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收藏 | 网站地图 | 网站搜索 |
首页课程论坛 →阅读新闻

论耶稣会士与晚明党争

[日期: 2013-01-20 ] 来源:   作者: 李晓 2012级 [字体: ]
分享到:  

论耶稣会士与晚明党争

           

内容摘要:明朝嘉靖年间,耶稣会士来到中国,与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包括东林党、阉党、复社等。晚明时期党争激烈,耶稣会士在思想道德、利益、经济基础等方面与东林党具有共性,因而在党争中从内心上支持东林党;耶稣会士在传教过程中曾遭宦官阻碍,深刻认识到宦官的贪婪和专横,因而对阉党十分憎恶;耶稣会士受到复社人士的认可,在明末与复社人士共同抗清。晚明时期,耶稣会士与明朝党争若即若离,他们倾心于东林党但是从不公开反对阉党,他们厌恶阉党却不得不与宦官接触,他们劝诫复社人士远离党争且在军事、政治上反清。在传教的基础之上,耶稣会士对于明朝党争做到了心中有数而又理性地利用和远离。关键词:耶稣会士   东林党   复社   阉党   党争

 

  耶稣会,天主教修会之一,成立不久即开始向亚洲、非洲、美洲派遣传教士。明朝嘉靖年间耶稣会士来到中国,最早的来华传教士是方洛齐,之后是最为著名的传教士有意大利人利玛窦、日耳曼人汤若望等。学界关于明朝耶稣会士的研究不计其数,其中多集中于来华耶稣会士的影响,晚明士大夫对耶稣会士的态度,朱明政权于耶稣会士的政治、军事合作,耶稣会士与晚明军事改革等诸方面。但是,学界对耶稣会士与晚明党争的研究甚少,耶稣会士在传教的过程中与明王朝产生了密切的关系,在与东林党、复社、阉党等各派的接触中对晚明党争若即若离。本文将以东林党、复社与阉党的争斗为主线,通过分析耶稣会士对党争中各派的态度探讨耶稣会士与晚明党争的关系

一、党争中,耶稣会士对东林党、复社的态度

明万历中叶以来,出现了许多党派。东林党是明代中后期代表江南中小地主阶级与中下级官吏利益的一个政治集团,以顾宪成、高攀龙为首领。马明星在其《从明末辽东三案看党争对明朝衰亡的影响》中指出,明末党争根据反东林党的主体不同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东林党与反东林的各地域党派的斗争。第二阶段,东林党与阉党的斗争。第三个阶段,是东林党与阉党余孽的斗争。党争三阶段中与耶稣会士联系较多的则属于第二、三阶段,即东林党与阉党及阉党余孽的斗争。在这两阶段中耶稣会士与东林党、复社、阉党均有交往,那么耶稣会士到底支持哪一派,或倾向于哪一派?学界普遍认为:大多数东林及复社士大夫对耶稣会士持友好支持态度,因而为耶稣会士所倚重。在此基础上本文将从精神观点、利益立场和经济基础上分析党争中耶稣会士对东林党的态度,并进一步剖析耶稣会士对晚明党争的态度。

中国耶稣会士的开创者是意大利人利玛窦。利玛窦在传教实践中,据中国现况,创立了新的传教路线,其重要一条就是走上层路线,结交士大夫。

耶稣会士结交的士大夫有许多是万历、天启、崇祯朝的重臣与名士,如沈一贯、叶向高、徐光启、邹元标、焦竑、沈德符、李之藻、方以智、袁宏道、杨廷筠等。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受洗入教成为了耶稣徒。在这些士大夫中,沈一贯为浙党领袖,邹林标为东林骨干,方以智为复社人士。

(一)从活动范围上分析耶稣会士对东林党的态度

    东林势力主要在江南和北京,来华传教士也主要经营这两个地区,且如前所述,耶稣会士走上层路线,利用士大夫作为传教工具,对东林党自然也要利用,因此,二者便联系起来了。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耶稣徒亦官亦教,均在东林书院主讲过。传教士对东林党很是佩服,大力称赞东林党人;同时东林党书院人士对天主教也表现了极大好感。

