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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经济属性刍论

[日期: 2010-09-02 ] 来源:   作者: 韩薛兵 [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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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简短回顾了国内外关于古希腊经济属性的讨论,通过对古代希腊人的经济观念、对农业和其它职业的不同态度,并以雅典为例,探讨了古典时期雅典的人口结构、职业分布和财政收入等情况,认为古希腊文明也是农业文明。

关键词:古希腊  雅典  经济属性

关于古希腊经济属性问题,就是将希腊文明看作是农业文明,还是工商业文明的问题。早在启蒙运动时期,学者们在辩论斯巴达与雅典的优劣时就涉及到了此问题。但对这一问题的真正突破,则要到19世纪末。1893年,德国经济学家卡尔·布彻尔出版了《国民经济的兴起》一书,把整个经济史按古代、中世纪和近代划分为:“闭塞的家庭经济”、“城市经济”和“国民经济”三个阶段。他认为,从世界范围看,整个古代包括中世纪初期,都属于闭塞、无交换型的家庭经济(Household economy)时期。古代的城市与中世纪的城市不同之处,在于中世纪的城市与乡村各自发挥着不同的经济功能,双方相互补充,各得其利;古代的城市则是寄生的、消费性城市,依靠由法律保障的租税养活。历史学家爱德华·迈耶对此表示反对。在《古代经济的发展》一文中,他坚持认为,古代同样经历了它的中世纪、近代和现代,具体来说,公元前7—前6世纪的希腊与1415世纪的欧洲处在同一个发展水平;公元前5—前4世纪的雅典像1819世纪以来的英国和德国一样,处在资本主义阶段。在迈耶看来,近代的欧洲与古典世界的发展没有什么区别,唯一的不同就是近代因某种原因而没有使用奴隶劳动。最后,当奴隶数量不足时,自由劳动力又太贵时,资本家只能重新回归到农奴制,历史循环了一圈,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上。此后,不断有学者加入到双方阵营,从而形成了一场“农本派”和“现代化派”之争。

西方史学界的这场争论也深深影响了国内古希腊经济属性的研究。早在20世纪20年代,陈衡哲在《西洋史》中明确指出古希腊经济是一种商品经济,雅典是工商业城邦。40年代一位学者发表于《学术界》的论文,则认为古希腊经济为农本经济。建国后,我国史学研究深受苏联史学模式的影响,对于经济特点的研究多是与阶级斗争、奴隶制、农村公社等问题一并进行的。到了20世纪90年代,讨论再次出现高潮。最先提出这个问题的是郭小凌教授,他在《是工商业文明还是农业文明—古希腊史问题浅论》一文中对国内学术界长期流行的观点提出了质疑,指出希腊的城邦的经济基础同样是农本经济。在先前的一篇论文中,他指出“古风时代乃至古典时代前期,(希腊)不存在工商业奴隶主阶层,更不存在这么一股政治力量。”随后,黄洋、裔昭印、启良、徐松岩等也陆续刊文强调了希腊城邦的农本经济属性,否认古代世界有工商业城邦。但这种观点遭到了王瑞聚、毕会成、吴高君等人的强烈批判。我认为古希腊文明也是农业文明,将从古希腊人的观念和希腊人对农业和其它职业的不同态度,并以雅典为例等方面来进行论证。

在古希腊人中普遍存在着重视农业而轻视手工业和商业的观点。在希腊最早的文学作品即《荷马史诗》中,农业已经被看成是文明的标志。在荷马的笔下,奥德修斯向他人描述野蛮的独眼巨人时,以两条标准把他们同文明社会区别开来:一是他们不事农耕;二是他们没有社会成员集体议政的会议。即便荷马告诉我们,那些独眼巨人以放牧为生,也不意味着文明生活,只有农耕才是文明生活的标志。古风时代的赫西阿德,他的长诗《田功农时》更像是一部农书,写作的直接目的是劝诫他的弟弟勤勉耕作,顺应农时。只有这样,个人才能维持生计。在他眼里,农业是个人及其家庭赖以生活的根本,而海外贸易则带有极大的风险性,只能算作是家庭的副业。古希腊的这种以农为本的思想一直延续到古典时代。公元前4世纪色诺芬著有《经济论》一书,他认为“对于一个高尚的人来说,最好的职业和最好的学问”就是农业。“靠农业谋生乃是最光荣、最可贵”十分高尚的事情,“种地是最高尚的技艺”。他主张“农业应该受到国家的最大重视”。亚里士多德写有《政治学》一文,作者论及了城邦的经济,并列举了城邦经济的主要来源。他认为城邦最大宗,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于土地的收成,其次是港口税和市场交易税,再次是其它收入。而家庭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也同样是农业,其次才是其它收入。

古希腊社会的农本特征还反映在希腊人对农业和其它职业的不同态度之中。在职业等级中,农业是最为体面的,也是最为符合贵族身份的,它同其它所有职业形成一种对立,而工商业则是低贱的职业。因而,色诺芬把手工业说成是不适合城邦生活即文明生活的职业。柏拉图在《法学篇》中明确写道:拥有土地者才能获得公民权,公民依其土地的多寡分为四个等级,并参与执掌政权;工、商业只能算作贱业,由非公民经营,而且主张手工业和商人不得参政。可见,土地是和公民权利直接相联系的。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同样也强调了这一点;他认为“至于财产,首先应使之与天性相符合。按照天性,农业是第一位的,其次是与土地相关的行业,如采矿。农业是最好的职业,因为它是公正的,且不妨害他人的利益,无论是有意的—如贸易和雇工,还是无意的—如战争。”希罗多德也注意到了希腊人对手工业的态度:“我不能肯定是否也像其它东西一样,希腊人是从埃及人哪里接受了对手工业的这种态度,但据我所知,色雷斯人、西提亚人、波斯人、吕底亚人和几乎所有的蛮族人都蔑视从事手工业的公民及其子女……所有的希腊人都接受了这种态度,尤其是斯巴达人,而科林斯人的态度最为温和。”从古风时代到古典时代的这些作家对手工业和商业的轻视反映了传统农业社会中对手工业和商业的一种典型态度。

