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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北京大学历史学科百余年的前行与回望

[日期: 2008-04-27 ] 来源: 学术批评网   作者: 中华读书报 [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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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母校,北大历史学科已经走过了一个世纪又九年。

历史学是一门基础学科,涉及以往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它的对象可以远溯古代文明,近及当日新闻。它给人们提示了分析各种问题的路径,研究人们对自身经历留下的个体和群体的记忆,为人们重现已逝之境遇,提醒人们注意先辈们为今日之一切所走过的道路和付出的代价,促使人们不断地审视今日社会和政治建构的来源与基础,帮助人们分辨什么是永恒的价值,什么是瞬间的光彩。史学几乎和所有其他学科都可交叉渗透,可以充分发挥人的思辨力和想象力,运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各种方法,去追溯既往,发现问题,探索答案。正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史学是一个古老而又常青的学科,新课题、新理论、新方法、新史料层出不穷,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大趋势越来越明显。 

北大历史系目前拥有1个一级国家重点学科:历史学,4个二级国家重点学科: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考古学与博物馆学(隶属考古文博学院)。1998年即获得全国首批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现有全部8个二级学科的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权。其中的考古文博学学科已于1983年独立成院,历史地理学分布在历史学系和环境学院,各有侧重地发展着。 

历史学系还拥有1个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1个国家人文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基地,1个博士后流动站,世界史研究院、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等10个专业教学与研究实体,欧洲研究中心、希腊研究中心等21个虚体科研机构,2个藏书共达15万册并有珍本、善本等特藏的专业图书馆,及历史文献数字化实验室。在教育部组织的全国高校一级学科的评估中,各校史学同行们在各项指标上均给本系以满分,排名全国第一。 

目前历史系的教师中,田余庆、何芳川、朱凤瀚、罗志田、钱乘旦、李剑鸣等6位教授现任或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的成员;马克壵、钱乘旦、阎步克、李剑鸣等4位担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王希(讲座)、阎步克(特聘)、彭小瑜(特聘)、王晴佳(讲座)、荣新江(特聘)等5位获得“长江学者”荣誉;邓广铭、周一良、田余庆、马克壵等4位资深教授享誉学界。 

历史系拥有的全部8个二级学科,在主要学科方向上都有较明显的优势和国内外公认的学术带头人。中国古代史在各主要断代史以及政治史、制度史等主流领域,不仅处于国内同行公认的领先地位,而且在国际学术界有重要影响。世界史在欧美亚几大洲的主要大国和地区史的研究与教学方面,在国内领先,在国际上有特色。中国近现代史也处于国内前列、国际知名的位置。历史地理学(与环境学院共建)等学科在国内外同行中占有一定的学术前沿。民族史的教学研究力量近年异军突起,发展势头很快。专门史、历史文献学、史学理论和史学史3个二级学科的力量正在逐步加强,出现了一批有竞争力的学者。
 
北大历史系国内外合作交流广泛,先后同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荷兰、加拿大、韩国以及中国香港、澳门、台湾等十几所一流高校的相关系所建立了合作交流关系。先后同美国的耶鲁大学历史学系、普度大学历史学系、中央华盛顿大学历史学系、Skidmore学院,英国爱丁堡大学历史学系,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LSE)国 际史学系、日本的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和人文社会系研究科、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学系等新建了实质性的交流关系,达成相互派遣研究生或本科生进修、教师访问、合作开会、互换资料等协议。聘请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柯伟林教授(William C.Kirby)等多名海内外一流学者担任客座教授或兼职教授。 

起源于1899年京师大学堂设立之史学堂的北大历史学科,历经109年的风风雨雨,民主科学的传统代代相传,严谨求实的学风长盛不衰。1903年设中国史学门和万国史学门。最早在这里讲授史学课程的有屠寄、王舟瑶、杨道霖等清末名儒。日籍教习服部宇之吉讲授万国史。此后还有冯巽占、李稷勋、王镐基、陈訚、陈黻宸、李凝、谭绍裳等陆续受聘来教史学,这里先后编出的多种讲义,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大学历史教材。 

