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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奈林·比万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论析

[日期: 2010-05-31 ] 来源: 社会主义研究   作者: 倪 学 德 [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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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安奈林·比万是英国现代著名的政治家和工党左翼领袖,他的民主社会主义是介于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一种思潮,主张建立一个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但又不赞同现实社会主义所走的道路。他为实现民主社会主义竭尽全力,但他又是自己理想和追求的悲剧人物。

[ ]     英国工党              

        比万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主要反映在50年代初他写的《代替恐惧》一书中。其中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论述,对战后初期英国工党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正如现任工党领导人托尼·布莱尔所说的那样,战后共识政治的达成应当归功于比万等人的贡献。

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

       比万认为当代有三种社会观念:竞争的社会、整体的社会和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所谓竞争的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即他生活在其中的英国社会。比万对竞争社会是持批判态度的。他指出,竞争社会的动机是个人利润,因而市场就成了最后的公断者。“根据这个哲学,物质上的成功就是社会给予为它服务得最好的个人的奖励,因而追逐利润实际上就是发现公众要求的一种调查”。竞争的社会反对国家干预,反对采取集体行动。“竞争社会的哲学只承认国家在内部事务上的最原始的职能。集体行动在它看来是堪诅咒的。这个哲学相信‘善’来自对个人的放任,让个人去追求他所认为在工业和商业上对自己有利的事情,而且相信必须这样,因为人们只会从他那里购买他们所要买的东西和付他们所准备付的代价”。比万承认私有经济的冒险活动在历史上的作用,他说:“低估私有经济的冒险活动对产生现代工业技术的作用,从历史观点来看是不正确的。竞争的刺激,贪图利润的欲望,追求财富、权力和地位的贪念——这一切都在建成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然而,私有经济的冒险活动却并不能给人提供一个安全的“家”。关于人需要一个家,比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论点:“反社会主义者认为私有经济的冒险是一种可取的条件,这一主张表明他们是极不科学的。你可以使自己的家成为冒险的基地,但是把基地本身变成一种冒险事业,那就荒谬了”。

比万指出,竞争的社会没有给人们提供一个过得去的家和一个值得称赞的价值观念。“它的信条的物质主义气味过于浓厚,它的社会气氛过于狂热。它把男人和女人变成了手段,而不是目的。他们被变成生产手段的创造物,而不是主人。人的价格仅仅是物品价格中的一个项目。价值标准的高下是没有的,因为除了银行存款数字这个庸俗目的而外,没有别的目的”。现代竞争社会的主要特征,就是狂热地把财富积聚在私人手里,这造成了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决裂。在这样的社会里,成功的人和失败的人都同样遭受了普遍不安状态的侵扰。因为“你必须变得更富,否则就得逐渐变穷。你当时可能已经得到一个舒适的地位,但是不能停留在那里。有两个因素使其不可能:第一,你有竞争者,他也许会跑到你的前面把你挤出那场竞赛。你必须机智灵敏地了解一些新的打算和经过改进的生产方法,取得新的市场。新的经济法则还有一方面甚至比这些更为有力。出产的新机器在更换时比旧的机器花费更大。保留储蓄金时,对这种意外情况必须考虑进去。你必须永不停息地获得更昂贵的设备,否则最后你将一无所有。你发现自己好比坐在一架不停地向前转动的自动梯上,你不能坐在上面不动,你必须亲自操纵使它运转的杠杆,否则就会摔下来,或被其他渴望操纵杠杆的人推下去”。比万得出结论说:“由此可见,在竞争的社会里,成功的人和不成功的人都同样是没有解放的。由于企业家的经济职能的限制,他感到兴趣的唯一财富,就是会产生更多财富的财富。为消费而消费,成了为进一步生产而进行的一种消费的作用。一切形式的消费,如果不能直接满足生产过程的需要,就被看作是不经济的、浪费的和奢侈的”。

