了对北朝鲜的关注。
         
    在陈庚部队向云南进军时,中共中央已经主动考虑向越共军队提供援助。491949年12月24日,根据越共中央的请求,中共中央作出向越共提供军事援助的决定。50此后双方关系迅速发展。1950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派遣军事顾问参与越南境内作战。51到1954年日内瓦会议召开,中国帮助越共军队相继取得了边界战役、中游战役、东北战役、宁平战役、西北战役和奠边府战役等重大的军事胜利。这期间中国向越共提供了几乎所需的全部军用物资,参战的越军主力部队大部分在中国受到训练,中国的军事顾问在历次战役的指挥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新中国对越共的另一项支持是率先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12月24日,在接到越共中央关于建交的请求后,中共政治局经讨论认为,应接受越共中央的请求,理由是在法国没有承认新中国之前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利多害少”。毛泽东在当天的回电中,只同意先派罗贵波前往越南了解情况。521950年1月17日,在接到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正式要求后,毛泽东即电告刘少奇“应立即答复同意”,并批示外交部帮助越南方面向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转达其建交声明。53继中国之后,苏联与东欧国家和北朝鲜也相继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中国领导人的决定既与中苏谈判的进展有关,也是“不承认”原则的结果,即中国当时并不急于与法国建交。实际上中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确实影响了法国的态度,是它当时没有像英国那样寻求与新中国建立关系的重要原因。54
         
    中国援越抗法的一个成功之处是,它既没有将中国拖入境外战争,也没有影响中国国内的议程,因此有关的政策从未在中国决策层引起任何争论。何况刘少奇当时也解释过援越抗法与中国安全利益的关系,即如不帮助越共,敌人待在那里,中国的“困难就会更大,麻烦也就更大”。55
         
    与援越抗法相比较,抗美援朝的决策要复杂的多,它更突出地涉及到新中国外交的深层次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便开始向北朝鲜提供帮助。1949年7、8月就开始允许朝军人回国。56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对北朝鲜的援助不断增加,包括提供军用物资、允许苏联援朝物资免税通过中国境内运往朝鲜,以及派遣人员赴朝鲜了解战场情况和加强与北朝鲜的联络等。为了应付可能出现的复杂局面,从7月中旬起,中国开始大规模组建东北边防军。57
         
    随着朝鲜战局的变化,中国领导人在8月上旬即开始考虑参战问题。据薄一波回忆,在8月4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参战的设想。周恩来也认为,要取得朝鲜战争的胜利,必须加上中国的因素,“我们不能不有此远大的设想”。58周恩来在8月26日召开的东北边防军准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揭示了中国领导人对朝鲜战争的基本认识,即由于美国的军事介入,朝鲜战争“已经成为目前世界斗争的焦点”,它既是“兄弟国家的问题”,也会影响中国东北地区。他提出的另一个重要判断是,朝鲜战争还不会扩大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但美国如得手就有可能在亚洲产生“多米诺”骨牌式的后果。所以中国要有参战的准备,参战的目标则是帮助北朝鲜打赢统一战争,包括“最后将美军各个歼灭”。可能是为了说服部队接受暂时搁置解放台湾计划的决定,他指出北朝鲜如取得胜利,将有利于解决台湾问题。59
         
    美军在仁川登陆后朝鲜战局急转直下。10月1日,中国领导人几乎同时接到金日城关于中国出兵的请求和斯大林类似的建议,这时他们面临的军事形势比8月设想的最糟的情况还要不利,参战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是显而易见的。不过毛泽东还是立刻作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值得注意的是,他在10月2日起草的给斯大林的电报中,突出强调了美军占领全朝鲜将给朝鲜革命造成的损失和对“整个东方”的影响,却没有提到中国自身的安全也受到了威胁,而后一点恰恰是后来中国领导人为向国内证明出兵合理性时所反复强调的。60
         