    邹元标为东林党的重要干将,他与耶稣会士交往较早,曾与利玛窦互通书信。邹元标在给利玛窦的回信中明确引耶稣会士为思想盟友。邹元标在《愿学集·答西国利玛窦》曰:“得接郭仰老,已出望外,又得门下手教,真不啻之海岛而见异人也。门下二三兄弟,欲以天主学行中国,此其意良厚。仆偿窥其奥,与吾国人语不异。吾国圣人及诸儒发挥更详尽无余,门下肯信其无异乎?中微有不同者,则习尚之不通耳。门下取《易经》读之,乾即曰统天,彼邦人未始不知天。不知门下以为然否。”

     邹元标在天启初年与冯从吾在北京宣武门内创办了“首善书院”。“冯从吾和邹元标.........在城隍庙百子堂的讲学进行中,人数渐渐增加,从‘绅衿’到‘皂吏’数百人来听讲,这样就要求作为书院的场所了。巡城御史周宗建等援助了这件事不久在宣武门内侧的大时雍坊里,以一百八十两购入民间房屋,设立了首善书院。”【1】首善书院成为东林党的又一讲学之所。1605年,利玛窦在宣武门内迤东顺城街建“南堂”,作为传教的教堂,南堂的隔壁即为首善书院。叶向高、徐光启、李之藻等常到南堂;东林党不仅在院内讲学,而且和邻近的社会组织形成一种网络,相互间进行学问、道德、思想等问题的交流。这样相邻的首善书院与南堂也就不可避免打起交道来,徐光启、李之藻等重要的儒家耶稣会士有的亦教亦官,东林党与耶稣会士中同朝为官者,既面对同样的政治问题(党争,清军入侵等),那么对这些政治问题势必进行讨论和交流思想,这就使得二者互相接触。首善书院碑文是叶向高撰,"首辅叶向高书写了《首善书院记》,并挂出出自书法家董其昌之手的'首善'的匾额。”【2】徐光启对首善书院很熟悉。书院废除后,徐光启等耶稣士曾参与其财产的善后处理,可能是他们有产权在其中。到清代,首善书院成为“南堂”的一部分,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如实我闻》:“故明首善书院,今为西洋天主教堂。”这说明首善书院与南堂的渊源之深,也说明了耶稣会士与东林党的关系。

      从上可见,耶稣会士与东林党关系密切,二者互相影响,互相敬重,双方均视对方为知音。

(二)从精神观点上分析耶稣会士对东林党、复社的态度

耶稣会士与东林党人的精神观点和利益具有一定的共性,首先、他们都反对佛道空谈,注重实学,关心帝国财政和防务。其次、耶稣会士宣扬天主精神,其中包括善行、忠诚、奉献、牺牲等精神;党争需要对敌勇气和内部忠诚,而耶稣会士所宣扬的善行、忠诚、奉献和牺牲等都是东林党在与阉党斗争中所必不可少的品质。

1、耶稣会士和东林党都反对佛道空谈,主张“实学”

耶稣会士在借助士大夫进行传教的同时,反对佛道空谈,主张实用儒学,引导士大夫学习西方自然科学。崇祯时期,复社士大夫开始对西方自然科学,包括天文、地理、军事、制炮、水利、农政等学说感兴趣;他们主张把它们接续在像杜佑《通典》、郑樵《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一路学问上,这些学说在当时被称为“实学”。徐光启是明末“实学”的代表,作为天主教徒的徐光启,其所得“泰西之秘”多来自于利玛窦、汤若望等耶稣会士,复社成员除方以智,黄宗曦,王锡阐,顾炎武等粗通天文、算学外,在制历、制炮、领军、戍边上都离不开传教士作为顾问。

徐光启“生平务有用之学”是晚明实学思潮的一面鲜明的旗帜。对王门的清淡,他针锋相对的提出了“实学”、“实用”的主张。他说“方今事势,实须真才。真才必须实学。一切用世之事,深宜究心。”【3】“方今造就人才,务求实用”,“人人物博通屯田、河槽、水利、兵事等天下要务,以称任使”,“救时急务,似当出此。”【4】他的一生就是实践实用之学的一生,为“富国强兵”奋斗的一生。