        在竞争的社会里,社会所生产的财富为私人所占有,但财富本身却是社会合作的产物。“资本主义社会不能永久存在的理由就在于,它仅仅是汇集了无数私人的价值观念,而这些私人的价值观念对于作为社会生存和社会延续的主要条件的共同价值观念,是完全不加考虑的。经济上的剩余的处理,应当是属于集体行动范围的一种职能。这一点正是私有经济冒险制度所完全不能接受的,除了在战争或备战情况下,当集体的制裁压倒私人的野心时才有可能”。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在欧洲已经行不通了。比万说:“私有经济的冒险对发展工业技术提供最好的方法这个论调,也许在美国仍然有效,但在欧洲这种信念已不再适合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动脉已经硬化”。对于战后英国进入所谓“富裕社会”,比万在1959年的一次演讲中说:“所谓的富裕社会,是一个丑恶的社会,庸俗的社会,浮华的社会,是一个把所有要做的当务之急的事情都搞错了的社会”。

        比万认为,未来的社会是以公有制为主的社会,因为这是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使一切形式的私有财产处在永无止境的威胁之下的做法,是既不慎重又不合乎我们对未来的看法的。在差不多全部类型的人类社会中,不同形式的财产一直是同时并存的,不论对社会或是对这些形式之一的财产本身,都不发生不利的影响。但是社会稳定的一个必要条件是:某一种财产所有制必须占统治地位。在未来的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应该是公有财产。私有财产应当退让到这个地步:社会的目的和正当的优先次序构成一个容易看得出来的生活方式。只有在做到这一点的时候,宁静的态度才会代替成为竞争社会的通常气氛的那种到处弥漫着的不安状态”。11

二、议会的作用和局限

       比万对议会民主制的看法与其他民主社会主义者并无区别。他同样认为,国家机器是一种中立的工具,谁掌握了它就可以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比万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认识到,英国议会的气氛和程序安排,不适合劳动人民的代表,因为它冲淡和掩盖了社会上存在着的深刻阶级对抗。议会给工人议员最初的印象是置身在一座教堂里。“拱形的圆顶和彩色玻璃的窗户,一排排的过去大政治家的塑像,有回声的大厅,轻手轻脚的服务人员和低声细语的交谈,这一切和他刚经历过的竞选活动中的那些拥挤的聚会和激烈意见的交锋对照起来,是令人丧气的。作为人民的保卫者,他来到这里,希望在权力的中枢把自己的意见发表出来”。12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为了保持他的批评意见的锋芒,他会发现他必须采取一种等于是玩世不恭的怀疑态度,因为议会的程序对于可以缓和他的阶级激烈情绪的措施是丝毫也不遗漏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下议院是一切代表会议中最没有代表性的一个。它是防止外界真正意见冲突在院内获得适当反应的细密周到的阴谋。它是安置在特权阶级与大众不满情绪的压力之间的一个防震器”。刚刚当选的工人议员,内心充满了民间的疾苦和自己的愤懑,他的演说慷慨激昂,也带有相当大的刺激性,希望激起听众对此有所了解,并期待听到一个同样强烈而不妥协的回答。然而,对方完全没有这样做,除了祝贺新议员演说的成功之外,就再也不理会他了。“他原以为扔出去的是块石头,谁知却变成了海绵”。13

       但是比万指出,许多人把议会的存在和民主的存在混为一谈了,实际上英国的民主政治只有几十年的历史,因为直到1929年大选,英国议会才在全体成人选举权的基础上被选出来。现代民主制度之所以没有成功地解决当代的问题,是因为人民还没有开始真正运用权力。“议会作为社会变革的工具这个职能,没有受到研究政治理论的人们的足够注意。”14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者没有深入研究议会对于改造社会的作用,他说:“在我学习的初期,我觉得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对于具有充分发达的选举的政治民主制度的作用问题,一贯是轻描淡写的。这种情况既在主观上影响了工人对本身政治责任的态度,在客观上又影响了他们通过选举和议会的方法获得权力的可能性”。虽然“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里可以引证许多能够说明他们觉察到议会民主这方面的种种事实的言论,但是在他们的哲学里,他们是从不对这个问题像对其他问题那样加以发挥的”。15