    毛泽东的决定很快便遭到他的同事的反对。在参与决策的人中到底有多少人对出兵持反对意见,目前仍不清楚,但他们确实促使毛泽东改变了主意这一点应可证明其为数不少。根据苏联驻华大使罗申10月3日给斯大林的报告称,毛泽东请他转告斯大林,“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对于出兵朝鲜“必须谨慎行事”,因为一旦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那么我们整个的和平建设计谋将被全部打乱,国内许多的人将会对我们不满(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创伤尚未医治,人民需要和平)”。61中国出版的有关资料和一些研究成果证明,毛泽东对中国决策层中反对意见的解释是真实可信的。
         
    中国决策层的分歧反映在两个层次上。首先是决策层中一部分人不赞成出兵,其理由非常明显,就是要优先考虑国内的需要。其次,即使是充满革命激情因而力主出兵朝鲜的毛泽东本人,在内心深处也存在严重的担忧,担心如果军事失利可能会给中国带来政治、经济和安全等方面的严重后果。
         
    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的压力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可能是10月5日发出的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斯大林阐述了朝鲜战争与中国的利害关系。他声称美国还没有作好屐大规模战争的准备,而且即使美国真的将战争扩大到中国也不要紧,因为那时苏联就会与中国并肩作战。他还专门指出,如果中国出兵,就会迫使美国让步,“并被迫放弃台湾”,反之中国“甚至连台湾也得不到”。62斯大林在台湾问题上有可能不予合作的暗示肯定会给中国领导人留下印象。斯大林在10月11日会见周恩来和林彪时,发出了更严重的威胁。他强调美国占领北朝鲜将对中国的安全构成长期威胁并影响东北的经济,而且一旦北朝鲜陷落,北朝鲜政府和有生力量将迁往中国东北。63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中国将被动地陷入与美国长期的军事冲突,而且东北会长期面临战争威胁。64
        
    目前公布的资料间接地证明,在北京的中国领导人在10月31日以前已经获悉斯大林的观点。毛泽东10月13日给周恩来的电报表明,他已经将中国的安全作为出兵的首要考虑。他在电报中说,“让敌人夺在鸭绿江边,……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65在同一份电报中,他指示周恩来争取用租借方式得到苏联军援,以保证中国的财政预算用于经济文化建设和一般军费,如此中国才可以放心进行长期战争,“并能保持国内大多数人的团结”。66同一天,毛泽东会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提出中国无法用现金购买苏联装备,故希望采用贷款方式,这样既可以不动用中国1951年的预算,“也容易向民主党派讲清这一点”。67
         
    当毛泽东终于下决心出兵朝鲜时,他关注的重心已经从履行国际主义义务转向维护中国的安全利益,其中也包括为了未来的考虑而维护中苏同盟。与此同时,他也在尽可能地减少参战对中国恢复经济的冲击,并将其作为减少国内阻力的条件。可以设想,毛泽东最终说服他的同事支持出兵朝鲜的决策,主要是因为他证明了那样做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而且他采取的措施可以相当程度地减少参战对中国恢复经济的影响。中共中央也正是以同样理由说服民主党派的。68由此可见,中国出兵朝鲜并没有根本改变新中国外交中的“内向性”,只是在“内向”与“外张”之间达到了一种平衡,而且是向“内向”倾斜的平衡。
         
    从与苏联结盟到出兵朝鲜的决策较突出地证明了“内向性”所包含的特征之一,即外交决策的形成与执行取决于国家内部的整合情况。所谓内部整合包括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涉及到执政党内部的团结、建立有效的决策和执行机制、以及能否凝聚更多的政治支持。其二涉及到对重要的决策达成共识的程度。“内向性”的影响力恰恰表现在每当一项政策更多地表现出“内向”时,不论在高层还是在民众中,都更容易达成共识。
        
(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历史含义
         
    以往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研究几乎都集中在描述其提出的过程和论证其内容的合理性,本节拟通过探讨新中国外交的过渡性,提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历史含义。从战争后期为新中国制订外交政策到新中国诞生后三大决策的历史进程中,包含着一个以往未给予重视的重要方面,即新中国外交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过渡性。在新中国外交形成的过程中,作为新中国外交决策的主体中国共产党,有一个从革命政党到执政党的转变;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也有一个从革命运动的领导人到国家领导人的角色转变。这两个转变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不言而喻的是,从革命运动的角度考虑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和从国家的角度考虑这一问题存在着重大的区别,它起码包括通过外交解决的主要问题和处理对外关系所遵循的主要原则等两个方面的不同。
         
