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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西学与近代化

[日期: 2010-07-25 ] 来源: 《社会科学战线 》   作者: 何兆武 [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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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从鸦片战争到今天的一个半世纪里,中学与西学之争不断。文章以为,中学西学本身只是历史上一种方便的习惯提法,不能绕离当时的语境,中学西学的对立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科学和民主是近代化的两个必要条件。近代化是一条普世的、共同的道路,尽管各民族带有自己的特色。不能用强调特殊性来否定普遍性,普遍性是第一位的,特殊性是第二位的。
  关键词:中学;西学;近代化;科学与民主

                一、 中学与西学

  从鸦片战争到今天的一个半世纪里,中学与西学之争是不断的。我原以为解放后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因为解放后我们的思想应该提高了一个层次,这个问题就不成其为问题了。可是出乎我的意料,这些年———至少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学、西学的问题又成了一个争论的焦点。因此我想先谈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再由此来谈现代化(或者说“近代化”,这两个词在英文里都是modernization)。
  中学西学之争是怎么发生的?鸦片战争中国打了败仗,觉得自己原来的那套东西不行了,要改革,就反思:为什么自认为是天朝上国的被打败了?是因为洋人的船坚炮利。所以那时先进的知识分子提出,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可以说是最早的西学,也就是指“夷人”所擅长的技术。又过了一段时间,人们发现船坚炮利不单是一个技术问题,船坚炮利需要有船坚炮利的根据,这个根据就是近代科学。中国没有近代科学,所以这时就形成了一个“西学”的概念,也即“西洋的科学”。这个科学也很简单,是声光化电,也就是化学、物理学、数学。因为没有这些自然科学知识就没有近代工业,我们可以说,近代的工业就是科学的实用,就是把科学的原理应用到实业上。所以,这时的人们,至少是先进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就提高了一步:我们要学习“夷人”的“长技”,就要学习“西学”。到了甲午战争的时候,原先中国的藩属蕞尔小国日本把中国打败,这是更加丢脸的事情。人们开始觉得中国的不行表面上是科学技术的落后,但实际上是我们整个学术体系不行。这时候便出现了所谓中学西学之争。它实际上把中国的思想界分成两个阵营。一个是西学阵营,他们认为,我们应该学习西学,这里的西学主要还是指西方的科学。另一个可以说是保守的阵营,他们还是要弘扬中国的传统学术和思想。当然也有折中派,折中派的提法也不同,最有名的是清末洋务派首领张之洞在《劝学篇》里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当然,这个说法并不是他最先提出的)。一直到今天,也有人赞成这个口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的是,我们中国过去有一套传统,主要指儒家的思想体系,这个才是我们的体,但我们也不能光有这个体,也要有一些技术性的东西,就是西学,就是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为中学的意识形态服务。这在当时是一个很有力的声音。这个口号在最初一个阶段实质上是为西学争地盘,后来则日益是为中学争统治权了。
  其中一个思想家值得一提,他就是清末戊戌变法时候的谭嗣同。谭嗣同有一本重要的著作名为《仁学》。他想在书中构成一个哲学体系,这里面有中国传统的儒家的仁义道德,也引用了一些西方的概念。其实谭嗣同那个时候对西方的了解是很表面的、肤浅的。他特别吸收了西方的“以太”的观念,认为以太就是世界的本体,以太就是仁,仁也就是以太。这件事表明,我们中国参与世界学术思想的主流是很晚的事情。因为在谭嗣同之前20年,也就是19世纪80年代,就有两位物理学家———迈克耳孙(Albert Abraham Michelson, 1852~1931)和莫雷(Edward W illiams Morley, 1838~1923)经过反复试验,证明世界上并不存在以太。而谭嗣同还是在借用这个概念。这里应该补充说明的是,我们也不应迷信科学,对科学应该是一个动态的理解,科学只表明我们现在的认识所达到的地步,将来的进步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否定现在的认识。
