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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几位已故的史学家(20050121)

[日期: 2005-01-08 ] 来源: 学术交流网   作者: 陈高华 [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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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9月,我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到当时的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工作,转眼已度过了四十多个春秋。时光流逝,白了少年头。回忆过去的岁月,感慨殊多。一些已故师友的声音容貌,时时涌现在心头。

翁独健

翁独健刚到历史所,领导上介绍所内研究机构的设置,征求个人的志愿。我在大学四年级曾参加民族调查,在新疆工作一年,对民族历史发生兴趣,听说历史所设有民族史组,便报名参加。历史所为什么会设立民族史组呢?原来,1956年中、苏、蒙三国开会协商,共同编写蒙古史,中方出席会议的代表是翁独健、韩儒林、邵循正三位先生。会议决定,中方组织力量,整理有关汉文资料。历史所设立民族史组便是为了承担这一任务,翁独健先生被指定为民族史组的负责人。翁先生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后来到美国和法国留学,是我国著名的蒙古史专家。他在解放后曾任北京市教育局长,后任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主任,兼任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翁先生当时是民族所副所长,还有许多社会工作,但他对民族史组的工作十分关心,经常到组里来,有时还找我们到他家里去谈话。他有宏大的计划,要组织力量,整理编纂各种资料和工具书,翻译境外的蒙古史料,全面开展中国元史、蒙古史研究,赶上世界的先进水平,常常以此勉励我们。为此他指导陆峻岭先生编纂《元人文集篇目索引》,何高济先生翻译波斯史家术外尼的《世界征服者史》。对于几个出校门不久的年轻研究人员,则以基础训练为主。上个世纪50年代的大学生活,有过多的政冶运动,正常的教学秩序受到很大的冲击。以我来说,上了五年大学,真正念书只有一年半。二年级下学期整风反右,三年级赶上大跃进,学校里开展双反运动,整天开会,红专辩论。四年级下放,参加民族调查,在新疆跑了一年。五年级回校上课,系里有意要为我们补课,特意开设了古代史史料学等课程,但没有多久,反右倾运动很快又开始了,接着便是教学革命,集体编书,全班同学齐上阵,以论带史,以论代史,热火朝天,日夜加班,一直到毕业前夕才停止下来。这样的经历在当时是带有普遍性的。翁先生了解我们的情况,便采取种种办法,为我们补课。

西方大学的历史系,无例外地都有“史学方法”课程,为学生介绍搜集资料、写作的一些基本规则。解放以前,不少大学历史系也开设这门课。解放以后,进行大学院系调整,历史系的课程安排完全学习苏联,“史学方法”课被取消了。翁先生则很重视史学方法,利用各种机会,给我们讲授搜集资料和写作论文的基本要求,他强调要尽可能穷尽与研究题目有关的一切资料,要像前辈学者所说那样:“上穷碧落下黄泉。”同时必须区别原始资料和转手资料,尽可能使用原始资料。在论文写作方面,他强调要主题明确,结构谨严,对前人的成果必须有全面的了解并有明确的交代,引用资料的版本必须清楚,要我们以过去的《燕京学报》以及当时的《红旗》杂志为榜样。这些教导在今天来看也许显得平淡无奇,但当时对我们这些还在研究工作门槛外徘徊的年轻人来说,则有醍醐灌顶之感,得以少走许多弯路。

翁先生特别重视外语的训练,他认为蒙古史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必须掌握外语,了解国外的研究动态,才能避免闭门造车,盲目自大。尽管当时国内外学术交流完全处于停滞状态,他仍尽可能地关注国外的研究动向,并给我们作介绍。这在现在来看是很普通的事情,但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翁先生还要求我们学习蒙语,元代文献中有许多蒙语词汇,有些文书是根据蒙语直译而成的,没有一定的蒙语知识就很难理解。为此他请了民族所的照那斯图先生(20世纪80年代后期任民族所所长,八思巴文专家)为我们讲授蒙文。照那斯图先生每周上课一次,持续了一年左右,因为政冶运动等原因就被迫停止了。时间一长,我学的蒙文知识大部分也淡忘了。但还记得蒙文字母、元音和谐律,还能查查词典,就是这点东西对研究工作也有很大的好处。现在我能和学生一起读《元典章》,有不少地方便得益于那时学的一点蒙语知识。1963年起,又开始了新的连续不断的运动。1964年所内对研究室、组进行全面调整,民族史组不复存在,翁先生也很少来历史所。文化大革命以后,翁先生仍担任民族所的领导,有很多的社会工作。我虽和翁先生仍有一些接触,但已不像过去那样有经常请教的机会。1985年翁先生因病去世,这是中国历史学界的一大损失。在我的心中,一直把翁先生视为自己的老师,自己科研道路上的引路人。