由于共同的思想基础,徐光启赢得了张溥、陈子龙等复社人士的崇敬,被他们视为自己的师长和实学的典范。徐光启逝世后,陈子龙对其未定稿的《农政全书》进行整理并刻板印行。

复社的某些社员在后期转向“实学”,并试图把这些学问“经世致用”到挽救明王朝,复社人士讲求“西学”,讲求“经世之学”,“天文地理”是西学的特长,“兵农之学”是徐光启和耶稣会士在崇祯年间倡导的。明末人士讲“经世”,有明显的“西学”渊源。陆世仪对“西学”有正面评价,清人编《皇朝经世文编》也有收录他的《思辨录·论占天》。他认为“西学”是科学,而非迷信;“西学决不言占验,其说以为日月之食,五纬之行,皆有常道常度,岂可据以为吉凶。此说殊近理”。可见复社人士承认耶稣会士的正面影响。

从上可见,耶稣会士在精神上与东林党、复社具有共性,耶稣会士宣扬的奉献、牺牲、忠诚是东林党在党争中必须具备的精神。耶稣会士与东林党都反对佛道空谈,主张实学。这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耶稣会士与东林、复社具有相似的思想主张,思想上的共性必然导致行为上的共性,那么,在党争中耶稣会士是否会倾向于东林党?笔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但是至于耶稣会士能否一直坚定的站在东林一边去反对阉党哪?这在后面将论及。                     (三)、从经济基础上看耶稣会士对东林党、复社的态度

1、耶稣会士的经济基础及经济观

       晚明时期正值西方各国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时期,西方各国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产生了工业革命、科学革命等一系列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运动,社会各界深受资本主义思想洗礼。来华耶稣会士正是带着天主教和资本主义思想来到中国的,重视生产、发展工商业的思想伴随传教士来到中国。耶稣会士传播了西方经济思想、生产技术。

  如前所述利玛窦制定的新的传教方法之一为走上层路线,结交士大夫,另外还有两个,即:介绍西方科学技术和入乡随俗、随从中国风尚。在介绍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同时,必然传入了西方的资本主义重商思想,他们注意生产,鼓励工商业。由于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等士大夫受洗加入天主教,成为儒家耶稣会士,故将徐光启等亦作为耶稣会士的成员对待。

徐光启生活在矛盾复杂的晚明时代,他常把国家盛衰兴亡的根源问题放在真实的物质之上。面对后金亡明的严重威胁,他反复地指出,只有兵强才能图存;而要强兵必须“富国”,必须“财足”,“财足则惟我所为”。也就是说,物质财富的多少才算国家兴亡的根本。【5

徐光启不仅是一位政治家、科学家,还是一位热情鼓吹工商业的实业家。“他对江南地区纺织业的蓬勃发展给予了满腔热枕的称赞.....并对国家的重赋政策表示不满......他反对明朝政府的海禁锁国政策,鼓励发展正常的海外贸易。”【6

总之,只有国富民足才能战胜强敌,安定国家,严肃纪纲,财计而民生,士风、边防皆倍胜于今日,而财富则由生产中来,因而必须注重生产、鼓励工商业。

2、东林党人士的经济基础及经济观

据不完全统计,东林党著名人物约有一百零八人。这些东林人士多出身于中小地主阶层,经济地位很不稳定。他们的籍贯属于江苏、浙江、湖广、江西、广东等省。占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三。这种情况决定了他们的言论和活动主要代表着东南的中小地主和商人的利益。作为东林党的领袖顾宪成,高攀龙都出身于和商业资本有关系的家庭,他们以外的东林党人的出身,也都是在浸透了商品经济的江南,和工商业有某种关系的地主,或中等以下比较困穷的地主阶级。可见东林党人的社会基础渗透着商品经济的气息,这就使他们易于接受西方新技术知识,重视生产鼓励工商业。

东林党极力反对皇帝派遣的矿监税使对城市工商业者的公开掠夺、反对增加商税。“东林党反对矿监税使的同时,还在自身权利范围内采取一些便商便民的措施。如福建道御史李应升在征收竹木商税时‘曲体商人意,十丈止科其八。’(《落落斋文集》卷八)对于向工商业者宰割的贪官污吏,东林党监察官员则予以弹劾和打击。”【7

