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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漕运经营与水资源形势

[日期: 2010-08-31 ] 来源: 《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选载   作者: 王子今 [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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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战国时期以来,内河水运事业得到空前的发展。两汉漕运,已经形成能够支撑大一统帝国政治管理与国防建设的交通运输体系。①漕运作为经济形式,同时可以测验统一王朝的行政能力。而其他方面的历史信息,也可以因此得以反映。例如,通过漕运的规划与实施,漕运的建置与管理,漕运的兴与废、成与败、得与失,可以察知若干当时生态条件方面的状况。例如当时水资源的形势,有时也可以因漕运的兴衰有所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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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着王子今:《秦汉时期的内河航运》,《历史研究》19902期。

 

河渭航路的历史变化

 

西汉时期河渭漕运直接关系着中央政府的工作效能,甚至对于西汉王朝的生存也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而尽管“更砥柱之限,败亡甚多,而亦烦费”①,汉王朝仍坚定不移地投人大量人力物力,力求确保这条运输干线的畅通。只有汉昭帝元凤三年(78)因关东水灾,曾诏令“其止四年勿漕”②。汉惠帝和吕后当政时,“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宫,岁不过数十万石”,至汉武帝元鼎年间,“下河漕度四百万石,及官自籴乃足”,到了桑弘羊主持“均输”时,“山东漕益岁六百万石”③。600万石粟,按照汉代运车“一车载二十五斛”的载重指标计④,陆运需用车24万辆,以1船承载大约相当于20车左右核算⑤,仍需用船12千艘,确实形成“水行满河”⑥,“大船万艘,转漕相过”⑦的情形。

西汉河、渭之交有船司空县,属京兆尹。《汉书·地理志上》:“船司空,莽曰‘船利’。”⑧《水经注·渭水下》:“(渭水)东人于河,春秋之渭油也。”“王肃云:油,入也。吕忱云:油者,水相入也。水会,即船司空所在矣。”“《三辅黄图》有船库官,后改为县。王莽之‘船利,者也。”船司空附近有华仓⑨,于是由东至西形成了敖仓一华仓一太仓的转运路线。在当时最高执政集团的统治思想中,这一转运路线具有有利于机动地控制全局的效能。即所谓“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⑩。船司空位于河渭交会之处,成为这一漕运系统的中继站。传世汉印有“舩司空丞”印、“都船丞印”⑾,汉封泥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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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记·河渠书》。

  《汉书·沟洫志》。 

  《史记·平准书》。 

  《九章算术·均输》。这一运载规格还可以得到汉简资料的证实,参看裘锡圭《汉简零拾》,《文史》第12辑,中华书局19819月版。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上取江陵木以为船,一船之载当中国数十两车。”《释名·释船》谓船最大者为。五百斛”,其载重量相当于20辆运车。

      《汉书·枚乘传》。

      《后汉书·文苑列传·杜笃》。

      颜师古注:“本主船之官,遂以为县。”王先谦《汉书补注》:“何焯曰:《百官表》‘都司空’注:‘如淳云:律:司空主水及罪人。,船既司空所主,兼有罚作船之徒役皆在此县也。”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仓考古队:《汉华仓遗址勘查记》,《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3期;《汉华仓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6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汉京师仓》,文物出版社199012月版。

      《史记·留侯世家》。

      罗福颐:《汉印文字证》,文物出版社19789月版,8.18

 

也可见“舩司空丞”、“都船丞印”①。“舩司空丞”应是明确属于船司空官署的吏员。而“都船丞印”很可能也与船司空建制有关。

    渭河航运在黄河水系航运中居于突出地位。⑧西汉定都长安,惊人数额的都市消费,主要仰仗关东漕运维持。除平时“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外,非常时期又有萧何以关中物资“转漕给军”的史例。在楚汉相持于荥阳,“军无见粮”之际,“萧何转道关中,给食不乏”③,也曾利用渭河航道。

渭河是一条靠雨水补给的多沙性河流。流量、沙量变化与流域降雨条件、地面覆盖物质密切相关。④秦汉时期气候较现今温暖湿润,上游、中游和森林亦尚未受到破坏,渭河当时的航运条件当远远优于后世。《太平御览》卷六二引《淮南子》:“渭水多力宜黍。”所谓“多力”,可能即强调其水量充足宜于航运的特点。然而渭河自古亦以迂曲多沙著名。《史记·河渠书》记述,汉武帝时,大司农郑当时曾因渭水下游曲流已经相当发育,不利航运,于是建议开凿漕渠。漕渠开通之后,渭河漕运未必完全废止。楼船一类大型船只的通行,依然可以沿渭河航线。杜笃《论都赋》:“鸿渭之流,径人于河,大船万艘,转漕相过,东综沧海,西纲流沙。”肯定了渭河航运对于加强各地区之间的联系,贯通东西的重要作用。黄盛璋认为,杜笃壮年正当西汉末年,所描述渭河漕运的情况,至少体现了西汉后期情形,“大约漕渠通航不利,必然又改由渭运了。”⑤王莽令孔仁、严尤、陈茂击下江、新市、平林义军,“各从吏士百余人,乘船从渭人河,至华阴乃出乘传,到部募士。”⑥更始帝避赤眉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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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振玉:《齐鲁封泥集存》;周明泰:《再续封泥考略》;吴式芬、陈介祺:《封泥考略》。孙慰祖主编:《古封泥集成》,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11月版,第2627页,第158页。

