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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后期的中国国际角色定位与外交努力

[日期: 2013-01-17 ] 来源:   作者: 刘燕宁 研究生2012 [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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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后期的中国国际角色定位与外交努力

刘燕宁

历史文化学院 专门史

摘 要:  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在中国走向政治大国进程中不乏主动作为。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中国便开始考虑自身在战后的地位问题,对于建立新的国际组织,确保四大国在国际组织中的优势地位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对于亚洲地区事务,中国积极干预,展现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抗战时期的中国外交,既抓住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又有若干稚嫩及不够圆满之处。

关键词:  战时外交 大国地位 地区大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国际关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也是中国外交的重要变迁期,中国从世界政治舞台的边缘地带来到中心。本文试图考察中国政府在这一进程中的主动作为,探究抗战时期中国大国意识的起源与发展,以及中国如何主动争取大国地位,又怎样以一个大国思维进行行外交。

一、大国意识的起源

    在1942年初26国美、英、苏、中四国领衔签署。联合宣言发表后四强一词便出现了。在近代以来的国际活动中,中国基本上是在别国拟定的多边国际条约上签字,有时甚至不得不在有损自身利益的条约上签字,而今以领衔国的身份签署国际文件,这是近代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情,令中国朝野颇感自豪。此时,中国虽已感到其国际地位与往日大不相同,有了较大提高,但还不敢自居四强之列,或者说尚未想到这么快就有四强之说。罗斯福骤然提出四强一词,颇令蒋介石有些吃惊,有种盛名难副的惶恐,蒋在日记中写道:“此言闻之,但有惭惶而已!”[1]不久,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的盟军统帅,统一指挥中国、越南、泰国境内的盟军作战。蒋介石在1月底的本月反省录中对宣言发表后的中国地位作了研判。据《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记载,蒋自记曰:“二十六国共同宣言发表后,中、美、英、俄四国已成为反侵略之中心,于是我国遂列为四强之一。再自我允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之后,越南、泰国亦划入本战区,于是国家之声誉及地位,实为有史以来空前未有之提高,甚恐受虚名之害,能不戒惧乎哉![2](15)这一段文字除了反映出蒋已被克制的欣喜外,还流露出他对国家地位突然极大提升的某种疑虑。

   随着时间的推移,伴随着英美等国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等重大事件的发生,中国的国际地位日见提高,其大国地位感也与日俱增。194310,中国与美、英、苏一起签署莫斯科宣言,参与了四大国对战时与战后世界的安排,这使中国的大国身份有了更为明确的文本依据。宣言签署后,中国代表、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在致蒋介石等人电中表示:“我国自加入此次宣言后,已与英、美、苏三强平等,而居于领导世界政治之地位,对于击溃敌人及重建世界和平均有莫大关系。”[3](800)傅秉常之言并非其独创,而是源于美国的肯定。美国国务卿赫尔此前曾对傅秉常说:“此宣言已将中国提高与美、英、苏同处于领导世界政治地位,于中国前途关系极大。”[3](813)蒋介石显然赞成这一判断,他在复电中对此表示了肯定:“我国外交地位得由四国协定之签字而巩固,是即吾兄之成功,与党国历史同其悠久而远大矣。”[2](19)可以认为,国民政府的大国意识至此已经牢固确立。

二、争取大国地位的构想与努力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与美英等国形成同盟关系。国民政府很快意识到自己的战略价值,中国与美英之间不再是单方面的援助和受援关系,而是互相支持与配合的同盟互利关系。因此,中国注意在盟国的合作中维护自己的主权。在与英美的交涉中,蒋介石显示出几分未曾有过的自信。1941年12月底,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将军会见蒋介石,称其得罗斯福电,将由他本人指挥美国来华空军。蒋立即表示,在中国领土上,任何军队都应归中国统帅部指挥。遭此拒绝后,马格鲁德为缓和气氛,表示此事待其电询华盛顿方面的意图后再作定夺。蒋进而表示,即使华盛顿之意与此相同,他亦不赞成。不久,罗斯福邀请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统帅,该战区内的所有盟国军队,皆归统帅指挥。马格鲁德亦就此前之事向蒋介石表示了道歉。

    废除不平等条约是国民政府成立以来一直谋求实现的目标。1928年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后几年间所发起的“革命外交”,虽有所进展,但其进程被九一八事变所打断,事功未竟。不平等条约是横于中国与其他盟国间的一道鸿沟,它使中国在法理上便低他国一等,处于不平等的地位。盟国阵线形成后,废除不平等条约,恢复中国的完全主权地位,从而扫清争取大国地位道路上的障碍,便自然提上了议事日程。1942年1月1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提出了这一问题,“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宣言,与交涉之时机,已可开始否?”

   人们开始提出关于未来国际组织的若干设想。1942年7月4日,内设于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国际问题讨论会提出了《国际集团会公约草案》。该草案初步提出了战时作出重大贡献的四大国在战后理将发挥特殊作用的想法:“和约成立后,应由中、英、美、苏及其他盟国共同担任和约之执行及战后和平之保障。中、英、美、苏为反侵略之主要国家,既因共同奋斗而再造和平,对于战后执行和约,保障和平,匪但理所当然,且抑责无旁贷”。[4]除了强调中、美、英、苏四大国的特殊地位外,该草案还从另一方面设计了确保中国进入理事会的制度,提出了以人口因素决定理事会成员的设想。该草案提出,“理事会由人口最多之八会员国及其他七会员国之代表组织之。前项人口最多之八会员国,由大会以出席会员国过半数指定之,其他七会员国由大会以出席会员国过半数选举之。”该草案认为,过去国际联盟组织欠缺,权力过小,不能发挥效用。理事会往往行动迟缓,贻误事机。因此,该草案准备对理事会的活动方式加以改革,“将理事会改为常设,各代表长川驻会,以便随时应付事机。