民国成立初年,史学门的课程共分两大类,一为中国史及东洋史,一为西洋史。史学门于五四运动中改史学门为史学系,聘任名师、增设新课。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唯物主义史学家李大钊从1920年起担任这里的教授,直至英勇就义。马衡、马叙伦、叶瀚、冯承钧、陈汉章、陈翰笙、陈衡哲、何炳松、李璜、李泰棻、李宗武、傅斯年、顾颉刚、邹宗孟、梁敬錞、刘崇鋐、杨栋林、张相文、钢和泰、钱硕甫、黄节等史学名师这一时期都曾在此执教。此外,胡适、刘半农、鲁迅、周作人、刘师培、钱玄同、沈尹默、杨昌济、李石曾、蒋梦麟等名流也在北大开设过与史学相关的课程。

此后的20世纪30年代,先后在史学系专任和兼任的教师有(以姓氏笔划为序):马裕藻、邓之诚、毛子水、陈垣、陈寅恪、冯家升、刘崇鋐、向达、齐思和、汤用彤、张星烺、张颐、张忠绂、张奚若、劳干、李济、陈垣、孟森、郑天挺、范文澜、罗庸、罗念生、周作人、陈受颐、周炳琳、赵万里、柯昌泗、顾颉刚、容肇祖、唐兰、梁实秋、梁思成、钱穆、徐中舒、陶希圣、蒋廷黻、蒙文通、黎东方、董作宾。 

历经晚清维新、“五四”新文化洗礼,到30年代的复兴,北大史学系形成了多元而丰富的治学传统和教育理念。其中最看重的是充分掌握原始史料,务求论据的可靠性和实证的严谨性。要厚植国学根底,能溯流寻源。积极吸取各种现代科学理论、方法和知识,能上下求索。教学强调中外会通,注重培养系统而扎实的基础知识、治学方法、工具和语言等基本功力,善于独立思考,发疑解惑,分析批判。 

30年代的学生,人才济济,研习刻苦,撰述成风,涌现出胡厚宣、杨向奎、张政烺、全汉升、何兹全、邓广铭、高去寻、傅乐焕、孙以悌、王毓铨、王树民、王崇武、李树桐、杜呈祥、吴相湘、郑惠等一大批后起之秀。 

西南联大和战后复原的艰难时期,汪篯、阎文儒、王玉哲、王永兴、杨志玖、李埏、赵泉澄等北大史学系一批优秀的研究生成长起来,毕业后,他们和傅斯年、钱穆、姚从吾、毛子水、张荫麟、郑天挺、皮名举、向达等原北大教授构成了西南联大的史学骨干师资。 

40年代后期,先后在史学系执教的专任教师及其所授课程有(以姓氏笔划为序):邓广铭、邓嗣禹、毛子水、向达、汪篯、沈刚伯、余逊、郑天挺、张政烺、杨人楩、杨翼骧、胡钟达、姚从吾、韩寿萱。这时期,应聘为北大史学系授课的校内外学者还有:万斯年、王重民、孔繁霱、邝平璋、包格尔、刘崇鋐、刘愈之、汗先生、师觉丹、启功、邵循正、陈垣、周一良、金毓黻、胡适、赵万里、赵光贤、梁思成、黄文弼、黄国璋、傅吾康、裴文中。 

平津战役的隆隆炮声中,北大史学系专任教员全体留在北平,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1952年院系调整后,清华、燕京等名校的史学教师汇入北大历史学系。翦伯赞、向达、张政烺、齐思和、杨人楩、邓广铭、周一良、王铁崖、邵循正、孔繁霱、苏秉琦、余逊、商鸿逵、汪篯、田余庆、罗荣渠、张广达、张芝联、许大龄、陈庆华、陈芳芝、吴荣曾、张寄谦、张蓉初、胡钟达、荣天琳、杨翼骧、陈芳芝、阎文儒、宿白、邹衡、高明等众师云集,再现辉煌。 

进入新世纪以来,北大历史系立足于自主创新的学术研究,面向国家建设、社会发展和学术进步,致力于将自身建设成国际认可的学术研究重镇,学科交叉的人才培养基地,有特色典藏的史料数据库,连接全球的合作交流平台。 