       比万举了一个例子,说明在英国这样议会民主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不需要通过马克思所主张的暴力革命就可以取得权力。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的无产阶级没有认识到合法的议会斗争的重要性,试图用经济手段来达到政治目的。这样做虽有取得权力的机会,却没有成功的希望。在1919年的工人罢工中,形成了英国历史上产业工人最强大的联合。政府介入了罢工,当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召见工人代表时,劳工领袖们决心不向政府妥协。劳合·乔治说:“先生们,你们把自己所代表的工会三角联盟形成了一个十分强有力的工具。我感到有责任告诉你们,照我们看来,我们只好听任你们摆布了。军队怀有不满情绪,不能依赖。许多军营已经出现了麻烦。我们经历了一次大战,刚刚抬起头来,人民迫切要求补偿他们的损失,而我们又无法满足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实现你们的威胁而举行罢工的话,你们是会击败我们的。但是,如果你们真要这样做,你们可曾权衡一下后果?罢工将是违反我国政府法令的,而它的成功本身就会引起一个头等严重的宪法危机。因为,如果国家内部出现了一个超过国家本身的力量,这个力量就必须准备负起国家的责任,否则它就必须退却,服从国家的权威。先生们,你们考虑过没有?如果考虑过,你们准备好了没有?”16听了劳合·乔治说的这一番话,劳工领袖们承认自己被击败了。

       比万强调议会的战斗作用,他指出:“普选基础上的议会民主的作用,从它的历史发展上看,是暴露富有的特权阶级,使人民加以抨击,它是对准财产权力心脏的一把利剑”。17英国工人阶级有着在宪法范围内采取集体行动的历史传统, “我们具有可以追溯到宪章运动的悠久的阶级行动传统。因此,在我们看来,权力就意味着运用集体的行动来改变社会,从而使我们全体一同得到提高”。18英国宪法的特点使社会变革易于推行,议会多数通过的议案就自然成为法律,因此议会民主的作用是巨大的。“英国没有成文的宪法,给予英国政治一种不是其他国家所能享有的伸缩性。没有一个法院能解释英国议会的权力。议会自己解释自己的法定职权,而且不能从这里再行上诉。这一点赋予它一种革命性,使我们能够希望不经其他不如我们幸运的国家所经历过的那种痛苦和延长的危机而实现社会上的一些转变。英国宪法规定的成人选举权,使一切权利和特权、财产和权力都须受大众意志的支配,而大众意志所受到的约束只有从正义感和社会行为标准观念中产生出来的制约”。19

        晚年的比万对议会民主有了怀疑,他在一次群众大会上说:民众选举的工党议员,却不把党的决定告诉他们,“这是对民主的背叛”,议员们要遵照下院上层会议的决定发表演说,否则“就有被开除的危险,这难道是民主吗?不,这是密谋,如果这样下去,那议会将失去它的生命”,“现行的民主制度已被玷污”。20

三、英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比万所主张的民主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有很大区别,它是一种具有英国特色的工党社会主义。比万认为,世界各国的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采取各种不同形式。“这种条件并不决定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但是它影响着达到社会主义的方法以及变化的进程。对社会进步来说,并没有一种普遍适用的公式。如果有这种公式的话,我们的任务就容易了。在每个政治环境中,都有两个因素,那就是我们自己决定的目标的性质,和在追求这些目标时所必须依据的传统。当我们为我们的目标斗争的时候,忽视了民族的和历史的传统,那末,我们就会使我们有不了解我们所代表的群众的态度的危险。因此,社会主义决不是空洞的原则说教,而是活生生的现实,这个活生生的现实要在实际的斗争环境中找到生命力。”21

