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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史》第五卷编写感言

[日期: 2011-09-19 ] 来源: 南方网   作者: 罗志田 [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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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国史》(第五卷),罗志田、杨天宏、冯筱才、何艳艳著,中华书局2011年7月版。    《中华民国史》(16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主持编纂,李新总编,中华书局2011年7月版。

  罗志田

  四川大学历史系七七级毕业,新墨西哥大学硕士,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任四川大学、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近著有《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昨天的与世界的:从文化到人物》、《近代读书人的思想世界与治学取向》等。

  20世纪中国史上有三次导致政权更迭的武装革命,次次都改变了历史。以北伐为表征的国民革命,是三次中的第二次。十多年前,大约是在1996年,曾受李新先生和汪朝光兄所命,参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中华民国史》第五卷的编写。我向少参加所谓集体项目,对于通史,更因学力不足,避之唯恐不及。然李新老是乡前辈,在我大学初毕业时就曾对我青眼相加(我那时尚未读过硕士,李新老却托匡珊吉老师告诉我,可以直接报考他的博士);而朝光兄则历来对我多方关照,若无他多年如一的鼎助,我的很多研究都无法完成。在这样的背景下,自然也就无法推辞了。

  这一卷原拟由我独撰,也曾为此到各地搜集了大量档案资料,各章也都开始撰写,预计在五六年内完成。后来李新先生身体不好,朝光兄望其速成,乃命提前完卷。不得已,只能请朋友襄助,转成一集体合作之书。故这一卷的前期编务,从章节设计到联络作者,我个人参与较多;后来的联络、推动工作,包括不少文稿的审订修改,则基本由汪朝光兄一手操办(曾建议朝光兄领主编衔,或更利销售,他为人谦退,坚辞不受)。由于种种原因,个别章节的写作迁延时日,竟至删除,而全书的出版也一延再延;最近全套《中华民国史》十六册终由中华书局出版,本卷亦在其中。早知如此迁延,还不如当初一手完成,或更不负师友之托。

  按照章学诚的看法,“通史”就是区别于断代史的。然而李新先生主编的这一套《中华民国史》,或可视为一种“断代通史”,即更多是区别于“专著”意义而言的通论性史著,又多少带有“一家之言”的意味,不尽是整合学界已有共识的内容(实际的状况是对很多内容本缺乏共识)。此前我对于撰写这类断代通史,全无概念。最初的设计,包括稍多思想、社会、教育和学术方面的内容。后李新老面示:本书只写政治,其余留给别的专史去论述。我的理解,他所说的“政治”,不是从文化、社会、思想、行为等视角进行观察的广义政治,乃将相关的五章尽行删去。盖本书毕竟只是全书中的一卷,体例上自不能立异。而这次实践的过程,也使我对这类断代通史的写作,有了一些感受。

  一、断代通史的写作

  尽管许多学者主张通论性著作的撰写应建立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但20世纪中国新史学则可见一个几乎完全相反的现象,即通史领先于专题论著。在新学术典范草创的初期,出现这样的现象可以理解;以后当如何做,似乎仍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无答案问题。就像穷尽史料几乎不可能一样(唐以前的古代史或能相对地“囊括”所有史料,宋以后到近现代史则少有人敢做此想。当然确有人不仅敢想,而且敢说,然不过体现其胆量过人而已),先完成“所有”的具体人物、事件的研究再进行通论性陈述虽然显得更理想,在操作上实不可能;但如果没有相当数量具体研究的积累,便贸然进入通史的写作,一般人恐怕也难有所成。

  我的想法,通史著作与一般专著和论文都不同,既要尽可能充分容纳既存的学术成果,但又不能止于仅仅整合既存研究,因为它本身也是一项研究性的工作,应当言人所未言,针对学界忽视或重视不足的面相,写出研究者自身的认识,以补充、推进和发展现有的学术见解。对具体人物事件的表述,通史应尽可能铺陈那些基本得到学界普遍认可的内容,但也不妨提出一些尚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和思路,为有兴趣的读者或潜在的后之研究者提供思考的余地。

  另一方面,通史的写作更要为读者考虑。陈训正以为,“纪事之作,要以文不亡质、朴不失陋为贵”。史作“为行远计,不可入俚语;为通俗计,不可使奥辞”。这是针对非专业读者的美意,但从研究的角度言,若所及对象本身或常用俚语(如民众生活史或像元代这样的特定时段)、或习于奥辞(如治经学、小学及思想史、学术史),则回避俚语、奥辞的结果似可能造成后之史著与所述时代之人和事的疏离。故陈寅恪提出的“解释古书,其谨严方法,在不改原有之字,仍用习见之义”,也是不能不考虑的因素。

  史书为忠实于往昔之人与事,当尽量接近历史原状;但为读者特别是后之读者计,又应争取超越撰史者所处之当世。今人不能离今世,故史家面临的现实是不能不运用后起概念作为诠释历史的工具,但必须强调以历史当事人的时代关怀和当时的概念工具为基础。同时,任何著作都不能避免所处时代的印记,若放眼未来,多为后之读者着想,又似应从主观层面尽量争取少受研究者时代学术观念的束缚;比较理想的,是在充分整合既存成绩的基础上,写出具有“跨时代”意味的历史叙述,以延长史书本身的生命力。这或者即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吧。

  具体而言,通史的写作似乎应在过度诠释(over-interpretation)和过分文献化(over-docum entation)之间保持一种平衡,既不宜悬空议论太多而近于“非小说”的写法,或因其是通史便可言而无据;也不宜引用太多的原始资料,而造成“通史不通”的结果。本卷的最后一章,写法就与前几章不甚同,它带有一些总结的意味,又不全是总结,既要叙述不少前面未曾述及的内容,又不时涉及前面各章已有所陈述的内容。不过后者不是“重复”,而更多类似章学诚所说的“互见”———前后所述不仅详略不同,有时所持见解也未必一致。