  《诗·大雅·大明》:“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具备数量众多的规格统一的舟船,体现出组织较大规模水运的条件已经成熟。《左传·僖公十三年》记载,公元前647年,晋荐饥,秦人输粟于晋,“自雍及绛相继,命之曰‘汎舟之役’。”杜预《集解》:“从渭水运入河、汾。”《国语·晋语三》:“是故氾舟于河,归籴于晋。”这是关于政府组织河渭水运的第一次明确的记载。《史记·秦本纪》:“以船漕车转,自雍相望至绛。”以为取水陆联运形式。 

  《史记·萧相国世家》。

      参看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谓河研究组:《渭河下游河流地貌》,科学出版社19834月版,第5页。

      黄盛璋:《历史上的渭河水运》,《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6月版。   

  《汉书·王葬侍下》。

 

曾避于渭中船上。①建武十八年(42),光武帝巡行关中东返时,也曾行经渭河水道。②可见直到东汉初年,渭河航运仍是关中地区与关东地区相联系的主要途径。大约东汉末期,渭河水运已逐渐衰落。建安十六年(211),曹操击马超、韩遂,“潜以舟载兵人渭”,分兵结营于渭南。③舟行似只限于临近潼关的渭河河道。《淮南子·原道》说:“舟行宜多水”。东汉以后,由于气候、植被等条件的变化,渭河下游逐渐形成“渭曲苇深土泞,无所用力”④,“渭川水力,大小无常,流浅沙深,即成阻阂”⑤的状况,水文条件已经越来越不适宜发展航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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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御览》卷六四三引《谢承后汉书》:“前行见定陶王刘礼,解其械言:‘帝在渭中舡上。’随相随见更始。”

      《后汉书·光武帝纪下》:十八年春二月,“甲寅,西巡狩,幸长安。三月壬午,祠高庙,遂有事十一陵。历冯翊界,进幸蒲坂,祠后土。”左冯翊与京兆尹以泾、渭为界,“历冯翊界”,当即循渭河水道东行。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资冶通鉴》卷一五七。

      《隋书·食货志》。

 

漕渠的成功

 

汉武帝时代开凿的漕渠在汉帝国水路交通格局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史记·平准书》写道:“郑当时为渭漕渠回远,凿直渠自长安至华阴,作者数万人。”《史记·河渠书》记载更为详细:

 

              是时郑当时为大农,言曰:“异时关东漕粟从渭中上,度六月而罢,而漕水道九百余里,时有难处。引渭穿渠起长安,并南山下,至河三百余里,径,易漕,度可令三月罢;而渠下民田万余顷,又可得以溉田:此损漕省卒,而益肥关中之地,得谷。”天子以为然,令齐入水工徐伯表,悉发卒数万人穿漕渠,三岁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后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颇得以溉田矣。

 

由“齐入水工徐伯”设计规划,“发卒数万人”开通的漕渠,为西汉王朝的交通经营提供了“大便利”的条件。

按照郑当时的估算,漕渠开通后,运输距离较渭河水道大致可缩短2/3左右,水道径直,“损漕省卒”,从而减少运输费用。《史记志疑》及《汉书补注》皆引刘奉世说,从运距长短出发,提出对漕渠工程的怀疑:“按今渭油至长安仅三百里,固无九百里,而云穿渠起长安,旁南山至河,中间隔灞、沪数大川,固又无缘山成渠之理,此说可疑,今亦无其迹。”黄盛璋《历史上的渭河水运》文中也以为“渭水道九百余里”①,诚有可疑,可能包括长安以西中上游一段。其实,“今渭油至长安仅三百里”之说是不确实的。渭河下游在历史时期是一条著名的迂回曲折、流浅沙深的河流。据《渭南县志》,“渭河东西亘境百余里,率三十年一徙,或南或北相距十里余。”又《华县志》:“河道忽南忽北。”《大荔县志》也说,“荔之南界,东西四十五里,渭水横亘,一蜿蜒辄八九里,一转圜二十里。”研究者以为,“以上记载,均说明渭河南北有摆动,渭南以下河曲非常发育。”②考察现今渭河河道,自咸阳至河口,总长约为212公里,以汉里相当于325米计③,相当于625汉里。从渭河下游曲流河段河道平面变迁图及通过历年地形演变和航空照片所反映的渭河下游河床摆动图看,许多区段河道折回弯曲往往有甚于现今河道的情形,并且多有河曲裁弯后废弃弯道形成的牛轭湖,以此推想,汉代渭河航线总长达到八九百汉里是完全可能的。《新唐书·食货志三》说,“秦、汉时故漕兴成堰,东达永丰仓,咸阳县令韩辽请疏之,自咸阳抵潼关三百里,可以罢车挽之劳。”唐文宗赞同此议,“堰成,罢挽车之牛以供农耕,关中赖其利。”可见漕渠运程三百里的记载是可信的。《水经注》中有关于漕渠的明确记载,后来隋文帝开皇四年(584)开广通渠、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开漕渠、唐文宗太和元年(827)开兴成渠,都曾利用西汉漕渠故道。漕渠与灞水、沪水河道交叉的方式目前尚无法确定,推想有可能是承纳其流,以为水源之一的。《元和郡县图志·关内道二》:“灞、沪二水,会于漕渠,每夏大雨辄皆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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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记·河渠书》:“漕水道九百余里。”《汉书·沟洫志》:“渭水道九百余里。”《史记》所谓“漕水道”,是指渭水漕运航道。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谓河研究组:《渭河下游河流地貌》,科学出版社19834月版,第157页。

      杨宽《历代尺度考》(商务印书馆1955年重版)以为汉制里相当于414米。陈梦家则根据对居延地区汉代邮程的考证,以为“以325米折合的汉里,比较合适(400414米折合则太大)”。见《汉简考述》,《考古学报》19631期,《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12月版,第32面。

