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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中西五百年比较》有感

[日期: 2009-11-12 ] 来源: 历史学专业基础课教学网   作者: 索淑婉 [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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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西五百年比较》一书,是集结了众多著名学者,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中西方自十六世纪中叶至2049年五百多年的历史进行研究而通力完成的一部大作,是我国第一部中西全方位综合性比较的专著。本书由郝侠君、毛磊、石光荣主编,对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中国与西方作了涉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技、教育等多个层次与方向的比较分析。这种编纂方法让人耳目一新。汤一介先生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说:“这是一本立足现实、回顾历史、面向世界、放眼未来的中西综合性比较的专著,它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有着重要的实践价值。”该书的内容提要中提到:“遥遥领先的古代中国,何以在近代世界中成为历史的落伍者?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中国,又怎样奇迹般的走向了社会主义?今天的中国要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又应如何追赶?其前途如何?读者可以从《中西五百年比较》这本书中,找到建立在历史分析和科学的预测基础上的清醒的答案和奋进的信心,以及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读过这本书,我对这种由历史和现状大胆预测将来的写作方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历史是现实的镜子,通过历史我们可以更加从容的把握今天。同时,历史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透过缤纷的历史现象,抓住历史规律,便可推知未来历史走向,这也正是人们驾驭历史能力的体现。对于书中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我们应满怀信心的拭目以待。

    这本书对我最大的启发,是对历史比较法的思考。比较史学发端于西方,它的开山鼻祖是年鉴学派的创始人之一马克布洛赫。1928年,布洛赫在第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发表了题为《欧洲社会历史的比较研究》一文,第一次对历史比较的研究方法作了系统阐述,他在其著作《封建社会》一书中就成功的运用了历史比较研究的方法。比较史学兴起后,西方史学界对这一方法都非常认同,但是,中国史学者开始接受并运用史学比较的方法却是到了近代。其中,史学大家梁启超就极力倡导历史比较法,他率先对比较研究的内涵与功用问题在理论上进行了阐释,同时还在其史学研究实践中有意识的进行比较研究。现代史学家运用比较研究法要始于周谷城学生,1981324日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大力提倡进行中外历史比较研究》一文,宣传历史比较研究法。在他的影响下,著名史学家马克垚、罗荣渠、刘家和等人,也运用比较法对中外历史进行研究,并取得了显著成果。

    历史比较研究法在史学研究领域究竟有何价值与作用呢?其实《中西五百年比较》一书就是其价值的完美体现。

    首先,通过比较使我们更加客观、深入、清醒的看待历史,更容易透过历史现象抓住历史的本质与规律。马克布洛赫认为对历史进行比较的目的在于揭示历史现象的相似点与不同点,并在可能的范围内对这些相似点与不同点做出解释。庞卓恒在其著作《比较史学》一书中提出:“各种类型的历史比较研究的一个首要的目的或功用,就是通过比较研究考察探求各种社会历史现象(包括各个时代、各个民族的人物、事件、典章制度)发生、发展、消亡或成败兴废的共通之理。而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比较来说,就是通过比较,探求各种历史现象发生、发展和消亡的特殊规律,并进而探求整个历史发展过程的普遍规律。”正如《中西五百年比较》一书中写到:十六世纪西欧国家积极鼓励航海贸易,开拓海外殖民市场,推行拓海政策。而中国与之相反,不仅不对海外贸易活动进行支持,反而对私人海上贸易采取种种措施加以控制和摧残,中西方对“海盗”、商人的态度大相径庭,这不仅决定了一个国家对外贸易的发展,而且决定了一个国家在海洋时代的地位。积极推行拓海政策的西欧各国通过制定一系列有利于本国航海事业发展的政策和法规,包括对海盗在内的私人航海贸易势力的支持,实现了私人航海贸易势力与国家政权力量的结合,使本国分散的私人贸易势力变成了有组织的强大力量。与西方相反,中国朱明王朝由于推行反动的紧海政策,使它与私人航海贸易势力处于完全对立的地位,不仅不能一致对外,而且彼此消耗力量。其结果,一方面明王朝的海军以及明王朝从人民那里掠夺来的巨大的人力财力受到重大损失;另一方面,数以万计的中国私人航海贸易势力被消灭,许多私人航海贸易的骨干力量即海商、海盗的巨魁被杀害。历史现象缤纷复杂只有通过比较才能洞察其异同,深入其本质,找出其特点,从而探求历史发展规律。