  入了民国之后,中学西学的对立继续存在。袁世凯要求立帝制时的情形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思想上这两方面的斗争。袁世凯儒冠儒服祭天祭孔,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就废除了经学科。此后,在五四运动中便提出“科学与民主”的口号。在历史上,科学有两种,一种是古代的科学,一种是近代的科学。近代的科学是有系统的、有意识的、进行试验的、实证的科学,这种意义上的科学是古代所没有的。当时的西方为什么比中国先进?因为有了近代科学。科学的应用便是近代工业。但是近代科学本身并不能脱离社会而独立,近代科学必须有与其生存相适应的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没有这种政治、社会的背景,近代科学是不会产生的,如果一个政体还是神权政治和封建的经学的意识形态,那是不会有近代科学的。近代科学是讲实证的,而神学是讲天命的。例如洪秀全,他自认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弟弟,他说的都是真理,那科学就不会有存在的条件。中国过去的专制政体,天子是受命于天,你不能反对。这种思想的专制之下,是不会有科学进步的。再举一个西方的例子,一直到17世纪,人们有一个信条,认为“自然厌恶真空”,就是自然界中的任何地方都有物质,自然界是没有真空的。后来法国著名的科学家帕斯卡(Blaise Pasca,l 1623~1662)做了一个实验,证明自然界存在真空。这个实验打破了古老的信条———只有这样科学才能进步。而中国古代的科学总是在古书中找根据,而不是自己去摸索、去做试验,然后得出自己的结论。“曾经圣人言,议论安敢到”,如果一个学术到了这个地步,这样的学术是无法进步的。五四运动的口号是“科学与民主”,它的对立面则是中国传统的圣贤的立言,是自古人们以为的宇宙中不能触动的大经大法。五四运动虽然有政治性,但它本身应该算是一场思想文化的运动、思想解放的运动。五四之后,科学与民主的思想在我国占了主流,但守旧的思想并没有退出。所以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从国民党中央到地方军阀,比如说在北京的二十九军的宋哲元,在山东的韩复榘,在我的家乡湖南的湘系军阀何键,在广东的军阀“天南王”陈济棠,他们都赞成尊孔读经。而尊孔读经的对立面是科学与民主和马克思主义。
  我认为,中学西学只是历史上一种方便的习惯提法,不能绕离当时的语境。因为作为知识,“学”有高低之分、精粗之分、真伪之分但是无所谓中西的。举一个例来说,中国古代的《周礼》中记载,一个圆是“周三径一”。我们可以想象,只要你会做车轮,那么通过长期的实践,就可以知道车轮的周长和直径大概是三比一的关系。而这个知识西方也知道。你不能说圆周率是中学,或者西学。又如,一个直角三角形,中国人知道它是勾方加股方等于弦方,而古希腊的数学家毕达哥拉斯的定理也是这个。作为知识的“学”可能是中国人最早发现的,也可能是西方人最早发现的,但并不能因此就说它是中学或者西学。这里要顺便说明一下,中国原来没有几何学,几何学作为一种系统的学问,是由明朝末年天主教教士利马窦传来的,自明朝末年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之后,中国才有几何学的知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几何学是“西学”。利马窦是意大利人,这也不意味着几何学是“意学”。《几何原本》是翻译的欧几里德几何,欧几里德是古希腊的数学家,但是我们也不能说欧几里德几何学是“希腊学”,它仅仅是源于希腊,但和希腊并没有本质的关系,别的国家也能学会,这并不属于谁的专利。再往早推一点,几何学实际上是古埃及的“测地学”,是在尼罗河泛滥之后用来测量土地的,“Geo”就是“大地”,“metry”就是“测量”,但我们当然也不能说“geometry”是“埃及学”。
  当时还有一个流行的见解,认为西学主要地就是近代的自然科学,是中国所没有的,而中学,也就是孔孟之道、仁义道德是西方没有的。这个说法也不成立。我们知道,声光化电这些近代自然科学由于某些历史的原因最早没有在中国出现,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不能掌握这些东西,近代中国也一样出了世界级的数学家、物理学家。这些学并不是某些地方的特产,只不过是某些地区先出现,某些地方后出现而已,为了方便,我们不妨称之为西学或中学而已。决不能认为某种知识就是属于某个民族的专利。例如声光化电是西学,而仁义道德则是中学,中国也可以讲声光化电,而西方也不是不讲仁义道德。比如大名鼎鼎的亚当·斯密当年在曼彻斯特大学是伦理学的教授,他的著作《道德情操论》也是讲道德的。德国哲学家康德的第二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就是讲伦理道德的。所以并不是西方人就不讲仁义道德。作为知识来说,无所谓中学西学,所谓中学西学,是我们为了方便起见,按其最早出现的地方来取的一个名字而已。我们知道,近代科学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牛顿的体系,牛顿是17世纪英国的数学家、物理学家,但牛顿以后,牛顿力学体系的发扬光大不是在英国,而是在法国,法国出来一批沿着牛顿路数走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他们被称为分析学派,在近代科学上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我们只能说法国的科学家对近代科学有极大的贡献,而不能说他们这就是“法学”,更不能称之为英学,因为这门学问后来各个国家都可以学到,也都有所贡献。