    郑当时说,渭河漕运“度六月而罢”,而漕渠开通之后,“度可令三月罢”,令人疑其运期过长。其中大概包括下碇装卸等占用的时间。北魏太和二十一年(497),孝文帝由长安向洛阳,五月“己丑,车驾东旋,泛渭人河”,“六月庚申,车驾至自长安”,行程总计32曰①。其中“泛渭”之行当有20余曰。这是顺水行舟情形,重船逆水,自然费时更多。隋文帝开皇上诏书说到渭河水运的艰难,也指出:“计其途路,数百而已,动移气序,不能往复,汎舟之役,人亦劳止。”②所谓“动移气序,不能往复”,大约指单程运期往往要超过一个季度,在年度之內是难以两度往复转运的。

    漕渠工程历时三年,“通,以漕,大便利”,缩短了航程,提高了运输效率,加强了长安与关东地区的联系,班固《西都赋》:“东郊则有通沟大漕,溃渭洞河,泛舟山东,控引淮湖,与海通波。”也说到漕渠在当时全国交通网中的重要地位。

有学者认为,漕渠上承昆明池东出之水。黄盛璋曾经引录嘉庆《咸宁县志》:“从谷雨村东抵河池镇又东北至鱼化镇,地皆卑下,自鱼化镇东有渠东北行,时有积潦。”以为“这一路线可视为漕渠故渠所经。”又写道:“汉城以东,西安市建设局曾发现一条沟状地带,大致沿395一条等高线东北趋向灞河,他们认为就是古漕渠之道。”③据中国文物研究所张廷皓见告,西安以东今仍有“漕渠”地名,应当也是有关漕渠的遗存。④考古工作者发现,西安市灞桥区万盛堡、陶家村、田鲍堡、新合村至临潼区椿树村、唐家村、周家村一线有“并渭漕渠遗址”,《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已予标绘。⑤可见,漕渠“今亦无其迹”之说,实难以成立。在华县至华阴县,“有一条东西走向的槽形凹地”,“长达40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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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书·高祖纪下》。

      《隋书·食货志》。

      黄盛璋:《西安城市发展中的给水问题以及今后水源的利用与开发》,《地理学报》  19584期,收入《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6月版,第17页。对于漕渠走向,辛  德勇提出了新的见解。参看《西汉时期陕西航运之地理研究》,《历史地理》第21辑,上海人民  出版社20065月版。

      参看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7月版,第177页。

      《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上册第144145页,第]46147页,下册第606l  页,第76页。

 

里,地势低洼,地下水位很高,常年积水,沼泽盐碱化严重,当地群众称‘二华夹槽’。”据有的学者研究,认为“二华夹槽就是历史上关中漕渠的遗迹”。①主持华仓即京师仓发掘的考古学者发现,“京师仓就在漕渠渠首岸边,这里曾是西汉漕渠连接黄河航道的一处重要码头。”②

    《史记·平准书》、《汉书·武帝纪》和《食货志下》都有关于汉武帝元狩三年(120)组织昆明池工程的记载,或称“穿昆明池”,或称“作昆明池”,或称“修昆明池”。《史记·平准书》:“故吏皆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司马贞<索隐》:“按:《黄图》云‘昆明池周四十里……’。”《三辅黄图》卷四《池沼》:“《三辅旧事》曰:‘昆明池地三百三十二顷。”③《水经注·渭水》说,“渭水东合昆明故渠,渠上承昆明池东口,东径河池陂北,亦曰女观陂,又东合汰水,亦曰‘漕渠”,,可知漕渠“上承昆明池东口”的区段曾经称“昆明故渠”。有学者指出,“漕渠在汉代是年运数百万石粮食的一条不小的运河,……它的水源乃是昆明池,‘渠上承昆明池东口’,所以又叫昆明故渠。汉武帝所以要凿昆明池把南山诸水都集中到这里,其目的之一就是为解决漕渠水源。北魏太和二十一年孝文帝为了想恢复这条运河道曾西幸长安,最后的目的地就是昆明池,他亲到昆明池实地考察一番后,才沿渭返洛,这证明漕渠上源确实导源于昆明池。”④漕渠以昆明池取得水源,又承纳灞、沪等水,体现出规划的合理。然而当时水面浩瀚的昆明池后来已经消失,“这一派水系地面上已完全找不到。”⑤显然,漕渠的开通和使用,可以反映当时的水资源状况。现在看来,“漕渠毕竟只分引了一部分渭河水流,而且渭河南岸没有北岸像泾河这样大的支流,渠内的实际水量,比原来的渭河航道,要少许多。”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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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正林:《渭河水运和关中漕渠》,《陕西师大学报》19834期。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汉京师仓》,文物出版社199012月版。   

  参看王子今:《秦汉时期关中的湖泊》,《周秦汉唐文化研究》第2辑,三秦出版社200311月版。

      黄盛璋:《关于<水经注>长安城附近复原的若干问题一一兼论<水经注>的研究方法》,《考古》19616期;《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6月版,第5152页。

      黄盛璋:《西安城市发展中的给水问题以及今后水源的利用与开发》,《地理学报》19584期,收入《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6月版,第17页。

      辛德勇:《西汉时期陕西航运之地理研究》,《历史地理》第2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5月版。

   

胡谦盈曾经对汉昆明池遗址进行实地考察。①考察收获发表20年后,作者又有《补记》。其中有根据地层资料提出的认识:“(1)汉昆明池原来是一个面积广大的十分古老的天然湖泊。(2)文献记载所谓汉武帝‘穿昆明池,(见《汉书·武帝纪》),是对自然湖泊进行整治以及在其附近地区建筑离宫别馆,而不是在当时的地面上向下挖掘出一个面积‘周回四十里’的人工湖一一昆明池。”②将昆明池“附近地区建筑离宫别馆”归人“穿昆明池”工程,似有不妥,但是指出“汉昆明池原来是一个面积广大的十分古老的天然湖泊”的意见显然是正确的。正是以有充沛水量的昆明池为上源,才能实现漕渠水运的成功。

