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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与人生

[日期: 2010-12-15 ] 来源: 岭南大讲堂   作者: 金敬迈 [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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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读书——读书不能尽信书,一切皆可怀疑
    
      1.人类距离智慧还很遥远
    
    先说读什么书,读圣贤书,这是古训。现在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职称,教授、讲师、助教等等,一级这个,一级那个,特级都有,有没有一级圣贤在中国呢?好像没有评过,恐怕不好评,可以评伟大,可以评正确,可以评资深。但是圣贤这两个字,可能过于神圣。所以,至今查阅档案找不到一个敢评圣贤的人。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哪一个是圣贤书?不知道。要读好书,什么是好书?我现在也不明白。我觉得读什么书的问题,确实是一个大问题。科学家说,地球从热气体当中被离心力摔出来,到现在40亿年了,有人说50亿年了,它就慢慢地转,慢慢的就冷却了,慢慢地就有了水了,慢慢就有了生命,到现在为止多少年了?40亿年了。那么人类从单体细胞、藻类,演变成今天直立起来的人有多少年了?大约是300万年,北京人是50万年,马坝人是30多万年,据说东非人有180-190万年,肯定地球还没有被挖遍,也许还有一个人类的化石,一个头骨,一个牙齿还没有被我们挖到,我们就乘以2,150×2就是300万年。地球还要存在多久?地球据说还要存在40-50亿年,我们人类来到这个地球上,从地上演变出人来不到300万年,还有40亿、50亿年,我们还要过多久?如果有地球存在的话,就有人类存在的话,人类还要持续40-50亿年。300万,3000万,3亿,30亿,你连万分之一都没有过去,你就不允许信这个,不允许信那个了,那么人类还探索什么呢?还想什么呢?
    过去科举有乡试、殿试,现在我们有高考,曾经有过一道高考作文题,题目是“假如说记忆可以移植”。这当然是教大学生的老师们,也就是我们的精英,我们的专家、学者出的题。我在《南方日报》上还看到过几篇范文,就是按照这个题目写出来的好文章。那时我的大孙子还没有考大学,我跟他议论过这个问题,我说你可以这么回答,假如记忆力可以移植,人类就毁灭。当然,如果真这样写估计是要得零分的。那几篇范文才是“标准答案”,假如记忆力可以移植,就可以腾出时间来学雷锋,我天天搀着老太太过马路。假如记忆力可以移植,那还读什么书呢?这儿有科学馆的馆长,有这么多学者,我把你的记忆力移植过来就算了,那么我移植你干什么呢?要移植我就移植全国最著名的教授、学者的思想,那我就成了教授、学者了,我们的精力,我们的知识,我们的技能,我们的经验不都在我们的记忆之中吗?知识都储存在记忆之中,经验储存在记忆当中。我移植大学校长的记忆那我不就成大学校长了吗?我移植校长的干什么?我移植教育部长的不好吗?或者干脆移植领导人的记忆,要不移植爱因斯坦的记忆,移植大科学家,大思想家的记忆,这样我就是知识最丰富的人。但是假如全球60亿人都是爱因斯坦,那么谁来挑大粪?我们不都是住在城市里面吗?“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爱因斯坦会去挑大粪吗?挑大粪也是知识,至少是一种技能。没有挑大粪的人怎么办?全世界的人类都要被臭死,没人挑大粪人类就活不下去。假如记忆可以移植,人类就要毁灭!“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就是说学习是一种享受,记忆力可以移植,躺在手术台上移植记忆的时候你能得到享受吗?我不会乘法,我也不会乘法口诀,我就掰手头。但我一下子突然就知道了,8×8=64,我就特高兴,我就特满足,比吃了一块饼还舒服,这是“不亦乐乎”。记忆可以移植,那么人类的愉快从哪里来?没有了学习还能有愉快吗?这类的高考题目出来,广东有人提出过异议没有?没有。
