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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戊戌时期的社会解放思潮---读《戊戌时期社会观与文化观的变革》有感

[日期: 2009-11-12 ] 来源: 历史学专业基础课教学网   作者: 齐姗 [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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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吴廷嘉先生所说,戊戌时期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重,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中西文化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逐渐交汇融合,中国传统社会开始逐步走向解体。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在这一时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观、文化观都发生了深刻的转变,也正是在这时,中国社会开始了近代的思想解放潮流。这次思想解放思潮以传播资产阶级学说为主要标志,以抨击封建主义文化思想体系为主要特征,以宣扬爱国进步思想为主要流向。

鸦片战争前,中国的封建社会发展到了尽头。社会经济衰败,政治腐朽,统治阶级面临着接连不断的农民起义的威胁。龚自珍、魏源等统治阶级内的有识之士继承了传统儒学的“经世致用”的精神,他们关心国计民生,在政治上主张改革时政、在经济上务求实际。到了二次鸦片战争,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逐渐加深。太平天国起义的爆发,使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更加尖锐。为了维护统治,一部分地主阶级改革派发起了以自强求富为内容的洋务运动。但是,洋务派遵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封建教条,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地位不能改变,接受西学只局限于对西方器械、技艺的学习。与此同时,大批传教士跟随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涌入中国,他们带来了西方的科技、法律、军事、教育、医学等方面的书籍,形成了一个蔚为壮观的“西学”体系,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教育理念等都受到不同程度冲击。1895年甲午战败,天朝上国竟然败给了撮儿小邦的日本,一批有识之士在震惊之余,痛感中国传统政治制度落后,认识到必须进行改革。变法图强、救亡图存成了民族矛盾尖锐形势下的最迫切要求。最主要的是,甲午战败使中国人认识到:洋务运动只是引进了西方的先进技术,但先进的技术毕竟只是西学之皮毛,真正富国强兵之路在于制度的变革。没有先进的社会政治制度作保障,即使是先进的科学技术也不可能发挥出应有作用的。

戊戌变法作为一次爱国救亡、变法图强的社会思潮席卷了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大胆冲破不得干政的禁令,登上了政治舞台。他们办报纸,创立学会,开办学堂,宣传鼓动,奔走呼号,掀起了公车上书保国运动、百日维新等一次次爱国救亡运动。戊戌的主要代表人物除了康、梁、严、谭之外,还有杨锐、林旭、杨深秀、刘光弟等。虽然戊戌维新这场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由于统治阶级上层的局限性等多种原因归于失败,但是,戊戌思潮的兴起,对于冲击传统的封建专制制度,解放人们的思想却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

维新志士们作了大量的思想启蒙工作,其中最为主要的一点就是突破了传统的社会观。两次鸦片战争以及甲午战败的经历使维新人士们清醒地认识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原来我们不是什么天朝上国,只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弱国、穷国,而在某种意义上,悠久的历史对我们民族的发展甚至会是种累赘。正如先生所说,社会观的核心是国家观念。中国传统社会实际上没有国家观,国就是君,君就是国。维新派把近代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引入中国,他们集中火力批判了君主论和大一统论。例如,谭嗣同对君主制进行了抨击: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夫曰共举之,则其分际又非甚远于民,而不下侪于民也。夫曰共举之,则因有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天下无有因末而累及本者,亦岂可因君而累及民哉?夫曰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君者也,为民办事者也,臣者也,助办民事者也。赋税之取于民,所以为办民事之资也。如此而事犹不办,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①]谭嗣同这种新观念,指出封建君主并不是应天承运的权威,而是人民共同推举出来的,如果不为人民办事,人民可以推翻他,这就否定了君主的神圣性和合理性,为资产阶级国家观开辟了发展道路。