    而西汉末年以后昆明池水量有所减少,于是“大约漕渠通航不利,必然又改由渭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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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谦盈:《汉昆明池及其有关遗存踏察记》,《考古与文物》19801期。

      胡谦鼐:《胡谦盈周文化考古研究选集》,四川大学出版针20002月版,第22页。

 

汧河码头仓储发现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藏有凤翔采集的一件西汉“百万石仓”瓦当。20043月至8月考古工作者在凤翔长青发掘的西汉仓储建筑遗址,证实了这里确实存在规模甚大的国家仓库设施。研究者认为,“这座大型仓储建筑遗址的规模和功能”,可以与“‘百万石仓’瓦当”相对应,“因而推断该仓储建筑可能就是当时的‘百万石仓’。”

    该遗址位于凤翔县城西南长青镇孙家南头村西济河东岸的一级台地上,西距今淠河河道300米。发掘者将遗址定名为“陕西凤翔县长青西汉湃河码头仓储建筑遗址”。

    这一遗址南北总长216米,东西宽33米,建筑总面积7200平方米。有学者认为,其性质“类似于华县京师仓,是西汉中央政府设在关中西部的一个水上转运站,其目的是将在这一带征集的粮食能及时运抵长安”。这一发现告诉我们,渭水航运在宝鸡一带的河段当时是畅通的。不仅渭河水量能够支持漕运,至少自凤翔长青至沂渭之会的汧河河段,西汉时期也曾经开发水上运输。

长青湃河码头仓储建筑遗址发掘简报还写道,遗址现代耕土层和近代扰土层下,有厚0.8米的“淤积层”。“遗址之上较厚的一层淤积层说明该建筑可能是因淠河河水上涨而被迫拆迁的。”①其实,这一仓储建筑不再使用,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后来沂河水量的变化,例如水位明显的下降,影响了维持航运的可能性。而在水量充沛的时代,河水上涨甚至可以在码头仓储建筑形成淤泥沉积。

    黄河小浪底盐东村汉函谷关仓储建筑遗址,也被认为与漕运有关。遗址与黄河直线距离600米,标高185米,距现今黄河水面高差20米以上。②湃河码头仓储遗址的发掘者没有提供遗址高程以及与现今淠河水面高差的数据,我们只知道其位置“西距今沂河河道300米”。而事实上同一期的漕运仓库往往确实容易遭受洪水袭击。山西平陆龙岩遗址有“运粮城”的旧称,也与黄河漕运有关,被认为大约即集津仓旧址。③这处仓储遗址也有汉代堆积,应是汉代已经使用。考察者发现,“遗址上部覆盖有很厚的淤沙,从冲击断崖面看,淤沙厚度至少在7米以上。”。华仓即京师仓“北距渭河3公里,东距潼关今流人河口10公里”,然而距很可能是漕渠遗址的“二华夹槽”400米,正是较易进行装卸作业的距离。这里的仓储遗址没有发现淤泥层,应与位于“高出河滩有50米的高地”,“一面依山,三面临崖,地势高敞”有关。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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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宝鸡市考古工作队、凤翔早博物馆:《陕西凤翔县长青西汉汧河码头仓储建筑遗址》,《考古》20057期。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黄河小浪底盐东村汉函谷关仓库建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010期。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三门峡漕运遗迹》,科学出版社19599月版,第38页。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学考古专业、运城市文物工作队:《黄河漕运遗迹(山西段)》,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412月版,第189页。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汉京师仓》),文物出版社199012月版,第1页,第5页。

 

关于“北航泾流”

 

    杜笃《论都赋》中,说到“造舟于渭,北肮泾流”,由此生发泾河某些区段当时是否可以通航的异议。

有的学者认为,“北斻泾流”,“不是在泾水中航行,而是乘渡船过河。从汉光武帝回洛阳后下诏在泾水上造桥来看,当时泾水上也没有桥梁,而且也没有造舟桥,而是用船摆渡。人们在引用‘北抗泾流’这句话时,往往把‘斻’字写成‘航’字,其实,‘斻,与‘航’并非一个字,‘肮’是‘并舟而渡,’①;《尔雅》中把‘方舟’与前述的‘造舟’一起,列为以船过渡的不同形式。②因此,《论都赋》中的‘肮’也是与‘造舟,相对并举的,是指乘船渡过泾水渡口。李贤注《后汉书》,就认为‘肮,舟渡也’。”然而论者又指出,“东汉光武帝刘秀没有乘船在渭水和泾水上长距离航行,不等于说这两条河流根本没有舟船载人航行的记录。”③雍正《陕西通志》卷九(山川二·西安府高陵县》:“泾水。在县西南二十里,泾水自泾阳人县境,至上马渡人渭,自入境东行十里至船张村人渭。”所谓“东行十里”,似是说水道航程。

    不仅李贤注《后汉书·文苑列传上·杜笃》“北斻泾流”,说“斻,舟度也”,注《方术列传上·李南》“向度宛陵浦里斻”,也说“斻,以舟济水也”。然而“斻”实有“航”的意义。《说文·方部》:“抗,方舟也。”段玉裁注:“‘肮’,亦作‘航’。”在汉代,“斻”“航”或通用。《方言》卷九:“舟,自关而西谓之‘船’,自关而东或谓之‘舟,,或谓之‘航’。”钱绎《笺疏》:“‘斻’、‘航,古今字。”“北斻泾流”,尚不可完全排除“在泾水中航行”的可能。