    所以,我就在想,既然我们还有几十亿年要生存下去,到现在为止,暂时不把一切都固定下来好不好?不要定一个不可逾越之规,不可逾越之规现在尚未发现,我们都还处在蒙昧之中。人类对自身的了解尚且十分无知,何况对整个世界。解剖学才发明了100多年,人体上到底结构是怎么样的,经络是怎么样的,是一根管子,是一块肉,不知道,只是说一根神经,这根神经能找得到吗?不知道。哪里有穴位,穴位是一个什么东西?是一个洞,还是一个块,是圆的,是方的,是长的,你还不知道呢!干吗到现在我们就开始包治百病呢?到处贴这样的广告,老军医包治百病。我们都还很蒙昧,不仅我这个老头子很蒙昧,我们大家都很蒙昧,领导我们的人也可能很蒙昧。距离智慧,距离聪明还远着呢,没有这个思想你就不能进步。“学而后知不足”,你连不足都不知道,说明你连学都没有学。
    
      2.怀疑一切,对一切都问一声为什么
    
    我没有读过书,小学读过,初中读过,高中上过几天。那就说读小学吧,我记得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抗日战争,逃难我到了四川,到了万县,现在叫万州,属于重庆市,是长江边上的一个当年的一个小城市,后来改成中等城市,估计现在也是一个较大的城市了。我在那里上小学,我是南京人,长江的下游,四川的同学就喊我下江人。我觉得四川话很好听,我就想学四川话,想学四川话也没学会。那个年月是拿着手绢包着一包饭,中午就不回来,在学校吃,睡午觉就在课室里睡。五年级的孩子们都进入少年少女状态了,大一点的同学就开始有一些异样举动了。那时候都是用毛笔,男同学就用毛笔沾一点墨水,在女同学脸上画一个眼镜,画了胡子。有一个男同学在画的时候就被发现了,被画的女同学就不依不饶,追着那个男同学要打。我们那时还是在旧社会,这本身就放肆了一点,你追着他打干什么呢?男女授受不亲嘛,你说他几句就行了,你打他就授受不亲了。我就有点看法。结果那男同学在教室里绕,绕到我跟前,就跟我说:“金娃子,你说小口子打架是常事。”我也是刚睡醒,没明白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就照说了一遍。结果我把炮火吸引过来了,那个女同学过来对着我“呸”了一声之后就哭了起来。我这才意识到自己说的是一句丑话,“两口子打架是常事”。我醒悟过来后就向那个女同学道歉,我说对不起,我说错了,我不知道这“两口子”指的是什么。我很害怕,我觉得很丢人,你怎么能够当着同学的面侮辱女同学呢?小孩子一说谁是两口子这是很大的侮辱,我都急得哭了,但她不依不饶继续哭。这时候老师来了,起立!同学们都站起来了,敬礼,坐下。那个女同学不起立,不敬礼,就趴在那里哭。老师看到了,就问怎么回事?那个女同学用手肘指了我一下,说:“他说丑话。”老师问我:“你说什么丑话了?”我说我说错了,我有意说的,我说两口子打架是常事。我是很着急地说的,把无意说成有意了。“小流氓,站起来!”老师这样骂我。这位老师姓郎,我一辈子都记住他,他是第一个侮辱我的老师,他骂了我是小流氓,让后让我站到黑板后面去。
