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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社会学术讨论会综述

[日期: 2009-11-24 ] 来源: 中国现代史学会通讯   作者: 王智 [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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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11517日,“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社会”学术研讨会在湖北省武汉市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现代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武汉理工大学文法学院、湖北省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研究基地等单位联办,来自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河北、江苏、山东、山西、福建、云南、青海、河南、广东、吉林、四川、安徽、湖南、湖北等18个省市的9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本次研讨会。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郭德宏教授,中共湖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汪梦军同志,武汉理工大学党委书记、湖北省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研究基地主任王威孚教授在开幕式上分别致辞。四川大学陈廷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闻黎明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程舒伟教授等先后作专题发言。会议按照“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政治”、“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经济与社会”、“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文化与教育”、“中国共产党与知识分子”、“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分野”等主题分成八个场次进行分组发言与讨论。郭德宏教授、闻黎明研究员对会议入选论文及研讨情况进行总结评议。与会代表针对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社会之主题进行了充分而深入的学术研讨,提出了诸多富有见地的观点。

(一)关于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政治

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政治发展密切关联,首先表现为知识分子在重大政治事件中的深度参与。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闻黎明教授的《战时中国知识精英对战后处置日本问题的若干思考——以昆明知识界为中心》一文以战时昆明地区学术、教育、舆论界对战后处置日本问题的若干认识为例,从教育界对日军暴行的切身感受,关于战后处置日本问题的原则认识以及对战后处置民间赔偿损失,收回领土失地,改造日本政体几个具体问题的认识等方面展示了中国知识精英在重建中日关系及建立国际永久和平秩序上的一些思考轨迹。

青岛市社科院马庚存研究员在《论戊戌维新时期的青年改革志士》一文中认为,戊戌维新时期的变法运动,不是纯粹青年群体的行为,不是具有明显青年人特征的社会运动,但就运动的酝酿、发动、组织等不同阶段,都有一些杰出的青年志士参加,许多优秀分子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于化民教授的《“一二一”运动中的西南联大教授会与教授们》,认为对于联大教授会教授们在“一二一”运动中的作用,以往的研究较少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作者以“一二一”运动期间联大教授会召开的9次会议为基本线索,对教授会、学校当局与学生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探讨,对正确认识“一二一”运动的历史全貌有所裨益。

类似的文章还有诸如国家人事部人才研究会张高陵研究员的《“二二八”事件后的台湾知识分子》,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赵书刚教授的《北平学生的抗日爱国壮举》等。

一些文章论及知识分子对近代以来中国现代政治生长的推动。例如: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文学院赵炎才教授的《近代知识分子与民初“法治”文化建设》认为,民国初期,共和肈始,“法治”问题遂成为近代知识分子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当时近代知识分子以报刊杂志等媒体为阵地,对近代“法治”思想文化建设作了比较系统的深入系统的学理探讨。

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文红玉博士的《民初知识分子与联省自治》提出:20世纪20年代的联省自治运动,知识分子扮演了非常重要的启蒙和推动角色。联省自治运动的短暂实践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内争民权外争国权过程中的一种努力,这一运动的最终破产正是近代中国民族独立化、政治民主化之艰难历程的一种符号性映照。

青岛大学法学院王兆刚副教授的《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知识界对直接民主的介绍和宣传》认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直接民主在中国的传播,与当时知识界对代议民主制的反思密切相关,是对此前移植西方代议制失败实践的修正,也受到一战后欧洲国家多部新宪法的直接影响。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间层的力量尚十分弱小,没有当政者的推动和社会下层民众的支持,知识界的民主理想只能付之东流,对直接民主的热情宣传也只是知识分子纸上的狂欢。

武汉理工大学文法学院权宗田博士的《五四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与政治传播》认为,先进知识分子是五四时期政治传播的主体,这时的先进知识分子以政治传播作为自己的自觉使命,在政治思想推介、政治思想启蒙、政治思潮的引领、政治理想的实践、政治活动的领导和参与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实现近代化转型的重要表现,对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和中国近代政治的现代化发挥了重要影响。

