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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与历史发展阶段性问题

[日期: 2010-10-24 ] 来源: 《中国史研究》201002   作者: 卢钟锋 [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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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三形态说”相对于“五形态说”虽然都属于历史发展阶段性理论,从不同角度和不同的历史层面反映了马克思关于历史发展阶段的观点,但是,“三形态说”是根据“人的精神自由度”对历史发展阶段所做的划分,而“五形态说”则是根据生产方式的变革对历史阶段所做的划分。由于两说的理论根据不同,因此,不能互相取代.更不能用“三形态说”取代“五形态说”。相反地,由于“三形态说”所根据的“人的精神自由度”,归根到底,是以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为转移的,因此,最终仍然必须以“五形态说”的理论根据为依归。正确的态度是坚持历史发展阶段的“五形态说”而把“三形态说”作为“五形态说”的补充。

关键词:马克思社会形态学说  历史发展阶段性理论  三形态说  五形态说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术界曾经就历史发展阶段性问题展开过两次大的讨论:一次是1980年代初,由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讨论而引发的关于人类历史发展是五阶段还是六阶段的讨论;另一次是19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由中国社会形态及其相关理论问题的讨论而引发的关于人类历史进程是“三形态”依次更替还是“五形态”依次更替的讨论。这两次讨论有一个共同点:主张“六阶段说”或“五形态说”的学者都对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重新进行解释,试图用“六阶段说”或“三形态说”取代“五阶段说”或“五形态说”。由于“六阶段说”缺乏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依据,因此,和者盖寡,很快就销声敛迹了,故在此不论。唯独“三形态说”,由于有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为依据,且言之凿凿,因此,颇受人们的关注,甚至被视为是对马克思社会形态学说的新发展、对“传统的五形态说”的新突破。兹事体大,直接关系到如何正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社会形态学说的实质问题,尤其是如何正确理解和把握这一学说的基本理论——历史发展阶段性理论的实质问题,故不能不辩。

一、马克思社会形态学说的实质与历史发展阶段性理论的哲学前提和生产力根据

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是关于社会形态的变迁及其规律的学说。根据马克思这一学说,人类历史的进程是社会形态变迁的过程,而引起社会形态变迁的根源则在于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性,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正是由于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性而引起的社会形态的变迁,才使人类历史进程呈现出阶段性来。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源于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性并通过社会形态的变迁而实现。因此,社会形态的变迁就成为历史发展阶段性的根本标志,并构成马克思这一学说的基本理论——历史发展阶段性理论的根本依据。

必须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发展阶段性理论有其哲学前提,即:“一切发展,不管其内容如何,都可以看作一系列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任何领域的发展不可能不否定自己以前的存在形式。”①

马克思所说的这一哲学前提告诉我们:一切事物的发展都表现为一系列不同的发展阶段,并通过否定之否定的方式,由后一个存在形式否定前一个存在形式的方式加以实现。既然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是“一切发展”、“任何领域的发展”,那么,当然也应该包括历史领域的发展在内,即把人类历史进程同样看作是一系列不同的发展阶段,而这是有其生产力根据的,必须从生产力的性质特点加以说明。

首先,生产力的性质特点,在于它的发展过程是连续性和阶段性的辩证统一的过程。就其连续性来说,生产力作为人们从事物质生产的一种“应用能力”,“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后一代人总是在继承并利用前一代人已经取得的生产力的前提下开始新的物质生产的。马克思说:“由于这一简单的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②可见,正是生产力这种世代相承的连续性决定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其阶段性来说,由于生产力这种“应用能力”是人们世代累积起来的产物,因此,就决定了后一世代的生产力必然高于前一世代的生产力,从而使生产力的发展呈现出世代性或阶段性来。马克思说:“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③可见,在生产力发展的连续性中已经蕴含着生产力发展的阶段性。

其次,生产力的性质特点,还在于它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持续不断向上提升的过程。生产力这一特性决定了它在生产方式中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推动生产方式变革和社会形态变迁的决定性力量。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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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329页。

②《马克思致帕·瓦·安年科夫(184612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l995年,第532页。

③《马克思致帕·瓦·安年科夫(184612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32页。

 

