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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界热议辛亥革命研究新视角

[日期: 2011-02-23 ] 来源: 《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02月16日 01 版)   作者: 陈菁霞 [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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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陈菁霞)“如果我们用几个关键词来叙述20世纪的话,第一个关键词毫无疑问和辛亥革命有极大的关系。”在近日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举办的“现代性与革命历史叙事——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研讨会上,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晖指出,辛亥革命的目标是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家,但这不是简单地重复一个旧式的国家,尽管它没有完成这个历史任务,但这种尝试有很大的意义。

    借用西方史学大师霍布斯鲍姆“短20世纪”的概念,汪晖认为,中国的“短20世纪”以辛亥革命为开端到70年代的文革终结,两个最大的主题是革命和(帝国主义)战争。“帝国主义战争更多是延续了19世纪的逻辑发展,而革命虽然与美国革命、法国革命有连续关系,但确实提供了非常不同的东西。”

    “今天当我们思考如何看待革命(尤其是中国革命)和革命遗产的问题,特别是从革命的视角来看待20世纪的时候,我们会问一个基本的问题:什么是中国革命,中国20世纪有多少革命?”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剑鸣认为,中国革命是很多种不同类型和性质的复数的革命。“从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的角度来说,20世纪是一个更长的世纪,我们今天还生活在20世纪的影子当中。”李剑鸣说,在意识形态的构建上,我们今天在道德、价值的层面还没有真正地完成任务,从民族国家的构建来说,也还面临很多的挑战。“所以从什么样的视角来思考20世纪的革命会提出很多不同的问题。”

    今天,中国革命在所有的层面上,如社会大众运动、执政党提出自己的政策的时候,都需要和这个革命传统进行磨合。汪晖认为,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在俄国和东欧,这个过程已经完全消失了”。因此,“谈论20世纪的中国革命,我认为有特殊的意义,这些也是中国革命中创新和转化,无论革命中发生了多少悲剧性问题,但这是一个特殊的政治创新时代”。

    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盛嘉比较了世界近代革命的不同,指出法国革命宪政的艰辛,俄国革命令人震撼的恐怖和暴力,以及中国革命的不彻底性,“历史学者愈来愈关注和反思美国革命的过程、结果和经验,而意识形态往往是导致不同类型革命的一个关键因素”。

    美国杜克大学教授、上海交大人文艺术研究院院长刘康从“革命叙事的话语创新”的角度切入,就主流意识形态向何处去,如何创新,传统如何与当代结合,我们如何实现新的普世价值观的转换等问题,提出打破GDP中心论,实现话语多轨制的构想。“用GDP式的告别革命无疑是无法持续的告别,在基层文化中产生拜金主义的后果,这种后果到今天已经令人无法容忍。”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张光说。

    上世纪80年代初,辛亥革命史一度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的显学,随着90年代“告别革命”的思潮,趋于沉寂。随着百年纪念的到来,辛亥革命又开始得到关注。华中师大历史系教授朱英指出,从80年代至今,辛亥革命研究还没有出现像美国那样的重写革命史现象。“近30年来,针对辛亥革命中很多具体问题,新观点层出不穷,有新领域的开拓和新视角的切入,有很大的进展。祖国大陆的辛亥革命的叙事已达到顶峰,但在整体性建构方面还比较欠缺。”

    此次研讨会由厦门大学主办,该校人文学院院长周宁在致辞中提到辛亥革命时期流行的一句话:广东人革命,湖南人打仗,福建人出钱,浙江人做官。“革命不光是放大炮和炸弹,还需要金钱来支撑,福建人当年对革命的贡献很大。这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的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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