杨向奎

杨向奎先生原在山东大学工作,后调到历史所。我到历史所时,杨向奎先生是所的学术秘书,负责全所的研究工作。以前我常看山东大学的《文史哲》杂志,很景仰杨先生的学问,但作为一个青年研究人员,和杨先生距离甚远,平时没有什么接触。1962年到1963年间,在杨先生主持下,历史所部分研究人员开始了曲阜孔府档案的整理。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规模很大的工作,听说以后,对杨先生的魄力和眼光十分钦佩。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和杨先生住处相近,渐有往来。特别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为了所内工作,常要向杨先生清教,他总是热情地给予指点和帮助。有件事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我曾分工负责研究生工作,尹达同志不幸去世,他名下有两位学习原始社会史的研究生,需要另行安排导师。经过研究,拟请所外一位专家担任。我原以为这件事简单,但到这位专家所在单位商谈,却遭到拒绝,碰壁而归。我们只好重新研究,考虑再三,决定请杨先生担任。杨先生事情很多,这是给他增加新的负担,能否答应,我内心是颇为不安的。但去一说,杨先生慨然同意,帮助我们解决了困难。两相对比,使我感慨殊深。类似的事情还有一些。工作之外,有时也和杨先生谈谈史学界的动态和掌故。杨先生经历宏富,和史学界的很多前辈都有交往,许多人和事,娓娓道来,令人忘倦。聆听之余,我萌发了一个想法,如果杨先生能写回忆录,一定很精彩,可以为20世纪中国史学保存许多珍贵的资料。我便提出这个想法,并且建议可以陆续写出,先在《中国史研究动态》上发表,以后再整理成书。杨先生表示可以考虑,很快便写出《史坛忆往》一文,刊载在《动态》1989年第2期上。这篇文章虽然不长,内容却很丰富,例如其中谈到早年在北大求学时就对物理学有很大的兴趣,可知杨先生晚年钟情于物理学绝非偶然。文章还谈到钱穆、钱玄同、顾颉刚、傅斯年、蒙文通、童书业、高亨等先生,虽然每人不过寥寥数语,着墨不多,但都能勾画出精神面貌,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可惜的是,回忆文章没有能继续写下去,今天回想起来,仍是很大的遗憾。

杨先生对后辈十分关心,历史所不少人在成长过程中都得到他的指点,我也是受惠的一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他给我写过一封信,原文如下:
  高华同志:大著“元史研究论稿”及“元朝的审判机构和审判程序”收到,谨此致谢。我先看有关衍圣公及元代陆学等篇,更加相信元代文化不下于宋,即以文学论,当时的元曲作者,乃是艺人本身,更容易接近群众,与唐诗宋词之庙堂化者不同。如果以您的学识写一部“元代文化史”,包括文史哲及风俗人情等,实是功德无量,现在缺少这样一部书,人们以为元代时间短、统治者在当时说又较落后而忽视之,其实不然。
  敬礼杨向奎94,10,20

90年代中期起,我把研究重点转向元代社会风俗史和元代文化史,这和杨先生的鼓励是分不开的。
  
杨先生认为史学是社会科学中的基础科学,因为它是探讨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而物理学是自然科学中的基础科学,因为它是探讨自然发展规律的科学。他是一个杰出的史学家,晚年又潜心于物理学,就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敢于在相距遥远的不同学科之间进行探索并取得成就,在中国史学界无第二人。这需要很大的勇气和智慧。中国古代哲人云: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成一家言。这是做学问的最高境界,也是极难达到的。杨先生的学术实践,正是自觉地朝着这样的目标努力。


孙毓棠
  
孙毓棠早年专攻秦汉史,解放以后,在经济研究所工作。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随后调来历史所工作。来历史所后,孙先生重点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但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和孙先生没有什么来往,只有一次听他讲中世纪欧洲的庄园制,留下颇为深刻的印象。