己的一切社会关系。”①恩格斯把这种社会形态的变迁,或者说,“社会制度中的任何变化”都看作是“新的生产力的必然结果”②。可见,正是由于生产力的持续不断的上升运动决定了生产方式的变革、社会形态的变迁每一次都处于较先前更高的阶段上,从而使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呈现出螺旋式上升运动的趋势,即表现为后一阶段高于前一阶段的必然趋势。所以,恩格斯说:“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③这是人类历史进程的总趋势,是由生产力的性质特点决定的。历史发展阶段性理论,就是马克思根据生产力的性质特点,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即生产方式的内部矛盾性的角度具体研究人类历史进程而后做出的科学总结。马克思关于人类历史进程是五种社会形态(即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变迁过程,省称“五形态说”或五阶段说,就是这一科学总结的具体成果。

 

二、历史发展阶段性理论与五种社会形态说

 

我们说,历史发展阶段性理论是马克思关于人类历史进程的科学总结,而他提出的五种社会形态说(省称“五形态说”)则是这一科学总结的具体成果。对此,有的学者并不认同。他们说:马克思本人从未提出过五种社会形态说,而只提出过“三大社会形态说”,即人类社会的发展表现为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三大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省称“三形态说”),认为相对于传统的“五形态说”,“三形态说”“更符合马克思研究社会形态问题或历史分期的原意”。

这里涉及到一个事实判断的问题,即马克思是否提出过五种社会形态说,“三形态说”相对于传统的“五形态说”是否“更符合马克思研究社会形态问题”的“原意”,或者更确切地说,哪个更符合马克思研究社会形态问题的目的要求。对于这个问题只要我们回顾一下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读一读马克思在各个历史时期与此相关的论著,是不难解决的。对此,我曾有专文论及④。现再做进一步补充和说明。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告诉我们:19世纪40年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的时期,也是马克思开始从事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的时期。这一时期,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问题的相关论著,主要有:《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1847)、《共产党宣言》(1848)等。50年代是马克思完成《政治经济学批判》写作的重要时期,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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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2页。

②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8页。

③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7页。

④卢钟锋:《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与中国历史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8期。

 

印度等东方国家社会历史问题的时期。其时,马克思的相关论著,主要是:《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与恩格斯关于印度等东方国家社会历史问题的通信(1853)、《政治经济学批判》前半部分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1858)及其后半部分的《序言》(1859)等。60年代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撰著《资本论》的重要时期,也是马克思对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最后一个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进行深入系统批判和总结的时期。其时,马克思的相关论著,主要是《资本论》,特别是第一卷的《所谓原始积累》和第三卷《论地租》等篇章。7080年代初是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历史经验的重要时期,也是马克思重点研究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形态一一原始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以及探索历史发展“跨越性”问题的重要时期。其时,马克思的相关论著,主要是:《法兰西内战》(1871)、《哥达纲领批判》(1875)、《历史学笔记》(18781881)和关于俄国问题的通信(18771881)等。

从上述马克思的相关论著中,我们应该得到哪些基本认识呢?

第一,从唯物史观创立之日起,五种社会形态问题就被提出来了。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唯物史观的奠基之作,首先从所有制的角度对人类历史发展过程进行了阶段性的划分,并同相应的社会形态联系起来。例如,他们根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先后出现的三种所有制形式,即第一种所有制形式“部落所有制”、第二种所有制形式“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第三种所有制形式“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的特点,指出:这三种所有制形式是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由此所决定的分工的发展程度相适应的。在第一种所有制形式的阶段上,“分工很不发达,仅限于家庭中现有的自然形成的分工的进一步扩大”,“社会结构只限于家庭的扩大”即父权制的部落首领、部落成员和潜在于家庭中的奴隶制;在第二种所有制形式的阶段上,“分工已经比较发达”、“城乡之间的对立已经产生”、“公民和奴隶之间的阶级关系已经充分发展”;在第三种所有制形式的阶段上,“作为直接进行生产的阶级而与共同体对立的,已经不是与古典古代的共同体相对立的奴隶,而是小农奴”。①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上述三种所有制形式所做的分析,显然,它们是分属于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和封建制三种社会形态的所有制。唯其如此,他们在分析第二、三种所有制形式时,分别同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和日耳曼的封建制并提。至于第一种所有制形式,从其社会结构来看,奴隶制只是“潜在于家庭中”,尚未发展成现实的奴隶制,显然是属于原始社会的父权制阶段。如果再联系他们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批判和对于“未来的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的论述,那么,我们有充分的根据说:早在《德意志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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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870页。