由上可以看出,耶稣会士与东林党的经济基础和经济观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都出身于与商品经济有关的时代,他们都注重发展实业,重视生产,鼓励工商业。东林党在政治上极力争取有利于工商业的政策及活动,耶稣会士则在思想言论上极力宣传利于工商业的思想。

共同的经济基础和经济观自然会促使耶稣会士与东林、复社趋向共同的利益,那么为了共同的利益二者必然会共同战斗。以上对于东林党反对矿监税使进行了叙述,耶稣会士对于宦官侵略工商业的行为亦是十分厌恶,这将在下文“二、论耶稣会士与阉党的关系”中提及。                                   (四)、从共同战斗中看耶稣会士对东林党、复社的态度 

军事上,面对满清入侵,耶稣会士支持明王朝抵抗清军

明末清军入侵,在抵抗清军活动中,天主教徒和大部分耶稣会士站在了明朝这边,支持明朝政权。其原因有三。第一,当时的教徒是汉族,官僚缙绅士大夫居多,他们和东林、复社一起支持明朝,以保护自己的官职,田产,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第二,四十多年在北京南京南昌等地的皇室传教,传教士与皇室和诸王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和关外的满清政权,传教士没有什么关系;第三,许多传教士和基督徒在战争中,长久深入的卷进了明朝军事。有的带兵打仗,有的作军事顾问,有的提供军火。

天主教徒在军事上支持明朝抗清。天启、崇祯年间,首辅沈一贯、叶向高倾向于天主教,徐光启被起用负责治历和边防,许多天主教徒被重用。万历四十四年(1616),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曾向明王朝建议,在澳门招募葡军,引进大炮,帮助抵抗满族入侵。万历四十七年(1619)徐光启写了一系列论兵之作,有《兵机要略》、《火攻要略》等,主张采用西洋火炮,选练精兵。万历皇帝任用徐光启练兵御敌、保卫边疆。徐光启原为文官词臣,能有此军事才能得益于其深厚的西学功底,以及他与澳门耶稣会的良好关系。万历四十八年(1620)徐光启托李之藻,杨廷筠筹资,派学生张焘和孙学诗去澳门,带回四门大炮和四名技师。澳门当局也很卖力地在印度、马尼拉、日本招募人员,组织军队北上抗清。有此可见天主教徒和东林党在抗击满族的战略和策略上是相当一致的。

崇祯十三年(1630),大学士孙承宗出任兵部尚书,重提徐光启方案。由耶稣会士陆若汉联络的葡军及其装械分两批入内地。首批由澳门居民捐献的十门大炮和六名炮手到达前线。十门大炮在前线作用很大。天启六(1626),宁远之役,袁崇焕用张庚带来的大炮重伤努尔哈赤,致其死亡。这次会战对于在万历末年以来由满洲南下,防线不断后退的明朝来说,可以说是最初的胜利。

从上可见,耶稣会士与东林党有着共同的战斗友谊,他们都为卫明抗清做出了努力和牺牲。在抗清中他们都曾遭到阉党的破坏和迫害,例如,崇祯年间由阉党制造的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之案,将东林党人士熊廷弼、袁崇焕冤枉致死、将儒家耶稣会士孙承宗诬陷     罢官。当耶稣会士与东林、复社顽强抗清时,阉党却从中作梗,破坏抗清大业,这引起了耶稣会士与东林、复社的极大愤恨,这就决定了耶稣会士在党争中支持东林、复社反对阉党,特别是儒家耶稣会士孙承宗等对阉党更是深恶痛绝。但是,耶稣会士对党争中的东林、复社的支持是有限的,对阉党的反对也是有限的,一切以传教为基础,这在后面将论及。                                      