    这里有必要说明,新中国外交与中国革命运动的对外关系存在密切的联系,不仅是因为它的指导思想形成于革命时期,而且还在于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通过渐进的方式实现的。中共长期以来就是一个有自己控制的地域、自己的政权和军队的不执政的政党,党的领导人有时是从政权领导人的角度考虑和处理对外关系的,并从中积累了独特的经验。当时的一些文献突出地反映了他们这一特点。认识党的对外关系。69指出这一特点有助于理解新中国外交的过渡性本身所具有的复杂内涵,因为在革命时期,中共领导人曾经以共产党领袖的身份,同苏联和共产国际代表共同工作;以反对党和根据地政权代表的身份,与美国的总统特使和军事人员谈判,与西方国家的政府官员接触;以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的身份与亚洲革命组织的代表交往,等等。
         
    如前所述,1949年1月至3月,中共中央所确定的基本上是未来新中国外交的指导原则,发展方向和基本格局,几乎未论及新中国成立后与世界上不同类型和性质的国家的关系准则。1月政治局会议以后不久发布的有关外交工作的相当详尽的指示,涉及的主要是如何处理革命胜利阶段面临的与外交有关的各种具体问题,并不包括新中国成立后如何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70
         
    中共中央第一次正式公布新中国的建交原则是在解放军渡江后不久。4月30日,毛泽东以解放军发言人的名义宣布了与外国建交的两项原则,即新中国愿意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且外国“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71目前尚不清楚起草和发表这一声明的具体过程,不过从发表的时机看,它有可能是对这一时期美国方面试探与中共建立联系的一种回应和为进一步排除外国军事干涉而采取的策略,即它主要还是为取得革命的胜利而提出的。当然不能因此便低估这项声明的意义,因为在9月29日政协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有关外交政策的第七章重申了上述两项原则。72
         
    从建交两原则提出的背景看,它们同“一边倒”的大方针当时在实践上并没有表现出矛盾之处,因为中国领导人首先要解决的是确定新中国外交的战略和基本格局。从这个意义上说,建交两项原则的确立同“一边倒”基本上是并行不悖的。
         
    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后三个月里,同十一个国家建交,它们均为苏联阵营的国家。八个月后建交国家达到十七个,此后直到1955年亚非会议召开,仅增加了五个,达到二十二个,其中包括五个北欧、中欧国家和五个亚洲国家。73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们包括朝鲜战争的冲击,美国推行遏制政策的影响,以及中国自己“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方针的限制等等。在当时的条件下,如果新中国不对最初的方针政策有所调整,要扩展建国第一年取得的成果肯定是有困难的,而要调整外交政策,首先就需要超越两大阵营理论的局限,并且需要深化对国家关系的认识。
        
         
    中共领导人一直是用革命者的眼光看世界的,而对苏联两大阵营理论的认同更严重地框定了他们对国际政治形势的基本认识。这里重复这一观点意在说明,他们当时在给国家分类时,其标准实际上是很具革命性的。在他们的眼中,除苏联阵营的国家外,其他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就是被帝国主义或反革命势力所掌握的国家。刘少奇在访苏期间曾就东亚地区的革命策略问题向斯大林提出报告,他认为在东亚如越南、马来亚、缅甸、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印度等国,“城市是反革命力量的中心”。74其含义无须解释,重要的是这并不仅仅是刘少奇一个人的观念。根据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阐述的观点,这类国家显然不在新中国首先需要建立密切关系的国家之列,中共领导人更关心的是同那里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关系。75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领导人已经具有了国家领导人的身份,但角色的变化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观念和思考有关问题的角度也立即随之转变。在11月召开的亚澳工会会议上,刘少奇明确地将许多国家定义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并畅谈亚洲国家的革命形势和武装斗争的发展。他还宣布中国革命的胜利对于那里的“民族解放战争”既是鼓舞更是榜样,而且新中国还承担援助那些国家革命的“繁重的责任”。76问题是新中国既然公开宣布,视支援许多国家的革命运动、特别是支援武装斗争为已任,它同那些国家的政府便难以发展正常的关系。后来的援越抗法和抗美援朝决策尽管都包含着维护新中国安全的目的,但一些亚洲国家更倾向于将它们主要同新中国援助革命运动的立场和政策联系在一起,从而成为对新中国产生恐惧感的一个原因。77显然,革命胜利阶段制定的外交原则及其反映的世界观、革命运动与生俱来的巨大惯性等,已经成为制约新中国外交发展的主要内存因素。
         
