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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耕文明与法律传统的农业型

[日期: 2009-12-23 ] 来源:   作者: 文学院09极古典文献 吕晶 0910060302 [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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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耕文明与法律传统的农业型

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1755)法国杰出的思想家、社会学家,18世纪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之一,资产阶级国家和法理论的奠基者,也是地理政治学派的开山祖。

《论法的精神》是18世纪其最重要的一部著作。此书的第三部分探讨了法律与自然地理环境的关系。这是《论法的精神》在法理学上独树一帜的一个主要标志。孟德斯鸠非常强调自然地理环境对社会政治法律制度的作用,甚至认为这种作用具有决定性。现在,我就东亚地理气候对中华法律传统的影响问题阐述农耕文明与法律传统的农业型。

东亚大陆的自然环境,自古以来就是地球上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东临浩瀚的太平洋,好不容易走到海边的人们不得不止步,“望洋兴叹”。 西有戈壁沙漠,再往远是雪山,多为无人地带,生命禁区。北有寒冷多风的荒原或冻土,无法农耕,望之令人心灰意冷。南方是多山地带,崇山峻岭,猛兽出没,多乌烟瘴气,南行一步都不得不“辟荆拓莽”或“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中国传统政治法律文明有着非常典型的农业型特征,这些特征与东亚大陆的季节农业、农业立国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

1.中国的国家政权自起源时起就有着农业型政权的特征。中国历史传说中最早的君主炎帝和黄帝,就是以“农师”著称的;最早的政权就是一个督导耕作的政权。从此以后,政府的教农督农属性不曾稍变。甚至国家的政权机关是按农业的季候特性而分类设立的。就是最高统治者,也特别不忘自己的“教农官”身份,从周武王开始,直到清末,国家最重要的“吉礼”之一就是“亲耕亲蚕”大典,就是天子及王()后每年春天做一次非常隆重的“亲自耕种”、“亲自养蚕”的表演,以劝导天下男耕女织。

2.农业型的文明土壤导致了农业型政治法律理想的产生。中国传统的政治法律理想的农业性,可以从许多方面来看,但最有代表性的是农业型的“太平治世”憧憬。比如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时虽貌似水火不容,但其农业型的政治法律理想却出奇地一致。儒家的理想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大家都过着不饥不寒的生活。大家都有“恒产”即土地房屋,都有“恒心”,最后都不想诉讼,达到“无刑”“无讼”的境界。法家的政治理想是“农战”立国,“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圣人知治国之要,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惟圣人之治国作一,专之于农而已”。总之,法家认为,对内惟有农业、对外惟有战争的治国景象,大家说的做的都是农耕和打仗,这就是理想的政治状态。国家的一切赏罚惟以农战之功过为标准来施与,法律为农战而立。甚至最厌恶政治的道家,其政治理想实际上也是一种“农业生活”理想。“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是一幅典型的小农经济田园乐图。

3.中国传统文化土壤的农业型还决定了中国政治法律的重季候、重应天顺时的特征。我们的政治法律传统重视“法自然”、“法天”、“畏天”、“天人感应”主要是出于农业生活经验和思维的推论,至于对自然规律的探索和尊敬倒在其次。《礼记·月令》把农业活动的“时令宜忌”与国家政治的“时令宜忌”直接类比是最有代表性的。如孟春之月行“亲耕”大典同时,“不可以称兵”;仲春之月,当天地“安萌芽,养幼少”之时,要“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狱讼”;孟之月,靡草死,麦秋至,应“断薄刑,决小罪,出轻系”,把轻刑犯人早日放出来以利生产。仲夏之月,天气炎热,所以要“挺重囚,益其食”,即改善重罪囚犯的监禁条件;孟秋之月,“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用始行戮”,天开始汰杀植物了,我们才可以“戮有罪,严断刑”。仲秋之月,农业收割开始,秋风开始肃杀,故可以“申严百刑,斩杀必当,毋或枉桡”;孟冬之月,趣狱刑,无留罪。这样根据农业的季节时令决定国家在不同季节的政治法律“主要任务”,在全球历史上是罕见的,但在中国形成了一个明确而牢固的传统。在天象有明显不寻常变化时,则立即考虑增加德政、减少刑杀,以示接受上天之责斥,以取悦上天。我们在重温这些理论、重览这种制度之时,明显感到是在听取一个老农的经验和安排:什么季节宜做什么农活,天变了农事安排也要变。

4.农耕文明的稳定性或农耕人民的安土重迁性格也深深地影响了中华法律传统。相对于游牧、狩猎、渔业、工商航海的民族而言,农耕文明是最重稳定的文明,有着最强的因循守旧性格,最缺乏冒险、探索的精神。文化史学者陈正祥先生曾统计,在中国地名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汉字是“安”、“定”、“平”、“顺”。正是这种精神的反映。农耕民族的安土重迁、重经验、重因循的性格,在中国古代政治法律传统中也充分地体现了出来。首先是中国法律传统中“忌变法”的性格。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中国历代变法极为艰难,变法者受到的攻击非难非常人所能承受,变法者常成为牺牲品,动辄身首异处。其次,从中国历代法典而言,中国法传统的因循守旧性质也有充分体现。

总之,地理封闭、土壤适宜农耕,气候相对干旱(此点仅就华夏文明的早期中心地区而言)并自然灾害多、四季变化分明等等。这些自然因素共同决定了中国传统的农业一开始就不同于世界上其他地区其他民族的农业。这些地理因素共同造就了中华民族的有自己特色的农业。这些特色自然而然地体现到政治法律之中。最后我还必须说,这样的地理环境因素是不是必然地决定中国古代只能是中国特色的农业,也是难以肯定的。正如生物学上讲的遗传变异关系一样,一个民族的特定生存方式的形成,除了一定的地理环境以外,可能还有其他某种偶然性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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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分   (lzh ,01/17/2010 09:06: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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