在学术研究方面,注意深入探讨历史悠久而辉煌灿烂的中华与世界各种文明的源流,特别关注如何正确认识中外文明的发展历程及趋向,将古今中外的精神与物质文明发展经验、成败得失与现实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建设密切联系起来,加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人文导向。这种历史借鉴与现代化前瞻的紧密结合,是坚持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走有特色的发展道路的坚实基础。学科关注的是如何弘扬民族文化、借鉴世界文明与现代化的优秀成果,力图发挥基础学科特有的重大作用。从史学角度关注国家的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建设,提升国民素质和文化素养,“资政育人”,增强国家的凝聚力和创造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历史科学的研究与关怀,所产生的效益是无法用金钱数额加以估量的。其主要受益者不仅是学术界、文化界、教育界,而且广泽亿万青少年、干部以至全体国民,甚至跨越国界,惠及追求进步与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 

薪火相传,今天的北大历史学系国家级重点学科团队的质量和数量都在全国领先,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等主流学科,以及各主要断代史、地区国别史、政治史、制度史等主流领域,都处于国内同行公认的领先地位,并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影响和特色。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专门史、民族史等学科队伍发展很快,在某些课题上达到国内国际先进水平。 

在历史学的主要学科和研究领域,北大历史系拥有一大批在全国公认度很高的学科带头人。他们中,有“长江学者”、“新世纪优秀人才”;有德高望重的资深学者;有年富力强的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 

据统计,2001-2007年间北大历史系教师发表的各类学术论文(不含译文)达696篇,出版各类著作143部(含专著、编著、译著)。 

一百又九年,数以千计的优秀人才从北大历史系这片沃土上成长起来,他们中既有学者专家,也有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军事等各个领域取得成就的精英,还有大批在平凡的岗位上为人民为社会默默贡献的人士。 

“北大历史学学位”已成为可信赖的质量品牌。 

学术经典 

1978-2008 
  邓广铭 《邓广铭全集》
  周一良 《周一良集》
  田余庆 《东晋门阀政治》
  罗荣渠 《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张广达 《西域史地丛稿初编》
  马克垚 《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
  王永兴 《敦煌经济文书导论》
  祝总斌 《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
  吴荣曾 《先秦两汉史研究》
  邹 衡 《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
  阎步克 《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
  荣新江 《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
  罗志田 《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
  邓小南 《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
  王小甫 《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
  彭小瑜 《教会法研究:历史与理论》
  茅海建 《戊戌变法史事考》
  张芝联 《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史学方法》《历史研究》
  高 毅 《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
  徐天新 《平等、强国的理想与苏联的实践》
  刘祖熙 《改革和革命——俄国现代化研究(1861年-1917年)》
  尚小明 《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
  陈苏镇 《汉代政治与春秋学》 

感受传统 

  崇尚的处世原则
            ——潜心治学,淡泊名利; 
  力行的学风
            ——勤奋严谨,求实创新;
  认可的学术标准
           ——发前人未发,贵精不贵多。

教育的根本任务是“育人”,育人的基础是“育德”。史家的立身之道更在于“史德”。面对浩瀚的史料,如果坐不住,看不进,想发财,求功名,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必于学问一事无成。故习史治史,须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安贫乐道,艰苦奋斗。惟此才能披沙拣金,广征博引,对千百年相传之往事,诸多人已覆之史实,以确凿之新证,发前人所未发,见旁人所未见。不落人窠臼,不掠人之美。勤奋、严谨、求实、创新,正是史学者应有的品德。我系这种学风,潜移默化,代代相传。欲逐名利富贵,可尽奔显学热门;欲通古今之变,方遁入史学圣殿。 

我系老一辈教师以自己的鲜血和政治生命为代价,留下了两个刻骨铭心的沉痛教训: 

第一、史学研究要遵循基础学科的发展规律,尊重在学术自由的环境中独立思考、自主创新的个体劳动。不要“跟风”,不求“御用”,不刻意追求“经世致用”,对“学术为现实服务”之类的口号要持科学、冷静和实事求是的态度。 