以上文章都从不同视角,论证了知识分子对近代以来中国破解专制桎梏,建构现代政治的思考及某种现实行动。

(二)关于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经济与社会

近代以来的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由于革命与战乱,常态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往往求之而不得。即便如此,知识分子对近现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贡献仍值得关注。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赵兴胜教授的《知识分子与国民政府时代的国营企业》认为,知识分子在国民政府国营企业的发展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在学理层面,他们阐述了在现代中国发展国营企业的历史合理性,及其现实意义和未来意义;在制度层面,总结了历史教训,研究了国外的经营管理模式,讨论和设计了其经营管理机制的改革问题。同时,他们还是实践层面上的基本支撑力量。

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白贵一副教授的《论南京国民政府的官俸及对基层社会的影响》认为,南京国民党政权在政治方面重视上层而轻视下层;在组织方面重视中央轻视地方。中央、省组织庞大,叠床架屋;县以下组织脆弱,人才短缺。而国民党的官俸则直接诱发国民党争权夺利,权利上移,人才上拱。政治上反对共产主义,实践上背离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疏离广大乡村,游离于基层社会,离心于人民群众。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迅速溃败与此有直接关系。

鲁东大学马列部侯风云副教授的《1933<申报月刊>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述评》认为,《申报月刊》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是要回答如何挽救中国当时的危机以及中国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的问题,它已经远远超出了在此之前纯学术的讨论范围,而是属于政治性的思潮范畴。

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研究所朱俊的《抗战时期迁滇知识分子在云南的调查活动——以西南联大为讨论的中心》认为,诞生于抗战硝烟的西南联大,自迁至昆明后,广大师生针对云南独特的地理环境、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情况,分别就人文社科和理工科展开了各种调查。这些调查对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对云南社会经济以及学术、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沈传亮博士的《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社会心理分析》认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社会心理呈现多元并存态势,有焦虑、救亡、启蒙、自卑、中国中心等多种心态。这些心理错综交织,形成了五四知识分子的社会心理结构。焦虑、救亡、启蒙、反传统都是文化激进主义形成的心理基础,因此,很多知识分子走上了用激烈手段解决问题和革命救国的道路,这一心态脉络,贯穿整个20世纪,影响了20世纪中国的社会变迁。

此外,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王熙博士的《20世纪2030年代北京民间市政建议和计划》,国防科技大学人文与社科学院赵可副教授的《市政改革新兴势力的崛起和市政发展效仿目标的转向》,忻州师范学院政史系齐虎田教授的《晏阳初和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比较及其启示》等亦从不同方面作出研究。

(三)关于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文化与教育

知识分子是传承文化脉动、担负教育功能的主导性力量,本次研讨会也有多篇文章专门探究文化与教育视野中的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

河南理工大学校史办陈康副教授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对于近现代中国文化重建作用探析》一文,以自然科学工作者为例,认为时代巨变导致的五四知识分子从“医国”到“医人”的精神擅变历程,中国文化的精神病象在五四知识分子眼中已成一个固定的事实,知识分子也因此成为中国文化重建任务的主要承担者。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李少兵教授的《人间佛教——佛教知识分子与民国社会》认为,二十世纪以来, 传统宗教必须顺应社会的发展而革新求变已经成为世界潮流, 中国宗教亦深受其影响。民国佛教知识分子顺应时代的变化,对“形而上”的佛学理论和“形而下”的教内仪轨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努力使佛教走向世俗社会去发展图存,去营建“人间佛教”。

武汉理工大学文法学院王智、王龙玉的《1949-1976:中国文化发展的语境转换与知识分子状况》认为,1949年以后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在执政党的领导之下,中国的文化发展经历改造、建设与“革命”的几次语境转换。文化发展的语境转换,映照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从多样到单一、再从单一到多样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作为文化发展主要承载群体的知识分子,其地位与状况也经历复杂变化的过程。

