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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气象――介绍雷海宗的中国史研究(20040223)

[日期: 2004-01-05 ] 来源: 往复   作者: 南郭先生 [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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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中国史的名家多去了,不过给我留下最深印象,让我最佩服的,却是两个并不以中国史研究名家的人。他们是闻一多(一般视之为诗人和学者)和雷海宗。他们的过人之处,就是都能综览全局,用很少的话把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说清楚。和现在那些写文章动辄几万字,专著一本接一本出的学者相比,闻、雷二先生的研究可谓是“一句顶一万句”。
  闻一多研究诗经、周易、庄子、楚辞和唐诗,而贯穿其中的是对神话传说和民俗的研究,而以小学功夫作基础。我对他的楚辞和周易研究有较深的感受。战国到西汉楚文化和楚风的问题,凡是对这段历史有一定了解的人无不感受到其影响之巨,研究的人也很多,但是都不如闻先生说的那么清楚明白。他对太一和昆仑等信仰问题的研究,直让我霍然站起,拍案叫绝。我先是从一本叫《闻一多论古典文学》的小册子上看到这一研究的,随后才促使我去看他的更多的研究。那时候我对周易很上心,看到闻的研究,那是把周易和其他的经书打通了,目光如炬,解析得深入骨髓,远远高于传统的象数和义理之学。关心国学的人,希望多去看看闻一多的书,不要以为他只会写新诗,或只是一个民主斗士。
  说起雷海宗,这个坛子里知道的人可能不多。雷海宗(1902-1962),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我国世界史学科的主要奠基人,学贯中外古今。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赴美留学,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回国后历任中央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校教授,1952年自清华调至南开。雷先生解放前主要讲授中国史,到南开后主要讲授世界史,最后以世界史名家,名列《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屈指可数的几个史家之中。他的著作,比较有名的是解放前商务出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最近商务刚刚重印过。再有就是近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西洋文化史纲要》和中华书局出的《伯伦史学集》(雷海宗字伯伦)。
  搞中国史的人,最大的毛病是固陋,眼光和视野太窄,多数只知道自己搞的那一段,前乎此和后乎此的都不管,更不用提外国历史了。诸位别不爱听,这其实是事实,我们得正视这个问题。我以前也算半个搞中国史的,知道怎么个情况。我们不仅不懂世界史,甚至不向那个方向努力,对史学理论也大约仅知一些皮毛。我觉得大家在看繁体竖排书看累的时候,适当抬起头来,看看别人在搞些什么,没准会大受启发。
  我最近翻了一下雷海宗的《伯伦史学集》。这书的前半部分是中国史方面的论文,后面是《中国通史选读》纲要、英文《中国历史概要》、《世界上古史讲义》选录和书评等。《中国通史选读》纲要是雷先生1934年在清华大学授课的讲义,我试摘录其中的几段,诸位看看以为如何。
  1、论五胡乱华的背景