    那天是上语文课,连续两节课一起讲《木兰辞》。第一堂课讲完了,休息10分钟,他没有理我,让我继续在那里站着。小学的时候把这种罚站叫做照全身像。如果是下跪,那就叫照半身像。一下课别的班都下课了,不知道有多少个同学从窗口外围着在看我,说要看金娃子照全身像。我感觉到门外有很多人在看,指指点点,我觉得很丢人,我有点怨恨这个老师。现在下课了,也许我要喝水,也许我要去一趟厕所,我说了丑话,小流氓也要小便啊,你怎么让我站在这里不让我动。他还没有叫我坐回去,这时候人的逆反心理,我这是第一次体会到了,人处在一种绝境当中,就会产生逆反心理,我产生了要报复的心理。我第一节课站在那里本来我是很自责的,到这个时候我开始不这样想了,我一定要报复这个老师。这个时候老师的《木兰辞》快要讲完了,“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老师在问大家听懂了没有?听懂了。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这表示讲课成功了。这时我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我说报告,我有问题。老师就说我,你站在那里不好好听讲,还有什么问题?我说最后几句我没有听懂,最后几句是哪几句?不就是“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我说对,就是这两句没听懂。老师说扑朔就是快速的意思,雄兔的脚蹬得很快;迷离就是模糊不清的意思,雌兔的眼睛不像雄兔那样透明清澈。两个放在一起,你怎么能分得出哪只是雄兔那只是雌兔。他又问我一次懂了没有?我说不懂,你怎么还不懂呢?“扑朔迷离”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我说那前提是什么?什么叫前提?前面不是说了吗?“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见伙伴,伙伴皆惊惶”伙伴感到差异,我们同行十二载,怎么不知道木兰是一个女郎呢?我就回答,你说雄兔脚扑朔,木兰是一个兔子吗?他又来一句,小流氓。这不是流氓,你说兔子很难辨,我不知道你是男的是女的,你只是说兔子很难辨,你这不是狡辩吗?唐代以来就有的民谣,上了课本就是万无一失?那就是圣贤书?那就反对不得?那就不会有纰漏?雄兔怎么样,雌兔怎么样,难道因为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我们就连公鸡、母鸡都分不清了吗?老师说我不回答你这个问题。刚好这个时候校长走过来,他说这个小同学说得很有道理,雄兔雌兔怎么样,的确不能解决木兰是男是女的问题,这至少是比喻不当,我教语文教了20多年,这个《木兰辞》我不知道讲了多少百遍了,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位同学提出来这个问题很好。后来我听说在他们校务会上,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很多教语文的老师都说这个问题没有想过。那时候我们是星期一升旗,升完旗就念一遍孙中山的《总理遗嘱》,之后校长就在全校师生面前讲了我这件事,我觉得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这个鼓舞不在于老师骂我小流氓而我进行了反抗,而是我开始明白了,不要尽信书,无论这本书多么神圣,你就是圣贤书我也可以怀疑你有没有道理。你有道理我再来读,你没有道理我暂时不信。我怀疑总是可以的吧,你就光怀疑课本吗?不,我怀疑一切。我主张允许对一切都问一声“为什么?”,世界还没有凝固,人类还要发展,历史还要前进,就这么定了,不能再改了,没有的事。书是可以怀疑的,再好的书那是他说的,或者是众人说的,不是你说的,你不要跟着说好,你看完之后你自己真觉得好你再说。
    
    二、读社会——要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
    