二、党争中,耶稣会士对阉党的态度

耶稣会士在传教过程中,对阉党的贪婪、骄横、自私、残暴有着深刻的认识,他们在传教初期深受阉党刁难与阻碍,故对阉党深恶痛绝,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为了传教的需要他们又不得不结交宦官。故在激烈的党争中,耶稣会士虽从内心厌恶阉党,但是他们一直都以传教为宗旨,他们并没有因为反对阉党二牺牲传教的利益,并没有立场坚定地公开反对阉党,他们对阉党始终保持利用的态度,必要时还会与之建立友好关系。                   (一)、耶稣会士对宦官的厌恶来源于宦官对传教士的阻碍与欺诈

  万历二十六年利玛窦初抵北京,“客忠铭家,宫内宦官首领来访,颇羡赏其贡物,然见彼无炼金术,不为上达。时有流言,谓此种外国人得为日本人间谍,彼等为慎重计,复返南京。”【8 利玛窦第一次进北京传教的计划流产了。利玛窦第二次进京时,“依某权阉之庇......权阉某狡诈人也,行至山东,嗾使其党马堂截夺贡物,送诸神甫至天津,扣留六月。”【9

  宦官们的贪婪和无知,进入中国内陆传教的其他耶稣会士也领略过其中的滋味,对于这一点,湖北大学教授康志杰在其《明末来华耶稣会士与宦官交往评析》中有着全面、深刻的论述。德国人汤若望对于宦官专横亦深有体会,“崇祯十年十二月,钦天监官自知测验不及西士,心甚嫉妒,乃上疏言汤若望等所讲天主教道理,大悖尧舜孔子之道。上疏后,又贿嘱内宦,在帝前毁谮西士。”【10

 总之,来华传教士在初期的传教活动中或多或少的受到了宦官的欺诈,因而对宦官颇为不满。对于宦官的这些劣根性,来华耶稣会士看的十分清楚。

(二)耶稣会士对宦官的利用

随着传教工作的逐步铺开,耶稣会士们也开始注意到接触并利用宦官这一特殊的社会阶层。传教士为了传教的需要逐渐地与宫中的一些宦官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随着住京耶稣会士传教工作的深入,宫中有些宦官也开始信奉了天主教。

 汤若望在宫廷中发展宦官进教,进而打开宫中了传教局面。1632年在禁中举行第一次弥撒;1631年有十名宦官受洗;1604年,宫中已有40多名宦官信教。汤若望除了做京城宦官的劝化工作,还“到河间府去作这样一次的传教旅行,河间在北京之南,相距一百五十启罗米达。在那里一位告老家居,而资产富有的奉教太监,曾创立传教区一所。汤若望在那里已经是能在一大群教友之前讲道。”【11

(三)耶稣会士对宦官的态度

耶稣会士们在深入中国社会和与宦官的接触中,对高度君主集权专制下的宦官制度曾经作了生动的描述和深刻的批评。 利玛窦是这样描述宦官的:“在北方各省还有常见的野蛮行径,那就是阉割大批的男小孩,这样他们就可以给皇上做奴仆。要在皇宫里当差这一点是必需的,乃至于皇上既没有别人而且也不要谘询别人或和别人谈话。几乎全国的行政事务都操在这类半男半女的人的手中,单单在皇宫里这类人的数目就达万人之多。他们样子很瘦弱,未受过教育,在终身的奴役中长大,呆头呆脑,根本没有能力听懂一项重要的指示,也没有办法去执行。”【12】这是对宦官智力水平和行政能力的总体评价。他还进一步抨击宦官,说:“宦官们作为一个等级,既无知识又残暴不堪,毫无羞耻与怜悯之心,骄横异常而且穷凶极恶。由于这些阴阳人当道,又由于他们的贪得无厌把他们变成了野蛮人,所以不到几个月的工夫整个帝国就陷入一片混乱,情况比朝鲜战争时期还要糟糕。那场战争是对外的。这场灾祸却来自内部,而且为害更大,因为他使人惶惶不安。盗贼和巧取豪夺在各地都成为司空见惯。税务衙门和海关衙门成为名符其实的盗贼渊薮,皇帝委之于宦官的国库被掠夺一空。收税官不是在山里寻找金矿,而是在富庶的城市中寻找。如果他们听说某某地方有一个富翁居住,他们就说他的住所里有银矿,并且马上决定抄家挖矿。这种收税方法,使得不幸的受害者为了保住自己的财产,不等收税官吏来临,就先献出巨额款项。有时,为了免于遭受掠夺,某些城市行省都同宦官们进行交易,献给他们大宗白银,说是从银矿采来的,上交国库。这种非凡的掠夺结果是各种物价飞涨,随着是普遍贫困化的增长。”【13】对于魏忠贤擅权跋扈,明朝末年德国籍耶稣会士汤若望说:(天启皇帝)“系一位胆怯无识的冲龄幼主,完全为太监魏宗贤所胁制,竟至‘无魏氏之许可,连自己的脚都不敢一动的。’这是沙尔(按:汤若望名沙尔)关于这位皇帝所加的义愤的批评。”【14 这段论说,实质也是对大宦官魏宗贤的“义愤的批评”。