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孔繁岭教授的《南京政府前期的留美教育》认为,南京政府建立后,经过对留学教育的整顿和伴随着各项建设事业的兴起,留美人数由下跌而获得较大发展。留美学生回国后多分布在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他们运用所学到的理论、技术、方法,进一步开展科研工作,取得极为丰硕的成果,对促进中国科技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此期留美学生对新中国贡献最大的是科学文化,而对国民党的影响则是产生了一批政治人物。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李庆刚博士的《1958年教育领域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认为1958年学术界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是在1956年红专大辩论、1957年反右派运动基础上滋长起来的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日益左倾化的产物。教育领域的“拔白旗、插红旗”活动由此展开。这一运动,逆“双百”方针而动,延承了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学生批判教师的恶劣风气,是共和国教育史上不堪的一章,也是中共知识分子政策日益“左”倾的一个重要关节,教训深刻,值得记取。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卢勇博士的《中央研究院与中国近代学者群体职业声望的提升》,认为从抗战前中央研究院的学术研究活动来看,中国近代学术研究职业化体制的确立促进了学术研究事业的发展,它改善了学科的建设环境和学者的生存状态,推动了正规学科体系的建立,并促进了学术研究事业的规范化。中国近代职业学者群体的社会声望逐渐提升,这也说明中国近代学术研究事业的外部环境逐渐改善。但民国时期中国职业学者的社会声望还比较低,其对社会的贡献还尚未被社会广泛认知。

此外,江汉大学政法学院李腊生教授、詹爱霞的《胡适与五四时期的文化转型——以丧葬礼仪改革为例》,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蒋宗伟博士的《日据时期台湾青年赴大陆求学探略》,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张晶萍博士、陈先初教授的《省籍意识与文化认同:叶德辉振兴湖湘汉学的努力》等文章也分别就此类论题进行富有价值的探讨。

(四)关于中国共产党与知识分子

在中国现代史上,由弱而强的中国共产党与知识分子构成一种密切并且复杂的历史关联。本次会议有20多篇论文的选题集中在这一方面,其中的大多数文章所探讨的是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或中国革命史领域内已经有过较多研究的问题,例如关于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主义的传播;先进知识分子与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的形成发展;毛泽东等领导人的知识分子观;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等,因此至少在选题上新意有限。当然,其中也不乏佳作,用看似陈旧的题材,做出具有新意的考证或论断。

例如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章林的《中共“一大”特案的知识分子视角考查》一文,指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规定:“党员除非迫于法律,不经党的特许,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这是中共一大纲领中一个比较特殊的规定(简称“特案”)。文章梳理“特案”的争论及发展过程,再从中共一大代表的知识分子个性的角度分析该特案,关注了一个学术界不够关注的命题。

天津大学社会科学与外国语学院秦立海副教授的《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张申府》也对建党史的一些定论作适当订正,认为张申府不仅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和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更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1925年,他因自己的意见在中共“四大”上未得到应有的尊重而负气退党。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忽视或否认张申府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武汉理工大学文法学院郭国祥博士、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丁俊萍教授的《论抗战初期毛泽东与王明的合作与分歧》,认为抗战初期,毛泽东与王明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方面并没有原则性的分歧,相反两者进行了密切的合作。而产生分歧的原因或在于认识上的差距,或是双方的误会,亦存在竞争最高领导权上的某些冲突,但分歧的解决都遵循合法的途径。这是对党史上非错即对的路线斗争解释模式的一种修正,亦是对抗战时期有关论断的重新审视。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罗平汉教授的《大批知识分子奔赴抗日根据地的原因分析》,提出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制定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大胆使用和充分信任知识分子,为知识分子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是抗日根据地能吸引大批知识分子的根本原因。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政策,才有抗日根据地文化教育事业的空前繁荣。并与沦陷区和与大后方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张志永副教授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文化战初探》,认为晋察冀边区军民在同日伪军进行军事、经济等斗争同时,还开展了激烈的对敌文化战。它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晋察冀边区对敌文化战是以非暴力形式开辟的另一个抗日战场,它把文化战提高到战略地位,充分发挥了文化“软实力”的作用,成为坚持敌后抗战的思想支柱。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金涛博士、人民出版社吴继平博士的《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研究(19491952)——以江苏省扬州市为个案》,用扬州市地方为个案,来研究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问题,在研究范式上值得肯定。