    1956年的时候,我们还被排斥在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之外的,中国台湾去参加奥运会,我们当然不能参加,要不就变成两个中国了。前苏联国家足球队为了给奥运会热身,就到广州来比赛。一个体委的朋友送给我一张票,那是非常难得的,我一看是星期六下午3点开始,但是部队每到星期六2点半就要过组织生活,这可怎么办呢?我不能请假,又不能溜号。后来我就装肚子疼,跑了3次厕所,最后小组长就让我到医务室去拿药然后回宿舍休息。那时候我有一辆破自行车,看看手表,13分钟从农林下路蹬到越秀山。那时球赛已经开始了,只有最后一两排有空位,西边的太阳晒得那水泥地烫得坐不下来,我就在这里捡了一个位置。前面是一个老太婆,“老太婆”这个词可能不准,因为那年我20多岁,如果她30、40岁,我也可能把她当做老太婆,她穿着对襟扣的唐装。老太太就横着坐着,用她的木屐垫着坐,一边抽自己卷的烟,一边吐口水。抽烟就已经很讨厌,吐口水就更讨厌了,再加上她还用粗话骂人,搞得旁边的人都听得很不舒服。很多人说你看球赛就好好看,你又抽烟又吐口水又骂人的,不行你就下去踢嘛,你说裁判不行你就去吹嘛。我也有点烦她,怕她的口水吐到我的脚上,很脏。中场休息的时候旁边的人都离开了,但是我想听听这个老太太究竟在骂什么,就还坐在那里。下半场老太太骂了大概有将近20次,我仔细听了,我发现这个老太太所骂的内容90%以上是对的。她只是一个没有文化,行为也比较粗鲁,更不会踢球的人。当时世界上是没有女子足球的,大家还流行着韩复渠的笑话。韩复渠到女子中学去参观,就问你们是不是不够经费啊,怎么没有女子足球啊,我给你们送几个足球过来。当时大家还觉得韩复渠没文化,因为当时的确是没有女子足球的,但人家还走在时代的前头,随着时代的不同是要发生变化的。
    当时我们是坐在体育场倒数第二排,我们所处的是居高临下,俯视整个球场。球场是平的,22名运动员和3个裁判都站在同一个平面上来看,人们在运动当中,互相挡住了,看不见。但老太太和我看得一清二楚,所以她看到裁判漏判,当然要骂裁判。她即使对足球一无所知,但是她只要懂得基本的规则,不能拉人、推人,她就可能比资深的、权威的裁判高明得多,这就是因为她所处的位置不同。
    历史是要变的,以前是照搬苏联,后来是苏修,现在是建立中俄战略性的伙伴关系,以后是不是伙伴关系还不知道。国家只有利益和冲突,没有永恒的友谊,从来没有。这是课本上没有教的,是我在生活中感觉到的。一个人看今天,看世界,你都要站到高处来看,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而不是以地位的高低来看。
    
    三、读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的尊严
    
    人都主观,我也主观,为什么呢?人的眼睛只能看对方,只能看周围,看天,看地,通过显微镜可以看到更细致的东西,通过望远镜看得更远。看自己,没有这个技能,只有自己跳出来,才能看到自己。我学会了自己跳出来看自己。怎么看?
    年轻的时候我歪打正着的写了一本《欧阳海之歌》,《欧阳海之歌》当然是很神圣的,当时也没被评上圣贤书,但已经是很了不起了。郭沫若读的之后他说要把所有的书都烧掉,然后还有陶铸同志说中南地区凡是有阅读能力的人都要好好读《欧阳海之歌》,这是一本人生教科书。赞誉一多,我没有飘飘然。因为我多少也懂一点辩证法,任何事物都会向它的对立面转换,我就知道我快开始倒霉了,果然就开始倒霉了。陶铸同志很欣赏我,在一次中央的碰头会上,有人提出说国务院都瘫痪了,文化、教育、卫生、体育、宣传等等没人管了,是不是先成立一个班子,把这几个口的工作都抓一抓?陶铸同志当时是常委,他说,文艺口如果没有合适的人选,可以让金敬迈同志来搞,他很耿直,很聪明,也很能干。这文艺口是江青最关心的事情,这个事必须得到江青的认可才可以,江青就说,金敬迈这个人不行,这个人傲气的很,我几次要他修改《欧阳海之歌》,他到现在都没有回答我,那就算了。