比万指出,英国工党的民主社会主义,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它改造社会的态度是宽容的和灵活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哲学在气质上基本是冷静的。它从社会对自然的关系上来观察社会,并且意识到物质条件强加于社会的限制。它从个人对社会的关系上来观察个人,因而是同情的和宽容的。因为它了解一切政治行动都一定是从若干可以采取的办法中作出的选择,它避免一切绝对的排斥和没有回旋余地的决定。结果它当然不能造成由于完全不顾私人见解而引起的激动。现代苏维埃共产主义及长久与之相持的对手——法西斯主义——的诱惑力就在于能给人这种感觉。它也不能避开那些相信放任主义原则和价格制度自动作用的人们用极为吸引人的方式提供社会选择的办法所给它的负担。它接受责任,要从各种社会行动中作出选择,并且在这样做的时候要煞费心机地驳回那些不能实行或不太可取的办法”。民主社会主义反对私有制,但并不是反对一切形式的私有财产。“民主的社会主义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因此也是相对论哲学的产物。它在任何特定的情况中寻求真理,它一向知道,如果做得过分,就会陷入错误。它与起源于私有财产的种种邪恶进行斗争,然而又认识到并不是一切形式的私有财产都是邪恶的”。22

比万强调指出,“要考察进步的程度,只有看它对个人的影响,此外别无办法。政治家们的政策、法律的制定、团体活动的推进力,如果不以个人生活的扩大和提高为其目的,那就不配称为是文明的”。民主社会主义是要使一般人都可以消费社会所能生产的最好物品,它以满足每个人的需要为当务之急。当社会财富平均分配到千千万万个家庭中的时候,效果自然就不会那么显著。19451951年,在工党政府进行民主社会主义改革期间,有些到英国访问的人抱怨时髦餐厅里缺少上等牛排,社会气氛普遍阴沉。比万对此评论道:“如果他们仔细观察一下,就会看到孩子们面颊上的红润和年轻母亲们的自豪与自信。他们就会发现我们正在为劳动人民做的事情比当时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所做的都要多些”。23

虽然战后初期工党政府的改革存在一些不足,但比万认为国有化和福利国家建设毕竟是英国民主社会主义的一次重大试验。国有化的实行避免了战后可能出现的严重失业,有利于英国社会的稳定。比万指出:“每个国有化工业特别是煤炭工业,如果没有实行国有化,现在将会出现严重的失业”。24对于人们在国有化问题上的抱怨,比万回答说:“我痛惜所听到的一些关于国有化的言论。当然,事情不都是尽善尽美,谁期望会是这样的呢?没有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概念。我不想拿新的社会制度与婴儿的降生作类比,但它比婴儿的出生更加困难,而我们就是新社会的助产士。”25

        比万主持制定的《国民医疗保健法》,被称为工党福利国家“皇冠上的明珠”,26因为与其他各项福利制度相比较,医疗保健制度更为国民所拥护,更受到人们的赞誉。比万坚决反对任何商业化方式进入医疗保健这个纯洁的领域,他说:“保健事业是个人商业主义的许多主张与社会价值的一些高尚观念发生最直接的冲突的战场”。比万改革医疗保健制度的宗旨是,由国家财政统一供给,免费提供给所有国民。他决意杜绝任何钻进这个体制中商业主义的蛛丝马迹。比万指出:“免费的保健事业是纯粹的社会主义,因此它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享乐主义是对立的”。27比万在创立新的医疗保健制度时,同意向就诊者收取5便士的处方费,作为一种象征性的收费制度。但是,当后来工党政府决定增加收费后,他便愤然辞职了。在此之前,比万一直反对削减国民医疗保健方面的开支。在1950年内阁会议上,当克里浦斯提出在国家预算中限制医疗保健的开支时,比万反对说:“政府放弃国民医疗保健的普遍和免费原则,将是对这个国家支持他们的人的一个打击,将使全世界对社会主义的信念遭受到重大挫折”。28

英国工党所主张的民主社会主义不是中间道路,它有自己的信念和原则。“民主社会主义不是介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一条中间道路。如果仅是这样,它在一开始就会注定是要失败的。它不能依靠借来的生命力生存下去。它的推动力必须从它本身的一些原则以及这些原则解放出来的精力中得来。它是以这个信念为基础的:自由的人们能够运用自由的制度来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与经济问题,只要给他们这样做的机会”。29

