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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工业文明不是诞生在当时先进的中国?

[日期: 2010-04-11 ] 来源: 凤凰网历史   作者: [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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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2-19 09:5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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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遗址和河姆渡文化遗址的考古发现,我国早在七千年前的新石器中期就开始种植农作物,中东两河流域还要稍早。长达六、七千年的农耕社会孕育了人类初始的文明。这期间,人类发明了文字,发明了国家,博弈出了各种社会制度。其中,有巴比伦和古希腊的城市公社,有罗马和斯巴达的共和国,还有采邑领主制度,以及君主专制。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东方、西方,在农耕文明时期,最普遍的是君主专制制度,也就是帝王家族以及依附于它的贵族士大夫,在财富上和政治上居于支配地位的政治制度。这可能是由于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条件下,少数人专政最有利于社会控制,社会最有效率,对外最能抵抗外侮和开疆辟土。

在东方中国,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相对封闭的周边环境使农耕生产方式和与之相伴的帝国制度延续了两、三千年,其发达程度达到了世界上农业文明无与伦比的最高峰,稳定的延续性世所仅见。中华民族的长久一统得益于此,中华族群的繁衍生息也因此有比世界其他民族优越得多的生存保障。“福兮祸所伏”!毋庸讳言,这同时也成为中国近代落后的主因。

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极大地消弱了唯一能够和秦王讨价还价甚至抗衡的贵族领主势力,此举对解放生产力、增强秦国国力有进步意义,成就了稍后秦横扫六国一统中华的不世伟业;可也使得王权达到了主宰一切的地步,为中国走向两千年的极端专制开辟了道路。此后,帝王专制逐渐发展为一套包括政治思想、国家制度、习俗和律法在内的完整的文明体系,其特点是政治、思想高度统一,极具排他性,拒斥任何可能导致社会和政权不稳定的因素,发展到极端,几乎会扼杀所有社会进步的因素,因而极具保守性。 “家天下”的社稷独霸思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文化专制,科举制度的厚古薄今和释文解经的八股孱弱文风,对外贸易中的闭关禁海,产业制度的重农抑商,工商业的官方垄断,还有重脑力轻劳动、贬技艺为“奇技淫巧”的价值观,官本位的特权思想,等等,无不对新思想、新技术特别是工商业的发展构成障碍,禁锢了整个民族的创造活力,以至于秦以后两千多年中,思想界再无巨匠,科技、经济、社会、文化鲜有突破。由于王权的强大和限制,以及传统习俗的束缚,社会分工一直按政权的好恶“削足适履”,不能充分发育,工商业和资本自发的活力一再受到压制,并且随王朝兴衰更替受到周期性摧残。在高度控制的社会肌体里,难以出现王权和社会不熟悉也不愿意见到的新生力量。

在西方,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崩溃,日尔曼蛮族逐渐成为欧洲的主宰,可他们刚刚从原始的部落向大规模农耕过渡,文明礼仪在基督教的帮助下刚刚萌芽,社会制度刚刚开始建构尚不成型稳定。这样一个蛮族主导,再加上十世纪前频繁遭到北欧和中东欧外族的侵袭,西欧的混乱无序可想而知。罗马时代的城市遭到劫掠、焚毁,工商业凋敝,乡间盗寇遍野,私斗仇杀成风,王权衰微,各领主纷纷建深壕高垒以自保,除了基督教刚刚兴起的还不足以安定社会的权威外,没什么有效的世俗权威能震慑天下,世界一片混乱,民不聊生。这个时期被西方称为黑暗的中世纪。经过近千年的演化,外族逐渐融入,内部试错性社会组合渐渐成型,到了十二、三世纪,西方开始走出混沌、混乱,建立秩序,君主制的民族国家纷纷建立,宗教权威也得以确立。这个过程,是落后民族从蛮荒走向文明的必经阶段,类似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大秦帝国展现的商鞅变法前的秦国差不多也如此。但和中国不同的是,由于宗教权力的强大,西方的君主制度始终没有达到主宰一切的地步,世俗王权和教会一直为权力激烈争斗,这在宗教改革时期达到高潮。除此之外,贵族领主的权力也十分强大,有时国王需要由贵族选举产生才具有合法性,如奥托大帝。在城市,还有相对独立于王权的自治领,有充分的自治权,由自由民(主要是商人)自主组建政府管理。特别是当时的欧洲有几十、上百个政治实体,彼此间有极大的竞争。随着社会逐渐趋于稳定,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人口急剧增加,十五世纪的西欧已经有7000万人口,民间手工业和贸易取得巨大发展,中世纪遭到破坏的消费能力得到重新恢复并有较大的提高。地中海沿岸与东罗马、阿拉伯、印度、中国的贸易重新活跃,作为沟通南北欧的法国城市和通向波罗的海沿岸的北欧工商业城市也纷纷崛起,一种新的文明力量——以城市为代表的工商业力量诞生了,和它孪生的一种新文明——工商业文明同时破茧而出。

为什么工商业文明不是诞生于比当时的西欧远为先进的中国,而是出现在混沌初开的西欧?回答是:处于成熟状态的中国专制文明具有保守反动的特性,不具备进取的力量甚至是反进步的,而刚刚崛起的建立于农耕文明基础上的欧洲文明正在寻找突破方向,具有生猛和创造的特质,其活力非老朽的东方专制文明能比。“成熟则保守,新生则进取”。具体来讲,有以下原因:

一、欧洲有多种政治力量的存在。宗教神权和世俗王权,哪一个都没有取得垄断地位;另外,还有贵族、城市自由民的力量也不可小视。例如英国,贵族势力和教会势力同国王约翰在1214年左右的激烈博弈催生了具有维护教会、贵族以及城市资产阶级权利、具有民主性质的《大宪章》。这可视为现代立宪民主的起源。多种政治势力的存在,消除了极端专制产生的土壤和条件,为各种新势力的产生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二、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英国、法国、西班牙这种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各国普遍实行的重商主义政策,为工商业发展提供了助力。比如英国为促进纺织业发展,为业主开出了许多优惠政策;西班牙王室为开辟新的贸易航线提供各种支持。

三、西欧沿袭了希腊罗马城市文明和对外贸易的传统,社会发展得以多元化,特别有利于城市资产阶级的发展壮大,而城市资本的发展必然带来新的文明模式,例如东印度公司就是半主权半商业的模式,早期的意大利还出现了股份公司。这种建立在资本合作基础上的生产方式开辟了资本主义的新纪元。

四、古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中有民主、共和和人文主义的基因,作为继承者,西欧深得要领并加以发扬光大,这直接导致了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为反对各种保守的旧权威,为各种新的政治思想、生产方式以及价值观的诞生提供了人文主义基础。中国缺少这样的基因。

  是希腊罗马文化的基因,是新欧洲的锐气,是多元竞争的政治环境造就了西方的工业文明。工业文明的诞生由于西方的特殊性具有很偶然的特征。人类应该为之庆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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