  上面说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方面也同样如此。例如,马克思是德国人,可是你不能说马克思主义是“德学”。所以,就科学的本质来说———这里是指广义的科学,包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无所谓中学西学,只有正确与错误之分、精粗之分和高低之分。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把许多贵族都送上了断头台,其中有一个人叫拉瓦锡(Antoine Laurent Lavoisier, 1743~1794),他是近代化学之父,近代化学是在他那里才开始成为系统的科学。但他是被送上了断头台的反革命。他科学上的正确与否是一回事,他的政治活动是另一回事,我们不能用后者反对前者,也不能用前者论证后者,这是两回事。我认为,学术中有真伪、高低的问题,但这里面没有中和西的问题,没有民族特色的问题。那么还有没有民族特色?在如下的意义上是有的。例如,中国过去黄河经常泛滥,于是出了许多杰出的治水专家,同时中国的数学和治水有密切的关系———这是我听一个老前辈讲的,他说中国解三次方程比别的国家都早,因为治黄河的时候要修堤坝,要计算堤坝用多少土方,一个土方就是一个立体,就是一个三次方程,所以中国数学的三次方程走在世界的前列。可是你不能说这就是中学。后来过了二三百年,意大利的两位数学家对于三次方程、四次方程找出了通解,你也不能说这个就是“意学”。你只能说它是代数学,是普世的。
  中学西学之争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我们也没有必要强调学术上的中国特色。强调中国特色的目的是什么?是用这种方法来对抗西学?我觉得这个说法是不能成立的。每个人自然有每个人的特色,每个人都不会和别人相同,这就是你的特色,但你不必特别强调你的特色用以对抗别人。每个民族都有它的贡献。学术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共同的事业,大家都应当参与进去。假如强调中学特色是用之以对抗西方的话,那我以为这种办法是错误的。应该是善于吸收别人先进的东西,而不必用这种办法为自己壮胆。什么“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等等,我觉得这种说法恐怕不是一种健康的心态,一个健康的心态似乎没有必要去宣传这种东西。宣扬本民族的优越,那是狭隘的民族主义。

               二、近代化

  人类的文明至少已经有六七千年了,而就世界上出现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来说,已经有几百万年了。北京周口店的猿人据说是50万年前的,在东非等地的发现至少是二三百万年了。人类文明史相对于人类史来说,乃是非常短促的一段。
  那么什么是文明?我想简单地做一个解说。文明是不断进步的,这是人类和其他任何生物品种都不一样的地方。有些生物也很聪明,比如狗,但狗没有文明,下一代的狗和上一代的狗是一样的,它超不过上一代。只有人能超过上一代。因为人类有进步,这是人类的特殊之处,文明靠的就是人类的进步。谭嗣同的《仁学》里面讲,世界万物都不外是73种元素构成的,这个观点要比我们的老祖宗进步了,老祖宗认为世界是由金木水火土五行组成的,我这一代人又比谭嗣同晚了两代了,到我做中学生学化学的时候,说所有的物质都是由92种元素构成的,我们今天知道,元素已经有106、107种之多,将来怎么样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将来我们对物质比今天还有进一步的认识。人类的文明是怎么来的?就是靠人类不断的进步。人类为什么能不断地进步?借用牛顿的话,就是因为我们踩在巨人的肩膀上,所以就可能不断进步。所以我们今天就不要一定以孔孟为准,我们比孔孟高明,高明在哪里?我们踩在他们的肩膀上。人类的文明就是这样进步的。一切其他物种都没有进步,也没有文明。
  这个进步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文字的出现。文字的出现能把人类的文明积累起来并传承下去,如果没有文字的话,我们每一代还是重复前一代,那在某种程度上就和狗的生活一样了。
  另有一点也非常重要,就是人类有了农业。在此之前,人类的生活跟动物的生活没有多大区别,像动物那样每天都要觅食,要延续自己的生命,然后生下一代。有了农业,人类才有可能定居,有了安定的生活,才能创造文明。等有了文字,文明就可以不断地积累和进步。我们把农业社会作为人类文明真正的开端。但是,农业社会延续了几千年,一直到16世纪,基本上还都是农业社会。农业社会有一个特点,就是年年重复前一年的生活和劳动,生产方式不变,生活方式也不变,它可以几十年、几百年生活不变、思想不变,所以它的知识的进步是非常有限的。用一个术语来说,这叫做“单纯的再生产”,其规模、内容基本年年不变。当然也不是绝对没有进步,但进步是微小的。
  但是16世纪以后,西欧开始了近代化的步伐,人类文明进入了近代。近代社会和传统农业社会的最大不同在于它是一种“扩大再生产”。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的方式是扩大再生产,它的资本、生产规模可以年年不断地扩大,它的生产技术可以年年进步。这种扩大再生产也影响了生活方式,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改变了,所以人的思想文化也要随之改变。总的来说,这就是近代化。
  我们说,科学要有一个思想的条件,那就是思想自由。如果学术思想上没有自由,学术是无法进步的。一个神权政治之下的学术是很难进步的。所以中世纪的西方,科学进步很小。A·N·Whitehend甚至以为1600年的学术水平还远不如公元3世纪的水平。近代科学的巨大进步,就是突破宗教教条的限制,不再根据宗教教条,而是根据试验来检验真理。而容许思想自由,就要有一个民主的政体。所以近代民主革命中,“思想自由”被写在了《人权宣言》和《独立宣言》之中。