“文革”发生后,孙先生受到了冲击。当学部下放河南息县东岳时,孙先生也在其列。“五七”干校打乱原有的组、室,采取连、排、班编制,历史所百余人编为一个连队,下分三个排,排下有班。孙先生和我编在同一班。这个班的任务是种菜,整天在地里劳动,孙先生则因年老体弱被指派去看管工具。学部笔杆子很多,但是对干校生活却很少有人加以记载,现在能看到的只有外文所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其实那一段苦涩的历史是很值得回味的。干校所在的息县东岳,土地贫瘠,劳动艰苦,生活条件也很差。刚到东岳时,全连男性成员住在一个大仓库里,用木板搭成双层铺,一个挨着一个。息县夏天酷热,常在40度以上,直到深夜热气不散,仓库密不通风,虽然劳动强度极大,身体疲乏,也难以入睡。年轻一点的大多在仓库外的泥地上铺一层塑料布,加上席子,露天睡觉。我记得还要在旁边放一盆水,半夜热醒了,起来擦把脸,才能继续入睡。身体差的和年纪大的“五七战士”如孙先生,只能睡在仓库里。孙先生已年近花甲,又有哮喘病,印象中有一天晚上他的哮喘病发作,经过抢救,才转危为安。后来干校用自己的力量造了一批简陋的土坯房,每间十四五平方米,也是双层铺,要住六七个人。我和孙先生是同班战友,得以同住一室。朝夕相处,接触自然多了起来。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冲击,特别是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人与人的关系都很紧张,彼此说话都很谨慎。初到干校一段时间内,以体力劳动为主,政治气氛相对宽松一些。孙先生平时沉默寡言,起初交谈的话题多是生活和工作方面的事情。时间久了,彼此戒心渐除,有时也聊聊别的话题。我在“文革”前喜看杂书,常去翻阅解放前的旧杂志,对孙先生的过去略有了解,闲谈中不免好奇问及,孙先生不以为忤,总是耐心解答。记得起来的,有他与闻一多先生的友谊,他与一位逻辑学家在英国的交往,等等。现在想起来,这些交谈多少给他带来一些乐趣,在当时单调而艰苦的环境中略解寂寞。几个月以后,为了标点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需要,孙先生和翁独健先生等被调回北京。一天早晨,我送孙先生到大路上,这几位老先生会合以后坐车到信阳,返回北京。

一年多以后,我被调回北京,参加《中国史稿》的编写工作,有时遇到疑难问题,便求助于孙先生。但更多的来往,则是在打倒“四人帮”以后。这时的孙先生,尽管体弱多病,仍以巨大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到科研工作中去。晚年他主要忙于两件事,一是《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的编纂,一是中外关系史和中亚史学科的建设。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的筹备工作由历史所承担,孙先生是负责人。他为此付出了大量的精力,从框架和词条的设计,到执笔者的选择,都有周密的考虑和细致的安排。中国历史卷能够顺利上马,和孙先生的辛勤工作是分不开的。后来成立了中国历史卷的编委会,侯外庐先生为主任,孙先生和其他几位前辈学者为副主任,他同时又是秦汉史分卷的主编。一直到去世以前,他都关心这一工作,甚至在病床上仍手不释卷,对稿件进行加工处理。我自己有幸在筹备阶段便参加了一些工作。“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孙先生的身教,使我受益匪浅。

孙先生早年是诗人,发表过长诗《宝马》和许多短篇。《宝马》以汉武帝派遣李广利出征西域为题材,我闻名已久,无缘得见。在干校时曾因好奇向孙先生提起,他置之一笑。1992年孙先生的门人余太山同志将孙先生早年诗作整理出版,题为《宝马与渔夫》。拜读之后,对孙先生有更多的了解。这是一篇长达八百行的叙事诗。全诗“句句有来历,字字有出典”(卞之琳先生语),作者当时不到30岁,但可看出已具有深厚的史学功力,不能不令人由衷的钦佩。中国古代有无史诗,存在争论。咏史诗颇多,但那是对历史人物和事件发议论,而且大多为短篇,和严格意义上的史诗有别。《宝马》篇镕史入诗,文史交融,可以称为新型的史诗,就文学创作来说亦是可贵的探索,在现代诗歌史上应有其独特的地位。史学家和诗人,一实一虚,好像距离很远,但在孙先生身上得到了统一。孙先生早年说过:“思想和情绪经过艺术的雕镂、锻炼才能给你最大的‘痛快’。”晚年教导学生说:“一个史学家应是半个文学家。”这些话有丰富的内涵。史学家不一定是诗人、作家(对大多数史学家来说也不可能),但都应在加强文学艺术修养方面多作努力,这是孙先生身体力行也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体会的。


马雍

一年一度出阳关,嚼雪眠沙只等闲,
旧曲渭城君莫唱,此心今已许天山。
  
这是一首充满豪情壮志的诗篇,如果原来不知道作者,谁也不会想到出自体弱多病的马雍先生之手。
  
马雍先生在“文革”前长期在家休养,很少上班。“文革”后期身体有所恢复,参加国家文物局组织的土鲁番文书整理工作,作出了很好的贡献。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历史所建立中外关系史研究室,孙毓棠先生任主任,马雍先生任副主任,协助孙先生工作,后来改为主任。同时他还担任了中亚文化协会和中外关系史学会的组织领导工作,为这两个学术团体付出了大量的精力。