第二、史学教育要提倡严谨求实的学风,培养淡泊名利的精神,造就沉潜扎实的学人。不助长为某种现实需要而曲学阿世的风气,不能被金钱和利益牵着走,不应把办教育等同于办企业。


名师风采 

孟森(1868-1938) 
  “先生为人端庄谦谨,沉默寡言,但讲话和蔼可亲。他在群众会议中很少讲话,却很注意听旁人发言。谦虚从善,但不苟同他人。先生衣装朴素,冬戴瓜皮帽,夏戴白帽盔,布衣、布鞋、白布袜,总是走路来走路归,从未见他坐过车。上课时,用白手帕包一本讲义,不像旁的教授,上课时总是夹一大皮包。……先生学识渊而博,对同学要求亦严。考试时,颇严格。如打下课钟,仍不交卷者,则不客气地批评。他上课从不迟到。” 

陈垣(1880-1971) 
  “这是位不长不矮,胖胖的典型身材,方方大大的脸,高高阔阔的前额;一付黑边老花眼镜,平常是不大戴的,每次讲课时,总是临时从怀里掏出来戴上;而最引人注意的,是那两撇浓浓的八字胡,这八字胡带来了无限威棱。经常的穿着件黑马褂、长袍。他在课上将二十五史从头的一一介绍,把所有有关的事件告诉我们,而尤其注意前人的错误。在他眼里,前人的错误不知怎么这么多,就像他是一架显微镜,没有一点纤尘逃得过他的眼睛。不,他竟是一架特制的显微镜,专挑错误的。他归纳了一个时常提到的结论:‘著书要提笔三行不出错才行。’而在他的讲授中,我们发现,三行不出错的著作竟然很少!他的嘴相当厉害,对于有错误的学者批评得一点也不留情。可是他实在已经是十分克制自己了。常对大家说:‘还是不说吧,免得又得罪了人。’” 

陈寅恪(1890-1969) 
  “陈寅恪教授貂皮帽、衣狐裘、围围巾、手提蓝布小包袱,坐在南区小教室里,有时微笑,有时瞑目,旁征博引,滔滔不绝。同学如坐白鹿洞中,教室虽无绛帐,却也如沐春风。” 

钱穆(1895-1990) 
  “宾四先生,也是北大最叫座教授之一。这并不需要什么事先的宣传,你只要去听一堂课就明白了。二院大礼堂,足有普通大课室的三倍,当他开讲中国通史时,向例是坐得满满的。课室的大,听众的多,和那一排高似一排的座位,衬得下面讲台上的宾四先生似乎更矮小些。但这小个儿,却支配着全堂的神志。他并不瘦,两颊颇丰满,而且带着红润。一付金属细边眼镜,和那种自然而然的和蔼,使人想到‘温文’两个字,再配以那件常穿的灰布长衫,这风度无限的雍容潇洒”。“全堂的学生都坐定了,聚精会神的等着他”。(他)“抬起头来,滔滔不绝地开始讲下去。越讲越有趣味,听的人也越听越有趣味。对于一个问题,每每反复申论,引经据典,使大家惊异于其渊博,更惊异于其记忆力之强”。“这种充实而光辉的讲授,自然而然地长期吸引了人。奇怪的是,他那口无锡官话,不论从东西南北来的人都听得懂。”“他所担任的课程,……都是两个钟点连起来上的,中间并不休息”。“虽然他的课的上课的时间,是最容易叫你打瞌睡的下午一点到三点钟,然而在二院的大礼堂里面,黑压压的坐着一百五六十人,睁大着三百几十只眼睛,摊开了一百多本的各式各样的笔记簿,摆动着一百多支笔,在一声一声的肃穆雍雍的退课钟声的笼罩之下,每人依旧一个字一句话的记着钱先生的讲辞。因为正是在钱先生讲得起劲的时候,声音越来越洪亮,呼吸越来越急促,脸上也越加泛出一阵一阵的红润,带着一种强烈的学者气息。” 

傅斯年(1896-1950) 
  “傅先生讲课时如万马奔腾,上下古今,纵横千万里。自言:早在广州国立中山大学授课,即有‘野马’之称,今尤加甚。故同学们上课时都极用心听讲,且上课前必须有充分准备。因傅先生常于提及书经、诗经诸古籍某一段,突然指定某一同学:‘下一句呢?’故当时我们对这几种经书颇下了一番工夫。” 