在批判封建君主制的同时,他们还对传统的文化教育形式进行了猛烈地抨击。他们认为科举制是厚古薄今、脱离现实的集中体现,在这种旧制度下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只能是愚昧无知,抱残守缺的封建卫道士,他们只会仇视和反对一切新生事物。为此,康有为写了《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严复说:八股有三大害,一是锢智慧,二是坏心术,三是滋游手。八股取士,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昧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志,上不足以辅国家,下不足以资事蓄[②]维新派在文化教育方面的突出成就是传统的八股取士被废止而代之以策论;创办了京师大学堂,在各地开设了许多普通学堂和专业学堂,资本主义的学校制度开始取代封建制度下的私塾和书院;在社会科学方面,《天演论》、《原富》、《名学浅说》等西方名著被翻译开来,并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畅销书。他们还将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制度及学说系统化,介绍给中国知识分子和官僚界,卢梭的《民约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德《法意》等重要理论著作以及《独立宣言》等文献。这些制度、学说、思想大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各种报刊百花齐放,或是议论时政,或是介绍西学,或是褒贬风气,在群众中展开了广泛的宣传鼓动。维新派借此批判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他们宣传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论,从根本上否定封建等级特权和专制君权。维新派以西学为武器,通过大量的启蒙宣传工作,在思想文化领域形成了一股解放思想的热潮。在近代史上,许多革命党人都经历了由维新到革命的转变过程,其中戊戌思潮的深刻影响是促成其实现这一转变的重要因素。

中国封建社会是建立在宗法制的基础上的,家庭伦理关系也就成为国家制度的缩影。维新派对封建的伦理关系进行了全面低批判,他们深刻地剖析出宗法制度使中国社会普篇缺乏群体意识和国家意识,封建的伦理忠孝观念压倒一切,导致人们的法律意识和集体意识淡漠(张荫麟的《素痴集》中也有相似的观点)。在维新派的道德观念中实现人人平等是重点,特别是男女平等。例如,维新派在各地组织“不缠足会”、创办女子学堂等。康有为在其《大同书》中,构想了一个自由、民主、平等的社会:人者,天所生也,有是身体,即有其权利,侵权者谓之侵天权,让权者谓之失天职。……以公共平等论,则君与民且当平,况男子之与女子乎![③]

文章的最后,先生阐述了戊戌时期文化观的变革。维新派已经能够正确的区分按西方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并指出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根本是学习西方先进的社会制度。他们认识到了“民主”的重要性,认识到西方民主的公治原则和自由平等的本质。例如,严复用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一语,指出了以公治天下的民主政治原则。对于这一原则所以能够实现,严复认为关键在于人际关系的自由和平等。他认为西方政治的民主与自由的关系,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即自由是民主的根本,民主是自由的实现形式。综其所论,一是国家以尊重和保护人的自由权利,以充分发挥人的天赋才能为目的。维新变法对近代的文艺观也产生了深刻影响,维新派们创办的多种文艺刊物兴起了小说界、戏剧界的革命。林纾翻译的《黑奴呼天录》、《茶花女》等,还有《悲惨世界》、《基督山恩仇录》、《鲁宾逊漂流记》等一大批世界名著被中国的读者所认识。文明戏也蓬勃兴起,传统的戏剧纷纷改革,从内容到形式都更加接近近代的文化形态。

总之,戊戌思潮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打破了封建主义思想体系一统天下的局面,掀起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高潮,对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对推动社会历史的进步作用巨大,影响深远。首先,戊戌思潮的代表人物提出了崭新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他们提出要抵挡帝国主义侵略,唯有实行民族主义。为了从根本上启迪人们的爱国心,维新派不遗余力地宣扬近代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强调国家不是一人一姓的私产,不论对于个人、民族、世界,人们都应具备国家观念。这一新国民概念,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启蒙教育的内容结合在一起,大大加快了国民觉醒的步伐和解放思想的进程。其次,戊戌解放思潮具有较为广泛的群众性。戊戌时期的维新思想家在批判封建糟粕的同时,吸取西学精华,建立了一整套变法理论体系,这一体系通过上书、组织学会、创办报刊、建立学堂等各种渠道在社会上广为传播,资本主义思想深入人心,对于冲破封建礼教和文化专制的藩篱,打破几千年所形成的狭隘守旧的传统思维方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再次,戊戌思潮系统地传播了西学知识,大开了中国人的眼界,特别是加快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变。最后,资产阶级维新派在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过程中,对中国现状作了尖锐的批判,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纲和一些具体的施政建议,这其中不乏真知灼见,虽然未能在中国形成理论体系但是也极大的推动了中国思想的近代化、开展了一次成功的资本主义社会化动员。正如先生所说,戊戌变法足以彪炳史册了。

 

 

 

 



[] 谭嗣同:《仁学》下卷,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第四篇,第一章《推翻新政》,超星数字图书馆。

[] 康有为:《大同书》,超星数字图书馆,1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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