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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边缘修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日期: 2009-12-01 ] 来源: 二十一世纪   作者: 陈意新 [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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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十卷本(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

  2008年5月,在香港发行的十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已出版六卷),无疑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件大事。这套著述由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组织编写并出版,不仅史实详尽,规模空前庞大,而且可谓私撰国史,意图以正视听。这套著述主要涵盖了以毛泽东时代为主的1949至1981年的政治史,与当代很多中国人的政治社会生活曾休戚相关。如果说学者们对这套国史中事件梳理之清晰与档案数据运用之细致会留下深刻印象,那么对于经历过毛泽东统治时代的普通读者而言,这套国史也许能让他们解开一些影响过自己人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之谜团。

  对于国史,中国历来有官修与私撰两大方式。官修为后人留下了二十四史,而私撰因其可对历史事件作独立记录与评点,有时比官修来得更为真实和重要,正如孟子所谓:「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这套国史继承了中国私撰史学的传统,由非官方学术机构主持,邀请一批卓有成就的学者,摒弃政治意识形态准绳,以尊重史实的态度写作,在计划总数600万字的著述里,对毛泽东时代许多极具争议的重大事件作尽可能的厘清。由于这套国史在香港出版,作者无须过于担心书中语句或资料会被政治权威删改,得以基于自己对历史事件的认知和感悟而写作,因此,与在中国大陆出版的共和国史著作相比,这套国史能够更加完整和真实地重现历史,其学术价值也相对较高。

  这套国史最引人瞩目之处是对档案数据的利用。在共和国时代,长期以来国史无法私撰。除了国家对史学著作的政治审查外,国家机构对历史档案的保密管理也根本性地限制了国史研究。尽管近十年来政治环境有所宽松,但由于国家的意识形态松弛度和档案开放度依然极为有限,学者迄今为止所撰写的共和国史很难不沿袭官方正统的声音。对于大跃进与文革等一些被国家视为禁忌的重大课题,他们不但无法作透彻的研究,更无法畅所欲言发表看法,只能眼看着西方学者的专著一本本的出版。

  这套国史在数据利用上有着特殊优势。多位作者全是专攻多年的党史和共和国史学者。除了使用笔名的作者外,其中有像沈志华、杨奎松、高华、李丹慧等来自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等著名学府、有能力接触到重要历史档案的历史学家,还有像林蕴晖、卜伟华、萧冬连、韩钢等一批任职于中央党史研究室等中央级单位、有特权阅读重要历史档案的专家。正是基于这些学者和专家经年的数据积累,这套国史才成为依靠档案、言之有据、源流清楚、功力深厚的大作。当档案数据亦无法还原历史事件时,作者则利用自身的便利条件访问了许多当事人,对事件作出了比档案更完整的辨析。任何人只要读一遍沈志华撰写的第三卷《思考与选择──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反右运动》,就会对这套国史的作者在档案与访谈上所下的功夫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就已读到的几卷而言,这套国史在体例和写作方法上也承袭了中国的史学传统。与以美国学者为主所编写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相比,这套国史是以断代而非议题来编排的。整套书每卷涵盖约三至四年,企图表现每个时段的整体史。这套书的写作也沿袭了中国修史的习惯:述而不论。作者并未像西方史家那样在资料基础上总结出分析性的论点,而是以原始资料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这当然不是说作者没有自己的观点。在800多页的第六卷《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里,卜伟华只写了文革头三年。作者表明虽然文革被官方定性为十年,但真正因动乱和浩劫而能称得上是「文革」的也就是1966至1968年。这样的体例和写法,可让读者在看完史实后自己去反思这段敏感的当代史。

  已出版的几卷所具有的长处也汇成了这套书另一个明显的特征:体制边缘修国史。这套书写出了大跃进和文革等许多学者忌讳探讨的历史事件,令人耳目一新。但由于多数作者长期在中央单位以党史研究为职业,在纪律上无法逾越国家对于使用档案的规定,因此这套书在原始数据使用上便有了限制,只能走到体制的边缘而无法完全脱开体制。在语言运用上,作者亦须有些匠心──只能走到边缘,以免除不必要的政治风险。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多数作者似乎亦自然地倾向于从体制内来展开他们叙事的思路。尽管这些作者有着开放的思想,但长期的专业训练、政治教育,以及组织纪律让他们的话语和叙事形成了一些思维定式,以致就某几卷而言,读起来更像是一部党史,在叙述到毛泽东时更是难以突破思维定式和语言自律。对此,读者当然不难理解:共和国有着党国政体,党史是国史的核心,从党史切入国史的写作正是这些作者的长处所在。但读者亦不难发现:有的作者在叙事中一方面写出了毛泽东统治下中国的大灾难,另一方面又对毛个人的大气恢宏、挥洒磅礡的风格充满了钦仰,依然维系着对政治领袖既有的思维定式。其实,毛的大气恢宏不正是共和国几场大灾难的成因之一吗?

  简言之,这套国史最重要的成就,在于其有根有据地为毛泽东时代共和国的重大政治事件进行了正本清源的梳理。虽然它未能突破体制的极限,但却已濒临体制的边缘,为共和国的历史留下了尽可能完整、真实、准确和可信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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