    到了1967年江青就派我去杭州写一个烈士,我去了,我在杭州钱塘江大桥站了一个多月的岗,仔细了解了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我发现,这个烈士是假的。这事我很难办,江青让我去写小说,我就把它写成一本书,如果这个烈士是假的,我怎么来编对立面。因为敌人要破坏红卫兵,这个烈士是为了抢救红卫兵死的。这个故事我怎么编,我编恶霸地主吧,恶霸地主早镇压了;我编右派分子的话,右派分子镇压红卫兵干什么?我当然要编一个浙江省委书记,杭州市委书记,他们是走资派,他们仇恨红卫兵、仇恨文化大革命,所以他们就派一个敌人来,来颠覆那个列车,这个先烈就可以来抢救这个列车。这个故事,我可以编,编完我就可以自杀了。当然我要这样编,也没人敢来质疑我,因为我有圣旨在身,但历史是要往前走的,以后你还怎么做人。再说这也不是金某人愿意干的事,我也不想写,但是你又不能不完成任务,于是我就给江青写了一封信,我想让她给我一点具体的指示,如果允许我就提出来这个烈士是假的,如果不允许,她要说我们党又塑造了一个英雄,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英雄辈出,那我也不敢说反话了。江青没有回,我又给萧华,当时的政治部主任,打了一个报告,我说我确实遇到难题了,我没有办法,这个事情假的我怎么能写呢?我又不敢说公开说这是假的,因为报纸上连篇累牍说这个烈士的事,我要提出来就是逆历史的潮流,我怕死,我还想活着。报告传上去了以后,江青决定召见我一次,1967年4月11号把我叫到北京,训了一顿我之后,看我还老实,一直在那认错、检讨,于是乎,5月23号到北京国务院文化部宣布,现在中央决定接管文化部,具体工作由金敬迈同志接任负责,现在请金敬迈同志讲话。于是,我上台讲完话之后就成了负责人了,成了负责人之后我就上了天安门,上了天安门之后我就上了报纸的头版头条,我就知道倒霉开始了。我打了3次报告,我说我干不了,我真的很清楚,我的危机感远远超过了那些所谓的荣誉感,我认为我非死不可,果然死了。
    123天之后,我奉江青之命,收集30年代她在电影界的一些剧照和小杂志的文章,但我却以搜集中央领导同志黑材料的罪名被抓了起来。当时他们都不承认,我是背着中央收集中央领导同志的有关黑材料。在收集的过程当中我向当时的中办主任汪东兴报道过,我向当时的公安部长、北京市委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谢富治报告过,我向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报告过,他们都不认帐。都不认帐我就说,那怎么办呢?要杀就杀我的头吧,我是公开向谢富治说的。我还有所谓的手下,被抓了两个,我说把他们放了,要抓就抓我,要砍就砍我的头,我不是背着中央,我是堂而皇之的搜集,我是奉中央的指示在办事的,我没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我问心无愧,要杀你就杀我。
    后来我就被关了监狱,但是换了一个罪名,因为说收集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就是说中央领导同志也有见不得人的地方。刚好我也有若干罪名可抓,说是1967年8月11号,说三个人派一架专机送金敬迈到广州,金敬迈组织了一个800人的敢死队,建立一个4411秘密电台,他亲自率领由40人的敢死队负责绑架毛主席,趁毛主席南巡金敬迈就绑架,一旦绑架成功北京就宣布政变成功。
    我这个人很好动,进监狱之后我不读书,不看报,根本安静不下来。我在牢里看《毛选》,读了几遍就烦了。就想点其他的事情干干,譬如猜某一章某一节有多少个标点符号,有48个,不,有45个,猜错的;再数,34页有多少个标点符号,还是48个,又少了,只有44个,就靠这个打发时间。接着就是猜字,我高中毕业还有点文化,单人旁的字我记得有多少,双人旁的字记得有多少,一点水,两点水,三点水,四点水的字有多少,金字旁的字我认识,走之旁的我认识多少。一个偏旁要想3、5天,甚至半个月,偶尔想起来又加上,但是中国的汉字常用的也就这么几千个字,猜也猜完了。后来就想起在报纸上看到的中国驻外国大使的名字,我看看我能记得多少,驻英国不叫大使,叫代办是宦乡;驻苏联大使刘晓;驻捷克斯洛伐克仲曦东;驻波兰王炳南,我当时能记得很多,驻刚果(布)的大使,想不起来了,这个名字一绕口边上想不起来了,不着急,慢慢想,不行,一天没想着今天好好睡觉,明天早上头脑清醒起来再想。