黄盛璋在《历史上的渭河水运》一文中曾经写道,“关中河流能用于水运的只有渭河”,“此外泾河、洛河虽也是关中大河之一,但古今都无舟楫之利。”④结合“北斻泾流”之说以及湃河仓储发现,可知这种认为关中河流只有渭河航运得到开发的认识,似乎不尽符合历史事实。明代有泾水航运开发的历史信息。⑤承咸阳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张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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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注:“《说文解字·方部》。”

      原注:“《尔雅·释水》。”

      王开主编:《陕西航运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9712月版,第76页。

      黄盛璋:《历史上的渭河水运》,《西北大学学报》19581期,收入《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6月版,第148页。

      明人倪岳《青谿漫稿》卷一三《奏议》有《论西北备边事宜状一》:。渭河西流三百余里,接连泾河,可通庆阳。又龙门之上,旧有小河,径通廷绥。倘加修浚,必可行舟。此宜简命水部之臣,示以必行之意,相度地形,按求古迹。某处无险,可以水运;某处避险,可以陆运;某处可以立仓,以备倒运;某处可以造船,以备装运。淤塞悉加导涤,漕河务在疏通。毋惮一时之劳,而失永久之利。如是则不但三方之困有可纾,虽四方之物无不可致者矣。”又见明人章潢《图书婶》卷四七《陕西三边四镇漕运》。明人李汛《泾河登岸过营屯》诗所谓“一棹归来拂浪轻”(《石仓历代诗选》卷四七六),描述的似乎也是泾河航行悄形。

 

授见告,明末确有开发泾河水运资源致使“民欣然就而利益弘矣”的历史事实。①

    所谓“古今都无舟楫之利”者,言“今”或许有据,言“古”则似难免武断之嫌。泾水“古今”水量的差异,就能否开发航运而言,看来是相当明显的。

洛河漕运

 

辛德勇曾经著文讨论西汉时期的洛河航运,指出:“根据十分有限的历史资料,可以推测,西汉向西北边地调运军粮,曾经使用过一段洛河航道。今陕西澄城在西汉时设有徵县,西距洛河不远,当地出土有‘澂邑漕仓’瓦当,显然是漕运通道上仓储所用屋瓦。②‘澂,应通‘徵’,澂邑即徵县县邑,这里地处陕北黄上高原南缘,在其上游的洛河河段,已经不适于航运,显然应当是用来存储下游洛河河段运来的粮食。西汉时期需要向西北边防线上输送大量粮食,在潋邑以下的洛河河段上施行漕运,可以很便捷地将洛河西岸郑国渠灌渠和东岸龙首渠灌渠出产的粮食,集中到这一仓储后,直接运往西北边地;但更为重要的是利用洛河下游河道,还可以将京师仓的粮食向西北边地调运。”③有学者称,“在陕西蒲城和渭南发现了一条未见于史籍的长约96公里,宽2575米,取线端直的引洛人渭的漕渠故道,在该渠出水口以北的洛河西岸还发现了汉代的‘潋邑漕仓,遗址;据考察这一漕河的兴建不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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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张沛教授见示宣统《泾阳县志》载明知县路振飞《请泾河行船通商详文》:“窃照泾阳迤南有泾河一带,直通渭水。渭水商贾舳舻相望,而泾则任其安澜,弗载舟楫。噫,是可惜也。一本县有见于此,每至泾岸,则临流相度,问之舟子。舟子曰:泾河水急石多,浅深不一,商船不敢往来。”遂“使吏同水夫沿河踏验”,“欣然谓是可舟也”。于是,“先自为刀船,使水夫驾之临潼县地名交口运炭。一次往来,止三日而炭已卸装。视任辇者,盘费省什之七。又令水夫马守仓等用各渡余船并前船,豫支以工食,连运数次。在前每斗炭四分,今止二分五厘。”“本县已示民间,有愿备船只繇泾入渭搬运各物者,听其创造。”“今后造船往来,任民自便,商贾无税,私船不扰。河中偶有沙石处,官为设法疏浚,违者以不职处。”宋伯鲁纂《泾阳县志》,宣统三年华新印刷局印本。王开主编《陕西航运史》附录二《参考资料·航运人物》介绍“明代倡导水运的地方宫”的内容中,有“开辟泾河水运的泾阳知县路振飞”一节。人民交通出版社199712月版,第703704页。

      原注:“赵力光《中国古代瓦当图典》(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页380。”

      辛德勇:《西汉时期陕西航运之地理研究》,《历史地理》第2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5月版。

 

于武帝时期,而到东汉以后至隋唐时期,它的效用可能仍然存在;洛河左岸至今尚有‘船舍’村名,也可证实古代漕运用船,在这里有过修造漕船的港坞。”这一所谓“漕渠故道”,据说“其中自引水口至渭南县孝义镇的单家崖,全长32公里为人工开挖河道,其余河道利用了洛河故道”。①对于所谓“引洛入渭的漕渠故道”的判断,似仍可存疑,有待于考古工作者的认真勘察,然而“‘潋邑漕仓’瓦当”是确定的秦汉遗物,而对于陕西大荔洛河东岸的“船舍”村名的分析,是有道理的。而陕西白水洛河南北各有“南张家船”村和“北张家船”村②,也有可能是类似遗存,当然也很可能只是古津渡的标志。

    “‘潋邑漕仓’瓦当”出土地点在陕西蒲城洛河西岸三合乡刘村北,被确定为“潋邑漕仓遗址(潋邑故城)”。③

   

“凭汾水以漕太原”