  这里再说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再给民主加上其他的标签,比如说“伊斯兰的民主”或者“印第安的民主”?我想最好不加这样的标签,民主就是民主,不民主就是不民主或者假民主。民主和科学一样,也有粗精之分、高低之分,形式可以有不同,但实质是一样的。比如英国的议会叫“Parlia-ment”,美国的议会叫“Congress”,英国的议员叫“MP”———Member of Parliamen,t美国的叫“Con-gressman”,它们的形式不同,各国的语言不同,风俗习惯不同,但民主的实质没有不同。这就好像在西方几何学中一个三角形叫abc,在中国清代的教科书三角形叫甲乙丙,但三角形就是三角形,没有实质的不同。
  近代化在西方是从16世纪开始的,这一点,西方走在前面,中国要晚得多,中国的近代化到19世纪末才开始。据我所知,中国真正接触近代科学是从同文馆总教习李善兰介绍牛顿体系开始的。中国什么时候开始有近代意义上的民主?戊戌变法中倡议要设立议院,要通上下之情。当然这还是有局限的,变法也没有成功,但这是朝民主迈进的第一步。我们知道,在西方,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妇女才有选举权,换句话说,妇女在此以前是没有人权的。而直到二战以后,才出现了女性的国家领导人。妇女占人类的一半,人类的一半都没有参政权,我们只能说在西方此时也很不够民主。真正的近代化是很晚的事情。
近代化主要有两点。一个是科学,科学造成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就是近代科学的应用。另一个是民主,民主制规定人人平等,人人享有一系列的民主权利———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等等。当然提法也不一样,上面说的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二者的提法就有所不同,研究历史的话,可以对照起来看,但无论如何,都是朝着以人为本的方向走。有了科学和民主,就有了近代化的社会,有了近代化的社会,就有近代化的不断扩大再生产,所以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也不断改变。毕竟共性是第一位的,特殊性是第二位的,不能用特殊性来否定共性。
  近代化的文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如果一个国家或社会先有了什么东西,那么别的国家或社会也都会有。换句话说,近代化是一个全球性的潮流,是一个普世的潮流。比如电灯电话,比如飞机大炮,你有了别人也会有。甚至原子弹也是如此,这一点我比较悲观,禁止是禁止不了的,天才并不集中在哪几个国家里面。当然,别人要有也不能凭空就有,也要有他自己的努力,这个努力也要有个条件,也就是近代化的条件———科学和民主,如果没有科学和民主,就很难有近代化。
  我的观点是,只要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近代化,别的国家、民族也迟早要走这条路,这是一条普世的、共同的道路。比如我们去颐和园,出清华西门,沿着马路向西走, 20分钟就可以到了。一个姓张的是这么走,一个姓李的也是这么走,但他走的不是姓张的道路,而是自己的道路,所以所有人从清华去颐和园都这么走。当然你要愿意绕远也可以走别的道路,但正确的道路只有这一条。所以我们不能说我们走美国的道路、英国的道路或是苏联的道路,这里面不发生这个问题,科学和民主是一条共同的道路。只要一个国家走了,其他国家也要走,当然有的国家走得不顺利,走得慢一点,有的走得顺利,走得快一点,但总的方向共同的道路是不可避免的。当然每个民族也有每个民族的特色,但这是第二位的。民族的特色是客观存在,个体之间也会有差异,这是自然的,但第一位的是大家的共性,大家都生活在现代社会里,都要过现代化的生活,特性附属于这共性之下。所以我们不能用强调特殊性来否定普遍性,普遍性是第一位的,特殊性是第二位的。近代化是一切民族的共同道路,尽管各民族带有各自不同的特色。
  综上所述,中学西学的对立是不存在的;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色,但这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是普世的。就我们现在来说,现代化是第一位的,民族特性是第二位的。所以我不同意中学西学的对立,不同意复古、要把孔老夫子当年的衣服都穿起来,当然你要是演戏可以,但我们不必强迫大家都穿,毕竟普世的价值是第一位的。这是我对中学、西学与现代化的看法,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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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何兆武,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德国马堡大学客座教授,主要从事西方史学理论、历史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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