       对于苏联及其社会模式,比万的态度是既有肯定也有批评。他承认苏联的社会制度为广大人民提供了发展的机会,他说:“在苏联,我们应当承认广大的工人群众是意识到自己获得了解放而不是在被奴役着的。当今天的苏联工人把自己的机会和上一辈人的相比较时,他发觉是扩大了,而不是缩小了。他现在有了文化。他的上一辈人既不能读,又不会写。许多职业的大门现在为他开放,而他的上一辈人却是被限制在乡村的狭窄境界里和一种原始农业的周而复始的循环操作中。在他看来,阻碍的大墙是被推倒了。他能成为机械师、教员、医师、艺术家、教授,或者是某个大企业里的工人班长或经理。除了认为苏维埃社会已经把他提到比较高的发展机会和文化水平以外,还希望他有任何其他想法,那是完全缺乏历史观点的。把俄国工人描写为受到残忍的独裁制度的压制,那是不合实际的”。30

       但是,另一方面,他认为苏联是一个“整体的社会”,具有独裁政权的一切特征,英国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不会以这种方式去实现社会主义。他指出:“我相信,对于一个现代的明智的社会,通过对优先次序的正确选择,是可能合理地组织它的经济生活的。为达到这个目的,并不一定要诉诸独裁。我相信这是可能的,这正是我成为社会主义者的缘故。”“……我们的主要观点现在是,将来仍然是,在现代复杂的社会中不可能通过放任私人经济冒险来达到合理的秩序。因此,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我信仰公有制。但我不追求像铁板一块的社会。我不希望公有制进入经济活动的一切领域。因为,它会要求一个像铁板一块的社会。”31

           民主社会主义崇尚自由民主,比万说:“我把自由的制度不仅看成是最可取的政治制度,不仅看成是最适合人类天才发展的制度,而且还认为是现代工业社会所不可缺少的东西”。32“适合现代工业社会需要的唯一政治制度是民主制度”。33他常常讲:民主既是目的也是手段,而不是一个过时的资产阶级的伪装词,它是政府最先进的工具,民主的潜力至今还难以估量,不断的民主过程对现代社会人类的尊严是很重要的。34

          

           比万对民主社会主义有着无比坚定的信念,他说:“我深信只有民主社会主义的种种原则才可以广泛应用于人类现在所处的环境。在回顾三十五年多的工业上和政治上的活动之后,我没有发现有什么理由要改变我的信念”。35比万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为实现民主社会主义竭尽全力,但他又是自己理想和追求的悲剧人物。他毕生追求工人阶级的解放,然而在现实的政治斗争中,却不得不在各种社会利益和矛盾之间作出种种调和与妥协。

 

注释:

[]托尼·布莱尔《新英国——我对一个年轻国家的展望》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11)(12)(13)(14)(15)(16)(17)(18)(19)(22)(23)(27)(29)(30)(32)(33)(35[ ]比万《代替恐惧》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46页,第39页,第38页,第47页,第56页,第57页,第5859页,第71页,第122123页,第8页,第9页,第11页,第21页,第2223页,第78页,第4页,第104页,第172173页,第171页,第76页,第100页,第142页,第126页,第142页,第174页。

⑩(34《当代外国政治书摘》第四辑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168页,第145页。

20)荆路《比万——工党激进的政治领袖》,载于《马克思主义在当代》1987年第5期第90页。

21《比万在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欢迎会上的讲话》,载于《新华月报》1954年第9号第42页。

24)(25)(28Henry Pelling, The  Labour  Governments, 1945-1951, Macmillan, 1984,p.238 p.240 p.236.

26 Brian Brivati and Richard Heffernan,ed., The Labour Party,A Centenary History, Macmillan Press Ltd, 2000,p.76.

31齐世荣《当代世界史资料选辑》第二分册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31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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