(五)关于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分野

由于阶级取向、利益取向、价值取向等方面的不同,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出现思想差异和政派分野,而历次重大历史事件,又对这种分野进行某种强化和重组。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储峰博士的《五四以来知识分子的分野:左中右三翼及在近代中国社会中的角色与作用》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知识分子多以新旧区隔,还没有左、中、右翼的分野。然而,随着马克思主义传播日广,影响增大,知识分子在新文化运动后期出现分化,形成左、中、右三系,对此后的中国社会产生巨大影响。

中共湖北省委党校王鹏程博士的《“问题与主义”论争: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政治思想分野的缘起》,认为“问题与主义”论争不应当是五四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之间斗争的第一回合,而是二者之间一次正常的应然冲突。五四前后世界及中国社会改造的大势预示了这一时期知识分子政治思想分野的必然,该论争可以看作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政治思想分野的缘起。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阶级意识的提升,以李大钊、胡适为代表的双方知识分子在政治道路上便不可避免地愈走愈远。

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谢从高博士的《<新青年>知识分子队伍的分化与中国近代学术观的碰撞——以蔡柏龄留学为中心》,1923年蔡元培之子蔡柏龄留学比利时学习工科一事为例,认为当时国内主要出现了两种有代表性的学术观。一是单纯的文化思想运动而不过问政治,二是主张相对于改造险恶的现实政治而言,学术研究的意义是次要的。当国共两党成为逐鹿中国政治的主要对手之后,这种分化达到顶点:学术界被迫在要么避开政治而埋头学术研究,要么以学术为政治的附庸、追随政治权力之间痛苦选择。

一些文章对近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及知识分子公共性问题进行专题研讨。如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程舒伟教授的《19461948年自由主义者对中国共产党态度的演变》,河南大学《史学月刊》编辑部翁有为教授等的《抗战后自由知识分子对民主宪政的认识——以君劢为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胡其柱博士的《晚清民国“自由”词义衍变考略》,天津行政学院张殿兴副教授的《民族危机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政治主张(1931-1937)》,空军航空大学郑瑞峰副教授的《20世纪40年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探索》,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洪小夏教授、李自慧的《公共知识分子论析》等。

此外,一些文章选取近现代历史上某位知识分子的个例,透过特定文献,切入某个细微的观察视角进行研究,相比于前述的一些宏大选题的文章,反而更具学理价值。例如: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陈廷湘教授的《政局动荡时期中国学人的生存样态——从李思纯<金陵日记><吴密日记><胡适日记>中窺见》,吉林大学历史系刘会军教授的《从爱国学生到华工领袖——五四时期青年知识分子王希天的思想转型》,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王海光教授的《简论杨小凯从革命激进主义到保守主义的思想转轨》,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程美东教授的《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文人——以胡适、周作人、陈寅恪、范文澜为例》等。

知识分子承担人类薪火传递、知识承继的社会责任。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中国近代以来开始形成新知识分子群体。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现象,是伴随中国社会的内忧外患产生的。知识分子作为思想启蒙的承载者,对近现代中国的政治变迁、经济发展、文化重建和社会转型,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巨大推动作用。近30年来,在知识膨胀的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社会急剧转型。作为先进文化载体的知识分子对当下中国的科学发展与和谐建构,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次会议以“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社会”为主题,以历史推演现实,用现实关照历史,研讨的指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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