 

形态》一书中,马克思就已经提出五种社会形态的问题了。这说明“五形态说”的提出是与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同步的,是唯物史观题中应有之义。

第二,从唯物史观的创立直至逝世前夕,马克思从未中断过对五种社会形态问题的研究,只是在不同历史时期研究的重点和角度有所不同而已。从中可以看到:马克思的“五形态说”有一个不断发展完善和理论深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19世纪4050年代是其不断发展和完善的阶段;19世纪6080年代初,是其理论不断深化的阶段。

具体地说,从l9世纪4050年代,马克思研究五种社会形态的重点是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三种社会形态。例如,继《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从“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的角度提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①,阐明了生产力的发展同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形态产生的内在联系。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从“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所谓社会”的角度提出划分历史阶段和区分社会形态的根本标准,指出:“古典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②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从社会阶级结构的角度阐明了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人类历史的四种社会形态:古罗马的奴隶制、中世纪的封建制、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和终将代替“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共产主义社会③。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中,马克思从自然经济的角度分析了印度历史上“特殊的社会制度,即所谓村社制度”产生的经济根源,并把它同“奴隶制度的污痕”④联系起来。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中,马克思又从所有制的角度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历史发展,分析了与“原始共同体”相适应的“原始所有制”发展过程中的三种形式,即“亚细亚的所有制”、“古典古代的所有制”和“日耳曼的所有制”,揭示了东西方历史由原始社会进入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的不同路径和特点⑤。这是对前资本主义时期东西方社会形态的变迁及其实现形式的新探索。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在系统阐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基础上,首次从生产方式变革的角度全面考察了人类历史进程,把它按“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划分为四个阶段,分别代表着“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⑥,即亚细亚生产方式、古典奴隶制、中世纪封建制和现代资产阶级等四个历史时代。虽然人们对于“亚细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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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4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45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2294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41143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66476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页。

 

生产方式”的社会属性说法不一,但是,从马克思的表述来看,它处于历史发展序列的开端,是古典奴隶制的前行阶段,因而有学者称它为“社会经济的原始形态”①。如果再加上《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多次提到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态,那么,这是马克思从生产方式变革的角度首次明确和系统地提出历史发展阶段的“五形态说”或“五阶段说”。由此可见,从《德意志意识形态》首次提出五种社会形态问题,中经从不同角度对社会形态变迁的探索,直到《序言》从生产方式变革的角度对人类历史进程进行全面的考察而提出“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我们可以把19世纪4050年代看作是马克思的历史发展阶段性理论即“五形态说”不断发展和完善的阶段。

19世纪6080年代初是“五形态说”的理论深化阶段,它表现为马克思对于五种社会形态的研究转向重点深入。例如,在60年代,马克思的研究重点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精辟地论述丁资本产生的历史条件、资本形成的过程、资本在生产和流通领域中的运行及其规律和特点,从而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本质特征及其终将为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取代的历史必然性。在7080年代初,马克思的研究重点有两个:一是原始公社制社会形态。为此,马克思研究了有关人类社会早期阶段的历史,如毛勒的《日耳曼公社史》、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等。这些研究不但没有推翻马克思此前所做的关于人类社会早期阶段是原始公社制社会形态的结论,反而用新的事实证明了这个结论的无比正确性。二是共产主义社会形态。为此,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深刻地总结了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②,而必须建立“工人阶级的政府”,巴黎公社就是这样的“政治形式”③,“它既是行政机关,同时也是立法机关”④。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深入探讨了共产主义社会的问题。他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程度,首次将共产主义划分为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两个阶段,指出这两个阶段实行不同的分配原则: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实行“按需分配”原则;在高级阶段,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将随之消失,劳动由“仅仅是谋生手段”变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个人将得到“全面发展”⑤,等等。这是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从而深化了人们对于共产主义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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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世界上古史纲》编写组:《亚细亚生产方式——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历史研究》1980年第2期。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2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9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5页。