学者们一般把米利都、厄基那、麦加拉、科林斯、雅典作为工商业城邦。下面,我以史料比较丰富的雅典为例,来考察一下古典时代极盛时期的雅典工商业的发展水平。

伯利克里时代(公元前443429年)是雅典国势的极盛时期,然而,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指出,“绝大多数的雅典人及其家眷,从很早的时代直到这场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发生的时候,雅典人始终保持着散居于乡村的生活习惯”,“这种乡村生活就是雅典人民生活的特征,而且这一点自古就比希腊其它人更为突出”。因此,当战争开始时,他们不得不举家迁入雅典城,“他们很悲伤,很不愿意放弃他们世居的家园和祖宗留下给他们的古代神龛。很不愿意变更他们整个的生活方式。”入居城市的农民满腹唠叨,怨气十足。在公元前425年上演的喜剧《阿卡奈人》中,狄开波里斯说出了农民的心声。他说:“我厌恶这个城市,思念我的乡村,那儿从来也不叫;‘买木炭啊!’‘买醋啊!’‘买油啊!’。从来不懂得这个‘买’字。什么都出产,应有尽有,就没有这种‘妈呀!’‘妈呀’的怪叫。”这是对进城农民的精神风貌的真实反映,表现了广大农民对自给自足的乡村生活无限眷恋的心态。对于广大的中下层公民而言,“进城”不只意味着要改变生活方式,更让他们感到愤懑的是他们在城里既无栖身之所,又无较为稳定和可靠的生活来源。因此,他们对进城持消极甚至敌视的态度也就不足为奇了。

古典时代,雅典的财政收入多来自于提洛同盟的属邦。亚里士多德指出,当时雅典每年从海外各地的综合所得“足以养活两万多人”。伯利克里也多次强调,属国的贡金就是雅典的力量。因此,雅典的对外扩张和掠夺,是导致其综合国力增长的主要因素。

雅典的人口由公民、外邦人和奴隶三部分组成,一般认为雅典的公民在25,00040,000人之间。他们大部分是以农业为生的。公元前403年,公民弗尔米修斯提议,将政治权力限制在拥有土地的公民群体内。狄奥尼修斯告诉我们,如果此项提议得以实行,那么将近约5000人将失去公民权。这个数字说明,在公元前5世纪末期,至少五分之四的雅典公民拥有土地,而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公民没有土地。虽然这一数字不一定确切,但它仍然反映了古典时期雅典公民的大体组成情况。

真正使雅典工商业繁荣的是外邦人和奴隶。外邦人在雅典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不小。芬利认为男性外邦人和男性公民人数比例在不同时期为六分之一至三分之二之间。外邦人在雅典不得拥有土地和房屋,主要是依靠手工业和商业为生。他们“作为中间人或进出口商,也从事手工业,特别是纺织、制革、制陶或金属加工业。”11。外邦人在雅典从事手工业、商业贸易,甚至可以说是他们支撑着雅典的工商业。

奴隶作为雅典人口的组成部分之一,被用于农业和工商业的奴隶数量无法确定。虽然如此,但古典文献仍然记载了一些奴隶在手工业和采矿业中的情况。古风时代发现的希腊陶瓶所绘的手工制作场面只有612人。甚至到古典时代的盛期,雅典最大的一个手工业作坊才拥有120150个奴隶工匠。可见,雅典使用奴隶的规模是很小的。

雅典人口的职业分布状况也告诉我们,公民之外,有外邦人和奴隶从事工商业劳动,但这些外邦人和奴隶并不是雅典的公民,在政治上无任何权力,完全被排除在民主权力之外。由此可见,极盛时期的雅典是一个以农业人口为主、以乡村居民居多,以农业收入为主要来源的城邦。

综上所述,希腊文明同古代社会的其它文明一样,也是农业文明,其农业特征反映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在观念上,农业是最体面的劳动,而工商业则被看作是贱业。从经济收入来看,农业是社会的经济支柱,也是城邦最重要的经济来源。国内有些学者把希腊文明看作是工商业文明,他们依然深受“西方中心观”的影响,这种观点人为地拔高了西方古国的工商业发展水平,忽视了古代世界各国以农业经济为主、以工商业经济为辅的共同特征。

注释:

①晏绍祥,古典历史研究发展史,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7172

②郭小凌,梭伦改革辨析,世界历史,1989年第6期。

③荷马著,王焕生译,奥德修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Ⅸ,108112行。

④色诺芬著,张伯健经济论·雅典的收入,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Ⅵ,46

⑤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Ⅱ,1,16;Ⅰ,1343a25b2

⑥希罗多德著,嘉隽译,历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Ⅱ,167

⑦修昔底德著,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Ⅱ,14-16;Ⅱ,38

⑧阿里斯托芬著,罗念生译,阿卡奈人,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28-36

⑨亚里士多德著,日知 力野雅典政制,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ⅩⅩⅣ1-3

⑩狄奥尼修斯,论里西阿斯的演说,32

11芬利,古代经济,伦敦,198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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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陈德正 ,11/26/2010 09:37: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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