 耶稣会士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宦官,其态度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对部分有权势的宦官的专横贪婪深恶痛绝,他们进入人生地不熟的中国以后曾受宦官的欺负和刁难。但为了在中国传教,特别是为了进入宫廷,把天主福音送到中国皇帝的身边,又必须利用宦官这一特殊的群体。因此在北京活动的耶稣会士都注意同宫中宦官处理好关系,并终于通过宦官,将天主福音带到宫中。

耶稣会士对中国社会民情十分了解,对中国宦官贪婪专横也深有体会。他们对宦官所作的种种批评,有的出现在给欧洲友人的信件,有的出现在给罗马教廷和耶稣会总长的工作汇报,有的留于自己的私人日记之中,因而他们可以无所顾忌地渲泄对宦官的不满。这就使得耶稣会士对明代宦官的评说,较之中国的正统史书以及同时代士大夫的各类笔记更加真实、深刻。              

三、耶稣会士对晚明党争的态度

   尽管耶稣会士在内心厌恶宦官,支持东林党反对阉党,但是耶稣会士并非十分热衷于明朝党争,对晚明党争若即若离,甚至远离党争,不支持大搞党争。

  徐光启对于复社人物参与党争曾进行劝诫。复社的主要领导人张溥,吴伟业等与徐光启关系较好,张溥在中第后拜访尊师徐光启,被前辈的俭朴生活和刻苦治学感动。徐光启对张溥勉以读书经大义,应特别注意的是徐光启要他留心经世之学,这可能是对他热衷名声,参与党争的劝诫。徐光启的教诲对张溥产生了很大影响,他自称“退而矢感,目夜惕动”。后来复社确实改变了一些重文章名声,不重实际的做法,可见徐光启的学说在复社一辈年轻人中有号召力。

  由此可见徐光启等耶稣会士不支持大搞党争,即便是在东林党与阉党闹得不可开交之时,耶稣会士亦没有趁机落井下石,添油加醋以获得利益筹码,而是置身于党争之外,若即若离,扮演了中立的角色,做到了心中有数而又不加干涉。

 

 

 

参考资料:

1】【2[]小野和西昔张荣湄译《明?党争考》21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3】徐光启:《与胡季仍此部》,《徐光启集》卷一零

4】徐光启:《敬陈讲筵事宜以裨圣学政事疏》,《徐光启集》卷九

5】徐光启:《徐氏庖言》

6】张显清:《晚明心学的没落与实学吸潮的兴起》,《明史观察论丛》,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江苏人民出版社

7】王春瑜著:《明清史考徽》《明清史散论》28页东方出版社

8】【9】费赖之《入华耶稣会士列传. 利玛窦传》                               

10】黄伯禄《正教奉褒》第17页。

11】《汤若望传》第193。

12】《利玛窦中国札记》第93页。

13】《利玛窦中国札记》第370页。

14 《汤若望传》83页。

 

 

阅读:
录入:

推荐 】 【 打印
相关新闻       世界史 
本文评论       全部评论

  90   (wzc会员 ,01/25/2013 17:52:56 )
发表评论



点评: 字数
姓名:

  • 尊重网上道德,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项有关法律法规
  • 承担一切因您的行为而直接或间接导致的民事或刑事法律责任
  • 本站管理人员有权保留或删除其管辖留言中的任意内容
  • 本站有权在网站内转载或引用您的评论
  • 参与本评论即表明您已经阅读并接受上述条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