 

    《水经注·汾水》记载了汉明帝永平年间自都虑至羊肠仓之间的水利工程,设计者规划在完工后,“将凭汾水以漕太原”。可见汾河在汉时是可以通航的。

    汉武帝《秋风辞》也说到汾河可航行楼船,其中“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的名句,说明当时汾河的水量可以浮载排水量相当大的船舶。辛德勇指出有关《秋风辞》的文字遗存所反映的,只是“由渡口乘船横过黄河(‘河’)和汾河(‘汾’)”。④不过,“济汾”之处未必可以制作形制超大的特殊船舶“楼船”,这种“楼船”即使作为“渡船”,也是需要航行至于“渡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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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曦:《陕西洛河汉代漕运遗迹的发现与考察》,《文博》19941期;王勇:《东周秦汉关中农业变迁研究》,岳麓书社20048月版,第143页。

      《陕西省地图册》。西安地图出版社19881月版,第67页,第64页。“南张家船”和“北张家船”,张在明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标识为“南张船”和“北张船”。西安地图出版社199812月版,上册第228229页。

      《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上册第226227页,下册第520页。

      辛德勇:《西汉时期陕西航运之地理研究》,《历史地理》第2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5月版。

   

汉武帝时代的褒斜漕运设计

 

    司马迁在《史记·河渠书》中有关漕渠的记录之后,说到河东守番係提议的经营河东渠田的试验:“其后河东守番係言:‘漕从山东西,岁百余万石,更砥柱之限,败亡甚多,而亦烦费。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阴下,引河溉汾阴、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顷。五千顷故尽河燸弃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谷二百万石以上。谷从渭上,与关中无异,而砥柱之东可无复漕。’天子以为然,发卒数万人作渠田。数岁,河移徙,渠不利,则田者不能偿种。久之,河东渠田废,予越人,令少府以为稍入。”“河东渠田废”,是汉代水利史上一次不成功的记录。番係规划的出发点,是即可营田,又可便漕。然而由于“河移徙”,以致“渠不利”,而“田者不能偿种”。于是不得不放弃原先的计划。我们注意到,番係建议之所以能够被采纳,即“天子以为然”者,在于“漕从山东西,岁百余万石,更砥柱之限,败亡甚多,而亦烦费”确实是令最高执政者内心苦恼的现实,于是“穿渠”“引河”“溉田”,“度可得谷二百万石以上”,然后“谷从渭上”,“而砥柱之东可无复漕”的美好设想终于打动了帝王之心。

随后又有用意同样在于避开“砥柱之限”的关于褒斜通漕的建议提出。《史记·河渠书》记载:

 

              其后人有上书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张汤。①汤问其事,因言:“抵蜀从故道,故道多阪,回远。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从南阳上沔入褒,褒之绝水至斜,间百余里,以车转,从斜下下渭。如此,汉中之谷可致,山东从沔无限,便于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饶,拟于巴蜀。”天子以为然,拜汤子印为汉中守,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

 

提出这一建议的人没有留下姓名。从建议的内容看,设想是相当大胆的。工程成功之后,不仅“汉中之谷可致”,而且可以“漕从南阳上沔入褒”,而所谓“山东从沔无限,便于砥柱之漕”,将全面改变向关中转输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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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本《史记》标点为:“其后入有上书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张汤。”今从中华友《汉书》。

 

东粮产的漕运方向。张守节《正义》:“无限,言多也。山东,谓河南之东,山南之东及江南、淮南,皆经砥柱上运,今并从沔,便于三门之漕也。”《汉书·沟洫志》的记录稍有差异。如《史记》“从斜下下渭”,《汉书》作“从斜下渭”。

    汉中郡太守张印开始施工,“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之后,“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宣布了工程的失败。所谓“水湍石”,言水势急迅,冲激山石,因而不能通漕。裴驷《集解》引徐广曰:“湍,一本作‘溲’。”“溲”,言水势盛大。《集韵·。爻韵》:“浚,水盛兒。”《宇汇补·水部》:“溲,水盛貌。”①“<氵叜>”即“溲”的异写。《广韵·有韵》:“涇,亦作溲。”

    张印主持的工程,即后来《魏书·食货志》所谓“昔人乃远通褒斜以利关中之漕”。有研究者指出,“提出此建议的人对褒、斜二水沿流的水文地形情况不甚了解,褒、斜二水因秦岭坡度大,水流短促而迅急,河床中巨石密布,明礁暗石所在皆有,‘水湍石不可漕’的情形,一直持续到现在。所以,此次虽将褒斜栈道进一步凿通,水道却整理不好,根本不能行舟。”②

    其实,以为“褒、斜二水沿流的水文地形情况”“一直持续到现在”的看法,可能还可以讨论。若认为褒水和斜水的水文情况古今“一直”相同,也许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在今天看来比较荒唐的“通褒斜道及漕”的工程,其规划的主导思想,在当时的生态条件背景下,或许还是具有一定的合理因素的。

“提出此建议的人”尽管可能“对褒、斜二水沿流的水文地形情况不甚了解”,但是也未必对褒水和斜水的水文条件全然无知。所谓褒斜道较故道“少阪,近四百里”,所谓“褒之绝水至斜,间百余里”等等,都反映了论者很可能进行过实地考察。张印指挥数万人的这一工程,也不会完全盲目启动。最终所谓“不可漕”,当是指水运量的需求和实际水运能力的差距相当大。而褒水和斜水当时都有具备水运条件的河段,是非常可能的。

    估计工程建议者无名氏和工程指挥者张印对于“漕从南阳上沔入褒”和“从斜下下渭”的漕运可行性的认识,应是大体符合这两条河流当时的水文条件的。史家“湍…‘溲”的描述,也体现了褒水和斜水水量的充沛。