    1951年初朝鲜战争局部化的趋势出现后,中国领导人在2月间便认为,经济建设现已成为中国的“中心任务”,并提出经过22个月准备,然后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78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决定着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来的情况表明,中国领导人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转向国内的经济建设,朝鲜战争成为他们工作日程中的一个部分,而且肯定已经不是主要部分了。1952年秋,中国领导人根据国内形势的发展,认为过渡阶段已经结束,1953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全国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在国内形势的推动下,外交政策的调整已经势在必行。
         
    新中国在安全方面当时面临两个主要问题。其一是朝鲜战争,它不仅威胁着新中国的安全,使新中国必须随时提防美国扩大战争,而且严重地消耗了中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中共中央原准备1950年大规模削减军费,但朝鲜战争使这一目标根本无法实现。根据周恩来1952年9月向斯大林透露的数字,1950年军费占了国家预算的44%,比原计划超出14个百分点。79根据周恩来在第109次政务会议上的报告,1951年财政支出的50%以上用于军事,用于朝鲜战争的费用占总支出的30%以上。80对于如此沉重的负担,中国领导人在作出重大决策时不能不给予严重的关注。1952年8月,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任务》作出的基本判断是,“如果朝鲜战争像现在这样继续下去,我们仍然需要并可能开始五年建设”。81由此可以看出朝鲜战争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影响和压力,尽早结束这场战争当然是最佳选择。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议的签定对中国领导人是重要的鼓舞,他们相信“目前形势对我国十分有利”,应“加紧国家建设”。82
         
    其二是周边安全环境恶化。美国在亚洲的扩张和遏制中国是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开始建立针对新中国的军事包围圈,在中国周边地区建立军事基地、增加驻军和建立军事同盟,这对新中国构成了长期威胁。另一方面,新中国一成立便直接和间接地介入两场境外战争,不论其原因是什么,后果都是加在了对国家安全的压力。可以说朝鲜停战后,改善周边环境已经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最迫切的任务。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从1952年开始酝酿,到1954年间基本形成了新的被称之为“和平统一战线政策”的对外政策。这项政策的主要内容就是以争取和平为目标,尽可能地联合一切希望保持和平的国家。作为这项政策的两个重要目标--“扩大和平中立趋势”和“推广和平中立地带”,首先落实到中国的周边地区。83确切地说,新的对外政策在实践中首先表现为争取在中国周边地区形成安全缓冲地带。
         
   “和平统一战线政策”给新中国外交带来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1953年夏决定签署朝鲜停战协定、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上坚持通过和平谈判结束印度支那战争、日内瓦会议结束后大力开展对亚洲国家的睦邻外交等等,都同这项新政策的形成和实施有直接的联系。目前公布的历史文献和已有的研究成果尚不足以清晰地提示这项政策是如何形成的,不过在它形成过程中反映出来的中国领导人的思想变化确实是明显的,而且也是十分关键的。
         
    首先,新对外政策的出发点是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其特点是通过在周边地区建立“集体和平”秩序和扩大“和平地区”,争取在中国与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形成安全缓冲地带。实施这项政策需要与周边国家形成睦邻友好关系,那么重新评价这些国家的特性和作用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从中国领导人的有关论述中可以看出,从1952年开始,他们一直在试图调整对两大阵营理论的认识,提出新中国的外交应该以对战争与和平的态度来划分敌友。他们虽然坚持认为世界政治是由资本主义阵营中有三类国家,其中除了以美国为首的主战派以外,其他差不多都反对战争并因此被列为团结的对象,尤其是以印度为代表的亚洲国家,与中国“更接近一些,统一战线更强一些”。841954年毛泽东重新提出一度被放弃的“中间地带”思想,是上述认识的合科逻辑的发展。85
         