    第二,通过比较研究可以开阔史学工作者的视野,为史家治史提供全新的视角,从而从各个角度、各个层面去把握宏观历史。马克布洛赫在《欧洲社会的历史比较》一书中说:“受到比较是启示后,可以开拓新的研究方向,特别是还可以对许多至今仍难理解的遗迹进行解释。”历史比较通过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历史现象的对照打破过去治史的局限性,客观准确的把握历史的脉搏。如在《中西五百年比较》一书中对十八世纪美国、法国的法律和《大清律例》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是:人权与君权、法治与人治、鼓励商品经济的自由发展与限制资本主义经济萌芽,这就是资产阶级法律与《大清律例》的截然不同之处。资产阶级法律提倡的是人权至上,主张每个人都平等的享有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这种个人人格尊重必然极大的焕发人的积极性和创造能力;而《大清律例》强调的是君权至尊,声称人们之间是不平等的,他们对君主只有义务,没有任何权力而言,这种对个人人性的扼杀无疑严重的摧残了人的独立感和进取精神。资产阶级在人权的前提下推行法治,造就了整个民族的公民意识,使法律成为保护公民的护身符;而《大清律例》在君权的基础上强化人治,形成了整个民族的臣民意识,把法律当成威吓百姓的达摩剑。资产阶级法律鼓励商品经济发展刺激人们去竞争,去开拓新的处女地;而《大清律例》限制资本主义萌芽,导致人们遇事保守,止步不前,由此可见,中西两种不同的法律制度对社会历史发展起着迥然不同的作用。通过对中西方的法律制度这么一个侧面的不同点的比较,我们可以正确认识两者历史的差异,以及造成差异的原因,使我们更加详尽的掌握历史的细节。

    第三,通过比较研究可以使我们更加客观公正的看待自己及其他各个国家和民族,打破狭隘的民族观。每个民族都有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不同的文化历史传统,所以史学家治史时,不可避免的会有主观上的倾向,从而减弱史学的客观性。历史比较法则使史学工作者全面深入的了解其他国家和民族,较好的纠正偏差。在《中西方五百年比较》一书中对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进行了比较,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发生的背景有很多共同点,当时两国的社会状况、政治制度相似,并且两国都在遭受着西方势力的侵略,但是两者对封建制度采取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日本在明治维新中颁布了《五条誓文》,以破除封建体制,向西方学习,而洋务运动则提出“中体西用”,恪守封建统治的传统模式,维护清王朝的专制制度。日本在明治维新中求知识于西方,欧化而不同化,而在洋务运动中则盲目引进西方技术,使先进生产力与中国自身落后的封建制度之间的矛盾迅速上升。中日两国在相似的起点上,或进行旨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维新,或搞采用近代技术的“新政”,但结果却是一个国力、经济力的全面上升,基本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一个却是国力、经济力上的明显下降,仍然停留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通过对两者的比较,我们看到了自己与其他民族的差距,从而更好的了解自身,把握历史。

    对历史进行比较是一个艰苦的过程,它要求对被比较者要有深刻、公正、全面的认识,要有扎实开阔是知识基础,找出被比较者的可比之处,透过纷杂的历史现象发现其异同,并找出导致这些异同出现的本质原因。尽管这个工作不易,但是我应好好掌握这个方法,在史学研究实践中好好运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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