    从这一意义上说,“通褒斜道及漕”的工程设计和工程实施,或许也可以作为我们推知当时水资源状况的有意义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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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人林则徐《札苏藩司诰诫宝山海塘工程结尾不得玩忽从事》警告:“倘以功已垂成,一任钉桩之匠刨坑锯尾,致使桩木动摇,砌石之匠架井虚松,致使石块脱落,则遇大潮溲刷,塘啣空虚,岂能久资保障。”“溲刷”,即激流冲刷。

      王开主编:《陕西省志·航运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3月版,第55页。

 

《赵充国传》水运史料

 

《汉书·赵充国传》记录了名将赵充国平定羌人起义时的军事谋划。他向汉宣帝上报了准备取屯田之计的思考:“计度临羌东至浩亹,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可二千顷以上,其间邮車多坏败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万余枚,皆在水次。愿罢骑兵,留弛刑应募,及淮阳、汝南步兵与吏士私从者,合凡万二百八十一人,用谷月二万七干三百六十三斛,盐三百八斛,分屯要害处。冰解漕下,缮乡亭,浚沟渠,治湟陿以西道桥七十所,令可至鲜水左右。田事出,赋人二十亩。至四月草生,发郡骑及属国胡骑伉健各干,悴马什二,就草,为田者游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积畜,省大费。今大司农所转谷至者,足支万人一岁食。谨上田处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许。”其中有关漕运的一句:

 

        冰解漕下,缮乡亭,浚沟渠,治湟以西道桥七十所,令可至鲜水左右。

 

值得我们注意。“湟陿”在今青海西宁东。所谓“冰解漕下”,是计划利用春汛条件水运木材。按照赵充国的设想,“缮乡亭,浚沟渠,治湟陋以西道桥七十所,令可至鲜水左右”,大约自湟水今海晏以北至西宁以东的河段,都可以放送木排,“鲜水左右”即青海湖附近地方均得以享受水运之利。即称“漕下”,可能在“材木”之外,还包括其他物资的运输。   

赵充国在向朝廷的再次奏报中又提出12条分析意见,列举屯田的有利之处。其中第5条是:

 

    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谷至临羌,以际羌虏,扬威武,传世折冲之具,五也。

 

提出了待春季以河水、湟水漕运粮食到临羌(今青海湟源南)的计划。水运航路的开辟,又包括黄河上游河道。

有的学者根据相关资料指出,当时的黄河和湟水,“水量是相当大的,一旦冰消春至,就可以行船漕谷,放运木排。”②

又如《后汉书·西羌传·滇良》记述“大、小榆谷”战事:

 

              (汉和帝永元)五年,()尚坐征免,居延都尉贯友代为校尉。友以迷唐难用德怀,终于叛乱,乃遣驿使构离诸种,诱以财货,由是解散。友乃遣兵出塞,攻迷唐于大、小榆谷,获首虏八百余人,收麦数万斛,遂夹逢留大河筑城坞,作大航,造河桥,欲度兵击迷唐。

 

“作大航”与“造河桥”并说,可知这里所谓“大航”是指大型航船。《水经注·河水二》即写作:“于逢留河上筑城以盛麦,且作大船。”③大榆谷在今青海贵德东。④通过贯友事迹,可知这一地区的黄河河段可以通行规模较大的船舶。

应当注意到,赵充国所陈述的“循河、湟漕谷至临羌”,尚在计划之中。而贯友“夹逢留大河筑城坞,作大航”情形,则已经是既成的事实。   

然而现今青海地区黄河与湟水的水文状况,湟水无法实现航运,黄河也不能通行“大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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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充国土状曰:“臣谨条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万人,留屯以为武备,因田致谷,威德并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虏,令不得归肥饶之墜,贫破其众,以成羌虏相畔之渐,二也。居民得并田作,不失农业,三也。军马一月主食,度支田士一岁,罢骑兵以省大费,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谷至临羌,以呩羌虏,扬威武,传世折冲之具。五也。以闲暇时下所伐材,缮治邮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虏窜于风寒之地,离霜露疾疫瘃墯之患,坐得必胜之道,七也。亡经阻远追死伤之害,八也。内不损威武之重,外不令虏得乘间之势,九也。又亡惊动河南大开、小开使生它变之忧,十也。治湟隁中道桥,令可至鲜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从枕席上过师,十一也。大费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国材下,犬马齿衰,不识长册,唯明诏博详公卿议臣采择。”

      赵珍:《清代西北生态变迁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4月版,第54页。

      陈桥驿指出:“这里的‘且作大船’,说明内河航运在古代的黄河上游是有所发展的,当然可以通航的河段长度以及航行的规模都不得而知。”《<水经注>记载的内河航行》,《水经注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5月版,第210页。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第3334页。

 

虞诩嘉陵江上游“开漕船道”事

 

    另一件与汉羌战争有关的开发内河航运的历史记录,是武都太守虞诩在嘉陵江上游“开漕船道”的事迹。

《后汉书·虞诩传》记载,“后羌寇武都,邓太后以()诩有将帅之略,迁武都太守,引见嘉德殿,厚加赏赐。”虞诩率军突破羌军围堵,“日夜进道,兼行百余里”,又以少胜多,“斩获甚众”,逼使羌军“败散”。虞诩安定武都之后,又有新的举措:

 

              先是运道艰险,舟车不通,驴马负载,僦五致一,诩乃自将吏士,案行川谷,自沮至下辩数十里中,皆烧石翦木,开漕船道,以人僦直雇借佣者,于是水运通利,岁省四千余万。诩始到郡,户裁盈万。及绥聚荒余,招还流散,二三年间,遂增至四万余户。盐米丰贱,十倍于前。