   在筹建联合国的过程中,中国将自己视为东方民族以及世界弱小民族的代表,努力争取战后国际关系朝着平等与正义的方向发展,初步展现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同时,在一些对中国国家利益并非十分紧要的问题上,则采取了追随美国的方针在国际事务中追随美国,是国民政府在登上国际舞台后便已确定的外交方针。1942年6月,蒋介石在致宋子文电中明确指出:中国对国际政策,唯美国马首是瞻,凡美国不参加的事,中国亦不愿单独参加,凡美国参加之事,中国亦必须共同参加

三、地区大国的角色展现

    作为一个大国,不只是要争取和维护自己的权利,更重要的是要对国境以外的事务展现其关怀,发挥其影响。这也是抗战后期的外交与以往的显著区别之一。以往的外交,从根本上来说是被动性的、应付式的。抗战后期,中国主动地参与国际事务。国民政府清楚地知道,中国的实力与影响力是有限的。因此,虽然名列世界四强,参与国际事务,但实际上还是把中国比较明确地定位在亚洲地区大国上。开罗会议前,军事委员会参事室所拟的一份会议对策提出,对于专涉欧洲问题,中国是争取发言权,还是不积极过问,殊值考虑。该文件认为,“我如参与一般欧洲问题之讨论,力求多所干预,纵能如愿,亦未必利大于害”。因为在对一般欧洲问题讨论时,中国事实上不能不与美国保持一致,这样便会与苏联对立,从而对中国殊多不利。该文件回顾说, 1939年国联讨论苏芬战争时,中国曾处于极端困难状况,此一事实永宜注意。但该文件认为,有一类问题中国必须积极参与,即关于德国投降问题的决定,因为这一问题可能影响未来日本投降问题的解决。鉴此,参事室提出的对策是:“1.对于一切专涉欧洲之问题,我政府可不要求参加,亦不必表示意见。2.对于德国投降问题,我政府应予注意,务期对德条件不致与我政府所预定之对日条件,有甚大之出入。”[5](47-48)

    对于亚洲地区事务,中国积极干预,显示了一个大国的姿态,其主要举措包括扶助朝鲜独立运动;扶助越南独立运动;远征军出征缅甸;介入英印事务等如果说对朝、越、缅的支持在某种程度上尚有历史因素影响的话,那么,考察中国对英印事务的介入,可能对探讨大国意识的发展更有意义,因为印度在历史上与中国并无宗藩关系。1942年2月,蒋介石一行访问印度,劝说英印双方在战争大局下作出妥协。这一出访本身便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这是近代以来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走出国门,并参与他国事务的调解。蒋介石一行经缅甸飞印。蒋在出行途中的一则日记,显示了他此行怀有一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大国责任感。蒋在日记中写道:“初次经缅抵印,所经之地,皆为我旧日之国土,披阅缅暹越南史地,不禁憎我失土之耻,又念唐明建国之大东亚民族之盛,不得不自负此重任,以报我列代祖先恢复我民族光荣史也”。[1]

   蒋介石在研究出访计划时便指出了这一点:“此时访缅访印,最为相宜,为战后对英植一重要政策之根基也。”[1]这一政策,便是反对英国战后继续在远东维持殖民主义统治的政策。印度独立问题成了焦点所在,成了是否真诚推动反殖政策的试金石。因此,蒋介石对印度问题极为看重,将其视为外交的指标性工作,甚至声称:“英印问题乃为我国外交成败之关键也。”[6]

   抗战后期反对殖民主义,主张在战后终结殖民地制度,逐渐成为中国社会舆论的主流。1944年7月,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所拟《战后世界和平书》指出:殖民地的争夺,为战争原因之一,“故欲确保世界之永久和平,则殖民政策包括各国委任统治制度在内,必根据大西洋宪章之原则,最后达到废除之目的;至最低限度亦必须加以修正改良,逐渐达到自治”,“殖民地制度,断无永久保持之必要,现有一切殖民地,务使其于最短期间能独立自主”。该文件提出,轴心国及非轴心国的殖民地可区别对待,前者于战后立即交由国际治理,后者于战后由国际会议根据各地的文化、经济情况限于若干年内必须取得自主与独立。这一建议后来成为国民政府的政策,并影响了盟国战后对殖民地的处置。

    二次大战是一次国际政治舞台重新洗牌的时期,历史给中国提供了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国民政府可以说基本上抓住了机会,中国成为四强之一,并以联合国安理会这样一个组织机制的形式固定下来。尽管有被他国提携的成分,尽管在四强中敬陪末座,但无论如何,都不能否认这是一个大国的标志。检讨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发现它仍有若干稚嫩不够圆满之处。有些构想过于理想化,有些举措过于谦恭,有些战略谋划过于保守。我想,这也是一个可以理解的现象。长期以来,收回失去的国权,使中国成为国际社会中的一个正常国家,是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进入国际舞台的中心地带多少有些突如其来的感觉,中国缺少心理准备,缺少大国外交的经验,缺少与这一地位相适应的实力基础。

参考文献:

   [1]《蒋介石日记》, 1942年1月3日,美国胡佛研究所藏.

   [2]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上册,台北:中正文教基金会, 1978.

   [3]《傅秉常致蒋介石电》, 1943年11月1日,《战时外交》第3册,第813页.

   [4]《反侵略同盟与中国》,《大公报》1942年1月5日,第2版.

   [5]王世杰:《关于四国会议问题节略》, 1943年11月11日.

   [6]《中央日报·扫荡报》(联合版), 1942年7月28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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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wzc会员 ,01/25/2013 18:02: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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