 

总之,对“五形态说”发展过程的考察表明:马克思关于五种社会形态的研究贯串于他一生的理论创造活动全过程,倾注了他毕生的精力和心血。事实告诉我们:“五形态说”不仅是马克思的思想,而且是构成马克思全部思想学说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马克思研究社会形态问题的目的在于:发现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揭示人类历史进程的基本走向,证明人类历史的进程是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过程及其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必然性。

具体地说,马克思发现的人类历史发展基本规律是指“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根据这一规律:生产力不断发展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它是生产方式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当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性质时,就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从而引起生产关系的变更,由更适合生产力性质的新生产关系代替业已成为生产力桎梏的旧生产关系;而随着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的变革,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迟或早地发生变革。于是,导致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是怎样决定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运动过程的,而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运动过程又是怎样表现为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的。马克思的“五形态说”就是对上述问题所做的理论概括,具体体现了马克思关于历史发展阶段性理论的基本思想。

必须指出,马克思的“五形态说”是着眼于世界历史的全局,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总进程的角度提出来的,而不是根据某个民族或国家的局部历史立论的。因此,它丝毫不排除局部历史的发展因受外部环境的影响而可能出现的“越次”情况。例如,同是出自“原始共同体”,同是经由“原始所有制”发展而来,但是,希腊、罗马在“原始共同体”瓦解后是沿着正常的途径“依次”进入奴隶制社会的,而日耳曼则在“原始共同体”瓦解后因“遇到”了罗马帝国内部“生产力的影响”而“跨越”奴隶制阶段径直进人封建社会。近代以来,因受资本主义势力日益扩张的影响,一些民族或国家的历史发展也出现历史跨越的情况。马克思在论述19世纪俄国历史发展时,曾经就农村公社的“二重性”及其所处“历史环境”的特殊性提出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问题,指出:能否实现历史的跨越,“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①。可见,具体到每个民族或国家的历史发展是否按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还是“越次”更替,归根到底,应视其所处的历史环境而定。这说明:五种社会形态在某个民族或国家的“越次”更替是有条件的,是以其“依次”更替为前提的。因此,承认五种社会形态的“越次”更替不仅不与其“依次”更替相矛盾,反而更显示其历史必然性。如果说,马克思研究《资本论》的最终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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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一三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l963年,第451页。

 

为了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那么,他研究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最终目的,则是为了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证明资本主义及其以前诸社会形态的历史暂时性和共产主义终将取得最后胜利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晚年之所以研究历史的跨越性问题也是为了同一目的,旨在证明:不管历史如何“跨越”,全人类终将走向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我们研究马克思的“五形态说”应有的基本认识和结论。在明确了马克思研究五种社会形态问题的目的之后,就不难回应上述关于“三形态说”相对于“五形态说”“更符合”“马克思研究社会形态问题”的“原意”这种说法了。

 

三、关于“三形态说”

 

“三形态说”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货币章”中论述交换价值的历史时提出来的,他指出:一切产品和活动之转化为交换价值既要以生产中的人“一切固定的依赖关系的解体为前提”,又要以“生产者相互间的全面的依赖关系为前提”。他进而分析了交换价值产生前后上述依赖关系的表现形式及其走向,由此提出三大“社会形式”:第一大形式是“人的依赖关系”。“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第二大形式(又称“第二阶段”)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第三大形式(亦称“第三个阶段”)是“建立在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又说:“第二阶段为第三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①国内有些学者将马克思所说的“三大形态”化约为“人的依赖关系”的社会形态、“物的依赖关系”的社会形态和“自由个性”的社会形态,并把这三种社会形态分别归结为“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这’就是“三形态说”的由来。他们之所以把马克思在论述交换价值的历史时提出的“三大形式”或“三个阶段”概括为“三形态说”,是为了证明“三形态说”相对于“传统的”“五形态说”“更符合马克思研究社会形态问题”的“原意”,试图用“三形态说”取代“五形态说”在历史发展阶段性理论中的地位。如何看待国内某些学者的上述说法和用意呢?他们的说法和用意是否有事实根据和理论根据呢?

