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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家和<论古代人类的精神觉醒>》读后感

[日期: 2009-11-12 ] 来源: 历史学专业基础课教学网   作者: [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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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发展,文明的发生,都离不开人的参与,人类精神觉醒在人的发展过程中举足轻重。对于哲学、思想、学术和文化,可谓“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未有统一的标准。看过刘家和的《论古代人类精神的觉醒》一文深有感触,以前对这一问题仅有些许片面而不系统的印象,现在终于有了较系统,较深刻地体会与认识,下面就具体谈谈。

这篇文章分三个部分来系统论述“古代人类精神觉醒”这一问题。第一部分是作者个人对“古代人类觉醒”的内涵的理解;第二部分是综合地分析公元前八世纪——公元前三世纪的那次古代人类的精神觉醒的条件;第三部分则是具体地比较分析了古代印度,希腊,中国的人类精神觉醒的特点。通读这三部分,我们就会对这一问题有清楚的认识和一定程度的认同。

在第一部分中,作者首先就提出了“人类精神觉醒”的概念,即“人类经过对自身存在的反省而达到一种精神上的自觉”。如果在没有看到这个概念之前,大部分人可能仅仅会将“精神觉醒”限于“觉醒”的层面,即简单地认为是人类的“反省”、“反思”、“思考”,或者说是一般的认识,至于对“反省”、“反思”、“思考”及认识的内容就不会太关注,也不可能思考的太深入,更不会考虑到这种“反省”及认识的层次感,当然也就对“觉醒的内容”的认识达不到一定的高度。因而,作者紧接着就将如何达到“精神觉醒”这一疑问,给我们作了解答。他认为人类要经过三个方面也就是三个层次的反省才能达到“精神觉醒”的境界。首先,要反省人与自然或天的关系,达到关于自身对外界限的自觉,也就是人能将自己从自然界中辨认出来;其次,要反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达到关于自身内部结构的自觉,也就是人要认清自身的内部结构;再次,要反省人的本质或人性问题,达到关于自身的精神的自觉。在这里作者指出,只有实现前两个层次的反省,才能最终达到精神觉醒的层次——对人性问题的反省与自觉。这就体现出一种哲学倾向,也正如文章开头作者提到的:“在中国,印度,希腊等地首次出现了许多哲学家,人类开始了对自身的反省,其精神的潜力遂得以充分展开”。可见,作者肯定哲学在人类精神觉醒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再对照哲学的相关概念,我们也不难理解“人类精神觉醒”的含义了。哲学,作为人类知识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特征是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智慧性因而也具有更广泛而深刻的指导意义。哲学史也就是人类对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在内的整个世界的最普通、最一般的规律的认识发展的历史。正如列宁所说:“简略地说,就是整个认识的历史。”(《哲学笔记》)

当然,通过三个层次的阐释,也解决了我们对“精神觉醒”的片面理解,并且在第三部分中,作者又具体地以古代印度,希腊和中国为例,从三个方面作了比较详细地论述,使我们对这个概念有更深刻地体会与理解。此外,在这部分中作者通过分析原始时代和文明时代早期的社会条件,界定了“人类精神觉醒”的具体时间,即公元前八世纪——公元前三世纪,再具体点提到:公元前六世纪希腊的泰利士,印度的释迦牟尼和中国的孔子的出现。这是人类系统的哲学思考的开端,也是人类精神觉醒的明显标志。刘家和和雅斯贝斯都认为:原始时代无精神觉醒。刘家和用两例来证明:一是,原始的图腾制度,它使人类把非人类的异物视为自己的同类,这说明人还没有从自然中分离出来;二是,原始的社会组织——部落,它使人类把本为同类的其他人视为异物,这又说明人对自己的内部结构还没有清醒的认识。这两方面恰恰对应人类实现“精神觉醒”的前两个层次,既然前两个层次都没有实现,如何能达到人类的“精神觉醒”呢?作者同样又认为:文明早期无精神觉醒。文明时代虽伴随着生产的发展,城市的兴起,国家的产生,文字的出现等等,而恰恰这些也是人类精神觉醒的必要条件,但却不是充分条件。因为这一时期,生产虽有发展,但却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城市遂兴起了,却没有起到一定作用;国家亦产生了,但早期国家发展并不充分,血缘与地缘组织仍然并存,国家还处于一种过渡阶段;文字出现了,却没有关于人类对自身反省的记载。所有这些,都决定了原始时代(史前时代)与文明时代早期人类并没有出现“精神觉醒”。

正因为史前时代与文明早期不具备这样那样的条件,所以作者在第二部分着重介绍“人类精神觉醒”的条件。大前提:这次人类精神觉醒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刘家和通过具体分析比较古印度,希腊和中国的实际情况,总结出的条件有三:其一,这一时期铁器广泛使用,经济空前发展,扩大了人类对自然的开发深度和广度,也扩大了人们在地区内和地区间的往来,从而使人有可能由原先的狭小的活动范围和狭窄的眼界中解脱出来;其二,约公元前八世纪以后,印度,希腊和中国都经历了一个血缘关系削弱或解体的过程,血缘组织的解体,使人们得到难得的自由,从而越来越注重个人的存在价值;其三,公元前八世纪以后的几个世纪中,印度,希腊和中国都曾有过小邦林立的状态,邦与邦之间存在着种种矛盾和冲突,争霸战争频繁不断。这种形势下,一方面为赢得战争,各国都会不择手段,重用一切人才,当然也给了广大知识分子以难得的机会,因而相当于古代“哲学家”的人士应运而生;另一方面,战争引发了种种社会矛盾,为了解决各种矛盾,人们不得不注重精神上的思考,关于人性问题的探讨也就理所当然地浮出水面,成为人类精神觉醒的标志。通过总结古代印度,希腊和中国三个古文明的共同条件,我们也清楚了为何“人类精神觉醒”偏偏发生在这个时期的这些地区,而在其他地区其他时间却没有发生。(如古代埃及,两河流域,皆因条件不具备,且深受传统所限而与“精神觉醒”无缘。)

文章的最后一部分,作者以第一部分提出的三个层次为准,比较分析了古代印度,希腊和中国的“人类精神觉醒”的特点,分别加以论述。在人与自然或天的关系研究上,印度形成宗教研究的传统,希腊形成科学研究的传统,中国则形成人文研究的传统;在人与人的关系研究中,印度佛教主张无差别的平等,古希腊学者揭示人类平等中的内在矛盾,而中国儒家则以具有礼的形式的仁使现实的有差别的仁同一起来;在人性问题上,古印度将人理解为宗教的动物,古希腊将人理解为政治的(城邦的)动物,而古中国则将人理解为伦理的动物。从这一部分的比较中,我们对三种古文明的“精神觉醒”的不同特点一目了然。对于异地同时发生的这次突破现象,特点却迥然各异,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而作者第三部分的分析阐述,也使我们用现代的眼光去审视这些特点,从而找到了古今的共通点,那就是啊“古代人类觉醒”带来的中西方文化上的差异。在印度尤其重视宗教,不仅在研究人与自然关系中从未脱离佛教的掌控,而且在人与人关系上也是在佛教提倡的众生平等中反映无差别的人类平等,人性问题上理所当然地会认为人是摆脱不了宗教控制的宗教动物,因此古印度的这种“精神觉醒”造成的正是它的宗教性文化特征。同理,古希腊是欧洲文明的摇篮,黑格尔说过:“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是在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感。”(《哲学史讲演录》)后世的欧洲文化都是在希腊古典文化的孕育下发展起来的;而中国则依然继承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人文伦理传统,处处彰显中国特色的儒家人文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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