 

武都郡走向繁荣,“水运通利”是重要条件之一。虞诩亲自“将吏士,案行川谷”,考察沿江地形,又“自沮至下辩数十里中,皆烧石翦木,开漕船道”。沮县在今陕西勉县西北。下辩在今甘肃成县西北。①

虞诩主持武都行政时期嘉陵江上游“自沮至下辩”航道的开通,是空前的创举。②虞诩被看作“历史记载中第一个地方高级官员亲自主持疏凿嘉陵江航道,大兴嘉陵江航运的人”。③而后世溯水上航,行至这一河段也艰难万分。宋人郑刚中写道:“回视渔关,不知其高几里,皆终岁漕饷之所,浮水既不得平流,皆因地而浅深。自滟澦逆数至渔关之药水,号名滩者六百有奇,石之虎伏兽犇者,又崎岖杂乱于诸滩之间。米舟相衔,旦昼犯险。率破大竹为百丈之篾缆,有力者十百为群,皆负而进。滩怒水激,号呼相应,却立不得前。有如竹断舟退,其遇石而碎,与浪俱入者,皆蜀入主脂膏也。小人恃有此,颇复盗用官米,度赃厚罪,大则凿舟沉之,岁陷刑辟与籍人亡家者亦累而有。故漕粟之及渔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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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汉书·虞诩传》李贤注:“沮及下辩并县名。沮,今兴州顺政县也。下辩,今成州同谷县也。”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下辩”作“下辨”,地图出版社198210月版,第2册第2930页,第5354页。

      王开:《受军事支配而大起大落的嘉陵江水运》,《文博》19942期。

      千开丰编:《陕西省志·航运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3月版,第187页。

 

计所亡失常十二。”①当时航运之艰难,有学者认为,“当系河床因淤积而升高,滩多流急所致。”②渔关,即今“虞关”。

    后来的航运条件更逐渐恶化。有的学者在总结嘉陵江航运状况时指出,“清代,航道萎缩,但仍可从略阳白水镇起船,航程约为1017公里。现在,白水镇至广元197公里,险滩复出,泥沙淤积,已无法通航。广元以下河段泥沙淤积严重,下游部分段落枯水时深仅0.82米,而且每年以平均淤高0.2米的速度发展,行船十分困难。”③

    除了其他因素而外,水量的减少,应是导致“险滩复出,泥沙淤积”以致终于“已无法通航”的重要原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郑刚中:《思耕亭记》,《北山集》卷一三。

      马强:《蜀道地带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汉水上游与蜀道历史地理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12月版,第231页。

      蓝勇:《长江上游航道变迁的基本事实》,《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10月版,第223页。今按:其中所谓“每年以平均淤高0.2米的速度发展”。亦为马强《蜀道地带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引用。然而这一说法,或许并不十公准确。

   

 

王梁的失败记录:渠成而水不流

 

    《后汉书·张纯传》记载:建武二十三年(47),“上穿阳渠,引洛水为漕,百姓得其利。”《水经注·穀水》也写道:“张纯堰洛而通漕,洛中公私怀瞻。”又引《阳嘉四年洛阳桥右柱铭》:“东通河济,南引江淮,方贡委输所由而至。”可见东汉时洛水、谷水航运的发展。曹植《洛神赋》有“御轻舟而上诉,浮长川而忘反”句,也体现洛河有相当长的河段可以行舟。《水经注·穀水》又引《洛阳地记》曰:“大城东有太仓,仓下运船,常有千计。”《洛阳地记》大约是西晋时书,可见汉魏时代洛阳地区的内河运输长期保持着繁荣气象。

    《后汉书·王梁传》却记录了建武初年河南尹王梁主持的一项洛阳水利工程终竟失败的案例:

              ()梁穿渠引谷水注洛阳城下,东写巩川,及渠成而水不流。七年,有司劾奏之,梁惭惧,上书乞骸骨。乃下诏曰:“梁前将兵征伐,众人称贤,故擢典京师。建议开渠,为人兴利,旅力既愆,迄无成功,百姓怨<读言>,谈者谨哗。虽蒙宽宥,犹执谦退,‘君子成人之美’,其以梁为济南太守。”

 

于是,王梁受到调任的处分。这是一则因水利工程的失败而主持者受到渎职惩罚的史例。关于王梁事迹,《后汉书·王梁传》还写道,刘秀即位时,王梁为野王令,“议选大司空,而《赤伏符》曰‘王梁主卫作玄武’,帝以野王卫之所徒,玄武水神之名,司空水土之官也,于是擢拜梁为大司空,封武强侯。”王梁以有军功,又因谶纬之言受到信用。而汉光武帝“玄武水神之名,司空水土之宫”的期望,却因“穿渠引谷水注洛阳城下,东写巩川”的惨败而被打得粉碎。

    施之勉《后汉书集解补》引何焯曰:“()梁前以谶文为水上之宫,不协众望。此复穿渠引水,勉强立功,欲补塞前负耳。”①“水神”的象征和“水土之官”“勉强立功”的失利,形成了历史的讽刺。然而,我们在分析王梁“渠成而水不流”的失败的原因时,除了应当指出勘测设计的失误而外,似乎也不宜排除另一种情形或许也是因素之一,即很可能谷水水量的减少,超过了工程设计者原先的预料。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施之勉:《后汉书集解补》,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10月版,第2册第404页。   

  有学者分析此次工程失败的原因,指出:“由于水源和坡降问题,这次开凿并没有成功。”方原:《东汉洛阳对周围环境的改造和利用》,《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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