首先,必须指出:他们主张用“三形态说”取代“五形态说”的关注点,不在于这“两说”所共同包含的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形态,而在于用“三形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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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l04页。

 

中的所谓“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取代“五形态说”中的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和封建制的社会形态,认为这种“取代”“更符合”马克思的“原意”。

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的回答是:事实并非如此。因为马克思从来没有把资本主义以前的三社会形态笼统地、不加分别地归结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名下,也从来没有把“前资本主义”作为独立的社会形态而与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两社会形态并提作为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三阶段之一;恰恰相反,凡是马克思论述资本主义以前的历史总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并同相应的社会形态和历史阶段联系起来。这只要重温前面已经提到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对于“资产阶级社会”以前三种所有制的定性分析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对于“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的定性分析就清楚了。在这些论著中,我们看到:马克思既没有用所谓的“前资本主义所有制”来取代对于“部落所有制”、“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以及“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的定性分析,也没有用所谓“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一般形式”来取代对于“各种形式”(“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古典古代的所有制形式”和“日耳曼的所有制形式”)的定性分析。即使是根据交换价值的历史对人的主体性发展过程划分为三阶段,马克思也没有用所谓“前资本主义阶段”来取代对于“家长制的”、“古代的”和“封建制的”三“状态”的区分。可见,断言用“三形态说”取代“五形态说”“更符合马克思研究社会形态问题”的“原意”是缺乏事实根据的。

为什么马克思从来没有把“前资本主义”作为独立的社会形态用以取代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和封建制三社会形态而径直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共产主义社会形态鼎足为三呢?从根本上说,这是因为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的思想是建立在生产方式理论基础上的。根据这一理论,生产方式是构成社会形态的基础,决定社会形态的性质,而生产方式内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过程则决定着社会形态变迁的过程并表现为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五形态说”就是对于人类历史进程即社会形态变迁过程所做的概括和总结。由于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具体的、历史的和辩证的统一,因此,就决定了社会形态必然是具体的、发展变化的有机体,是一定的生产力和一定的生产关系相结合的产物。生产方式这一特性决定了社会形态的具体性,它只能是由一定的生产方式所构成的一定的社会形态,而不是“一般”的社会形态,像“前资本主义”这种“一般”的社会形态是不存在的。唯其如此,马克思从来没有用所谓“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取代资本主义以前的三社会形态。

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三形态说”所根据的理论基础与建立在生产方式理论基础上的“五形态说”不同。虽然前者是根据交换价值的理论从人的主体性的角度来解释社会形态的,因而有学者说马克思的“三形态说”是以“人的精神自由度作为基准”的,但是,这只是说对了问题的一半,而且是最不重要的一半。因为马克思不是孤立地、脱离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去谈论“人的精神自由度”;恰恰相反,他根据“人的精神自由度”而提出的“三形态说”是建立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基础之上的。例如,“人的依赖关系”是建立在“人的生产能力”只“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的基础上的,是与人的生产能力十分低下的情况相适应的;“物的依赖关系”是随着人的生产能力的提高、交往范围的扩大并“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而发展起来的;“自由个性”即“人的全面发展”则是建立在“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就是说“人的全面发展”是建立在生产力和生产资料等社会财富的社会公有制的基础上的。可见,“人的精神自由度”,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取决于生产方式的性质。这说明“三形态说”最终仍必须以“五形态说”的生产方式理论为根据。

总而言之,“三形态说”相对于“五形态说”虽然都属于历史发展阶段性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历史层面反映了马克思关于历史发展阶段的观点,但是,由于两说的理论根据不同,因此,不能互相取代,更不能用“三形态说”取代“五形态说”,因为这种“取代说”缺乏理论依据;相反地,“三形态说”最后仍必须以“五形态说”的理论根据为依归。唯其如此,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坚持历史发展阶段的“五形态说”,而把“三形态说”作为“五形态说”的补充。这才是符合实际的科学态度。

[作者卢钟锋,1938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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