  盖本卷既已成为集体作品,各章作者对“通史”的写法显然有着自身的理解,写作风格也不尽相同。当初对是否进行整合性的“通稿”,颇费斟酌。盖各章文风固异,识见亦深浅不一;若要“统一”,是“就高”还是“就低”?前者或势有所不能,后者恐情有所不甘。后来决定,只要不涉及与史实相关的重要冲突,编者对各章陈述,基本不作大的处理。好在读者非阿斗,既知此为集体著作,则各有其特色,反可展现史学表述的多样化。

  我想,尽管撰写者皆相当认真努力,本书每一章节也都不过是阶段性的研究结果;不仅资料远未能穷尽,且由于大部分章节完成于2003年,国外的相关论述参考明显不足,就是海峡两岸一些新近的研究成果,我写序言时已看到,也不及吸纳,故各章可以说都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究。好在我们原不奢望为这段历史下定论,如章开沅先生所说:“历史是已经画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历史事件可以有边界有始终,而历史研究和史学表述则似无涯之旅,惟期于茫无垠际间渐入佳境而已。

  二、北伐前的政治特点

  本卷名为《转折:1924-1926年间北洋体系的崩溃与南方新势力的兴起》,涵盖的时间是1924-1926年(止于当年的北伐)。其重点在梳理北伐前中国政治军事的变化,以为北伐的发生作铺垫。而其核心内容,则是北洋体系的崩溃与南方新势力(相对于当时常被称为“西南”的南方既存势力)的兴起,而以第二次直奉战争与五卅事件为中转。然而,由于技术性的原因,原设计中特别吃重的“第二次直奉战争及其影响”一章,最后竟不得不舍去,致使本卷出现“网漏吞舟之鱼”的重大缺陷,这是必须向读者致歉的。

  昔章太炎论著史说,读“纪事本末比看编年体更简便”,问题在于,“要紧的事,并不在事体大小;纪事本末只有大事,没有小事,就差了”。此真卓见!历史上“事”的重要与否本不取决于其“大小”,且什么事“重要”,甚至事的“大小”本身,也都是发展变化的;不同时代的人,其眼中的大小轻重,固可以有很大的不同;同时同代的研究者,其视野中研究对象的大小轻重,也可能有较大的不同。所以至少相对而言,纪事愈多,则愈能兼顾事的大小轻重。但一则篇幅有限,二因认知不同,不论编撰者是否有“一家之言”的想法,也都对史事有所去取。

  例如,国共合作及其在南方的发展,本是这一时段的大事,但因也为李新先生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的存在,两书主编同为一人,且《革命史》的《国民革命的兴起》一卷已用了八万字的篇幅论述同一主题,反可稍略。凡与该卷见解相近的内容,本卷皆简略出之。同时,遵循本书为“民国史”而非“中共党史”的主体性,尽量多从国共两方面而不是从中共一方面去考察;对于其间的“中山舰事件”,也主要从国民党派系的新陈代谢(而非国共之争)角度论述。

  有意思的是,按照黎澍先生的总结,20世纪50年代以来大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缺点就是追随“国民党观点”,往往不从历史实际出发,不充分研究材料,而以领袖、党派划线,跟着国民党人云亦云。类似倾向其实在西方也多少存在(未必是有意的),而在中外民国史研究中尤其明显。而以领袖、党派划线一点,在国民党旋律影响下的史书中表现特别明显。如对北伐前两广与湖南各武装势力的整合,率多偏于黄埔军东征一线,且往往将讨伐对象径称为“新军阀”,而忽视其本是从同盟会时代走过来的“老革命”。不幸为黎先生所言中的是,大陆过去不少论著,也都或多或少沿袭着类似的论述取向。

  本卷的研究和撰写,特别注意到黎先生上述睿见,希望能对类似的“国民党影响”稍有突破。在整体布局上较既存研究更多论及北方的军政演变,特别是北洋体系文与武两方面的内在变化(遗憾的是,原拟以一章的篇幅对国共以外其他党派的政治活动进行专题论述,后也夭折)。而对于南方,则不仅重新审视了广东革命阵营内的新旧交替,也尽可能仔细地论述了广西与湖南的武力整合。

  李璜当时曾说:“在中国现时,除了国内,还应当留心到国际。中国的经济权大半都操在外人的手里,政治权也很不能自由。明白些说,就是近代中国的改革主张,还应当与外国人有个商量的余地。”当年“外国在华存在”已成中国既存权势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这一重要时代背景,应有足够的认识。那些年内外因素的纠结已相当深,涉外的关税、法权会议的成败,必须与中国内政特别是内争联系起来考虑;而南方联俄及南北之争等大事,也都与国际竞争(特别是英俄的宿斗)息息相关。故本卷对内政与外力的互动结合考察,进行了较多的论述,更侧重揭示了苏俄带来的新型政治运作方式对中国政治的整体影响。

  但毕竟这是一项集体的合作成果,对上述想法的贯彻实不一致。而且,要对自己也在其中的集体作品有所评论,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我在撰写序言时,就颇感分寸较难把握:因为是集体合作,且个人在其中所占比重不甚大,自不能不代言各作者之成绩,似不应太过谦退;然自己毕竟是参与者,且比本卷多数作者参与时间更长,又不宜有较多的“豪言壮语”。故序言中若有“大言不惭”之处,敬祈见谅;所述若有违各作者之原意,自然由我负责。我可以说的是,本卷若能真正起到引玉之砖的作用,推动学界对这一重要转折性历史时段的关注和研究兴趣,相信参与者都会感到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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