1982年以后,我和马雍先生接触渐多。1983年,我们二人往巴黎,参加中亚文明史编委会,彼此有更多的了解。中亚文明史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上个世纪70年代发起的,编委会成员约20人,其中中亚国家(中国、苏联、阿富汗、蒙古、巴基斯坦、印度、伊朗)每国代表2人,来自其他国家(有美国、匈牙利等)的学者数人。编委会的任务是拟订提纲,选择作者。中亚地区的历史极其复杂,而且与现实息息相关。中亚文明史的编写很自然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当时苏联在教科文组织中势力很大,编委会便由苏联代表塔吉克共和国科学院院长当主席。70年代后期,中国百废待举,原本顾不上这些事情,但是有些友好国家因苏联影响过大,希望中国能派代表参加,在编委会内起平衡的作用。中国有关方面考虑这一要求,权衡利弊,决定派代表参加。成立中亚文化协会,实际上为了这项工作的需要。原来派出的代表是南京大学韩儒林先生和马雍先生二人,韩先生因病去世,领导上决定由我来顶替。这一年5月,我在长沙开会,临时被召回北京,马雍简单介绍了情况,便匆忙出发了。一到巴黎参加会议,才知道厉害。这不是一般的学术会议,而是充满了火药味的战场。当时中苏关系很紧张,在会上苏联代表处处与中国为难,有些国家的代表则与之呼应,一吹一唱,攻击中国,从历史到现实,公开污蔑中国是民族沙文主义。我们忍无可忍,据理力争,还以颜色,彼此针锋相对,常常激烈到会议开不下去的地步。遇到这样的场面,只好休会,然后由第三方出面说合,求得妥协。从6月6日到9日,休息半天,实际开会三天半,吵了三天,只有最后半天通过决议时比较平静,因为前面吵够了,该说的话也都说过了。那几天我们的神经都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开会时竖起耳朵,生怕漏掉对方的每一句话(教科文组织的同声翻译水平很高,也很认真),并要及时作出反应。会下要分析情况,商量对策。马雍先生的咯血旧疾因此复发,但他坚持与会,直到结束。他比我有经验,既能坚持原则,击中要害,又能掌握分寸,有利有节。我们两人互相配合,终于使苏方的意图未能得逞。这次巴黎之行,使我大长见识,也从马雍先生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毕生难忘。

马雍先生的身体本来就不好,患有多种疾病,但他视学术重于生命,不顾亲友的规劝,经常抱病超负荷地工作,伏案写作之外,还不时到外地去考察。除了自己的研究,还热情培养年青人。同时又有许多学术组织工作。鉴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的《中亚文明史》难以充分反映我们的意见,他有志组织中国学者用自己的力量写作一部《中亚史》,阐明我们的观点,此项计划得到院、所的支持,并付诸实施。

过重的负担,消耗了大量的精力,对他的健康造成了伤害。从巴黎回来不久,这一年8月中亚文化协会在乌鲁木齐开会,一个重要内容便是汇报巴黎会议情况,并组织力量参加中亚文明史有关中国部分的撰写。会议原定由马雍先生主持,但开会前夕,他突然发病,住进医院,我只好临时赶去顶替他的角色。到乌鲁木齐以后我去医院探望,他的精神不错,还是谈笑风生,挂念着工作。回北京后他的身体状况时好时坏,终于再次住院冶疗。1985年6月,中亚文明史编委会在巴黎召开例会,他已无法前往。出发以前我去医院看望,他不顾病痛讲了很多应注意的问题。这次会议同样充满了火药味,发生多次面对面的交锋,我常想,如果老马能一起来多好,这已是无法实现的愿望。

马雍先生博学多识,才智过人,长于谈吐,常为友人及后辈所称道。畏友中山大学姜伯勤教授,是当今的敦煌学权威,当年亦曾参加土鲁番文书的整理,至今谈及马雍先生,仍为其才华倾倒,赞叹不已。我国的中亚史研究和中外关系史研究,严格来说,是在20世纪20年代起步的,不少前辈学者如冯承钧、张星?、向达等为之付出了心血,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是,不可否认,直到70年代,这两个学科的总体水平,还是很落后的。“文革”结束以后,在党和政府关怀下,在一些学者提倡和组织下,这两个学科得到飞快的发展,至今已面目一新。孙毓棠先生和马雍先生,为此作出了很大的贡献、。马雍先生不幸中年谢世,未能实现他将中国中亚史研究推向世界前沿的宏愿。但是他的杰出贡献是不会被后继者忘记的。

学问之道,薪火相传,优良的学术传统,是科研工作进步的极其重要的财富,而这种优良的传统,常常在一些杰出的学者身上体现出来。我在前面说到的历史所几位已故学者,就是这样的典型,他们的道德文章,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也是留给历史所的一笔巨大财富。

(人民政协报/2004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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