翦伯赞(1898-1968) 
  “翦老中等身材,偏瘦,但精神充沛,讲话生动、清楚、易趣盎然,逻辑性与说服力很强,老师和同学们都很爱听”。“翦先生不仅促进了原北大、清华、燕大三个历史学系教师之间的团结,还大力提倡老教师与青年教师专业相同或相近者,建立导师制度,提倡‘尊师爱生’,提倡‘传衣钵’。于是全体老教师和全体青年教师以专业关系为准,‘对号入座’。全系团结、进步、学习、研究的空气蔚然成风。” 

向达(1900-1966) 
  “隋唐史的老师向达,学识渊博,神态凝重。他讲课声音很小,语气平缓,且少条理,学生们怕听不清,把凳子挪得很近,将他围成一个圈。而他讲课的内容精彩,旁征博引,如数家珍,把学生带进博大辉煌的盛唐时代。谛听他的课程,你一定会敬佩他学识之广,构思之密,见解之深……” 

雷海宗(1902-1962) 
  “他上课不带片纸只字,仅带一支粉笔。讲春秋战国的诸侯,和西洋中古史几十个国君,名字有长达十几个英文字母的,和他们的起讫年代,信手拈来,从不假思索。” 

杨人楩(1903-1973) 
  “西洋史老师杨人楩学识精深,富有活泼自由的气度,言语清晰,富文采,有诙谐幽默感。他讲的‘希腊精神’,具有真知灼见。” 

邓广铭(1907-1998) 
  “邓广铭先生的大名我们早就知道,他不仅是著名的宋史专家,还对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宋词有很深的造诣和精湛的研究。……陈寅恪教授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中指出,‘其用力之勤,持论之慎,并世治宋史者,未能或之先也’。……他胖胖的身材,圆圆的脸,面色红润,总是和蔼地微笑着,讲话似略显山东口音。他讲课比较随便、灵活,讲得很有风趣,并且常讲点同学们感兴趣的‘题外话’。说是‘题外’,其实那也是与教学内容密切相关的,能够帮助学生理解教材,以加深印象的。” 

周一良(1913-2002) 
  “周一良先生那时不过40岁年纪,风度翩翩,神采飞扬,称得起是我们常说的‘一表人才’。他身材修长、匀称,长脸庞上架着一副亮亮的眼镜。他讲一口纯正的普通话,音质很好,谈话干净利落,热情而不浮躁,郑重而又间接明快。可以说,他有着极高的讲课艺术”。“周先生的讲稿简明扼要,重点突出,论点明晰,他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解释历史现象和历史事件,观点很新,且不乏文采。他讲课既不是念讲稿,照本宣科,又没有多余的话。总之,他的课讲得严谨科学,又活泼轻松。从他那里,我们看到的是一幅清晰的中国历史图景和一张张形象的古代社会画页,记忆是牢固的、清楚的。” 

邵循正(1909-1972) 
  “邵循正……讲授元史,他的课程穷本溯源,援引广博,中文、英文、法文、波斯文、蒙古文,精通各种语言,既有宏观的剖析,又有微观的考证,而课程内容很深,是同学们认为最难学好的一门课。” 

陈庆华(1921-1984) 
  “陈庆华是著名的中国近代史专家,曾被翦伯赞提名同邓广铭、汪篯、田余庆、邵循正等几位教授共同编撰《中国史纲要》”。“他住在未名湖以北的一幢公寓楼里”,“书房的四壁书架上摆满了书籍,书房不大,有的书还堆放在地上”。“他博览群书,记忆力极强,被学术界誉为‘活字典’。无论校内外、国内外的教师、学生,有问题都爱向他请教,他常常立刻便能答出在哪本史书或史料哪一页。如果不能马上答复,他就会放下自己的工作,帮助别人去查书解疑,并以助人为乐。因此陈先生去世时,过去他指导过、现在已成为法国和日本著名中国学家的巴斯蒂教授和狭间直树教授都写文章深情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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