  土著开化的地带对于游牧民族有不可抵御的诱惑力。除非土著人民有能力把他们完全歼灭或驱逐到绝远的地方,这些逐水草而居的人终究要冲破文明区域的壁垒。中国北边及西北的民族,只有北匈奴曾被远窜,但一大半是靠南匈奴与西北羌胡的助力。至于任何异族的完全歼灭,在漫无涯际的沙漠旷野中全谈不到。中国因此感到只有容他们进到边地居住,给他们一种享受文明社会生活的机会,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减少他们不断扰边的麻烦。同时中国自己也相信夷狄移近内地易于监视控制。所以两汉魏晋数百年来中国就一贯的实际这种双方尚可满意的政策。这是中国对于外族不能捕灭,不能逐远,最多只有战胜,而往往被战败的局面之下的不可避免的政策。
但中国既把夷狄迁近内地,却无通盘的计划,一任地方官摆布。地方官对他们不知牢笼,往往欺压奴略,不只时常引起叛乱,并且使他们对中国发生恶感,时刻怨恨,因而阻止他们华化的趋向。数十年以至数百年与中国人杂处而不同化,这是后代所绝无的例。夷狄中最著名被中国人欺侮的恐怕就是石勒。
除以上种种因缘外,东汉建都洛阳的失策也与五胡乱华有关系。若都长安,西北或者不至大半成为羌胡的居地;由长安方面看,并州,最少并州南部,是后方内地,或者也不至由匈奴任意蔓延占据。所以建都洛阳无论本意如何,结果等于向夷狄表示退缩,把西北与正北的国防要地拱手让人。建都长安不见得能永久防止胡人内侵,但建都洛阳的确给外族一个内侵的莫大便利。刘渊起事是中原正式沦丧的开始;但实际上中原的一部分,并且是国防上最重要的部分,早已成了胡人的势力。
上列种种原因虽很重要,但可说都是可轻可重的外因。根本讲来,五胡乱华还是由于政治瓦解民气消沉的严重内因。(447-448页)
2、论明代的政治与明之乱亡
科举制度到明代已发展到逻辑的尽头,士子大半只知读国家颁下的程朱课本,尤下的甚至只知背诵程文墨卷。从此人才的来源几乎完全堵塞,政治文化的发展也陷于绝境。
帝制的专制程度到明代日愈深刻;秦汉所创的制度,在坏的方面也可说已发展到逻辑的尽头。皇帝现在根本不承认一般臣民人格的存在,廷杖与诏狱是连前此受半开化的外族统治时都没有的野蛮刑制,明初对文人尤其对功臣的极量屠戮更是千古未有的惨案。但最不人道的还要推明成祖对待建文遗臣的方法,只有一个已经堕入难以自拔的深渊中的民族能够想像同时又能容忍这种方法。八股文已使人才难以产生,国家对一些或真或假的人才与他们的家族又想尽方法去摧残或屠杀,这是一个民族与文化的自杀行动。(477-478页)
原来就不很强的兵,到末季更不能用,筹饷反成了一种扰民的借口,开矿的时代狂又加重人民的苦痛。至于仕宦阶级,品格日下,最后几乎不知人间有羞耻事。少数比较有廉耻的人又愚昧可怜,对天下大势全不了解,君子与小人同样的努力断送国命。历代乱时必有的流寇此时当然遍地皆是,直接的结束了大明的天下。明代湮没人才摧残臣民的政策可说完全成功,明亡时一般王公大臣文武百官的无能与无耻是历史上少见的丑剧。但流寇不过是为久窥中国的满州制造机会,江南虽仍可守,但因天下无人,连东晋南宋的局面也不能维持,整个的中国第二次又陷于外族。(484页)
3、论科举废除与帝制推翻
传统的中国,在制度方面可以帝制为象征,在文化方面可以科举为象征。经过西洋七十年的打击之后,自宋以下勉强支持的中国不能再继续挣扎,传统中国的两个古老象征也就随着满清一并消灭。(489页)
帝制先取消了科举,象征传统文化大崩溃的开始;然后帝制自己也被取消,象征传统制度大崩溃的开始。所余的是一人在政治文化各方面都失去重心的中国,只有一个外表上全新的面孔聊以自慰自娱。积弱不堪的民族文化从此要在新旧的指针一并缺乏之下盲目地改换方向,乱寻方向;前途茫茫,一切都在不可知的数中。(490页)

最后这一段,深刻反映了民国建立以来中国文化的走向和前途命运问题,最近三联出的钱穆的几本书也讲到这个问题,英雄所见略同,而且是展开了来讲。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真正有感情,而且有真知灼见的人。
雷海宗的中国史研究已经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了,好象应该成为历史陈迹了,但是它没有。这才是高手。现在立志搞国史或正在搞国史的人,都应该翻翻这本书,看看一个有世界史眼光的人怎样研究中国史上的问题。毕竟,这样的机会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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