后来我就用填字的办法,王天王地,王人,王狗王某王猪,拿一个字一个字往上去组,看看哪一个字接近能够勾起我的想像。第二天还是想不起来,就想着要惩罚自己,想不起来就不能吃饭。在监狱里就吃窝窝头,那时候还年轻力壮,一天两个半窝窝头吃不饱,所以最大的惩罚是不吃饭,不吃饭很难受,一定要把这个名字想起来。果然,晚上就是不吃,但是不行,人是铁饭是钢,你不吃饭怎么想得起来呢?吃,吃了才能想起来。这样,给你三天的时间,三天之内如果你还想不起来我就对你不客气了,就是自己对自己不客气。果然,三天过去了,就开始打自己,就开始撞墙。这样持续了大概有一个星期,有一天有个哨兵从外边过,那个监狱是两道门,一道铁门,一道木门,两道门之间隔着大概50多公分,外边有一个观测孔,哨兵拨弄观察孔上的小挡片,发出了轻微的响声,我就意识到哨兵在观察我。两个哨兵来回走,每隔10几秒我就被观察一次。突然,我试着跳到墙外去,看看里面是个什么人,我觉得我的灵魂出去了,我的意识出去了,我隔着墙看里头有一个疯子,我才发现太可怕了。我曾经放下过豪言壮语,你关我,你想把金某人关死,那恐怕有年月要熬,我命长着呢!你想把我关疯,我告诉你,我清醒着呢,我不可能疯。但是,这时候我意识到里面的确是关着一个准疯子,这不是老师教我们的,是我一读自己悟出来的,我必须从这个漩涡里头跳出来。怎么办?我有一双鞋,砸顶上的灯,那个灯是24小时亮着的,因为牢房不能黑,不怕犯人跑,就怕犯人自杀。
    这一砸管理人就来了,我被弄到庭审室,要求我老老实实。我说要我老老实实很容易,你告诉我王大使叫什么名字,从此我就老老实实。结果惊动了当时的监狱长,一个50出头头发已经有一点花白的军人。他问,你怎么回事?你要试一试无产阶级铁拳头的厉害吗?我说不用试,我可以想,我知道这里有特殊官员,我说我现在思想陷入了一种失望的绝境,我控制不了我自己,我说这样好不好,你能不能给一些书给我看,我说我无产阶级无比强大,你还害怕我这个反革命分子读《马克思主义》吗?马克思的书你总该给我看吧?列宁的书你总该给我看吧?还有别的一些对人类有益的书你总该给我看吧?监狱长回答说,你还想读书?你是以违反监规,无理吵闹,作为威胁条件,意思就是说你不给我书你就继续闹下去,那你就闹下去,我告诉你我不怕你闹。我们这个地方只对上级负责,上级把你送到这里,我们负责你第一,安全,你不能跑掉;第二,安全,你不能死掉。你犯了什么罪,你最后该判什么刑,你最后是怎么样的我们一概不管,我们只管对犯人的安全。因此,你要闹我也不怕,你知道我们这里有很多监狱,最简单的就是黑牢,你可以到那里去思考问题。他是叼着一根烟卷过来的,烟灰就弹到地上。然后他谈得不耐烦了,他不肯答应我的要求,说你是以违反监规要看书的话,我们可以考虑,如果你是以此作为要挟,我现在可以回答你,我们不会给你书看。最后他要走了,我抢先一步跑在前面,把门拴死了,这要外面拿钥匙开才行。我跟那个监狱长说,请你把地下的烟灰擦干净,这是我的房间,你到这儿来,你想抽烟你事先没有问过主人可不可以抽烟你就抽了,你现在又把烟灰弹在地下,我告诉你我的地板比你的办公桌还干净。我在里面没事干,天天擦,一尘不染,很亮。他说我还没有见过你这样的人,这么气派。我说这样吧,我是什么人你也不用了解,我说我可以为了我房间的清洁卫生和干净,为了捍卫这个尊严我可以跟你拼命,我可以咬你一口,哪怕是咬破皮,你把我打死我觉得值得,因为我这个命不值钱,但是我的尊严无比尊贵,你给我擦掉。他说,我还没有见过你这样的人。他掏出了手绢,象征性地在地上擦了擦,金某人满足了。这就是跳出来的结果,你跳出来你就不是犯人了,你看看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是这样的人。温家宝总理说要活得有尊严,我希望我活得有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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