    其次,与上述转变相联系的是对国家外交的认识的深化。从目前已经公开的资料看,周恩来在1952年4月30日的谈话中第一次明确了外交“是以国家和国家的关系为对象的”。86这一今天看来是如此简单的结论在当时却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它表明新中国外交与中国革命运动对外关系这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终于被认清并揭示出来了。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共与除北朝鲜外的其他亚洲国家基本上没有来往,不论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中共的非执政党地位和内战爆发使中共中央无暇考虑对亚洲国家的政策,这是导致建国初期中国领导人继续从革命的角度考虑与亚洲国家关系的重要原因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亚洲国家中首先与中国建交的是北朝鲜和越南民主共和国,随后是印度和缅甸。由于它们代表了两种不同性质和类型的国家,中国领导人从交往中得到的经验是不同的。可以肯定的是,中国领导人是从与印度等国的交往中和从这类国家在重大国际事务中的立场、态度中,逐步获取经验并确定了新中国处理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在新中国与印度的协议中首先提出,绝非偶然,它提示了中国领导人认识国家关系问题的内在逻辑。87
         
    如果说周恩来在1952年的阐述主要是对此前经验的认识和总结的话,那么开始实施新的对外政策以后,其针对性就相当清楚了,即新中国外交这时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是与“中间地带”国家的关系,而且首先是与周边亚洲国家的关系。由于以往处理的主要不是与苏联阵营中“兄弟党”领导的“兄弟国家”的关系,这种关系遵循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与处理革命运动对外关系的原则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在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这种原则显然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正是新中国外交发展的特殊背景和需要导致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诞生。
         
    1954年4月召开的日内瓦会议是和平共处五项选择的关键性实践。从新中国外交发展的角度看,有两方面的内容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以国家代表的身份参加多边国际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与之打交道的几乎包括了当时世界上各种类型的国家的代表人物。会议通过有关印度支那停战的协议这一事实在新中国领导人看来足以证明,作为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具有实践性的“求同存异”原则是行的通的。
        
    第二,当周恩来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出现在国际多边外交舞台上时,新中国的国家利益已经也必须被置于有关政策的中心位置。正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周恩来不仅坚决反对美国的干涉政策和法国维护殖民统治利益的企图,而且也不赞成苏联的僵硬态度,并说服越南方面放弃了关于印度支那三国是“统一的整体”、不从老挝和柬埔寨撤军等主张和在临时分界线问题上不切合实际的要求。88周恩来的努力明显地展现出新中国从朝鲜战争中吸取的经验教训,当它为了国家的经济建设而力争在周边保持和平环境时,既反对和防止敌对的大国在接近中国的国家和地区部署军事力量,也绝不再被盟国拖入与美国的战争。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成功的外交极大地鼓舞了中国领导人,促使他们在7月7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结束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打开大门走向世界。89在“必须走出去”方针的指导下,新中国首先开始全力在亚洲推行睦邻友好外交,相继提出解决与临接国家的边界问题的政策、处理与亚洲国家在华侨双重国籍问题上的政策和不干预亚洲非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事务的政策,等等。
         
    历史的发展表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可以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界碑,它是从革命运动外交向国家外交过渡的一次关键性转变,标志着新中国外交的最终形成。
         
  结论
         
    在结束本文时有必要说明,本文的三个部分是循着历史发展的脉络,分别探讨新中国外交的革命性、内向性和过渡性,但是这绝不意味着这三个特点是分别存在于本文涉及的三个不同阶段上的,实际上它们基本是同时存在,本文采取的方式不过是为了论述起来更方便一些。进一步说,“新中国外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占据着重要而又相当独特的地位,它所具有的那些基本特征在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中存在了相当长一个时期。正因为如此,本文的研究也只能被当作是初步尝试,如能引起对有关问题的更深入广泛的争论和探讨,便可以说它达到目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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